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珍珠拾遗—一个中国文化外交官的自述

关晓

　　我的父亲在青年时代，曾就读于上海的教会学校。那时，他接受了许多欧洲美学教育，兴趣广泛，从欧洲语言、文学、绘画、木刻到音乐，无不涉猎，无不喜好。但因父亲风华正茂的求学时代，正赶上日本军国主义者觊觎中华大地的战争年代。他投笔从戎，投身到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再无暇顾及他所钟爱的文学与艺术。直到全国解放后，他从部队调到外交部工作，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文化外交官。回国后也一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直至离休。在长达六年多的驻外使馆工作之余，他搜集和购买了许多著称于世的文学名著、闻名遐迩的艺术画册，还有许多百听不厌的音乐唱片。

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从小游走于世界文学名家的字里行间，饱览世界名画和艺术雕塑画册，交响乐、歌剧、舞剧灌制的音乐唱片也成为我的“最爱”，伴随我走过了充满梦想和憧憬的锦瑟年华。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的是与文化艺术无缘的工作，直至1995年才有机会调入文化部，开始从事我最热爱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二十年多的时光里，我全身心地投入我所热爱的事业，组织参与了许多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经历了不少逸闻趣事，同时也结交了众多中外文化艺术等各界的朋友。所有这些都令我终生难忘！现由夫人以美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为纪念。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大学挚友杨慧民的鼎力相助，深表谢意！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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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海嘉简介

1950年生于上海；

1967年-197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61团历任排长、指导员、团副参谋长（团党委委员）；

1973年-1977年就学并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977年-1995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先后在国家部委级科技刊物上发表过二百余万字撰写和翻译的专业文章（硅酸盐化学工艺学、玻璃工艺学类）；其中，1980年-1981年作为中国玻璃专家先后赴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技术考察；

1995年-1999年调至文化部外联局并在我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使馆工作，任文化处负责人，一等秘书。离任回国前被哈国政府授予“重大贡献奖”荣誉证书；

1999年-2001年在驻捷克共和国使馆任文化参赞；

2001年-2002年在文化部外联局任参赞；

2002年-2005年在我驻捷克共和国使馆任副局级文化参赞；

2005年-2006年在文化部外联局任参赞；其间，负责《上海合作组织》多边文化外交与合作事务，参与筹划和举办俄罗斯国家年与中国国家年框架内的重大文化艺术活动项目；

2007年-2011年在驻波兰共和国使馆任文化参赞。回国前被波兰政府授予“波兰文化功勋奖章”。

2011年回国退休，被国务院新闻办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聘为专家评审委员会专家。

2014年被中宣部聘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项目评审委员会专家，中宣部“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评审委员会专家。

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作者颁发的“重大贡献奖”荣誉证书

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副部长莫妮卡•斯莫伦为作者颁发“波兰文化功勋奖章。”

波兰文化功勋奖章

波兰共和国文化与民族遗产部 证书编号5009

丁海嘉先生荣获波兰文化功勋奖章

博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部长（签字）

2010年11月30日，华沙

目录

一.哈萨克斯坦篇

1.睦邻友好大合唱

2.异国寻找冼星海

3.追忆《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

4.相识在阿拉木图

5.阿拉木图1号宾馆轶事

6.阿克莫拉之行

7.一对青花大瓷瓶

8.东干人嫁女

9.麦迪奥山壑中飘逸出的歌声

二.捷克篇

1.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奏响中国传统民族音乐

2.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与中国南音《长恨歌》

三.波兰篇

1.冷暖人间四月天

2.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邻

3.中国文化的热情传播者

4.波兰名城弗罗茨瓦夫

5.哥白尼的同乡

6.琥珀之都—格但斯克游记

7.扎科帕内与波兰现代音乐之父希曼诺夫斯基

8.湘妹子的悠悠故乡情

9.一张珍贵的电子音乐贺卡

四.其他篇

1.奇瓷神韵再筑辉煌

2.《梁祝》—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

3.难忘的奥尔沙

4.木偶情缘

5.海外拾贝

哈萨克斯坦篇之一

 睦邻友好大合唱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冼星海回国受挫，转辗来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哈国素昧平生的拜卡达莫夫一家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向冼星海伸出了援助之手。冼星海在哈期间，与许多的哈国朋友们建立了深厚且纯真的友谊。在了解到这段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后，我深受感动！1998年适逢冼星海诞辰110周年，也是冼星海来哈55周年，因此，我用俄文撰写了《睦邻友好大合唱》一文，刊登在1998年5月1日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以为纪念。此间得到了哈国好友巴得尔甘•拜卡达莫娃（时任阿拉木图市音乐学院副院长）和克拉拉•哈菲索娃（总统国家战略研究所博士，著名汉学家）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睦邻友好大合唱（译文）

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的音乐文化和两个伟大民族友谊史上，有一段颇为动人，但却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就是在卫国战争时期，中国杰出作曲家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生命历程。毫无疑问，这一事实本身就十分动人，而且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虽然漂泊到异国他乡，但感受到了哈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同时接触到这个国家人民极为丰富的文化时，满怀创作激情，全身心投入到对这种文化创造性的发掘中，用生命创作出一批对两个相邻国家人民的文化都产生了同样影响的艺术作品。

冼星海来哈萨克斯坦之前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名争取民族解放的艺术家，他要面对命运所带来的一名不文和生活窘境，用卓越的创作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生于澳门。1921年他入岭南大学附中，同时自学小提琴，并开始创作歌曲。1926年，冼星海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三年后达到了可以做著名法国音乐家保罗·杜卡、保罗·奥别多菲尔、丹第学生的水平。1929 年秋，冼星海已是巴黎音乐学院保罗·杜卡高级作曲班的学生。1935年，在抗战局势要求回国时，他立即用一个音乐家唯一的方式，用音乐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如《救国军歌》、《夜半歌声》、《茫茫的西伯利亚》、《在太行山上》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很快被老百姓广为传唱。其中《救国军歌》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意义和普及程度可与阿·亚历山德罗夫驰名世界的歌曲《圣战》相媲美。

从1938年起，冼星海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他担任了该院音乐系的主任，并同时在延安女子大学任教。冼星海的创作在宏大题材方面非常活跃，从他笔下诞生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大型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专业音乐的宝库中占据着领先地位。

命运之神将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紧密相连。1940年，冼星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化名“黄训”，与著名电影导演袁牧之同去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并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为冼星海给影片写的音乐录音。但1941年6月突发的战争中断了电影制作工作。按当时战争状态法，所有的外国公民必须离开莫斯科。冼星海计划经乌兰巴托回国，但在蒙古边界受阻未果。

过境失败后，冼星海辗转到了哈萨克斯坦这个与中国有很长边界线的国度，希望能找到时机从这里回国。但很不幸，当时在阿拉木图设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冼星海的计划再度变成泡影。中国著名爱国者冼星海在国民党特务眼中是“不受欢迎的人”。他虽然用“黄训”这个化名暂时取得了政治流亡者的身份，

但总是担心被满城的国民党特务认出，暴露身份。于是，他不得不在阿拉木图过着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 初到阿拉木图，冼星海过的是一种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生活，最好的住处，就是脏乱差的“集体农庄庄员之家”旅馆中的一块可怜的栖身之地。那是一幢举架低矮的两层木结构房子，每个房间要住七、八个人。可就是这样的住处，他也付不起房租了。没有人知道，冼星海都曾在哪里彷徨漂泊。

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一切。一场音乐会过后，听众早已散去，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走近独自坐在剧院大厅忧郁而深沉的冼星海。这个外国人紧紧抱着一把小提琴，他茫然的目光和孤独无望的神情，使巴赫德让感到很惊讶，于是上前问道，这麽晚还一个人坐着，要知道马上要关大门了，你从哪里来呀？冼星海当然没有听懂他问的是什麽，只是继续搂着怀里的小提琴。直觉告诉他，这个人需要帮助。于是，他拉起冼星海的手，毅然决然地把他领到了自己家。突然光临的客人使女主人、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的妈妈十分为难。因为在这个并不宽敞的家里已经住了许多人，他们有的睡在地板上，有的住在厨房里和过道上。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家此前还收留了疏散来此地的乌克兰作曲家姆·斯科鲁尔斯基教授一家。巴赫德让对妈妈说，“如果你的儿子无家可归，你肯定也希望谁能把他领回家。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音乐家。请允许他睡我的床，我去姐姐家住”。命运就这样把冼星海与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联系在一起。很快，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把冼星海安置到了自己的姐姐达娜什·拜卡达莫娃家。从此，冼星海有了固定的住所和虽然很少但定时的饮食，并且又能提笔创作了。

冼星海绝没料到，在异国他乡他会置身于一个什麽样的家庭。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曾是众多遭受政治迫害的家庭之一，一家之主拜卡达姆·卡拉尔金在哈萨克国家机构成立之初，曾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他曾在哈萨克草原组织开渠种地，使人们度过饥荒，救了很多人的命。但由于仇人的诬陷，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于1930年被枪决。这种命运也落到达娜什·拜卡达莫娃一家的头上。1937年肃反扩大化时，她的丈夫阿利斯兰·科扎赫麦托夫，一位有影响的共青团活动家也被枪决。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本人也不幸受到牵连，不止一次地体验了“人民公敌”家庭给自己带来的沉重影响，两次被学院开除，没能上团，甚至剥夺了他上前线保卫祖国的权利。尽管这家人自身处在“政治不可靠”和物质匮乏的艰难困境中，但仍向身处逆境的音乐家伸出了援助之手。达娜什一家三口，包括女儿、儿子，也只在津科夫街的一幢低矮的二层楼里有一个房间，每天全家只配给六百克黑面包。达娜什在自己的斗室里收留了冼星海，与他分食可怜的一点口粮，她还在房间里单独给他隔出一隅，使他能安心工作。

冼星海无奈地看着女主人每天为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四处奔波而操碎了心，十分不安！。一次，达娜什的两个孩子都病倒了，急需药品和营养品。冼星海二话不说来到市场，想卖掉在法国买的手表和一件保暖风衣。一个当地人利用他不懂语言，竟然向婴孩一般的人伸手，欺骗了他，结果冼星海既没拿到钱，又没了唯一值钱的物品。达娜什因自己同胞令人诅咒的行为感到羞耻，她难过地哭了。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他的朋友和邻居都赶过来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这是冼星海在达娜什家生活期间最艰难也是最温暖的一刻！

　　拜卡达莫夫还介绍冼星海结识了他的一些好友，如茹班诺夫和伊万诺夫·索科里斯基。伊万诺夫•索科里斯基是从列宁格勒出差到阿拉木图，为组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个交响乐团，是著名音乐家。卫国战争爆发后，索科里斯基滞留阿拉木图，全家老小被安排与一户人家同住，暂居在这家的大厨房里。他们一家人很快成了冼星海的好朋友，他们十分同情这位作曲家的境遇，特别欣赏他的音乐才华。索科里斯基经常把饥肠辘辘、赢弱不堪的冼星海请到自己家中，一盘热汤、一片面包或是一碗煮玉米粥，对冼星海来说已是如食盛宴。索科里斯基的妻子在饭后总会坚持让冼星海在面靠火炉的床上躺一会儿，他太需要休息和温暖了。当冼星海睡着后，她给他洗衣服、洗包脚布、刷鞋，在火炉旁烘干。冼星海十分感激伊万诺夫·索科里斯基一家，把自己在法国买的钢笔和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赠给了这位朋友作纪念。冼星海在总谱的扉页上写道：“此书赠与吾亲爱的友人伊万诺夫·索科里斯基同志，纪念在苹果城时他给以的最高的最热诚的友谊和种种帮助。作曲家黄训，1943年11月21日，于苹果城。”

冼星海对阿拉木图的音乐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听各种音乐会，请音乐家朋友们吟唱并弹奏歌曲和“丘伊”（哈萨克民族口头传唱的曲调）。他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汲取着哈萨克音乐生气勃勃的力量。罕见的听力和记忆力，以及对异域文化敏锐的感受力，对他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怀着强烈的热爱之情，他以敏捷的乐思将哈萨克曲调改编成小提琴曲、钢琴曲，并亲自在电台演奏自己的作品。

1944年初，库斯塔奈州成立国家音乐馆，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作为主馆的艺术指导，推荐冼星海去担任指挥。伊万诺夫·索科里斯基也大力推荐他任此职。库斯塔奈音乐馆馆长叶谢托夫十分高兴地同意了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的请求。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将送他到库斯塔奈，并亲自把他介绍给音乐馆的全体成员。

冼星海很清楚，只有通过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了解他的人民，作曲家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各个阶段都证明了这一点。像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冼星海有很庞大的创作计划，他经常沉浸在勤奋的创作中，但时间总不够用。当时，他正积极投身于哈萨克民间音乐的研究，穿梭于哈萨克乡村，从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处记录民歌和民间器乐曲调，为此，他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冼星海惊叹于哈萨克民间音乐创作的丰富性，将这种情感表现在所改编的民歌和“丘伊”中。艺术家凭借在复杂的作曲创作领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得他有条件创作歌颂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达·伊曼诺夫的作品。从冼星海的工作方法上，可以看出他的真实立场—诚实、真挚，他完全可以利用已有的民间音乐记录谱，但他没有这样做—作曲家的职业尊严不允许他这麽做。

在一次巡回演出中，冼星海得了重感冒，后转成肺炎。虽经医生的努力，他的健康状况仍不见好转。在病危时他被转到全国最好的医院——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并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

在哈萨克斯坦两年半的时间里，冼星海创作了一系列植根于哈萨克草原民歌民曲的作品：他创作了交响诗《阿曼盖尔达》、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民歌，其中十九首以歌曲集的形式于1958年以叶谢托夫署名出版（《叶谢托夫歌曲集》封面的背面有这样的献词：“献给伟大中国人民的儿子，走在革命前列的、过早逝世的著名作曲家、革命家、共产党员、我的真挚朋友冼星海（黄训））。令人遗憾，冼星海转交给哈萨克电台并在全共和国和库斯塔奈电台播出过的第20、22、23、24号作品已散失。

冼星海和与德、日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各国人民同仇敌忾、休戚与共。反抗法西斯是他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这一点，鲜明地反映在他创作的，如交响乐《民族解放》、《神圣之战》、《中国狂想曲》、《后方》、《满江红》等一系列大型作品中。作曲家十分了解正在与共同敌人作战的各国人民（苏联、英国、美国、中国等）的夙愿。对冼星海来说，手中的笔和小提琴就是他参加解放全人类斗争的武器，他的作品歌颂了人民的英雄主义，并鼓舞人们将神圣的正义战争进行到底。

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创作的作品，不仅使他的创作激情和理想得以实现和升华，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了对作曲家在最困难的岁月收留了他的哈萨克斯坦人民的感激之情。

冼星海逝世时还很年轻，正值创作鼎盛期。他以自己的天赋和鲜明的个性，给各国熟悉他作品的音乐家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他的祖国，冼星海是深受景仰和爱戴的作曲家，他的歌曲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是在哈萨克斯坦度过的。这一史实应该成为中哈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人们应该知道，在这个困难时期，正是哈萨克斯坦接受了他的政治避难，正是朴实的哈萨克人民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不也正是两国友谊和睦邻友好的表现吗！

认识冼星海的人都对这位很有魅力的音乐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常言道，那些在自己生命最艰难的时刻，相互分食最后一块面包的人，才是你永远感激的人和最忠诚的朋友。伊万诺娃·索科里斯卡娅（哈萨克斯坦音乐厅钢琴师）和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与冼星海就是这样的友谊。60年代，在巴赫德让·拜卡大莫夫一家彻底平反后，达娜什就开始寻找冼星海的家人，并与之保持长久的联系。在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家庭档案中，保存着与冼星海之女冼妮娜的所有通信，收藏着所有苏联时期出版的关于冼星海的文章及一部分中国有关出版物和冼星海的一些乐谱，在家庭影集中还有冼妮娜与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在一起的合影照片。在这方面，达娜什的大女儿卡拉姆卡斯（卡丽娅，眼科医生，现已退休）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本人与冼星共同生活过，情同父女，至今还记得很多往事。在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住了许多年的房子里，他的大女儿芭德尔甘·拜卡达莫娃（芭拉，音乐理论家，曾任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副院长）开办了一间纪念父亲的家庭博物馆，辟有一个冼星海角。任何一位想了解中国杰出作曲家冼星海作品及他在哈萨克斯坦情况的人，都可以参观这个为纪念中哈两国人民杰出儿子的友谊之角。愿两国人民的这一友谊世代相传。

本文译自1998年5月1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俄译汉，张中华。俄语语言学博士，时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一等秘书；

芭德尔甘·拜卡达莫娃，音乐理论家，时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副院长；

克拉拉·哈菲索娃，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

左贞观和达娜什•拜卡达莫娃

作者和巴得尔甘•拜卡达莫娃

作者与克拉拉•拉菲索娃

作者与左贞观

哈萨克斯坦篇之二

 异国寻找冼星海

１９９６年１月，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余欢之中，我便匆匆收拾行囊，独自登上了飞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的班机。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出国对我已是家常便饭。但此次行前的心情似乎显得格外沉重。以往的任务多为短期，很快就回来了。而这次是作为负责文化事务的外交官，将要在那片陌生的国度里度过三载春秋。 但是谁能想到，我的三年外交官生涯竟与冼星海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意外的发现

我在为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台编写钢琴协奏曲《黄河》的背景材料时，搜集到了一些冼星海的生平资料。尽管在孩提时代的我就会唱《酸枣刺儿》，在学生时代就深深地爱上了《黄河大合唱》这部体现着中华民族之魂的作品，但终归不是学音乐专业的，此刻深感对我国这位妇孺皆知的世纪音乐家知之甚少。在反复阅读所编写的材料时，我突然发现，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对英年早逝的冼星海是一段空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在哪儿，他做了些什么？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一天，使馆的一位好朋友吴颖钦（时任二秘）兴冲冲地给我送来一篇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文章《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作者根据旅俄华人左贞观发表在苏联有关刊物上的文章，报道了１９４１年６月冼星海不得不准备取道乌兰巴托返回祖国，但因边境受阻，１９４２年底辗转到阿拉木图的情况。据报道，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时曾在一个名为“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旅店住过，还在一位叫拜卡达莫娃的妇人家中住过一段时间。这位妇人有一个从事音乐的哥哥（后经了解，实为弟弟），他们和一个叫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的音乐家曾帮助过冼星海。此后，冼星海还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库斯塔奈工作过。这则消息带给我的喜悦真是难以言状，尽管它已是第二手材料。我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把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搞清楚。此刻，离家赴任时的沉重心情已荡然无存，因为我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的好朋友尹树广（时任《人民日报》社驻中亚首席记者）对我的文化交流工作帮助多多，我称他为文化处“编外”人员。寻找冼星海的事我也曾和他提起过。他也非常感兴趣。一天我在使馆上班，电话铃声响了，听筒里传来尹树广兴奋的声音：“我打听到了“集体农庄庄员之家”的地址，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跑一趟！”。没想到，他的积极性比我还高，下手速度比我还快。开车接上他后就直奔目标。终于耐着性子把车开到了普希金街与塔什干街的交汇处。方圆几里路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也没能找到那个“庄员之家”。这天没有风，干冷。街上的行人很少，也许都被冻回家去了,连找个打听的人都费劲。

“你没把地方搞错吧？！”由于有些失望，我的语气中有些责怪。 “绝对没错！你看，这儿有人家专门给我写的地址呢。” 说话间，我们看到一位老人正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边看路面，边朝前方走去。 顾不上路滑，我们立即追了上去。这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当他弄清我们的意图后，对我们摇了摇头，告诉我们，“集体农庄庄员之家”旅馆早已拆除了。那曾是一幢两层木结构的房子，是一个不能再普通、再廉价的旅馆。房间里没有任何陈设。一个房间有七八张床位。来阿拉木图销售农牧产品的远郊农牧民是旅店的常客。战争期间这里更是什么人都有。旅店和四周环境的混乱与嘈杂是出了名的。

寻找冼星海曾经住过的地方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都默默无语。我在想，我们国家如此盛名的大音乐家在他乡异国居住过的竟是这样简陋和脏乱的地方，他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去从事音乐创作呢？

寻找冼星海居住过的地方，线索中断了；寻找当年冼星海结交的朋友，更似海底捞针。而时间却似流水一般，悄然从身边淌过。

时间已经到了１９９７年的冬天。有一次，我陪同李辉大使参加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协会举办的东干人迁居哈萨克斯坦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会间，我与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东干族教授拜延洪诺夫谈论起中国音乐来。他对我说，他十分认真地听过我在哈国电台所做的介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二胡曲等音乐节目，非常喜欢。１９９０年从莫斯科来过一个中国代表团，那时的哈萨克斯坦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加盟共和国交响乐团还专门演奏了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作品，他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冼星海！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要喊了出来。我急切地问道： “那您认识拜卡达莫娃吗？”“当然认识！她也参加了那次活动。” “她现在在哪儿？” “她已在１９９３年去世了。不过她的女儿和侄女还在。她的侄女就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我可以把她的电话给你。”

太棒了！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很快驱车来到音乐学院。在副院长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拜卡达莫娃·芭德尔甘女士。 “您要找的拜卡达莫娃是我的大姑姑，她叫达娜什，已经过世了。我的父亲拜卡达莫夫·巴赫德让是她的弟弟。当年是他把冼星海带回我们家的，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他也去世多年了。现在他们那辈人只有我的小姑姑还健在。”

芭德尔甘性格开朗，精力充沛，属于那种闲不住的人。显然，在我们还未通电话之前，她就开始为我们的见面做准备了。在她的办公桌上早已摆放着一些有关冼星海的资料和照片，其中有达娜什晚年写的几篇回忆录稿、一本正式出版的纪念她弟弟的回忆录、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１年间发表在《苏联音乐》杂志上的回忆和纪念文章、旅俄华人左贞观撰写的文章、苏联著名音乐评论家施奈尔松在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冼星海》一书，以及１９９０年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苏联，来阿拉木图与有关人士的合影照片等。

看着芭德尔甘搜集来的一堆珍贵的材料，我竭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问道： “我可以借回去看看吗，拜卡达莫娃·芭德尔甘女士？” “当然可以，我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只是看后还要还给我。我们全家都十分珍视这些东西。中苏关系紧张的３０多年里我们都没有销毁它们，因为其中珍藏着我们父辈同中国人的友谊。”也许她看出我称呼哈萨克斯坦人名字有些困难，便说：“以后就称呼我芭拉好了，家里人都这样叫我。”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很想看看您的家。也请您帮我联系一下，我想见见达娜什的女儿。” “没问题！ 一切由我安排。” 读完芭拉给我提供的所有材料，有如一把散落在地上的珍珠穿成了串儿。

寻找冼星海的足迹

１９４２年底，冼星海离开蒙古来到阿拉木图，试图通过新疆返回延安。但过境仍很困难。当时在阿拉木图设有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又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活动，他便以黄训之名取得"政治居留权"留了下来。与哈萨克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的相识纯系偶然，但这一次相遇改变了他一直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状况。

那是一次音乐会后，剧场的人早已散尽。冼星海独自坐在接近出口的休息厅里。也许，他还沉浸在刚散场的音乐会里；也许，他在考虑晚饭的着落。巴赫德让从音乐协会的办公室走出来，问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这样晚了还未离去，剧院马上要关门了。显然，他什么也没听懂，只是手持一把小提琴，呆呆地望着对方。因为他不懂俄语。巴赫德让毅然决然地将冼星海带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位于巴依谢依托夫街和舍夫琴科街交汇处的一幢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有两个单元八套住宅。巴赫德让一家就住在一单元二号。儿子的做法使母亲十分为难。在这套不大的居室里，连厨房和过厅都住满了人，因为他们还收留了因战争爆发而从乌克兰疏散来的斯卡鲁依教授一家四口。巴赫德让对母亲说：“如果您的儿子无家可归的时候，您一定会希望有人收留他的。况且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个音乐家。先让他住在我的地方，我住姐姐家。”在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将冼星海安排到了姐姐达娜什家。从此，冼星海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居所。姐姐达娜什和弟弟巴赫德让帮助他解决食品，他又拿起了创作之笔。

达娜什一家住在津科夫街旁的一所半地下室的二层楼里。她带着女儿和儿子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内。现在这栋房子已经拆除了。冼星海的到来使原本不宽裕的房子更显拥挤。她把房子的一端腾让给冼星海，自己和孩子挤在另一端。姐弟俩与冼星海之间的交流方式多种多样。他认真地学习所需要的每一个俄文单词，把它们记在本子上，尤其是对动词格外下功夫。此外，他还用音乐、绘画以及手势、面部表情和动作来表达或表述要说的话。他请巴赫德让哼唱哈萨克民歌，自己用小提琴伴奏。他还给巴赫德让拉自己创作的曲子，征求他的意见。巴赫德让也十分努力地向冼星海学习作曲。每逢情绪较好的时候，冼星海便会用小提琴给巴赫德让和达娜什演奏他最喜欢的贝多芬、舒伯特的作品。这也是房间里最欢快、最充满生气的时刻。冼星海会经常兴奋地对姐弟俩欢呼道“苏维埃---中国，中国---苏维埃”和“黄-巴赫德让，巴赫德让-黄”！

１９４３年深秋，天气显得格外寒冷。战争处在最艰难的阶段。冼星海原来还可以得到的每天６００克面包配给中断了。在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达娜什不得不靠变卖衣物换来钱从食堂买回汤，从自己和孩子得到的配给面包中分出一部分给冼星海吃。后来，家里连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了。身体孱弱的冼星海先病倒了。不久，达娜什的两个孩子也先后染上了麻疹。饥饿和疾病威胁着他们。坚强的达娜什再也挺不住了。她害怕极了，跑到院子里哭喊着邻居，请他们帮帮她。听到她的哭声，邻居们带来了自己也不多的牛奶和面包。巴赫德让和他的朋友---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位音乐家，冼星海的好友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也闻讯赶到，向她和星海伸出了援助之手。躺在病榻的星海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无比激动、难过、焦虑与不安。他瞒着达娜什独自来到杂乱的市场，变卖自己在法国留学时买的手表和质地很好的风衣。

一个当地人谎称愿意帮他变卖，叫他等在原地不要离开。但那个人拿走东西后便再也没有出现。星海很晚才回来。达娜什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一向坚强的她又一次难过地哭了，她狠狠地责怪了冼星海。

星海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哈萨克家庭在他举目无亲、流落异国他乡街头的时候，慷慨地接纳了他。巴赫德让和达娜什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一个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主席，

在肃反扩大化时被处决，６０年后才平反。达娜什的丈夫也因肃反扩大化在１９３７年被处决。在二战期间，因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巴赫德让连上前线保卫祖国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尽管他们自己处在逆境之中，但仍然向星海伸出了友谊之手。正像哈萨克人常说的，“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这是多么高尚的人间情感呀！

星海离开祖国已三年多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恋着祖国，思恋着母亲，思恋着妻子，尤其是自己的女儿。虽经过多方努力，但回国已无指望。旷日持久的战争要打到哪天，谁也不知道。

在达娜什家中居住，他几乎把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女儿全部的爱都转移到了达娜什的女儿---七岁的卡拉姆卡斯身上。卡拉姆卡斯当时已上小学。她天真、活泼，冼星海很喜欢她。每天她放学回家，家里立刻变得生气勃勃。她的歌声、笑声会使星海忘掉一切烦恼。他常常把她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教她唱歌，或将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轻声哼唱他所熟悉的儿歌。此时此刻，他的心会飘得很远很远，他思念着在延安出生的小妮娜，１９４３年，她该三岁了，她多么需要父爱啊。泪水悄悄地滴在怀中女孩儿的身上。

星海在阿拉木图的另一位好友就是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他是受列宁格勒音乐家协会的委托来阿拉木图组建交响乐团的。战争开始时，他举家搬迁到阿市。因为没有房子，他的一家被安置在别人家的大厨房里。他在巴赫德让的社交圈子里认识了星海。对星海音乐天才的欣赏和对他贫困处境的同情，使他很快成了星海的好朋友，经常把饿着肚子、一脸病态的星海邀请到自己“家”中。一顿热汤、几片面包，或是一碗煮玉米汤，对饥肠辘辘的星海来说，已是如食盛餐。萨科里斯基的妻子总是在饭后让星海在靠火墙的床上睡上一觉，放松一下疲倦的身体。当星海睡着后，她便把星海脱下的脏鞋、包脚布或衣服刷洗干净，放在火墙旁烘烤干。星海与萨科里斯基一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将一支法国钢笔和一本俄罗斯著名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第七交响乐》赠给萨科里斯基。在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下，冼星海还积极参加到当地音乐界的各项活动之中。他经常听各种音乐会，请哈萨克的音乐家演奏哈萨克的民歌民曲。他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无止境地吸收着哈萨克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间歌曲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由电台演奏播出。有时，他还亲自参加演奏。１９４４年初，在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库斯塔奈要成立音乐馆，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伊万诺夫·萨克里斯基等人极力推荐冼星海去那里工作，避开阿拉木图复杂的社会环境。音乐馆馆长叶谢托夫也十分希望星海去担任音乐指导，因为他本人是新闻记者出身，很需要冼星海的帮助。

一天，星海回来得很晚。他开始慢慢地收拾东西。在将一叠还是在法国时买的乐谱纸放入自己惟一的一只皮箱时，从里面取出一个白颜色的布包。他拿着布包缓缓向正在点炉子烧茶的达娜什走来。他轻轻地将布包放在她的面前，用微微抖动的手将它打开。里面是一面镜子和一把梳子。“这是送给你的……”他的话音低沉颤抖。达娜什这才发觉，他在哭，泪水早已淌满了消瘦憔悴的面颊。“我用不着了……”她也很难过，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是心里有病。”他用手指指自己的心口，随后转身取来笔和纸，一面淌着泪水，一面在纸上画了三个女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年轻妇人、一个小女孩儿。他说，这是妈妈、妻子和女儿。随后又在年轻妇人的旁边画了一个身穿黑衣的和尚。“三年多了，法律！”他指指和尚，又指指年轻妇人，显然十分激动地从口中蹦出不连贯的俄文单词。达娜什在已经熟悉的交谈方式中，渐渐地明白了星海的话：他和妻子已经分离三年多了。按照中国法律，夫妇分离３年以上便可自动解除婚约关系。他的妻子现在或者可以出家，或者可以改嫁。“这些东西是我为她买的，现在不用了，我要走了，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他擦拭着眼泪，又说：“我很想我的女儿，如果我回不来，请你一定帮我找到她，把这只皮箱交给她……”又是一阵语塞。在这异国他乡的夜晚，星海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他将要去一个离阿拉木图有一千多公里的西北部城市。此一去，离祖国更远了，也许，很难再回来了。孱弱的身体不时在暗示着他。

１９４４年初，冼星海在巴赫德让的陪伴下，跟叶谢托夫来到了库斯塔奈。音乐馆的创建困难很多，更何况是在战争年代。星海到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选择音乐人才。在乐队组建后，他把大量时间用在了排练上。３月１９日是音乐馆开幕典礼的日子。一台精彩的音乐会在星海的操办下准备就绪。星海有时担任指挥，有时亲自演奏。音乐会高潮迭起，掌声雷动。要知道，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音乐会！它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鼓舞。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到集体农庄做巡回演出，星海总是以极大的热情演奏他所熟悉的中国乐曲和他改编的哈萨克民曲，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

为了创作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他首先细心地熟悉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生平，到山区农村体察哈萨克的生活习俗，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化和音乐。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停下来，用小提琴反复演奏已写好的乐章，或请当地音乐家提意见，确定新的思路后再修改。在市

剧院举办的纪念阿曼盖尔德音乐晚会上，他亲自演奏了这一作品，成功地用音乐这一形式再塑了哈萨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库斯塔奈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基里巴耶夫激动地走上舞台，紧紧地拥抱和亲吻星海，台上台下一片欢呼，一片掌声。星海难以抑制澎湃的心潮，向听众高声喊道：“我十分高兴，因为你们听懂了我。我们能彼此了解，这是对一个艺术家的最高奖赏……”

在库斯塔奈，星海受到叶谢托夫一家的热心照顾。但体弱多病的星海在繁忙工作之中时常达到忘我的程度，的确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和照料他的生活。在叶谢托夫的帮助和安排下，一位犹太血统的中学英文年轻女教师走进了星海的生活。她的姓氏就连如今还在世的叶谢托夫遗孀卡拉沙什也回忆不起来了。后来了解到，这位一直伴随和陪护冼星海直至他去世的女人叫拉希尔·莎耶芙娜·布拉依宁。冼星海称呼她“拉依”（Ray-俄语中有“天堂”的意思）。１９５１年，她在《苏联音乐》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冼星海的文章。她认为冼星海是一个“杰出的作曲家和非常好的人”。据说，她现在还在世，住在莫斯科，至今还保存着星海的那把小提琴。她在文章中回忆道： “冼星海就像其他一些从事创作的人那样，在工作的时候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我到来时，经常见到他正沉浸在创作之中：他时而坐在桌前，时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用手打着拍节，时而拿起小提琴将写出的段落拉上一遍，然后又重新挥笔疾书。埋头在工作中的他时常发现不了我是否归来，我便坐下来静静地等候，想看看他什么时候会注意到我。我会难过地看到，为他准备的早餐或是午餐一动未动地放在原处……

“１９４５年春天，在一次去山区巡回演出的途中，冼星海染上了肺炎。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战时是十分困难的，尽管进行了各种努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处在生命垂危之中。鉴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国际无产者组织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冼星海从库斯塔奈转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

“冼星海始终都在思念中国，他在精神上与中国人民共同承受着为了民族解放而斗争所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他坚信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从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医院探视时，他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会成为一个自由和朝气蓬勃的国家。’

“冼星海的情况时好时坏，然而，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的创作欲望也没有泯灭。在医院里他还写了交响诗《胜利》。要我把乐谱纸带到医院，说怕把突然产生的旋律忘掉……他极力将中国音乐引向世界艺术的宽阔大路，掌握最复杂的技术，掌握大型交响乐形式。在一次谈到自己的交响乐《民族解放》时，他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交响乐。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０日午夜１２点，冼星海去了……”

在阅读资料的同时，我多次拜访了达娜什的女儿卡拉姆卡斯。我们相识时她已６２岁，曾是眼科医生，科技副博士，现在退休在家。她也是个热情而且健谈的人。在她的陪伴下，我们来到津科夫街，找到那栋半地下室式房屋的遗址。她站在遗址处指着前面的房屋对我说，这里曾经有个院子，养着奶牛。那时家里钱很少，每次买牛奶只买半升。即使半升奶，也要分着喝。当时由于缺乏食物，人们甚至把从来不吃的旱龟抓来煮汤喝。那时旱龟也多，有的像洗脸盆那么大，她骑在上面旱龟竟能驮着她走。可是冼星海不吃，他吃蛇肉。他说他们家乡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吃蛇肉。她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冼星海将她搂抱在膝盖上教她唱歌的情形。在那十分严酷的战争岁月，几乎所有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都支援前线了。卡拉姆卡斯就读的小学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也没有柴禾或煤炭供学生取暖。每天，当她从冰窖一样的教室回到家后，家里同样的寒冷。为了节省十分有限的一点煤炭，每天只有在做晚饭时才会有温暖的感觉。因此，每当她瑟缩着身子回到家时，星海都会帮她脱下冻得绑硬的鞋子和包脚布，一面用双手搓揉那双冻僵的小脚，一面向上面哈气。有时，他干脆解开自己的衣扣，把她的脚丫放到腋下，用体温温暖她的双

脚。星海经常一面帮她捂脚，一面教她学唱歌曲。每当她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当我问起那只冼星海在去库斯塔奈前留在他们家的皮箱时，她遗憾地说，1979年分给他们一套新居，他们满心欢喜地搬完家后全都洗澡去了。回来后一看，都惊呆了：房屋被洗劫一空。那只珍藏的皮箱也再无下落。

拜延洪诺夫是个十分热情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我们还找到了叶谢托夫遗孀卡拉沙什的孙女儿，然后又找到了她本人。她移居阿拉木图已经十多年了。由于年事已高，她讲起话来就像她的记忆那样模糊不清。关于以她丈夫名义于１９５８年出版《叶谢托夫歌曲集》的事，她说不清了。因为在歌曲集的前言里，叶谢托夫并未将冼星海作为合著者，在歌曲集的目录中，２２首哈萨克民歌只有词作者叶谢托夫的名字，而没有曲作者。新闻记者出身的叶谢托夫是不可能作曲的，这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那么这本哈萨克歌曲集的曲作者是不是冼星海呢？这是不是冼星海在自己的《创作杂记》中所说的第１９号作品呢？她说不清。她说只记得冼星海在她丈夫的创作上给予了很大帮助。一件原本可以画上句号的事，重又打上了问号。

在温馨的家庭气氛里，伊万诺夫·萨科里斯基的女儿—柳德米拉接待了我。她现在在哈萨

克音乐厅工作，丈夫从事科技翻译工作。她对我说，虽然她是俄罗斯族，但从父辈开始就来到阿拉木图，她很喜欢这儿。在这里，她有许多哈萨克族朋友。冼星海到她家时她只有四岁，没有更多的记忆。但是她记得，在自己孩提时代有一位爱唱歌的叔叔，每次来她家总要抱抱她，给她唱歌，有时还拉小提琴。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他是中国的一位大音乐家。１９９０年中国文化代表团来阿拉木图时，听说中国要建冼星海纪念馆，她便把一直珍藏的一支钢笔和有冼星海题词的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一书都送给了中国代表团，尽管那是冼星海赠送给她父亲的，她自己也十分珍视。

从１９４２年底到１９４５年６月，冼星海在广袤的哈萨克斯坦大地上度过了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时光。在短短的两年半里，他以满腔激情，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有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组曲《中国狂想曲》、《满江红》、《后方》、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此外，还创作和改编了许多哈萨克舞曲和民歌曲。绝大多数国人都未曾聆听过这些作品。置身在他乡异国，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以顽强的毅力与饥饿、寒冷和疾病作斗争，用手中的笔和提琴作武器，激励和鼓舞世界人民与罪恶的法西斯势力战斗。他坚信“自由的太阳，胜利与欢乐的太阳终将放射光芒”。历史将他的命运与哈萨克斯坦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用音乐和年轻的生命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与文化交流的桥梁。

为了友谊的永存

在查阅历史档案材料时，在与冼星海生前好友亲属的交谈中，有多少次，我被一件件鲜为人知的史实所深深打动。在一个个不眠之夜，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于１９９１年独立以来，便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邻邦，与我国有着绵延１７００多公里的边境线。在中苏关系紧张的３０多年里，这里曾是反华前哨，而我国的西北地区则曾是反修前哨。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希望化昔日干戈为玉帛，建立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冼星海与哈萨克人民所结下的友谊，不正是这一愿望的最好体现和楷模吗！冷战给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阴影需要驱散。在今天更需要有千千万万个冼星海、巴赫德让和达娜什。冼星海是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他开创的事业应发扬光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外交官的使命。为了今天与将来，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

当我把所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汇报给李辉大使和陈义初参赞时，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回应和鼎力支持帮助。我们把整理好的材料报回了北京，之后，又分别送到了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文教部和阿拉木图市政府。哈方有关方面立即做出热情的反应：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用一版半的篇幅全文刊登了我与巴赫德让的女儿芭拉以及哈国历史学教授、著名的汉学家克拉拉联合署名的纪念文章《友谊与睦邻友好的大合唱---纪念冼星海到阿拉木图５５周年》；

哈国文教部文化委员会致函我使馆，支持我馆举办纪念冼星海音乐会，届时将由哈萨克斯坦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冼星海的作品；

阿拉木图市政府同意我馆在冼星海当年居住过的巴依谢依托夫街２４号安放纪念牌；

哈国外交部建议将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活动列入江泽民主席1998年对哈萨克斯坦工作访问的活动日程。

国内反应也相当迅速：

文化部外联局寄来了举办音乐会所需要的乐谱总谱；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王开文于６月９日来到阿拉木图，对故居做实地考察；带回的有关材料和报告很快报到了中南海，江泽民主席决定参加揭幕仪式，并接见冼星海在哈生前好友的亲属。

友谊大合唱的主旋律

在江泽民主席访哈的两天日程中，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为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并在故居接见冼星海在哈好友的亲属，是一项重要活动。外交部孙淑贤副司长率先遣组来到阿拉木图的第二天，便与哈国负责礼宾的有关领导一同来到故居，商定活动程序和参加人员。并将方案报回国内，国内回复一切尊重哈方的安排。

为了这一揭幕仪式，哈方将冼星海住过的 整幢小楼粉刷一新。楼前坑凹不平的小路也新铺上了沥青，拓宽成一块长方形场地，一直延伸到舍夫琴科大街旁。一块红绸蒙罩在纪念碑上。举行仪式用的场地由一条缎带与草坪和树木隔开。

这是１９９８年７月３日阿拉木图时间下午５点。草坪上早已聚满了人。广播车的扬声器响了起来，钢琴协奏曲《黄河》那铿镪有力的旋律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来了。江主席把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也带来了。他把她介绍给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其他在场的哈萨克朋友们。他们一同走到麦克风前，仪式开始了。

我作为今天这项活动的负责人，被安排在江主席的身旁。我细细地观察着：江主席正神态凝重地注视着身旁的这幢小楼，似乎在追忆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想象着星海在艰难岁月与命运的抗争。此刻，我看到他正在用微微颤抖的手拿出一份预先准备好的讲稿。显然，他在抑制内心的起伏：

　　“今天，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出席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故居的揭牌仪式。

“……站在冼星海曾经住过的这间小屋的前面，我们深深地为他与哈萨克朋友们结下的患难友谊所感动。他积极投身哈萨克音乐界的各项活动，经常到集体农庄为农牧民演奏中哈两国民间乐曲，是一位热心的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用音乐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现在，与冼星海共患难、同战斗的老一代人已经故去，他们的后代继续发扬哈萨克人民的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我们感谢她们这些年来为纪念冼星海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哈萨克斯坦政府安排今天的揭牌仪式。祝愿中哈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合作下去。”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也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命运之神曾将中哈两国人民友谊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伟大作曲家冼星海带到哈萨克斯坦，今天我们为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安放的纪念牌揭幕。在我们十分艰难的卫国战争年代，哈萨克斯坦有这样一些人，不畏困难，向这位中国作曲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哈萨克斯坦杰出作曲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一家收留了他，使他在这个家庭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目前，这一纪念之角已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圣地。希望冼星海的音乐仍将在哈萨克斯坦的大地上奏响，仍将为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因为对真诚的友谊来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接着，由两国领导人揭幕。红绸布徐徐飘落下来，一块由汉白玉和黑花岗石组成的纪念碑展现在人们眼前。汉白玉石呈直角边梯形，似一架钢琴的琴身；镶嵌在上面的两块黑色花岗石板呈长方形，似两块琴键。黑石板上分别用哈语和俄语书写着：“１９４３年，中国杰出的作曲家冼星海曾在这幢房子里居住过”。碑的右上角用仿宋体刻着“冼星海”三个字。在这块不大的纪念牌上，凝聚了我多少心血和感情呀。今天，它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

两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随后，江主席便准备进冼星海故居，他用俄语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说：

“听说总统阁下工作很忙，我们就在这儿道别吧。”

“谁这样讲的？！我们一同进去！”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显然有些激动，挎起江主席的左臂一同进了故居。

女主人拿出一个红色的留言簿，江主席欣然挥毫，在上面写到：

“忆星海，黄河涛声萦回于耳；

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从房间里传出了江主席弹奏《黄水谣》的钢琴声。随后是与哈国总统的合唱。整个房间里的中国人和哈萨克人都参加到了这个大合唱之中。这一友好大合唱通过广播，通过电视传遍哈萨克斯坦，传遍中国。这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它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大合唱在继续

在江泽民主席对哈萨克斯坦的工作访问圆满结束后，我便开始了“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的准备工作。

这将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哈萨克斯坦文化委员会同中国大使馆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收到中国使馆请求协助举办音乐会的函后，便立即安排本国最优秀的音乐团体—国家交响乐团来承担演奏任务。该团将要演奏在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基础上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冼星海在库斯塔奈时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和中国名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演出地点定在条件最好的中央音乐厅。

为了举办这个音乐会，使馆领导和同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商务参赞赵华主动承担了酬款的任务。听说举办中国音乐会经费有困难，驻哈萨克斯坦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新疆民航和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等中资企业都纷纷慷慨解囊，保证了经费的落实。

为了使冼星海当年创作的双钢琴演奏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适合交响乐团演奏，获得更好的效果，音乐教授拜延洪诺夫承担了改编和配器工作；

芭拉发动音乐学院的学生将总谱誊抄成分谱；

哈国文化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局负责人，我最亲密的朋友依普拉基莫娃亲自陪我与交响乐团的领导乌杰奥夫和哈国最负盛名的指挥家阿布德拉舍夫一同落实音乐会的有关事宜；

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阿比利汉诺夫将担任《梁祝》的小提琴独奏。深受哈国人们喜爱的年轻钢琴家阿依卡尔卡耶娃担任《黄河》的钢琴独奏。年逾七旬，乐坛资深的功勋演员科里别尔格担任音乐会的主持。

说心里话，虽然我曾多次听过该乐团举办的音乐会，深知它的实力雄厚，但是我始终有着担心，因为乐团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中国音乐。文化历史背景相差实在太大，演奏好中国作品有把握吗？我首先把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编译成俄语，提供给乐团，使他们尽量多地了解作品的内涵。我还多次参加了独奏演员的练曲与乐团的每一次合练。随时讲解演奏曲目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情感。

演奏《黄河》的阿依卡尔卡耶娃十分投入。为了更好地表现这部作品，她把整个乐谱都背了下来，手指甲因练琴劈裂了，贴上胶布继续练。她请我把乐谱上的中文注释都译成俄语，以便更好地把握作品。我告诉她：“这是中国的历史，它表现了二战期间我们美好的祖国河山沦落日本侵略者铁蹄，倍遭蹂躏。一个年轻妇人全家惨遭杀害。她被禽兽奸淫，在将要跳入黄河自尽前，她向世人哭诉。”她的眼睛湿润了，把我说的话飞快地记在乐谱的空边上，打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指挥阿布德拉舍夫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他指挥着庞大的乐队，就象一位久经沙场的三军统帅，那样镇定自若，那样胸有成竹。整个乐团训练有素，整齐划一。每个人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音乐会的准备之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演奏每一首乐曲。看来我原先的担心是有些多余了。

１０月７日晚上，中央音乐厅里座无虚席。洁白的底上，“中国音乐会”五个红字格外醒目。李辉大使和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哈国文化委员会主席卡谢依诺夫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各大学的师生代表和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哈国各界朋友和华人华侨参加了音乐会。

听众中的许多人还是第一次欣赏中国音乐会。人们一会儿被委婉，悠扬的小提琴带入梦幻般的世界，一会儿被节奏明快的打击器乐带到与敌人战斗的沙场，一会儿又被铿镪有力的钢琴带到波涛滚滚的黄河岸边。人们的心潮在涌动。乐曲声、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音乐会达到了高潮。冼星海那永远不朽的乐曲，生机勃勃的旋律，把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我仿佛看到，冼星海就在我们中间。

原载于1999年4月9日《北京青年报》及《新华文摘》,有删改。

1999年4月9日《北京青年报》

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居住过的房屋。墙上是冼星海故居纪念牌。牌上用俄文和哈文写着：1943年中国杰出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此居住过。

1998年7月3日江泽民与哈扎尔巴耶夫总统出席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牌仪式。穿红衣者为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

江泽民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出席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仪式

中哈两国总统与哈萨克斯坦冼星海友人的后人亲切交谈。

1998年7月3日江泽民主席在阿拉木图冼星海故居留言簿题词

江泽民主席题词：

忆星海，黄河涛声萦迴于耳

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江泽民

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

于阿拉木图星海故居

1998年7月4日冼妮娜将《冼星海全集》赠送给哈国其父亲生前好友及后人。

冼星海故居内景

作者在冼星海故居前

冼星海女儿冼妮娜与其父亲的哈萨克斯坦友人的后人合影。

作者和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在冼星海故居。墙上是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肖像。

作者代表使馆祭奠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和他的姐姐达娜什•拜卡达莫娃。

1998年10月7日。阿拉木图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冼星海的肖像被献花簇拥在台前。

哈萨克斯坦邮政总局为纪念冼星海专门出版发行了一套四张明信片。

明信片1：中国杰出作曲家冼星海（1905-1945）肖像；明信片1背面：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冼星海大街命名纪念

明信片2：江泽民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出席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仪式；明信片3：耸立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大街广场上的冼星海纪念碑；明信片4：冼星海在苏联重新修订的《黄河大合唱》手稿。

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闪亮影业集团公司》和哈萨克斯坦文化部合拍了以冼星海为主题的电影《音乐家》。

2019年5月13日在北京举办了电影《音乐家》的首映式。

主办方专门邀请卡拉姆卡斯和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及外孙女赴京参加首映式。卡拉姆卡斯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与冼星海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人。当年她还是个小女孩，提到与冼星海形同父女的情景她潸然泪下！

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和“干女儿”卡达姆卡斯。

作者夫妇、王开文大使（后排中，时任驻哈萨克斯坦使馆政务参赞）和卡拉姆卡斯。

作者和卡拉姆卡斯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作者夫妇、卡拉姆卡斯、尹树广（后排右，时任《人民日报》驻中亚首席记者）、冼星海外孙女（前排右二）、卡达姆卡斯的女儿（前排右一）。

哈萨克斯坦篇之三

 追忆《黄河大合唱》

词作者光未然

1996年至1999年，我作为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在哈国首都阿拉木图工作、生活了三年，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1999年的春节前，我任期结束，依依不舍地离任回国。在故乡过年的感觉真好，与一个人独自在外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与家人团聚的日子里，我讲述了冼星海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他人生中最后几年凄美动人的真实故事。

一天，弟弟的好朋友，《北京青年报》副主编何女士约我喝咖啡。交谈中，她提出希望我把有关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写篇稿，能写多少写多少，她准备一次完整地在报纸上发表。很显然，是她高度的新闻敏感嗅觉，使她在听到我弟弟的转述后，马上产生了要见我的念头。记得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曾经说过，“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何女士则是独具慧眼了。我爽快地应承下来。

我再次沉浸在追寻冼星海的那段往事的回忆中。在阿拉木图的冰天雪地中寻找冼星海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同哈国把冼星海带回家并给他以无私救助的拜卡达莫夫一家朝夕相处的情景，中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牌仪式的场面，成功举办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结束时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掠过。仅仅不到三天的时间，在家人的帮助下，三易其稿，一篇一万三、四千字的纪实文学报道稿已跃然纸上。何女士的动作更快，在收到稿件的那周，也就是4月9日的《北京青年报》周末版上配图发表了《异国寻找冼星海》全文。

文章发表后不到两周的一天，我的好友程立平突然打电话对我说，他的朋友江晓雯是《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的亲戚，她说，这些天光未然夫妇一直在找《异国寻找冼星海》文章的作者，十分希望见到作者本人。我马上答应下来，热切期盼与他老人家早日相见。

光未然，原名张光年。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老革命家、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36年5月，日寇进山海关，威胁华北，张光年为日益加深的民族危亡揪心。他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以笔名“光未然”在武汉发表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歌词《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这支爱国的抒情歌曲立即传遍了全国。记得在60年代的学生时代，每年都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每次歌咏节都会有这首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歌曲，它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

按照电话约定，我在崇文菜市场的大门口见到前来接我的江晓雯。一路上她对我叮嘱再三，“老爷子刚刚做完大手术，身体很虚弱，谈话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前段时间为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六十周年的事，中央电视台几次要采访他，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好的”，我应声答道。

房门打开时，我看到仰慕许久的光未然先生，在他夫人黄叶绿的陪同下，一面拉起我的手，一面兴奋地说，“你就是丁海嘉呀，让我们找得好苦！”一句话说得我顿感温暖、亲切，他仿佛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好战友、好朋友。在得知我的父母也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我们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了初次见面的生疏感，老两口争着向我发问，他们急切地希望从我这里了解到更多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情形。

