【人物传记】之十一

杜明杰

郑 海 泉 先 生 事 略

杜明杰

　　说起郑海泉先生，不少年轻人不知是谁。而一提他儿子的大名，却如雷贯耳，你肯定知道。因为人常说，介绍一个小孩，你要说这是谁的娃。要介绍一个老年人，你得说他娃是谁？

这话一点不假。那郑海泉先生的儿子是谁呢？我也不妨学着说书人，先买个关子。

一、尚书府里的“老张”

“尚书府”是乡宁老城东关的一个建筑群。因为它位于街道北面，又区别于西府和南府，所以乡宁人习惯称为“北府“。过去众所周知北府里有个“老张”，可“老张”不姓张而姓郑，姓名郑海泉，是北府郑氏的18世传人。“老张”和姓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那么，郑海泉有名有姓有字有号，却怎么城里人都叫他“老张”呢？这既不是外号，也不是绰号，没有任何贬义，而且充满着爱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兵部尚书郑崇俭画像）

　　话说乡宁历史上在明朝晚期，出了个兵部尚书，名叫郑崇俭。他经略五省，威震四方，战功赫赫。他是乡宁县古往今来最大的官，当地群众一言以蔽之：官高不过郑家。郑崇俭当了兵部尚书后，县府出面和郑家合力在乡宁城的东关修建了“尚书府”。府第大门上方悬挂金字牌匾，门前置一对高大的石狮子，威武凶猛，气宇轩昂。紧靠石狮两侧竖有高高的双斗旗杆，耸立对峙，气派非凡。府第分三进四合院落，前院建有东西厢房；中院有南大厅5间为议事厅，两面各建有5间厢房，厢房上配有阁楼；后院北面建有主房砖窑5孔，窑顶上筑有10间阁楼，两边圈成东西两个小院，并各有三间南厦。整个尚书府结构严谨，端正对称，亭堂楼阁，雕梁画栋，十分气派。

（尚书府示意图）

　　郑尚书所生五子，随着朝代更递，时代变迁等诸多原因，几百年来，郑氏族人开枝散叶，遍布全县乃至全国各地。只有尚书的四子郑继颖一族留守在家园，居住在北府。

北府郑氏传到十七世时，传人叫郑润章，郑润章连生几个女孩后盼子心切，每逢初一十五都到郑家祠堂里敬香拜祖，祈求祖上荫德庇佑，后继有人。直到他36岁时，夫人才为他添了个男丁。郑润章喜出望外，对这个男孩宠爱有加，耽怕有什么闪失。

有了儿子的第一件事，得给取个好名字。这大户人家的孩子取名可不是随便的，得按字辈排。如祖上郑尚书崇俭的字辈是“崇”，他那一辈的排行兄弟的名字就得从崇字上叫起：崇仁、崇义、崇道、崇德、崇礼、崇智、崇谦、崇俭、崇让、等25人。到了17世，字辈为“海”，郑润章就给孩子取名为海泉。

（取个好名，好运一生）

　　按当地习俗，孩子大名有了，还得取个乳名，有了乳名孩子好管，能顺利长大。一般家庭也就是随口给娃取猫猫狗狗之类的名字。还有一种取名方法，就是把孩子认到庙里，或认到某种较硬的器物上，好像这是“人家”的儿子，人家自然会呵护，寄托在自己家里代管。

郑润章就续着女儿锅锅（写为国国）的名字、给儿子取名锅绑（写为国榜）。由于郑润章的虔诚，感动上苍，有了儿子国榜后，又生了小儿子锅认（写为国认）、小女儿锅亲（写为国卿）等。也算是善有善报，40多岁了，儿女成群。

小国榜长到12岁时，按风俗惯例要举行“赎身”仪式，把孩子从“锅”上赎回。孩子赎回后，表示孩子已经长大，能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了，也就不再呼唤乳名，而叫大名了。

