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社，一方红色沃土（下）

亮堂堂

东社，一方红色沃土（下）

白尚立

1941年11月6日，东社古镇沦为敌占区。日军驱走“公聚成”以东居住的百姓，全部搬到西半村。强迫村民砍枣树、挖壕沟、打补墙，把东半村高墙围住，墙体、墙顶置圪针，使之成为他们封闭固守、戒备森严的宿营地，即“城城”据点（类似于城中城具有独立性），并在背面堡子梁制高点砌筑大炮台、炮楼，对准村内他们的“城城”。村四周陈孟则院、南场儿、西社路口及狐神庙顶设置了四座炮台。在这里常驻日军50—60名（德川中队），伪军100余人，还有伪警察所警备队员100余人，有“不可攻破的堡垒”之称。自此，东社古镇成为日伪政权扫荡、统治交城山区人民的重要基地。敌据点的建立，切断了中西川、西冶川的联系，交城县被迫分为交城（也称交东）县与交西县。与此同时，日军又强迫村民把西半村周修墙围起来，上面布满铁丝网，下面挖了壕沟，出入只允许走东边一门。即使村西的百姓往村西地里担一担茅粪，也得绕东门，且出入门都得给守门的日军点头哈腰行礼，凭胸前的“良民证”放行出入。关开门都有时间规定，若错过时间便出不了门或回不了家。当时有一位三十出头的壮年汉子，清明节从沙沟老坟地祭祖归来途中，因不愿多走冤枉路，便一跃而起翻过村西围墙而入，不料被西面炮楼上的伪军发现高喊：“八路军进来啦，八路军进来啦！”汉子快速赶回家中不一会儿，一群黑狗子便尾随至家，盘问、毒打，后全凭其母亲解释、央求，凭胸前良民证才了事。

时日军在村子背面的卧龙山（堡则梁）上修了大炮台、两座炮楼，东面山头的炮楼由日军驻扎，西面山头上的炮楼由警备队(黑狗子)驻扎，山头上的日伪军用水，都由截岔附近几个村子轮流支差供给，即使遇上寒冷的冬天，日伪军也得强行让民夫把水担上去。给日军担水得横着担，不能顺着担，怕放屁把后边水桶里的水臭了。担上来的水必须让担水着先喝一碗，提防水中下毒。

日伪在这里还建立伪区公所、维持会、新民会、警察所、警备队、自卫团等，实行残酷统治和封锁，向百姓要人、要钱、要粮、要女人，致使村民胆颤心惊，鸡犬不宁。整整三年时间，东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民不聊生，倍受煎熬，受尽欺凌。

（古戏台的卷棚顶，背景为登山步道通往昔日的堡则梁炮台）

　　最白色恐怖时期，在东社的桃花沟（交城人称桃沟）发生了一次惨案，我多名抗日干部惨遭杀害，年仅18岁且怀有身孕的李仲英惨死在日军东洋刀下。

日军在东社镇建立据点，卡住了山地通往平川的咽喉要道，切断了交城山西冶川与中西川的联系，对敌斗争环境日趋恶化。日军下令各村必须每日送情报报告皇军，如有未报就以私通八路问罪。腊月底的一天有汉奸告密说：“桃花沟住八路军（其实是我区干部）”。得此密报日军如获至宝，计划趁春节来临一举消灭桃花沟八路军。腊月二十九早晨，东社镇管辖地庄头村绰号叫马背锅的到情报处报告：“庄头沒有八路军”。敌头目反问：“你村桃花沟没有八路军吗”？他随口答：“沒有”。日军随即把他毒打一顿关押起来。到了晚间又把他叫来，要他领日军去桃花沟做向导。

桃花沟位于庄头沟，得往后翻几座山过几道沟走三十多里山路才能到达，属边远偏僻山沟。在日军威逼下，马背锅翻山越岭领着三十多个日军于天亮前到达桃花沟附近埋伏下来。

大雪封山，春节临近。早一天区长郭良估计日军不会出来，遂通知区干部和各村村长到桃花沟开会。不料消息走漏被汉奸密探报告了东社据点日军，日伪军准备袭击桃花沟的消息又由据点情报员送了出来。但路途遥远、山路崎岖、大雪封山，消息迟迟未能送达这里。

结果这天凌晨日伪军把桃花沟开会处团团围住。时天刚亮，日军开了枪。窑洞里我区政府工作人员随即冲了出来各奔深山，敌机枪疯狂扫射。顷刻间青救会秘书林泽、民政助理员孙凤高(东社村人)、张继孔(野则河村人)相继中弹壮烈牺牲。区妇联秘书李仲英腿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曲里村长王子祺腿部中弹受伤，郭良被敌抓走后逃脱。