光未然先生虽已年逾86岁高龄，但仍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谈锋颇健。他说，“星海是我最好的战友，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大8岁，是我的好师长。我和星海曾经在上海、武汉、安陆和延安几度合作，几度谈心，彻夜长谈。”

光未然先生说，1938年11月1日，是他永远难忘的一天。那天，他们从壶口下游附近的渡口第一次渡黄河。坐进木船，船在狂涛巨浪中颠簸起伏，十分惊险。渡口不远处的壶口大瀑布，巨浪激起的白雾，与天空的云雾交融，发出轰隆隆，电闪雷鸣般的巨响，惊天动地。光未然先生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的搏斗，聆听到那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号子声，他的心弦被拨动了，他的激情被点燃了，他的脑海翻腾了……

他回忆说，“我同星海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和合作，是在1939年春天，在延安，写出《黄河大合唱》。”

那时，光未然带队前往战地慰问演出，被一匹烈马摔跌在一片碎石之上，左臂摔成重伤。受伤后，组织上将他送往延安治疗。到达延安后，他躺在病床上，联想到在黄河两岸与游击健儿同生死共命运的经历，感受了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以及在壶口瀑布看到的、令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幕，激情磅礴，激发了创作灵感。他在病榻上的五天口授了四百多行的组诗《黄河大合唱》。

“记得是一个晚上，在延安西北旅舍一间宽敞的窑洞里，请来了星海同志，开了一个小小的朗诵会，我把歌词念给他和抗敌演剧第三队同志听，还谈了写作的动机和意图，作为星海作曲的参考。他凝神听完后，忽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在手上，兴奋地说：‘我有把握把它写好！'大家热烈地鼓掌欢呼，我们的喜悦和感激是不言可喻了”。

“3月间，生产运动告一段落，星海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在他的小窑洞里，日以继夜地赶写起来。我还记得那山坡上一排排小窑洞，鲁艺教师们的宿舍。星海的一间朴素而明朗，土炕上架着木床，他和夫人钱韵玲同志同住，临窗的小书桌也架在炕上。星海就在这个小桌上写出来他著名的两个大合唱，以及其他许多佳作。”

“他的工作毅力是惊人的，一开始写作就不愿意休息，偶尔斜躺在小床上抱头沉吟一下，忽地又起来振笔直书下去。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泉源，刷刷地逬流出来，就使他经常处在一种兴奋得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下。他爱吃糖果，他要我买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就在桌上，写几句便抓一把送进嘴里，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为美妙的乐句了。”　

凡是听过《黄河大合唱》的人，都会被这部作品所深深吸引。诗人采用象征的手法歌颂黄河， 实际上是歌颂我们的民族，激励中华儿女像黄河一样“伟大坚强”，以英雄的气概和坚强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中国。她旋律激昂、 音乐壮阔宽广、气势磅礴、热情深切，充满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容纳百川的博大襟怀和中华民族不畏强权与欺凌的英雄气概， 歌颂了黄河之水天上来，源源不绝五千年的恢弘、雄伟、历史深邃悠久的中华民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河大合唱》是黄河的颂歌，是时代的颂歌，是中华民族的颂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永往直前的颂歌。

　　光未然先生称道：“我的歌词正是他希望得到的。他的音乐的壮丽超出了我的想像。”这种高度的心灵契合，是文艺家一生中难得的幸事。

话题一转，光未然先生长叹一声：“1939年延安一别，再没有星海同志的音信，一晃就是60年啊……

“ 我们最近刚刚编辑了一本《黄河大合唱纵横谈》，这本书已经排版，可惜我们见到你太晚，否则把你的文章编进去该有多好……”老两口感叹道。只见光未然先生拿起茶几上放着的《北京青年报》，在印有冼星海照片和我写的《异国寻找冼星海》文章上方的留白处写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贡献，看了非常感动。光未然 1999，4，28”，然后交到我的手上。老人家还将刚刚再版的《光未然诗存》一书署名后送给我。

此时天已擦黑，老两口还要留我吃晚饭。我意识到，与光未然夫妇的见面时间早已大大超过了事前的约定，于是示意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便起身向两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道别。光未然先生再次将我拉到他的身边，请江晓雯为我们三人拍了一张照片，合影留念。

再次见到光未然先生，是同年5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那年5月8日，刚刚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的惨剧，使馆馆舍也遭到严重毁坏。随后愤怒的中国人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抗议暴行活动，群情激昂，多地爆发了抗议游行。三天后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黄河大合唱》60周年音乐会”被赋予了特殊的现实意义。

在大会堂里，我再次见到了光未然先生夫妇。见我走过来，光未然先生起身与我打招呼。因为这场音乐会意义独特，我请他在邀请票上签上名字，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当这部被视作中华民族不屈精神象征的《黄河大合唱》再度回响在人民大会堂时，使我再次想起光未然先生和老一代音乐家们的回忆：1939年春，在革命圣地延安的窑洞里，一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伟大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诞生了。60年前的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出席观看了《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大礼堂的演出。演出结束时，冼星海侧身转向观众，带领全场高唱《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台上台下歌声连成一片。毛主席坐在群众中间，微笑着，随着歌曲的拍节鼓掌。歌声一落，他高兴地跳起来，连声说“好！好！好！”。那年的7月，周恩来副主席在听了《黄河大合唱》音乐会后，给冼星海写了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这部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作曲的民族艺术瑰宝，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并随即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对激励千百万中华儿女投身抗敌斗争，打击侵略者，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在60年后，在人民大会堂音乐会上，年逾76岁的指挥家严良堃指挥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等文艺团体演出了《黄河大合唱》等经典曲目。《黄河大合唱》的演唱，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已经86岁高龄的张光年先生，在现场接受了近万名观众给予的雷鸣般的掌声，他当时显得很激动，频频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观众挥手致意。那一刻，他可能想到了冼星海先生，相信他一定是代表他们两个人向所有喜欢《黄河大合唱》的观众致谢的。因为他始终觉得，“《黄河大合唱》主要是音乐艺术的成就。歌词为实现作曲家的宏愿提供了便利条件”。“星海同志艺术上的贡献是不朽的”。

第三次见到光未然先生，是同年6月17日。6月15日至22日，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了一个很特殊的哈萨克斯坦四人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是个音乐教育家，团员中有她的妹妹、哈萨克国立管理学院的讲师阿依古丽，有眼科医生、医学副博士卡拉姆卡斯，还有哈萨克中央音乐厅钢琴乐师柳德米拉。四位女士都已年过五旬，卡拉姆卡斯已年逾62岁。她们的父辈曾在冼星海落难时给予过他无私的帮助，她们本人也曾为传承两国人民珍贵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

她们此番来华访问，是专程出席我国文化部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的纪念《黄河大合唱》创作60周年学术研讨会，拜会冼星海生前好友、《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先生，以及参观广州星海园。中国音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代表中国人民，对她们的父辈及本人表达最诚挚、最衷心的感激之情。

受文化部委托、艺研院和音协的邀请，我参加了这个特殊代表团在北京的访问活动。在阿拉木图时，在追寻冼星海最后岁月的日子里，我与她们朝夕相处，她们曾给我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帮助和支持，我与她们成为在哈国接触最多，联系最密切的好朋友，她们也亲切地称我为“阿弟”（这是她们父辈对冼星海亲密的称呼）。这次能在北京，在我离开哈国不到半年的时间再次相聚，真有“一日三秋”，久别重逢的喜悦，倍感亲切。

6月17日在音协副秘书长、外联部张弦和李红东的陪同下，我与代表团四位成员一道，再次来到哈国朋友们十分仰慕的光未然先生家里。

光未然先生和黄叶绿女士早已守候在家中。一见到我，他们便拉着我的手说：“海嘉，咱们是老相识了，今天我们一道接待远道而来的哈萨克斯坦的朋友吧。”我心领神会，将哈国朋友向光年伯伯和叶绿阿姨做了逐一介绍，责无旁贷地担任起翻译的任务。

那天，光年伯伯的气色和心情格外好，尽管是大病初愈，仍显得精神矍铄。他指着印有冼星海照片的《北京青年报》说，“海嘉已经给我讲述了你们的父辈和你们的故事。在饥饿的时候分食最后一块面包，这是多么高尚的人间情感呀！我最好的战友、朋友星海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你们父辈慷慨无私的帮助，知道这些后，我十分感动！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尽管哈国的四位女士都是第一次到中国人家做客，第一次见到她们景仰已久的《黄河大合唱》词作家，但可以感受到，在她们与光年伯伯和叶绿阿姨交谈中，气氛十分温馨，她们毫无拘束感，仿佛是在探望自己家的老人。

　　代表团中年长一些的卡拉姆卡斯动情地回忆道：“1943年，我还在上小学一年级。大冬天里，阿拉木图天寒地冻，气温只有零下三十几度。我穿着胶鞋，裹着包脚布上学，但也抵御不了风寒，学校里没有取暖的条件，两只脚走路时稍出些汗，上课时脚就会与包脚布和鞋子冻在一起。每天放学回家，冼星海总要搂着我，帮我脱胶鞋，解包脚布，替我搓脚，往我手上哈气，把我冰冷的双脚放在自己温暖的掖下捂热，还教我唱歌……”。她抑制不住的泪水流淌下来，几次哽咽。巴德尔甘啊•拜卡达莫娃接过来说：“在父辈的影响下，我们从来都没忘记过冼星海。即使是在前苏联时代，在苏中关系十分紧张的年代里，我们冒着危险，始终珍藏着冼星海的遗物，以及有关他的全部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和资料，包括多次通过前苏联红十字会寄发出去的询函，尽管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我记得，最后一封信是1989年寄出的。因为我们认为，履行死者的遗愿是每个哈萨克人的神圣义务。我们坚信，冼星海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哈萨克斯坦音乐文化的史册！”光未然听后感慨万分！

她们把一顶手工精心缝制的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小白毡帽恭敬地送给光未然先生。。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解释道，“夏秋季节哈萨克男人都喜欢戴这种白毡帽，它既防雨又防暑，希望这顶小毡帽能给您和家人带来四季平安和健康。”巴德尔甘和阿依古丽还把刚刚出版不久的哈萨克斯坦合唱艺术奠基人、她们的父亲、冼星海在哈国的好朋友拜卡达莫夫文集和作品集赠送给光未然先生。

她们对光未然先生说，能来中国，见到冼星海的老朋友、老战友、我们的老前辈、中国著名的诗人，是她们一生中最感幸运和欣慰的事情。此番来中国，她们还有一个未了却的心愿，她们要亲自到冼星海在广州的墓地，祭拜冼星海这个曾与她们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特殊情感的伟大作曲家。

光年伯伯关切地问同来的张弦，“她们来一趟中国不容易，这次是否能安排？”张弦说：“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我们专程安排她们去广州，参观星海园，一定会满足她们的心愿！”

告别之际，光年伯伯把事前准备好、有他亲笔署名的《光未然诗存》一书分赠给她们。

离别时，光年伯伯微笑着对我说：“海嘉，今天辛苦你了，有空常来看看我们。”但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了我与光未然先生见的最后一面。

2002年1月28日，一代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半年后的一个清晨，在位于青海省黄河上游的一座钢索桥上，光未然先生的骨灰洒到了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中。创作出长篇组诗《黄河大合唱》的诗人，他终于回到了黄河母亲的怀抱。

冼星海走了，光未然也走了。但在他们的身后为祖国和人民留下的却是永远不朽的时代颂歌《黄河大合唱》。正是他们带领亿万中华民族的子孙，用时代的最强音，唱响了心中永驻的战歌！

写于2015年2月28日

《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先生

1999年4月28日作者与《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在其家中合影。

1998年4月28日作者与光未然、黄叶绿夫妇合影。

光为然先生在作者的文章上题字“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贡献，看了非常感动！1999年4月28日”。

1999年6月17日《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夫妇在家中接待哈萨克斯坦四人代表团。

中国文化部接待哈萨克斯坦四人代表团。前排左三为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左二为时任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

中国音协接待哈萨克斯坦四人代表团。

广州番禺是冼星海的故乡。2018年，作者受广州市委宣传部、番禺区委宣传部和番禺区文联邀请参加广州星海（国际）音乐季暨番禺区第十一届星海艺术节活动。

作者在广州市《星海公园》

广州市市委及番禺区文联在街头特立塑像，纪念哈萨克斯坦友人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友谊。

作者为广州番禺冼星海纪念馆捐赠与冼星海有关的文字及影像资料。纪念馆馆长授予作者收藏证书。

哈萨克斯坦篇之四

相识在阿拉木图

1996年初，我受命到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的大使馆工作。这是与祖国西北边陲接壤，对我来说还带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中亚大城市。

阿拉木图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天山北麓外阿莱山（中国称外伊犁山）脚下的丘陵地带，以盛产苹果著称，“阿拉木图”在哈萨克语中的意思是苹果城。这个城市历史悠久，古代中国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就经过这里。１９９１年１２月苏联解体后，它成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被天山山脉三面环绕，阿莱山脉雪顶高耸入云，山顶积雪终年不化，成为城市宏伟壮观的天然屏障，形成一个冬暖夏凉的小气候区。市区布局有些像北京，大街小巷横平竖直，若是在夏季，满目苍翠，宽阔平坦的林荫道四通八达，还有雪山流淌穿越城市形成的溪流和喷泉，一年四季空气清新，沁人心脾，不愧是中亚地区最美的一座城市。

在市中心潘菲洛夫近卫军28勇士纪念公园的北门是果戈理大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化部设在临街一幢古朴典雅的欧式楼房里。我到任的第一个星期，就登门拜会文化部外事局局长依普拉基莫娃·塔玛拉。她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妇女，举手投足落落大方，讲一口纯正的俄语。语言的力量很神奇，在我也用俄语说上几句问候和自我介绍的话后，就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她听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文化部，第一句话就说，您是我的同行，来自伟大的中国，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如果您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会尽全力帮助您（在俄语习惯中对第一次见面或不大熟悉的人称“您”）。没说几句话就能感到，她对中国很友好，还是位十分干练的人，没有多余话，没有客套，说话直奔主题。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是官员，使人感到十分亲切，话语中传递的是纯洁的情感。“我在文化部工作多年，上上下下都熟悉，您想认识谁我都可以帮您引荐。”她的这个态度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能在最短的时间认识更多的人，对开展外交工作将会十分便利。从此，塔玛拉就成为我交往最早、最多、最深的人。后来在她的安排下，我很快认识了文化部部长、副部长、几个主要专业管理局的局长，以及直属文化部单位的领导，就连哈国一些很有名望的艺术家、音乐家、博物馆专家也认识了一大批，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该国国家歌舞团的团长格力戈理，便是我在哈国工作时，通过塔玛拉结交的一位好朋友。他为人厚道、热情，对我这个塔玛拉的朋友更是一见如故，亲切有加。我联系请他们歌舞团去中国巡演。一次他邀请我去观看他们团新排练的准备去中国巡演的节目，希望我帮助把把关，于是我应邀前往。应该说，节目总体水平还是不错的，可以从中感受到歌舞团希望传递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但是其中有个节目《鼓舞》，却让人感到怪怪的：演员身着朝鲜族服装，但腰间挎的却是我国西北地区的腰鼓，这说明他们对中国这个拥有56个不同民族的国度里，汉族腰鼓和鲜族长鼓的区别不了解；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每个男演员都戴着一个瓜皮帽，系着一条长辫子。看完节目后，格力戈理征求我的看法。我问，“你们演的是中国哪个朝代的鼓舞？”，他说，“就是现代的”。我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看我留辫子吗？”，他满脸狐疑地问，“那什麽时候带辫子？”。我于是向他解释道，“中国男人只有在清代时留辫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后辫子也都革掉了”。他恍然大悟，连连道歉。随后，他们按照我提供的剧照，将男演员的服装重新赶制出来。后来在他们访华巡演的一个多月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

说话间到了五月份，阿拉木图已经披上了绚丽多彩的外衣，五颜六色盛开的鲜花和茵茵绿草、苍翠松柏把城市装点得格外美丽动人。一天，陈棣大使和政务参赞王开文找我谈工作。“国内来通知，今年7月份江主席要来访问，海嘉你考虑一下，在江主席率代表团来前是否能营造些气氛？需要什么条件你就尽管提出来，我们全力支持你。”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着手清点地下库房中的“宝物”。累出一身臭汗，找出一批还未开箱的工艺品。宝贝还真不少，有瓷器、漆雕、木雕、贝雕、石雕、景泰蓝和牙雕等十几个品种，近两百件展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是还是可以办一个中国文化展。同时，我把使馆宴会厅颇具中国特色的折叠屏风、近两米高的一对青花瓷瓶和织有天坛图案的挂毯，以及从大使办公室“搜刮”来的大幅双面苏绣都收入囊中；为了展示中国文化，我特意写了一首诗《丝路颂》：天山白雪映绯霞，劲草翠叶争春发；驼径千古变通途，丝路侧畔开新花。我请陈大使也写了首诗《贺中哈文化交流》：伊利河水系人心，文化交流传友情；天山松柏青常在，两国友谊深万代。我在国内学过裱字画的技术也派上用场，把大使的诗用绫子裱装，就用它做展览前言；再加上十几套制作精良的大型图片有三、四百幅，我的《中国文化展》雏形就出来了。

为了落实展览场地， 我找到塔玛拉，说明来意，她一边为我沏咖啡一边兴奋地对我说，这是哈中两国间的一件大事，很有意义，我第一次见你时说的话现在就应验了，我来帮你联系展览场地（这时她已经开始用“你”称呼，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比较密切，更加亲切。她一个电话打到国家博物馆，帮我约好与馆长见面的时间。国家博物馆在市中心广场对面，十几分钟后我已驱车赶到。馆长鸠谢宾诺娃带着副馆长和助手如迎贵宾般把我请进办公室。“塔玛拉是我的好朋友，您是她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能和中国大使馆共同举办展览是我和同事们的最大荣幸，您不必担心，一切都会非常顺利。” 她把展览安排在大厅和一楼、二楼，有一千多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为了赶时间，她动员了包括文化部长夫人在内的十几位专家和工作人员，周末不休息，终于在6月14日展览一切就绪。

总统府离博物馆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们举办展览的事竟然惊动了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总统府给博物馆来电话说，总统要过来看展览，请通知使馆和大使。反应如此迅速，让我们始料不及。塔玛拉带着文化部长急忙赶过来。陈棣大使的车和总统车队几乎同时来到博物馆，在大使的陪同下，总统饶有兴致，仔细地参观了展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对《中国文化展》表达了高度关切。他对大使和闻风赶来的记者们说，“展览会是发展两个邻国友好关系的文化桥梁，展品虽然少了些，但现在举办展览意义重大，哈中两国是友好邻邦，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即将访哈，我热切期待江主席来访，准备邀请他到这里参观，希望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7月6日，两国领导人再次步入展厅，此是后话。文化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别说是对大使，对我这个文化官员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办完展览大使问我，要给博物馆付多少钱，我说人家只要一百美元，是给加班人员的补贴。一百美元办了一场两国元首出席参观的展览，现在说给谁也不会相信。但是我心里清楚，塔玛拉在其中发挥了鲜为人知的重要作用。为了庆祝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塔玛拉和她的助手特意在我《丝路颂》的诗前与我合影留念。我们之间的情感日益加深，不但称呼“你”，还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如果几日没见面总要打个电话传递问候。

　　这年的冬季格外寒冷，几场大雪过后，阿拉木图已被厚厚的积雪包裹得严严实实。树枝被积雪压弯，不时有断枝连着雪块坠落到地面。室外温度到达零下三十几度，即使穿着厚厚的羽绒大衣，也会感到寒气逼人。由于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遭到了破坏性冲击。经济发展停滞，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无力，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仅阻碍着综合国力的发展，也严重威胁着新生独立国家的主权巩固与社会安定，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迈开独立的步伐，迎接着寒冬的考验。那时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美元。不时传来有人病倒的消息。我那时写了一首诗《观雪》：天低云黑（he）风骤然，鹅羽漫卷地如毡；故园墙内万家暖，他乡窗外千户寒。那几年哈国政府人员调动频繁，在政府部门实行一种从未听说过的“干部聘任制度”：每年年底从上到下各级干部先要“自动辞职”，然后再由新的领导“重新聘用”，在“重新聘用”的过程中淘汰不称职的干部。到了年底使馆的事情很多，有段时间没和塔玛拉联系。再打电话被告知她生病在家里休息。我把电话打到家里，听她说话有气无力，告诉我患了重感冒，还在发烧。我问她是否吃过药，才知道医院根本没有药，大街小巷的药房也都“断顿”了，无法买到需要的药品。我向大使汇报了情况，立即开车回家取药（那可是我爱人在出国前为我准备的“战备药”），在商店购买牛肉、水果、蔬菜和新鲜牛奶，小心翼翼驶过冰冻的大街小巷来到她家。当她打开门看到我拎着大包小包的食物、药品时，泪水在她苍白、憔悴的面颊流淌。她神情抑郁十分伤心，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只顾落泪。待她稍稍平静，我才了解到，她在年底“自动辞职”后一直没有“重新聘用”的消息；我也第一次从她嘴里知道，丈夫与她离异多年，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正在读大学；原本不多的工资在“自动辞职”期被停发，家里几近“断顿”。按中医的说法这叫“急火攻心”，再感外寒，才引起发烧的。让她服药后我对她说，中国有个先哲名叫老子，他的哲学思想认为：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附，比喻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可以互相转变；就像你现在生病是件坏事，但通过生病你可以获得更强的免疫能力……。我们谈论了许久，能够感到她被疾病和心病折磨的心绪在恢复，脸上浮出往日的笑容，还跟我开起玩笑“海嘉，真没想到，你原来还是个哲学家”。临走时我把身上的钱都留给了她。“海嘉，我的年纪比你大，我想认你做弟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从此，我们就姐弟相称，我也有了个哈萨克斯坦的姐姐。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她的电话，“我的好兄弟，你的哲学预言应验了，我现在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要再次感谢你，帮助姐姐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跨越国界的姐弟情谊日益加深，极大地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我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时，正好赶上该国第一部《语言法》出台。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哈萨克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主权国家。在近三百年的沙俄和俄罗斯的统治下，俄语早已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哈语全面萎缩退化，成为一种仅局限在家庭生活与劳作范围内的部族语言。为了拯救哈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下令制定《语言法》。根据这部《语言法》规定，哈语成为官方语言，俄语成为交际语言，哈国的电视、广播、报刊、书籍等载体承载的内容要有一半是哈语的。这个法律规定对哈国而言即是好事，但同时也是难事，各类媒体立刻感觉到它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到哪里去寻找如此大量的哈语内容？要制作哈语新节目又到哪里找到所需的资金和好的节目题材？

这个难题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机遇。在对《语言法》内容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我把构想方案向大使做了汇报：充分利用我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哈语资源，将国内优秀的影视作品推介到哈国，增进哈国对我国的了解。在得到大使赞同后，我来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他们沟通了想法并制定了具体操作方案。由于我国有较良好的民族政策，国内哈萨克民族语言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很强的哈语翻译力量，他们不但把每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翻译成哈语，而且把成部的电视连续剧也翻译成对口型的哈语节目，以满足当地哈萨克族观众的需要。于是，在经过新疆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后，通过党委宣传部，源源不断地给使馆送来了各种内容的电视片拷贝。我的任务是将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与文化内容的片子推介到哈国各大电视台去播放。

我第一个想到要去见见塔玛拉，相信她一定会有办法帮我实现这个工作构想。在她的办公室，我见到她已不再是愁容满面，热情地用上好的咖啡招待我。在得知我手里有一大批“宝贝”时，她主动向我建议，可以将这些难得的电视节目送到哈萨克国家电视台，她的朋友在那里担任电视台总裁，边说边拨通了电话，将我介绍给她的总裁朋友。

当我把《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过把瘾》等古典和现代题材的电视剧节目放到哈国电视台领导们眼前时，他们如获至宝，因为这些哈语节目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因《语言法》的出台后，他们正愁着找不到哈语节目，急得只好把前苏联时期拍的许多俄语电影加配哈语播放，收视率可想而知。在哈国国家电视台播放这些节目后，许多电视台便主动找上门来，我这里立刻成了源源不断的哈语节目供应站，其中包括哈国最有名的“哈巴尔”电视台，那里的总裁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女儿。每到一个电视台，我都会得到贵宾的礼遇，成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时间一长，就都成了好朋友、老朋友。我粗略地统计过，在哈国主要电视台播放介绍我国文化内容的节目每年超过五、六百小时。在播放《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时，阿拉木图—这个当时哈国首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情景。在播放《三国演义》时，当播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时，观众的电话甚至打到了电视台主编室：“这麽好的人怎么就斩了呢？”，观众看得入了迷。由于转录信号不稳定，屏幕上出现“雪花”和画面抖动，总统府也打过电话询问情况。哈国上下一时间都沉浸在“中国电视年”的气氛之中。我在哈国的姐姐塔玛拉也自然成为中国电视节目的“铁杆粉丝”。

1997年正月初二，我把塔玛拉和她的助手，还有几位文化艺术界的朋友请到自己“家”中做客，向他们展示一番“中国厨艺”文化，也希望让他们了解中国人如何欢度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在“家”里过年会使哈国的朋友感到更加温馨。大使让厨师帮我做了几道凉菜，使馆的大师傅是特级厨师，几个拼盘做得精美绝伦，色泽艳丽色形相映，雕龙刻凤栩栩如生，别说吃的感觉，就是看着也令人馋涎欲滴。我拿出看家的本领，为他们准备的热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溜鱼段、葱爆羊肉、红烧牛肉、炝爆鱿鱼卷、地三鲜……，还有屡试不爽、外国人最爱吃的“丁氏罗宋汤”和拔丝土豆，凉的、热的、甜的、咸的一应俱全。塔玛拉和她的朋友们来了，一进门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光棍”男人的住所：不但窗明几净，家具摆放齐整，地上一尘不染，而且厨房和卫生间都打扫得井然有序。哈萨克男人一般是不做家务活的，因此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中国外交官是怎样过日子的，塔玛拉和她的助手甚至做好了帮我洗衣服的准备。更让他们唏嘘不已的是我的厨艺。把他们请进家门、落座，正式表演开始：光是我的刀工就很了得，各种时令菜蔬和肉类在刀下变成条状、片状、块状，鱿鱼在我手里经过划刀，热水一焯变成了他们从未见过的鱿鱼卷，再配上鲜绿的柿子椒、橙黄的胡萝卜片、嫩白的洋葱片，几分钟一道菜出锅，撒上胡椒面儿，色、香、味俱全；再看我做拔丝土豆，更是看得目瞪口呆，雪白的砂糖在锅里变成粘稠液体，刚炸好的土豆块一翻滚就披上了晶莹剔透的糖衣，用筷子夹上一块，就能拉出一米来长的糖丝，因为拔丝土豆俄语不好翻译，我就翻译成“带糖纤维的油炸土豆”，他们一听全乐了，笑得前仰后合。丰盛的午餐给塔玛拉和其他朋友不但带来全新的味觉享受，也带来好朋友间的浓情厚意和愉悦的心情。在书橱上正好挂着我写的一首诗《雨中情》：萧风瑟雨催春寒，寂寞空庭花枝残；昨夜淅沥声未断，唯见翠草独盎然。把诗的大意翻译后，塔玛拉心领神会，一定要在诗前与我合影留念。她半开玩笑地对其他几位朋友说，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海嘉是个哲学家、是诗人、还是厨师和医生，你们看我多有福气，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好兄弟！她通过诗的含义看出我思念祖国，思念亲人和孤独寂寞的心迹，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转移我的心绪。经她这样一介绍，话题转向中国古老的哲学、中国传统医学、中国文学艺术，还有中国烹饪文化……。朋友们谈得酣畅淋漓，我也早忘了想家。

　　1997年香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按照国内指示，要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举办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展览和相应庆祝活动。这类活动不属于两国文化交流协定约定项目，国内只提供大型摄影展览图片，其他办展条件都需同驻在国商定。

我再次找到塔玛拉，同她商量办展事宜。她很有经验，对我也直言不讳，认为香港回归中国的确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但根据哈国情况不易把活动搞得太政治化，否则会影响一些人参与活动的考虑。她建议把展览办在卡斯捷耶夫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在她陪同下，我们开车来到艺术博物馆，馆长乌玛尔别科夫教授早已恭候在大门外。馆长是位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德高望重的学者，他们是老相识、老朋友，没容得我开口，塔玛拉已经把展览场地的事敲定下来；我同副馆长商定举办展览的一些细节和开幕式后举办冷餐招待会的事宜。没用两小时，《共同举办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大型摄影展协议书》已由我代表使馆，乌玛尔别科夫教授代表博物馆正式签署。塔玛拉在回来的路上高兴地对我说，海嘉，我们的效率有多高，一切事情都像在油上行走（俄语谚语，形容一切顺利）！

开幕式那天，博物馆内外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中国的大红灯笼、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紫荆花红旗把壮观典雅的博物馆点缀得格外靓丽。开幕仪式由乌玛尔别科夫教授主持，中国大使李辉和哈国文化部副部长致辞，四百多名受邀嘉宾、留学生和各大媒体工作人员欢聚在一起，祝愿中国繁荣昌盛、香港前程似锦。塔玛拉和她的朋友们满面春风地走到我面前，举起手中的香槟酒，庆祝我们的合作再次取得圆满成功。哈国新闻界对我香港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持续了半个多月，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哈国领导人也纷纷致电中国，祝贺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在哈萨克斯坦工作期间，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追寻、查访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人生最后几年的历史。时间到了1998年，这项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我找到了当年把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冼星海带回家的哈萨克族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个妹妹，冼星海当年的好朋友萨科里斯基的女儿柳德米拉，以及好朋友叶谢托夫的夫人卡拉沙什；拜卡达莫夫的姐姐达娜什写的回忆文章（冼星海曾在她家居住将近一年，在1993年9月她刚过世）；冼星海当年赠送纪念品的照片和许多登载回忆文章的前苏联报刊杂志，与这些见证人的合影照片和谈话录音。在哈国著名汉学家克拉拉和拜卡达莫夫大女儿芭德尔甘帮助下，我写了一篇纪念冼星海，颂扬中哈友谊的长篇文章《睦邻友好大合唱》。拿着这篇即将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我找到塔玛拉，希望她成为文章发表前的第一批读者。她边读文章边擦拭泪水，可以看出，她被文章中的故事深深打动，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文章写得太感人了，我想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有我同样的感受。你肯定又有什么计划了，说给姐姐听听，看我是否能帮到你？”。“我已以大使的名义给国家文化委员会（文化部已改为文化委员会）、外交部和市长分别起草了三封信，今年江主席要来工作访问，如果上半年来我们准备在冼星海故居举办纪念牌挂牌仪式，如果下半年来我们准备举办一场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俄语是她的母语，为了表达更准确，她帮我修改了三封信中的几处修辞，对我说，“这件事是两国文化领域的大事，我再以文化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这件事的态度，你们给外交部和市政府送信时可以把文件附在里面，他们会更加重视。”第二天，文化委员会的文件已经打印出来，还请我的老朋友卡谢依诺夫主席签了字。塔玛拉亲自陪我到中央音乐厅，与国家交响乐团的领导乌杰奥夫和哈国最负盛名、曾获列宁勋章的指挥家阿布德拉舍夫一同商定音乐会的有关事宜。一路绿灯，一切事情都是那样顺利。我能深深感受到，塔玛拉是在把我这个弟弟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做，甚至比做自己的事情还要认真。

1998年7月3日江泽民主席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为冼星海故居纪念牌揭幕；10月7日在中央音乐厅中国大使馆和哈国文化委员会隆重举办“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这两场活动，塔玛拉既是策划者、组织者，也是热情的参与者。在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下，1999年10月7日，阿拉木图市长赫拉普诺夫批准我们的申请并发出市长令，决定将市内的弗拉基米尔大街重新命名为冼星海大街，这是哈萨克斯坦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用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大街。今天，这条大街是游客必到的地方，旁边一条平行的大街是拜卡达莫夫大街，用当年两位患难与共朋友加战友的名字命名的两条比邻的大街，象征着中哈两国人民之间神圣的友谊。

1999年初，我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哈萨克斯坦。三年的时间，使我对这片土地产生了特殊情感，离别时依依难舍，因为这里有我众多的哈萨克朋友，其中最令我不舍的就是的好姐姐，塔玛拉。十多年过去，这份珍贵的情谊依旧。每逢想起她，我会在心里默默地思念她，为她送去一份深深的祝福！

2013年6月11日写于北京

1996年6月14日陈棣大使（前排右三）陪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参观《中国文化展》。

《中国文化展》开幕式。哈萨克斯坦文化部第一副部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作者和塔玛拉及其助手拉依罕在展会上。

《中国文化展》开幕式作者后与哈国布展人员合影。

《中国文化展》开幕式后部分使馆人员和留学生合影。

作者在塔玛拉家做客。

1997年2月8日（正月初二）作者邀请塔玛拉和她的朋友到家里做客。

1997年夏天，我去探亲。在家里招待塔玛拉和她的朋友。

哈萨克斯坦篇之五

阿拉木图1号宾馆轶事

五月的一天，我驾驶着丰田越野车，离开郁金香盛开的市区，沿着阿拉木图友谊大街一路南行。出了城区，驶入绿树掩映的小阿拉木图河谷。这条河谷坐落在南阿拉套山的北麓，被阿拉套山的支脉环绕，在半森林、半草原和半山地的交汇处。小气候区特有的宜人气温和光照，使这里的灌木林枝叶紧簇、阔叶杨参天繁茂、天山云杉和松柏四季常青、山楂树和白桦树亭亭玉立，错落有致，分外葳蕤、茂密。河谷中宽阔的公路，蜿蜒伸向终年积雪的钦布拉克山和其他山峦。虽已过“小满”节气，白天气温达到二十七、八度，已是鸟语花香、万木葱茏的夏日，但山顶依然白雪皑皑。色彩斑斓的夏景与银装素裹的冬色，十分和谐地融合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景致旖旎。在山林的深处，便是闻名遐迩的“麦迪奥”滑雪场。

此番的我的目的地不是“麦迪奥”，而是隐匿在半山腰处苍翠之中的阿拉木图1号宾馆，为即将来访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下榻的场所。

在宾馆入口处接受了询问，出示了证件后，我被带到总经理办公室。看来，总经理赛力克•扎巴耶夫和他的助手们早已接到哈国外交部的通知。我的外交职衔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在俄语中，一等秘书与“第一书记”一个字母都不差。因哈国独立时间不长，许多有大使在的场合，我曾被当作使馆“第一书记”请到主宾位置上，很是尴尬。要知道，在前苏联时代，无论是地区，或是单位的第一书记，都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利和地位。这次我是孑然一身造访，避免了“喧宾夺主”。

总经理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道，“我们已经恭候多时，欢迎您，来自中国大使馆尊贵的‘第一书记'同志，哦，是先生！”或许哈国转制还不大彻底，叫“同志”更加顺口。“我奉大使之命，来了解一下贵宾馆的基本情况。还请总经理先生多多关照！我想实地观看一下住宿、饮食条件和宾馆周围的环境。”因想早些返回使馆复命，我便直奔主题。“不急，不急！我特意为您准备了刚刚酿制出来的‘库米孜'酒（马奶子酒），尝尝味道如何？！”话语间透出即热情，又不容分说的执拗。斟酒间，我留意了一下这张很有特色的面庞：宽额高颧，浓眉大眼，一双深褐色的眸子炯炯有神，一脸修饰得体的络腮胡子，无不显示出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甚至有些刚愎自用的哈萨克人。

只见他熟练地从一只工艺考究的牛皮革酒囊中，倒出两杯半透明的乳液。我想，这大概就是突厥民族近千年来款待贵客的传统名贵饮料“马奶酒”。相传成吉思汗曾把它封为“御赐酒”，其孙忽必烈也曾以金碗盛着马奶酒犒劳立有战功的将士们。它曾是元朝时期宫廷和贵族的主要饮料。

扎巴耶夫端起马奶酒，说道，“我们初次相识，一起干了这杯酒！这酒有舒筋、活血、健脾胃之功效。这也算是我们的见面酒。”常言道，“人有脾气，酒有酒性”。我因初次见到这种马奶酒，不谙其性，便推辞道：“非常感谢您的盛情款待！现在公务在身，不便饮酒，还请谅解！我们找机会畅饮一番如何？”只见他收敛了笑脸，粗重的眉毛拧成一团疙瘩，有如夏天多变的天气，霎那间阴云密布。很难料定，接下来可能将是一场暴风骤雨。看来这酒是非喝不可了，在哈萨克，主人向客人敬酒，如果客人不喝，会被视为对主人的“大不敬”。没有了选择，只能孤注一掷。我端起马奶酒，道一声“祝您健康！”，便一饮而尽。顾不上回味口中的酸辣甜腥，我抢过酒囊，斟了一杯又一杯，使出浑身解数，连干三杯“小钢炮”（意即玻璃杯）。见状，扎巴耶夫顿生敬意，手也没擦，抓起一段熏马肠子，递到我的手中，“吃这个！马奶酒配马肠子大补，对男人最有好处！”

顾不上腹中“翻江倒海”，酒过三巡后，我随扎巴耶夫来到宾馆的庭院。“看着您挺斯文，没想到喝酒还真豪爽，够朋友！”他拍着我的肩头，发出内心的赞叹。殊不知，二十年前在黑龙江屯垦戍边时，我曾就着豆腐皮，还能喝一瓶六十多度“北大荒”烧酒呢。那酒喝下去，醇香浓烈，从嗓子眼儿一直烧到心窝里，那才是真爷们儿！

“丁先生，您就叫我赛力克，找时间请您去离这里不远的一所疗养院，旁边就是我家的别墅，我们畅饮一番！”看来是喝对了脾气，赛力克已是满脸喜悦，溢于言表，兴致冲冲地带我观光他的“一亩三分地”，边走边向我发出盛情邀请。

1号宾馆庭院内，长满了层次分明的灌木林、避云遮日的钻天杨、四季常青的云杉和松柏、婀娜多姿的垂柳和亭亭玉立的白桦；平坦的地方，种植着争奇斗艳的蔷薇和艳丽绽放的各色郁金香；一条几米宽的山溪清澈见底，溪水湍流翻滚跳跃在形状各异的鹅卵石间，昼夜不竭，站在桥上，不觉凉意扑面，好不清爽。与其说是一座宾馆，不如说是一座色彩斑斓、风光旖旎、空气清新、人迹罕至的天然公园。只是我因重任在肩，无暇观光。

宾馆主体建筑和运动场馆藏匿在一片苍翠之间。婆娑的树影，芬芳扑鼻的花香，把这片神秘的地方，掩映在巍峨的天山脚下，远离城市的喧嚣，定格在古朴与宁静之中。

在哈国独立后，宾馆经过整体修葺，设施齐备，宽敞舒适，窗明几净，很是时尚。运动场馆内配有恒温标准游泳池、桑拿浴室、室内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和运动器械齐全的健身房、按摩房，可谓一应俱全。这里便成为哈国上流人物趋之若鹜的避暑胜地之一。优越的自然环境，良好的上层关系，或许是使赛力克有了更加说一不二的资本。

7月份，中国政府代表团钱其琛一行，将要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哈国。钱副总理一行三十余人将要下榻这座宾馆。我和好友洪君是使馆驻这座宾馆的全权代表和联络员，负责协调安排代表团在阿拉木图期间的饮食、住宿、车辆调度及安全，可谓责任重大。

在与赛力克和宾馆餐厅部经理商定好代表团的一日三餐食谱后，我请赛力克带我们再次来到为钱副总理预订的套房。这是一套有两间卧室、两个会客厅和两个卫生间的“留克斯”高级套房。说是高级套房，其实内部设施十分简朴。只是在主卧内的卫生间里，配有一个多功能按摩浴缸，尚可称比较时髦。卫生间顶部悬着一个大概还是前苏联时代生产的老式吊灯，在淡绿色玻璃灯罩下，一只一百瓦的白炽灯，把房间笼罩在柔和的光线里。一切都是那样素雅、明快。

此时，从楼上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楼上住的是什麽客人？”我不经意地问身边的赛力克。“是我们的一位拳击冠军和他的女朋友，在这里度假。过几天他们就会搬到别的地方。”他知道哈国外交部的要求，出于安全考虑，在中国代表团到访的前一周，宾馆需要腾空。他急忙解释道。世事难料，这位未曾谋面的拳击冠军，后来竟酿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插曲。

从1号宾馆回家。只觉肚子不适，阵阵内急，晚饭也没吃，一晚上数次厕所，好不狼狈！事后方才知道那几杯“小钢炮”马奶酒的力道。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肠胃功能弱的人，初次喝马奶酒，一定要悠着点儿。

代表团到达的前一天，我再次来到1号宾馆，径直奔向“留克斯”套间。走到卫生间时，突然发现靠近窗户的半扇墙壁被水浸泡，鼓涨起来，有些地方墙皮已大面积脱落。我了解到，那位拳击冠军头天晚上还没离开宾馆，加之饮酒过度，洗完澡竟忘记关上浴池的水龙头，致使“水漫金山”。没等我发问，赛力克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宾馆里只有这一套“留克斯”。如果代表团的主宾因墙壁剥落，无法入住，哈国外交部就要考虑为代表团另选宾馆，另行安排安全保卫工作，另行设计代表团出席各项活动的行车路线。真应了晚清著名文学家龚自珍的那句名言：“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再过十几小时，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将要抵达阿拉木图。几周的准备工作成果，都将被这场突如其来的一缸浴水“吞噬”殆尽。

我不敢怠慢，一面给大使打电话，报告情况，请示是否要与哈国外交部协调，准备第二方案“挪点”；一面与赛力克商量抢修办法。凭着在黑龙江兵团干过工程连各种活计的经验判断，把浸湿剥落的墙皮铲掉，重新抹上石膏腻子，时间和技术还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里，新抹的墙皮很难干透。赛力克听我一说，马上来了精神，拍着胸脯保证道：“没问题，我安排人连夜值班，用两台吹风机吹干！”

此时，哈国外交部传来消息，“挪点”的方案被否决了，短暂的时间内已无法找到合适的宾馆。好在1号宾馆内的抢修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浸泡得斑驳剥落的墙面，在我和赛力克的指挥下修葺一新，只剩下抹墙时使用的梯子，还有几位值班人员看守着两台大功率吹风机。

天色渐晚，我同赛力克辞别，一时紧绷的神经稍稍舒缓下来。翌日，再次来到抢修地点，墙面已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但也正是此时，我突然发现，那只造型典雅的浅绿色玻璃灯罩被打碎，只剩下不到一半的残片斜挂在头的上方。卫生间里用马赛克灰白相间铺就的地面上，散落着肉眼很难发现的碎玻璃屑。我找到几粒尖锐的碎玻璃碴儿，把在办公室喝咖啡的赛力克叫到“留克斯”豪华套间。见到我手中的“利器”，一贯说一不二的赛力克此时变成了“闷葫芦”，他的几位助手也紧张得大眼瞪小眼。

顿时没了“章程”。我了解到，夜间值班的人，在吹干墙壁后，收拾东西，搬动梯子时，不小心打碎了玻璃灯罩，只草草打扫了一下地面的玻璃碎片，却留下一地的“残渣余孽”。要知道，这些细小的玻璃碎碴儿，会在不经意间刺入来此洗浴人的赤脚，若刺伤严重，还会影响客人的行走。

真个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此时，我接到电话通知，代表团已乘车离开阿拉木图机场，向1号宾馆疾驰而来。

别说是赛力克，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悬着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一切都容不得细想，一刻都容不得耽搁。我对赛力克喝道：“还楞着做什麽，不能用笤帚和抹布，快跟我一起用手摸！一粒也不能漏掉！”无形之中，我竟成了应对这场“突发事件”的指挥者。顾不得手被扎破，我们几个人一字排开，铺开十指，在卫生间的地面上一寸一寸地摸索过去，排除一颗颗藏匿在犄角旮旯中的“利器”。查完地面后，把按摩浴缸也摸了个遍。初战刚刚结束，已经摸出一捧晶莹剔透、锐利如刃锋的玻璃细碴子。

来不及再检查一遍，钱副总理及夫人已随工作人员来到套间。寒暄几句后，我们退出套间，在值班室等候。按访问日程，休息二十分钟后，钱副总理与十几位部长一行将要出席哈国的欢迎仪式。

等候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二十分钟。因“出事现场”只打扫了一遍，我生怕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使用卫生间，再发生“流血事件”，影响他们的访问活动。越想越不敢想，只能“听天由命”了。赛力克坐在一旁，脸色煞白，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他生怕我把事情向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哈国近卫军司令汇报，那他总经理的位置将岌岌可危。此刻，他的头上仿佛悬着一柄由马鬃系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似乎明天，也许就是今天，这把锋利的命运之剑将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西方著名的“墨菲定律”再次应验。二十分钟后，代表团车队离开1号宾馆。我们第一时间冲进“留克斯”套间的卫生间，发现浴缸里有些积水，花洒淋浴头还在向下滴水，证明客人在短暂的二十分钟里使用过淋浴！赛力克第一个跳进浴缸，把浴缸底摸了个遍。一颗小米粒大小的玻璃碴子划破了他右手食指，殷红的鲜血流淌出来。只见他迅速用嘴将伤口吸吮干净，贴上胶布，又干起来。此时，那个神气活现的总经理已荡然无存。这使我想起前苏联作家茹尔巴笔下的普通一兵，我儿时心目中崇敬的苏联战斗英雄马特洛索夫，只身扑向敌人地堡枪眼的壮举。赛力克正在做着一个普通清洁工的工作，而且随时还有受伤的危险。我们几个人再次把整个卫生间地面用手摸了一遍，又摸出几十粒“漏网”的玻璃碴子。这真是“怕什麽就来什麽”，神秘的“咒语”让赛力克和他的助手们目瞪口呆，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惊出阵阵冷汗。所幸，客人“福大命大”，这几十粒“暗器”未能伤到客人。

晚上，外面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近卫军司令来到我的房间，邀请我们一道查看宾馆的保卫工作。当时，在中亚地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发展迅速。在哈国，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旗帜、纲领、行动的恐怖主义初见端倪。九十年代以来，“东突”已成为集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为一体的邪恶势力。对中哈两国的安定和发展均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保障中国代表团对哈国的顺利访问，哈国派出精锐的近卫军特种部队，在代表团的驻地撒下了“天罗地网”。

我们随近卫军司令来到院子里。在茂密的丛林中，在漆黑的灌木下，潜伏着大约一个连的特种兵。如果不是有人领着我们，即使走到他们隐藏的地方，也很难发现这些全副武装，身穿迷彩服的特种兵卫士。近卫军司令唤起一组埋伏在几米开外的士兵。只见他们头戴防弹头盔、护目镜，腿戴护膝，手持AK突击步枪、KS霰弹枪、APS冲锋手枪、枪上配有红点瞄准镜，指挥官还配有夜视望远镜。一声号令，他们便迅速神秘地消失在夜幕中。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在他们的护卫下，若有来犯之敌，也只能有来无回。

当近卫军司令问道我，“您是否满意？”我旋即答道：“达沃里诺！”（俄语：满意）。他细心问道宾馆情况如何时，我不假思索地应声回答：“弗肖诺尔曼里诺！（俄语：一切正常）”一场“突发危机”即刻化险为夷。赛力克也因我为他“顶雷”，认定我够哥们儿。从此，只要是宾馆里有关代表团的事情，他一定会主动征求我的意见，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代表团到访第二天午餐后不久，我便听说，有三、四位部长突发腹泻，几度如厕。我与赛力克一同来到餐厅，一问究竟。按事先约定，代表团成员一日三餐一律在宾馆餐厅吃自助餐，菜谱是与餐厅经理共同商定的，每餐的菜单虽有不同，但都是餐厅精心烹制的西餐，食材都很新鲜，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因饮食不清洁而引起腹泻。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我突然发现，在餐台摆放饮料的桌子上，一个擦拭得锃亮的不锈钢容器里，盛着半罐熟悉的“半透明乳液”。赛力克见我注意到那只容器，连忙解释道：“这次来的都是中国的贵客，我想让他们尝尝我们哈萨克纯正的‘库米孜'。”

我恍然大悟，二话没说，径直进到为主宾夫妇准备的小餐厅，他们正出席活动，尚未就餐。不出所料，餐桌上也摆放了这种曾使我“中招”的马奶酒。赛力克热情的“自作主张”，无疑是那几位部长跑肚的“元凶”，我啼笑皆非，无言以对。在我耐心解释后，赛力克立即吩咐餐厅服务人员将代表团成员“无福消受”的马奶酒全部撤掉，尽管这是哈萨克人的“琼浆玉液”。

代表团成功访问哈国后的一天，我接到赛力克的邀请，去他在离宾馆几公里处的别墅做客。我们已是十分投缘、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欣然应邀。

别墅坐落在天山阿尔玛•阿尔桑（Alma-Arsan）峡谷下方的一片缓坡上。一所大概是前苏联时代建的疗养院、以及几幢新建的别墅和新搭建的毡房，隐匿在苍松翠柏和各色山野花丛之间。正南方向是著名的阿尔玛•阿尔桑瀑布。天山山脉终年的积雪，在夏日里消融，汇成湍急的溪流，在此处形成几十米宽的瀑布，从陡峭的崖壁上飞泻而下，在峡谷间生成数米高的水气和幕霭，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分外壮观。

这天是赛力克的生日，也是聚会的主人。他漂亮的妻子艾琳娜和孩子，宾馆各部门经理、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大约有十几个人，欢聚一堂。我被请到其中一间大毡房。只见被称作“穹庐”的毡房里，空气流通，光线充足，白毡做的围墙和地面铺满了花色艳丽的壁毯和地毯。一张长桌摆在正中，桌上摆满了哈萨克民族极具特色，待客的美味佳肴：“包尔沙克”（油炸面点）、“别斯巴尔马克”（肉菜拌面片）、熏马肠、奶疙瘩、奶豆腐、酸奶酪，还有各种干、鲜水果和各式饮料。

进餐时，主人将盛有羊头的一大盘肉献到我的面前。按照哈萨克的习俗，我将盘中的羊头拿起，用哈萨克锋利的餐刀，割下羊腮帮右颊下的一片肉回敬主人，为自己割下羊头左颊下的肉，放在面前，再割下羊耳朵分给主人家的孩子（意即要听话），然后将盛羊头、羊肉的大盘送还给主人，众人共食之。

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汉武帝时代远嫁“乌孙国（哈萨克的前身）”的刘细君公主，以及她留下的《黄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身居宽敞、明亮、舒适的“穹庐”之中，我便是当今的“穹庐居客”。

来前，我特意为赛力克选了一幅贝雕画《雄鹰展翅》，作为生日礼物，因为雄鹰是哈萨克人的“图腾”，还为他准备了两瓶上好的北京红星二锅头。赛力克接过贝雕画，将我让到主宾席上，斟满两杯“库米孜”，喜不自胜地向他的家人和朋友介绍道：“我们哈萨克人常说，‘患难中结识的朋友最可靠'，丁先生就是我的患难之交！”他一改喝见面酒时的酒风，眨着兴奋、俏皮的眼神对我说：“我先干为敬，你点到即可！”我也一改酒风，斟满两杯五十六度的二锅头，每杯足有二两多，递给他一杯，对他说：“我们今天是不醉不归，为我们纯真的友谊干杯！”