（赎身后预示着孩子长大了）

　　可是，经过赎身仪式后，海泉得了一场大病，郑润章心急如焚，除请同族学医的兄弟郑凯看病外，他还到北府后面的寿圣寺里烧香求佛。寺里住持见他虔诚，就告他：你命里本无子嗣，上天念你积德行善，由张天师赐你一子，所以这娃得挂张姓。

这可难为了郑润章。住在郑尚书府里的尚书嫡传之后，怎么能姓张呢？同族商议后，即取“老张”为海泉的小名来取代“国榜”。一是应了天意，二是又饱含对孩子健康成长的企盼和希望。为区别社会上众多的“老张”，就叫为“北府老张”。

（“老张”引伸意义很好）

　　由于“北府老张”顺口好记，就叫出去了，以至于人们慢慢淡忘了他的真名。而“北府老张”却贯穿了他从少年到中年的几十年生涯。“郑海泉”三个字，只是在他的履历表中填写，或所在学校和单位传叫。等郑海泉的名字再一次被人们叫起来，已经到了文革时期。在游斗他时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写着：郑海泉，三个大字。

当然，这是后话，容后再讲。

（青年时期的郑海泉先生）

二、为抗战无奈辍学

郑海泉先生出生于1921年的民国初年。凡这一年龄段出生走过来的人，随着社会的这种动荡，造就了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平凡。虽然，偏于一隅的乡宁城里，郑氏北府的朱红色大门照例早开晚关，大门口的跨街牌坊“尚书坊”依然挺立，牌楼上“经略五省”的大匾，在落日的斜阳下仍然熠熠有辉。但北府的私塾没有了，大门里少了朗朗的读书声，府里的孩子都到了设在马王庙里的国民高级小学校去读书了。这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大变革已经开始。

郑海泉先生也来到这座新型的学校里读书。小学里的课程，自然压不住天资聪慧的他。父亲对他的厚望是要他继承祖上代代相传的医术，所以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就让他拜于名医堂叔郑凯门下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背诵中医《汤头歌》、《方剂歌》和《十八反十九畏》等，直到把这些歌谣背得滚瓜烂熟。这为他以后终身从医打下良好基础。

（中医入门基础知识）

　　堂叔郑凯还给他讲了郑家始祖郑荣以医为生，代代传承的家世。如：二世郑益、三世郑大胜、四世郑宁、五世郑杰，承祖业，除入泮读书外，还将其医术相传；六世郑文贵、郑文理，七世郑都、郑郊等，他们除考取功名外，仍遵祖训，兼修医术，“悬壶济世，活人最多”（县志语）；九世郑晖著有《针灸渊源》二卷；十世郑周隆、十一世郑孝先、十二世郑钦天、郑占一，不仅医技出众，且文采斐然；十五世郑汭主攻伤寒，著有《伤寒古鉴》一书传世。以及他的堂兄堂弟郑臻鸿、郑焘，行医救人的好多故事。郑凯先生讲的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求知欲极高的郑海泉，使他从小树立要继承祖业，以学医救人为己任的人生志向。郑凯见海泉有志气且有天赋，便倾其一生所学医术，悉数传教，还把祖上郑晖、郑汭所著的《针灸渊源》和《伤寒古鉴》，传授给他。

　　1937年，郑海泉先生小学毕业，考取到了绛垣中学。这所学校于1902年始建于清代，其前身为东雍书院改建的绛州中学堂，是山西省最早兴办的中学之一。可谓三晋名校。

学校位于新绛县城，从乡宁步行到新绛，先生中途要在云丘山打尖住宿。有次住在云丘山的前宫里，和庙上道长闲聊，道长知道他是城里北府后裔时，对他十分客气，说是这里存有北府祖上给云丘山送的一块牌匾，并带他去瞻仰。当看到北府12世祖郑钦天亲自撰文并丹书的牌匾，匾文后同拜者还有同族先祖13世郑輶、郑柏龄、郑鹏龄、郑崑龄和郑东铭等人，郑海泉先生如同与祖先相见，格外亲切，心中顿生崇敬之情，急忙下跪相拜。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读书，刻苦求学，作出一番事业光宗耀祖，无愧于身为北府郑氏的尚书之后。

