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租客打官司

羽茜

我从2013年就买了一个小办公“楼”（只有一层），共两套办公室，一套约3300平方英尺，另一套2700平方英尺。我行医开业的时候就用那套2700平方英尺的；我把它装修了一下，里面有四个诊室，三个办公房间，一个休息室，还有病人的候诊室，前台，抽血化验室，等等，宽敞舒适。另一套早就租给一个开幼儿园的小公司，生意挺好，从2017年开始签了五年的合同，2022年又续约五年，很稳定。

我一直用我这套办公室行医直到退休，然后又通过房地产经纪人找了一个租客，是做成人日托（Adult daycare）的。这个租客（AP）在维吉尼亚海滨开了一个做家庭护理服务（Home Health) 的公司，已经很多年了，生意兴隆；她想扩大生意，就想在我办公楼这边租一套办公室做成人日托的生意，因为她家就住在附近，对她比较方便。我们在她签合同之前查过她的资料，知道她有不少财产，而且她同意用个人财产担保，也同意签五年的合同。当时还有另一个人也想租我的办公室，但那个人没开过自己的公司，只想签一年的合同，而且还有另一份完全不同的全职工作，我就没选这个租客。

我和AP在2022年6月签了合同，于2022年7月1日开始生效。AP提出让我免去前六个月的房租，这样她才有时间重新装修办公室，开展业务，我同意了。

AP从2022年7月开始就装修办公室，把原来医疗诊所的形式改成成人日托活动中心的形式，她打通了几个小房间，变成一个大房间，可以让老人们看电视，聊天，和做其他娱乐活动。还有一些房间可以让人们休息，吃饭，下棋，等等。装修进展顺利，大概2-3个月就完成了。

AP在办公楼的外面挂上成人日托中心的标牌

这是装修好的成人日托中心里面的主要活动室，有很多舒适的座椅和桌子

然后AP又雇了一个人（manager）帮她管理和建立这个新的公司，找客户，开展业务。但是我后来发现，AP自己并没有花多少心思和时间在筹建这个新公司上；我是从我的另一个租客知道这个消息的：她说外面经常有可能的客户到她的办公室问，怎么才能找到成人日托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打电话没人接，敲门也没人开门，似乎那里根本没人工作。我把这些信息都转达给AP了，而且给她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何招揽生意，等等。她嘴上答应要改进，但事实上却没有一点改变。

几个月过去了，她的成人日托中心还没有真正开张。我还时不时问她业务开展的如何，是不是还需要别的什么帮助。她似乎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对我只是敷衍而已。

2023年1月，按照合同的规定，AP开始交房租。她连续交了六个月房租后，从7月1号起，她就自己停止交房租了，没有告诉我任何原因。我们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她到每月的5号时还不交房租，她要多交5%的逾期费（late charges），如果整个月都不交房租，还要另外交每个月5%的利息。我从7月4号开始就给她发邮件，打电话，提醒她别忘了交房租。可是她根本不理我。

好不容易有一次她终于给我回电话了，她说她的公司没有开展起来，找不到足够的客人，所以她交不了房租。我告诉她，合同是五年的，而且是法律生效的，所以她必须交房租；业务开展不起来是她自己的问题，不能因此免掉房租。她问我她能不能把这个办公室再租给别人，我告诉她可以，但是那是她和别人的事情，我不管，我只跟她要房租。后来她也没租给别人，还是不努力开展业务；继续不交房租。

我后来每个月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已经欠了我多少钱，用电子邮件发到她的邮箱，并且用普通邮件寄到她的家里和办公室。她从没给我过任何答复；后来发现寄到她另一个办公室的邮件都退回来了，但寄到她家里的信都没退还，说明她都收到了。可是她仍然不交房租，也不给我任何回复。

2023年9月我回国一个月，10月初回美国以后，我发现AP没有任何要改变的迹象；我决定要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我先上网查了一下对这类事情应该怎么办，了解到正确的处理方法后，我用相关的有法律语言的信件模版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如果到10月25日我还收不到她欠我的钱，我将会行使法律手段。

不出所料，过了10月25号以后我还没收到她的欠款。我决定把她告上法庭。我给办公楼所在县的法庭打电话，问清楚如何走这个程序；我被告知：我必须亲自到法庭去，填写有关表格，才可以正式把AP告上法庭。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请律师帮我办案，花些钱，我自己就省事了。我觉得这个案子不复杂，应该不用请律师，就决定自己办。