大家开怀畅饮，纷纷向主人祝贺生日。哈萨克人原本就能歌善舞，随着《哈萨克圆舞曲》悠扬的旋律、明快的节奏，人们翩翩起舞，好不热闹。

兴之所至，我即兴赋诗一首： 《游天山峡谷记》

天山峡谷波澜宽，

劈岩破石雷惊天。

万马千军由天降，

苍松翠柏皆黯然。

峰峦起伏绕云烟，

穹庐侧畔舞翩跹。

吾辈结盟辟新册，

 情谊永驻花丛间。

钱其琛副总理（中）与作者及工作人员在宾馆门前合影。

作者在阿拉木图宾馆院内

湍流不息的溪水

哈萨克斯坦篇之六

 阿克莫拉之行

12月的一天，李辉大使把我和领事一秘吴枞潜唤到办公室，对我们说道：“使馆接到哈国外交部通知，两名从俄罗斯过来的中国公民在阿克莫拉被伤，正在医院抢救，希望使馆派人探望。使馆领事部这段时间任务较多，大都是女同志，党委研究，决定派你们出趟差。保护侨民，为他们排患解纷是使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们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速去速归。”

吴枞潜是外交部从南京某军事学院借调的俄文教授。也许是长期的军校生活，使他练就了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军人素质。他十分喜欢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尤以行书、草书和楷书见长。闲暇之时，吟诗作赋，更显儒雅之风范。领事部大都是女同志，于是大家戏称他为“党代表”。他脾气随和，爱好广泛，共同的兴趣、爱好，使我们很快成为好友。那时使馆条件艰苦，我们都与自己的夫人天各一方，成为“准光棍”，他便成我“家”的常客，工作之余，我们常在一起推盏小酌，摆龙门阵，大大缓解了远离家人的思乡之苦。此次我俩同行，倒是一件幸事。

阿克莫拉位于哈萨克斯坦中部偏北的平原丘陵地带，离阿拉木图1300余公里，处于哈国地理中心。我虽未去过阿克莫拉，但对这座城市早有耳闻。 18世纪，从亚洲国家去往欧洲的商贾们，曾将阿克莫拉作为中途打尖休息的地方，它曾是欧亚大陆上的一个商业中心，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粮食不足，已成为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大批热血青年响应政府号召到这里垦荒。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把它命名为切利诺格勒（意为“垦荒城”），意图以此地为中心，将哈萨克大草原开垦为一个麦田之海。原始草原地表主要是黑钙土和栗钙土，垦荒初期这里曾为解决国家“粮食匮乏”问题做出过贡献。但在急功近利的年代，没有防止土壤风蚀的措施，自然植被大面积锐减，加之这一地区年降雨量原本很少，以及干旱多风的自然缘故，草原退化，农田表土被吹走30-50厘米，发生了严重的土壤沙漠化现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终于酿成举世瞩目的“黑风暴”和“沙尘暴”事件。仅1963年的“黑风暴”，便使哈国2000万公顷土地严重受灾，绝产。我曾驾车途径这片昔日被开垦的大地。几百公里的道路两旁，灰褐色、尚未风化、细碎石屑缝隙间，滋生出稀疏的绿草，仿佛像拔顶男人的头发，在强劲的西北风中瑟瑟飘逸。

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恢复了这座城市古老的名称：阿克莫拉(Aqmola，哈语意为“白色坟墓”)。1997年12月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阿克莫拉取代阿拉木图，成为哈国首都；1998年5月，阿克莫拉正式更名为阿斯塔纳（哈语意为“首都”）。此为后话。

阿克莫拉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天寒冷而漫长，每年冬季持续5个多月，冰雪覆盖期长达130天左右，气温可达零下30-40度，甚至到零下50度。城市处于西伯利亚冷风南下的要道上，常年多风，因此也被称为“风城”。夏季则炎热难耐，气温可达零上30-40度，而且蚊虫横行肆虐。哈萨克朋友曾对我半开玩笑地说过，那里蚊子硕大无比，“七只蚊子可以烧一碟菜”。由于城市总刮“黑风”，“那里的姑娘上街不用化妆，回来脸蛋肯定是黑的，看不出谁俊谁丑”。时值隆冬，当地报纸、广播不时传来有人在市郊冻死、冻伤的消息。看来这是一趟“苦差”啊。

我和枞潜为抵御严寒，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身穿国内带来的羽绒大衣，戴上有护耳的栽绒皮帽子、皮手套和皮靴，登上飞往阿克莫拉的图-154客机。

前苏联生产的图-154客机，是图波列夫设计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研发的三涡扇发动机喷气式客机。它最突出的设计问题是，发动机喷流靠近机身，不但喷流对机身结构加热，而且噪声冲击气密客舱的舱壁，使客舱内坐在发动机喷口附近的旅客，在飞行中难以承受高强度的噪声冲击。噪声冲击会使气密客舱的舱壁结构产生“声震疲劳”。苏联解体后，许多图-154客机处于“超期服役”状态，坠机事故屡见报端，早已从昔日“最安全的飞机”变成为“乘客杀手”和“飞行棺材”。长期工作在前苏联地区，曾多次领教过这种飞机起降和飞行时的“惊悚场面”。记得一次从莫斯科到海参崴出差，乘坐图-154飞机。那次是夜航，飞机上乘客很少，几乎一个人就可以占到三个座位。飞机飞平后，乘客纷纷“抢占地盘”，准备睡“卧铺”。广播传来机长浑厚、带有磁性的“男低音”，“请各位乘客回到座位上，扎好安全带，飞机遇到强气流，正在穿越雷雨区！”话音未落，飞机便开始上下颠簸。只觉得飞机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破浪航行的船，“巨浪”在愤怒地嘶吼，恶狠狠地将“船”高高抛向浪尖，又重重砸向浪谷，硕大的机身在剧烈地震动，发出阵阵恐怖的巨响。只觉得头晕目眩，腹中“翻江倒海”，连苦胆水都吐了出来。我只得紧闭双眼，等待“死神塔那托斯的降临”。常年执行飞行任务的空姐比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个个小脸煞白。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飞机才飞出雷雨区。落地后真是后怕不已。

这次飞机临近阿克莫拉上空时，地面暴风雪很强，飞机只好在空中盘旋。向舷窗外望去，机翼下一片迷茫，大地被皑皑白雪所笼罩，看不到地面任何信号。座舱内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大家正襟危坐，默不作声。飞机盘旋一阵子后开始下降，舱内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突然，“嘭”的一声响，紧接着听到了飞机在冰雪覆盖、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跑道上的滑行声。在起落架触地后，机舱内行李架口盖发出一片“哗啦啦”的响声，似乎若大的机身顷刻间将要解体。但飞机毕竟已经安全降落，大概这架飞机已属于“退役”服务。乘客一颗颗悬着的心也随之落了地。在这地缘广阔、冬季漫长的国度，飞行员必须练就高超的，在暴风雪中起降的本领。

入冬以来，阿克莫拉的雪一场接着一场下，街道、建筑、树木，目之所及皆为白雪覆盖。二十多万人口的城市里，鲜见人烟。随处可见成片的青灰色的楼房，一看便知，是前苏联时代的建筑，而且还是十分典型的“赫鲁晓夫式简易楼”。这些楼房由“工厂化”生产的混凝土预制楼板拼装而成，连阳台都被当成“奢侈品”取消殆尽，可谓“千佛一面”。“贫民窟”在俄语中叫“特鲁小巴”，于是苏联老百姓把这两个词结合起来，把赫鲁晓夫的“简易楼”叫做“赫鲁小巴”。

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住下。放下行李，准备找一家餐厅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初到室外，“全副武装”的身体对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感知还不强烈。极寒的威力在几分钟后开始显现。身上的羽绒服被裹着雪花的寒风打得通透，接着，风穿透皮手套、皮靴，寒气裹住双脚。凛冽的西北风夹杂着冰屑吹打在裸露的面颊上，如刀割般的疼痛。没过多久，露在外面的皮肤逐渐失去了知觉。枞潜因长期生活在南方，显然缺乏防止冻伤的经验，回到宾馆便忙着去打开水。为防止冻伤，凭着在北大荒屯垦戍边时练就的抗严寒的经验，我从室外抓回一些雪粉，与枞潜一道用雪擦拭早已麻木的面颊、双手和双脚，直到恢复知觉。

　 在寒风冰雪主宰的城市里，再次领略了“腹中无食怨天寒”这种久违的身体感觉。街道的拐角处，终于发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斯达洛瓦亚”（俄语意为食堂）。几位中年俄族妇女站在橱窗前，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几盘早已凉透了的“别里面尼”（俄语意为饺子）放在窗台上，真有些“爱吃不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架势。这种俄式饺子，馅是奶酪。咬上一口，满嘴都是浓重的酸臭味儿。常言道“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我们二人囫囵吞枣般地将四盘“俄式饺子”吃了个净光。虽说味道不大合口，但在寒冷的冬天，高卡路里的奶酪还是很给力的。

饭后，我们在哈国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市郊的一所医院。在一间外科病房里，有十几张病床。外科主任带我们来到两位受伤的中国公民床前，向我们介绍道：“一位是脑震荡患者，头部受到外力打击，现在已经脱险，需要在医院治疗，静养一个月，目前还不大清醒；另一位是腓骨骨折，没有生命危险，已打了石膏，但恢复时间可能要长些。”那个腿上打着石膏的患者向我们诉说到，他和同伴曾在俄罗斯做生意，挣了些钱，因那边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前不久来到哈国，没想到刚到阿克莫拉，便遭到当地几名图谋不轨华人的袭击，钱财被洗劫一空，人也被打伤。哈国陪同人员正式向我们通报，嫌犯已被阿克莫拉州警方拘押，对伤人越货的事实供认不讳。他们将受到驻在国法律的惩戒。

我们代表大使馆向伤者表示慰问，把从阿拉木图特意带来的水果和一些坚戈（哈国货币）留给伤者，并把使馆领事部的电话留给伤员和医院，以备不时之需。

回到宾馆时，天色已暗。阿克莫拉的冬天如此的寂静，下午三、四点钟，行人稀少，偶尔有车驶过。风停了，漆黑的苍穹笼罩着大地，下起了鹅羽般的大雪，飘飘悠悠地落下来。雪花如烟一样轻，银一样白，玉一样润，一朵朵，一簇簇，忽而向左飘游，忽而向右猛扑，忽而冉冉飘落。夜是那样的寂寥，仿佛可以听到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在地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入夜后，天气更加寒冷。

我倆不想再去吃那令人倒胃口的食堂饭菜。在宾馆温暖如春的房间里，为自己开起了“小灶”。打来开水，每人泡了一碗方便面，从行李中拿出一瓶出发前准备好的北京红星二锅头，打开两包涪陵榨菜，一包朋友从伊宁带来，平时舍不得吃的五香花生米，一顿“奢侈的晚餐”准备就绪。捻一粒香脆可口的花生米，呷一口美酒佳酿，余味醇厚，从嗓子眼儿一直暖到心窝里，吃一口滚烫的面条，驱散着周身的寒气。看来还是“中国味道”对胃口。花生米、榨菜和方便面成了我俩百食不厌的珍馐。不一会儿，我俩已是吃得浑身舒坦人微醉。枞潜情不自禁地吟起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岁暮风动地，夜寒雪连天。老夫何处宿，暖帐温炉前。……”

我因负责文化交流工作，对领事工作知之甚少。酒足饭饱后，枞潜与我谈起在哈国工作中的逸事，叹道，现在领事工作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来哈经商，哈国加大了管理力度。移民局和内务部警察（俄语为“噶依”），时常查看国人所持护照是否有签证和落地签，是否过期。落地签的意思是，如果在哈国停留超过5天，就需要到当地警察局签证处办理居留登记手续。如果手续不全，有可能被处以罚款，动辄数百美元，或被关押，遣返回国。于是，有些心怀叵测的人便做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这其中还有一些国内来的投机者，冒充当地警察“噶依”，欺诈国人。这次又是件华人遭同族暗算的事件，可叹，害群之马！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在阿克莫拉度过了一个寒冷、漫长的夜晚。天亮后，我与枞潜打车，很早到达阿克莫拉机场。机场十分简陋，那时这里还是哈国的国内机场，没有海关，也没有负责出入境检查的边防检查站。我们径直向候机大厅走去。在候机厅的门口，看见一位戴着水貂皮帽，大腹便便，肥头大耳，细皮嫩肉，满面奸猾的中年男子，正在与另一位穿着哈国警察灰色棉制服、看上去像是哈族人的青年攀谈。中年男子乜斜着看着我们，脸上泛着诡异的微笑，向青年窃窃私语。走过他们身旁时，我分明地听到，中年男子用纯正的汉语说道，“一会儿去查查他们！”

刚刚在候机厅宽敞的座椅坐下，便看见那位哈族青年向我们走来。我低声对枞潜说，“看来你昨晚说的话，要一语成谶！”枞潜机警地抬起头，慢慢站起身来。哈族青年大约有一米八几的个头，颧骨突兀，长着满脸粉刺，二十来岁的样子。一双不大的眼睛，投射出隼鹰发现猎物时的目光。他煞有介事地用俄语对我们说道：“瓦什巴斯巴尔特！（俄语意：出示你们的护照）”枞潜冷不防地用汉语问道：“你们的头儿在哪？”只见年轻人下意识、猝不及防地回头向候机厅入口处张望。显然，他听懂了汉语，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假警察的身份。待他缓过神儿来，肯定对自己不经意的动作悔之晚矣。但他还不甘心，把正在入口处偷窥的同伙叫了过来。中年男子还是比他的同伙老道些。他疾步走到我们的面前，眨着狡黠的三角眼，用俄语说道，“我们是内务部的‘噶依'，请出示你们的证件！”且不知，他磕磕绊绊、蹩脚的俄语，早已将自己“假噶依”的身份暴露无遗。

今天真是“假李逵碰到了真李逵-冤家路窄”！不再与他们绕圈子，我们用汉语正色道：“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领事，请你们交出护照！”见事情已经败露，但他们还是不甘心，心存侥幸。中年男子做着最后的挣扎。“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外交官！？”见到我们拿出外交红皮护照和外交官证，两个假“噶依”已经瞠目结舌，瘫软委地，汗津额眉，只好老老实实地交出护照。这真是“贤者自安，庸者自扰”！

登机后，我和枞潜坐在座舱的前排。因做了亏心事，被“真李逵”扣押了护照，两个忐忑惶恐的假“噶依”如坐针毡，三番两次地从后舱跑到我们座位前，跪在机舱的过道上，央求道：“我们是初犯，请还给我们护照吧，我们再也不敢了！”此时，乘客和机组空姐也向他们投射出鄙视的目光。“当着如此众多的旅客，你们成何体统！？回阿拉木图大使馆解决你们的问题，回去先把检讨书写好！”看着他们猥琐的举动和目光，我们如鲠在喉，气愤地回答。

回到使馆。枞潜通过领事渠道了解到，假“噶依”是新疆某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在哈工作期间，两个昏聩庸俗之徒寻开了发财的“左道旁门”，并已有“前科”。在阿克莫拉出差期间，还想借机“捞些外快”，盯上了我们这两个衣冠端正，略带学究气的国人，想美美地敲上一笔，没成想，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真假李逵》。

当年因时间仓促，条件有限，未能留下照片。这是网络照片，阿克莫拉市的简易楼。

哈萨克斯坦篇之七

一对青花大瓷瓶

转眼间，我来到哈萨克斯坦使馆已近一年。

自从1991年12月16日哈萨克斯坦从前苏联独立出来，每年的这一天便成为哈国的独立日。这些天便成为我们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时间节点。

一天，大使在使馆宴请哈国海关委员会主席，我和政务参赞王开文作陪。卡西莫夫先生可谓是哈萨克人中的美男子，他中等身材，留着帅气的连鬓胡，既有军人的刚毅之气，又有外交官的儒雅之风。在前苏联时代，他曾出任过驻法国外交官。哈国独立后，在共同建设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的过程中，曾给予中方热情的支持与帮助。在年轻的共和国，尤其是在他主管的海关系统里威望很高。在法国时，他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酷爱中国美食，对中餐津津乐道。

使馆的特级厨师陈启生师傅来自素有“钟阜龙蟠，石头虎踞”之美誉的六朝古都南京。做淮扬菜是他的拿手好戏。为了款待卡西莫夫主席，陈师傅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事。席间，一道道极具“淮扬菜”特色的菜肴悉数登场：有刀工细腻，入口即化的“文思豆腐羹”、清香满口，齿颊留香的“玛瑙鸡片”、造型逼真，柔嫩味鲜的“松鼠桂鱼”、晶莹剔透，鲜嫩滑爽的“水晶虾仁”、软滑嫩鲜、清新典雅的“清汤鱼圆”，还有精而不燥，肥而不腻的“南京盐水鸭”，面点食品更是可圈可点：“翡翠烧卖”、“江南酥点”和“蟹粉汤包”，无不令人馋涎欲滴。记得那天喝的是国酒茅台。美酒配佳肴，席间气氛热烈，宾主推杯换盏，真有不醉不归的架势。酒过三巡，主席先生开始对陈师傅烹制的纯正淮扬菜赞不绝口，他还说，对中国鲁菜中的葱爆羊肉和川菜中的宫保鸡丁也情有独钟。

主席先生对中国有别于西方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很有研究，造诣也很深。 说来也巧，在他坐席两侧摆放着一对两米高、中国瓷都景德镇出产的高档青花瓷瓶。这对青花瓷瓶不仅器型硕大，胎质厚而坚，而且纹饰繁密，蓝白相映，怡然成趣，晶莹明快，美观隽久，很是气派。摆放在宴会厅里，俨然成为使馆的“镇馆之宝”。卡西莫夫一眼便看上了这对青花大瓷瓶。他眨着有些“诡异”的眼睛，对大使说道：“这对青花瓷瓶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悠久与厚重，如果大使先生不介意，我希望能借这对瓷瓶，在海关委员会办公大楼展览一段时间，展示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使馆的宴会厅里陈设着玉雕、漆雕、牙雕、双面苏绣、景泰蓝，以及颇具中国特色的折叠屏风。这些工艺品件件都堪称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卡西莫夫主席虽对这些精美绝伦、璀璨夺目的工艺品赞赏有加，但看得出，他最垂青的还是这对青花大瓷瓶。青花瓷瓶的纹饰中融入了不少伊斯兰的文化元素，比较符合穆斯林传统审美观。作为青花瓷瓶主色调的蓝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空、海洋、远山、湖泊和冰雪。蓝色会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在伊斯兰教中，蓝色是崇高、深邃、纯洁、透明的象征。青花瓷瓶蓝色纹饰散发着神秘的光泽，与伊斯兰教追求的“清净”境界十分吻合。我想，这应该是卡西莫夫主席对青花大瓷瓶格外青睐的重要原因。不情之请来的如此直白，如此突然，大使听后一时间无言以对。考虑片刻后，大使说道：“这段时间我们还要举办几场活动。我们会认真考虑主席先生的请求，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卡西莫夫主席走后，大使蹙蹙眉头，对我说：“借给他，还能再要回来吗？！这可是在使馆固定资产里登记、价格不菲的陈设！海嘉，你有什么好办法？”“在国内，我估计能买到类似的青花瓷瓶。”我想大使一定会像我一样，有些舍不得这对“镇馆之宝”，于是回答道。“我看可以，那么，你抽空回去一趟，把这件事情办好。”大使考虑到做好哈国海关工作的重要性，把回国购买青花瓷瓶的任务交给了我。

没敢耽搁，我很快回到乌鲁木齐。正值严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大街小巷堆满了积雪，整个城市一片银装素裹。也许是因为寒冷，街上几乎见不到几个人影。在新疆外办和文化厅朋友们的陪同下，我们冒着严寒，顶着风雪，对市内各大商场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商场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各种陶瓷制品名目繁多，粉彩、斗彩、珐琅彩各式瓷瓶应有尽有，唯独找不到我们需要的青花瓷瓶。原以为是件容易完成的事情，没成想，自己接手的任务却是一块“烫手的山药”，不禁平添了几分焦躁与不安。心里暗自揣摩，如果空手而归，不但对大使不好交代，对卡西莫夫也肯定不会是“满意的答复”。一直陪伴我“寻宝”的文化厅陈香玲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前段时间在市郊曾开设过一条陶瓷街，但几年没去了，不知是否还有。我们到那里去看看？”她的话虽不确定，但对我却如同抓住了拯救此番使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到空旷冷清的“陶瓷街”，店铺不是早已歇业，就是已经打烊。透过橱窗看到的依然是各式彩绘瓷瓶。眼看到了“山穷水尽”之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突然发现，在街道的尽头，一爿店铺的窗子透射出昏暗的灯光。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我们敲开了这家店门。

　　一位大约四十来岁的老板娘操着南方口音，问清我们的来意后说道：“现在生意不好做，我们也准备回老家了。就剩下这几对瓷瓶，你们先看看货，价钱好说，反正也是赔钱赚吆喝……”我和陈老师此时看到，用稻草和草绳捆绑的正是寻觅已久的几对青花大瓷瓶！这真应了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名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番讨价还价，花了一千八百块钱，我从老板娘那里挑出一对高一米六，品相最好的青花大瓷瓶。这对瓷瓶器型大器，胎釉莹润，呈色深沉，蓝白辉映，纹饰流畅，浓郁雅致，花鸟纹饰，怡然成趣。乍眼观看，真可与使馆的“镇馆之宝”一比高下。

卖家没有现成的包装箱，于是 我只好请陈老师在附近木材加工厂借来手锯、锤子，又买了一些板皮，从老板娘那里讨来钉子、稻草和一些草绳。在乌鲁木齐偏远、路灯昏暗的街道上，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在刺骨的朔风中，我自己动手干了起来。看到我头上满是汗水，陈老师在一旁打趣道：“看你带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干活还挺麻利。你这哪像外交官，分明就是个熟练的搬运工！今天忘了带相机，真该给你拍个照，让老外看看咱们中国的外交官是个啥样子！”“你还别说，二十多年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干的活儿比搬运工还要累得多。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冒着‘大烟炮'，还抬着‘蘑菇头'往汽车和爬犁上装原木呢！我连房子都盖过，干这点活儿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说话间，一对长一米八，六十公分见方的包装箱已经做好。新疆外办的朋友们也开车赶到，大家一起把这对硕大的清花瓷瓶放入箱子，四周填满稻草，再用草绳捆绑结实，径直送往乌市国际机场。由于体积超大、超长，我费了一番口舌，说明是外交礼品，才使这对“宝贝”“乘坐”飞机的VIP包厢，来到哈国首都阿拉木图机场。

机场VIP海关通道十分冷清，我是唯一在那里出海关的乘客。当机场电瓶车把一对乘VIP客舱的“宝贝”运到时，引来了当值海关官员，一位身材瘦小的少尉奇怪的目光。他指着两个近两米长、六、七十公分宽的木板箱，满腹狐疑地问道：“这是您的行李？”我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您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看着他那好奇的样子答道：“是一对花瓶。”显然我的回答没能满足他，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什么花瓶能如此硕大无朋。碍于《维也纳公约》的规定，他无权开箱检查一个外交官的行李，但又不敢放我离开。“您是否填个什么单子，或是写个什么说明？”我说可以，但他却拿不出适合外交官使用的个人物品海关申报单。双方僵持着。使馆派来接我的车在海关外面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见他依然喋喋不休地“纠缠”，便对他说：“如果你觉得有问题，这两个箱子就留下，请你们直接送到卡西莫夫主席那里去，请说明，这是中国大使馆送给海关委员会的礼物”。无奈之下，少尉只好作罢，怏怏而去。

第二天，我陪大使将这对“宝贝”送到哈国海关委员会。见到盼望已久的青花大瓷瓶，卡西莫夫主席大喜过望，一面招呼我们坐下品尝咖啡，一面吩咐他的手下把一只瓷瓶搬到自己的办公室，另一只搬到大厅最醒目的地方展示。为了表达谢意，他兴奋地邀请大使和我分别与他在瓷瓶前合影留念，还把他几位得力助手介绍给我们，并给我们提供了可以直接与他通话的电话号码。辞别时，他一再表示衷心感谢，并说，有什麽困难可以直接给他或他的助手打电话，欢迎我们常来做客。没想到的是，与卡西莫夫主席以青花瓷瓶为背景的合影照片，在我后来的工作中，竟成了一道“护身符”。

哈国独立后，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哈国的海关系统处在初创阶段，难免“鱼龙混杂”。一些海关人员总想借机捞些“油水”，“中饱私囊”。1997年5月。中国广东省常委、省宣传部长于幼军率团访问哈国，在阿拉木图举办《今日广东大型图片展览》。代表团到达当天，我同政务参赞王开文到机场迎接。出海关时，一个哈国机场海关中尉命令手下，把代表团一行七、八人排到出关队伍的最后。在放完本国公民后，他突然对手下喊道，“让所有中国人把箱子全部打开，接受检查！”这一举动令我和政务参赞十分气愤。我对代表团成员说，“大家先别急，不要开箱。”政务参赞义正言辞地对那个中尉喊道；“你们的公民查都不查便可以通过，为什么要让中国人全部开箱检查？是要搞种族歧视吗？！”哈国海关人员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那个中尉问道：“你们是什麽人？竟敢干预我们执行公务！”我们亮出外交官证，正色道：“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如果你们认为谁的行李有问题，可以抽查，为什么要全部打开？我们绝不接受这样无理的检查！否则把你们的关长请来！”双方对峙着，真有“剑拔弩张”之势。在场的几个想借机“捞油水”的人没想到，眼看着“大鱼”已经入网，马上就可以大捞一把时，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无奈之下，只得抽查了几个行李，草草了之。我注意到，这几个人并不甘心，悄悄地把代表团成员的护照号全部“记录在案”。一周的访问和展览活动都十分顺利。代表团在离开阿拉木图的那天，我再次陪他们来到机场。中国航班是“红眼航班”，要在夜间12点10分起飞，返回乌鲁木齐。离登机还有半个多小时，代表团成员来到机场海关。这次我是有备而来。只见又是那个中尉当值，真个是“冤家路窄”。从代表团成员的行李中他们查出十几个胶卷，里面记载着这次举办展览活动时拍摄的照片。那个中尉扣住胶卷，再次发难，“这些胶卷不能带走，谁知道你们是否拍了不该拍的内容！除非把胶卷都冲洗出来，我们要检查。”他梗着脖子得意地对我说。因为他知道，夜里十一点多是没有地方可以冲洗胶卷的。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报我那“一箭之仇”。 我不急不忙地从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护身符”，那张同哈国海关委员会主席的合影照片，递给那个中尉。中尉先生顿时变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楚我与他们最高上司的交情，把几个同伴叫过来，拿着以青花瓷瓶为背景的照片仔细对照端详，窃窃私语，“没错，就是他！咱们可别找麻烦。”见他们没了主意，我说道：“照片后面还有电话号码，你们是否想同主席先生通通电话？”此刻，那个中尉仿佛变了一个人，满脸堆笑地对我说，“有您这位外交官为他们担保，我们就不查了。还请您多多包涵！”与海关委员会主席结下的青花之缘，还有那张“护身符”的故事，在海关上下不胫而走。无形间，卡西莫夫主席成了我借重的“钟馗”，驱赶着藏匿在哈国海关系统中的“小鬼”。

一次，使馆接到国内通知，中国领导人要率团来哈国访问，出席多边国际会议，还将有几十名媒体的记者随团访问。为了保证访问顺利进行，大使将这些记者和他们所带摄影、摄像器材的通关任务交给我负责。阿拉木图国际机场海关关长是名上校，是卡西莫夫主席的下属。我与主席先生的交情他也心知肚明。在多次与海关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已经十分熟悉，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我提前几天专程拜会了上校先生。在关长办公室里，上校先生用上好的咖啡热情款待了我。说明来意后，我不无担心地说，几十名记者同时通关，时间比较紧张，他们还要随同中国领导人做即时报道，请关长先生届时多安排一些人手，加快通关办理手续的速度。因为我深谙一些海关官员的办事效率。上校先生不加思索地对我说：“不必担心，到时我会在现场，有事尽管找我。”

　　当硕大的波音747客机平缓地降落在阿拉木图机场时，我乘坐机场VIP休息室提供的电瓶车，径直来到专机的后舱门前，招呼随团来访的记者团成员。数十位记者、摄像师和摄影师在我的带领下，肩扛手提着各种摄像摄影器材，来到为他们专门设置的海关通道。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多次参加过此类出访活动，对前苏联地区的海关显然有所了解，纷纷向我打听，这里通关是否要“留下买路钱”，如何“打点”海关人员。只见上校关长先生正在向我频频挥手，他正带领着手下十几名海关官员，微笑着向人群打招呼，心里便有了底数。我一面向他们致意，一面对记者团成员说，“大家抓紧时间通关，这是为大家设置的‘绿色通道'，不必担心，不会有麻烦！”我当时真想说一句，我的“护身符”会保障大家顺利通关。但还是发生了令我始料未及的事情。为了抢时间，记者们蜂拥而至，一些体积较大的摄像器材箱和摄像机堆挤在通道上，直接影响到后面动作稍慢一些的记者通关。绿色通道发生了“拥堵”。只见上校关长疾步跑上前来，指挥几名海关官员帮助记者把一件件沉重的“障碍物”搬运出关，曾数次同我打过交道的那名中尉也在其中，一个个干得挥汗如雨。此情此景不仅让我深受感动，即使是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们也无不为之动容，向他们伸出大拇指高声喊道：“哈拉少！（俄语，好）”，“斯巴西巴！（俄语，谢谢）”。由于海关关长和他伙伴们的鼎力相助，接送中国记者团的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高访”结束后，我找了家在阿拉木图享有盛誉的中餐馆，请来关长和几位主要官员，品尝中餐，共叙友情，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位多次交往的中尉。按中国的话说，这才是“不打不相识”。席间，我代表中国大使馆，代表中国记者团，向上校关长及阿拉木图海关全体官员，表达了最诚挚的谢意。上校关长向我敬酒时动情地对我说：“我相信，卡西莫夫主席如果知道我们的密切合作如此成功，他一定会十分欣慰的。衷心祝愿我们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中国的青花瓷瓶在闻名于世的古丝绸之路上就曾发挥过传播友谊、促进文化交流的神奇作用。今天，它再次向世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示着自己蝤蛴婀娜的身姿，悠久典雅的神韵；它演绎着一个超越国界，超越不同宗族之间友谊的故事。

送给哈国海关委员会卡西莫夫主席的一对青花大瓷瓶之一。

与卡西莫夫主席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我的“护身符”。

作者与陈棣大使夫妇、于幼军团长参观《今日广东图片展》。

作者和新疆自治区文化厅陈香玲老师。

哈萨克斯坦篇之八

东干人嫁女

1996年8月初，刚刚忙完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纪念招待活动。一天，东干人协会副主席马古柏专程来到使馆，诚挚邀请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东干人协会主席“佬（姓氏）的女儿的婚礼。主席“佬（姓氏）正在家里忙碌，因此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副主席马古柏的身上。

马古柏先生个子高挑，身材魁梧，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他身穿一件白色短款T恤衫，一条略显肥大的蓝灰色西装裤，脚上一双浅色旅游鞋，显得十分干练。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话，只是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不知情的人，如果见到他，一定会认为他是国内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地道的哈国东干族人，家住在离阿拉木图市有三百多公里的马三旗。因协会经常举办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他便带着协会驻阿拉木图分会的人来使馆找我，借用中国的乐器、彩灯、彩旗和服饰，我也把国内寄来的录像带和图片推荐给他们，举办“中国文化展”、“中国图片展”活动。一来二去，我便成了马古柏在使馆最熟络的几个人之一。马古柏也时常把东干人自产的韭菜、芹菜、白菜、萝卜、西红柿，这些在阿拉木图也属稀罕的蔬菜送给我们品尝。

来到使馆二楼的接待室，我给马古柏沏了一杯浓香四溢的茉莉花茶。这茶是家人托朋友从北京捎来的“张一元”茉莉绣球，亦称“茉莉龙珠”，我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喝。与他聊起家常话。听到我们说话，我的好友，使馆政研处一等秘书粟周熊前来凑趣。因他长期研究哈萨克斯坦伟大的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阿拜，写有《阿拜研究杂记》、《阿拜故乡行》，以及《阿拜箴言录》等专著，颇有建树，还因他年长于我，我便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夫子”。

他们二人交换名片后，马古柏突然改口，称呼粟“老夫子”为舅舅。我开始还以为他是在与“老夫子”套近乎，问道：“你姓马，他姓粟，为什麽叫他舅舅？”马古柏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的母亲也姓粟，他还是我本家舅舅咧。”“你的母亲不会是姓苏吧？苏联的‘苏'？”我追问道。心里嘀咕，老粟是我国侗族很有名气的学者，侗族人口原本就不多，粟姓更是廖若晨星，怎么可能在哈国冒出一个粟姓人？“老夫子”也不苟言笑地解释说，“粟姓人主要聚居在中国南方贵州、广西一带，恐怕是你弄错了……。”马古柏已经显得有些不大高兴，反唇相讥到：“难道我连粟、苏两个字都分不清吗？”“再说，东干人的祖辈就是中国人，饿们（我们）把中国人看作娘家人，咱们还是乡党（同乡）咧，称你们是舅舅也没错呀。” 听罢，我和“老夫子”都“哑了炮”，无言以对。

只见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有东干人协会主席“佬”亲笔签名的邀请函，邀请大使夫妇和使馆各部门的外交官，出席他女儿的婚礼。哈国东干人把婚丧嫁娶视为生活中的大事，逢大事必“吃席”。他们把中国大使馆的大使和外交官出席婚礼，看作一件十分风光的事情。

向大使汇报后，陈棣大使欣然允诺。马古柏闻状喜不自胜。 临行前，他把几份新出版的《чинмиао》报（《青苗报》）送给我。“青苗”意即“春芽”。聪明的东干人前辈，虽说大多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农民，但在漫长的一百多年“西迁”，融入他乡的岁月里，用俄语字母拼写祖辈流传下来的明清时代的“陕西官话”，创造出世界上十分独特的“东干文”。古老的“陕西官话”即是他们的母语。据马古柏称，东干人应算是很有语言天赋的民族。在家里，他们使用母语“东干语”交流，不然会遭人白眼。在对外交际中，他们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哈萨克语，甚至还有阿拉伯语和吉尔吉斯语。活脱脱的一个“语言天才民族”。

我们 对东干人早有耳闻。使馆上上下下都对这次以娘家人的身份“吃席”，抱着十分期待的心情。我作为使馆的文化官员，对异国他乡保留至今，被世人称为“中国历史文化活化石”的东干族，以及他们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现象更是求知若渴。

马古柏离去后的一周，我们一行十余人，驾驶着使馆的奔驰车、丰田越野车，还有一辆大众面包车，向东干人聚居的马三旗浩浩荡荡驶去。

夏秋之交，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百花鲜艳，草木茂密。大自然依旧充满勃勃的生机。比起夏季，天更蓝了，云更白了，水更清了，山峦更显苍劲，田野更显广袤。

东干人聚居的乡庄马三旗，位于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这里位于楚河北岸8公里，哈萨克语称为“卡拉库努斯”，东干人叫它“营盘”。到了马三旗，已是晌午。但见沿途的村庄，陕西韵味十足，一个个方方正正的院落，沿着一条砂石路延伸展开，家家户户门前放养着鸡、羊和牛。东干人协会主席“佬”和马古柏早早地等候在村口。

我们随着主人来到“佬”的宅院。走进东干人的宅院，感觉就像回到了中国陕西、甘肃一带的农村。十几间宽敞的平房、过廊形成一个长方形的院落。院子里种植着月季花，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草，窗台上也摆放着盛开的花草。清一色的砖房配着蓝色的门和窗棂，石棉水泥瓦铺就的屋顶下，同样是明快的蓝色木质屋檐。主人向我们介绍道，在穆斯林的眼中，蓝色代表着神圣与纯洁，蓝色可以避邪。

“佬”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客厅、卧室、客房、卫生间，以及砌着大锅台的厨房。几间卧室里，有我们十分熟识的“大炕”。进屋后，我们发现炕桌上早摆满了水果和点心，柜子里衣物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还叠着几床大花被，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大使夫妇随主人在客厅落座。我对身旁的马古柏悄声问道：“怎么没见到新娘子？”马古柏有些神秘地向我眨眨眼睛，低声对我说：“我们东干人还没过门子的新娘，现在还在‘坐炕'，梳洗打扮。”这使我想起，我国满族在嫁娶新娘时，也有类似的“坐炕”习俗，称之为“坐福”。

我很想亲眼看看新娘子是怎样“坐炕”，但这毕竟是在哈国东干人的家里，不敢造次。但好奇心驱使我，冒昧地问马古柏，“能不能见新娘一面，一睹芳颜？” 马古柏在“佬”的耳旁，轻声地用我似懂非懂的“东干话”嘀咕了两句，“佬”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娘舅想见外甥女，古柏，都是家里人，你就安排吧！” 大使也打趣道：“海嘉，这份美差就交给你了，别忘记带上相机，拍上几张好照片。”

　　得到两位“头领”（东干语意：领导）的特许，马古柏欣然领命，引我来到待嫁新娘“坐炕”的房间。闺房里，一部大炕几乎占了屋子三分之一的面积，三面墙上挂着色泽艳丽、图案新颖的挂毯。新娘盘腿端坐在炕中央，七、八个女娃围坐在她的四周，如众星捧月般守护着，履行着“压炕”的职责。为了大家都能听得懂，马古柏用俄语向新娘子介绍道，“这位是中国大使馆来的文化一等秘书，是你的娘舅。”

我借机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东干新娘。她大约还不到二十，一双漆黑的眸子含情脉脉，面容姣好，有些羞涩地低着头，抿着嘴。看了我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是东干族姑娘，还真会使人误以为她是从影视剧中走出来的，我国清朝时代哪个大户人家待字闺中的小姐，或是王公贵族家的“格格”。用“沉鱼落雁 、闭月羞花”来形容貌美的新娘绝不为过。

新娘身着绣满龙凤图案的红色大襟裙衫，领口和袖口镶有宽宽的绣花边，脚穿绣花鞋。眼前这位新娘没有大红盖头，一串工艺精良的银质流苏垂于额前，手中拿着红色的绣花丝帕，使妩媚的新娘更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更令我吃惊和好奇的是，新娘浓黑的秀发在头上挽成一个高髻，上面插满鲜花和头饰，脑后的头发用木簪支撑，做成“燕尾式”，这种发式故称为“燕子头”，也称“燕燕头”，是清朝时代的发型。“燕燕头”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在今日中国早已销声匿迹，但在这里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

马古柏见我对“燕燕头”兴致颇高，在身旁说道，按照更为古老的东干传统，新娘从结婚之日起，将一直梳“燕燕头”三年。不过如今人们已经嫌太过麻烦，改为三天。嫁过门之后，新娘就不必再梳“燕燕头”了。

马古柏向我解释道，东干族的女娃很少与外族通婚，与外族人通婚的女娃会遭“白眼”，让人瞧不起。女娃一般在16、7岁就要寻婆家。现在虽然是自由恋爱了，但依然遵循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一定要有父亲、母亲的“口话”（意即：同意），很讲究“门当户对”。相貌和家庭条件好的女娃，要求的聘礼就要更加丰厚。娘家准备的陪嫁中，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一样是银器，另一样是中国瓷器。年轻人每天用到瓷器，会想起娘家中国。

马古柏的话提醒了我这个“娘舅”。我将事前准备好的见面礼递给新娘。她把这幅鸡翅木镶圆框、绣工极为细腻的苏州双面绣《牡丹图：国色天香》捧在手中，一对清莹秀澈的大眼睛，如一泓清泉盈盈流动，秋波微转，嫣然一笑。看得出，她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也许，这是东干族新娘能够得到的最好的“陪嫁”。只见她腼腆地，悄声用俄语说：“麦尔西”（意即：谢谢，出自法语merci）！” 我举起手中相机，直奔主题。在新娘的热情配合下，按下了“快门”。照了一张正面像，一张侧面像，还有一张有小女孩“压炕”的合影。照完像，我把随身带的巧克力分发给几个东干小女孩。 站在一旁的马古柏乐呵呵地问道：“咋样，可满意？！” “还用问吗？饿（我）今天吃的是独食！” 这三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参加了1997年外交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外交官看世界》摄影展。这组《东干人嫁女》还获得了提名奖。十分惋惜的是，当时只顾高兴，把底片和照片都寄给了展览筹委会，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与新娘道别后，我来到院子里。大使和夫人老盛、政务参赞王开文，正在等候我们。我们一起拍了一张与“佬”和马古柏的合影。 边照相，大使边问我：“海嘉，新娘子漂亮不漂亮？” 我知道大使是在与我开玩笑，便一面看着马古柏，一面学着他的口吻回答：“科拉西瓦”（俄语：漂亮）！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新娘还要继续“坐炕”。我邀请了几个“压炕”的东干小女孩，与使馆的领事、政务参赞的夫人、我的好友谷平一起在院子里合影。 院子里渐渐聚满了来自邻近乡庄的东干人。一见我们，男女老少就像见到了家乡人一样亲切，三五成群，围着我们这些“娘家人”攀谈起来。

东干人保留了许多19世纪的陕、甘话。他们的语言中有大量的“古话”，如：把“政府”叫“衙门”，把“警察”叫“衙役”，把“旅费”叫“盘缠”，把“作家”叫“写家”，把“伙伴”叫“连手”，把“健康”叫“刚强”等。但他们的祖辈迁移到新的语言环境中，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他们还从当地的语言环境中吸收了许多俄语“借词”。

古老的陕甘方言夹杂着俄语，还有那些难以理解的手势和表情，使我们这些“娘家人”困顿不已。只好把马古柏请来当翻译。顿时，马古柏成了大家相互争夺的“香饽饽”。只见他忙得不可开交，大家谈兴正浓，于是索性用起了俄语。 在“佬”宽敞的大院里，摆放了一张大圆桌，两条由木板临时拼成的长桌，铺上塑料布，这大概就是今天婚宴的“席”。东干妇女在砌着大锅台的厨房，忙里忙外地张罗开了，煎炒烹炸，好不热闹。

夕阳西下，东干妇女们早已准备好了“婚庆席”。“席”上摆的饭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保留了传统的中国饮食习惯主食有馒头（、包子、饺子、烙饼、羊肉面条（、油饼）等，菜的种类也很多，有各式沙拉、炖羊肉、炖鸡、炒白菜、洋葱炒肉、西红柿炒鸡蛋、肉丸子、鸡蛋汤、羊杂碎汤，还有糯米糕、酸辣凉皮。桌上摆了满满三四十个大碗，大多属百年前清代的中式菜肴。由于受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东干人在饮食上也有些变化。他们也吃馕、面包和手抓饭。在东干人的婚礼上，最不可少的两道主菜是萝卜炖牛肉和手抓饭，都是我的最爱。

清代诗人萧雄所著《新疆杂述记》对手抓饭曾有描述，称“若烹稻米，喜将羊肉细切，或加鸡蛋与饭交炒，佐以油盐椒葱，盛于盘，以手掇食之，谓之抓饭。遇喜庆事，治此待客为敬。”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此俗流传甚广。

开席前，新娘在几位闺蜜的陪同下，走出闺房，来到父亲“佬”的身旁。“佬”正式地把新娘介绍给宾朋好友。新娘在众人面前反倒没了腼腆和羞涩，十分大方地向大家行鞠躬礼，一一向爷爷、父亲、母亲、家人，以及来宾道谢，谢恩。

此刻，我好奇地问身旁的马古柏，“怎么不见新郎官？”

“明天是正式接亲的日子，新郎和接亲的家人明天才能见到新娘。新娘到了婆家后，在那边还要举办婚宴。准确地说，今天只是新娘与娘家人道别。”马古柏答道。“你若有兴趣，我们明天去新郎家看看。”我听后乐不可支。

当晚，他们为我们专门腾出几间房子，热情地安排我们住宿。

第二天是迎亲的日子，也是东干人三天婚礼中最重要的日子。清晨，新娘早早梳整好“燕燕头”，在期盼中等待新郎家的迎亲车队前来娶亲。这一天也是每个东干族新娘人生旅途中最为重要的日子，是向自己少女时代告别的一天。她们都会在揣揣不安中，憧憬与自己的心上人，共同开启美好的新生活。

马古柏陪着我，站在待嫁新娘的闺房门前。只见由“伏尔加”、“拉达”和“丰田”轿车组成的迎亲车队缓缓驶来。头车是一辆宽敞崭新的“伏尔加”轿车。车上扎满了一束束鲜花和鲜艳的彩带与花结。新郎家的女宾下车后，来到闺房里，众人拥挤在已不显宽裕的房间里，向新娘说声祝福，都想沾些婚庆的喜气。新娘正满怀喜悦地把糖果和小红包，分发给来宾和屋里压炕的娃娃，

与娘家人依依不舍地道别。

这里没有国内炫人眼目的大红喜字，没有震耳欲聋的鞭炮，但不乏新婚的喜庆氛围，以及热闹红火的场面。看着心爱的孙女出嫁，爷爷独自默默地坐在屋门旁的椅子上，既伤感又幸福，用白手帕擦拭着难离难舍的泪水。

按照东干人当地的风俗，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新娘“出门”前，也要穿上棉袍和棉裤去婆家。只见新娘的兄长把“包裹”得十分严实的嫁娘，轻巧地抱起来，把她送上迎亲的汽车。在车门外，我见到了前来娶亲的东干族小伙—新郎官。他身姿俊俏，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从相貌上看，他和新娘真可谓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马古柏俏声对我说，“这两个娃都是大学生，他们在学堂里就恋爱上了。男娃住在附近的新渠乡，两个乡庄大概有四万多东干人。两乡结亲的娃娃很多。”“像他们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东干人多吗？”我因分管文化和教育，出于职业习惯，追问道。马古柏十分自豪地说，“在哈国130多个民族中，东干族是受教育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族里有许多哈国著名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教授。”他话锋一转，对我说，“在东干人传统的观念里，‘中亚是养母，中国是亲娘'。尽管我们在这里生活还可以，但许多人都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到中国看看，更渴望自己的娃娃们能到中国去上学堂，把祖辈的文化传承下去。”东干人为什麽对中华文化如此喜欢，对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感情，这支民族的“根”到底在哪儿？我默默地听着他说的话，默默地思索着。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新渠乡的新郎家。新郎家的大院里，早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院门口高高地挂着鲜红的折纸灯笼，还有四、五米长的红布帐，上面装饰着花卉图案，还有东干文字的祝贺词。院落的窗户和柱子上装饰着一个个艳丽的花束。

近晌午时分，迎亲车队缓缓开到新郎家门口。我问马古柏，“咱们到了半天了，新郎新娘怎么才到？ 马古柏向我解释说，“在抵达新娘家后，新郎不能立刻将新媳妇娶走。他在那边参加了一个特殊的、只有男人参加的仪式。宗教领袖阿訇，还有新娘的长辈要告诫新郎，如何做一个行为端正的穆斯林。然后阿訇用阿拉伯语念诵一段经文，仪式结束才能接新娘离开。”

此刻，大院内外早已人声鼎沸。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人们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一睹新娘的芳颜。在人们的欢呼声和孩子们的雀跃中，在伴娘的搀扶下，新娘缓缓走进挂着红门帘的新房。

接下来，男人和女人分席而坐，尽情享受婚宴。东干人的婚宴不是在酒店举行，而是在家中。因此一家人娶亲，周围的亲朋好友，男女老幼全都赶来帮忙。婚礼的现场一片喜庆与忙乱。

我们这些使馆来的“娘舅”，被分别安排在主桌就位。大使将我事先准备好的剔红漆器：“福禄寿瓶”拿了出来，赠送给年逾八旬的东干老人、新郎的爷爷。老人把来自“娘家”，光泽莹润、纹饰华美的剔红漆瓶捧在手里，笑眯眯地说，“这可以作俺家的传家宝！”

再次见到新郎新娘，他们已是“面貌全非”。婚礼现场，新郎身穿白色西服，新娘身穿雪白轻盈的婚纱，全然是一派“西式”装束，只有“燕燕头”向人们暗暗昭示，她是东干族的新娘。在隆重的婚礼庆典之后，在优美的华尔兹舞曲声中，新郎新娘翩翩起舞，现场的宾客也都随之出双入对地跳起了交谊舞，就连娃娃们也兴奋地在人群中跳跃、穿梭。整个婚宴场面热烈而温馨。

时光荏苒，很快到了１９９７年的冬天。有一次，我陪同李辉大使参加哈萨克斯坦东干人协会举办的，东干人迁徙哈萨克斯坦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会间，在马古柏的引荐下，我与阿拉木图国立音乐学院东干族教授拜延洪诺夫相识，并与他谈论起中国音乐来。他对我说，他十分认真地听过我在哈国电台所做的介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二胡曲等音乐节目，非常喜欢。之后，在他的帮助下，我逐一地找到了冼星海生前在哈国期间，结识的好朋友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的后人，完成了在哈国寻找冼星海的调研任务。

马古柏见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跑过来，塞给我一份有关历史上东干人西迁的资料，对我说，“会后不要走，还有文艺演出，你一定会感兴趣。”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来自哈国近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东干人聚居村“米粮川”的“相好歌舞团”（应为“友谊歌舞团”）演出。女主持人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东干妇女。一上台，便拿着麦克风热情地说道，“各位‘大人'（东干语：领导），各位客人，饿（我）把你们都爱着咧（意即：非常欢迎你们）！”一句朴实的开场白，把我们这些“娘舅”笑得前仰后合。记得节目有《男人担水》（男生小合唱）、《吃粮当兵》（男生独唱）、《我的半颗心》（女生小合唱，意即：我的心上人）、《我们唱你高兴》（女生小合唱），还有精彩的《扇子舞》和器乐小合奏。演员身着一百多年前我国西北一带回民的装束，唱腔、动作也不陌生，可惜的是唱词只能听懂不到一半。

马古柏向我介绍，这一支华人穆斯林，还用自己的母语保存着丰富的民间文学。其中有“曲子”(宴席曲)、“口歌”(谚语)、“口溜儿”(顺口溜)、“倒口话”(绕口令)、“娃们的曲子”(儿歌)、“古今儿”(故事)、“猜话”(谜语)等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深受东干族人民喜爱。例如，“口歌”（谚语）中有一句祖辈传下来的大实话，“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地里翻土块。”又如“猜话”（谜语）也很生动：“水里长，水里黄；石头底下脱衣裳(稻米)。”

跟着马古柏真长学问。我也在寻觅满足他“寻根”心愿的机会。从他塞给我的历史资料中得知，东干人西迁中亚，来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77年12月。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陕西、甘肃、宁夏一带的回民，因不堪清廷的统治，奋而起义，经历了长达1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起义被左宗棠率清兵镇压。起义军残部被迫分三批，于1877年底败走中亚一带，在沙皇行政当局划定的地区定居下来，加入俄籍，总人数有六千多人，其首领分别为白彦虎、马大任和尤素甫•哈兹列特。白彦虎率领的队伍便定居在今哈国楚河流域，现在的“马三旗”。

第二阶段为1881-1883年。根据官方统计，这个阶段从中国伊犁地区向今哈国境内的七河省，以及锡尔河省迁徙的东干人，大约有五千多人。两个阶段迁徙的人数约一万余人。

有资料记载，起义军向西翻越天山山脉，大雪已经封山，数千人惨死在路上，被暴风雪吞噬。最初，这支外来的群落与本地人也不无摩擦冲突，生存条件非常险恶。所幸的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当地最终接纳了他们，沙皇分给他们土地，准许他们垦殖荒地，并免除了他们十年的赋税。后来，在苏联的民族普查中，他们被称为“东干族”。“东干”是汉语“东岸子”的音译，“东干人”就是陕西方言“东边的人”。东干人耕种从国内带去的粮食、蔬菜种子，辛勤劳动，繁衍后代，如今已逾十万之众，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融入到多民族的大家庭中。他们十分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在与兄弟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岁月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东干人自己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现代化。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解冻，越来越多的东干人开始了“寻根之旅”。使馆在与国内多次联系后，终于在1998年收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复，邀请哈国东干族回民代表团访问银川。马古柏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终于回到了令东干人魂牵梦萦的故乡。

　　从中国回来后，马古柏逢人必讲，在“娘家”，他参观了清真寺、学堂、大型商场，还有长城，百姓日子过得太美，城市建设实在太漂亮！我对他说，“你没到农村看看？那里许多人生活水平还不如你们。”