（云丘山寺庙保存的牌匾）

　　在绛垣中学学习期间，有一次学校的先生检查学业，发现郑海泉课余总是埋头于两本课外书籍里。先生好奇，找他谈话，才发现是两本古代医术《针灸渊源》和《伤寒古鉴》。问及缘由，海泉如实将祖上的医术传家的事相告。先生对郑海泉祖上肃然起敬，并鼓励海泉学好功课之余，兼修医学。

再说当年的绛垣中学云集三晋名师和晋南优秀学子，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之高，全省名列前茅。如果能顺利读完这所学校，然后攻医学承祖业，先生会顺利实现他的志向。然而，这一切都因为学校停办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学校停办的原因是日本人来了，全民抗战开始了。

（阎锡山住到了吉县克难坡）

　　1937年发生的“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国民政府把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后增加到10个、12个），任命山西军阀阎锡山为第⼆战区司令长官，统领⼭西、察哈尔、绥远、陕北等部。阎锡山于1937年9月至11月组织太原会战失利后，太原失守，紧接着临汾、运城相继失守。阎锡山把省政府和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到了吉县克难坡。位于晋南地区的绛垣中学也就这样停办了。

（中年时期的先生）

　　学校停办，学校师生就地解散，听候通知。等到复课，学校已更名为河东道立农科职业学校，后又更名为山西省立新绛中学。这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了，这时的郑海泉先生早已结婚生子，不在学龄期了。

话说学校停办后，郑海泉先生返回乡宁。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抗战形势下，先生以国事为重，放下独善其身继承祖业的愿望，毅然来到县政府毛遂自荐，要求投身抗日前线。县里念他有文化会写作，即分配他到县政府一科当了文书。

一段时间后，郑海泉看到抗战战争烽烟四起，全国军民在浴血奋战，他却空怀一腔热血，安逸于文牍书案？还是要求直接参与抗战。这时，阎锡山为巩固他统治的晋西南地区，自上而下成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叫“统委会”，各县县长或县府大员兼主任，人员由“同志会”县分会主任、国民兵团团长、经济合作社主任组成该组织，并延伸到编村一级。编村里，由村同志会特派员、村长、村连长、村合作社主任组成。当时宣传参加统委会，就相当于是当兵，就是抗战。所以，在郑海泉先生的要求下，被安排到了乡宁最大的编村西廒当了“经济合作社”的办事员，其工作无非就是为抗战做一些筹粮派丁统计上报的具体事。由于先生办事认真负责，账目条理清楚，在上面挂了号。不久又调他到河津县北王村的经济合作社当了协助员。

这期间，在父亲郑润章的一再督促下，先生和龙鼻村白姓家族的白清梅女士结为伉俪，一年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郑中午。

（郑海泉先生和夫人白清梅女士）

　　1945年，随着抗战的胜利，阎锡山麾下的统委会，也完成了自身使命，人员也就地解散了。先生回来后，安心经营小家庭。并静下心来，跟着族叔郑凯老先生，潜心钻研自己心仪已久的中医理论和技医。还向族叔郑臻鸿请教针灸和儿科，与名医王坤元结为金兰，又向名医赵瑄学习号脉和方剂，还经常与北府斜对面临川巷陈策安大夫研究病例，取各家所长，夯实自己的医学功底。直到1947年5月乡宁解放。

（结交志同道合的好友药剂师吴家福、中医师陈俊夫，三人合影，前右为先生）

三、初衷不改的敬业精神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是1943年传唱于解放区的歌曲。人们唱着这首新歌，迎接来解放，进入新社会，走进新生活。