敌人最终没放过马背锅，最后他死于狱中。

解放后，桃花沟事件所在地的村支部为在桃花沟事件中英勇牺牲的烈士立了碑。几十年的变迁，坡地荒芜杂草丛生，碎石滚落，坟墓、石碑日渐堙没。曾为西社村村长的褚福通，为缅怀先烈英灵，永存烈士精神，六进桃花沟寻找李仲英遗骨。2012年11月，根据在世老人们的回忆，在一名老向导的引导下，踩着积雪，翻山越岭，在沟里的一个土坡上发现了疑似当年在埋葬李仲英烈士墓前种下的一棵桦树，凭直觉他认定这就是英烈的坟茔。遂于当夜和他当兵回家探亲的儿子拿着铁镐、镢头、铁锹趁夜挖了起来。到天亮时终于找到了英烈尸骨和埋藏刻有李仲英字样的墓碑。他和儿子一根一根地将烈士的忠骨小心翼翼地捡起来，装在随身携带的麻袋里，用麻绳将墓碑捆好，父子两人抬着墓碑踩着积雪，一步一挪地抬下山来，安置在西社镇烈士陵园里。

李仲英，生于1924年，字林卿，文水县南明阳村人。早在县城女高读书时，受老师和地下党员的影响熏陶，萌发了抗日救亡的意念，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念，决心做一名坚强的抗日革命者。

1938 年春，李仲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不久，她接受党组织安排到文水县苏家堡村以小学教员的身份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后调一区妇救会任秘书。1941年，李仲英奉命参加党组织的培训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交城县六区担任区妇救会秘书，开展发动和组织群众反扫荡、反维持、捉汉奸、除恶霸等一系列工作。1942年2月的一天，六区干部在桃花沟开会，领导因李仲英身怀有孕不让她去，可她得知敌人要袭击桃花沟会场时，不顾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赶到开会地点报信。但来不及撤退，会场就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她负伤被俘。日军抓住六区干部和群众，难以分辨，赶到打谷场上拷问，查寻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干部。日军认定李仲英是抗日干部，对她进行严刑拷打。看她不屈服，又以封官许愿等手段进行诱降，都被拒绝。李仲英宁死不屈，面对日军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中华四万万同胞不可辱，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日军官恼羞成怒，用东洋刀剖开她的肚子，挑出腹中婴儿。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竟然把李仲英的尸体吊在树上，把其婴儿挑在刺刀上，用以恐吓在场的六区干部和群众。

李仲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18岁的青春年华。

（当年宣讲革命的古戏台）

（东征红军开仓济贫的“公聚成”粮店旧址）

　　抗战最艰难困苦时期，晋绥八分区、交城县委政府，领导交城山人民遵照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精神，采取多种措施，终于把岔口、芝兰、草庄头据点的敌人挤走了。到1944年秋，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夜袭东社、武元城”便是战略反攻的典型案例。

1944年农历八月，驻扎于东社的日伪军借过中秋节之际，向各村摊派过节食物，我抗日政府和部队得到情报决定攻打东社及武元城据点，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为做好准备工作，我军政人员决定派爱国知识分子、沙沟人阎怀才赴东社镇绘制一张敌军驻防图。他欣然接受，以“良民”身份，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军岗哨的检查进入东门，深入到东社镇。在我地下党员配合下，他秘密绘制了地图，标明了敌人的岗哨位置、军事设施、机关院落及街道路线等内容。出东门时，为安全起见，他把地图藏于村民粪筐里，让老农担出了村。

9月30日是农历八月十四。这一天，八分区六支队和民兵大队已经做好了袭击东社和武元城两据点的准备工作。武元城(东社以东二公里文峪河转弯处)是通往平川的必经要道，两个据点共驻日伪各一个中队140余人。武元城据点由东社派出日军 12名、伪军10 名驻守。六支队在民兵大队配合下，决定由六支队一个连和民兵中队消灭武元城之敌，由二个连和另一民兵中队袭击东社之敌，其余的民兵袭扰王家庄与开栅据点，以防敌人向东社、武元城增援。部队接近武元城后，先由突击队活捉了哨兵，然后摸入敌前院将伪军全部消灭。二梯队也越墙进入后院。突击队与二梯队南北配合，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敌人数次反扑都被击退，只能躲在室内负隅顽抗。我军从后窗向里投弹，将日军全部炸死。袭击东社的部队在武元城打响后，即利用伪自卫队员带路，很隐蔽地越过围墙，活捉敌哨兵，抢占屋顶，居高临下，向敌猛烈射击。警备队不想投降，战士们从窗户扔进去几个手榴弹，隆隆几声爆炸后听见警备队长说：“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跑楼上的日军听见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歪把子机枪疯狂地向这边扫射过来，但被我预先埋伏的机枪给扫了回去。“城城”里的日军几次发起反攻，都被我六支队重机枪封锁扫了回去，死伤惨重。经过一小时多的战斗，伪军全部投降，日军除少数俘虏外被消灭大部，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东社、武元城战斗共消灭日伪军100余人，至此，东社及周边七个行政村、二千五百多村民均被我收复。