马古柏深沉地回答，“娘家有句老话说得特别好，‘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就是这！这是饿（我）的心里话。”我见他眼里已充满晶莹的泪水，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对他说，“娘家还有一句老话，‘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听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就是这！就是这！”

东干族这支中国最大的海外移民团体，百余年来与故土音讯隔绝，在汉字已经失传的情况下，他们艰难地传承着华夏的文化，崇尚礼仪，坚持使用陕甘方言进行交流。一些华夏文化、风俗习惯和传统价值观，如尊长敬贤、重视家庭等质朴的农耕社会理念，在这里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发扬，终获得“中国历史文化活化石”之美誉。

往后的年月里，我虽离开了哈国，离开了东干人，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关注他们。这些年来，东干人回娘家的越来越多，他们的后代也实现了回娘家接受教育的夙愿。他们在中哈两国的各种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东干族仿佛像一位被“中国历史”外嫁他乡的“女儿”。她聪慧、睿智、质朴、贤良。她早已与“婆家人”融为一体。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树秀于林。

1996年8月17日参加东干人婚礼时陈棣大使夫妇、王开文参赞与“佬”和马古柏合影。

大使赠送东干老人剔红漆瓶。

谷平领事与东干女娃合影。

1997年12月“东干族相好（友谊）歌舞团”演出扇子舞。

哈萨克斯坦篇之九

　 麦迪奥山谷中飘出的歌声

四月的一天，我接到哈萨克斯坦“亚洲之声国际通俗歌曲大奖赛”组委会主席穆拉特•伊尔嘎利耶夫的秘书、我的好朋友冉娜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组委会的主席先生请我去，有事相商。

我如约来到阿拉木图季米里亚耶夫大街。在组委会办公楼门口，穆拉特先生和他的秘书冉娜早已等候多时。

我与穆拉特先生已不是第一次见面。 穆拉特先生年龄四十开外，中等身材，额头发亮，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眼镜片后面，闪烁着随和、深邃的目光。他性情豪爽，温文尔雅，聪明睿智，气度不凡，是位很有魅力的领导人。在哈国他交际甚广，也算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见到我，他便疾步迎上前来，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说道，“丁先生，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正有事想请你帮忙。”“我们都是亲如兄弟的朋友，理应鼎力相助，愿闻其详。”我也热切地回应道。“第七届亚洲之声国际通俗歌曲大奖赛将在八月份如期举行。已有俄罗斯、法国、蒙古、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选手报名参赛。中国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友好邻邦，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选派优秀的选手和国际评委参加这次音乐节。”穆拉特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们很看重中国的参与。如果没有中国的选手和评委，音乐节的国际代表性将会大打折扣，至少我是这样看。”“感谢组委会的诚挚邀请，我会尽快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落实”，我回应道。

对哈国领导人大力创办的“亚洲之声国际通俗歌曲大奖赛”我早有耳闻。自哈国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每年七月底、八月初举办的“亚洲之声国际音乐节”，便成为哈国举国上下企盼的盛会和节日。

音乐节比赛场地坐落在阿拉木图市南郊群山叠嶂的麦迪奥山谷深处。我曾多次开车陪国内到访的代表团和朋友去观光游览。那里是一派宁静的北国风光。即使是在鸟语花香、百花争艳、苍翠葱茏的夏日，山顶依然白雪皑皑。那里的灌木丛枝叶紧簇、阔叶杨参天繁茂、云杉和松柏四季常青、山楂树和白桦树亭亭玉立，鳞次栉比，葳蕤茂盛。山谷中不时浮起团团云雾，更使麦迪奥变得神秘莫测。色彩缤纷的夏景与银装素裹的冬色，和谐地融合在那方神奇的土地上，景致旖旎。在那里举办音乐节，真可谓匠心独具。

在与国内联系后，我很快收到文化部的正式通知。国内对哈国举办音乐节的事情非常重视，派出著名民族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担任国际评委；参赛选手一个是来自深圳歌舞团的歌手朱晓玲，一个是来自南京的歌手叶凡。北京电视台也将派采访摄制组，全程报道音乐节的盛况。

穆拉特先生听到消息，喜不自胜。他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音乐节活动，还请冉娜为我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将获得在音乐节期间出入比赛场地，国际评委和各国参赛选手下榻宾馆，以及观摩选手们排练和试声的特许。

七月底，金铁霖教授带领朱晓玲和叶凡，如期而至。穆拉特主席安排专车，把金铁霖教授送往市区宾馆下榻。我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把朱晓玲和叶凡送往音乐节麦迪奥赛区宾馆的任务。

夕阳西下，在微曦的暮光里，我们穿越市区，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行驶。一条几米宽的山溪沿公路旁迎面奔来，清澈见底，湍流跳跃在硕大的鹅卵石间，溪水滔滔汩汩，不觉凉意扑面，好不清爽。

“丁老师，我们住的地方还远吗？”叶凡一面欣赏着车窗外的美景，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们住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是个神仙住的地方，叫麦迪奥。它离阿拉木图市区只有十几公里。那里建有世界上最大的钦布拉克高山运动综合体，有世界著名的高山人造滑冰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出色的滑冰场和创造世界纪录的摇篮。各国著名的滑冰健将们，曾在那里多次打破速度滑冰比赛的世界纪录。你们住的宾馆就在运动场斜对过儿。”我以主人的身份，向她们介绍着。

“丁老师，你是北京人吧？！你的‘儿化音’还挺重的。”快言快语、性格开朗的叶凡搭讪道。“我听你说话有南京口音，没错儿吧？！乡音难改。”没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反客为主地问她。“我到北京时间不长，我就是南京人。”“我生在上海，长在北京，母亲是江苏淮阴人，在南京还有个亲婶婶和堂弟。我们其实离得很近。”“世界真小，没想到在这里还能有你这个老乡！真是我们的缘分。”朱晓玲嫣然一笑，对叶凡打趣道，“你真会套近乎！丁老师是使馆的文化官员，这麽一会儿就成了你老乡了……”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为各国选手准备的宾馆前。帮她们办好报到手续，天色已晚。“明天就要开始熟悉场地和试声，你们事先把伴奏带准备好。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办公室的电话。我们明天见。”留下联系电话，我便独自开车返回使馆。

翌日。我刚刚走进办公室，想处理一下手头的几份文件，就去麦迪奥。倏然，电话铃声大作。话筒里传来叶凡急促、有些沙哑的声音，“丁老师，我和朱晓玲都病了。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她从昨天晚上开始腹泻，人都没力气了；我的咽喉肿痛，现在说话都有些费劲，这样怎么参加比赛呀？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昨天走后，你们俩吃过什么东西？”我焦急地追问。

“我们在宾馆餐厅吃西餐，吃不惯。看到宾馆附近有卖羊肉串的，烤得挺香的，每个人吃了两串……”“你们别着急，我马上就过来，在宾馆里等我。”怕她们着急，我先安慰道。其实我心里要比她们还着急。因为日程安排很紧凑，白天要排练、走场和试声，晚上就要进行第一轮比赛，哑着嗓子，没有体力是无法参赛的。中国选手到了哈国，却不参赛，会引起哈方什么样的揣测？我不敢继续想下去。

我估计情况还没有那么坏，她们大概是因长距离旅途劳顿、体力不支、身升虚火；另外，在麦迪奥山谷小气候区内，昼夜温差可达十几度，夜晚寒凉，又吃了不洁的东西，那种我再熟识不过、烤得半生不熟的羊肉串作祟，也未可知。我想，是“内热外寒”引发了她们的“急症”。

我赶快返回“家”里，取出爱人为我准备的“战备”物资，一盒六神丸、几袋口服补液盐，还有些方便面和涪陵榨菜，驱车火急火燎地奔向麦迪奥。见到她们，我开始了“救急”。根据以往屡试不爽的经验，我让叶凡立即含服六神丸，为朱晓玲冲了一杯口服补液盐。休息片刻，朱晓玲已觉有些气力，叶凡已感咽喉肿痛轻快了许多。她又恢复了昨日的快悦，刚才还苦着的脸，已似桃花绽放。“谢谢丁老师！没想到，你还是个医生。”“我已同音乐节组委会协商过，白天的排练和试声时，你们只需熟悉一下场地，播放你们的伴奏带时，你们不必试唱全歌，找到感觉即可。一定要保持好体力，争取在晚上第一轮比赛时发挥好。明、后天还有两轮比赛。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代表中国参加了比赛。”

我向她们嘱咐着，一同来到比赛场地前。入口上方，耸立着几十米长、十几米高的矩形框架，镶嵌着两个巨大的铁制滑冰运动员的造型，他们穿着滑冰鞋，正弓着腰，铆足了劲，甩开双臂向前冲刺。这里就是驰名遐迩的麦迪奥滑冰场。

在可以容纳数千观众的椭圆形运动场的一端，早已搭好一个硕大的露天舞台。在舞台正对面，是组委会为嘉宾和国际评委专设的VIP区。台上装设着十分现代化的灯光、音响、电子显像屏幕，架起了轨道和摇臂摄像机。巨大的探照灯、大型灯箱广告和舞台前鲜艳的花簇，以及运动场四周五颜六色的彩旗，更增添了比赛场地浓郁的节日气氛。

我带着朱晓玲和叶凡，来到舞台前的VIP区。这里已汇聚了许多前来参赛的各国歌手。我们一面向迎上前来打招呼的蒙古选手频频挥手致意，一面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桌旁落座。

选手们一个个依次上台试声。看得出，朱晓玲和叶凡已是“久经沙场”，她们俩大概对比赛的阵势早已习以为常。“等待”对她们来说，也许是了解“对手”最好的机会。我参加这样的国际赛事，倒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看着身体还显孱弱的朱晓玲，真为她惴惴不安。“朱晓玲，没关系，现在只是试声。一会儿轮到你时，找找感觉就行。”见她沉默寡语，我不无担心地安慰说。一旁的叶凡倒显得信心满满。她抿着嘴，向我伸出两个手指，形成“V”字，意即志在必得。

轮到朱晓玲试音了。她的参赛歌曲是《黄土高坡》。《黄土高坡》堪称中国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它以鲜明的陕北民歌风格，慷慨激昂的曲调，唱出了生活在黄土高坡人民的质朴和勤劳，以及他们对家乡的热爱。这首歌的歌词苍凉感伤，但是又不乏激情与豪迈。它的词风和中国本色的民歌非常接近，浓厚的黄土风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流行音乐的节奏、配器，使歌曲充满了浓郁的现代生活气息。

朱晓玲已完全沉浸在歌曲的演唱中，感情十分投入，似乎忘掉了我对她的嘱咐。她演唱时，情真意浓，引吭高歌，音域宽广，音质靓丽，粗犷豪放中不乏阴柔之美，刚劲豪迈中不乏轻柔舒缓，张弛有度。

　　朱晓玲的歌声，吸引着在场的各国选手和工作人员，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她的演唱报以热烈的掌声，赞叹不已。“丁老师，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朱晓玲走下舞台，笑眯眯地望着我问到。“论唱歌，我可称不上老师，家里人都说我‘五音不全’。再好的经也会让我念歪了。”我边说边笑道。“刚才我还在为你的身体担心，没想到，你是底气十足！”“干我们这行的，讲的就是‘饱吹饿唱’！”叶凡在一旁打趣道。说笑间，我对两名选手的疑虑，早已烟消云散。

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很快，朱晓玲便征服了前来参加国际通俗歌曲大赛的广大观众，国际评委也为她打出了高分。一时间，她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手，被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列入获奖候选人名单。

各国参赛选手纷纷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朱晓玲致以衷心的祝贺；我在哈国文化部的好朋友，艺术局局长和文化教育局局长双双赶上前来，争着与她合影留念；特意前来采访亚洲之声音乐节的北京电视台采访报道组，由卢璐带领，也迫不及待地对她进行了采访。

不觉中，夜幕已深。山谷里吹来一阵凉似一阵的夜风。人们纷纷穿上带来御寒的衣服。

叶凡快要上场了。她身穿一件蓝色连衣裙，外面披着白纱敞裙，等候在后台。望着寒风中有些瑟瑟的叶凡，我不无担心地问她，“你这样会冻坏的，换件厚些的演出服吧？！”她搓搓有些发凉的双手和面颊，用十分肯定的口吻说，“没事，一唱歌就会热起来的！”

“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中国的叶凡，她将为我们带来中国著名词作家乔羽和著名作曲家徐沛东的新作品《黎民百姓长久》，掌声有请！”扩音器里传来我十分熟悉的哈国电视台一对帅男靓女节目主持人亮丽的声音。

《黎民百姓长久》一歌，是当时正在热播的大型历史题材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的主题歌。歌词出自我国当代词坛泰斗乔羽之手，由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作曲，叶凡主唱。这首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歌曲，是否能被外国听众所接受，能被国际评委所青睐？我心中始终打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随着歌曲的音乐，叶凡盛装而出，恍若天仙下凡，腰肢轻曼，柔臂轻舒，在彩霞般的灯光下一展歌喉。她演唱得十分投入，情真意厚，音质清丽纯正，音色丰富饱满，嗓音高亢嘹亮，音域宽广，极具张力、穿透力和感染力。悲怆与欢乐、传统与时尚，历史与今天，都在优美的旋律中交织、凝聚、升华！

歌声，铿锵激越；叶凡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点燃了台上台下的热情。冰冷的山谷立即变得燥热了，恬静的夜空立即变得沸腾了。全场像火山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灯光把麦迪奥照得如同白昼，绚丽夺目的礼花映红了夜空。观众们相互簇拥着、倾诉着、欢呼着，共同分享着沁人心脾的天籁之声。

我邻桌的俄罗斯、乌克兰、蒙古等国家的选手，在听完叶凡演唱后，纷纷举着倒满香槟的酒杯，来到桌前，与我和叶凡频频碰杯，对中国歌手精彩的演唱啧啧称赞，预祝叶凡夺冠成功。

叶凡终于以雄浑勃发的实力、完美无瑕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在场的国际评委和众多的观众，从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二十四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亚洲之声国际通俗歌曲大奖赛”银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通过音乐节的电视现场直播，中国歌手的歌声，从麦迪奥山谷中飘出，传向辽阔的哈萨克斯坦大地，传向参赛国，传向世界各个角落。

在接下来的几届“亚洲之声国际通俗歌曲大奖赛”中，中国的选手和评委，无不给参加哈国音乐节的各国选手和评委，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1997年。中国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受邀，担任国际评委；叶凡作为东道国的特邀嘉宾，再次来到麦迪奥，出席第八届音乐节活动；国家一级演员、东方歌舞团的郭蓉，以一曲激情四溢的《红旗飘飘》，再次为音乐节带来意外的惊喜；

1998年。中国著名女作曲家蕾蕾受邀，担任国际评委；国家一级演员、总政歌舞团的谭晶，以一曲大气豪放的《唐古拉》，再次荣获大奖赛的殊荣。

记得一位学者说过，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音乐语言便是这个民族的灵魂。

一晃，近二十年过去。我得到叶凡因患乳腺癌病逝的消息，哀思如潮。斯人已逝，但叶凡在麦迪奥山谷中唱响的《黎民百姓长久》，那首韵味隽永的歌曲不时叩击着心灵；“黎民百姓长久，功名利禄短暂”，“人心要比天地宽”，字字珠玑，如此镂骨铭心，深深地印记在脑海里，萦绕在耳旁。

《亚洲之声音乐节》的摇篮—阿拉木图麦迪奥高山运动综合体。

麦迪奥山谷美景

1996年8月《亚洲之声音乐节》上，作者和参赛选手朱晓玲及哈萨克斯坦文化部官员。

作者与参赛选手叶凡和朱晓玲。叶凡伸手示意志在必得。

叶凡演唱歌曲《黎民百姓长久》。

作者与朱晓玲

作者在“家”中接待金铁霖教授、叶凡和朱晓玲

作者与参赛选手及北京电视台采访组成员合影。

1997年，徐沛东老师作为评委，郭蓉作为参赛选手，叶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亚洲之声音乐节”。作者分别与他们合影。

作者和“亚洲之声音乐节评委徐沛东老师。

1998年，雷蕾老师作为评委，谭晶作为参赛选手参加“亚洲之声音乐节”。作者与她们合影。

叶凡和郭蓉与其他参赛选手。

捷克篇之一

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

奏响中国传统民族音乐

有人说，知道捷克，是因为威震敌胆的“捷克造”轻机枪；知道捷克，是因为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布拉格之春”；知道捷克，是因为幽默翘楚的小说《好兵帅克》；知道捷克，是因为斯美塔那气势恢宏的交响诗《我的祖国》；知道捷克，是因为憨态可掬的《鼹鼠的故事》；知道捷克，是因为米兰•昆德拉享誉文坛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而捷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灿若繁星的各类文化艺术节，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兹林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捷克国际技术电影节、捷克国际旅游电影节、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布拉格国际舞美四年展、布拉格国际图书博览会、捷克国际合唱节、以及久负盛名的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和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不一而足。

作为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我有幸在这片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土地上，度过了难以忘怀的两任五年时光。

享誉世界音乐界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自1946年起，便成为国际最著名的音乐节之一。每年的5月12日，捷克著名作曲家斯美塔那逝世纪念日这一天，音乐节都会在他创作的传世之作，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优美旋律中拉开序幕。在为期三周的音乐节期间，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乐团，为观众献上数十台精彩纷呈的节目，使人们有机会欣赏高水平的音乐会，一睹世界名流的风采。首届盛会就曾吸引了各国音乐大师，如肖斯塔科维奇、伯恩斯坦、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前来参加。在随后的六十余年中，马泽尔、卡拉扬、穆特、鲁宾斯坦等顶级乐人，以及世界许多顶级交响乐团的艺术家，都曾与布拉格之春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其他音乐家，共同造就了音乐节的辉煌历史。可是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除了五十年代曾有代表团参加过，后来就再无缘这一享誉世界的音乐节。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历史与文明，有民族灵魂优秀代表人物。身为一名文化官员，我自然就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接触和结识这个国家当代优秀文化、艺术代表人物并与他们结为莫逆之交。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优秀的音乐人材和作品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介绍给世界。

在我第一任期内， 结识了捷克文化部外事司副司长维黛诺娃，一位秀外慧中、风度翩翩的中年女子，后来工作中成为好友。我们之间交流颇多，她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对有着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中国很向往，她也曾给予过我许多珍贵的帮助和友好情谊。

我对她介绍说，“中国一位年轻钢琴家，在2000年华沙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他叫李云迪，是个很有天赋的钢琴家。我在他获奖后，就把有关报道和材料送给了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组委会，很希望他能来捷克举办独奏音乐会。我相信，他会给捷克观众带来意外的惊喜。”维黛诺娃嫣然笑道，“这可是件令人愉快的好消息！需要什么帮助，随时来找我。尽管现在捷克文化部给音乐节的资助逐年减少，音乐节主要经费来源要靠社会赞助，靠精彩演出的门票收入，但文化部对音乐节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我想，音乐节主席别洛尔主席也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不久后，恰逢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我又见到了维黛诺娃。我们把酒暢谈，说话间，一位器宇不凡、前庭饱满、完全谢顶的中年男子向我们走过来。他似乎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主动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自我介绍到，“我就是罗曼•别洛尔，很高兴认识您，参赞先生！”

此时，我观察到，他脸上沿着鼻翼两侧，两道深深的“法令线”一直延伸到嘴边，高耸的颧骨上，两道浓眉，给人一种统御威严、不苟言笑、拒人千里的感觉。那深凹的眼眶里，一双机警的眼睛闪烁着莫不可测的目光。“您是薇黛诺娃女士的好朋友，很高兴认识您！也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我彬彬有礼地与他握手攀谈。“音乐节组委会的专家们，正在认真观看李云迪的有关资料和音像视频。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给参赞先生带来好消息。我也欢迎您在方便的时候，到组委会做客。”他温文尔雅地说道。第一次见面，别洛尔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应该是那种谨言慎行、办事认真、执着己见的人。但在那双深邃的眸子后面，似乎在躲闪着什麽。

我们相识后，我曾应邀前往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组委会登门拜访别洛尔主席。 组委会是 一座十分别致的三层小楼，楼前的开阔地上，盛开着娇艳的月季花，绿草茵茵。这里属布拉格新城区，离捷克的母亲河伏尔塔瓦河不远，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在他三楼办公室座椅的后墙上，有一张很醒目的招贴画。我边品味着工作人员为我们沏的咖啡，边观赏那幅很别致的招贴画。在蔚蓝色的海洋中，台湾岛仿佛像一枚油绿的桑叶，浮于碧水之上。图上清晰地标注出祖国宝岛富庶的物产分布、秀丽的山川风光。不禁使我想起唐代大诗人岑参的著名诗句：“芃芃麦苗长，霭霭桑叶肥。浮客相与来，群盗不敢窥。”我暗叹，这幅招贴画的创作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把祖国宝岛描绘得如此生动、诱人。不经意间，我突然看到，招贴画的英文标题《美丽的国度：福尔摩挲》。福尔摩挲一词源于葡萄牙语Formosa（意即：美丽）。它使我联想起宝岛台湾曾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殖民地的耻辱史。在我的眼里，这个“美丽”变为“丑陋”的同义词，有如把“中国”蔑称为“支那”一般，有着厚重的殖民主义印记。正如曾经的“苏台德地区”，在捷克人眼中，它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名称。见我对招贴画表现出兴趣，别洛尔先生连忙解释道，“这是我的一位朋友送的，如果您喜欢，我可以送给您。”可以看出，这幅招贴画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墙上，可谓是贴者无意，送者有心。在捷克这个美丽的国家，“台独势力”的魔手已悄无声息地伸了进来，渗透到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这方音乐艺术的净土中。我和颜悦色地向他解释道，“中捷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主席先生可能还不大清楚，台湾，也就是这个福尔摩挲，自古以来就不是什麽国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就像苏台德地区是捷克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战初期，纳粹德国曾强行将苏台德地区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1945年德国战败后，苏台德地区才重新回到祖国。听完我的一番话，别洛尔先生眼里流露出深深的懊悔，“十分抱歉，参赞先生，谢谢您的提醒！音乐节是艺术的殿堂，应该传递人类最美好的声音。”我们来谈谈李云迪先生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事宜，听听参赞先生还有什麽具体建议。”

遗憾的是，由于身体有恙，我提前结束了第一任期，因此这一项目暂时中断了。

2003年，我第二次赴任。四月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音乐节组委会，商讨即将在音乐节上举办李云迪独奏音乐会的准备工作。当我进去别洛尔主席的办公室，注意到，一幅很有特色的捷克画家水粉画，已经替代了那幅诡异的招贴画。别洛尔主席见到我，主动招呼着说；“音乐节将在5月31日晚，在伏尔塔瓦河畔，古老的鲁道夫宫德沃夏克厅，举办李云迪先生的音乐会。捷克最负盛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曾在此亲自主持了捷克爱乐乐团的首场演出，此厅由此得名。相信您一定会满意。”我们之间已达成了默契。

5月31日晚上，当李云迪出现在德沃夏克音乐厅舞台上时，人们即报以热情的掌声。只见李云迪在钢琴前静坐片刻，旋即全身心地投入演奏中。他纤细有力的十指，在琴键上灵巧娴熟地飞舞，波兰钢琴诗人肖邦《b小调谐谑曲》等4部谐谑曲，李斯特著名的自传体《b小调奏呜曲》，从他的指尖倾泄而出，一气呵成、完美流畅。人们仿佛看到，从李云迪的心灵深处，流淌而出两位大师的创作情愫，通过他的指尖传递到琴键，形成一股巨大无形的震撼力，撞击着观众的心扉。人们难以置信，这位年仅20岁的中国青年，竟能如此深刻领会音乐大师的经典之作，出神入化地演绎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充满激情。每曲终了，人们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人们意犹未尽，掌声、喝彩声在音乐厅回荡。李云迪似乎也沉浸在自己的钢琴世界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谢幕，又加演了节奏明快、活泼跳跃的《向阳花》等三首中国钢琴曲。

　　音乐节主席别洛尔和艺术总监马兹奈尔先生，兴奋地来到后台。见到我时，喜形于色，交口称赞，“这次音乐会是近十多年来水平最高的一次，李云迪无愧于当今世界最有才华的钢琴家之一。”

音乐会结束后，使馆在鲁道夫宫举办了大型招待晚宴。应邀前来的捷克嘉宾，顾不上品尝丰盛的菜肴，纷纷把李云迪团团围住，都想近距离看一眼来自世界东方的“白马王子”，请他在使馆发的邀请函上签字留念。

席间，别洛尔主席同我聊起了中国民族音乐，显然，李云迪加演的几支中国钢琴曲，引发了他极大的兴趣。我对他说，“中国民族音乐最好还是要用中国乐器演奏，那才是原汁原味呢。”他建议说，“是否能先邀请一个规模不大的室内乐团，来参加音乐节？”“我帮您找一个短小精悍的室内乐组合，您肯定会满意。”我应承道。通过音乐这一特殊的语言，使我与别洛尔先生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他那双云谲波诡的眼睛澈亮起来。

第二天，我送李云迪去火车站，他还要去柏林。在月台上，他对我和使馆深表谢意。他开心地说，能参加享誉世界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能在德沃夏克厅举办专场演奏会，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最好水平奉献给布拉格观众。我们在月台上合影留念，依依道别。

回到使馆，我请国内的朋友帮我推荐一个水平较高的室内民乐组合，把别洛尔主席的意愿转达给国内。一天，我收到国内寄来的包裹。朋友向我推荐了四位优秀青年女演奏家组成的“卿梅靖月”中国民乐重奏组合。“卿梅靖月”中国民族室内乐团组建于１９９６年。四位音乐家分别是：古筝演奏家范玮卿、二胡演奏家于红梅、琵琶演奏家杨靖和扬琴演奏家刘月宁。“卿梅靖月”的名称取自四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她们每个人都是中国民乐界的佼佼者，都是国家最高音乐学府的教授和一流乐团的独奏家，她们的演奏代表了当今民乐的最高水准。包裹中还有一张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发行的专辑CD唱片《夕影之诗》。

收到这些珍贵的材料，我便马上给别洛尔主席打电话，邀请他和艺术总监马兹奈尔先生，到布拉格很有名气的香港酒家一聚。香港酒家是一对来自中国浙江的华人夫妇开办的，那里的中式菜肴烧得不错，连捷克总统克劳斯也曾光顾过这家餐馆，它离使馆很近，因此，我便成了那里的常客，时常邀请捷克朋友去那里品尝中餐。两位朋友如约而至。我们一面品尝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一面商讨着下一步的合作项目。我将“卿梅靖月”中国民乐女子重奏组合的材料交给别洛尔。他那双深陷眼眶中的眼睛闪烁着喜悦和惊讶的目光，“参赞先生真是神速！”

“今天谈到了中国民乐，我想给二位讲段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可有兴趣？”“我们洗耳恭听！”他们不约而同，击掌叫好。我详细给他们讲述了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俞伯牙和钟子期相觅知音的故事。后人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著名的乐曲“高山流水”，千古流传至今。”“好的音乐一定会找到知音！”听完我的故事后，别洛尔主席叹道，“捷克是个热爱音乐的国度，可以不夸张地说，天才音乐大师、欧洲古典音乐家莫扎特，还是在捷克找到真正欣赏他的知音。１７８６年夏，莫扎特享誉世界乐坛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布拉格上演，场场爆满，轰动欧洲。当时有人评论说，‘有高度音乐修养的捷克观众，尤其是布拉格观众，比维也纳观众更能欣赏莫扎特的天才。’莫扎特也不负众望，在布拉格期间创作了著名的歌剧《唐·璜》。”“难怪，我曾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大街一些店铺橱窗里，看到过这样的字幅：‘是布拉格人发现了莫扎特的天才。'这也是音乐史中的一段佳话，可称为莫扎特他乡觅知音。”我赞叹道，“我相信，中国音乐家在这里也会找到知音。”

布拉格冬季降临。一阵阵瑟瑟的寒雨飘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我独自驱车行驶在灯光昏暗的街巷里，清爽的寒风迎面袭来，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刚刚见过别洛尔主席，他对“卿梅靖月”女子民乐组合抱有很大期望，希望能请中国的姑娘们在2005年来布拉格举办音乐会。怀里揣着他请我转交给“卿梅靖月”的邀请函，仿佛心里点燃了一团希望的火焰，周身舒畅。

不久后我休假回到北京。长期在国外工作，能与家人和亲朋好友团聚，对我来说，无疑是件奢侈的事情。时值春节前夕。我受邀来到“卿梅靖月”民乐组合四姐妹中的刘月宁家做客。说明了来意，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露出了喜不自胜、灿烂的笑脸，仿佛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好朋友。我们聊得十分投机。她向我介绍，“我们四姐妹都非常热爱音乐。大家在一起时，家长里短的事基本不谈，每个人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唯有音乐把我们的心紧密相连。我们常常相互切磋技艺，有时为一首动听的曲子发出欢笑，也有时打点嘴巴官司，但音乐使我们四姐妹情谊更深。”她和爱人请我们来到离家不远的一间饭馆同进晚餐。当她知道我是浙江人，爱吃鱼，特意点了一道剁椒胖鱼头，说道，“我出生在湖南一个偏僻的山沟沟里。家乡给我印象最深的石板路、石梯子、木头房子，连绵起伏的山峦。我五岁那年，因父母工作调动，父亲把我和妹妹用扁担各挑一头，从湘南挑到了河南洛阳。这些年，离开了老家，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老井、辣椒、剁椒鱼头，从小，血液里就流淌着火红的辣椒。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爱吃辣椒。这里的剁椒鱼头做得很地道，不知你们是否喜欢？”我品尝着鲜嫩滑爽的剁椒鱼头，又麻又辣的味道，激励着我的味蕾，胃口大开。交谈中，我了解到，12岁那年，刘月宁在电影《春蕾》中参加演出，已是崭露头角。她30岁便被评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38岁评为正教授，是最年轻的扬琴教授。我不无担心地问道，“你的教学任务很重，可别耽误了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的演出？！”她真是一个能吃辣椒的“辣妹子”，待人热情、性格泼辣、说话爽快。“请参赞一百个放心！论年龄，我在四姐妹中排行老二。但从组团开始，乐团的很多幕后工作都是由我来做。我保证协调好大家的时间，绝不会给祖国丢脸。用北京话说，‘您就擎好吧'。”

弹指一瞬，到了2005年5月。春天来到了布拉格，来到了这个童话般的城市。天空如海一般湛蓝，各种瑰丽的花朵都开放了，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花香，一片片红色的房顶隐匿在一片苍翠之中。一天，我把好朋友倪健请到使馆。他也是浙江人，很早来到捷克经商，已是事业有成，很想为传播祖国的文化做些事情。我把“卿梅靖月”民乐组合的四位演奏家，到捷克访问演出的接待事宜相托给他，嘱咐他照顾好艺术家们的“吃、住、行”。他“欣然领命”。

5月下旬，一天下午，我和倪健各开了一辆奔驰轿车，来到布拉格国际机场，迎接四姐妹的到来。刘月宁（著名扬琴演奏家）已是熟人了，与其他三位姑娘还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有关她们的报道我已读了很多。为了让她们休息好，倪健早已退掉了音乐节组委会给各国音乐家安排的宾馆，把四姐妹安排到布拉格数一数二的希尔顿五星级酒店。在酒店安顿好，我们便一同来到很有档次的北京饭店就餐。

席间，我首先把捷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倪健介绍给她们，然后一一问起三位初次见面姑娘的身世。范玮卿（著名古筝演奏家）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家住老四合院，就在雍和宫对面。她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世家。爷爷和父亲都很喜欢古典文学。从小生长在书香门第的范玮卿，始终受到琴棋书画的熏陶，大家闺秀的气质也逐渐养成。

　　我们仿佛有着一种缘分，她是个性格开朗，很爽快、很率性的姑娘。范玮卿说，“其实我是一个梦想无边的人，一直都在追求新鲜事物。记得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二时，曾经疯狂和叛逆过一阵子，觉得传统式演奏古筝没劲儿，于是加入了崔健的乐队，玩儿了一阵子‘古筝摇滚’，还记得那时合作的一首曲子叫《雪地里撒点野》。但是到了大三，有一次在我练琴的时候，忽然有了一种感觉，人那，有的时候就是这麽情绪化，忽然觉得用古筝表现古典传统的东西，才是自己血液里的东西，于是醒悟了，又回归了。我开始发疯地练基础，经常一练就是十来个小时。”

于红梅（著名二胡演奏家）在四人里年龄最小，初次见面，显得有些腼腆。她的嗓音委婉清脆。她出生在山东著名的“泉城”济南，城里到处都是泉。于红梅说，“我是喝着泉水长大的。小时候，随处扒开一块砖头，下面就会有清冽的泉水冒出，它不但对皮肤有好处，而且还会给你注入音乐细胞。”济南叮咚的泉水和悠扬的二胡，构成了红梅最美妙的童年回忆。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和范玮卿应该是小妹妹吧？！”她不屑地一偏头，略带扭捏，细声地说：“那人家也是教授呢！我们乐团中的四姐妹，都是同一级别的独奏家，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佼佼者。我们走到一起，相互交流音乐，玩音乐。我们互相都非常了解，配合默契，可谓人和音乐和吧。”

杨靖（著名琵琶演奏家）显然是她们中的大姐。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沉稳、内敛、心胸开敞的大姐风度。她可是大名鼎鼎的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的“高足”。“我从小长在长江边，是湖北武汉人，家就住在汉口的江汉区，算得上是个武汉伢。我们家四个女儿，我排行老大，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锻炼了我更加坚强和独立的性格。虽然现在工作在北京，可我最爱吃的还是家乡的热干面、排骨藕汤和武昌鱼。”谈起家乡，杨靖的语气中流露出深深的眷恋。

听完她们各自的介绍，我充满期待地对四姐妹说，“这次，你们能到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举办音乐会，在你们身上承担着弘扬祖国民族音乐的使命，可谓意义重大。这次就看你们的了。”四姐妹似乎异口同声地答道，“坚守和传承中国传统民乐的纯正，正是我们的使命。”

范玮卿一面把一些从北京带来的资料和音乐光盘递给我，一面说：“丁参赞，我这次出来，是我们广播艺术总团长王书伟送我去的机场，是带着任务来的，很想请参赞把我们团介绍给捷克音乐艺术节。”

“这也正是我所期盼的，我来办这件事情。”接过她手中的珍贵资料，我信心满满地应承下来。

第二天上午，在倪健的陪同下，她们参观了布拉格著名的查理大石桥，荡舟在宽阔的伏尔塔瓦河上。四姐妹神采奕奕、心旷神怡，合影留念。

当天晚上，中国民乐演奏家重奏组合“卿梅靖月”，在布拉格阿尔哈剧院举行音乐会。演出开始前，别洛尔主席和艺术总监马兹奈尔先生早早来到剧院，坐在我的身旁。他们似乎既兴奋又担心，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聆听中国民族音乐，而且只有四位年轻的姑娘，四件乐器，是否能撑得起这个诺大的舞台？捷克听众是否能听懂和喜欢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民族音乐？毕竟，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已经走上了市场运作的轨道。

范玮卿、于红梅、杨靖和刘月宁四位年轻姑娘，身穿中国民族服装，以一首《心雨》曲目开场。四重奏《心雨》由唐建平作曲，创作于一个夏日的午后，像临风望海的一片芊芊草原，热浪吹落滴滴细雨，心似有所悟。四位姑娘通过古筝、二胡、琵琶和扬琴，采用娴熟的弹奏技法，将作曲家触景生情、心灵顿悟表现得清晰淋漓，受到了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我身旁的别洛尔和马兹奈尔先生，也被优美的旋律、精彩的演奏、浓郁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若心无旁骛。

接着，四位音乐家轮番上场。刘月宁表演了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她以多种手法变奏，通过高超的技法和充沛的激情，向听众栩栩如生地展现并勾勒出初春时节，大地吐绿，万物复苏，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随着音符的流动，使人不觉地进入诗情画意之中。刘月宁将这首扬琴独奏曲，完美地呈献给了听众，赢得了听众的青睐。

范玮卿表演的是何占豪编创的古筝独奏曲《茉莉芬芳》。范玮卿将古筝清丽、淡雅、透亮和圆润的音色，表现得淋漓尽致，乐曲旋律委婉优美，清新流畅，感情细腻、温柔，把茉莉花开时娇美的姿态和芬芳扑鼻、沁人心脾、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美好的情感，回味无穷，令听众扼腕叫绝。

刘月宁改编的三重奏曲《春江花月夜》，更是让听众们领略了传统中国民间音乐的精髓。这首传统古曲，质朴的旋律，流畅多变的节奏，巧妙细腻的配器，丝丝入扣的演奏，形象地描绘了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尽情赞颂江南水乡的风姿异态。全曲就象一幅工笔精描、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经刘月宁新编配后，突出重奏特色，突出中国乐器的张力和表现力，许多新的演奏法，如以古筝模仿鼓的音色，大量使用持续的泛音等，令人耳目一新。

于红梅为听众们表演了著名民间艺人华彦钧的《二泉映月》。于红梅以其独到的诠释、娴熟的技艺，绝佳地、再度呈现了盲人音乐家阿炳这首曲目的深邃人生内涵。她将该曲中夜阑人静、泉清月冷的意境加以再现，更展现了曲作者充满悲恻情绪，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感情流露。于红梅精彩的演奏赢得了全场听众的热烈喝彩。

杨靖绝妙地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完美地展现了公元前202年，楚汉大军在垓下的一次动人心魄、气贯千古、壮观惨烈的古代战争场面。乐曲以琵琶丰富的技法组合贯穿，堪称用一件乐器演绎一场战争的典范。杨靖那如行云流水般、刚中带柔、以柔克刚的演奏，再次赢得了全场听众的掌声和喝彩声。

四姐妹给捷克听众带来了更多的惊喜。一曲由中国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的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将人们带入那遥远、令人神往地方。辽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水、美丽的姑娘陪伴身旁，成片的羊群、人间的仙境、世外的桃园......。正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壤，铸就了作曲家民族乐谱上夺目的音符，飘逸出他流畅如行板的浪漫人生。如果说中国的民乐是一顶皇冠，那么这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皇冠上最夺目的那颗珍珠。而姑娘们的演奏更是柔情似水，如天籁之音，令人陶醉。

美妙绝伦的旋律，心有灵犀的默契，精湛娴熟的技艺，在捷克听众的心中引发出强烈的共鸣。热情而有节奏的掌声、喝彩声，传递着听众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之情，中国姑娘们在这里寻觅到了自己的知音。

姑娘们谢幕还未结束，别洛尔早已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拉起我的手，“走，我们一起到后台去！”马兹奈尔先生也随同我们来到幕后。见到刚刚谢幕归来的刘月宁，他握住她的手，连声赞叹道：“太精彩了，太美妙了！真想再听几遍！”别洛尔也对范玮卿、于红梅和杨靖竖起大拇指，“你们的演出非常成功，是世界一流水平！我们非常欢迎中国音乐家再来布拉格演出！”

此前，我还与总统府外事部门联系，希望能在总统府音乐厅为捷克各方政要和知名人士举办中国民乐音乐会。他们欣然表示同意。

于是在参加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第二天晚上，使馆在捷克总统府音乐厅，再次举办了“卿梅靖月”中国民乐组合音乐会。总统夫人克劳索娃、参议院副主席利什卡夫妇、地方发展部长马尔丁内克、副外长科拉什夫妇、参、众两院议员、政府部门负责人、社会各界名流、外国驻捷克使节，以及华侨和华人代表出席了音乐会。

记得那天雨后，天气格外闷热，不得不打开音乐厅两侧的窗户通风。厅内座无虚席，厅外也聚满了来总统府的游客。音乐厅里再次奏响了悠扬的中国民族乐曲。中国姑娘们特意为捷克听众献上了一首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捷克民歌改编曲《跳吧！跳吧！》。当她们用传统的中国乐器演奏斯拉夫民族波尔卡舞曲时，热烈欢快的情绪和轻快有力的旋律，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听众，窗内窗外的掌声与喝彩声连成一片。我身旁的几位年纪较大的捷克听众，听得热泪盈眶、老泪纵横。总统夫人克劳索瓦拉着姑娘们的纤纤细手，发出深情的赞叹，“你们有一双金子般的巧手！”

补充一句，在我后来驻波兰使馆工作期间，也曾推荐“卿梅靖月”民族音乐组合参加了波兰的国际多边文化艺术节，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离任前夕，我再次把中国广播民乐团推荐给别洛尔先生，推荐给布拉格之春音乐节。2007年5月22日，一支规模庞大的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在我的好朋友，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艾立群的带领下，再次登上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艺术殿堂，在著名的斯美塔那音乐厅，奏响了气势恢宏、浓郁芬芳的中国传统民族交响乐。

无论是“卿梅靖月”民乐组合，还是中国民族交响乐团的成功演出，再次印证了那句被许多人认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今，中国民族音乐已融入布拉格这座音乐之城，它以自己独特的魅力，绽放在春意盎然的百花丛中，寻觅到了难得的知音。

捷克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主席别洛尔先生。

作者与时任波兰文化部外事副司长维黛诺娃

“卿梅靖月”四姐妹泛舟布拉格伏尔塔瓦河。从左至右：刘月宁、杨靖、于红梅、范玮卿。

“卿梅靖月”民乐组合。从左至右：于红梅、杨靖、范玮卿、刘月宁。

“卿梅靖月”民乐组合演出剧照

“卿梅靖月”民乐组合在捷克总统府音乐厅演出。

2007年5月22日中国广播民族交响乐团在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斯美塔那音乐厅演出 。

作者夫妇与“卿梅靖月”民乐组合在波兰。

捷克篇之二

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

与中国南音《长恨歌》

2002年春暖花开，春意盎然。我再次来到阔别两年多的捷克首都布拉格，这座在尼采眼中十分神秘的城市，履约我在此的第二任外交生涯。伟大的诗人歌德曾说过：“在诸多城市像宝石般镶成的王冠上，布拉格是其中最珍贵的一颗。”

布拉格依山傍水，古迹众多。古代建筑群耸立在伏尔塔瓦河两岸，巴洛克建筑、哥特式建筑、古典复兴建筑、古罗马建筑、浪漫主义建筑、洛可可建筑、文艺复兴建筑、现代主义建筑，以及后现代主义建筑鳞次栉比。“母亲河”伏尔塔瓦河，静静地流淌，穿城而过，似一条碧绿的玉带，蜿蜒地伸向远方，消失在蔚蓝色的天际边。登高远眺，城中许多古建筑上，高塔攒聚，因此，布拉格素有“百塔之城”之称。每逢春光乍绿的季节，黄澄澄的塔尖耸立在一片片李白桃红、色彩斑斓的林木中，金光闪闪，城市因而被誉为“金色布拉格”。

一天，我接到“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主席、我的好友什皮罗赫先生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到伏尔塔瓦河畔的一家很有名气的餐馆共进午餐。来到餐馆时，什皮罗赫先生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身着浅灰色西服，扎着一条蓝领带，洁白的衬衫更加烘托出他金褐色、健康的肤色，一双浅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五十出头的他，斑白的头发凭添了些许沧桑感。但他似乎是刚从海边度假归来，神采奕奕，充满了活力。见面后，他热情地与我拥抱。坚实的胸膛、有力的臂膀，传递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他以低沉浑厚、带有磁性的嗓音，用娴熟的俄语问候道，“丁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好想你！身体可好？！”什皮罗赫先生是我上一任在捷克工作时结交的朋友，他知道我那次提前离任是因为身体出了些状况。“谢谢你的惦念，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我也很想你。”我紧紧地抱住他宽厚的身躯，热情地拍了拍他的背。老朋友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记得我们初次相识，还是在我上一任期的2000年。朋友向我介绍，他是捷克两大国际音乐节之一的“布拉格之秋音乐节”主席，我便主动用俄语向前问候。那时的他，不苟言笑地用不大熟练的英语回答，“对不起，我不会讲俄语。”还真有些拒人千里的架势。对捷克人这种回答方式，并没使我感到尴尬。在初到捷克的几个星期里，我已多次领略到，这片国度的人们对俄语的反感。几次，我独自开车参加活动，向街人问路，得到的答复多是一个“NO”字，或是急匆匆的摆手、摇头。在这里，我顿时感到民族对立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连人们用来沟通情感的语言，也变得如此苍白无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5月，苏联红军击溃了德军，在一周之内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后，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为前华约组织成员国。那时，俄语是这个国家对外交往的交际语言和工作语言，也是学校学生的必修课，俄语非常普及。象什皮洛赫先生这种年纪的人，同属斯拉夫民族，语言差异不大，俄语应该是很不错的。

1968年，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有脱离苏联控制倾向。驻扎在捷克的苏军发起了武装干涉，把坦克开到了布拉格街头，开到了繁华的瓦茨拉夫广场。苏联的武装入侵，引起了捷克百姓强烈的反感与反抗。1989年，在东欧剧变中，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发生亲美的“天鹅绒式革命”，推翻了“捷摩共政权”。此后，在捷克的报纸上没有了中国的消息，广播中没有了中国的声音，电视中没有了中国的影子。许多捷克人对中国人也关闭了心灵的窗户，树起了警觉的耳朵。

出于复杂的情感，许多捷克民众把讲俄语看作是一种“耻辱”。什皮洛赫先生不愿讲俄语，我已习以为常，便不足为怪。通过会讲捷克语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希望到他所领导的“布拉格之秋音乐节组委会”登门造访。他欣然允诺。

在他不大宽敞的办公室里，我们再次见面。我将一对冷瓷彩绘京剧脸谱瓷盘摆件送给他，作为见面礼。他对两个做工精细、形象逼真，且蕴藏着浓郁的中国历史文化韵味的礼品，显然十分喜爱。

接过瓷盘，他突然一改往日的矜持，用熟练的俄语说道，“非常感谢参赞先生！我一定把它们摆放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 “您的俄语讲得很不错，而且还是标准的莫斯科音！”我不无玩笑地夸赞说。“参赞先生是否也在莫斯科留过学，或是在那里工作过？”他用狡黠的目光看着我，诡秘地微笑道。我知道，他这是想探探我的底。这正是相互了解的好机会。“我在北京上大学时学的俄语，在前苏联，以及苏联解体后的哈萨克斯坦工作过。”话题逐渐多了起来。“您今天怎么讲起俄语了？”我不无好奇地问道。“前两天，我特意与老朋友贝尼茨基联系过，他说是您的好朋友。他还说，您人很不错，很务实，曾多次帮助过他。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另外，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旁边有许多陌生人。大庭广众之下讲俄语，会被别人误解的。还请参赞先生多包涵。”他爽快地说着。

他话锋突然一转，问道，“您喜欢音乐吗？对捷克的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一定也很熟悉？！”“谈不上熟悉。德沃夏克是世界著名音乐家，曾聆听过他的《自新大陆》。但我更喜欢斯美塔那的作品《我的祖国》，尤其是第二乐章《伏尔塔瓦河》。作曲家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刻画沿岸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久远的历史、沿途人民的生活、倾吐内心对祖国深沉炽热的爱恋。”“您的理解令我感动。这是一曲充满对祖国和人民深刻的爱，对未来和光明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乐观精神的颂歌。斯美塔那和贝多芬有着类似的经历，双耳失聪。但他的耳聋比贝多芬还要痛苦不堪。1874年，在他两耳全聋时，内心极度痛苦。他感到总有刺耳、尖锐的声音回荡在脑际，为他带来日夜不休的噪音困扰。据他自己描述，就如同永远置身于一个喧嚣的大瀑布之下一般。这一病症后来终于引发了精神病，斯美塔那也因此住进了疯人院。正是在完全失聪的状态下，他创作了这部传世之作。”什皮罗赫显然有些动情，仿佛找到了知音。

很难想象，天才的斯美塔那，在终日不休的“尘世噪声”中，把伏尔塔瓦河，这条捷克民族的“母亲河”，描绘得如此生动和富有感染力。她时而宽阔舒展、万籁俱寂，时而波澜壮阔、荡气回肠。这美妙动人的乐曲，充满了作曲家对祖国和人民深刻的爱，对未来和光明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乐观精神。

“中国的母亲河是黄河。有一部上亿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是中国人民音乐家、英年早逝的音乐天才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虽然我们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这两部音乐作品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赞叹道，把文化部外联局订制的《中国经典音乐》光盘拿出来。“送给主席先生这个音乐光盘，上面有《黄河大合唱》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作曲家创作这部作品时，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年代。正是这部作品，鼓舞了千百万中华儿女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激情，也表达了音乐家对祖国母亲的拳拳赤子之心。十分可惜，在他风华正茂的不惑之年，因战争，颠沛流离，客死他乡。捷克民族在历史上也曾遭受过外族的欺辱。我想，您在听这部作品时，也会感受到，中国人民在濒临民族危亡时，发出的哀怨与怒吼，感受到作曲家对祖国母亲无尽的热爱与深情。”

接下来，我给他讲述了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走完人生最后一段道路的故事，并把一份珍藏的俄文版《哈萨克斯坦真理报》送给他，上面刊载着我1998年与哈国朋友共同撰写的文章《睦邻友好大合唱》。

什皮罗赫先生读完文章，神情凝重地说道，“我会十分珍视这份特殊的礼物。我对中国向往已久，真希望有机会亲眼看看中国的长城，聆听中国的民族音乐，还有享誉世界的京剧。很显然，我们初次见面时，心存的芥蒂早已释然，他也像其他捷克朋友那样，向我敞开了紧闭的心扉，我们已经开始用“你”相称。

接下来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享誉海外的“布拉格之春”和“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在捷克人民的文化生活中，犹如两枝娇艳的奇葩，异彩纷呈。其中“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多少让人感到有些陌生。作为国际音乐节，“布拉格之秋”确实年轻，至今不过十载，但知名度却已漂洋过海，声望日隆。如今“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经过了初期艰苦的创业和商业运作，已形成可与历史悠久的“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相比肩的傲人格局。两个音乐节都赢得了热爱音乐的捷克民众，以及海外“追星族”的热捧。“布拉格之秋音乐节”作为后来者，厚积薄发，在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捷克观众，尤其是首都布拉格观众的音乐生活当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名声鹊起。

这次重返布拉格，我与好友什皮罗赫先生相逢在美丽的伏尔塔瓦河畔，久别重逢的喜悦溢于言表。餐馆窗外，蔚蓝色的天空飘浮着白云，宽阔舒展的伏尔塔瓦河静静地流淌，轻轻地拍打着岸边，倒映着布拉格古老的城堡、古老的查理大桥。不时有成群结队的白羽海鸥掠过水面，追逐嬉戏。

什皮罗赫先生已经为我们各要了一扎“皮尔森”啤酒，为我定了一份蘑菇清汤，主菜是我最喜欢的斯拉夫民族特色菜“古拉什Gulas-炖牛肉”，配上当地特色馒头片，浇上浓浓的汤汁，可谓色香味俱全。他的胃口要比我大，为自己要了一份外脆里嫩的捷克式“烤猪肘”，大约有1公斤？。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我故意卖了个关子，停顿了一下，细细地品味着纯正的“皮尔森啤酒”。杯中冰爽的啤酒闪耀着金灿灿诱人的光泽，杯口一层厚厚的洁白色泡沫，带着优质啤酒花的香味儿与苦味儿，麦芽香味儿浓烈，却无半点杂味儿，很是“杀口”，喝下去，顿感酣畅淋漓。“我这次回国，与中国音乐家协会和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联系过。今年下半年，他们将邀请你访问中国。你将有机会到北京和南宁两个城市，与中国的同行进行交流。”话音未落什皮罗赫先生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喜形于色地说道，“为能实现我多年的心愿干杯！”