刚解放的那段时期，百废待兴。连年战乱的日子总算结束了，人们该享受和平的日子了。可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没有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失。群众的看病难的呼声日益增高。当时县城里还没有医院，仅有的几家中医诊所满足不了群众的看病需求。城里不少人知道郑家祖传医术，知道“北府老张”多年钻研中医，便找上门来，让郑海泉先生看病。

盛情难却。先生偶尔为大家看看，先是熟人亲戚，后来附近乡民。先生把从小学到的中医知识，用于实践，一些小病小灾竟然能手到病除。这增加了先生的信心。

（解放初期修建的县人委大楼）

　　1953年，县人委设立了卫生科，卫生科倡导成立了卫生工作者协会，邀请先生参加。1955年，国家卫生工作趋于正规，先生考取行医证书。在组建城关医院时，又吸收先生为中医坐诊大夫。后来，县上各公社成立卫生院，又先后调先生在下善公社卫生院和尉庄公社卫生院任院长。文革前又调回城关医院任副院长。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开始，二十年的行医生涯，深入研究中医文化，融会贯通，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把它运用到临床，经先生之手治愈的病人无数，大家都对先生的共同印象是先生为人谦和礼让，办事谨慎认真，说话和风细雨，心里想着群众，噎急着病人。他总结的“三勤五心”（嘴勤、手勤、腿勤，关心、热心、细心、耐心、爱心）作为座右铭，张贴在自己的诊室。对他的辛勤付出，深深赢得了城乡群众的爱戴，求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文革开始了）

　　写先生的一生，文革是避不开的话题。在文革中，先生因解放前从事“经济合作社”工作，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打入“牛棚”，进行批判。在那扭曲了的年代里，召开的那次“黑线大会”，是那一时期规模最大，形式最为独特，公开打人最为残忍的一次批判会。因为这次批斗的"牛鬼蛇神"里有我的父亲，所以我从始至终关注并目睹了这场人间惨剧。

时间回到1968年农历4月26日，这天是传统的逢集日。一大早，各单位把本单位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们，经过精心“打扮“，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罪名”和名字。集中在了指定地点乡宁中学操场。然后排好队形，最前面由“走资派”高向珍打着一把巨大的黑伞，伞把上绾着一根很长的黑绳子，绳子后面拉一百多个“牛鬼蛇神”，美其名曰“黑线大会”。队伍两侧跟着手持步枪或长矛的“文攻武卫大军”成员。这些人不时的朝着90度弯腰的牛鬼蛇神们打上一枪托或戳上一长矛。

游行队伍来到解放台广场后，“牛鬼蛇神”被集中在台后，由大会主持人一个个宣布罪名，又一个个推到台前，然后一个个的五花大绑，绑一个提溜起来扔到两米多高的台下。随之听到一声沉闷的落地声和惨叫声。

（当年的解放台）

　　在经受这种非人折磨的人员中，郑海泉先生就是集中之一。

我不想回忆这次大会的具体细节，不忍描写那个场面。但为了真实，我不得不把已经愈合的伤疤重新撕开，让更多的人知道那血淋淋的一幕。读者有兴趣可读笔者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纪实文学《那年那月》，该书对这一“黑线大会”的历史事件，做了详尽具体的真实记录。

（纪实文学《那年那月》）

　　写此文时，笔者采访王方先生，因他父亲王嘉珍和郑海泉同在城关医院工作。王嘉珍解放前曾在阎锡山的青干校学医，也被作为历史问题揪出来批斗。王方说：我们两家有亲戚，我称郑海泉为姑夫。他们两个难兄难弟，经常在同一个场合被批斗挨打，在一次城关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上，他亲眼看到，有两个打手，把姑夫用麻绳捆绑后，有一个姓武（隐去名字）的公社线务员，为了表现，卸下步枪上的刺刀，朝姑夫的大腿上刺了一刀，顿时血流如注。会后他父亲拉着郑海泉到城关医院缝了好几针。