1946年6月，蒋阎大举进犯解放区，国共内战爆发。东社人民又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之中。

早在1946年2月26日至3月1日，交城县参政会在东社镇天主教堂举行。全县108个行政村共选出代表109名，到会代表106名，其中有57岁的老人，也有18岁的青年，英雄模范代表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先由代表选出主席团9人，经正式投票选出正式县议员82名，候补2名。又由县议员选出罗贵波、张永清等8人为晋绥边区参议员，华国锋等3人为候补参议员。

（天主堂）

　　1947年3月，阎匪军七十二师师长艾子谦以为截岔只有我交文支队，便从东面翻山奔袭截岔，梦想将这一地区的我党政机关及交文支队一锅端掉。七十二师是阎匪军的精锐主力，号称常胜军。19日清晨，敌人肆无忌惮地扑到东社镇东北面山梁占领了高地向东社压下来，形势对我很是不利。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在他们尚未站稳的时候，即被秘密到达的我西北野战军二、五旅的部队，从大岩头、东社翻上山梁向北直插他们阵地，并以猛烈的火力很快把他们压了下去。

就在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老天帮忙，突然刮起了从未见过的大西风，也许是西南风或西北风，飞沙走石。我军上山是顺风，毫不费力借风而上，人们都说是顺风把我军刮上去的，激战也是向东顺风而打，而艾子谦的军队是逆风，睁不开眼睛，根本无法看清我部队的动向。此时，师长艾子谦心里一咯噔，大事不好，可他还心存侥幸心理，认为可以安全地撤回交城。据后来俘虏交代，艾子谦非常傲慢地说：“今天仗没打好，是因为有怪风，是风太大的原因，等天气好了再进入截岔。”于是便带领部队顺东北山梁向交城撤退。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交文支队两个营的兵力早已运动到他撤退的山梁上，截断了他的退路。看看敌人已进入我伏击阵地，遂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压了下去。敌人连续三次发动猛攻都被我击退。这样就把敌人装进了口袋，退不能退，攻又不能攻，艾子谦只好另找出路，向崖底对面沟冲来，企图经西坡回交城。交文支队队长林子元早就估计到敌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想从此处冲出去回交城，早带一个营在此等候。艾子谦不但没有冲出去，反而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我支队俘虏 600多人，他自己见势不妙急忙化装逃跑。非常骄横不可一世的敌七十二师除师长艾子谦跟个别士兵逃跑外，几乎全军覆没。

战斗结束后，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送到东社镇的几个大院里，八分区妇联的柳毅、任雪枫、李立智和东社镇妇女干部张玉英、康桂梅等组织妇女炊事组为伤员和部队煮鸡蛋、做饭，护理组负责包扎护理伤病员，担架队向西社转送伤员再由西社妇女担架队转送米家庄，米家庄再转送会立后方医院。从东社到西社、西社到米家庄都得过河。当时天气还很冷，但东社、西社担架队的妇女们不怕冷、不畏寒，抬着伤员渡水过河，她们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此次伏击战东社一带全部解放。之后，东社群众织布、做军鞋、捐钱捐粮、供给物资，由民兵组成支前工作队、民工担架队和毛驴运输队，支援和参加汾孝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块热土上，东社儿女忠肝义胆，前仆后继，参军参战，走出村庄，奔向烽火硝烟战场，有的甚至血染沙场，称“红色沃土”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郝立贵（1909—1956），字叔昌，早年考入省立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相继在交城县安定、东街、北关等学校任教，曾任北关学校校长。他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山西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0月中共交城县支部成立，他是五委员之一。他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抗日，动员教员、学生、工人等参加交城游击队。“东社事件”后，他先后担任山西牺盟会太原中心区特派员、清（源）太（原）徐（沟）敌工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于交城的教育事业，先后在古交镇武家庄、会立中心区小学、交城第二完小（阳渠村）等学校任校长。曾受命组建交城简易师范学校。他广招人才，克服资金不足、师资短缺等困难因素，敢于负责，开拓进取，学校筹建迅速，教学质量日渐提升，为交城县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教师人才。