十一月份，什皮罗赫先生如愿以偿，先到中国广西南宁，以特邀嘉宾身份，参加了2002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活动。在那里，他观看了中国民族传统的歌舞。在传统的民歌中，中国艺术家揉进摇滚、电声、重金属、交响乐等现代音乐元素，使经典的老民歌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时代节拍。在盛大的开幕式晚会上，中国著名歌唱家王昆、吴雁泽、韦唯、孙楠、韩红、孙悦，以及加拿大歌星K.D.Lang、罗马尼亚歌舞团、丹麦组合Smile、韩国组合JTL等联袂演出。璀璨的灯光，华丽的舞美，卓越的音响，如梦的烟火，给他留下难忘的记忆。在北京，他受到中国音乐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的热情款待。八达岭长城、全聚德烤鸭，以及湖广会馆京剧折子戏《三岔口》和《拾玉镯》，无不使他流连忘返。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第二年。一天，我收到厦门市南音乐团寄来的包裹。他们给我寄来两张录有南音乐舞《长恨歌》全剧的光盘，中英文对照的剧本，还有我所需要的剧照。南音乐舞《长恨歌》于2000年问世，2002年获文化部最高艺术奖“文华奖”。在国内时，我曾有意将这部获奖剧目推荐到捷克，参加“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有了这些素材，我便开始策划，如何让“洋人”能看懂中国的传统艺术精品。

“南音”被音乐专家们称为“中国音乐史的活化石”，为国家级“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它是晋、唐以前从中原地区传入闵南的古乐，后又吸取云曲、昆腔、弋阳腔的长处，融入闽南民间音乐，形成了一种既古老又美妙的音乐。南音乐舞《长恨歌》撷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根据南音的特点，选取盟誓、死别、天上人间三个故事片断，用“乐”与“舞”演绎这段美丽动人的千古绝唱。唐明皇、杨贵妃、乐工、宫女既是故事中特定的人物，又是且歌且舞者。把乐手扮成唐朝乐工，突出南音乐队的特点，让唱者、舞者扮成宫女，乐和舞融为一体。唱词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白居易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这无疑是一场视听效果绝佳的“饕餮盛宴”。

我先请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旅捷华人歌唱家宋风云夫妇，将剧本翻译成捷克语。之后，我将译稿交给捷克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高马士博士精心修改、润色。他是一位精通汉语的著名汉学家，古汉语造诣颇深，曾把白居易写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成功地翻译成捷克语。他们对这部捷克语剧本，倾注了几乎“偏执”的爱心和热情，把《长恨歌》乐舞剧优美的唱词，尽量原汁原味地翻译成捷克语，成为名副其实的“助产士”。

有了捷文版剧本，我首先展开了独特的“市场调研”，把“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席、什皮罗赫先生与几位主要负责人，以及捷克国家大剧院总经理等业内权威人士请到使馆，给他们“开小灶”。把事先准备好的《长恨歌》捷文版剧本让他们读，然后用投影仪播放歌舞剧全剧，看他们的第一反应。应该说，捷克人在对“美”的评判上是很挑剔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反应竟如此强烈，几个人异口同声连声称赞：“科拉萨奇纳！（俄语意即：太美了！）”。什皮罗赫先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绅士风度和矜持，拍着手掌喊道：“布拉瓦！（喝彩：好！）”。

兴奋之余，他突然想到，2004年音乐节的演出日程已经安排满了。于是跟大剧院总经理紧急磋商，那边也排满了日程，未果。他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对我说，“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节目给别人，我马上去找国家歌剧院总经理，今天一定给你答复，这个节目我要定了。”下班前，他打来了电话，听得出，他的话语中暗含着忐忑：“我希望你不会介意只安排一场音乐会，因为国家歌剧院的场地也很紧张。”在音乐节报名期限已过多时的情况下，他破例安排了这场演出。

2004年，南音乐团在收到正式邀请后，在厦门市文化局长叶之桦的带领下，开始着手准备出国演出的各项工作。

同时， 我源源不断地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安史之乱》等与剧情有关的材料提供给什皮罗赫。他看到这些“戏外戏”，更加信心满满。几天后，在组委会的网站上，报纸上刊登出捷语剧情介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和“南音”介绍等许多丰富的内容，中国音乐活化石承载的“三老”（音乐古老、乐器古老、题材古老）也成为吸引观众眼球的热点。

出人意料、更加震撼的一幕出现了。一时间，布拉格城市地铁站出入口、火车站、汽车站、各大超市门口，以及高速公路旁，到处都是“中国古典歌剧”《长恨歌》的大幅彩色招贴画和灯箱广告，真可谓“铺天盖地”，使本已婀娜多姿的布拉格凭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四月初，布拉格各大售票处开始售票。不到一个月，近两千张票即已销售告馨，连站票也没有了，此时已是一票难求。人们翘首以盼，期待着久违的中国古典歌剧。

恰恰在这“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之际，我突然收到厦门市的传真。市里因还有其他演出的任务，外事经费和剧团经费拮据，请使馆与音乐节组委会协商，是否可以推迟至第二年再来捷克。这边已是交付了场租，售出了票，整个布拉格都在期盼。“开弓岂有回头箭”，更何况“外交无小事”。

我一方面与厦门文化局长叶之桦紧急协商，希望他们调整经费使用计划，另一方面通过现任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当时的欧亚处处长、我的好友谢金英将情况向部里做了汇报，为厦门南音乐团拨发了一些访演经费。这笔经费可谓是“雪中送炭”，缓解了厦门的“燃眉之急”。厦门市上上下下也开动脑筋，调整演出计划，千方百计地减轻道具的重量，尽量“轻装上阵”。

布拉格进入了一年中最绚丽多彩的金秋季节。9月11日，我记得是个星期六。我同什皮罗赫先生一起来到布拉格机场，迎接厦门南音乐团的艺术家们。

代表团一行轻装简从。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省舞美协会主席黄永瑛作为代表团长，走在最前面。见到我，兴奋地打着招呼，“我们相识已久，这次能在捷克见面，还要感谢你的鼎力支持！”我把什皮罗赫先生拉过来，介绍给黄永瑛和陆续走过来的艺术家们，“这位是东道主，布拉格之秋国际音乐节的主席什皮罗赫博士，最该感谢的应该是他。”什皮罗赫先生爽朗地笑着，他无拘无束地与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家一一握手，“你们来自神秘的东方，来自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能请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音乐节，我感到非常荣幸！”他神情抖擞，容光焕发地说道。走到饰演杨贵妃女演员杨雪莉面前时，幽默地说：“您就是‘杨贵妃’杨小姐吧，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不过那是通过丁参赞送给我的剧照认识的。现在，如果您到布拉格的大街小巷走一走，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都会一眼认出您。”

说话间，我们来到机场出口处。只见一个大型灯箱广告栏里，正巧贴挂着杨雪莉饰演杨贵妃的巨幅海报。什皮罗赫不无自豪地对杨雪莉和代表团艺术家们说道，“你们看，这就是我们音乐节从中国请来的‘杨贵妃'！”显然，他对《长恨歌》中唐明皇与爱妃的爱情悲剧的剧情，早已烂熟于心，情有独钟，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境地。

为了迎接中国的艺术家，搬运演出道具，他吩咐助手，唤来早已等候多时的一辆“斯柯达”大轿车，还有一辆载重量十吨的卡车。当机场传送带将代表团的道具箱送出时，他露出十分惊讶的困惑与不解，“就这几个箱子吗？还不到五百公斤？！”黄永瑛走上前来，说道，“我们对道具做了‘轻量化'处理，‘宫闱'和‘回廊'都是用泡沫塑料制作的，剧中使用的是投影幕布，还有一些乐器和服装，都在这儿了。”什皮罗赫疑惑地耸耸肩膀。他对《长恨歌》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生怕那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影响演出效果。当然，这种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我们同属追求完美的人“明天是星期日，我已与国家歌剧院说好，进行一次彩排，他们会有人协助我们的。道具现在就送过去，大家到宾馆休息吧，我们明天见！”什皮罗赫先生把客人送上轿车，自己随大卡车去了剧院。

翌日，正值周末。按照捷克人的习惯，休假日是绝对不工作的，除非万不得已。为了保证星期一正式演出成功，什皮罗赫主席将剧院的灯光师、音响师和有关人员请来加班。我也把负责翻译的宋风云夫妇请到现场。他们已经把唱词制作成投影字幕，现在只需要再熟悉一遍全剧，做到精准配译。

什皮罗赫先生怀着一颗始终忐忑不安的心，细细地观察着代表团一级舞美设计师黄永瑛和他的助手，是怎样用泡沫塑料装饰舞台背景的。只见他们像变魔术一般，用一串串颇显大气的串珠，连接出象征宫廷闱幕的“垂帘”，将预制好的硬质泡沫塑料块、柱，搭建出皇宫里的“回廊”和“露台”，配上色彩艳丽多变的投影背景和舞台灯光，营造出富丽堂皇的宫殿氛围。黄永瑛走到什皮罗赫主席的身旁，轻声问道：“效果如何？”此时的什皮罗赫已是心悦诚服，对黄永瑛竖起大拇指，“中国人真聪明！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建造了一座奢华的‘宫殿'。我预祝你们演出成功！”

　　在接下来的音乐节新闻发布会上，什皮罗赫主席底气十足，对着众多的媒体记者，他胸有成竹地宣布，“每年的音乐节都会给大家带来所期待的惊喜，而今年要奉献给你们的，赏心悦目的音乐大餐，就是来自中国的古典歌剧《长恨歌》，它将成为音乐节的一道亮点。这将是布拉格音乐界的一件大事。”

9月13日晚，中华千年古韵南音，在布拉格国家歌剧院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响起。布拉格国家歌剧院富丽堂皇，以美丽豪华的巴洛克风格享誉欧洲。自1882年落成以来，人们在这里无数次欣赏欧美音乐，而聆听中华古韵还是第一次。应中国大使馆的邀请，捷克总统府、总理府、议会的领导人，以及驻捷克各国使节出席了演出。只见中央观众席，以及周围上下4层精美的包厢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是人。人们屏息静气，关注演员一举手、一投足，捕捉从台上飘出的每个音符。舞者广袖曼舒，莲步轻移；歌者婉转缠绵，绕梁不尽。尤其是南音特有的洞箫呜咽回荡，令人心醉。人们似乎进入梦幻般的仙境，感觉到那幽雅清和、低缓深沉的古曲，犹如一股清泉，缓缓地从舞台上流淌而下，浸向大厅的每个角落，渗入观众的心田。真可谓台上箫音丝丝，腔韵圆润，霓裳翩跹，台下如痴如醉，如梦如幻，宛临其境。人们通过投射在舞台上方的捷克文字幕，完全听懂了中国古典歌舞剧。当台上‘唐明皇'与‘杨贵妃'吟唱出白居易的千古绝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时，舞台帷幕徐徐落下。

演出结束，人们意犹未尽，全场观众起立，在一片喝彩声中，报以长达三十多分钟的热烈掌声，演员六次返场谢幕，演出获得具大成功。来自远古东方中国的音乐气息，强烈地感染着音乐厅中的每一个观众。南音在布拉格找到了知音。

什皮罗赫主席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走，我们到后台去看看中国的艺术家们！”他一边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修别尔！修别尔（太棒了）！”看来，中国古老灿烂的音乐文化，着实在捷克观众中引发了震撼，使我的老朋友什皮罗赫发出由衷的赞叹。见到黄永瑛和杨雪莉，以及其他演员时，他已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连连叫绝，说“南音有一股奇妙的力量,聆听后全身心得以沉静,内心豁然敞亮,仿佛得到净化和升华。”他一把拉过杨雪莉，送给她一张大幅剧照海报。看见我拿着相机，一面把手捧花束的‘杨贵妃'请过来，与她拥肩而立，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他似乎还是意犹未尽，又请杨雪莉拿着他送的海报，又照了一张，他想把这美好的一瞬间永远记录下来。这是他与中国南音一段未了的情缘。

中国艺术家成功的演出，成为了一道令人眩目的亮丽风景线。捷克媒体和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盛赞中国艺术家的表演。捷克最有影响力的《权利报》称：中国的古典歌剧被赋予了现代歌舞的表现形式，堪称“歌唱的芭蕾舞”，使理智、严肃的欧洲观众领略到了东方文化的热烈和缤纷色彩，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影响。

观众虽然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对美好事物却有着惊人相似的认知和追求。音乐，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洞开了不同民族人们心中那扇曾经紧闭的心灵之门。

捷克布拉格城堡和伏尔塔瓦河

2004年，捷克“布拉格之秋音乐节”主席什皮罗赫先生与中国南音《长恨歌》女主演杨雪莉合影。

作者与《长恨歌》女主演杨雪莉合影。

南音《长恨歌》舞台剧照

波兰篇之一

冷暖人间四月天

2010年4月10日，早春的波兰乍暖还寒，灰蒙蒙的天空是那样的阴沉，那样的低矮，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和使馆文化处同事程杰在出席了前一天在波兰南部城市奥波莱孔子学院的文化活动后，驱车返回华沙。按照事先的安排，我们在返回途中要经过一个叫尼萨（NYSA）的城市，同该市负责人洽谈中国文化展事宜。大概11点多，我们抵达市政厅，一向热情而守时的波兰官员却未在门口迎接。工作人员把我们迎进会客室安顿后，着急地说了一声“我们总统的飞机可能失事了！”也行色匆匆离开了。

我感到不可思议又特别震惊，立即打电话与使馆联系。政务参赞告诉我，他们也刚从电台和电视台得到消息，波兰总统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机场降落时坠毁，具体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机上人员生还可能性极小。

我们只得取消会谈，匆匆朝华沙飞奔。那时已是正午时分。刚一上路，忽然狂风大作，乌云正凝成一团，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黑压压的漩涡，翻滚着在天空中奔突，瞬时间下起了暴雨，且越下越大，如雾，如烟，白色的雨雾浓浓一片，在高速公路、广袤无垠的田野上弥漫开来。一粒粒豆大的冰雹，裹挟着道道寒光，砸向车窗和车身，让人不寒而栗。程杰边开车边说，他在波兰工作了七八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天气，他不由得感叹道：“莫非真是国之有难，天呈异相？！”也许只是巧合罢了。突降的暴雨夹着冰雹，来得如此凶猛，冥冥之中，不祥的预兆袭面而来。

一路上，我们从收音机和使馆同事那里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消息：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于当天早晨从首都华沙乘坐图-154专机，飞往俄罗斯西部地区斯摩棱斯克市出席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因大雾天气，在降落时触上树梢失事，专机上96人无一生还，其中包括总统夫人和三军司令等88名官员以及8名机组人员。

回到华沙已是傍晚时分，天已黑暗。但街道上人头攒动，市民们不约而同，手持花束和蜡烛，纷纷涌向离使馆不远的总统府大门口，神情凝重而沮丧。互联网上登出俄罗斯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抖动的画面上，一群人疾速奔跑在一片雾气笼罩的树林里，边跑边喊，“萨玛廖特 乌罢勒（俄语：飞机掉下来了）！”只见一个庞然大物掠过他们的头顶，擦过树梢，滑向地面，霎时，变成两团熊熊燃烧的巨大火球。使馆和街道两边的电视里，滚动播放飞机失事的新闻和遇难者的名单，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波兰奥委会主席彼得·努洛夫斯基。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质疑般地自言自语，他又不是政府官员，怎么可能跟总统一起去出席这样的活动呢？！我真的不愿相信这样悲惨的事实。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

我不由得想起与波兰奥委会主席努洛夫斯基相识、相知，共同组织文化和体育活动的的一幕幕往事。

2007年，也是四月的一天，我刚到波兰不久，就去拜会波兰奥委会主席努洛夫斯基先生。波兰奥委会座落在波兰母亲河维斯瓦河畔，离使馆只有十来分钟的车程。我们抵达时，奥委会秘书长科谢辛斯基先生早已在门口等候。在他的引领下，我们来到努洛夫斯基主席的办公室。见我们进来，他立即站起身来，伸出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笑眯眯地用俄语热情地打招呼：“参赞先生，欢迎您到我这里做客！”

他身着笔挺的浅灰色西装，系着领带，身材魁梧，风度翩翩。额头宽阔，鼻梁高挺，慈眉善目，浅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话语铿锵有力。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仍不时地闪现眼前。

我们一面喝着咖啡，一面交谈。他说，“我刚从中国回来，中国朋友和同行为我们安排了十分有意义的访问活动，再一次感受了中国人民的热情。中国的变化真是日新月异啊！我们考察了北京奥运场地，很让人震惊，我坚信，中国一定能成功举办好这次奥运盛会！”

“再过一年多，就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但波兰的运动员和教练们对中国知之甚少，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举办一些文化活动，让更多的波兰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一面看着秘书长，一面对我说。“主席先生，您的建议非常好，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文化交流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双方友谊正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我积极地回应。

他热情洋溢的话语和对中国深厚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一见如故，象老朋友一样谈了很长时间。会谈结束后，努洛夫斯基主席一直把我们送到楼外相拥而别。四月的微风吹面不寒，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一股暖流涌遍周身。我回首望着他仍在风中挥动的手臂，我心想，我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我们共同策划下，华沙时间2007年8月8日14时，北京时间8月8日晚8时，“庆祝2008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暨《北京欢迎你》大型图片展开幕式，在华沙国家奥体中心隆重举行。那一刻，努洛夫斯基主席和所有来宾一样，翘首注视着展览大厅中央的大型电视屏幕，观看电视台转播的北京庆祝活动激动人心的画面，等候着北京时间晚8点的到来。当时钟指到北京时间8点，他抬起手臂，高声宣布一周年倒计时正式开始，大厅内顿时掌声雷动，一片欢呼。

努洛夫斯基和波兰体育旅游部部长雅库比亚科女士，以及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朱洪海先生分别致辞。努洛夫斯基主席在仪式上激动地说：“北京奥运会是全球体育界的一大盛事，波兰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京奥运会，将派近800名运动员参赛，争取获得良好成绩，并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举办倒计时和展览活动，同时也表明了波中两国的密切关系”。当天，整个奥体中心沉浸在节日般愉快的气氛中。

我对努洛夫斯基主席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双方友谊的加深，是与他一起陪同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波兰。2007年6月，中国国家体育代表团访问波兰，努洛夫斯基主席特别重视，亲自安排日程并全程陪同，还特意邀请我和文化处同事一同参观访问。对我这个新上任的外交官来说，这无疑是个绝好的机会。

在华沙，热情的努洛夫斯基主席安排得可谓十分周到细心，代表团成员对所有安排无不交口称赞。接下来，努洛夫斯基主席和科谢辛斯基秘书长又亲自陪同代表团，乘火车到300公里外的古都克拉科夫市参观。要不是我方婉拒，努洛夫斯基主席本来计划租用私人飞机，前往克拉科夫和托伦两市的。他说，我们一定要让客人尽可能多地看看波兰，感受我们的热情与友谊。

克拉科夫是波兰的故都，位于维斯瓦河畔，建于公元700年前后，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历史上，克拉科夫曾三次落入外族统治。二战期间，波兰包括华沙在内的大部分城镇，遭到纳粹德国的毁灭性轰炸，夷为平地，满目疮痍。克拉科夫因是德国总督的辖地，方得以“独善其身”，被保护了下来。战争结束后，该市成为波兰第二大城市。城中历史建筑众多，设有天文台、博物馆，还有瓦维尔王宫、城堡和教堂等古迹名胜。克拉科夫是波兰人心目中的光荣和骄傲。

努洛夫斯基亲自带领我们参观该市主要历史文化景点，很多地方亲自讲解。他兴致颇高，步履健硕，总是走在最前面。在介绍有关历史事件和典故时，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他介绍了建于13世纪的城市广场和14世纪的雅盖隆大学，介绍了在此学习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和保罗教皇，介绍了圣母玛丽亚大教堂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我对努洛夫斯基主席说，“这次旅行和参观，让我感受到波兰是一个拥有自己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国度。”努洛夫斯基主席却神情凝重地回答说，“波兰是个命运多舛的民族，在历史上曾有过一百多年被列强三次瓜分、消失的经历。她挣扎过、战斗过、奋争过，她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她！”他的话充满着哲理和对祖国无限的深情。

在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波兰的一周里，我与努洛夫斯基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聪明睿智、谦和友善、幽默风趣。他事必躬亲、无微不至，对我们爱同手足、情真意切。因此，也有了接下来三年里我们亲密无间的友谊与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努洛夫斯基主席的倡导下，2007年9月波兰奥委会举办的奥林匹克游园会，以备战2008北京奥运为游园会的主题，数万华沙居民举家参加了活动。参加者频频为将要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鼓劲呐喊、合影留念，祝福北京。“美女飞人”舍文斯卡、“竞走之王”科尔泽尼奥夫斯基、雅典奥运游泳冠军杰德捷泽扎克等波兰体育杰出代表出现在游园会上与市民们互动，宣扬体育精神，传播体育文化。而中国文化园区格外热闹，吸引了广大市民，使他们在华沙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气息。这里有中国大型体育图片展，有循环播放的中国电影，还有中国武术表演、中国书法、中医展示以及中国风味小吃。

那一天，身穿红坎肩的努洛夫斯基主席，笑容可掬、容光焕发，同奥委会副主席舍文斯卡、奥委会秘书长科谢辛斯基等人，热情招呼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使馆孙荣民大使夫妇以及使馆外交官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叙友谊。努洛夫斯基主席还向我们热情推荐独具特色的波兰多种口味的熏肉、火煎香肠、波兰肉饼，以及波兰产的“日维茨”（ZYWIEC）、“迪斯克”（TYSKIE）和“莱赫”（LECH）等啤酒。那一天，我同孙荣民大使夫妇、努洛夫斯基主席以及他十分可爱的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在游园会最热闹的大门口，照了一张“全家福”。他笑得是那样开心、那样灿烂。这张“全家福”，我一直珍藏着，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我们与努洛夫斯基主席的情谊，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

2008年，同样是在乍暖还寒的春季，同样是在四月前后。中国突然间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考验：雪灾、骚乱、疫情、大地震接踵而至。除了天灾，还有人祸。境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掀起抵制奥运浪潮，黑云压城，恶浪翻滚……。一些国家领导人公开宣称不出席北京奥运活动；一些右翼组织给政府和奥委会施压，组织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到我使领馆示威游行；一些知名运动员公开表态抵制北京奥运；右翼势力掌控的媒体造谣生事、颠倒黑白。

作为波兰奥委会主席的努洛夫斯基，坚持运动员应该参加北京奥运会，但却首当其冲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当地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刊登文章，指名道姓辱骂他“出卖国家利益”，甚至使用了很多污辱性语言。面对这种形势，他毫无惧色，公开明确表示：“波兰奥委会将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正在备战北京奥运，进行最后的训练，我不能允许停止参加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波兰奥委会也不会让运动员们闭上嘴。但他们必须清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不允许他们在奥运场地进行抗议活动。同时，自己也要对在奥运村以外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他的回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紧接着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努洛夫斯基闻讯后，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沉痛心情和深切慰问，几天后又亲自带着科谢辛斯基秘书长前来使馆吊唁。穿着深色西装、神情肃穆的努洛夫斯基将花束摆放在纪念板前的吊唁台上，随后在吊唁簿上写道：“哀痛时刻，我们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走到孙荣民大使和我面前，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会战胜困难，重建美好家园！”

经历了风雨，彩虹更加灿烂！北京奥运会非常成功精彩，波兰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了佳绩，努罗夫斯基主席特别奖励每位冠军20万兹罗提（1兹罗提约合2.4元人民币）奖金和轿车，亚军和季军也分别获得15万和10万奖金。这是波兰历史上给奥运选手开出的最高奖励。努洛夫斯基在接受采访时开心地笑称：“我可能要破产了，但是我心甘情愿”。

很巧的是努洛夫斯基的生日也在四月。他1945年出生于波兰小城桑德米日。我去过他的家乡，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英语、俄语和法语。年轻时，就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曾担任体育解说员，在波兰电台主持体育节目。1973年，他开始担任波兰田径协会主席。1981年，他任职于波兰外交部，先后在俄罗斯及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任外交官。后弃政从商，创办了波兰卫星电视台。2005年，当选为波兰奥委会主席，为波兰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奥运大家庭里，大家十分尊重和爱戴他。

在这个清冷的四月天里，努洛夫斯基作为国家奥委会的代表，随总统卡钦斯基坐专机飞往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二战期间，苏军俘虏、逮捕了约25万名波兰军人、警察及其他人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枪杀了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史称“卡廷事件”，其中有参加并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的军官），准备为那些获得奖牌的波兰军官追授奖牌。在空难中，努洛夫斯基也不幸罹难。

在他下葬的那天，我原准备出席葬礼，再送他最后一程，但终未如愿，使我留下终生的遗憾。现在，每年的4月10日，我都会点燃一支象征光明的蜡烛，祭奠他的在天之灵，寄托我对他的哀思，相信他的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老朋友对他的无限思念！波兰是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度。我愿像波兰千百万爱戴你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随与拥护者一样，为你点燃手中的蜡烛，照亮你通往天堂的坦途，永恒不灭。

此时，我想起我们与波兰奥委会又一合作成果：共同编辑出版的中波文《北京奥运诗歌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高洪波，著名诗人林莽、叶延滨、梁平等十多位中国诗人发来诗稿；波方也推荐了包括波兰浪漫主义诗人、思想家密茨凯维奇，先锋派鲁热维奇等十余位诗人的作品。

我的文化处同事程杰也动情地写了一首《永恒的奥运之火》：

你是阿波罗的精灵

你是普罗米修斯的化身

你把光明带给人间

你照亮每个人的心

你从奥林匹亚走来

你跨越高山大海

你把梦想带到未来

你点燃世界的激情

你带着神秘的谕示

是美好与希望的象征

你应着虔诚者的召唤

传递热爱与和平

你从不畏惧崎岖艰险

你从不害怕邪恶威淫

乌云挡不住太阳的光芒

你永远不会化作灰烬！

读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亲爱的彼得，这首诗难道不是写你的吗？你就是阿波罗的精灵啊，你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化身。你践行奥林匹克精神，像一只烛炬燃尽了自己，照亮了他人……。

波兰奥委会主席努洛夫斯基

2007年8月8日在波兰奥体中心举办北京奥运倒计时活动 。

2007年11月在波兰奥体中心举办《为奥运剪彩文化展》活动 。

2007年6月作者与波兰奥委会努洛夫斯基主席和秘书长在克拉科夫。

2007年9月在奥林匹克游园会上照的“全家福”。

2007年8月21日作者陪同波兰体育旅游部雅库比亚科部长参观《北京欢迎你》大型摄影展。

会心地竖起大拇指，笑着对我称道，“这个解释精彩！”台上台下形成了相互交融的动人场面，使中国音乐会高潮迭起，似春雷，响彻在乌云密布、沉闷的空中，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音乐，一种无字的语言，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心，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热烈而温馨的音乐会，早已把音乐厅外的严寒驱赶得无影无踪。

在巡回演出中，中国广播民乐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波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保护。许多观众自发地站出来，向那些前来挑衅的藏独组织成员表示抗议；在音乐会结束后，主动留下来，帮助乐团搬运乐器和道具，十分感人。一路上，似乎随处可以见到格鲁舍夫斯基的身影。

在凯尔采市的第二天，格鲁舍夫斯基请我们参观了市立木偶剧院。他把院长伊莲娜女士介绍给我，对我说，“剧院一直在为市里的孩子们准备排演一部中国古典题材的木偶剧，但苦于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希望能得到中国同行的帮助和支持。”他和伊莲娜女士对中国文化艺术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这要涉及到剧本、木偶造型、服饰、音乐和舞台美术等很多方面的问题。我建议你们考虑与中国木偶剧团对等互换，相互学习访问的方案。我来做这个‘红娘’。”我对他们说道。很快，我这个“红娘”便说成了这门“亲事，”为双方传递“庚帖”。格鲁舍夫斯基与上海木偶剧团签署了互访协议书。

2008年十月下旬，格鲁舍夫斯基亲自率领凯尔采木偶艺术代表团，访问了上海木偶剧团，与中国的同行进行了切磋和交流。上海之行，给来自遥远波兰的客人留下美好和难以忘怀的深刻记忆。

2009年，九月金秋季节，阳光明媚，秋风送爽。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邀请格鲁舍夫斯基副市长和伊莲娜女士，出席在华沙王宫博物馆举办的《墨非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展》。这个展览是庆祝波兰与新中国建交６０周年而举行的“中国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老朋友在华沙再次相聚，格鲁舍夫斯基显得格外兴奋。他喜不自禁，十分神秘地对我说，“我想请你十月中旬再次来凯尔采做客，我要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金秋季节，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蓝天白云飘逸，田野色彩斑斓。中波两国木偶剧团的艺术家们欢聚在凯尔采市，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演出。

中国俗说得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见到久别重逢的上海木偶剧团，见到我在捷克工作时便认识的代表团团长郑国芳，以及许多曾访问过捷克，参加过在布拉格和奥斯特拉发巡回演出的年轻演员，格外亲切。见到他们同波兰凯尔采市木偶剧院的同行们已经打得火热，亲密无间地进行技艺切磋，更是喜不自胜。

见到我这位“红娘”，作为“婆家人”的格鲁舍夫斯基分外笑容可掬，喜自心中生。我们一道在凯尔采观看两国艺术家们“喜结良缘”，为凯尔采的孩子们和观众们竞献技艺。上海木偶剧团的艺术家们，在凯尔采市文化中心演出厅，演出了看家的经典剧目、木偶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国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赢得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热烈掌声。凯尔采市市长鲁巴夫斯基也携夫人出席观看了演出。

该市两百多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津津有味地观看了来自中国上海的木偶剧。一个个小木偶在中国艺术家们的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招一式栩栩如生。最让观众喜爱的还是活灵活现的孙悟空。木偶孙悟空不但会拉翎子、翻蟒袍；会上天入地、翻筋斗；还会使手中的金箍棒变得可长可短、可粗可细，挥动自如；打、揭、劈、盖，压、扫、穿、挑，无所不能。这些特技动作使观众看得应接不暇，扼腕称绝。

演出结束后，鲁巴夫斯基市长向上海的艺术家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人们簇拥到台后，爱不释手地抚摸、把玩制作精美的木偶，纷纷与中国艺术家和他们手中的木偶拍照留念，久久不肯离去。

格鲁舍夫斯基送我的“惊喜”，在中国民乐《渔舟唱晚》悠扬的旋律中，波兰演员们唱着《龙王的女儿》的主题歌，在凯尔采木偶剧院拉开了帷幕。这台木偶剧，是以中国唐代的话本小说《柳毅传》为蓝本改编而成。木偶剧院伊莲娜女士亲自担任编剧和导演。 剧中除了中国传统的木偶表演，还穿插了大量的中国民间音乐、舞蹈、武术、皮影和杂技，配上现代声、光、电技术，再经过波兰演员创作演绎，别具一番韵味。波兰演员自如地操纵着仗头木偶“柳毅”、“龙女”和带着京剧脸谱的“龙王”，一招一式是那样一丝不苟；“柳毅”向“龙女”行作揖礼，“龙女”向父王施万福礼，一举一动是那样的细致到位，招招式式，可圈可点。

坐在我后面的是中国木偶艺术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郑国芳。我们相识已有四、五年时间，第一次见面还是我在捷克工作时。那次，上海木偶剧团在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上，凭借木偶剧《春的畅想》精彩的演出，一举夺得了“最佳传统演出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边看边对我说，“这个剧目被波兰导演改编得非常好，我们(中国)内行看了都非常惊讶。剧目中融汇了中国传统的戏曲，包括杂技以及武术，而且他们对舞台空间的利用、多媒体的利用，跟传统的民族元素结合得很完美。我相信这个剧目波兰的孩子们一定非常喜欢！”

人们常用歇后语“洋人看戏-不懂”，来比喻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但在这里，聪明、执着的波兰艺术家不但看懂了中国戏，而且把中国戏演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博得全场孩子们的喜爱、观众们的满堂喝彩。

中国艺术家与波兰艺术家的联袂，真可称为“天作之合”。而木偶剧《龙王的女儿》则是两国艺术家相互学习、相互沟通、文化交流最好的艺术结晶。

我这个“红娘”和“婆家人”格鲁舍夫斯基先生怎能不乐见其成？！

凯尔采市街头红灯高挂，彩灯矗立，中国文化节气氛浓郁！

2008年4月中国广播民乐团访问波兰，在凯尔采市参加中国音乐节。

作者在现场讲解中国乐器“笙”。

作者和同事程杰（左）与中国广播民乐团艾立群团长

2009年10月凯尔采市木偶剧院演出《龙王的女儿》剧照

2009年10月上海木偶剧团在波兰凯尔采市交流演出。作者和凯尔采市副市长与中波两国艺术家合影。

2009年10月凯尔采市鲁巴夫斯基市长（右1）与格鲁舍夫斯基副市长（左1）与中国演员合影。

作者退休后，好朋友、凯尔采副市长格鲁舍夫斯基来京到家里做客，并送上颇具波兰乡村韵味的油画。

演出结束后小观众在后台对木偶孙悟空爱不释手。

波兰篇之三

中国文化的热情传播者

2007年6月22日，风和日丽，微风徐徐。我与使馆文化处同事程杰，驱车来到波兰西南部的弗罗茨瓦夫市，这座波兰第四大城市，受邀出席我们与市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中国文化展”。

傍晚时分，华灯初上。我们的老朋友布兰迪斯教授，与该市国家民俗博物馆馆长赫尔曼斯多费，早已在博物馆大门口等候多时。

布兰迪斯教授个子高挑，步履健硕。他身着藏蓝色西装、浅蓝色衬衣，扎着我送给他印有吴昌硕篆书图案的真丝领带，尽管须鬓皆白，却依然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很难令人置信，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还在为传播中国文化艺术四处奔波。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还是一年前在北京，在东二环路旁的文化部办公大楼。在我驻波兰大使馆的推荐下，应文化部的邀请，布兰迪斯教授携夫人芭尔芭拉来中国参观访问。我的一位学波兰语的朋友江颐，陪同夫妇二人先后参观访问了北京和广州。

来到文化部，已是中午时分。我作为文化部外联局的参赞，请他们夫妇在餐厅就餐。言谈话语间，我感到，在他慈祥的目光中，透射出坚毅、倔犟的性格。“布兰迪斯教授，我们虽说是初次见面，但您的名字我却十分熟悉，对您仰慕已久。”我因负责文化部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事务，对他为传播中国文化艺术做出的事迹了如指掌。

生于1937年的享利克·布兰迪斯教授，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华沙大学求学时，学的是历史学系东方文化艺术专业。毕业后，布兰迪斯服了两年兵役，之后在波兰国家博物馆工作，从事中国和阿拉伯艺术研究。1985年，他已四十多岁，又在部队当了三年飞行员。退役后，他在华沙国家民俗博物馆工作，分管与亚洲国家的展览交流。这期间，他开始与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处接触，合作举办了《中国澳门回归展》、《中国京剧造型展》等许多文化展览活动。这令他更深入、更多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并爱上了这个即古老又现代化的文明国度。

“我们今天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过，‘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创造出一座伟大的长城’。”布兰迪斯兴奋地对我说，“我终于亲眼目睹了长城的宏伟、壮观。”我既赞许又感慨地应声道，“中国人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你们可以称为真正的英雄。”

话锋一转，我对布兰迪斯教授说，“波兰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尽管她先后三次被列强瓜分，亡国123年。但她最终还是顽强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也经历了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从这点来说，中国和波兰可谓是‘同病相怜’，更该成为‘患难之交’。”

这次见面，我们双方谈得都十分投缘，彼此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临别前，我送给他一条自己十分喜爱的真丝领带，上面印有清末艺术大师吴昌硕篆书纹饰，那凝炼的笔力、恢宏的气势、遒劲的笔锋，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世事难料，一年后，我便奉调来到波兰工作，开始了与布兰迪斯教授的直接合作。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见到我和程杰，布兰迪斯教授和博物馆馆长热情地迎上前来，将我们带进空无一人的展厅。只见展厅内，由我们提供的中国绘画、书法、剪纸、刺绣、陶瓷、风筝、漆雕、骨雕、玉雕、软木雕、贝雕、景泰蓝，以及唐卡、编织等十余种艺术门类近三百件展品，在布兰迪斯教授的带领下，摆放得泾渭分明、十分得体，气氛浓烈。这些展品如同教授的一个个生龙活虎、生机勃勃的孩子，今天又要在他的带领下登场亮相了。

翌日， 在古色古香的博物馆大厅里，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展厅内张灯结彩。弗罗茨瓦夫的市民簇拥而来。《五彩龙—中国民俗综合艺术展》正式拉开帷幕。

馆长赫尔曼斯多费走到麦克风前，热情洋溢地致词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其灿烂的文化令人向往。这次与中国大使馆合作，共同举办展览。希望把此次展览办成展示多元文化和艺术的窗口，了解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神秘风采。

开展后，布兰迪斯教授带领前来参观的观众来到展厅，如数家珍般地做起了讲解员。

“中国刺绣是世界艺术瑰宝，早在公元14至18世纪，出现了影响非常大的几个艺术流派，如上海的顾绣、北京的京绣、开封的汴绣、山东的鲁绣等，以及被后人誉为“四大名绣”的苏绣、粤绣、湘绣和蜀绣。”“展出的刺绣作品，虎跃龙蟠，龙飞凤舞，刻画精妙，神情兼备；布局结构错落有致，穿插得体，用色丰富，对比和谐，画面极富韵律感。”

他指着玻璃橱窗中展出的“唐三彩”，说道，“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公元10到14世纪 ，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

面对观众的提问，他津津乐道地作答，“在公元13、14世纪，中国的景德镇就是闻名遐迩的瓷都，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

此时的他，仿佛就是一位中国陶瓷专家。观众无不被他讲述的女儿投窑救父烧制祭红瓷的传说所动容。在介绍景泰蓝“京粹”

时，他绘声绘色地说，“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北京手工艺品之一。它采用金银铜及多种天然矿物质为原材料，集美术、工艺、雕刻、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专业技术为一体，古朴典雅，精美华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刻文化内涵”。

布兰迪斯教授显然做足了“功课”，他把一件件展品讲解得如此动情，有如一位慈祥的母亲，在向世人展示着自己一个个出色的孩子，一件件傲人的作品。

几个展厅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波兰观众。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赏璀璨的中华文化艺术展品。展厅里，中国结、红宫灯，以及形态迥异的各式风筝，辉映着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波兰观众以浓厚的兴致观赏一件件精美绝伦、工艺精湛、内容丰富、情趣盎然的工艺美术作品，被这些作品深深吸引，驻足不前、赞叹不已，纷纷拿出相机记录着一个个美好的瞬间。

展览结束后，观众散尽。我们来到弗罗茨瓦夫市中央集市广场，已是万籁俱寂、夜阑人静。我们几人已是饥肠辘辘。几位波兰朋友说，这里有个中餐馆，而且很地道。我也想借此机会请他们品尝一下中餐，对他们共同举办展览所做的努力表达谢意。

程杰沿着布兰迪斯教授所指的方向，来到一间尚未打烊的中餐馆大门前。只见一位亚裔老板迎了出来。程杰用中文问道，“你是中国人吗？”老板表情变得怪异和尴尬，向我们连连摆手。“那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次程杰已是在用波兰语问话。“很抱歉，我是柬埔寨人。”店老板大概也就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属五短身材，不禁会使人联想起《水浒传》里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见到我们这几个真正的中国人，老板已是如见“真佛”，这位“假和尚”在我们面前已无法“念真经”，一再向我们解释，因为许多波兰人很喜欢中餐，想赚些散碎银子养家糊口，挂出了中餐馆的“招牌”，招徕生意。

为了不使大家扫兴，我只得请刚才还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称这里是地道“中餐馆”的布兰迪斯教授，以及几位波兰朋友们吃了一顿“非中非西”的晚餐，每人一碟“蔬菜沙拉”，一盘略带酸甜口味儿的“番茄酱浇意式通心粉”。不同的饮食文化，在这里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入乡随俗”的融汇与变通。晚餐后，待我们离开时，那位憨态可掬的柬埔寨小老板，满脸堆笑，对我们几位“真佛”，双手合十，频频俯首，以示歉意。我们也双手合掌于胸前，以示谢意。无论如何，吃到肚子里的番茄酱通心粉，已经缓解了因一天忙碌，滴水未沾、粒米未进引发的“饥渴综合症”。

返回华沙三周后的一个周末。应布兰迪斯教授夫妇的邀请，我和程杰一家人驱车来到距华沙十几公里的市郊，他们夫妇精心耕耘的“达恰（俄语：别墅）”做客。

别墅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森林旁，一条小河从别墅区边流淌而过。在万木葱茏的夏日，森林里长满了层次分明的灌木林、避云遮日的钻天杨和四季常青的松柏。一条几米宽的河流清澈见底，河水滚滚沄沄，昼夜不竭。站在桥上，不觉凉意扑面，好不清爽。与其说是一片别墅区，不如说是一座色彩斑斓、风光旖旎、空气清新的天然公园，天然的大氧吧。

布兰迪斯教授在这里，有一幢轻钢结构、带回廊的小别墅。在屋子外，篱笆扎成的院子里，种满了土豆、黄瓜、番茄、卷心菜和架豆；在空余的地方，种植着争奇斗艳的蔷薇和艳丽绽放的各色郁金香。回廊上也生长着绿油油的常青藤。 别墅的主人十分勤快，把院子拾掇得既规整，又充满勃勃生机。可以看出，主人有着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别墅情怀”。

在庭院里，一棵粗壮的樟子松树下，摆放着折叠桌椅。我们围桌而坐。树荫下，凉风习习，真个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一面品尝主人自制的酸豆角、还有用西兰花、番茄、鸡蛋做的沙拉，从森林里采摘的野蘑菇汤，一面喝着冰凉清爽的“日维茨”啤酒，我和布兰迪斯乘着“酒兴正酣”，拉起了家常话。

长期以来，到波兰各地办中国文化展，都是布兰迪斯教授主动提议的。而且应该说，把展品运到举办地，布兰迪斯就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一定非要举办讲座或是亲自充当讲解员。但是，为让波兰观众更好地通过展览了解中华文化，这位老人绞尽脑汁，做着他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而且，不但分文不取，甚至还自掏腰包买车票、买食物；累了，便住在展览举办地提供的免费住所；经常饿了，便啃几口面包；渴了，便喝几口矿泉水。 如此不辞辛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一做就是十几年，真是令人敬佩不已！ 我不禁感慨地问布兰迪斯教授：“您已经退休了，应该尽享天伦之乐，奔波各地举办展览挺辛苦的，身体是否吃得消？”

布兰迪斯说：“我的大儿子在芬兰工作，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和老伴儿经常去看望他们。除了这些，我还要工作，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让自己有活力，头脑越用越清醒，不觉得辛苦。除了到各地举办展览和讲座，我还在研究中国考古史，撰写有关文章。”

他还谈到，在部队服役的经历锻炼了他的意志，当飞行员的经历，给了他健康的体魄；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民俗博物馆工作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在波兰全国各地结交了一批朋友，成为他到各地举办展览和讲座的合作伙伴。

退休后的布兰迪斯决定投身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除了他对中华文化艺术发自内心的“痴迷”外，在他内心更深层次里，还有与中国难以释怀的情缘。这与两个历史事件有关。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威逼，要出兵干预波兰内政的危机时刻，中国曾给予波兰宝贵支持；上世纪八十年代，波兰市场供应最困难时期，中国先后三次以长期无息贷款方式，向波兰提供猪肉和日用商品。中国人对波兰人的情谊，布兰迪斯教授始终感恩于怀、牵萦于心。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再次看到了既慈祥、善良，又坚毅、刚强的目光，波兰人特有的目光。

从波兰北端的波罗的海海滨，到南部的塔特拉山脉；从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城市扎莫希奇，到与德国比邻的尼斯河畔；布兰迪斯教授的足迹走遍了广袤无垠的波兰大地，举办过的展览足有三百多场。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他辛勤的汗水，还有深植于波兰大地中的那份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深厚情谊。

2012年7月18日，为表彰他热情传播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文化部为波兰国家民俗博物馆专家布兰迪斯教授颁发“文化交流贡献奖”，授奖仪式在波兰首都华沙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内举行。“文化交流贡献奖”由中国文化部设立于1996年，是中国在文化方面的政府最高奖项，旨在褒奖对中国文化事业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外国及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友好人士和团体。

布兰迪斯教授是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布兰迪斯教授，你不愧为世界文明与文化多样化的践行者、守护者！

2007年6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博物馆举办“中国文化展”。

波兰观众观展兴趣盎然。

布兰迪斯教授热情为观众讲解。

作者和布兰迪斯教授在“中国文化展”上。

作者和同事程杰一家在布兰迪斯教授的别墅做客。

2012年7月18日，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部副部长赵维绥为布兰迪斯教授颁发“文化交流贡献奖”。

波兰篇之四

波兰名城弗罗茨瓦夫

2007年6月，风和日丽，微风徐徐。我与同事程杰夫妇来到弗罗茨瓦夫市参加与当地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当天活动结束时间已晚，因此第二天才有闲暇游览这个久已闻名的城市。

弗罗茨瓦夫是波兰第四大城市，曾被称作“欧洲的神圣之花，城市中的美丽宝石”。城市里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乃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风格的精美建筑鳞次栉比。虽然其中有70%毁于二战末期的战火，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建筑幸存了下来，或是在战后得到恢复。弗罗茨瓦夫位于西里西亚低地，奥得河流经该市的河段将城市分为12座小岛。市内风格和结构迥异的桥梁多达120多座。从游船上望去，弗罗茨瓦夫仿佛是一座建在水上的城市。河流从城内穿流而过，被分成多个支流和运河，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整个城市由12个小岛组成，112座桥将它们彼此连到一起。 这座城市曾属于波兰人、捷克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几经易手。定居的还有瓦龙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鲁塞尼亚人。多种文化和宗教交织在一起，为这座城市赋予了丰富多彩、多元化、多民族文化的氛围。

我们先到了老城区的集市广场。这是是弗罗茨瓦夫的心脏，也是波兰最美丽、面积最大的城市广场。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里是大型银行、高档商店和知名餐馆的聚集地。因此集市广场通常是弗罗茨瓦夫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每到周末，露天酒吧座无虚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在这里，人们惬意地品味着清爽甘醇、色如琥珀、酒花飘香、沁人心脾的各类啤酒，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日维茨”（Zywiec）啤酒，听说这种啤酒在波兰销量第一，世界十大名啤酒中也有它的一席之地。据说，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心区域，曾几次发生过“炸弹事件”。2001年4月7日，广场一角，在距市政厅古城墙数十米处，工人们正在为修建喷泉挥汗如雨。突然，他们发现在喷泉的地基下竟然“躺着”一枚炮弹。排弹专家立刻赶赴现场，确认这是一枚二战期间尚未爆炸、口径为１２０毫米的炮弹。由于炮弹产生的冲击波可能殃及６００米外的物体，警察立即疏散人群，并封锁了通往广场的几条交通要道。在一切确保无误后，排弹专家将炮弹移往安全处引爆。

二战期间，顽强不屈的波兰人同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纳粹德国为彻底消灭波兰，投下了数以万计的炮弹，将华沙等城市夷为平地。而当年没有引爆的炸弹和炮弹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这些城市下。由于弗罗茨瓦夫近年加紧市政建设，发现二战炸弹的几率增高。2000年排弹专家收到的险情报告竟然多达５７２次。其中一次曾发现５枚二战时期重达半吨的炸弹。当然，还有更古老的“遗物”，一枚１９１４年的手雷被挖出时，居然性能不减当年！

离开老城区，我们驱车前往百年纪念会堂。弗罗茨瓦夫的百年纪念会堂是该市最著名的建筑，闻名遐迩。百年纪念会堂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会堂是建筑师马克思-伯格(Max Berg)于1911-1913年设计建造的，是为了纪念抵抗拿破仑入侵的“莱比锡战役”而建造的，建立之后被用作全面回顾那段历史的展览中心，当时是弗罗茨瓦夫的市政厅。那个时候，弗罗茨瓦夫叫布雷斯劳（Breslau）, 是德国的一部分。百年纪念会堂是一个多功能娱乐场所，其结构是中心对称式的，它呈现出对称的四叶片形状，中心是开阔的圆形空间（直径65米，高42米），可容纳6000多人。会堂上方是23米高，由钢和玻璃构成的灯笼式穹顶。窗户是由进口硬木制成的，墙壁上覆盖了一层由水泥和一般木材和软木混合而成的绝缘层，以改善音响效果。墙上没有装饰和点缀，只是外露的水泥部分留有木质模板的印子。一条伸向广场的宽阔柱廊是马克思-伯格（Max Berg ）于1924年设计的，柱子是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百年纪念会堂是现代工程建筑的先驱之作，展现了20世纪初期各种影响力的交汇，对后来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06年，百年纪念会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的第三站是参观在弗罗茨瓦夫市珍藏的《拉茨瓦维采战役全景画》，这是波兰第一幅全景画。1793年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第二次瓜分波兰。著名画家扬·斯蒂卡（1858～1925）为纪念波兰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领导的起义100周年，唤起波兰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定民族复兴的决心，与战事画家沃伊切赫·科萨克（1857～1924）携手创作这幅全景画。全景画生动地再现了1794年4月4日，在克拉科夫东北40余公里的地方，拉茨瓦维采附近，波兰起义军与入侵的沙俄军队一场殊死决战场面。

1893年伊始，艺术家们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创作准本工作。他们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找有关拉茨瓦维采战役的资料，深入研究交战双方的装备、武器和服装。同年4月，主创画家们前往拉茨瓦维采，根据军事档案材料，实地考察战场的地形地貌，确定波、俄两军阵地的位置和运动路线。同年7月全景画馆落成，8月26日，画家们开始挥毫作画，于1894年6月5日大功告成。

在馆长的引领下，我们几人沿着一条斜坡走廊盘旋而上，登上画馆正中、直径11米的圆形观景平台，全景画围在圆形建筑物的内壁，由14幅画布组成，画高15米，总长120米。绘画与实物相结合，近处的土地、壕沟、枯树残枝、破损的炮车等模型，同远处的绘画浑然一体，观众站在建筑物中央的平台上观看，给人以强烈的立体感。从平台向下俯视，可以看到战场上遗弃的枪支、折断的树木、战壕和焦土，还有正在燃烧的浓浓战火......这边是挥舞扇刀的波兰起义军冲进俄军的炮兵阵地，俄军的炮兵被摧毁了，丢盔卸甲，人仰马翻，仓皇逃窜；那边是正在燃烧的农舍，有倒在血泊中的农夫，哭泣的妇女，但发起攻势的起义农民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愤满胸怀，前赴后继，奔赴疆场。站在平台上观望，仿佛置身于1794年那场悲壮惨烈、挥洒热血的战场之中，不觉中使人联想起唐朝诗人王翰七绝《记兵》的著名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卫国捐躯，何等豪爽，何等悲壮！状哉！

参观结束后，馆长拿出一本贵宾留言簿请我写两句话，以做纪念。在翻看留言簿的过程中，无意发现了时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7年6月7日对波兰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在参观全景画展后的留言签名。留言簿上的四句话是“爱国内容深刻，艺术创造精湛，著名战役再现，后世教材堪称。

两天的弗罗茨瓦夫之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弗罗茨瓦夫城市建筑一撇

乘游船游览观景。

百年纪念堂

拉茨瓦维采战役全景画

赵紫阳总理在全景画博物馆题字

波兰篇之五

哥白尼的同乡

谈起波兰，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哥白尼，一位敢于向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向至高无上的神权发起挑战、捍卫科学真理的斗士，用无懈可击的“日心说”理论，颠覆了自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以来一千四百年的“地心说”，对当时的科学和昏聩的宗教权威造成了巨大冲击，掀起了人类有史以来天文学上一次震撼人心、惊世骇俗的伟大革命。

在波兰中北部，有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屹立在维斯瓦河畔，千百年来，宽阔舒缓的维斯瓦河滋养着这颗欧洲明珠，它就是托伦。然而，真正让托伦闻名于世的，是因为这里是哥白尼出生的故乡。

我的一位波兰朋友，便住在这座波兰母亲河维斯瓦河畔的城市。记得2007年，我来波兰工作没多久，文化处的同事程杰向我引荐了一位波兰朋友。我走进使馆会客室，只见一位波兰客人迎面走来。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五十开外的身躯已略显“发福”。