那个时期，所谓的批斗批判学习班等等名堂，实际就是一个个折磨人的场所，一座座人间的炼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打！

经过一年多的这种非人折磨，先生总算挺了过来，捡回了一条命。文革后期，先生没有了公职，被下放到城关大队第三生产队劳动改造。笔者采访曾任城关大队支书的郑铜丝，他说：他未当支书前，也是第三队的社员，参加队里劳动时，他特别想和先生一块干活，因为能听到先生讲一些故事，有些故事对他的人生很有启发。他回忆到，先生说话慢条斯理，一字一板，很有幽默感，先生的形象和说话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后来，县上落实政策，为这些下放人员重新安排工作。郑海泉先生放不下他的初衷，主动要求再回城关医院，继续自己的中医生涯。

（1975年城关医院全体人员合影，中排左一为郑海泉先生）

　　

四、一块未愈的“心病”

乡宁县城是建在吕梁南端的一座山城。县城不大，却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晋国鄂侯曾居于此，修建了鄂侯垒，具有了县城的雏形，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鄂侯垒建在一座高阜上，三面邻水，一面靠山，形严永固，易守难攻。但受天然条件所限，县城很小，为与县城整体比例匹配协调，城里的街道很窄。千百年来，城里人们安居乐业在这里，代代繁衍不息。

随着解放后人口数量的猛增，县城里这种“袖珍型”街道显得很不适应了。

（乡宁县城街道老照片）

　　到了上世纪的1969年，县上决定扩街改造。把原来只有3.5米宽的街道，拓宽到6米，并取直了县城东街的一段弯道。且不说这一“去弯取直”壮举本身的是非成败，但却拆除了郑氏北府这一古老建筑群。在这座府里已经繁衍到十九世的郑氏族人们，被“还迁”到县城里的各个角落。郑海泉一家也不例外，先生“挈妇将雏”带着他的六个儿女，被安排到了崖窑胡同的一座小院的西窑里。

（崖窑胡同小院西窑）

　　随着街道的取直和地平面的下降， 原来偌大的北府不复存在了，只留有最后一排窑洞悬在半空，一座400余年的“尚书府”，变成了被世人踩踏的街道。先生的心头滴血，敢怒不敢言，先祖的基业毁于一旦，毁于这一辈人。而政府行为，如同强大的飓风，无可阻拦的顺利实施，方案变成了现实。无奈的先生只能在拆毁现场，搬回两块石头柱础（俗称柱界），摆放到崖窑小院的西窑门口，也算是对世代祖业的永久怀念，是对自己从小生活的北府，一种无尽的眷恋。

文革中给先生肢体上留下的伤痕是暂时的，而眼前这种深埋于内心的疼痛是永久的。而且是无法抚平和自愈的。

（崖窑小院西窑门口先生从北府拆迁工地抱回的两个柱础）

　　这还不算，更有甚者。又一事件的发生，如同一把尖刀，深深的扎在先生心头，以至先生痛不欲生。

文革后期，县上不少单位从老城里搬到了上河的新城，这些单位里有公安局。公安局搬走，与之配套的设施监狱也跟着搬走了。新的监狱选址修到了位于郑家祖坟的北坟。

这北坟是建在北崔家条坐北面南的一座大型坟茔墓地。坟茔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石头城墙，城墙下潺潺渠水日夜流过，围墙外挂几十级的石砌台阶，拾级而上，靠城墙的一边有12孔一米宽两米高的小石窑，里面塑有当年跟随郑崇俭征战的12位元帅塑像。台阶顶头有座石头牌坊，牌坊上的楷书楹联：