张进才，1924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次年7月入党。红军东征期间就有参加革命的意念。14岁那年任儿童团团长的他，在参加西社村举办的教导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民运工作队任战士，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任县抗联主任、区长，为解放后交城县首任县长。后历任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长、省民政局长、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等职。

郝玘让，乳名二娇，1924年7月生，东社镇首任党支部书记。

郝玘让出生农家，家境贫寒，童年是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中渡过的。1943年，他任中国共产党交东县地下情报员。1944年8月由朱新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1944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夜八路军六支队、交城游击队三大队袭击东社据点的战斗。时他负责接应和发信号。当子夜一时许接应到前来接头的同志时，他毅然向野地里扔大石块发出进攻信号。随即大部队扛着云梯攻进了炮楼。不到五分钟，将警备队、警察所、伪区公所、维持会人员悉数被俘，据点里的日军被迫移驻南堡武元城。他亲自活捉了前来查哨的日军头目，受到了部队首长的表扬。1944年10月，东社镇成立人民新政权（秘密形式），他任党支部书记，主持新政权工作。

1945年1月，上级安排他到华北党校学习，他化名武训，重点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党员八条标准》。学习完后，他任截岔清算委员会委员，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5年12月，他调任截岔游击队政治工作员。1946年2月。游击队改编为文交支队一营二连，他从事文书工作。1946年8月，文交支队一营二连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团三营11连，他仍在11连工作。他曾参加过平遥战斗、汾阳县永安战斗、黄崖战斗、太原战役等。

解德荣，1923年11月生，1938年1月参军，1942年4月入党，一直在军队任职。1951年入朝作战，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中校军衔。荣获独立勋章、解放勋章各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奖章一枚。

马玘彪（1899～1990），幼年丧父，家庭贫穷。民国年间他在古交、娄烦等地做小本游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从平川敌战区为晋绥八分区运送短缺物资，深得军民信赖。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东社第一任村长，交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东社农业合作社社长，是东社乡信用合作社创办后的第一任主任。马玘彪的家庭是新社会农民文化翻身的典范。其本人在高迈之年积极参加扫盲识字，并鼓励和支持子女努力读书，六个子女全部接受高等教育，四子马德1963年全省中考获晋中地区第一名。孙辈更是人才济济，次孙马建国博士是国内外有影响的集成电路专家。

张诚富（1926—1996），1944年11月参军，在八路军六支队当战士，为机枪手。1945年夏六支队改编为晋中军区独立十二团，他在三连当机枪手，与连长王本固（刘胡兰生前的未婚夫）感情甚笃。1946年2月在文水东庄战斗中负伤住院，6月痊愈，因部队已转战西北地区，他遂加入交文支队，继续担任机枪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参加黄崖战斗。1948年4月在吕梁军区第八军分区50团（9月改称晋中军区独二旅50团，1949年春部队编为华北军区独五旅14团）任机枪班班长。曾参加汾孝战役、晋中战役、解放太原等战役。太原战役中，阎军一名狙击手连续射中两名战友，他义愤填膺，只用机枪一个点射就将其击毙。1949年8月奉命随改编为7军21师62团大军进军甘肃天水，参加陇南战役。后在天（水）兰（州）铁路建设政治部当运输员，1950年11月在炮兵第四基地司令部当运输员，1951年5月在西北军区炮兵司令部运输科任班长。部队复员后曾任东社村党支部书记。

（张诚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宝连、武吉贵、闫吉玉、杨国达、解德贵、解生贵、张三牛、韩三牛、褚二半、解德茂、郝立志、张林虎、郝士杰、解德格、石润生、侯继武、张根舍、张诚富、解梅三、张步裕、张建达、张国贞、武永仁、张戍生、张世洞、解生为、解斌光、郝立通、张永秀、武永礼、解德刚、张 恒、武敬忠等参军入伍，东征西战；郝玘让、解保大、张添亮、贾克让、张文、张建基、郝海潮等均为早期干部和民兵……

据不完全统计，只有几百人的小山村竟有31人投身革命参军参战，其中有12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致敬革命先烈，铭记他们的英名吧！他们是武吉贵、孙凤高、张宝连、张三牛、解生贵、解德冒、杨国达、解德贵、闫吉玉、褚二半、韩忠贵、郝立志……

（东社镇卧龙街）

　　非常感谢东社村志办吕保国主任、交城县史志办李大斌主任及东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张茂堂为我提供珍贵史料！也非常感谢西社镇党委杨文辉书记、刘强副书记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吕保国主任）

（李大斌主任）

（左为东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张茂堂，右为西社镇党委刘强副书记）

（右为西社镇党委杨文辉书记，左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