“参赞先生，很高兴认识您！我叫阿达姆·马尔沙维克，来自哥白尼的故乡托伦。我与您前几任参赞和使馆文化处的同事都是好朋友。有空时，欢迎您到托伦做客！我将不胜荣幸。”他敦厚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近视镜，一双灵动的眸子炯炯有神，透射出真诚的目光。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主见、卓尔不群的人。他用俄语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后，虽然“冷战时代”已被历史画上了句号，但“冷战思维”却依然残存在一些经历过“剧变”国度的民众心目中，如同梦靥，挥之不去。像他这样既不讳忌讲俄语，还能主动与使馆合作出版书籍，介绍中国的人，实属不多见，可谓“寥若星辰”。

程杰向我介绍，马尔沙维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出版人，在托伦有他创立的出版社和很先进的印刷厂，曾几度与使馆合作出版图书，向波兰读者介绍中国。“在捷克工作时，我曾与当地朋友合作，用捷克语出版过一些很不错的图书，有《中国文化掠影》、《中国古代文学精品选编》、《中国》等一些书籍，反响很好。不知您是否感兴趣？”听了程杰的介绍，我试探着问道。“您如果有机会，我们不妨找个时间，最好能到托伦来，谈谈具体的合作项目。我相信，您绝不会失望。”马尔沙维克热情地发出了邀请。

九月上旬，我在国务院新闻办工作的朋友吴伟，一位精明能干、秀外慧中的中年女子，率中国出版代表团到访波兰，探索与国外合作发展的途径，寻觅志同道合者。我邀请马尔沙维克来华沙，出席与中国代表团的商洽活动。也正是这次机会，使马尔沙维克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活动期间，他再次邀请我们去托伦。择日不如撞日。在举办了国庆招待会后，便是假日。我们决定去趟哥白尼的故乡、也是马尔沙维克的故乡-托伦。

波兰气候介于东欧大陆性气候与西欧海洋性气候之间，属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带，一年四季无酷暑、无严寒。虽说已经进入十月，属晚秋季节，但天气依然舒适宜人。发源于喀尔巴阡山脉的维斯瓦河一路向东流淌，宽阔的河面，盈盈秋水，波光粼粼。我们驾车一路向西，溯流而上，前往托伦。路上微风习习，秋阳杲杲，好不惬意！

车行大约三小时，一座红砖砌就的城堡出现在我们面前，沿河绛红色斑驳的城墙，还有众多的尖塔、钟楼、教堂和哥特式建筑，在蔚蓝色的苍穹下，在色彩斑斓的丛林中，显得更加古朴、沧桑。这便是始建于公元十三世纪的托伦城老城区。

我们沿着通向市区的大路，径直来到马尔沙维克的出版社所在地。这是一座颇具现代感的建筑。简洁的线条，青灰色的外墙，金属结构的玻璃雨搭，玻璃砖和玻璃幕墙，无不显示着建筑物主人的独特性格，直爽、透明、率性，既传统，又不失时尚。

马尔沙维克是个地道的“见面熟”。见到我，已开始称兄道弟。我们也亲昵地称呼他老马。在他宽敞的总裁办公室里，早已准备好十分地道的苏格兰威士忌。杯中呈琥珀色、清澈透明、焦香四溢的威士忌，口感甘洌、醇厚、圆润、绵柔。我喝惯了伏特加类型的酒，喝威士忌还不大习惯。老马几杯酒下肚，便向我介绍起喝威士忌酒的好处，“威士忌是一种神奇的酒精饮料，它富含鞣花酸，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有抗癌之功效。威士忌还可以让大脑变得更活跃，对心血管非常好，可以防止动脉产生血栓。英国人称它是‘生命之水’。”“威士忌肯定能帮助你‘消灭’这个累赘的肚子！”望着他“发福”的肚子，我打趣道。摸着过早隆起的肚子，他诙谐地一笑，“但愿能‘消灭’它。我的夫人哈尼娜早已向我提出‘抗议’了。”

参观了他主宰的“小王国”-马尔沙维克出版社之后，我把英文版《中国文化掠影》样书递给他。“我们出版社有很强的英语翻译和编辑出版方面的专家。用不了一年，我就能请你来参加这本书波语版的发行仪式。到时我把托伦市长也请来，你意下如何？”“我也把大使请来，我们共同庆贺一番。”

随后，我们步行来到了不远处哥白尼故居参观。哥白尼故居位于老城区圣安妮大街17号，现更名为哥白尼大街。这是一座建于十四世纪、三层红砖砌就、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红砖被岁月的风雨琢蚀得凹凸斑驳，已略显沧桑。1473年2月19日，哥白尼就出生在这里。

18岁时，哥白尼离开托伦，就读于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学习期间，他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496年，年轻的哥白尼只身来到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

　　哥白尼聪明得有些“狡猾”。早在1530年，他就完成了《天体运行论》的首稿，但直到1543年逝世前，首稿问世整整十三年后，才由他学说的支持者出版，避免了在其有生之年，像后来者布鲁诺遭火刑的厄运。

马尔沙维克又陪同我们一起来到托伦老市政厅前。在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老市政厅前，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青铜雕像。雕像中的哥白尼左手举着天体运行仪，右手轻轻抬起，眼神坚毅地望着天空。雕像基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哥白尼，托伦市民，他让地球转动，令太阳和天空静止”。哥白尼创立“太阳中心说”的伟大理论，宣告了“天命论”的彻底灭亡。

哥白尼学说很早传入中国。有史料记载，1620年7月，汤若望等传教士随船来到中国，其中不乏精算之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在欧洲各地募集的七千多部书籍，其中就有两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西方不同文明之间，早已有了穿越千山万水的交融与对话。而书籍在其中则是这些“对话”的重要载体，传媒人则是人类科技与文化交流的推动者。

毋庸置疑，哥白尼是托伦的骄傲，是波兰的骄傲，同时也是“地球村”居民的骄傲。老马自然很为有这样的同乡而格外自豪。

我同马尔沙维克漫步在托伦老城区中世纪石板铺就的步行街上，边走边聊。“我已经与吴伟女士、安徽出版集团和人民大学出版社有过接触，很想同他们开展进一步的合作。请参赞先生帮我想想办法。”马尔沙维克向我透射出真诚的目光，说道。“你们不妨先开展对等出版图书，进行对等版权贸易的合作。合作得好，再谈深入合作的事。我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苏联就开始实行试婚制。你们也可以先‘试婚’麽。我可以做这个媒。”

眼前的老马，已显露出作为精明商人的机敏，追求事业发展的强烈愿望，有着与哥白尼类似的聪明的“狡猾”，可谓“欲壑难填”。

回到华沙后，我与好友吴伟进行了热线联系，把马尔沙维克发出的邀请传递给安徽出版集团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做起了“保山”和“月下老”，重操“撮合之事”。

翌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考验：雪灾、骚乱、疫情、大地震接踵而至。境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掀起一股股恶浪，真有黑云压城之势。马尔沙维克凭借着在商海使舟丰富的经验、敏锐的洞察力，规避开一处处暗礁险滩，驾驭着自己的“小王国”，穿梭于中波两国之间，传播着两国民间传统的友好情谊，穿越严冬、乍暖还寒的初春，迎来绚丽多姿的春天。

五月下旬，阳光和煦，波兰大地已披上了生机勃勃的春装。安徽出版集团总经理田海明率团访问哥白尼的故乡托伦。这是一个“相亲”的日子。老马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时刻。

在“相亲”的日子里，波、中两国出版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商谈。双方就版权互惠贸易和互译出版图书达成了共识。安徽出版集团成功输出《聊斋故事选》、《中国人的民俗世界》、《中国人的心理解读》、《中华文化精要丛书》等四种图书，这些图书将翻译成波兰语，同波兰读者见面；同时，中方将引进波兰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哥伯尼传》、《世界100名优秀音乐家》等图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双方都希望，在出版、科学和文化领域内，继续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相亲”喜讯传到华沙。我这个“月下老”，将马尔沙维克和田海明一行请到华沙最好的中餐馆“皇宫酒家”，为他们举办一场了“定亲宴”，以示庆贺。

这次轮到我这个“月老”做东。程杰先我一步来到酒家，点了辣香酸甜、滑嫩爽口的宫保鸡丁，色泽红亮、香气四溢的铁板牛柳，光泽金黄、外焦里嫩的拔丝苹果，还有酒家的“招牌菜”北京烤鸭。我专门定了一瓶波兰“维波罗瓦-Wyborowa”伏特加，用以助兴。按照波兰人喝伏特加的习惯，事先放在冰箱里冷冻，喝的时候拿出来，斟酒时，四十多度的伏特加酒液已呈粘稠状。喝到嘴里，冰爽甘冽，别有一番风味儿。

菜是中国菜，酒是波兰酒，可谓中西合璧。两国媒体人欢聚一堂，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好不热闹。几杯酒下肚，老马已涨红了脸，兴奋地告诉我，他准备带领托伦哥白尼大学校长、市议会议员去中国“省亲”，专程造访安徽出版集团，寻觅更好、更多的合作机缘。

在我这个“月老”的见证下，田海明代表安徽出版集团，与马尔沙维克签署了第一份合作协定书，迈出中、波出版界人文合作坚实、卓有成效、令人欣喜的第一步。使馆与马尔沙维克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与马尔沙维克合作，先后出版、发行了波兰语《中国文化掠影》、《中国2008》，以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三部曲《中国巨变》、《浦东奇迹》和《珠江故事》丛书。

2009年，使馆与马尔沙维克再度合作，与托伦市政府、波兰文学家协会、波中友好协会，在托伦共同举办了“中国主题日”、纪念中国与波兰建交60周年活动。

马尔沙维克的事业蒸蒸日上。这些翻译成波兰语的书籍，受到广大波兰民众的喜爱。他们通过母语更多地了解到中国五千年璀璨历史与文化，了解到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当代中国人的故事。

通过马尔沙维克，我们还结识了波兰库亚瓦-滨海省副省长艾茨卡尔特、托伦市长扎莱斯基、哥白尼大学校长拉吉明斯基，以及库亚瓦-滨海省、托伦市的政治、经贸、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各界的朋友，并逐渐成为熟悉的好朋友。

2009年，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创建二十周年。他请我们专程去托伦参加庆典活动。活动结束后，天色已暗。我同程杰、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宝宝，应邀来到主人的家里。

　　马尔沙维克的家，在托伦市郊的一个小镇。托伦市扎莱斯基市长夫妇、哥白尼大学校长拉吉明斯基、波兰文学家协会主席瓦夫什凯维奇，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波兰朋友，已经等候在那里。马尔沙维克的夫人哈尼娜，一位天生丽质、优雅大方的中年女子。岁月好似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依旧是那样秀丽端庄、温文尔雅。我们已是老熟人。她热情地与我们一一拥抱后，将我们让到主宾席，端来立顿红茶和鲜柠檬片，嘘寒问暖，关照有加。

程杰的女儿宝宝不到六周岁，活泼乖巧、桃腮杏脸、笑靥如花。她随父母很小来到波兰，讲得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加之她天生丽质，很有语言天赋，长了一张巧嘴，很快便成为晚宴中的小明星。哈尼娜把她抱到一张椅子上，请她为大家唱首歌。只见她“镇定自若”地环顾一下在座的宾主，摆好“POSE”，用波兰语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波兰儿歌《洋娃娃与小熊跳舞》。马尔沙维克和哈尼娜带头，随着她稚嫩、清爽、甜美的歌声，轻轻地打起拍节来。她刚唱完歌，托伦市长扎莱斯基夫妇快步走向前来，紧紧地抱着宝宝，一面亲吻她红扑扑的小脸蛋，一面夸赞道，“布拉瓦（喝彩：好）！”夫妻二人与小明星相拥而坐，问长问短，好不喜欢。我迅速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美好的瞬间。

当主人家的音响里传出节奏欢快的波兰玛祖卡舞曲时，宾主出双入对，随着舞曲翩翩起舞。穿着粉红色小连衣裙的宝宝，与马尔沙维克夫妇拉起手，翩然起舞 裙袂飞扬。好一派小外交家的风采。席间，宾主开怀畅饮，欢悦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位来宾。

曲终。马尔沙维克坐到我的身旁，同我谈起他雄心勃勃的“发展蓝图”。“我的出版社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现在已在波兰出版界独占鳌头。波兰已是欧洲同盟国。按照中国古人说的，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能长盛不衰。我很想听听参赞先生有何高见。”“你已同中国安徽出版集团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下一步是否可以同他们商谈创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我想，你们可以逐步探讨建立合资企业的路子。”我话音未落，马尔沙维克早已心领神会。

在马尔沙维克的积极推动下，在中国使馆的支持下，托伦大学与安徽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托伦市也与桂林市结为友好城市。

我离开波兰后，马尔沙维克曾多次率团访问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心挑选数十部介绍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高端学术著作，译介给波兰读者；

马尔沙维克与安徽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创立了“时代-马尔沙维克集团”，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发展。

2011年，马尔沙维克被国务院新闻办正式聘为外籍出版专家；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马尔沙维克颁发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媒体人的马尔沙维克，有着与哥白尼十分类似的聪明的“狡猾”；作为一个才华出众、正直淳朴的波兰人，他穿梭于波、中两国之间，传播着友谊的种子；他身处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之中，追寻着心中那份神圣的事业与理想，矢志不渝！

鸟瞰波兰托伦市

1.哥白尼故居

2老市政厅前的哥白尼青铜像。

3.作者参观哥白尼故居。

4.5.6哥白尼故居内景

1.中波两国出版人举行签约仪式。

2.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1.作者和马尔沙维克品尝威士忌。

2.“参赞，你有什么好建议？”

3.2019年马尔沙维克来中国与人民大学出版社签约。老友相见分外亲。

托伦市市长夫妇与“小小外交家”。

波兰篇之六

琥珀之都—格但斯克游记

格但斯克是波兰北部最大的城市，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座历史名城，位于维斯瓦河入海处。因当地盛产琥珀，被人们誉为“琥珀之都”。它与索波特、格丁尼亚两处城镇，沿海岸线一字排开，共同构成庞大的港口城市联合体，即当地人所称的“三联城”（大格但斯克），人口总数已逾一百万。

格但斯克是波兰造船、石油化工、机械和食品加工工业中心，是重要海港和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科学、文化、艺术、高等教育中心。格但斯克还因历史上多次爆发工潮而成为波兰第二大政治中心。此外，它的海洋旅游和娱乐业也十分发达，每年来此度假的游人如织。

我对波兰这个历史悠久的北部名城仰慕已久，这其中还有一段与波兰难解的中国情缘。格但斯克三联城之一的格丁尼亚，便是“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所在地。一睹格丁尼亚的“芳颜”，寻觅那段早已逝去的“岁月”，也正是我期盼已久的夙愿。

八月份，正是旅游黄金季节，恰逢家人来波兰探亲，我便与家人一同自驾前往度假，享受难得的休闲。

波兰极少高速公路，城市间大都是上下两道公路相连。自驾游按理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造物主对波兰十分慷慨，赐予它丰富的自然美景。公路两旁，松柏成片，绿树成荫。我们时而穿过沼泽和湿地，时而越过原始森林与河流，时而穿行无垠的草原及连绵不断的丘陵，时而奔驰在透明如镜的湖泊旁，景致旖旎。清新、湿润的空气夹带着原野的芬芳，迎面吹拂，和风熙徐，沁人心脾，十分惬意。我们一路欣赏美景，心旷神怡！波兰的北部和西部为温和的海洋性气候，冬季温暖，夏季湿润，气候格外宜人。尽管已是盛夏，却没有些许燥热。

这里曾是斯拉夫人最早的定居地，古称“格但奈兹”。从公元13世纪起，已有与荷兰、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通商记载，16-18世纪成为欧洲最大的商港、手工业和文化艺术中心之一。1793年被普鲁士占领，改名为“但泽”，将附近直通波罗的海的一条狭长地带划出，作为波兰出海通道，称为“但泽走廊”。

一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但泽”为自由市。它是联结东普鲁士地区和德国大部分领土的咽喉要地，成为德意志和波兰两大民族之间反复争夺的主要焦点，因此波、德两国均将该市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每次战争之后，失去这座城市的一方，均会引为奇耻大辱。二战前夕，纳粹德国要求收回“但泽”和“但泽走廊”，并以此作为进攻波兰，发动世界大战的借口。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的军舰炮击“但泽”的波兰基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爆发。战争期间，市内绝大部分建筑被毁。大战结束前夕，1945年3月，苏联红军从纳粹手中攻占该市。激烈的战斗使得城市满目苍夷、几近废墟。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战争。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格但斯克在普鲁士和德国统治了一个半世纪后，重新成为波兰领土，恢复格但斯克名称。

在这座波兰历史文化名城里，拥有众多形式独特的古建筑群，尤以古城、圣·扬大教堂、老市场、圣玛利亚教堂和古城墙残垣等最为著名，多具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老城内，保留了部分“汉萨同盟”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类古建筑和雕塑，很有特色。二战曾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所幸还不是完全毁灭，我们还能从那些残垣断壁和幸存下来的建筑中，体会到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

因久居华沙，来到这里，便产生一番新鲜感，明显觉得格但斯克老城与华沙老城风格迥异。华沙老城的色彩是如此的绚丽，各式各样的建筑几乎用尽了所能想到的五彩缤纷的颜色，非常迷人，但多多少少带着现代的气息。格但斯克老城则是另一番风味。这里的大部分建筑都还保留着当年那略显斑驳的色彩，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沧桑感。每次从城中心的步行长街走过，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看到那座座巍峨挺立，富丽堂皇，直冲云霄的钟楼和教堂的尖顶时，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了雨果、狄更斯笔下描述的几百年前的欧洲。

老城吸引着众多的游客。长街和圣玛丽亚大教堂（圣玛丽亚大街）是老城的核心区。“绿门”是长街的入口，这里是老城最主要的一条道路，也是游人如织的地方。圣玛丽亚大教堂则是这里最大、最宏伟的古建筑。我们因时间有限，只能走马观花看一看，在长街走上一个来回，去圣玛丽亚大教堂登高远眺一番，也算到过格但斯克了。

如果时间充裕，老城核心区域的北边和南边也应该去看一看。徘徊在旧城的小巷内，脚踏着中世纪那略带湿滑的石头路面，耳旁不时传来仙乐飘飘。声音来自附近的教堂，大管风琴奏出肃穆庄严的圣乐，令人驻足凝神聆听。

从长街出口“金门”出来左转，可以看到一栋黄顶黑身的建筑，那是格但斯克老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老起重机。这栋建筑里的起重机设备建于15世纪，是由人力控制的木制转轮完成起吊，据说可以承载两吨的重量。与老起重机隔河相望的是一片建筑废墟，记录着二战时期城市被焚毁的残酷历史。现在这些残墙有的已经变成涂鸦爱好者的画板了。

从长街出来，我们正巧赶上那里的集日。忘记了一路的疲惫和颠簸，我们心情格外兴奋，脚步匆匆，奔向集市。这里真是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整条街道都沸腾了。街道不宽，但很长，一眼望不到头。街道两旁摆满了日用品、服装、鞋帽和各种针织品，货物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带有“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标签的货物比比皆是，无论是服装还是鞋帽，质地都很不错，而且价格非常便宜，稍不留神就会买到货真价实的“国货”。在这里，中国的针织品备受青睐，成为集市的抢手货。这里赶集的有波兰人、德国人、乌克兰人，捷克人，还有立陶宛人，真可谓是“国际贸易集市”。我们挑选了一件欧洲风格的工艺挂件，也算不虚此行吧。

在这里，我们还偶遇了波兰年轻的“邦克一族”，几位年轻人友好地摆好“POSE”，我用相机记录下他们热情好客的美好瞬间。

　　走得口干舌燥时，来到街旁一家冷饮店。卖饮料的是两位波兰姑娘，身材苗条，明眸皓齿，金发碧眼，肤若凝脂，落落大方。我们买了几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后，想换购一瓶“托尼克水（Tonic Water）”。这下可难为了两位俏姑娘。我们想得很简单，退一瓶“百事可乐”，换一听“托尼克”，因“百事可乐”要比“托尼克”贵一点，找回差价即可。没想到，两位俏姑娘几乎是异口同声说道，请我们把购买的全部饮料和找的零钱退回，重新买过。我们没有半点揶揄之意，按照她们的“吩咐”，在“交割”后，两位姑娘“憨”得可爱，花了十几分钟，恨不得把脚趾头都用上，再也算不清这笔帐。我们只得忍着喉咙的干渴，帮她们算清账，方才罢休。望着我们几位“外乡人”，她们也偷偷地捂着嘴笑了起来，赧颜红颊目含羞，连声致歉。其实这种“憨态”在波兰并不陌生，随处可见。但是在“憨”的背后展现的还有“认真”、“淳朴”和“诚信”，真可谓“童叟无欺”。我曾多次领教。记得有一次买琥珀，我看中一款“大块头”、色泽均匀圆润的蜜蜡琥珀，老板认真地对我说，这是一块用边角料人工合成的琥珀，虽然好看，但不是原石加工出来的。 我赶快向他讨教，怎样识别琥珀的真伪。他在桌上撕了一些纸屑，取出一块真琥珀，在衣服上擦拭了几下，竟然将纸屑全部吸了起来。而用我看中的那个“大块头”，无论怎样擦拭，也吸附不了纸屑。听说，真正的琥珀在摩擦后产生“静电”，甚至可以吸附铁屑。

琥珀可以说是格但斯克最耀眼的一张城市名片。琥珀在拉丁语中的本意为“精髓”，在汉语中的意思是“虎之魂魄”。 欧洲人对琥珀的开采与热爱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古罗马时期，琥珀加工工艺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甚至形成了一条专门从琥珀产地向罗马运送琥珀饰品的“琥珀大道”。格但斯克则是这条大道的起点。

波罗的海盛产琥珀，波兰是世界上琥珀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格但斯克则是波兰加工和出产琥珀最为重要的城市，自古便有“琥珀之都”的美称。

据考，4000万年前，波罗的海被茂密的原始丛林所覆盖。松柏科植物分泌的树脂经过千万年地质作用的洗礼，固化成为树脂化石——琥珀。不少琥珀是被波罗的海的波涛从海床中冲刷出来的，冬季暴风雨来临时，海底的琥珀又被波涛冲到岸上。琥珀的英文名“amber”，原意即为“海上的漂流物”。人们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寻觅着致富的宝藏。在历史长河的某个早晨，一场暴风雨过后，在波罗的海沿岸小镇的海滩上，人们搜集到了4400磅琥珀。随后，人们学会了在浪里撒网“捕捞”琥珀，也学会了在浅滩搅动沉淀物，筛选琥珀的办法。琥珀不仅仅出产于海中，格但斯克城外还有一个琥珀矿。

约在公元前700-800年，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在《奥德赛》中，形容金链子上串着的琥珀珠子闪烁着太阳一般的光泽。这也许是目前最早提及琥珀的文字记载。公元前，古罗马人对琥珀的青睐造就了琥珀的兴盛。罗马皇帝尼禄宫殿中装饰着琥珀，随身佩带琥珀珠子、串链和护身符，成为贵族们的装饰品，上层妇人还习惯在掌心握一颗琥珀球，用来去除异味。根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记载，一小枚琥珀的价格远超过一名健壮奴隶的身价。

15世纪到18世纪，格但斯克的琥珀加工业达到了巅峰。按照富有的商人、贵族、教士和王室的要求，无数精美绝伦的琥珀作品诞生在格但斯克的手工作坊中。手工匠人以琥珀与银为原料，制作各种工艺品和日用品，首饰盒、珠宝、雕塑、帆船微缩模型、鸟笼、杯子、勺子、油灯……都是当时流行的器物。

在富丽堂皇的巴洛克风格审美导向之下，人们发掘了琥珀在加工成首饰之外，还可用来制作更为大型或者独特的工艺品的潜力。

我们也专门参观了格但斯克琥珀博物馆，看到了琳琅满目制作精美的琥珀工艺品，大开眼界。还可以看到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年代久远的珍贵作品。其中有一个制作于1724年的大型琥珀首饰盒，通体由形状、颜色各异的琥珀拼接镶嵌而成，盒顶还装饰着一个天使吹号造型的象牙雕像，莹润可爱。格但斯克当地出产的血珀是众多琥珀中历史地位最高的一种，有如血一般艳丽的色泽，是血液、生命、力量、愿望和热情的象征。

随着国内收藏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这里“淘宝”，贩运回国。国人的购买力不可小觑，不觉中已经把原本不菲的琥珀价格抬高了许多。

“三联城”的格丁尼亚是波兰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航运业发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冷战思维禁锢着东、西方世界，朝鲜半岛再起战火，“新月形”包围圈、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欲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在波兰的倡议下，中、波两国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合资公司“中波轮船公司”，开通欧亚航线。公司轮船一律悬挂波兰旗帜，冲破海上封锁线，从欧洲连绵不断地运来了新中国急需的各种物资，正是在这里开启了通往中国的第一班航程。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是中国创办的首批合资公司中，唯一一家远洋运输企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欧洲地区总公司的总部就在风景如画的格丁尼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东欧局势动荡，波兰国内发生经济困难。波兰政府请求中国给予支援，中国政府立即伸出援手，以无息贷款形式支援波兰八万吨冷冻猪肉。运输猪肉的任务，中波轮船公司当仁不让。

　　当时正值盛夏，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冷冻肉的装舱温度不能高于摄氏零下五度。而在开往波兰途中有很长一段航程沿着赤道西行。三天三夜炙热的骄阳，把船舶的铁甲板烤得可以煎鸡蛋，但冷冻舱里必须保持摄氏零下二十度的温度，这给运输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当这些冻肉顺利抵达波兰格丁尼亚港，端上波兰朋友们的餐桌时，有位波兰主妇由衷感叹：“中国人的心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好！”

中波轮船公司历经世纪风雨而不衰，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友谊桥梁和纽带。

如今，市中心有几条伸向大海的码头。码头旁停泊着参加过二战的军舰，现代化的巨轮和载客戏水的机帆船。入口处有一组喷泉，四周鲜花盛开，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嬉戏。

“三联城”的索波特是波兰著名的旅游胜地，拥有最大的海滨浴场，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尤其是夏日的海滨，银滩碧波，风情万种。北部是一片沙子的海洋——这里的沙子清爽、白净和美丽。宽阔的波罗的海海滩位于高高的悬崖下方，沿着山岬蔓延；悬崖和山岬后方的沙子形成了众多的沙丘。其中一些是流动沙丘，宛若真正沙漠的“崴灞”（地名：Leba），

沿着沙滩漫步，欣赏波罗的海的风景。一望无际的沙滩是免费开放的，傍晚太阳要落山的时候，海岸上沉默的教堂和钟楼晕染在玫瑰色的雾霭里，时间仿佛变得模糊。光着脚丫在湿润棉软的白沙滩上散散步，看着空中不时掠过的海鸥、白天鹅，以及灯火阑珊码头旁停泊的帆船，身心放松，十分惬意。

在我们下榻宾馆不远处，是欧洲最长的木栈桥（MOLO）。栈桥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是旅游者的必到之地。栈桥的总长度大约是600米，从沙滩延伸入海的部分有将近500米。在桥上走一走，吹吹海风，别有一番风味。在栈桥上，我们遇到一对波兰老年夫妇。丈夫坐在折叠椅上，悠闲自得地拉着手风琴，演奏着波兰著名的《波兰圆舞曲》。这是一首波兰妇孺皆知的快三舞曲，激情的乐曲，明快的节奏，悠扬的韵律，仿佛把游客带到了圆舞曲的世纪。他身旁的老伴深情地眺望着大海与天际相连处的一抹余辉。也许，她在追忆逝去的青春岁月，她就是那个为机灵的猎人送黄油面包的年轻美丽的姑娘；也许，她什麽也没想，只是在静静地欣赏着瑰丽的晚霞，沉浸在低沉婉转的海潮声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栈桥尽头有座小码头，停靠着欧洲中世纪的大型木质帆船，被游人称之为“海盗船”。黄昏时分乘上“海盗船”，在徐徐的海风中“乘风破浪”，肯定会很爽！绵延的海滩，绿得发黑的波罗的海在阵阵涛声中，掀起层层浪花，带着一丝神秘，出现在我的视野中。那些被历史的浪花涤尽后的古老故事，在我目光难以企及的角落，浅吟低唱。我陶醉了。

格但斯克仿佛像镶嵌在波兰大地北部的一块巨大的琥珀。它是那样晶莹剔透，色泽娇艳，光鲜温润，凝结着自然与时间的沉淀。历尽沧桑磨炼，给它增添了无数瑰丽和神秘的色彩，实为天地之“精珀”。

1.圣玛利亚大教堂

2.老市场

3.格市最古老的圣凯瑟琳教堂

长街街景

1.鸟瞰格但斯克

2.船舶起重机房

3.金门

4.绿门

格但斯克夜景

1.格但斯克集市

2.3.4.格但斯克街头

5.邦克一族

格但斯克琥珀博物馆的精品

1.格丁尼亚海港边的军舰

2.索伯特海边栈桥上的老夫妇

3.海盗船

波兰篇之七

扎克帕内与波兰现代音乐

之父希曼诺夫斯基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波兰度假的黄金季节。这一天，我和来探亲的家人，在游览了波兰古都克拉科夫后，驱车前往波兰最南端的山城、旅游胜地和音乐圣地扎克帕内（Zakopane）旅行度假，探访闻名的“海眼”，并拜谒波兰现代音乐之父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Szymanowski·Karol1882.10.6—1937.3.29）的故居。

扎克帕内是波兰最南部的城市，据古都克拉科夫85公里，属新松奇省，海拔750米。位于欧洲中部著名的喀尔巴阡山脉塔特拉山麓，是波兰最著名的旅游度假圣地。塔特拉山脉多高山湖泊和悬谷，谷下有谷，峰上有峰，山势雄伟，连绵起伏，峰峦叠嶂，悬崖陡峭，丘壑纵横，景致秀丽迷人。

扎克帕内也被称为波兰的“冬季之都”。这里有大自然的赏赐，皑皑的白雪，还有滑雪场、滑雪跳台、登山缆车，一应俱全，是波兰最大的冬季体育运动和登山活动中心，其现代化程度可与瑞士的达沃思媲美。这里多次主办过大型体育赛事，在二十世纪初，这里曾举行了首场国际职业跳台滑雪赛、冬季大学生运动会，以及世界古典滑雪冠军赛。

关于名为“海眼”的高山湖泊，当地有一段美丽的民间传说：古时候，一位商人的货船在亚德里亚海遇难，满船的珠宝沉落海底。几个月后，人间奇迹发生了。大难不死的商人回到波兰，却在这个高山湖泊旁，找到了散落在海里的珠宝。于是波兰先人认为，在深深的湖底，这座高山湖泊同亚德里亚海一脉相连，将其称为“海眼”，即“大海之明眸”。

波兰的多云天气几乎要占到一年中的三百天左右。在山区行走，仿佛可以触摸到低矮的云层。云朵在碧蓝的天空中翻滚着，气势磅礴，聚集后又缓缓地舒展开来。和煦的太阳为变换多端的云朵镶嵌上闪亮的金边。有时云层不厚，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间透射出来，为充满传奇的山区更添加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我们驱车沿着丛山峻岭中蜿蜒崎岖的山路颠簸而上，驶向传说中与大海相连的高山湖泊“海眼”。我们的心早已如脱缰的野马，盼望飞奔到传说中那片清澈见底，微波荡漾的高山湖泊。但在离“海眼”还有十几公里的转弯处，看到狭窄的公路上早已排成长蛇般的车队，停在原地一动不动，望不到尽头。我想，大概前面发生了什么故障，无奈调转方向，朝另一个方向驶去。没能目睹“海眼”，心中不免感到十分失落，但是当沿途看到一座座云杉、松柏环绕、风景秀丽如画的村镇，心情不由得豁然开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附近的村镇是农夫和牧羊人世代生活的地方。相传早年间，当地牧师鼓励农夫和牧羊人因地制宜，利用松木制造“有灵气”的建筑。于是，各种木屋甚至木教堂应运而生。这绝非单调简陋的木房子，而是以金字塔形的平衡结构配以经纬，搭建出造型奇巧、风格迥异的森林木屋，还有二十世纪初建成的木造小教堂，上面雕刻着各种花卉植物图案，很是精致。扎克帕内的房屋百分之八十是木制结构的。有的已历经百年沧桑。走进木屋，日常生活用品，墙上挂的饰物，到处都是木制品。扎克帕内的木制工艺品质朴粗犷而颇具美感。

随着路标，在一片云杉、松柏环绕、优雅迷人的绿地中，我们找到了一幢木质结构、屋顶铺满黑灰色水泥瓦的两层木屋。在略显斑驳、古色古香的松木墙和窗棂上，爬满了常青藤。院落中，各色蔷薇花和低矮的灌木丛，簇拥着空无一人的木舍。这里便是波兰著名音乐大师希曼诺夫斯基故居博物馆：阿特马别墅。

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出生在波兰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受到父母的熏陶和影响，孩提时代因腿部受伤落下终生的足疾。但这并未影响他对音乐艺术的探索和大胆创新。波兰民族受到外族列强瓜分的历史境遇，为他幼小的心灵植入了强烈的爱国情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经典音乐作品。他受到肖邦的爱国主义思想启示，致力于研究祖国的音乐，尤其是塔特拉山里人的歌舞，创作出许多具有现代浪漫主义色彩的、内容丰富和带异国风味的歌舞剧、交响乐曲、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以及大量歌曲。

从1922年至1937年病逝前期间，希曼诺夫斯基便频繁往来于华沙和塔特拉山区的扎科帕内之间，山区别墅舒适宜人的环境令他非常愉快。每逢希曼诺夫斯基居住此地时，这里都会成为诸多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们拜访和聚会的中心，其中包括名噪世界乐坛的钢琴大师鲁宾斯坦、还有波兰著名作家、诗人伊瓦什凯维奇等。

他曾多次深入该山区，直接与山民接触，收集、研究那里的民间音乐，并深深为它的清新、粗犷的美所吸引。这段时期，他为钢琴创作的二十二首《玛祖卡舞曲》中，为“玛祖卡”舞曲固有的秀丽、优美的格调，增添了一种粗犷、泼辣、豪放的新鲜气质。

我还记得，在中学时代，便曾欣赏过鲁宾斯坦充满激情演奏的肖邦名曲《英雄》，阅读过伊瓦什凯维奇的散文名篇《草莓》，聆听过饮誉世界乐坛的音乐大师希曼诺夫斯基钢琴曲《玛祖卡》。可以说对他并不陌生。

在村镇的十字街头，我们刚把车停在道边。只见一队身穿民族盛装的村民们，骑着俊朗的高头大马，乘着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四轮马车，披红带绿，兴高采烈地演奏着欢快的波兰“马祖卡”舞曲，喜气洋洋，眉飞色舞，向我们缓缓驶来。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节日，但能看到如此富有民族特色的盛装表演，也是一大幸事啊！

为首的是一位粗犷、彪悍的中年男子。他身着镶有绿边和植物纹饰的白毡披肩、脖系红领带、头带黑毡帽，气宇轩昂，骑着一匹扬首翘尾的白骢马，耀武扬威趾高气昂；

第二排是四位身着素衣的小伙子，系着红领带和花环，哼唱着青春的赞歌，神情抖擞，紧随其后；

青春少女们驾驭着青骝马，一个个玉貌花容，仪态万方。她们身穿颇具民族特色、各式带有花草纹饰的坎肩和飘逸的长裙，流露着略带羞涩的笑容，跟随在男青年的身后；

　　八架四轮马车载着“村民乐队”，缓缓驶来。乐手们有的头戴花环，有的头戴黑礼帽，演奏着手中的乐器；山村的儿童和老人也加入到这支欢快的队伍中，向我们这些路边的外乡人频频招手，以示欢迎。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举起手中的相机与我“对摄”。在欢庆的队伍中，最为抢眼的是身着盛装的民间演奏家，有拉手风琴的、吹萨克斯管和风笛的，还有拉提琴、吹铜管号和鼓手。演奏水平还在其次，他们每个人头戴波兰民族很有特色的红色帽子。在帽子上配饰着孔雀尾羽，尾羽上那些眼斑反射着耀眼的光彩，犹如一把把碧纱宫扇，成为这支队伍中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历史悠久的波兰人民能歌善舞，民间歌舞的形式丰富多彩，风格浓郁。“玛祖卡”是最具有民族民间舞特点的舞曲。“玛祖卡”的音乐节奏鲜明，舞步豪迈潇洒，气质高贵典雅，情绪活泼热烈。

此时，街旁不知不觉间，早已拥满了前来观看的人群。我发现，人群中最多的还是波兰人。受到“盛装表演”乐队奏出的“玛祖卡”舞曲热烈气氛的感染，人们纷纷随着舞曲在街边翩翩起舞。听着熟悉的“玛祖卡”舞曲，望着参加“盛装表演”的村民和牧人，他们那种热情洋溢、淳朴好客的情感，使我们深受感染，早已把没去“海眼”的遗憾抛到了九霄云外。这真是“歪打正着”。

在观看了村民们“盛装表演”之后，饥肠辘辘的我们发现路边一处很有特色的乡间餐馆。餐馆内古朴幽静，木墙上挂满了串成辫的洋葱和大蒜，还有干辣椒。顺便说一下，波兰的路边餐馆是我们每次出行就餐的首选。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在国内对乡村餐馆的印象。餐厅门前一般都有显著标识，内外装修并不奢华，但极具乡野特色。更值得称道的是菜肴的味道也极佳，且物美价廉，令人回味无穷！

　　按照波兰人的饮食习惯，我们分别点了几道汤，有波兰人最爱吃的“茹莱克”汤（被称为“猎人汤”，用熏肠、牛肚和鸡蛋熬成的浓汤）、波兰式“罗宋汤”（鸡汤中加些细面条和小茴香），还有斯拉夫民族的最爱的“古拉什”牛肉汤。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曾把“共产主义”和“古拉什”密切相连，称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了。但如今，在波兰的大小餐馆里，都可以品尝到斯拉夫民族这道回味无穷的美味佳肴。燕麦面包（黑列巴）必不可少，在面包片上配以波兰奶酪、酸黄瓜、腌辣椒或是“辣根儿”（味道如芥末），绝对是对味蕾的最好犒赏。“沙什力克”是“主菜”，是用桦木烤制的羊肉串，味美肉嫩，飘香四溢，口感纯正，配上新鲜柠檬片汁液，别有一番风味。在炎热的夏日，再喝上一杯冰凉爽口的“日维茨”啤酒，真有了“得陇望蜀”之感，李白的千古名句犹在耳旁：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酒足饭饱后，我们来到餐馆旁的山坡上，遇到几个采摘蘑菇的“小山民”。孩子们活泼可爱、纯洁无暇，不由得让人想起电影《音乐之声》里面的小演员。其中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微笑的脸上有一双带着稚气的、被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美丽眼睛，甜甜圆圆的脸蛋上，挂着一对浅浅的小酒窝；三个小男孩虎头虎脑、天真无邪，十分可爱。孩子们显然对我们这些“外乡人”很感兴趣，频频向我们招手，十分友好。我急忙用相机把这几个天真烂漫的“小山民”“定格”下来。

在离开扎克帕内的路上，漫山遍野开满了一簇簇紫花苜蓿。紫色小花簇，虽不似琪花瑶草那般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但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连绵起伏的山峦间，显得如此生机勃勃。这一簇簇紫色小花，犹如希曼诺夫斯基植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沃壤之中，播撒出的一串串跳跃的音符，汇聚成一组组极富感染力的“玛祖卡”舞曲，回荡在塔特拉山区，盛开在波兰广袤的大地上，世代相传。

再见了，令人想往的扎克帕内！

波兰著名现代音乐之父希曼诺夫斯基，扎克帕内他的故居。传说中的“海眼”。均为网络照片。

波兰自然风光

扎克巴内乡村别墅

当地村民的盛装表演。

可爱的“小山民”

古朴、宁静、令人难忘的颇有韵味的波兰乡村餐馆。

波兰篇之八

“湘妹子”的悠悠故乡情

华沙，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胡佩方，一位来自祖国湘西汨罗的波兰籍华裔女作家胡佩方，便生活在这里。她的波兰名字叫伊琳娜·斯瓦云斯卡。

2007年初，我来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在使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认识了这位本身就有传奇色彩的华裔女作家。她中等身材，头发蓬松，皮肤黝黑，面色红润，一双深邃的眼睛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你就是新来的文化参赞？我同你的前几任同事都是好朋友。”见到我，她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 “很高兴认识您！说来也巧，我们还是本家呢。”我拉着她那双温暖、细润的手，说道 。 “你不是姓丁吗？我们怎么会是本家咧？！”我的话，显然引起她的好奇，她睁大眼睛追问道。

“我祖上姓胡，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怕牵连家人，于是更名换姓，随了我奶奶的丁姓。他在上海搞学生运动时，名叫胡世豪，还是‘世’字辈呢。我的堂兄、堂弟都姓胡。” “那我们还真是本家咧！我还真有事要找你。我们找时间再细谈。你有空冇（mao：没有）?”她快节奏的话语中还带着浓浓的乡音，使我感到了她内心的硬朗和执着。 “请放心，我一定去拜访您。”我也爽快地回应道。

我的同事程杰已是第二次来华沙中国使馆工作。对波兰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他学的英语专业，但还努力自学波语，可称得上是半个波兰通，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从他和使馆的其他朋友那里，我逐渐了解到华裔女作家胡佩方，这位“湘妹子”的“轶事”。

她1931年11月出生于武汉，祖籍湖南汨罗。祖上是清廷官吏，是当地地位显赫、名门望族。她家有五进院落，桂花树便有数百棵，可谓是“大家闺秀”。青少年时代，她常泛舟玩月，树下赏花，领略李清照“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佳句。也许是受到屈原文气才情的熏陶，她从小就爱好文学。解放战争期间，她反叛了家庭，秘密参加了地下党，为家乡的和平解放也立过功。

1949年，“湘妹子”被保送到中国政法大学，还出席过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1950年她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0年底她被保送到长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员预科总队”，成为一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预备飞行员。毕业后，她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工作，1952年再次被保送回到人民大学继续进修。

上世纪50年代初，桃李年华的“湘妹子”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与一位波兰留学生相恋。倔强的她费尽周折，通过波兰驻华使馆出面申请，经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终于在1955年10月来到华沙，与波兰同学完婚。“湘妹子”也有了个波兰名字，伊琳娜·斯瓦云斯卡。

初到波兰，不通波语。“湘妹子”桀骜不驯的性格，再次拯救了自己。为了胜任在华沙大学教授汉语的工作，她一面发奋学习波语，一面通过自己较为熟悉的俄语、英语，左依右傍，逐渐适应了这份工作。

与此同时，胡佩方连买带借，搜集来大量波兰书籍，以比普通波兰人多几十倍的阅读量，夜以继日地装填自己的知识口袋，将波兰的社会历史和民俗风情烂熟于心。 经过几十年的砥砺奋斗，胡佩芳成了兼通波文和汉语的双料专家，是波兰境内唯一用当地语言写作的华裔作家。几十年里，她笔耕不辍，不但发表了近两百篇书评、影评、散文和报告文学，还翻译了艾芜的《南行记》、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孙犁和李准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古典名著《金瓶梅》，以及《中国文化国粹》等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

“湘妹子”凭借着那份执着与刚毅的性格、辛勤的耕耘，得到波兰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认可，成为波兰文学家协会和波兰电影家协会的理事。

“湘妹子”待人坦诚和热情，得到国内访波代表团、当地华人和波兰朋友们的一致认同。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胡大姐。

一天，应胡大姐的邀请，我和程杰一同到她家做客。她的家在华沙一幢灰色普通居民楼里。我们的到来，显然使她很兴奋。一出电梯，便看到她喜形于色地迎了过来。只见她依然披散着未经精心打理的长发，颈下戴一串略显夸张的鹅卵般大小的琥珀项链，宽大的披肩荡至膝盖，手持一做工精巧的便携烟灰缸，手指间夹着一只缭绕着薄荷香气的卷烟。

映入眼帘的三间不大的房间里，挤塞满了中国的各种书籍、古董、书画、工艺品。《中国大百科全书》、《太平广记》、《鲁迅全集》，以及丛维熙的《断桥》、邓友梅的《烟壶》、蒋子龙的《拜年》等许多古今作家的著作堆满了几个书架，连过道、小餐厅和卫生间都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杂志；木雕、牙雕、石雕、竹根雕和各式金银首饰应有尽有；北京的宫灯、浙江的根雕、苏州的刺绣、湖南的泥塑、土家族的布娃娃、苗族的香袋琳琅满目，整个家就像一座图书馆、艺术宫、博物馆。

待客的地方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在茶几旁，一长一短的沙发，仅够坐下三、四个人。如果用俄语谚语来形容，真是：“亚布拉古 聂古达 巴巴斯奇（苹果都没地方掉落）”。茶几上放满了各种坚果，长寿果、开心果、香榧子、榛子、长松子，应有尽有。

“我的本家兄弟，你们是喝茶，还是要喝咖啡？”她热情地招呼着我们落坐，问到。“您比我岁数大，就叫我海嘉吧，我称您胡大姐，这样更亲切。”此后，只要我们一见面，就以姐弟相称。

“我们都是中国人，还是喝点茶吧。”我应声道。“这些年，我常回国。2004年，国家侨办邀请我回北京，参加了国庆55周年的庆典活动，还请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咧！”说话时，美好的回忆凝聚在她的眉宇间。“去年，我刚刚与波兰电影家协会主席布罗姆斯基一同到长沙，出席了中波两国合拍的第一部电影《虎年之恋》的首映式。”她饶有兴致地聊起了这部电影的剧情和拍摄过程中的各种逸闻趣事。

“电影拍摄中，我除了担任翻译和艺术顾问，还在电影里客串了一个过路大嫂的角色咧。”她说着，取出一个电影光碟送给我。“你有空时，可以看看啰。”

“胡大姐，你说有事要找我，恐怕与电影有关吧？！”听她讲电影，我已猜出几分。“对啰。2005年波兰电影家协会曾接待了中国电影代表团，还举办了中国电影展活动。当时中国代表团团长还表示过，要请波兰去中国举办波兰电影展活动，但一直杳无音信。布罗姆斯基主席请我帮助询问一下。”她快人快语，竹筒倒豆子，一下把我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因在国内负责与前苏联、东欧各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工作，仔细思量了一番，感到这事大概与中国电影家协会有关。波方大概不清楚，后者是个民间组织，举办活动时双方也没有签署一份交流协议。我若“按图索骥”，这将是个“无头案”。这个答案肯定会引起波兰电影家协会的误解。我对胡大姐说明了情况，并告诉她，中、波两国文化部刚刚签署了2007-2011年文化合作议定书，期间，两国将要互办电影展。请她转告布罗姆斯基主席，这将是两国政府层面的交流活动，规格更高，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请波方电影家协会把举办波兰电影展的活动，纳入到政府间交流的渠道中来。

只见胡大姐刚刚还眉头紧锁，在听完我的建议后，早已眉舒颜开，笑容是那样灿烂。“好主意！还是我的本家兄弟有办法。我想，布罗姆斯基一定会很高兴的。他可是位很有才华的导演，很喜欢中国。他曾三次获得波兰格丁尼亚电影节金狮奖，他还是国际视听作者协会(AIDAA)的主席。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弄几个小菜，尝尝我的烹饪技术，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完，她便去了厨房。我不无好奇地问程杰，“你是这里的常客，注意到没有，胡大姐房门外贴着用繁体正楷，潇洒书就的 ‘塵居’二字？这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刘禹锡和他的《陋室铭》。他因‘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而寓其居所虽陋不陋，是否此公寓也虽尘非尘？”

程杰朝我微微一笑，“这个问题最好还是问问胡大姐，听听她自己怎么解释。”

倏忽间，胡大姐饭已做好。没想到，已是耄耋之年的“湘妹子”，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依然保留着故国家乡的习俗。几样小菜烧得样样可口。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道“彩椒炒腊肉”。彩椒清甜脆爽，腊肉肥而不腻，带着淡淡的烟熏味，口感十足，风味绝佳，色、香、味俱全。胡大姐见我非常喜欢这道小菜，冁然而笑，“这才是我们老家最正宗的湘西菜啰！我们老家每年腊月，家家户户都要熏制腊肉，挑选最好的猪肉，腌渍和松柏枝熏烘，经过一两个月的熏烘后，肉条逐渐失水变干，色泽由白变为褐红色，便可以食用咧。这块湘西腊肉，还是去年回长沙带来的，一直舍不得吃，蛮厉害吧！多吃点。”

席间，话题再次回到“塵居”。胡大姐不苟言笑地说，之所以叫尘居，因为那是她尘世间走一遭的一处住所；二因年老不再勤于打扫，灰尘本已多；三因在大千世界里，人不外乎一粒微渺的尘埃……那话融合着她的各种藏品、狭小的陋室，让人感觉到她对生命的达观，还有一种莫名的沧桑。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胡大姐先后为一百多个访波的中国代表团担任过翻译，从王任重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到著名作家郭风带队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她都热情、耐心地讲解、介绍波兰情况，千方百计让每位代表团成员“满载而归”。她收集了几大盒波兰硬币和大摞波兰邮票，让前来拜访的中国朋友们挑选，留作纪念。就在这方“尘居”里，她曾多次接待过来波兰访问的中国不同的代表团。曾有一个四人代表团，因与波方衔接有误，找不到接待方。胡大姐就让全体成员，在家里整整住了三天。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尘居”虽陋不陋，虽尘非尘。

一天，我接到波兰电影家协会主席布罗姆斯基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和程杰去离使馆不远处的“北京饭店”共进午餐，告诉我，伊琳娜也参加。我们如约而至。已是好朋友的布罗姆斯基和胡大姐，早已等候在中餐馆。两人看上去显得格外精神矍铄，热情地同我们打着招呼。

布罗姆斯基因多次到过中国，十分喜欢中餐。菜已点好，我们入座后，便直奔“午餐主题”。

“参赞先生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伊琳娜已告诉了我。我已与波兰文化部沟通过，希望能在2008年到中国举办波兰电影展活动，然后我们负责在波兰举办中国电影展活动。”我也是有备而来，事前早已做足了功课。“中国电影观众也十分期盼看到波兰摄制的优秀影片。在中国举办波兰电影展活动的事情，将由我们的国家广电总局直接负责。他们希望了解一些更加详细的计划和安排，希望能由波兰优秀导演和演员一同访华。按照惯例，波兰电影代表团可以访问中国的两个城市，为期一周左右。”

听我说后，布罗姆斯基主席早已喜出望外，眉飞色舞，“我们没有异议，一切听从中国同行的安排！参赞先生还有什么好建议？”“您已经多次去过北京，无需我多做介绍。我建议访问的第二个城市是享誉‘春城’之美誉的云南省会昆明市。云南省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面积与波兰相仿，有39万平方公里。昆明市风景灵秀迷人，它三面环山，南濒滇池，湖光山色，天然成趣，风光绮丽。出演您导演《虎年之恋》的女主角李敏便是云南哈尼族人。”“那可是个好地方！光昆明市的人口就有六百多万，是华沙人口的五倍。”胡大姐不失时机地插言道。“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波兰文化部副部长莫妮卡·斯莫伦女士，也很希望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还烦请参赞先生帮助联系一下，她出国需要中国有关方面的正式邀请函。”

“我想，这是件好事，但还需要同国内联系一下，再答复您，如何？”我望着布罗姆斯基灰褐色的眼睛，问道。“我先代斯莫伦女士表达谢意。我会尽早把代表团成员名单，还有准备到中国展映的电影名录和光盘报给你。祝我们第一次合作成功！”说罢，他起身，为大家斟满波兰伏特加“维波罗瓦”酒，用波语说道：“Na zdrowie（祝你健康-即干杯）！”

胡大姐把我们送到汽车旁，轻声地对我说，“这是个好信号！你知道吗，他同斯莫伦还是一对恋人咧！”