瑞钟荥疆文龙久树人龙望

祥发鄂土司马宏开五马风

这幅楹联内容说明了乡宁郑氏的起源和辉煌。

（郑氏北坟墓地示意图）

　　墓地里柏松林立，肃穆庄严。自明朝初年郑氏先祖来到乡宁后，600多年来，有百位以上的郑氏先祖长眠于此，墓前多有各种时期宽窄不同、字体各异的墓碑，形成了一座小型碑林。乡宁历史上最大的官员、郑氏八世祖、明朝兵部尚书郑崇俭的墓地也在这里，且有高大的戴帽墓碑。民间传说墓里埋有皇帝给郑崇俭的御赐金头。坟茔里的所有墓碑，包括郑崇俭碑，已于1959年修建东门“乐迎东风”大桥时，拉去铺装了桥面，任行人踩踏，车辆碾压。还拆除了坟茔城墙的石头，修筑了桥身和桥腿。这使郑氏先祖和后人，蒙受了很大屈辱。

而这次将要把这座坟茔连根拔起，彻底铲除。用先祖的长眠吉地，去修建羁押罪犯的监狱。耻辱呀！极大的耻辱！郑海泉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他常常夜里趁着蒙眬的月色，拿着香裱，独自一人来到墓地，焚香烧纸。呈现眼前的是棺椁遍地，尸骨遍地，无尽荒凉，无尽凄凉。他呼天怆地，他欲哭无泪，只能仰望星空，向苍天诉说着内心的伤疼，释放着愧对先祖的情感，祈求着先人们宽恕。

（焚香祷告图）

　　但这种蛮横的官方行为，岂是先生一己之力所能阻挡？岂是先生那瘦弱的肩膀所能抗拒！

毕竟先生躯体里流淌着兵部尚书的血脉，是经过改朝换代和文祸兵燹历练过的人。他擦干眼泪，面对列祖列宗的墓地，心里暗暗想到：见证郑家过去辉煌的“物质载体”虽然不复存在了，而代表郑氏经过十几代人传承的“精神软件”还在，这种精神的其中之一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他发愤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独善其身潜心钻研，广济苍生治病救人。

（原城关医院，后改为昌宁医院）

五、勇于攻克医学难关

先生重回城关医院坐诊后，更是热心钻研中医，认真热情对待每一位患者，把患者看作亲戚一样对待。常把路远的患者引到家中吃饭，让自己的结拜兄弟之子高起旺，在单位安排患者住宿，让自己的几个孩子轮番给熬药送饭。有些患者需要到临汾转诊治疗，他还给联系车辆等。他对患者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怀。

有一次，住在城里的阎某某请先生为家属看病，当时他家属肚子疼难忍。在县医院看了两次没啥效果，后来慕名找到先生。先生去查看了症状，号了脉后说是一种妇科病，用中药可治，但先生不好意思的又说，可能药有点贵。阎某某做临时工，每月收入不到50元钱，但只要能治病，再贵也要花。他便借了200元钱，拿着先生的处方去抓药。结果一算账，五副药一共38元钱。平均一副7.6元。是呀！先生把这7.6元钱的药看得很贵，认为是对患者生活造成了负担，内心很纠结。写此文时我用微信采访了阎某某，阎说：先生把7.6元说的很贵，说明先生心里想着普通群众。一言蔽之，这就是患者对先生医德的评价，而不像现在看病那样，好多医院和医生把病人作为赚钱的对象在创收。

在那个年代里，笔者还住在很高的北山上。母亲晚年不幸患了半身不遂，行走不便。我听说针灸能治。母亲告我要请就请北府老张去，我相信他。我到城关医院见了先生，先生和我父同庚，解放前就有交集。我一说先生立马起身，跟我爬上很高很陡的北山，气喘吁吁的来到我家，给我母亲号脉后，拿出银针，隔着厚厚的棉衣，在母亲腿部背部和头部施针。提、捻、弹、摇，各种手法运用自如，虽然现代医学不提倡“隔衣行针”，但在过去和现在，真正能掌握这项绝技，并熟练应用于临床的能有几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施治，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