“胡大姐尽管放心，我会积极促成这件事情。你也多保重身体！”望着胡大姐孱弱的身影，不无担心地与她道别。

在胡大姐，这个热心肠“媒人”的“撮合”下，我与布罗姆斯基主席和斯莫伦女士成为了好朋友。

经过一番联系与协调，我很快收到了来自广电总局的答复和赵实副部长发来的邀请函。

2008年10月，波兰电影代表团成功访问了中国，在北京和昆明，分别举办了波兰电影展活动。代表团成员可谓人才济济。斯莫伦副部长担任团长，成员有享誉世界影坛的导演波兰斯基、波兰电影家协会主席布罗姆斯基、前任波兰文化部长东布罗夫斯基、波兰电影学院院长奥多罗维茨，还有当红女影星萨多夫斯卡。

电影展期间，展映了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家》，该片曾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布罗姆斯基导演的《上帝的小花园》和《虎年之恋》；克里斯托弗·扎努西导演的《不受欢迎的人》，以及《一切安好》、《圈套》、《死期将至》、《等待审核》等波兰优秀影片，受到了中国观众和电影同行的欢迎和好评。波兰电影展活动取得了成功，成绩斐然。赵实副部长还专门设宴款待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代表团回国后，布罗姆斯基从中国为胡大姐专门带回一块湘西腊肉，他知道，这是胡大姐的“最爱”。胡大姐再次打来电话，请我去家里品尝她故乡的美味。记得，在很受欢迎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有一段话，十分贴切：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少年熬成白发，故乡变了模样，但各种老味道历久弥新。产自汨罗江畔的湘西腊肉，以其淳厚的熏香，搅动着“湘妹子”的味蕾，也成为胡大姐款待亲朋好友的“保留节目”。

我们与胡大姐也成为无所不谈、无话不说的相知，成为光顾“尘居”的常客。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我们与波兰文化部、波兰电影家协会、波兰文学家协会等许多文化艺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布罗姆斯基主席和斯莫伦副部长，见到我时，曾多次谈起令他们难忘的中国之旅。他们对在中国举办的电影展活动十分满意，多次表示，一定要把中国电影展活动办得更好。

2010年9月21日晚，由波兰文化部、波兰电影研究所与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及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等联合主办的中国电影展开幕式，在华沙文化电影院隆重举行。首次在亚洲以外国家放映的中国影片《唐山大地震》，为中国电影展正式拉开帷幕。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副部长莫尼卡·斯摩伦女士、驻波使团的各国外交官，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影片。

张宏森团长在致辞中表示，中波双方高度重视在电影界的合作与交流，业已取得显著成果。他特别提到2008年在中国举办的波兰电影展活动，称波兰电影给中国电影人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中方精心挑选了七部优秀影片，参加中国电影展活动。这些电影代表了中国电影的近期发展水平，体现了中国电影的创作实力和文化艺术魅力。他指出，电影是文化沟通的载体，也是和平与友谊的桥梁。

波兰电影家协会主席布罗姆斯基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水平和艺术实力，祝愿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取得更大成功。

当天上午，波兰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代表团和中国大使馆专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双方介绍了近年来中波两国文化交流合作情况，尤其是在电影方面良好的合作现状和前景。约二十余家波兰新闻媒体机构派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中国电影展于9月21至29日在华沙和罗兹两地影院集中展映《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十月围城》、《走路上学》、《杜拉拉升职记》、《非诚勿扰》和《千里走单骑》共七部不同风格的、近五年来中国出品的优秀影片。中国电影再次在波兰电影人和观众中，掀起一股“中国电影热潮”。

令人惋惜的是，这股热潮的“推波助澜”者、胡大姐因年事已高、心动过缓、心肌梗塞，刚刚安放了心脏起搏器，在家中静养，未能亲眼看到中国电影展活动的盛况。

活动结束后，我们到她家中探望。她生活已能自理，精神也好了许多。我知道，她患糖尿病已多年，担心手术创口不容易愈合。她一面把衣服撩起来，让我看已经愈合的创口，一面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对付糖尿病还是有绝招的。”

说着，她拿出一个装有白参的瓶子，里面放满了指甲盖大小的吉林白参段。“我尽量避免打胰岛素，每天含服白参段。当我感到疲乏、心悸和有饥饿感时，就含服一块白参，这些年都是这麽过来的。只是，要到北京大栅栏同仁堂药店才能买到这种白参。”“以后买白参的事情就交给我，在北京，我有许多朋友，这事不难。”我一口应承下来。

她把一册1974年文源书局出版的繁体字精装版《金瓶梅》赠给我时说：“古人说‘成事在天’，我不信这一套。我的哲学是自尊自爱，事在人为。我从不向困难低头，不对命运屈服，只有这样，才能迎来成功。”

在她的“尘居”里，茶几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不无好奇地问道，“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不适合搞创作，待身体恢复后再写不迟。”

“我现在感觉蛮好的，也闲不住。我在争取时间，完成用波兰文写的长篇小说《邀明月》。”她边整理散乱的手稿，边对我说。她的上一部作品《中国文化精粹》发表以后，很多波兰朋友和读者建议她写一个续集，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风土人情奉献给波兰读者。

她说，“《邀明月》这本小说姑且算是《中国文化精粹》的续集吧。用小说的形式，能够更自由地把我想介绍和要表达的东西展示出来，读起来也更加有趣和给人以启示。“波兰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日本侵华事件，多数波兰人只知道二战是在欧洲进行的，对中国人蒙受的巨大战争灾难，以及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更是知之甚少，而对旧中国妇女受封建礼教的迫害及其苦难更是闻所未闻。这也是我选择这段历史作为小说背景的原因之一。”

小说以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为背景，以贵州一个苗族头人后代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大量细腻的笔墨描写了包括京城北平、省城长沙、湘西农村等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民俗，以及身处抗日战争社会动荡年代，人们对善恶和贫富的态度。

“湘妹子”以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倾心创作，终于在2012年初，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从程杰那里得知，她出版这部小说遇到资金困难时，我退休离任回国。我一面建议使馆文化处向国内有关部门申请资助，一面再次找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作多年的朋友，为她争取到部分资助。华沙的五月，春光明媚。在波兰文学家协会举行了《邀明月》波文版小说的首发仪式。

我的波兰朋友、波兰文学家协会主席、波兰当代著名作家马莱克·瓦夫什凯维奇主持了推介会。他表示，该书对介绍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民族风俗，以及加深波兰人对中国的理解有极大帮助，他赞扬胡佩方是中波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杰出代表。他还亲自为该书作序，称赞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无论经历何种艰难困苦和世事沧桑，善良的本质和追求正义的精神永远不会改变。

2014年2月。“湘妹子”走完了83载漫长的人生。为表彰她为增进中、波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波兰政府追授给她至高荣誉的“荣耀艺术文化勋章”。

也许，“湘妹子”早已化作大千世界中微渺的尘埃，回到了阔别近一个甲子、令她魂牵梦萦的故乡。

作者、波兰电影家协会主席布罗姆斯基、孙荣民大使

波兰文化部副部长斯莫伦、电影家协会主席布罗姆斯基和胡佩方大姐为作者举办离任送行晚宴。

作者夫妇和胡佩方大姐

波兰篇之九

一张珍贵的电子生日贺卡

我因从事外交工作，长期孑然一身住在国外。虽然妻可以同我随任，但她除了工作外，还要照顾家人和孩子。我们便过起了十几年两地分居，聚少离多的日子。只有到了休假的日子，我们才能团聚。在我到波兰两年后的2009年妻才来到华沙随任。这次她专门带来了一张珍藏了20多年的来自波兰的电子音乐贺卡，期望有机会再见到贺卡的主人。这张贺卡见证了妻子一段难忘的经历。下面是妻的自述。

我自幼学习俄语，教俄语的老师为我取名伊娜。记得第一次出国，是在1986年。那时，我在国家建筑材料科研机构，从事俄文科技资料翻译工作。单位委派我陪同中国水泥自动化考察团，赴波兰奥波莱市参观与交流。考察团乘坐中国民航从北京到莫斯科，再由莫斯科转机飞往华沙。前来接机的波方人员专程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奥波莱水泥厂赶到华沙，早已等候在机场门外。

旅客散尽，但我的行李箱却始终没有出来。经中国使馆科技处人员打听，方知我的行李箱被“滞留”在莫斯科，未随机装运，要等第二天的班机才能带到华沙。 我随身只背了一个小挎包，里面只有一本专业单词本等零碎物品。另外一个可托运的箱子里是送给波方的礼品。没有专业字典，没有换洗衣物，连简单的洗漱用品都没有，我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波方接待人员告知日程已安排好，只能先去奥波莱，待行李到了再想办法。无奈我们只能赶夜路前往目的地。

第二天，来接我和考察团的波方翻译，是奥波莱水泥厂技术科的一位中年女子，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她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安娜。”“我叫伊娜。”见到安娜我感到十分亲切，丢失行李的不悦暂时抛到了脑后。在座谈与参观的过程中，我们与波方交流需要我讲俄语，她再译成波语。我是初次接触水泥自动化的专业，又没有字典，只靠临行前突击背的一些专业词汇应对。安娜尽可能通过她通俗易懂的讲解传递给我，使我们双方顺利完成了考察任务。

考察期间，天气虽不是太热，但我们整日忙碌在水泥厂的粉碎车间，行走在高温的回转窑旁，热浪灼人。水泥厂原本就是“粉尘大户”。汗水和着粉尘，一天下来，可想而知有多狼狈。可我除了随身穿的衣服，连一件换洗的都没有。安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一面千方百计地帮助与华沙联系丢失的行李（第二天我的行李就送到了使馆，可无法专程送到奥波来），一面张罗着为我购买合适的衣物。可当年波兰商品十分匮乏，我又身材矮小，在人高马大的欧洲，要想买到一件合身的衣服，绝非易事。安娜跑遍了奥波莱市的大街小巷，终于买到了两条裙子、一双拖鞋、一双连裤袜和最基本的洗漱用品。内衣没有合适的，我就只能白天穿晚上洗了。即便如此，我也非常感谢安娜，她已尽了全力。短短十天我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的考察与交流活动结束，回到华沙后使馆后，才见到我“丢失”的行李。看样子，箱锁已被撬掉，重新铅封，显然经过了严格的“盘查”，但东西没丢，可谓“有惊无险”。

回国几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安娜从波兰寄来的生日贺卡，万分惊喜。在贺卡上，安娜娟秀流畅的笔迹跃然纸上，用俄文祝贺生日快乐。贺卡十分精巧，打开时，还会响起悦耳动听的音乐。我一直珍藏着这张贺卡。时过23年，贺卡的音乐居然还能响起，这预示着我和安娜的友谊长长久久！

得知妻子的愿望，我久久望着贺卡，发现在安娜签名的下方，居然还有她在波兰奥波莱市的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我暗叹，“贺卡的电子机芯真皮实，经历了二十多年，居然没有失效！此乃天意。”心生一念，或许还能联系到当年那个未曾谋面的安娜。算起来，她也该到了含饴弄孙的杖乡之年。

奥波莱市位于波兰西南部，是奥波莱省的省会。该省与捷克和德国相毗邻，是波兰十六个省中最为富庶的一个省，气候宜人、风景旖旎。我的一位好友孙英男，在德国留学后，娶了一位德裔妻子，便住在奥波莱市。2008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在奥波莱工业大学创办了孔子学院。他与我过从甚密，曾几次请我去奥波莱，参加那里孔子学院举办的文化活动，我也早有此意。

一年一度的春节将至。使馆举办迎新招待会。孙英男从几百公里外的奥波莱市赶来出席招待会。见到风尘仆仆的英男，我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了妻子与安娜的故事，把抄录有安娜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的纸条交给他，请他帮助查一查，安娜是否还健在。我对他说，“曾几次打安娜留下的电话，但始终打不通。”

“你这个电话号码肯定是老号码，市政电话早已改造升级，怎么能打通？！”他扫了一眼电话号码，语气十分肯定地答道。“我回去帮你找一找，这个地址或许会有帮助。”

“再过两个月，我们的孔子学院要举办‘想象中国’文化艺术活动。我代表校领导和省领导，邀请你们去奥波莱出席活动。兴许到那时，就会有安娜的消息。”他再次热情地发出了邀请。

一天，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听筒里传来了孙英男兴奋的声音。“丁参赞，你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按照安娜留的地址，找到了当地市政管理所。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我在奥波莱市郊的平房区找到了你们要找的安娜。”“英男，非常感谢你！她现在的日子过得可好？”我按捺着同样激动的心情，追问道。“这些年，安娜过得不大顺，前夫很早就过世了。安娜改嫁没多久，丈夫又弃她而去。她现在可谓是‘茕茕孑立’，一人靠养老金度日。她也很想念依娜。”

听英男说到安娜的近况，我已说不清是该兴奋，还是懊丧，只觉得心里仿佛压了一块沉甸甸的铅坨。英男似乎听出我有些压抑的心情，安慰我说，“你们过来参加活动时，可以给她带一些实用的生活用品和耐放的食品。我陪你们一同去看望她。”

四月初的奥波莱充满了迷人的春意。发源于捷克奥德山的奥德河，缓缓地流淌，波光潋滟。两岸的坡堤上一片嫩绿色，树丛也吐放出报春的绿芽。已经有人在清澈、宽阔的河面上泛舟。

　　参加完孔子学院的活动后，在孙英男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奥波莱市郊的平房区。车上装着给安娜买的大桶食物油、奶油、奶酪、黄油、真空包装的各种香肠和鸡蛋、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一套高档骨质瓷茶具、一条欧洲女人喜欢的真丝披巾。英男见状，笑道，“你们真够实惠的！这些东西足够安娜一个人吃上半年。”

这里的建筑显然与城市市区的房屋有较大的差异，很像国内城乡接壤处的“棚户区”，但这里的街道十分规整、干净。房屋虽旧，内外墙壁却也粉饰得清洁、温馨，环境静谧，还有二十四小时供暖、供热水，设施齐全。

安娜便住在一套带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独立院落的住宅里。院子不大，杏树、李树含苞待放，黄灿灿的迎春花更使小院充满勃勃生机。安娜听说我们要来看望她，早早等候在小院的门口。我是第一次见到安娜。她的样子比我想象中的安娜还要显老。她那染过的头发早已遮盖不住霜染的白发，岁月的痕迹爬满了眉梢嘴角。她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衬衫，领口打着蝴蝶结，外面套着深色的坎肩。在她浅茶色的近视眼镜后面，一双透彻的眸子，向我们传递着欣喜与兴奋的心情。

尽管安娜对我们的到来，早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见到离别了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依娜，仍然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她双手紧紧拉住妻子的手，热泪夺眶而出，仿佛像见到了自己久别重逢的亲姊妹。

“嘎斯巴吉（上帝呀）！什么风把你们吹来的？！”她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把我们让到客厅里。“波兰有句古谚语，‘客人在家，上帝在家’。今天你们就是我的贵客。”进了屋，安娜忙着为我们让座、沏茶。她拿出立顿红茶、新鲜柠檬和方糖，为我们一一倒上一杯香气四溢的茶水。

我打量着安娜简洁、但却收拾得十分利落的客厅。在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里，一组摆放着瓷器和玻璃器皿的组合柜，几乎占满了一面山墙；靠北墙的一个灰色长沙发、一个圆木桌和几把椅子，构成了待客的区域；房间里光线充足，几盆安娜栽种的绿植生长茂盛；在圆桌上的蓝色玻璃花瓶中，一簇安娜刚采摘的迎春花淡雅素妆、翠色欲滴，显得格外生机勃勃，使整个房间充满了春意。看得出，安娜也是一个极爱干净、热爱生活的人。

谈话间，我们了解到，安娜再婚离异后，一个人勇敢地挑起抚养两个女儿的担子。她为女儿鹑居鷇食、遮风挡雨、含辛茹苦，把所有的爱奉献给了自己的女儿。现在两个女儿都已过花信之年，在德国工作和生活。安娜把两个女儿的合影照片拿给我们看，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她们在那边过得很好，不用我再为她们担惊受怕。一个人寂寞的时候，我就看看她们的照片。”显然，女儿的照片，已经成为安娜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寄托。她像千千万万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母亲那样，在社会发生动荡与变换的困苦时期，像一支烛炬，燃尽了自己，为孩子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波兰是个笃信天主教的国度。我们看望安娜时，当地的人们刚刚过完“复活节”。安娜拿出几枚镂刻细腻、精美的“彩蛋”送给我们。“复活节”在波兰是一年中最为隆重和盛大的节日，相当于我们的春节。每年春分过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是“复活节”，庆祝耶稣的“复活”，迎接新春、新生活的开始。接过“彩蛋”，妻子取出珍藏二十多年的生日贺卡，俩人回忆起当年相处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电子贺卡再次响起了悦耳的音乐，把妻子和安娜带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

看着制作精致的贺卡，听着熟悉的旋律，袅袅余音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安娜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充满了晶莹的泪水。“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依娜见面，还能认识你们。欢迎你们常来做客。”安娜一面细细端详着她寄给妻子的生日贺卡，一面擦拭着流淌出来的泪水，依依难舍地说道。“老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要我们来奥波莱，就一定会再来看望你。”我望着她淳朴、善良的眼睛，对她说。好友孙英男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安娜，“名片上有我的联系电话，我就在奥波莱，有事可以直接找到我。远亲不如近邻嘛。”

在与安娜道别后，我们一行开着车，缓缓地离开奥波莱市的这片“棚户区”。能了却妻子这一心愿，我心里十分欣慰！在安娜家的四周，在离开奥波莱的路上，漫山遍野开满了一簇簇鲜艳的迎春花。花簇虽不如其它花卉那般色彩艳丽、姹紫嫣红，但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连绵起伏的山峦间，显得如此生机盎然，夺人眼目。这一簇簇鲜艳的迎春花，不正是性格坚强，从不轻言放弃，同时又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波兰人民的真实写照吗？他们是这片大地的真正主人。

1986年我随中国水泥自动化考察团访问波兰奥波莱。翻译安娜陪同我们参观、座谈和游览。

我和安娜

2009年，分别23年后，我和安娜在波兰奥波莱重逢。

1986年安娜寄自波兰的贺卡

时隔35年，打开贺卡，音乐依然悦耳动听，堪称神奇！

其他篇之一

奇瓷神韵再铸辉煌

在捷克的任期结束后，我于2005年9月回到国内工作。那时，同事们都在热议着中俄两国将在2006年和2007年互办国家年活动的事。

我被分派负责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以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文化交流事务。根据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领导人的倡议，将于2006年在哈国举办“中国文化节”活动。

哈萨克斯坦，这个中国西北边陲比邻的国度，我曾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三年，结识了许多亲如兄弟姐妹般的朋友。一晃七年过去了。与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里，一桩桩、一件件愉快合作的往事，却是那样令我念兹在兹、朝斯夕斯。他们现在生活得可好，用什么“礼物”带给哈国的朋友们？我不时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2006年初。一天，江西省博物馆副馆长、我的好朋友刘昌兵来北京出差，顺便看望我。身材高挑、文质彬彬的昌兵戴着一副近视镜，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

“丁参赞，我们博物馆的馆藏很丰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到南昌，我想请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馆藏展品，有些还是国宝级的景德镇古瓷器。”

“这段时间我们正在商量去哈萨克斯坦举办展览的事情。如果能搞成一个《景德镇瓷器文化展》，你觉得如何？”望着他熟悉的面孔，我询问道。

据我所知，历史上，哈萨克斯坦曾是中国瓷器向外运输的重要通道和目的地之一。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的古代金银器和壁毯工艺，曾与景德镇瓷器产生过重要的交流。景德镇烧制青花瓷器的青花料（“氧化钴料”，古时称为“苏麻离青”），最早就是由中亚、西亚的商人带入景德镇的。

近六百年来，景德镇瓷器深入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社会生活，并成为最美丽、最昂贵的工艺品之一,曾被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欧洲称为“白色金子”。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帝王宫廷以收藏精美的景德镇瓷器为荣耀。近一千年来，景德镇瓷器沿着横穿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运往世界各地。穆斯林国家的百姓对青花瓷器更是情有独钟。

“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我们馆藏展品不够，我还可以向景德镇市博物馆借展品。我在那里工作过许多年，有不少朋友，我想，他们也会全力支持的。”昌兵显然一时兴奋起来。“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中国素有瓷器之国的美称,瓷器（CHINA）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瓷器文化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代表。我们争取把这件事做成。”我也积极地回应。

在阳光和煦的五月，我来到了江西南昌，与好友昌兵聚首。在他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来到了久闻盛名的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座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过渡地带，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形似盆状。境内山峦起伏，东北方向为黄山余脉，群峰环峙、地势高峻；东南方向为怀玉山北坡，山岭逶迤，河川纵横交错；北部有源于安徽祁门县大洪山的昌江，自北向南越境而过，汇入鄱阳湖，景致壮美，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今天的景德镇，无论现代化的街道，还是狭窄幽暗的弄堂，处处都隐匿着瓷器的影子，宅居着身怀绝技的匠人。被碎瓷片填充的路基下，也沉埋着无数令人啧啧的故事。自从瓷器诞生不久，就和这座城市相生相伴，不知是瓷器造就了景德镇，还是景德镇成就了瓷器。

在昌兵的指引下，我们一同来到景德镇的古窑参观。古窑展示区内有古代制瓷作坊。在小器手工作坊，直观地展示着景德镇瓷器的工艺流程。从拉坯、印坯、利坯、挖足、施釉、画坯，到青花瓷、青花玲珑瓷、粉彩瓷、颜色釉瓷，各种古法手艺、绘制方法，尽收眼底。正是在这一间间简陋得近乎原始的作坊里，诞生了景德镇的四大名瓷：青花瓷、颜色彩瓷、玲珑瓷和粉彩瓷。

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制瓷生产作业线、清代镇窑、明代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行走在大、小作坊，各色古窑，还有堆积如山的松木柴垛之间，仿佛穿行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千年窑火，几度辉煌，几度暗淡。“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中国瓷器始于汉，兴于宋，盛于清。在宋朝形成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中，景德镇官窑瓷器集历代名窑技艺精华，独树一帜。“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在清乾隆时期更以其精美奇巧的造型，五彩缤纷的釉色，华缛多姿的纹饰，闻名遐迩。

在景德镇，镇窑是迄今保存最完整、最具价值的古窑。镇窑是烧制特色传统瓷，尤其是颜色釉瓷最合适的窑炉。镇窑以松柴为燃料，对于火候的控制，有极高的要求。

昌兵介绍到，当地人用“三年出一个状元，十年出一个窑火师”来形容对窑火的把握之难。他还给我讲了个“风火仙师童宾”的故事。

明朝万历年间，皇帝派太监潘相到景德镇来征税。他强逼陶工们为他制作大批稀奇古怪的瓷器，想发一笔横财回京。陶工们日夜不停地赶制。由于这些造型奇特的瓷坯，烧窑的火候极难掌握，始终烧不成一件正品瓷。在专横的潘相淫威下，瓷工们一个个累得死去活来。一位技艺高超的窑工童宾，看到同伴一个个地倒下，决心以身祭窑，拯救大家。在潘相答应不再虐待窑工后，童宾跳进烧得通红的窑里。在场的窑工们看到这悲壮的情景，都流下了悲愤的热泪。数日后开窑，瓷器果然烧成了，件件洁白如玉，个个端端正正。为了纪念这位献身的烧窑师傅，陶工们为他建了一个庙，塑了雕像，封为“风火仙师”。时至今日，为景德镇人供奉。

从古窑出来，在昌兵和景德镇官窑博物馆馆长的陪同下，我们先参观了御窑遗址，来到博物馆的陈列室。馆长热情地向我介绍道，宋末元初，景德镇匠人发现了“高岭土”这一烧制瓷器的重要原料。它的发现，犹如一座里程碑。从此，“高岭土”成为全世界对这种材料的统一称呼。不仅景德镇因此重生，整个瓷器史都由此转向。

元青花的诞生，把中国瓷器从素色釉彩推向拥有图案的彩瓷时代。瓷器已经不是简单的实用器皿，而是时代文化的积淀。它不仅蕴含着风雅，更融汇着一代代景德镇人精神的寄托。作为一个多元时代的见证，元青花不愧是一朵炫耀异彩的奇葩。

陈列馆内，一件件熠熠生辉的瓷器，晶莹剔透、温润如玉。虽然它们静若处子，却早已掀动了人们渴望的狂潮。为了得到它，人们曾在大漠孤烟中风餐露宿，曾在惊涛骇浪里九死一生。

宋青白釉胡人牵马俑，可谓器美神丰，通过捏、塑、刻、划等多种手法，制作精细，造型逼真，人与马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其胎质细洁，釉色青中显白，积釉处呈现出湖水绿，质感似翠如玉；仿佛可以看到古丝绸之路上铃声响处马帮来的盛况，使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宋冰裂纹釉香炉，造型朴实，胎体薄而细腻，釉色柔润清雅，含蓄细腻；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瓷釉上布满细微的裂纹，即为“开片”；纹片纵横交织，层层叠叠，晶莹透亮，犹如冬天江河里的冰块碎裂，变化万千；在青釉的掩映下，如同闪光的鳞片和蝉翼，可谓巧夺天工；

仿元青花凤首扁壶，青花蓝色凤头，凤冠高纵，眺望远方。凤鸟颈羽毛分别披在壶的肩和两边，凤身躯羽毛形似鱼鳞，长羽缤纷、精心描绘、生动流畅； 全器端庄秀美，青花发色青翠浓艳，浑厚沉融，瓷质精细，造型严谨工整，雍容典雅；

仿元青花莲池鱼藻纹大盘，器型硕大，胎体厚重，胎质细腻，釉质光亮莹润；鱼画得极为生动细致，嘴角微张上翘，鱼尾轻微摆动，惟妙惟肖；釉下青花发色纯正，幽箐明丽，“苏麻离青”釉彩料运用得出神入化；

我被一只玲珑瓷碗所吸引。昌兵告诉我，青花玲珑瓷是在明宣德年间镂空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它融青花技术之长，集镂雕艺术之妙，玲珑剔透，精巧细腻，具有清新明快之感，颇具艺术价值；

我们一起来到一只清祭红釉玉壶春瓶前。只见祭红瓷瓶曲线变化圆缓，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线条优美；胎质致密细腻，胎骨坚薄轻盈，造型周正俊秀，线条流畅；甜美肥厚的祭红釉，发色纯净，均匀光滑，鲜红欲滴，似血如霞，娇艳动人，更显华美。

昌兵对我说，景德镇至今还流传着一段凄美的传说：明宣德年间，皇帝着红龙袍偶从一件白瓷器旁走过，发现白瓷被映成了红色，独具魅力。于是，令景德镇御窑厂马上烧造。可窑工们几经试验，都烧不出令朝廷满意的红色祭器。眼看时限将到，再烧不出来就要大祸临头。此时，一位老窑工的女儿得到仙人托梦，要她投入窑火中以血染瓷。于是，她趁人不备投身窑中，只见一团炽热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为了纪念这位烈女，人们就把这种红色瓷器叫做“祭红”（霁红）。这种被蒙上神秘色彩的祭红瓷，深受历代帝王喜爱。清乾隆帝曾在观赏一只宣德祭红梅瓶时大喜，特作《永宣窑祭红瓶》一诗赞许：“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足空。”

听后，我感叹道，华夏上千年，文明发展每注入一滴新鲜血液，文化融合中每一次阵痛，似乎都烙印着覆巢之下的不破不立。几多花开花谢，云卷云舒，过往兴衰，漂逝如烟。惟有这些稀世珍宝，穿云破雾，飞跃时空，在喧嚣的尘世中，展示着不变的宁静与隽永。正所谓，千年精神铸一体，天成国色唯祭红！

我对昌兵说，一定要把这段凄美的“祭红瓷”传说，添加到《景德镇瓷器文化展》中，最可以体现源远流长、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此时，馆长插话说，博物馆的藏品大多为孤品、绝品，为海内外罕见。其中，元青花五爪龙纹围棋罐、明洪武釉里红地白缠枝莲纹大碗、明永乐白釉三壶连通器、明宣德青花行龙纹蟋蟀罐、明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明成化三彩鸭形香薰均是“镇馆之宝”。这些藏品也可以列入展览。

说来也巧，我们在这里与被誉为“瓷圣”和“中国古陶瓷鉴定第一人”的耿宝昌老先生，还有他的高徒、我的好朋友陈华莎不期而遇。年逾耄耋的耿老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连连称道，“这可是件大好事！海嘉，有需要，尽管找我。你跟华莎很熟悉，我忙不过来，还有她呢。你们可以选一些高仿瓷器，历史上这叫‘本朝仿前朝’。现在的景德镇高仿技术十分了得，如果一段时间不来，我也跟不上这里的发展。”

在耿老的推荐下，我们选择了仿十四世纪（元代）青花牡丹纹梅瓶和仿十四世纪（元代）青花海涛牡丹纹盘，牡丹是中国古代最崇尚的花卉，象征着富贵，以及仿十五世纪（明代）青花花卉瓜藤纹大盘，瓜藤象征着子孙繁衍。

我们一面参观，一面构思，策划着“非同寻常”的展览。江西省文化厅、景德镇市政府对这个出国巡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2006年9月11日，《奇瓷神韵—中国景德镇瓷器文化展》在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国家卡斯捷耶夫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哈萨克斯坦文化信息部部长顾问萨利姆让诺夫在开幕式致辞中说，中哈两国的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领略了不同文化的风貌，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促进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瓷器文化更是久负盛名，伟大丝绸之路上的瑰宝今天再现哈萨克斯坦的艺术殿堂，是哈国的文化盛事。

近百件精心挑选的的景德镇瓷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立、哈国最大、收藏最丰富的哈国艺术殿堂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展柜里，美轮美奂、造型迥异、不同年代的瓷器，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前来参观的观众。

展品分成历史经典系列、传统风格系列和现代创新系列三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如胡人牵马俑、高足杯、高足碗、执壶、大盘、烛台、扁壶和连续植物纹样、多重同心圆装饰等,一批传统风格作品的造型和纹饰具有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信息。

现代瓷“美人图”瓶、“红釉女兵”雕像、“祖孙乐”雕像、“天女散花”雕像、仿油画人物瓷板、手指画盘、泼彩“秋天的树林”瓷板，以及“李白醉酒图”罐等当代创新作品，以其色彩多变、手法丰富、格调高雅、立意精巧，受到哈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

很多观众纷纷在留言簿上留言，盛赞中国瓷器艺术的精湛高雅。有些观众称，身处色彩纯美的中国瓷器之中，心灵得到艺术净化，希望中国能把这样的艺术更多地带到哈萨克斯坦来。

哈国“哈巴尔”、“KTK”、“阿斯塔纳”、“拉哈特”、“阿拉木图”等电视台，以及《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各大媒体对本次中国文化节展览活动进行了详尽的采访和报道。

9月21日，我随文化部孟晓驷副部长、哈国文化信息部阿利耶夫副部长，在开完中哈两国文化和人文合作分委会第二次会议后，来到阿拉木图哈国卡斯捷耶夫国家艺术博物馆，共同参观中国文化节的展览。

　　令人惊喜的是，在博物馆展厅里，我见到了阔别七年的哈国老朋友，原文化部外事局长塔玛拉，以及博物馆馆长乌玛尔别科夫博士。老朋友相聚，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他们对我说，他们十分喜欢《景德镇瓷器文化展》这份匠心别具的“礼物”。至今，在他们的家里，还珍藏着当年我赠送给他们的景德镇茶具。瓷缘再次使我们相聚在阿拉木图。

从哈萨克斯坦回国后，江西省博物馆和景德镇博物馆的专家们对展品再次做了补充和整饬。

2007年3月27日，《白色的金子—中国瓷器精品展》在莫斯科特列恰科夫国家画廊亮相，典雅的中国瓷器以其特有的温润光泽吸引了众多俄罗斯人的视线，成为“中国年”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灵动的一抹靓丽的风景线。这次展览以“灿烂的中国古代瓷器文化”和“充满活力的中国现代瓷器文化”为主题，展品分为古代瓷和现代瓷两大部分，制作年代跨越千年，既有古代皇家瓷厂贡品，也有民窑佳作；既有老艺术家的作品，也有中青年艺术家的创新瓷艺；从瓶、罐、板等实用器皿到艺术创作意味浓郁的象生瓷、壁画……形式丰富，全面展示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古代瓷展厅，五件国家一级文物藏品引来观众啧啧赞叹：宋代青白釉牵马俑造型栩栩如生，两个深目高鼻梁的牵马人伫立在仰天长啸的马匹旁，仿佛行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在稍作休息；元代的青花莲枝牡丹纹瓶，展示了受古代波斯蓝釉陶瓷装饰影响的中国瓷器釉下青花装饰；青花瑞果纹瓶由景德镇明代皇家御窑厂生产，尽显古代景德镇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神韵；一口直径１米开外的釉上彩富贵荣华纹碗，在现代瓷展厅尤为抢眼，从其绚烂的色彩与奇特的造型，观众能感受到当代中国瓷器艺术的创造力。

近几十年来，中国景德镇瓷器艺术继承传统的同时，结合中国画、水彩画、油画、雕刻等艺术门类，努力变革创新，使古老的中国瓷器文化充满现代活力。

展览得到了俄罗斯主办方和媒体的高度重视。作为俄罗斯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的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首次向精美的中国瓷器敞开了大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文化电视台、电视中心以及《生意人报》、《文化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展览进行了专题采访和报道。

《中国瓷器精品展》从莫斯科走到克拉斯诺达尔，走到加里宁格勒。展览先后还到达了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

作为中国一个核心文化载体的陶瓷，它承载了中国五千年的人文精神，是可以触摸的历史，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感知的一种记忆。瓷器，它是可以触摸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国瓷器也在“物竞天择”的谶语中，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盛世年华。瓷器，无论它愿意与否，都将被时代裹挟着一路前行，和丝绸、茶叶一起，成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见证，铸造着新的辉煌。

1.作者与古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老先生（右二）、耿先生的高徒陈华莎老师（左一）等人合影。

2.作者在江西景德镇参观。

2006年9月11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博物馆，“奇瓷神韵再筑辉煌”展览开幕式。

精美的展品

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和哈国信息部阿利耶夫副部长参观展览。

展会上的热情观众

其他之篇之二

《梁祝》—民族音乐的魅力

记得，初次接触《梁祝》，还是我上中学时。一天，如获至宝的父亲兴致勃勃地回到家中，他买回一张胶木唱片。周末，他唤来几位家中常客，烹茶品乐，一起欣赏他刚买回来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也听得如痴如醉。

在时殊风异的“文革”岁月里，我的老父亲去了“五七干校”，我也去了与苏联一江之隔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家中的那些世界名著、名画画册、音乐唱片，随着主人的离去，再无踪影。那张堪称中国民族交响乐不朽之作的《梁祝》唱片，也似“化蝶”般，不翼而飞。

“文革”结束后的一天，家里打扫卫生。在收拾使用多年的斗式茶几的抽屉时，我突然发现，那张生命力极强的《梁祝》唱片，竟然完好无损地“藏匿”在抽屉的最底层。用留声机一放，那耳熟能详、优雅凄美、如泣如诉的《梁祝》“爱情主题”旋律，再次闯入我禁闭已久的心扉，仿佛随着周身的血液在流动、在沸腾。

1996年，我来到刚刚独立不久的哈萨克斯坦工作。那时已有磁带版的《梁祝》。一天，我在哈国文化部结识的好朋友，外事司司长塔玛拉带着哈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总裁和音乐节目主任编辑，一同来到使馆。见面时他们提出，希望使馆能提供一些介绍中国音乐的节目。作为使馆文化专员，我不加思索地想到随身携带的卡式磁带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一些中国民族器乐曲。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下来，表示十分愿意与他们合作，做几期节目。

一天，我受邀来到哈国国家广播电台。它坐落在阿拉木图宽阔的共和国广场西侧，毗邻国会大厦。这是一幢前苏联时代建成的灰色大楼。电台音乐节目编辑室主任叶莲娜，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子，热情地接待了我。

“我已经编写了几个音乐节目，想和您探讨一下节目内容和播放时间。”望着金发碧眼、身材挺拔、端庄典雅的叶莲娜我说道。“我想向您重点介绍的音乐节目《梁祝》，是根据中国一段古老而动人的爱情悲剧，创作出的一部民族交响乐。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这部作品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您对这个故事是否感兴趣？”叶莲娜睁大了眼睛，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快说说，我非常感兴趣！”我详细地给她讲述了这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凄美爱情故事。我讲完后，又与叶莲娜一同听了一遍音乐磁带。草桥结拜、同窗共读、长亭惜别、楼台相会、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的情节，以音乐语言惟妙惟肖一一再现，再次深深地感染着叶连娜。她擦拭着毫无掩饰、夺眶而出的泪水，说道:“太感人了！请您把今天讲的故事用俄文写出来，我们做一个半小时的外国名曲欣赏节目，连续播放几次。我相信听众们一定会喜欢这部作品！”当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俄语介绍词递给她时，她喜出望外地说，“阿拉木图各家各户都安装有与公用线路连接的扩音广播，还是苏联没解体前安装的。我想下周就安排这档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为我们编写更多的节目。”

通过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台的无线电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优美的旋律，首次飞入千家万户，传遍了广袤的哈萨克斯坦大地。至今，我还珍藏着哈国广播电台为我翻录的这期音乐节目。

时间到了1998年。我再次找到好朋友、外事司长塔玛拉女士，与她商量使馆同哈国文化部共同举办纪念冼星海中国音乐会的事情。塔玛拉亲自陪我到中央音乐厅，与国家交响乐团的领导乌杰奥夫，还有哈国最负盛名、曾获得过列宁勋章的指挥家阿布德拉舍夫一同商定音乐会的有关事宜。

在中国音乐会上，该团将要演奏根据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冼星海在库斯塔奈时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还有中国名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阿比利汉诺夫将担任《梁祝》的小提琴独奏。深受哈国人们喜爱的年轻钢琴家阿依卡尔卡耶娃担任《黄河》的钢琴独奏。年逾七旬，乐坛资深的功勋演员科里别尔格担任音乐会的主持。虽然我曾多次听过该乐团举办的音乐会，深知它的实力雄厚，但是我始终有着担心，因为乐团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触过中国音乐。文化历史背景相差实在太大，演奏好中国作品有把握吗？

我把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资料编译成俄语，提供给乐团，使他们尽量多地了解作品的内涵。我还多次参加了独奏演员的练曲，参加了乐团的每一次合练。在排练《梁祝》时，由于不大熟悉作品每一部分所表达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情绪，阿比利汉诺夫把祝英台“哭灵投坟”一段拉得十分轻松，十分抒情。我便向他打个手势，请他停下来，将这一段要表达的内容和应掌握的感情讲述一遍。他对我非常感谢，总希望我还能讲得更多些，更细些。看得出，他已经被这个爱情悲剧和美妙的旋律所吸引，深深地爱上了这部作品。

在轻柔的弦乐颤音背景中，长笛吹出悠扬动听的鸟鸣般华彩旋律。中国音乐会徐徐拉开帷幕。指挥家阿布德拉舍夫指挥着庞大的乐队，就象一位久经沙场的三军统帅，那样镇定自若，那样胸有成竹。整个乐团训练有素，整齐划一。双簧管以柔和的音色奏出抒情的主题，展示出一幅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草桥畔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的画面。在竖琴的伴奏下，小提琴演绎出《梁祝》委婉而悠扬、纯朴而华美的“爱情主题”经典旋律……大小提琴演奏出欢快活泼的合奏旋律，描绘出梁祝二人同窗共读、追逐嬉戏的情景；小提琴委婉缠绵的独奏，将少女似嗔非嗔，又爱又怨的娇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突然间锣鼓齐鸣，刺耳的声音惊心动魄，表现出少女誓死抗婚的场面；大提琴一声声，缓慢低沉，幽怨哀绝，小提琴一声声，如泣如诉，高亢凄厉，仿佛是祝英台在向梁山伯诉说离情别恨……鼓声突然闯入，阵阵的敲击声，造成了紧张气氛，梁山伯辞世的噩耗传来；音乐时而激昂，果断，时而低回，幽咽，表现了祝英台时而呼天嚎地，悲痛欲绝，时而低回婉转，泣不成声，在悲愤低音锣声中，她纵身投入突然爆开的坟墓中自尽，音乐同时推向高潮……

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第一小提琴与独奏小提琴，抒情而缓慢地再次奏出悠扬委婉的“爱情主题”旋律，增添了朦胧的仙境色彩，仿佛梁祝化为彩蝶，在天上翩翩起舞，歌唱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

曲终。音乐大厅内悄无声息，仿佛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似乎一根针掉落在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到。我突然一阵紧张，正在揣测，是不是听众没听懂或是不喜欢这部作品？！骤然间，从听众席间爆发出一阵强似一阵的热烈掌声、欢呼声，“修别尔（棒极了）！”“布拉瓦（太好了）！”，喝彩声在音乐厅内回荡。

阿布德拉舍夫放下手中的指挥棒，脸上泛着灿烂的笑容，向听众挥着手。看来他自己也非常满意整个乐团的表现。当有观众向他献花时，他谦逊地将鲜花转递给身旁的第一小提琴手，一位哈萨克族姑娘。阿比利汉诺夫也将献给他的鲜花，再次献给了指挥。台上台下气氛热烈。

通过电视转播，许多阿拉木图市民看到了这场别具异国风情的音乐会。第二天，应当地市民的强烈要求，哈方临时决定加演一场，中央音乐厅内再次奏响了《梁祝》。

转眼间，十年过去。2008年，我来到欧洲中部的驻波兰使馆工作已一年。这里是著名钢琴家肖邦，以及著名小提琴家维尼亚夫斯基的故乡。

根据两国政府间文化交流的协定，我们积极促成了波兰政府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和青岛两个城市成功举办了“波兰文化节”活动。波兰肖邦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在保利剧院，成功举办了文化节开幕式音乐会；《来自肖邦故乡的奥运邮票展》吸引了众多的北京观众。

率团访问北京的波兰文化部祖霍夫斯基副部长，在回到华沙后，见到我时，对这次“波兰文化节”活动的成功举办深表感谢。负责对外交流的斯莫伦副部长也多次表示，一定要办好2009年“中国文化节”访问波兰的活动。

接下来，我便开始策划“中国文化节音乐会”活动。2009年，在中波两国间是个十分重要的年份：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波兰共和国同新中国建交六十周年。

什么音乐作品最能体现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还能被波兰观众所接受？须知，波兰是个热爱音乐的国度，曾诞生过天才钢琴大师肖邦、鲁宾斯坦、帕德莱夫斯基，波兰歌剧之父莫纽什科，小提琴家维尼亚夫斯基，以及现代音乐的杰出代表希曼诺夫斯基等享誉世界乐坛的音乐巨匠。且不说资深的古典音乐专家，普通的波兰人也对音乐有着很强的鉴赏能力，对外来音乐的审视甚至“十分挑剔”。在苦思冥想之际，我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梁祝》那沁人心脾、委婉悠扬的“爱情主题”旋律。同时，有在哈萨克斯坦成功举办中国音乐会的经验，我的心里也有了几分底气。

于是我把曾在“波兰第五届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比赛”荣获少年组冠军、有“小提琴王国中的鬼才”之称、被誉为中国最年轻的小提琴国际大师李传韵的视频，音乐CD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及“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梗概，送给波兰文化部的好朋友、外事司长安娜·聂维托姆斯卡和副部长莫妮卡·斯莫伦，引起了她们的极大情趣。

在与国内联系后，有着较深波兰情结的李传韵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我的好朋友、中国广播艺术团总团长王书伟，一如既往地给予了全力支持，把任务交给了久负盛名的广播电影交响乐团。经过与乐团范焘指挥协商，甄选出《良宵》、《瑶族舞曲》、《二泉映月》等名曲，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压轴曲目。为了更好地与波兰听众交流，还特意选定了肖邦的代表作品《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和维尼亚夫斯基的代表作《诙谐曲与塔兰泰拉》，奉献给波兰听众。

翌年。九月的波兰秋高气爽，三色堇与向日葵争相开放。在这个美丽的季节，“中国文化节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富丽堂皇的华沙国家大剧院举行。当晚，能够容纳1600人的大剧院座无虚席。波兰总统夫人、十余位波兰政府部级官员、各国驻波兰使节，以及波兰主流社会的各界人士和市民、华人华侨观看了演出。总统府国务秘书专程为“中国文化节音乐会”送来了鲜花，以示祝贺。

中国驻波兰大使孙荣民和波兰文化部副部长莫妮卡·斯莫伦致辞后，由中国乐曲改编的交响乐《良宵》拉开了整场演出的帷幕。《瑶族舞曲》、《二泉映月》、《猜调》，以及中国舞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扎红头绳》、舞剧《鱼美人》选段《水草舞》等。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独特的风格吸引着在场波兰观众的浓烈兴趣，轻松欢快的乐曲，很快将观众引入了中国音乐的意境之中。随后，由青年钢琴家陈青志担任钢琴独奏，一曲酣畅淋漓的肖邦作品《克拉科维亚克回旋曲》技惊全场。在听到肖邦那熟悉的旋律时，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著名小提琴家李传韵与波兰有着一段特殊的情结：在他11岁时，曾来波兰参加被誉为小提琴界最高水准赛事之一的“维尼亚夫斯基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并摘得桂冠。时隔十八载，此次重返波兰，他受到波兰观众的格外注目。他专门为波兰观众演奏了维尼亚夫斯基的《诙谐曲-塔兰泰拉》和“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李传韵版的《梁祝》，与其说是演奏，不如说是情感的宣泄。特别是演奏“抗婚”和“投坟”这两个乐章时，他一改传统的演奏法，将其改为跳弓和颤音，这一改动，将斗争时激烈的碰撞与人在悲伤至极，以至声嘶力竭的情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李传韵不负众望，以娴熟的技巧和激昂的热情，使在场观众为之倾倒，居然让之前从未听过此曲的不少波兰观众感动到流下热泪。音乐厅内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群情高昂，音乐把两国人民的心紧紧地连结在了一起。音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时至今日，已有前苏联、美国、德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典、挪威、芬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个乐团演奏过《梁祝》。《梁祝》已成为许多外国乐团演奏中国音乐作品时的首选曲目。《梁祝》在全世界赢得了无数知音。如今，《梁祝》已飞入世界经典音乐之林，成为在国际乐坛上翩翩起舞的彩蝶。

中国文化代表团与波兰文化部斯莫伦副部长合影。

张希和代表中国文化代表团向斯莫伦副部长赠送礼品。

李传蕴在排练

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与李传韵演奏《梁祝》。

波兰青年钢琴家科雅卡及母亲与中国青年女钢琴家陈青志倾心交流。

李传韵和波兰观众热烈交流。

热情的波兰观众在“中国文化节音乐会”上

其他篇之三

难忘的奥尔沙

来家里做客的朋友，都会一眼看到摆放在餐桌上的一个精美、雅致的俄式茶炊。每每观赏这个茶炊，都会使我联想起它背后的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还是1988年，我在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工作。一天，在对外经贸部工作的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黑龙江肇东亚麻纺织厂购买了苏联全套亚麻纺织设备，根据合同，苏联负责培训中国专家，为期两个月，问我是否愿意借调去做翻译。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材料科学、硅酸盐材料工艺学方面的工作，对纺织工艺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俄语日常语汇与专业术语有着天壤之别。如，俄语гитара一词，在日常语汇中是乐器“吉他”的意思，而在纺织工艺学中则是梳麻机上的“托架”。如果不懂专业，在梳麻机上翻译出个“吉他”来，真要令人捧腹了。

一向愿意“自我挑战”的我，最终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份量不轻的任务，去翻越纺织工艺学这座山。中国的民谚说得好，“艺多不压身”麽。出国前，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从北京图书馆借来最新的俄文版《亚麻纺织工艺学》和它的中文译本，一面通过中文译本学习亚麻纺织工艺流程，熟悉设备构造和工作原理，一面从俄文版中挑选出对应的“термин：专业术语”。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啃”完这两个“大部头”，积累了大约三千条术语。

十月份，黑龙江肇东亚麻厂厂长孙国富带着工艺师丁明廉、机械师王炳森，一同来到北京，与我汇合，组成了赴苏联亚麻纺织专家培训团。孙国富中等身材，相貌堂堂，足智多谋；丁明廉个子高挑，温文尔雅，风趣幽默；王炳森宽宽额头，鬓发稀疏，缄默随和，是他们三人中的长者。我的年龄只能排在他们的最后，成为培训团里的“老疙瘩”。说起我在黑龙江当兵团战士的经历，瞬间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成为一见如故，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我们到达了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季，北国之都莫斯科还未下过一场真正的大雪。阴冷潮湿的西北风一阵强似一阵，铅灰色的云团聚集在低矮的苍穹下，不断翻滚着，变换着，向东南方向快速移动，预示着暴风雪的来临。抵达莫斯科后，我们到位于莫斯科市西区列宁山的使馆招待所下榻。那时，中、苏两国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意识形态争论与对峙”后，关系尚未正常化，处于惟妙惟肖的“解冻期”，彼此往来的人员和代表团寥寥无几，偌大的招待所里几乎见不到几个人，正所谓门可罗雀。我们需要在这里等待来自白俄罗斯奥尔沙市亚麻纺织联合体的工作人员，去那里参加培训。

老孙他们三个人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莫斯科。稍事安顿后，我们便抓紧时间，乘坐四通八达的地铁，先后参观了红场、列宁墓、红场对面的莫斯科大百货商场“古姆”，以及久负盛名，堪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巴黎卢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媲美的莫斯科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所到之处，都会遇到当地人们彬彬有礼，但却警饬谨慎的目光。

第二天，白俄罗斯奥尔沙市亚麻纺织联合体教育培训科的科长娜塔莉娅专程赶来接我们。看上去，她大概三十出头，中等窈窕的身材，穿着长款皮外套。在她白净的脸上，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尖尖的下巴，尤其是深陷的眼眶、长长的睫毛和略显突出的颧骨，使整个面孔看上去更加生动，是位标准的金发碧眼斯拉夫族美女。

“你们中间谁会讲俄语？”见到我们，她莞尔一笑，温存地问到。丁明廉朝我诡秘地眨眨眼，“咋地了，丁翻译官！咋就抹不开啦？”我知道，他并无揶揄之意，只想与我打趣，便一本正经地对娜塔莉亚说：“很高兴认识您，感谢您专程来莫斯科接我们！我就是培训团的俄语翻译。”娜塔莉亚性情开朗，主动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您是在莫斯科学的俄语吧？莫斯科音很纯正！你们就叫我娜塔莎吧。我负责这次你们的培训事务，今后有事尽管找我。”她边说边向老孙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这是我们初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的笑脸。

在娜塔莎的陪同下，我们乘坐火车来到了享有“万湖之国”美誉的白俄罗斯，来到了欧洲第二大河流第聂伯河畔的水路、铁路交通枢纽重镇奥尔沙市。苏联最大的亚麻纺织联合体就坐落在这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里。她把我们领到联合体招待所，一幢宽阔明亮的二层楼。为了保证我们的休息，每个人分配到一个单间。客房陈设简洁：一张铺着联合体生产全套亚麻卧具的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一把椅子，一台苏联生产的电视机，洗漱池就安装在客房里。楼层里有公共卫生间。整栋招待所里似乎只有我们这几位客人。稍事收拾停当，娜塔莎和招待所的女经理已经走上楼来看望我们。

“怎么样，还满意吧？”娜塔莎一面问道，一面把女经理塔季亚娜介绍给我们。塔季亚娜有五十开外，一看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

“你们是我几十年来见过的第一批中国人，很高兴你们成为我的客人！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晚上会比较凉。我已安排人给你们在房间里放个电暖气，出门在外要多保重身体。还有什么需要，可随时找我。”塔季亚娜用主人的口吻，温和地说着。在这里，我们将要度过近两个月的时间。为表达对她们周到安排的感谢，团长孙国富取出事前准备好的礼品，两对纯棉绣花礼品毛巾，分赠给两位女士。接过礼品，望着手中提花凹凸有致、做工精细的中国纯棉毛巾，两位女士已是喜形于色。塔季亚娜激动不已地说，“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两个中国制造的暖水瓶，既好看，又耐用。已经几十年没见过中国的商品了。瞧，这毛巾的提花多美，质地多好！我可舍不得用。”那时的苏联，虽然拥有足以震慑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常规军力远超美国，经济实力也仅次美国，雄踞世界第二，但市场上的商品却十分匮乏。我们在莫斯科时，见到苏联最大的“古姆”百货公司，货架子成排空置，即使有一些商品，也被标注上“非卖品”，或是“样品”的字样，有价无货。要想买到像样一些的“紧俏商品”，就必须到只能用外汇购物的“别廖斯卡-小白桦商店”才能买到。很难想象，前苏联的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

到达奥尔沙的第二天，在娜塔莎的陪同下，我们来到联合体的技术科。总工艺师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和机械师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已等候我们多时。他们将担任培训的授课工作。

我们换上工作服，在他们三个人的陪同下，开始上培训的第一课，参观亚麻纺织联合体。

这座亚麻纺织厂无论是建筑规模、先进的生产工艺，还是生产的亚麻制品门类，在白俄罗斯，乃至全苏联，都应是名列前茅的。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我终于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的两本“大部头”教科书中走出来，走进了真实的亚麻纺织厂。总工艺师帕维尔边走边介绍到，纺织厂拥有近四万纺纱锭，各类织机四百多台，漂染生产线十余条，每年可生产亚麻纱五千余吨，亚麻面料一千多万平方米。

由于白俄罗斯土地平坦肥沃，水资源充足，气候良好，化肥产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因此，白俄罗斯盛产亚麻原料，是苏联重要的亚麻种植和生产基地。“你们没注意到吗，清淡素雅的亚麻花还是我们白俄罗斯的国花呢！在我们国徽的右侧就是亚麻花，左侧是苜蓿花。”娜塔莎不失时机地插言说道。

宽敞明亮的厂房，震耳欲聋的纺织车间，色泽明快、种类齐全的制成品展示厅，以及联合体所属的运动场、职工食堂、幼儿园和学校，无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机械师格里戈里五十出头，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大些。参观的一路上，他寡言少语，不时地掏出“巴比罗萨（一种带长纸嘴的俄式香烟，俗称大白杆）”猛抽几口。这种烟劲头很大，味道很冲，很呛人，有点儿像东北的“蛤蟆头烟”，离他老远，你都能嗅到那股浓浓的烟袋油子味儿。他那始终阴沉的脸与娜塔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他是我们这次培训的主要讲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位目光中似乎含有“敌意”的“教官”？一阵局促不安掠过我的心头。参观结束后，我心甚怏怏地回到招待所。老孙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似乎也感受到了正在袭来的“冷漠”。我们心里都明白，许多技术的关键问题，仿佛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但这种“技术诀窍”，英语称为Know-how-，并不包含在专利技术中，而是装在掌握技术专家的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格里戈里已经成为我们是否能够掌握相关“技术诀窍”的关键人物。

一场酝酿已久的暴风雪，一夜之间，把奥尔沙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骤雪初霁，冬日里的太阳似乎拉近了与人的距离，显得格外清晰，格外耀眼。但阳光的温度却好像被冰雪冷却过似的，怎么也热不起来。虽然招待所里早已供暖，但房间里依然不暖和，我只好把电暖气也打开，驱逐寒气。

两周的授课即将结束。格里戈里果然不出所料，讲课时摆出一副“斯鲁日巴，斯鲁日巴爷（公事公办）”的架势，照本宣科，几乎讲的都是教科书上的那些内容，就连我这个纺织工艺“门外汉”听着也不解渴。老孙他们三人见状也心急如焚，抓耳挠腮，一时没了章程。别看老孙在国内、在工厂里也是个一言九鼎的人，但他却拿这个倔强的白俄罗斯机械师没办法。“丁翻译官，这事咋办呐？这样学习下去，回去也没法交差。你给支个招儿吧。”老孙的口气中似乎带着恳求。

“我觉得我们同格里戈里之间还缺乏感情沟通。你们想，中苏两国之间已经对峙了几十年，在许多苏联人的眼里，中国人可能就是‘背信弃义’的人。”我直率地对老孙说。

“那你说该咋办？！”老孙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问到。“根据我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格里戈里对我们的态度还算是好的，比他态度差的人还很多。我想，我们的任务是来学习技术，不是来同他们论战孰是孰非。他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们应该主动拉近与他之间的情感，赢得他的好感。”我的话音未落，老孙似乎已经察觉到，我要打他的主意。在北京时，我已注意到，老孙有个嗜好，只要是在一起吃饭，他总要“整几口”。来苏联前，他特意准备了好几瓶红星二锅头，以备不时之需。

丁明廉与我心有灵犀，立刻明白了我的暗示，对老孙说：“别磨叽了，拿两瓶出来做个贡献吧！”“只要能够学到真东西，我这百十来斤就交代在这儿也没问题。差啥？！”老孙说着，嘴一撇，眉毛一扬，从行李箱掏出两瓶65度红星二锅头。

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总书记伊始，在全苏联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酗酒运动”。根据有关规定，每个成年公民每月只配给两张酒票，可买两瓶伏特加；如发现公民酗酒，党员可开除党籍，公职人员可开除公职。限酒令可谓严苛。但也正因如此，“萨马哄（自酿的白酒）”也悄无声息地在嗜酒如命的酒徒中传播开来，致使大量白糖和古巴进口砂糖脱销。真正的伏特加已然变成了“硬通货”，被我们称为“手雷”。我们寄托希望于这两枚“手雷”，去“扣开”格里戈里“感情的闸门”。

快到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了。 直至今日，十月革命节仍然是白俄罗斯的重要节日，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放假，举行游行庆祝活动。在同老孙三人商量之后，我给使馆商参处拨通了电话。使馆也认为这是拉近两国人民之间情感的契机。我们一同找到“教官”格里戈里，明确表示希望参加游行庆祝活动。听到我们的请求，格里戈里脸上多日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他兴奋地说，“庆祝游行结束后，我请你们到家里做客，咱们一起喝几杯！”“手雷”还没抛出去，“教官”的“感情闸门”已经洞开。我们一个个窃窃自喜，乐不可支。

11月7日一早，我们一行四人穿上节日的盛装，在老孙的带领下，来到纺织联合体的大门前。“教官”格里戈里早已等候在那里。他头戴黑羊绒皮帽，系着一条深色领带，穿着蓝灰色西装大衣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显得格外容光焕发。此刻的格里戈里更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他给我们的胸前一一别上喜庆的红绸结，把一面面小红旗分发到我们手中。他把我们领到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他左手边，是他心爱的小孙子阿廖沙，大概只有七、八岁。小男孩长得很帅气，头上戴着缝有小五星的“布琼尼式”小军帽。在欢快的军乐声中，我们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随着游行队伍愉悦的人群，穿越奥尔沙最主要的大街，来到解放奥尔沙无名烈士纪念碑前敬献花束。无数双眼睛向我们投来友善的目光。

　　游行结束后，我和老孙兵分两路。老孙回招待所取事先准备好的二锅头，我随格里戈里去他家菜窖挑选土豆、洋葱、洋白菜。我要给我们的“教官”露两手，以增加节日的气氛。待老孙赶回来时，一锅香喷喷的“丁式罗宋汤”已摆放在餐桌上。浓浓的牛肉汤加上白俄罗斯特有的甜口土豆、洋葱、洋白菜，还有腌酸西红柿，再撒上胡椒面，令人馋涎欲滴。我对“教官”说，“我们每天都要和亚麻纤维打交道。今天我再做道中国名菜拔丝土豆，请你帮我弄些砂糖来。”我将雪白的砂糖放进平底锅，用小火把糖熬成粘稠、透明的液体，把刚炸好的土豆块倒入锅中一翻滚，土豆块便披上了晶莹剔透的糖衣。用筷子夹上一块，就能拉出一米来长的糖纤维。身旁的格里戈里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神奇的烹饪表演，赞不绝口。因为拔丝土豆俄语不好翻译，我就翻译成“带糖纤维的油炸土豆”，引得他开怀大笑，笑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个人。这也许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探索中餐拔丝土豆烹饪的“技术诀窍”。老孙代表我们，把两瓶北京二锅头酒赠送给格里戈里。我们的“教官”望着从中国背来的二锅头，欣喜若狂，眉飞色舞。他把酒倒进玻璃杯中，足有一两多。在与我们碰杯后一饮而尽。气息香馥、醇厚甘冽、清香纯正的二锅头直把他烧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忙抓起一段酸黄瓜，用鼻子狠狠地嗅了一下，把酒劲儿压了下去。待他醒过味来，才看到酒瓶商标上写的65度字样。“好烈的酒，太过瘾了！”格里戈里的面颊已被烈酒烧得通红。“我都干了，你们也要喝干！”我对老孙三人说，“这酒看来是非喝不可了，否则他会认为咱们不够朋友。”说完，我举杯，来了个一口闷。见状，老孙三人也喝干了杯中酒。

几杯酒下肚，格里戈里已是谈锋颇健，豪放大度，

极具幽默感。丁明廉往酒瓶盖子里倒了一些酒，用火柴一点，“腾”地冒起了蓝色火苗。然后他指指格里戈里的嘴，玩笑地抽出一根火柴，示意要“点燃”他口中的酒。昔日阴沉的脸早已酒酣耳热、笑逐颜开。

下午，到了当地人喝午茶的时间。格里戈里摆出家传的俄式茶炊“萨马瓦尔”，市场上罕见的方糖，一瓶鲜牛奶，一碟新鲜柠檬片，一些自家烤制的甜点，款待我们。造型别致的“萨马瓦尔”引起我的极大兴趣。

记得在莫斯科参观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时，俄罗斯著名画家库斯托季耶夫1918年油画作品《商妇品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画中就有这种铜制茶炊，很像中国的火锅。但俄式茶炊只是用来烧开水。人们把沏好的酽茶倒入茶杯，约三分之一，加入方糖或蜂蜜、牛奶和柠檬片，拧开茶炊的龙头，注入开水，一杯飘香四溢的茶便制作成功。

“这种茶炊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我迫不及待地问道。“现在茶炊是紧俏商品，即使有钱，也很难买到。”格里戈里坦诚的回答，使我立即打消了不现实的念头。

节日过后，格里戈里继续担任我们的“教官”。他把几十年做亚麻纺织机械师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融汇到授课的内容中。他还采取了现场授课的做法，把一些通过图纸也无法了解的内容记下来，带我们去机修车间，请老技师拆开零部件，直观地讲解结构和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一个多月下来，我们都感到收获颇丰。我们已经与格里戈里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11月26日，我们早早结束了课程，回到招待所，然后分头去商店。因商店商品实在单调、匮乏，只买到了一些鱼肉罐头。这一天是丁明廉的生日，我们准备为他庆贺一番。正在准备生日晚餐时，我们的“教官”手捧一束鲜花，拎着一个大蛋糕，与他的同事一起来到招待所。见到丁明廉，他一把紧紧地搂住寿星，给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热吻”。看样子老丁是第一次领教这种“殊礼”，一时涨红了脸。在我的寝室兼办公室里，我们同白俄罗斯的朋友们，一道为丁明廉过了一个非比寻常的生日。

进入12月份，天气越来越冷。一天，我从电视新闻节目中了解到，12月7日，在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列宁纳坎和斯皮塔克两市发生了6.9级大地震，整座城镇被夷为平地，已有两万多人罹难，近五十万人无家可归。从电视中我看到，列宁纳坎市一所小学校的废墟中，一次就运出了五十多具儿童的尸体，痛不欲生的家长们在残垣断壁中哭泣着寻找着自己的孩子，一些还活着的人们在瓦砾中呻吟着呼救。画面催人泪下。苏联全国各地发起了紧急救援活动，人们纷纷捐款、捐物、献血，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数百列火车和无数汽车，装载着药品、衣物、食品、帐篷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各地救灾队伍也纷纷赶往灾区。我们所在的白俄罗斯和奥尔沙市的人们也已行动起来。我把了解到的灾情，立即向培训团团长老孙做了汇报。老孙问到，“你有啥主意？说来听听，我会全力支持你。”“我们是在这里短期培训，所带的经费也很有限。是否能每个人捐一百美元，聊表我们对灾区人民的慰问？这也是我们与苏联老百姓沟通感情的契机……”我话音未落，老孙三人异口同声表示赞同。我和老孙一起把捐款送到亚麻纺织联合体工会，然后返回到技术科，继续参加培训。

中午。我们再次来到每天就餐的职工食堂。只见正对着大门的柱子上，一张鲜红的纸上写着以联合体工会名义发的感谢信，我们几人的大名跃然纸上。感谢信写道，正在我们亚麻纺织联合体参加培训的几位中国同志，在听到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后，发挥了国际主义的援助精神，为亚美尼亚的灾民捐助救济款。对中国同志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深表衷心感谢！向中国同志学习！未待我们醒过神来，娜塔莎带领着职工食堂的全体厨师和服务人员，已经穿着整齐地迎上前来，为我们每人赠送了一束鲜花。他们将我们带到大餐厅旁的小餐厅就座。只见桌子上早已摆满了丰盛的午餐，有“黑黄金”之美誉的鲟鱼籽酱，香甜可口的红菜汤，俄式土豆鸡蛋沙拉，主菜是罐闷牛肉，配上食堂自制的酸黄瓜和刚刚出炉的黑列巴。我们几人看得馋涎欲滴。丁明廉望着我问到，“咋整出这麽大动静啊？！”

我们来到奥尔沙，一直吃大灶，职工吃啥我们就吃啥，肚子里的油水也不多，还没正经开过洋荤呢。因此他的问话我一点也不稀奇。娜塔莎见我们几个人干坐着，谁也不动刀叉，甜蜜地笑着对我说，“大家不必客气，这是食堂专门为你们准备的。以后你们就到这里来就餐。”老孙没听完我的翻译，早已按捺不住，朝着大家说：“咱们来苏联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就体验一把，差啥？！”说完，他率先举起了刀叉。

我们捐款的事情不胫而走。白俄罗斯国家电台、电视台，以及当地的真理报，都对我们进行了追踪报道。一时间，我们成了当地的“名人”。几天的小灶吃下来，老孙三人又犯开了嘀咕。按当时短期出国的规定，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八美元。照这样吃下去，恐怕连伙食费都交不起了。“海嘉，你去工会打听一下，照这吃法，每天要付多少伙食费，别到时候出洋相，那可就磕碜了。”老孙与我商量着。来到工会主席的办公室，我把我们的担心做了面陈。没想到，工会主席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笑着问道，“中国同志们这些天吃得是否满意？”“我们非常满意！”我不假思索地说。“但是我们每天的伙食费很有限，这样吃下去，我们恐怕要付不起餐费了。”工会主席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们满意就好！实不相瞒，我们工会委员会已经召开过特别会议，大家一致赞成为你们提供免费的中、晚餐，而且免去你们来奥尔沙以来的伙食费。大家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中国同志的衷心感谢。”

更令我们出乎意料的事情再次发生。当我们结束培训，即将离开奥尔沙返回祖国前，工会主席再次把我们请到他的办公室，为我们每个人赠送了一套精美、雅致的俄式茶炊。我们自然喜出望外，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在我略感疑惑之时，我望见了我们“教官”格里戈里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苏联也早已解体。我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白俄罗斯，这个昔日“喀秋莎”火箭炮的故乡，早已成为中国的好伙伴、好朋友，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合作伙伴。白俄罗斯有句名言：“友谊和兄弟之情胜过所有的财富”，白俄罗斯人民常说:“牢固的友谊利斧难破｡”中国人民也有句名言:“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

这个造型典雅、色彩浓郁的茶炊，记忆着一段美好的往事，它是中、白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它时时点燃起我心中珍藏至今的温馨情愫，常常回想起难忘的奥尔沙！

作者在奥尔沙喀秋莎火箭炮纪念碑和无名烈士纪念碑。

在奥尔沙亚麻纺织厂参观培训。

在奥尔沙为同伴过生日。

在奥尔沙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游行。

奥尔沙亚麻纺织联合体工会主席赠送礼品—俄式茶炊。

其他篇之四

木偶情缘

2000年，我在驻捷克使馆工作。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我独自来到首都布拉格老城区的步行街。这里，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的建筑比比皆是。沿着石板铺就的道路前行，一直可以到达老城广场。街巷两旁，旅馆、咖啡厅、啤酒吧和各种商店鳞次栉比。在宽敞明亮的橱窗里，陈列着水晶王国的各式玻璃器皿、灯具，以及造型各异的水晶饰品，琳琅满目，刺激着游人的购物欲望。但更使我驻足不前、百看不厌的却是一爿爿木偶店。

在布拉格充满复古味道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好兵帅克、匹诺曹、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小鼹鼠、米老鼠、巫师和吸血鬼形象的木偶。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音乐大师莫扎特笔下的人物“唐璜”，也被捷克人做成木偶。木偶商店的售货员站在门口，娴熟地摆弄那些做工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招徕生意。于是，这些不会说话的木偶们，仿佛生灵附体，在店家的手中变得活了起来，手舞足蹈，欢活蹦乱跳。

穿行在精雕细琢、栩栩如生的木偶世界里，它们是那么熟悉，仿佛使我回到充满童趣的年代，忘却了身在异国他乡的寂寞。看着眼前长着翘鼻子的皮诺曹，又使我回忆起一段往事。1992年，那个令我难以忘怀的秋季。我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出差时，收到老父亲病危的电报，立刻取道海参威、哈尔滨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父亲始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生命垂危。我和母亲轮流到医院陪护。弟弟和弟媳在国外，他们五岁多的女儿甜甜白天去托儿所，晚上由我们轮流接回家。一天，我从医院回来，去托儿所接甜甜。回家的路上，踏着纷纷飘落的秋叶，她热乎乎的小手紧紧地攥着我的小拇指，撅着小嘴巴，冷不丁地说：“海嘉伯伯，你是匹诺曹！”“为什么我是匹诺曹？”望着她那双长着长长睫毛、漂亮、清澈，还有些调皮的大眼睛，我低下身来，迷惑不解地问道。“托儿所老师刚给我们看了《木偶奇遇记》幻灯片，匹诺曹因为说了谎话，长出了长鼻子。老师说，爱说谎话的小朋友就是匹诺曹。”她斜睨地看了我一眼，小嘴一撇，“你前天就答应昨天要来接我，班里的小朋友都回家了，你又没来，已经好几次了，你会长出长鼻子的！”望着她委屈的神情，我把她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心中阵阵的酸楚，欲哭无泪，但却不能对她说实话，因为我一整天都在医院守护最疼爱她的爷爷。她哪里知道，身染沉疴的爷爷再也无法回到她的身边，哪怕是再看她最后一眼。我再次成了爱说谎话的匹诺曹。

不起眼的小木偶，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确起着传承文明、教育孩子、沟通情感和见证逝去时光的巨大作用。有人说，木偶是没有灵魂的。但我却觉得，每个木偶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 早在17至18世纪，木偶在捷克就相当普遍。当时，由于长期受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正规剧院只允许上演德语剧目。出于自己民族语言被遗忘的担心，聪明的捷克人开始用民族语言表演木偶剧，民间木偶艺人走街串巷，为大人、小孩表演木偶剧。他们的足迹遍布捷克的村庄小镇，乃至家庭，成为捷克人传播母语、建立民族自信、独立意识与民族自尊的重要渠道。小木偶不再是人们手中的“傀儡”，成为捷克民族涅磐重生的历史见证人，木偶剧也成为捷克的“国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这里每年都举办国际木偶艺术节，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把最好的木偶艺术带到这里展示。布拉格成为颇有名气的“世界木偶艺术之都”。

我第一次来老城步行街，造访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组委会主席穆拉特，还是在2000年。湖南木偶皮影剧院受文化部的委托，要来参加捷克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当我把这个消息通报给木偶节主席穆拉特时，这个捷克籍的南斯拉夫人显然十分兴奋，一见如故。他和助手把我请到组委会楼下一间临街餐馆。要来了几扎皮尔森啤酒，一大盘捷克烤肉和烤肠，还有很对胃口的“古拉什（牛肉炖土豆）”汤。我们一面大口饮酒、大快朵颐，一面商定中国木偶剧团来布拉格访问演出的事。穆拉特主席中等身材，体貌丰隆，两道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发光，神采奕奕，是位十分爽快的人。“请参赞先生放心，中国能派艺术家参加我们的木偶艺术节，是件莫大荣幸的事。世人皆知，中国文明是世界最古老、未曾中断过的文明。我相信，中国艺术家一定会给艺术节带来惊喜。”

八月初。夏日的布拉格阳光灿烂，游人如织。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拉开了帷幕。来自23个国家的27个木偶艺术团体云集伏尔塔瓦河畔，竞献技艺。中国湖南木偶皮影艺术剧院在团长张力功率领下，为艺术节带来了中国传统的木偶戏《猎人海力布》及皮影戏《三只老鼠》、《狐狸与乌鸦》、《龟与鹤》等节目。在布拉格市图书馆大礼堂演出那天，诺大的礼堂座无虚席。孩子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家长的陪同下，津津乐道地观看他们最喜爱的木偶表演。

《猎人海力布》首先开演。这是根据中国蒙古族民间传说改编的杖头木偶戏。湖南艺术家们凭借多年砺炼出的硬功夫，把那些高80厘米左右的木偶舞弄得活灵活现。逼真的人物造型、优美的民族音乐、明快鲜亮的色彩、凝聚成满台浓郁的东方风情，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剧终时，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三只老鼠》等三个皮影戏，更是把全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小老鼠偷吃香油后，小肚子一下子鼓胀起来；狡猾的狐狸对乌鸦垂涎欲滴，口水一滴一滴地从口中流出；高傲的白鹤被乌龟啄下的一片羽毛，飘飘忽忽地落向水面……在场观众无不为艺术家们娴熟细腻的表演技巧所折服。演出结束时，激动的孩子们欢呼雀跃，腾地站了起来，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虽说布拉格是“木偶之都”，观众也可谓见多识广，但起源于中国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称之为“皮影戏鼻祖”的精彩表演，还是给观众带来了视觉的强烈冲击。

当艺术家们带着他们的皮影道具从幕后走到台前，走到观众中，向大家揭示皮影戏的秘密时，人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有的冲上前去把演员团团围住，有的干脆直奔幕后，想亲眼看个究竟，还有的索性接过演员手中的皮影道具，在灯光照射下，饶有情趣地学起如何操纵皮影小老鼠、狐狸和乌龟，久久不肯散去。

木偶情缘，使我和艺术节组委会的朋友、各国评委，还有穆拉特主席，从此结下了难解之缘。

2001年，我回到国内工作。木偶情缘再次使我把视线关注到获得过文化部“文华奖”的漳州木偶剧团。漳州木偶剧团以布袋木偶的表演，早已闻名遐迩于海内外。早在1960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木偶傀儡戏联欢节上，漳州木偶戏《大名府》、《雷万春打虎》凭借精彩的表演曾获得表演一等奖，荣获两枚金质奖章。该剧团还曾访问过法国、瑞士、苏联、南斯拉夫、匈牙利、新加坡、蒙古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受到海外观众、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高度评价，被赞为“世界第一流艺术”，制作的木偶头雕刻被誉为“东方艺术珍品”。

再次回到捷克工作，回到布拉格，回到“木偶之都”，已是2002年。一天，我同助手郝红一道，来到步行街旁的木偶节组委会办公楼，拜访老朋友穆拉特主席。久别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主席先生，我这次回国可是做足了‘功课’，是有备而来。”在郝红的帮助下，我把中国漳州布袋木偶和传统剧目做了详尽的介绍。“这种被称之为‘掌中戏’的木偶剧，源于公元三到五世纪的晋朝，兴盛于公元十四至十七世纪的明朝，可谓历史悠久。你很难想象，小木偶不但能舞枪弄棒、顶缸杂耍，还会吞云吐雾、把盏饮酒呢！”穆拉特听得聚精会神，两只大眼睛盯著我，似乎希望从我的描绘中，想象出这种闻所未闻的神奇木偶。“请参赞先生一定帮助我们联系中国漳州木偶剧团，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艺术节，一展风采。”出于木偶情缘，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他已领略过中国湖南皮影木偶剧院给他带来的惊喜。

只见他拿出一个色彩鲜艳、做工精致的提线木偶匹诺曹，“这是我们艺术节组委会下属的作坊制作的，送给你做个纪念。”穆拉特边说，边把木偶递交给我。望着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卡洛·科洛迪笔下的小主人公，造型俏皮、长着长长翘鼻子的匹诺曹，不觉间，一幕幕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泪水浸润了双眼。我把这个可爱的小木偶收了下来。后来，在侄女的生日时，送给了她。她已初长成妙龄少女。木偶匹诺曹虽然不会说话，但却承载着我们祖孙三代人牵萦于心的深情，以及，只有我们伯侄两人心照不宣的“悄悄话”。

转眼到了2004年6月。一年一度的国际木偶艺术节在布拉格再次拉开了帷幕。有24个国家的40多个木偶表演团体，前来参加此次木偶艺术节。中国漳州木偶剧团由艺术总监吴光亮，带领六名在中国木偶艺术界相当知名的艺术家参加比赛。

我和助手郝红坐在穆拉特主席身边，向他介绍着剧情。布袋木偶戏《大名府》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一章，戏演梁山好汉扮成杂耍艺人，混入大名府营救“玉麒麟”卢俊义、“拼命三郎”石秀的故事。在富有中国闽南地方色彩的音乐声中，守门官与随从衙役上场。守门官摇着手中的扇子，光头上晃动着一顶“乌纱帽”，然后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衙役为他斟酒、点烟，悠闲自得地“吞云吐雾”；这时，两个杂耍艺人上来，一个耍坛，一个转碟；随后上场的两个杂耍艺人，一个耍棍，一个舞绸、甩水袖；接着，一个武生引弓射箭，一箭射落守门官的帽子；守门官惊魂未定，又来了两个杂耍艺人，一个打腰鼓，一个敲锣；紧随其后，再上两个武小生，演出一套盾牌刀与枪的对打；正待目不暇接之时，一个舞狮艺人与一只狮子登场，表演舞狮。最后，守门官坐在了狮子身上，随着“梁山好汉”们组成的杂耍队伍，稀里糊涂地进了城。在整出戏中，守门官始终与杂耍艺人互动着，展示着各种逗趣、诙谐的动作情节。舞台上好戏连连，台下的观众们已是唏嘘不已、赞不绝口。一个个滴溜溜转动的盘子、坛子，在空中飞舞回旋，在艺人的手中仿佛有什么魔力似的，总能抛接潇洒自如；舞狮的则在空中闪转腾挪，耍起了高难度的“空中杂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连真人表演都属高难度的动作，却是由一个个小木偶来完成的…… 这是漳州布袋木偶剧《大名府》里的经典场面，把中国的传统武术、杂技和戏曲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在几位艺术家的手掌上，看似没有生命的木偶，居然像是被注入了“灵魂”，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情感丰富的“人偶世界”。演出博得了满堂喝彩。

我们陪同穆拉特主席来到后台时，狭小的空间早已挤满了前来“探秘”的孩子、各国的艺术家和国际评委。漳州木偶艺术家们以中国人特有的真诚，热情地向外国友人介绍漳州布袋木偶的“掌中戏”是如何表演的。许多外国友人纷纷向漳州木偶艺术家们请教“掌上功夫”，索要签名，啧啧称奇。不少观众还要求和演员与可爱的布袋木偶合影留念。

国家一级演员庄陈华成为聚焦人物。他个子不高，长着白净的面庞，笑容可掬。他担纲演出《大名府》已有上万场，所饰演的木偶守门官，在他随心所欲、得心应手的操纵下，不但能够把盏饮酒、吞云吐雾地吸烟；得意之时，坐在椅子上抖脚，把光头上的“乌纱帽”晃动起来，做多圈旋转；惊恐之时，躲在椅子背后颤栗发抖。活脱脱的“昏聩慵懒”之辈，在他的手掌中表现得神灵活现。是他用高超的技艺，为小木偶注入了真正的“灵魂”。我想，这大概也是他与木偶之间的情缘吧。一位以色列的评委，对艺术家庄陈华大师连连称赞，“中国木偶艺术了不起！”邀请他到以色列的木偶艺术节献艺。一位捷克观众感慨道，“从来没见过木偶能做出这么多动作，令人难以置信！”艺术节穆拉特主席兴奋地说：“这简直绝了！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漳州木偶剧团的精彩演出，组委会特意安排，在艺术节的闭幕式上，再次演出木偶戏《大名府》。捷克电视台还专门拍摄、采访、报道了漳州木偶剧的演出。中国艺术家以精湛的技艺赢得了艺术节观众、国际评委的一致好评，赢得了“最佳表演艺术奖”和水晶杯。

从此，我也与漳州木偶剧团的艺术家们，以及他们那些可爱的木偶们，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几年后，我来到钢琴诗人肖邦的故乡波兰工作。这里的孩子们也十分喜爱格林兄弟创作的《白雪公主》、安德鲁·朗创作的《灰姑娘》、《小人国游记》、卡洛·科洛迪创作的《木偶奇遇记》。动人的童话故事、俏皮的木偶，给这方国度的孩子们带来美好的梦想和无穷的欢乐，传递着人世间的善恶丑美，触动着孩子们幼小、纯洁的心灵。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前夕，我再次请到了漳州木偶剧团，来波兰巡回演出，带来了《两个猎人》、《卖马闹府》，还有多次在国际木偶节中获奖的经典剧目《大名府》。漳州木偶剧团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艺术家们先后在热舒夫、罗兹、华沙、洛姆扎、卡托维茨、奥波莱、凯尔采等城市演出了十余场，场场爆满。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波兰的孩子们和家长们的热烈欢迎。当观众亲眼看到能唱、念、做、打，具有喜、怒、哀、乐感情活动的布袋木偶，在艺术家手中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表演时，被来自世界东方的木偶艺术所深深吸引。

　　当艺术家们来到波兰古都克拉科夫市，我接到我的朋友，该市波中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查理打来的电话。他转达儿童医院院长女士的请求说，在她的医院里有一百多个身患癌病的儿童，十分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木偶表演。因孩子们要在医院接受治疗，无法去剧院观看木偶剧，是否能请中国的艺术家们来医院，为这些病童做一次演出。

接到电话，我仿佛感受到身患癌症病童发出的呼唤和期盼。略整行装，便驱车赶往距华沙三百公里的克拉科夫市。在宾馆里，我见到了刚从外地来到克市的艺术家们。见他们一路风尘仆仆，面带倦色，欲言又止。因为我知道，在演出时，演员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不仅仅是情感的投入。为了使不会说话的小木偶真正“活”起来，演员还要付出巨大的体力消耗，随着小木偶一起腾挪跳转，“耍杂技”、“练武功”。一场演出下来，演员们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是真正的体力活。但当艺术家们从我口中了解到，这个城市儿童医院病童正在望眼欲穿地等待他们时，立刻忘掉了长途跋涉的劳顿，连续演出的辛苦，时差与不习惯当地饮食所带来的身体不适，随我和查理先生一同来到儿童医院。在医院的大礼堂里，他们以满腔的热忱为病童、家长和医院的医护人员们，举行了专场义演。他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精湛的表演技巧，给孩子们演出了曾在国际比赛中屡次获奖的剧目《大名府》和《两个猎人》等保留节目。

饱受癌症折磨的孩子们，被中国艺术家手中惟妙惟肖的小木偶和精彩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一时间，忘却了还在身上肆虐的病痛，发出了欢快的笑声、喝彩声；一个喉部插着人工呼吸器的小女孩儿，在医护人员的陪护下，全神贯注地看完了整场演出；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儿，在演员拿着木偶来到身边时，伸出纤弱的小手，尝试着学习操纵小木偶；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抚摸令他们欣喜的中国小木偶，依依难舍。不会说话的小木偶带给孩子们温馨的慰藉，抚慰着孩子们幼小、但却受伤的心灵。陪伴他们的一些家长和医护人员看到此情此景，流下了欣慰的热泪。院长女士向中国演员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她含着热泪对我和演员们说，“中国艺术家们为波兰的病童们带来了最好的礼物。这场演出，对孩子们来说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给他们幼小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美好的憧憬。”

此时此刻，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个招人喜爱，长着翘鼻子的匹诺曹。我想，那些给孩子们带来欢快、遐想的艺术家们，以及恳请中国演员前来义演的查理先生、院长、医生、护士和家长们，一定同我有着同样的愿望，为孩子们扮演一次匹诺曹，共同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伴随他们度过哪怕是一段十分短暂的美好时光。

布拉格老城的木偶商店

漳州木偶剧团与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主席（中）合影。

漳州木偶剧团在布拉格国际木偶艺术节获奖合影。

漳州木偶剧团为波兰病患儿童义演。

其他篇之五

海外拾贝

在国外工作，应该说有机会购买国内缺少且价高的名牌商品，但我对此一窍不通，也无兴趣。去商店购物都是“直奔主题”，绝不浪费时间。但由于受到老父亲的耳濡目染，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欧洲的绘画和雕塑情有独钟。每到一个国家，博物馆和各种画廊是我的必游之地，收集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也是乐此不疲。

记得刚到哈萨克斯坦工作不久就赶上新春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过节对于我只是一个寂寞难耐的长假。摆脱开使馆纷繁的工作，我独自走在阿拉木图堆满积雪的友谊大街上。平日熙熙攘攘的街道空旷无人，不时吹来一阵阵寒风，吹落压在枝头上厚厚的积雪，散落到面颊上。冰冷的雪水，仿佛在心中流淌，无限怅惘，唤起切切思乡情。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句萦绕在耳旁：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此时此刻，也许，家人正在张灯结彩，燃放除旧迎新的烟花；也许，他们正欢聚一堂，举杯迎接新春的钟声。

刚刚独立不久的哈萨克斯坦，由于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国民经济遭到了破坏性冲击。许多工矿企业，甚至是国家机关都发不出工资来，市场一片萧条。百无聊赖的我，漫无边际地游走在空旷的友谊大街上，做着深呼吸，舒活一下筋骨。蓦然间，我发现街边有两家礼品店还在营业。进去看看！能给家人买到什么有特色的礼物！？凭以往的经验，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宝贝”-民族工艺品。

推开门，一阵温馨的暖风迎面拂来。两位面容姣好的俄族姑娘和一位哈族姑娘热情地向我打着招呼。“您好!想挑选些什么礼品？需要帮助吗？”只见柜台里、橱窗中，摆放着许多俄罗斯的传统礼品，有色泽鲜艳的木质套娃、大披巾，有根据世界名画制作的铜板画，有用紫铜色14K金制作的各种首饰、胸饰和项链，还有佩刀和军用望远镜。“你们有没有哈萨克民族的纪念礼品？”我略带狐疑地问到。“我们这里有哈萨克礼品小毡房、有用皮革制作的马奶酒囊，最有特色的是产自巴尔喀什地区的‘агат-阿嘎特-苔丝玛瑙’饰品。”哈族姑娘言之谆谆地向我介绍着。她见我驻足在摆满玛瑙饰品的柜台前，又从柜台里取出许多镶着金属饰边框的玛瑙，喋喋不休地说着，“玛瑙大约生成在一亿年前，是岩浆的残余热液形成的。这种热液充填在火山岩的空隙中，成为玛瑙。铁、铜、锰等金属氧化物为这些半透明的奇石染上各种颜色。我们的工艺师们根据玛瑙的形状和大小，镶配上金属饰边框，做出了您看到的手镯、耳饰、吊坠、手链、项链、头饰、胸饰和摆饰……。看！多么精巧！”

我一面细心地听着她的介绍，一面小心翼翼地拿起一件件玲珑剔透、浑然天成的饰物，细细品赏。我从数十块苔丝玛瑙中，挑选出几块带有花草纹、细腻柔润、色泽丰富的玛瑙。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玛瑙，有如一幅幅出自中国古代绘画名家的山水画：似清泉淙淙、碧潭如镜、瀑布飞泻、林木葱茏；似烟霭弥漫、树丛浓郁、勾线空灵、墨彩温雅，真乃天合之作，奇情逸趣，景色旖旎。沉浸在一幅幅“方寸之间，尽显天地”，精妙绝伦的绘画世界之中，我思乡的惆怅，早已“云消雾散”。

回到使馆，我喜不自胜地把这些意外斩获的“瑰宝”，一一摆放在办公桌上，一一为每块苔丝玛瑙“起名”。这次收入囊中的有：《苍松云海》、《湖光雪景》、《乱云飞渡》、《古松飞瀑》、《倒影婆娑》、《雾松伟岸》、《芦荡秋日》、《落英缤纷》……，不一而足。

后经考证，哈国的这种“苔丝玛瑙”，其实是玉髓的一种。近些年来，玉髓已成为最流行的玉种，深受广大人们的喜好。玉髓实质上是一种隐晶石英，即二氧化硅，与玛瑙是同一种矿物，但也有区别。玉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透如冰，好的玉髓其通透性可以达到翡翠的玻璃种，这也是玉髓与玛瑙最大的区别。

我收获到“苔丝玛瑙”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使馆。同事们接踵而至，都想“先睹为快”。随着我开创“淘宝先河”之后，使馆里着实掀起一波波淘宝的热潮。倏忽间，我仿佛成了“苔丝玛瑙”的鉴定专家。无论使馆哪家买到成色不错的“苔丝玛瑙”，都会兴冲冲地把淘来的宝贝拿给我“鉴赏”一番，都希望我能从中看出一幅“画”来，方肯罢休。其实我对玛瑙或玉髓的成色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只是非常喜欢“老天爷的绘画”，叹赞“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在哈国工作的任期内，我不时去那些礼品店“扫荡”一遍。我还发现，阿拉木图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办“矿产品展销会”。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终会淘到自己喜欢的宝贝。

因驻哈萨克斯坦使馆是新建使馆，外交邮路不通，国内的信使只能把“家书”和文件送到莫斯科。使馆每个月都要派人去那里做“接力信使”。这样，我们就有了轮流去莫斯科的机会。

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国家画廊、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便成为我每次造访的“艺术圣地”。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费多托夫的《爱挑剔的未婚妻》、列维坦的《金色的秋天》、列宾的《伊万雷帝杀子》、艾瓦佐夫斯基的《彩虹》、希施金的《松树林》、克拉姆斯科依的《无名女郎》，以及普基列夫的《不对等的婚姻》……，六万多件“艺术珍馐”，这些在孩提时代只能从画册上看到的瑰宝，展示着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凝聚着强烈的人文精神，总会让我感到源于心灵深处的震撼与洗礼。

　　1997年夏，夫人来馆探亲，有机会和我一起赴莫斯科当信使。“伊兹马依罗沃-Измайлово”，是莫斯科市著名的跳蚤市场，被中国同胞称为“一只蚂蚁”的“淘宝圣地”，曾几度辉煌，几度黯淡。“一只蚂蚁”大市场，一个很奇特的集装箱市场，曾经是欧洲最大的零售批发市场，也曾是众多先知先觉的个体商发财致富的“圣地”，当然也是最后跟风者的伤心地。

我们来到久负盛名的“一只蚂蚁”市场时，这里林林总总地挤满了集装箱，在集装箱的缝隙间，是琳琅满目的货架。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木套娃、大披肩、各式老款相机、老钟表，还有大量古董古玩。在这里，你甚至可以找到《列宁在一九一八》电影中才可以看到的老式打字机。但这里最令我神往的还是那些俄罗斯油画和雕塑。目不暇接的一幅幅油画，承载着俄罗斯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深厚的艺术底蕴，精湛的艺术技巧，鲜明的现实主义理念，闪烁着璀璨的光辉，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这些绘画作品，无论是朴素无华的人物肖像、形态逼真的静物描绘，还是意境深幽的自然景色，总能给我带来一种特殊的心灵震颤。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快捷的方式，就是亲身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我穿梭在令人炫目的摊位间，同俄罗斯摊主拉两句家常话，发现大都是艺术家在出卖自己的画作。

陡然间，我看到一位开着“拉达”车，从离莫斯科近两百公里的图拉市赶来的艺术家，正把一幅油彩未干的《金秋白桦林》从车厢里搬出来。我们俩不约而同一下被吸引住了。没等他转身，我一个箭步跑到他面前，与他搭讪道，“您这幅画要卖多钱？”只见他一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捋着络腮胡，向我伸出两个手指，意即两百美元。那时我虽说是外交官，但也“囊中羞涩”。虽不情愿与艺术家“讨价还价”，但为了能够得到这幅心仪的油画，我还是“面有愧色”地问他，“您的最低价是多少？”那时正处在前苏联解体和“卢布危机”中。一美元可以兑换到六千卢布，这幅画就要一百二十万卢布，如果折成人民币，也得一千六百元。“一百五十美元，行不？”“我非常喜欢您的这幅画，一百美元我就买！”他也是个实诚人。见我十分钟情他的作品，自我介绍道，“我叫列文，家住在图拉市。今后您还需要什么样的画，可以给我打电话。”他把电话号码写给我后，我们最终以一百一十美元成交，如愿以偿！这次我们还购买了一幅静物写生油画《剥开的石榴》。

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过六年，对白桦林可以说情有独钟。我曾看过许多描绘俄罗斯白桦林的油画，但大都是描绘夏天的白桦林。而这幅《金秋白桦林》却使我格外着迷。秋天的白桦林在蓝天的衬托下，柔和的阳光穿透茂密的枝叶，散落在金黄的草地上；仿佛可以听到桦树叶片飘落时发出的悉悉声；丛林间所有的植物，笼罩在一片金黄之中；白桦林深处褐黄色的灌木丛和斜阳照射下形成的树影，与黄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金黄的色调更加打动人。近处斑驳的草丛肌理效果更加强了真实感。秋天的美是那样的成熟，它没有春色的羞涩，没有夏季的燥热，是那样柔和、温暖和静谧。画家运用潇洒稳健的笔触和色块，细腻地描绘出俄罗斯金黄色秋天的自然景象。这幅画是一首秋天的颂歌。一株株白桦树，披上了五彩缤纷的花衣，犹如一位位婀娜多姿的少女，那样芬腴，傲人地、亭亭玉立在和煦的秋阳下，令观者心旷神怡。那里深藏着我的“初恋”，对早已逝去的青春的记忆。

后来，只要有机会去莫斯科，我都会踏足 “一只蚂蚁”市场，久负盛名的艺术品商业街“阿尔巴特”大街，还有高尔基文化公园，寻觅“艺术瑰宝”，也都不虚此行，先后又斩获了《红罂粟》《蔷薇花》等油画。

记得第一次来到捷克时，还是1980年。那时捷克与斯洛伐克还没有分家，全名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作为中国玻璃考察团的成员和翻译，来到这个盛产“水晶玻璃”的国度。我们那次重点考察的是建筑用平板玻璃的生产工艺。在到达首都布拉格的第二天，便坐汽车来到距德国很近的特普利采市（Teplice）。那里有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玻璃生产联合体“斯科洛乌尼奥”。除了对工业玻璃的探究，我对家居水晶玻璃制品也很感兴趣。

无论是在特普利采，还是在布拉格，大街小巷都能看到五光十色、晶莹剔透、造型别致的水晶玻璃器皿和工艺品。水晶玻璃可以说是捷克的国宝，尤其是波西米亚的水晶玻璃，有如皇冠上最为璀璨的瑰宝。相传，18世纪捷克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对波西米亚水晶一顾倾城。从那以后，捷克水晶一直被欧洲的王侯、贵族们所喜爱，竞相收藏，可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可惜的是，我那时“囊空如洗”，只能与那些雍容华贵的水晶玻璃“面面相觑”，不敢问津。

再次见到我所喜欢的水晶玻璃，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2003年我又来到捷克工作，前后共五年时间。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观赏和购买水晶玻璃器皿。

穿行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老城区的步行街，水晶玻璃商店鳞次栉比，酒具、器皿、水晶灯饰和各式水晶工艺品琳琅满目。最为著名的品牌是摩塞尔（MOSER）、波西米亚（BOHEMIA）、哈拉玛（HALAMA）等水晶玻璃。从中世纪开始，勤劳的波西米亚人在捷克北部劳济慈山的荒原发现了石英山脉。丰沛的橡木和石英的存在，给玻璃制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捷克从中世纪开始就诞生了以手工吹制、雕刻、手绘、切割各种玻璃制品的工艺技术，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水晶玻璃家居摆件的生产地。数百年来，捷克始终占据着全球水晶器皿的高端市场，享誉世界长达七个世纪之久，被誉为“透明的黄金”。

　　我深知，水晶玻璃是捷克的国宝，而且价格不菲。但高昂的价格仍无法抵挡我的购买欲望。我同使馆的好友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离布拉格近一百公里的水晶玻璃厂，经介绍，进入了工厂的成品仓库。这里，水晶玻璃制成的酒具、花瓶和家居器皿真可谓一应俱全、琳琅满目，花色品种灿若繁星、令人眼花缭乱。再看货架上的价格，要比商店便宜近五成。虽然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银子”都不阔绰，但还是买了不少，有给朋友的，有给家人的，还有自己喜爱的。在即将离开“宝库”时，我突然眼前一亮，发现货架深处一只被遗忘的水晶鞋。这只水晶鞋只有七公分高，十六公分长，晶莹剔透、小巧玲珑，甚是惹人喜爱。这只水晶鞋将我的思绪一下带回了童年时代。记得，在我满七岁时，长期在国外工作的父母调回国内。我该上小学了。那时我家住在西单西斜街的一个两进院内。母亲在外交学院进修，父亲在外交部工作。他每天都要工作得很晚才能回家。那时的我求知欲望极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缠着父亲给我讲个故事，方肯罢休。也正是在那段难忘的孩提时代，我接触到德国语言学家、格林兄弟编写的《格林童话》。眼前的这只娇小玲珑的水晶鞋，大概就是灰姑娘参加王子舞会失落的那一只吧。我不假思索地把它收入囊中。

2007年，我来到驻波兰使馆工作。波兰也是一个文化艺术底蕴深厚的国度。在华沙老城街旁、中心广场上，聚集着许多画廊和摊位。来到华沙工作后，使馆离老城只有咫尺之遥，我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其中一位画家，每到周末便带着他的新作，到老城瓮城出口的街旁摆摊出售。他十分擅长画自然风景绘画，经常到华沙郊外写生。一年四季的乡村景致尽被他融入到自己的绘画中，韵味十足。一来二去，我们逐渐熟络起来。从他手中，我购买到多幅小画，其中《春》、《夏》、《秋》、《冬》最有特色。我还同这位名叫科维亚特科夫斯基的画家达成了默契，他答应把新作留给我优先挑选。科维亚特”在波兰语中是“花”的意思，于是我们使馆同事之间便把他昵称为“花先生”。在我购画的影响下，使馆许多要好的朋友都托我帮助选购波兰油画。他似乎成了使馆的“御用画师”。我在使馆的好友们去他那里买画，只要提到是我的朋友，都会心满意足地买到他画摊中最好的画作，他也会以最优惠的价格出让自己的得意之作。我们离任回国后，听说他的画已不对外出售，被国内某驻华沙机构包购。

使馆的好友们知道我很喜欢油画，在外出时见到哪家画廊有好的画作，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天，我的同事、好友程杰兴冲冲地带我来到市中心的一家画廊。下车后，我才发现，因是周末，画廊大门紧闭。在画廊的橱窗中，一幅静物写生油画格外抢眼：看不见的光源，映衬出暗绿色和淡绿色的背景，使画家所选择的静物在光影中颤动，漫光散射在乘有红酒的杯子上，折射出来，柔和地覆盖在水果、干果表面，似乎有一束精妙的线贯穿整个画面。这的确是一幅上乘之作。在我“隔窗兴叹”时，小程已经通过手机唤来了店主夫妇。看来，程杰早已做足了功课，是有备而来。进到画廊，店主热情地把我看中的静物写生油画递到我手里，爱不释手地向我介绍道，“这是波兰著名画家莱塞克-索库乌（LESZEK SOKOL）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对颜色的掌握和运用，使画面气氛异乎寻常，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一体。他的作品多次在波兰国内外展出，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举办个人画展，并受到欢迎。2005年，获得波兰文化与民族遗产部奖章。现在，画家本人旅居在加拿大。”接过画来，我细细品赏。隐藏在索库乌绘画中的世界是梦幻般的。薄雾笼罩，氤氲朦胧，似乎现实却充满神奇与奥秘。这大概是画家梦境的写照，也许是他儿时记忆和青春欲望的再现，神秘而朦胧。完美的绘画技巧和细腻的色彩运用，使得画面上的物品，几可触摸抚弄。无哗众邀宠之嫌，细细揣摩玩味，给人带来愉悦与静谧。几番讨价还价后，我终于将这幅画收入囊中。

在华沙，也有一处类似北京潘家园的“淘宝圣地”，坐落在一片居民小区之间的空旷地带。不过，这里的旧货市场只在周末才开张。由于使馆工作较多，不能常去。我只能在忙完手头工作后，抽空去“淘宝”。

这里的旧货市场远不如莫斯科的“一只蚂蚁”规模那样大，但很有特色。波兰铜储量位于全球铜矿国家第五，每年的铜产量都有三、四千万吨。因此，无论是在艺术品市场，还是在旧货市场里，除了盛产于波罗的海的琥珀饰品外，纯铜雕塑、浮雕和铸铜艺术品比比皆是。但要挑选到做工精良、造型独特、纹理细腻的铜制艺术品，绝非易事。这就要看机缘和运气。2009年6月，我同大使一起陪同中国著名雕塑家袁熙坤教授，来到波兰塔尔诺夫市郊，波兰卓越的政治家、音乐家帕德莱夫斯基的家乡，向当地纪念馆赠送了袁熙坤亲手创作的帕德莱夫斯基铜塑像。在返回华沙后，我陪袁熙坤教授来到“淘宝圣地”。他对华沙旧货市场兴味盎然。走到一个摆满铜雕的摊位前，我发现一尊近四十公分高的铜雕像《青铜时代》。凭我对雕塑艺术粗浅依稀的记忆，这应该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作品的等比例复制品。雕塑家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匀称而完美的青年男性人体，他的体态非常自然生动，左腿支撑全身，右腿稍弯曲，脚趾微微着地。左手好似持杖，右臂举起，手扶在头顶，使躯干和四肢的肌肉随之发生起伏变化。他的头微向后仰，双目合闭，好似即将从梦中醒来。整个姿态和面部表情十分和谐，他舒展全身，正在解脱一切束缚，开始发出内在的力量，全身的轮廓结构均匀、完美。袁熙坤一个箭步来到我身边，捧起这尊雕塑细腻的铜像，玩味于股掌之间，爱不释手。我见状，在一旁打趣道，“常言道，‘贤者不炫己之长，君子不夺人所好’。这可是我先发现的呀！”他也知道我是在同他开玩笑，恬然自得地说道，“我这不叫夺人所爱。回北京后，你可以到金台艺术馆来找我，我可以给你一个丝毫不差的翻模，嘿嘿！再说，你的机会比我多，我这也是时逢难遇（贵州方言：难得遇到）嘛！”在陪袁熙坤教授“淘宝”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不少有关铜雕艺术的知识。

在这方“淘宝圣地”，我相继将波兰开国总统毕苏斯基半身铜雕.《贵族少妇》、《马背上的牛仔》、《普鲁士矿工》、浮雕《肖邦》、和《乡村家居》，以及铸铜《烟灰缸》等尽收囊中，收获颇丰。

　　 寂寞难耐的海外生活，有如乘坐一叶方舟，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航行。当你感到疲倦和索然无味时，不妨停下来，在绵软的白沙滩上漫步。你会发现，沙滩上依稀散落着一些贝壳，色彩斑斓，奇形异状；你会感到，这些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贝壳所带来的清新与悦目，是极大的身心享受。

从国外带回来的每件工艺品，如同从海边拾到的贝壳，点缀着生活，也记忆着一件件如烟往事，回味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