（笔者母亲照）

　　先生在长期的坐诊治疗中，接触了不少癌症患者。大家谈“癌”色变，产生极大恐惧和抑郁心理。“有病乱投医”，加重家庭负担，最后落得人财两空。先生每每遇到这样的病例，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先生暗自发问：癌症，它是人类的天敌吗？祖国博大精深蕴含五千年的传承中医和中药，难道对“癌”就束手无策吗？先生相信，只要人类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一代代的坚持研究，最终会攻克这一堡垒的。先生投身了此项研究事业，他义无反顾地要为这一造福千秋万代的事业趟出路子，做出贡献。

先生的后半生，选择了这样一条可能没有结果的研究之路，但先生充满了信心，甘愿为这一事业作为铺路基石，作为登高阶梯。因为他有中医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有深厚的医药理论的文化底蕴，有几十年悬壶行医的临床知识积淀。他要让更多的癌症患者，既能看起病，又能看好病。

（网络图：防癌宣传画）

　　先生订阅了很多医学杂志和中医学报，找了很多中医古籍，夜以继日的反复研究，结合自己的行医经验，先后撰写了《免疫和癌》、《脉法必要》、《癌瘤的危害》、《浅谈癌疾的四症辩证》、《祛邪与扶正》、《乳腺癌初步探讨》、《用中草药治疗高血压的点滴体会》等数十篇（部）专著文稿，被《新中医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上海中医药杂志》和《健康报》所刊用。先生还精心秘制出《乳癌丸》、《新生汤》、《夺命丸》和《淋巴结核丸》等汤丸，经临床应用，治愈率达21%。有效率为87%。其事例曾载于《山西科技报》等刊物。

（先生曾发表论文和文章的刊物）

　　1978年6月，先生应邀出席“山西省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研讨会”，在会上倡议促成了“山西省中西医治癌协作小组”的成立。作为该小组的主要成员，曾多次出席“山西省中西医结合治癌研讨会”，并邀请到太原、运城等地市进行学术交流讲座。1978年，被临汾地委和临汾行政公署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的称号，受到与会的省委王大任书记的亲自接见。

（网络图：学术座谈会）

　　先生的治癌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随着各种媒体的报道，先生之名亦随之传播，四海皆知。南方患者因先生的药丸而延生，北疆病人因先生的汤药而病除。北京来函致谢，陕西寄书感恩，粤蜀鸿雁求药，山西赠旗致意。多年来，所获荣誉证、奖状、奖品、锦旗无数。先生历任政协乡宁县第一、二届委员，三、四、五届联谊会副会长，对我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提案，得到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和采纳。先生不仅光宗耀祖延续了家传的岐黄技医，更是继承了祖上广济苍生的为民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推向神州，为祖国的医学宝库增添了光彩。

　　2003年冬月，先生带着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安详的走了，留下了人们口口相传的可贵口碑。“口碑”，即丰碑。这是老百姓发自肺腑的一种特殊表达，是民间的一种朴素文化现象，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企及的人生高度。而郑海泉先生做到了：正如先生仙逝时笔者给送的一副挽联：

从医五十六年怀三指绝技恩泽五湖四海

享寿八十三载凭一身正气德传三山五岳

（郑海泉先生）

（先生全家福）

（先生与老伴白清梅）

（亲孙子，命根子）

（先生长子郑中午和夫人张雅琴）

（先生次子郑中民和夫人陈红星）

（先生三子郑中和和夫人胡锁燕）

（先生长女郑中秀和夫婿张俊海）

（先生次女郑文秀和夫婿王方明）

（先生三女郑中慧和夫婿袁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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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中午和张雅琴订婚照）

（读初中的郑中午）

（郑海泉夫妇和大儿子中午、二儿子中民）

（作者与郑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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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明杰，曾任中小学教师，党政干部，现退休。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