这时我已经把家搬到北维州，到法庭开车要三个多小时，不太方便。但是我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我和老公在2023年11月15日专门开车到法庭去报备此案（file the case）。我们第一次进这个法庭，才知道普通人进去不允许带手机（只有工作人员和律师才能带手机进去），还要过安检；我们把手机放回到车里后才进去。

这是县政府的法庭

到法庭的办公室（Clerk's Office）讲清情况后，工作人员让我们填表；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表填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填这样的表，很多地方不知怎么填，还要计算AP欠款的数量，等等），终于把此事在法庭备了案。

法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下一次开庭时间定在12月15号星期五早上九点；法庭的传票一式三份，我（原告）一份，AP（被告）一份，法庭一份。法庭工作人员让我寄一份传票的复印件给被告AP，同时法庭还会正式送一份给AP。他们说我到时来法庭就可以了。

事情办好以后，我们又开车三个多小时回家，那一天很辛苦。

2023年12月14日星期四，我们提前一天来到离法庭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这样第二天早上可以比较从容地去法庭。早上8:30左右我们就到了法庭，我们怕路上堵车，提前了半小时到。那时大多数法庭工作人员都还没来上班；我们在法庭外走廊上等的时候看到门口贴出来的告示，显示那天有至少30-40个案子要听证，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被叫到也不知道。

过一会，有些律师逐渐步入法庭外的走廊。一个律师和我们说了会儿话，他看出我们是第一次上法庭，就告诉我们一些基本常识：法庭会在差10分钟9点开门，然后大家可以进去；一般原告坐在左侧的座位，被告坐在右侧的座位；律师一般坐在前排；法官来了大家要起立，然后大家坐下；法官先办有律师的经手案子；当法官叫到你的名字，你就走到前面去，陈述你的理由，回答法官的问题；要带好你的材料，需要时由法庭警察把材料递交给法官。我们非常感谢那个律师的简单介绍。

又过了一会儿，果然就像那个律师所说，法庭开门，大家进入法庭，坐下，等着叫自己的名字。法官优先处理有律师负责的案子，然后才处理我们这些没有用律师的案子。

我们一边等，一边听听别人的案子，也挺有意思；大部分是一些租客不交房租，或者不付应该付的费用，数额都不大，几十到几百美元较多。法官判决也很快，基本上2-3分钟解决一个案子。

我一直等到大约10:30左右才被叫到名字；我站到法官的左侧，而被告AP根本就没来。我刚刚简单地陈述我的案例内容，法官就发现这张传票并没有被警察亲自交到被告手中；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这张传票应该先寄到被告所居住区撒福克（Suffolk）的治安警察部门（Sherriff Department），他们要亲自把它送到被告手里，然后再把回执寄回法庭；但现在他们没有收到回执。我问：那怎么办？法官好像不想跟我做过多解释，就让他的助手告诉我：“你可以现在给治安警察局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否收到了传票”，我说：“好”。就到法庭外面去打电话（法庭里不允许带电话进去）。我很快就打通了电话，但治安警察说他们根本就没收到寄来的传票，但是如果我急需他们把传票递交给被告，可以让法庭把传票现在就用传真（fax）发过去，然后他们可以马上派人送到被告手中。

我回到法庭，跟法官讲了刚才打电话的结果，本希望法官同意把传票传真过去；没想到法官说，我们一般不把传票发传真过去，我们还是邮寄传票，所以你的案子延期到下一次吧；我说延期后被告的欠款数额又不一样了，法官不耐烦地说：那就重新算；就开始叫下一个案例了。

我心里真是不高兴，我开车单程三个多小时，到这几分钟就把我打发走了，什么事也没办；而且传票没送到也不是我的问题啊，你们法官的助手怎么没早点发现告诉我呢？没准就是你们工作人员失职，忘了寄呢，这样办事实在是不负责任。我回到法庭的办公室，问他们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说你重新计算一下被告的欠款，重新填表，然后再定下次出庭时间。

我只好按照他们说的办。这次我计算了一下到下次出庭时AP所欠的房租，利息，逾期费，加上我的旅费（吃饭，住宿，汽油），其他费用（换锁，重新通电通煤气，等等）和精神损失费，加起来共五万多美元。我一项一项写清楚后交给法官的助手，而且让她这次一定尽快寄出，我还说我会在1-2周后打电话随访，看看传票是否被送到被告手里。法庭工作人员这次比较认真对待这件事。

下次出庭的时间定在2024年1月5号（星期五）。

我从法庭出来后又给AP居住地的治安警察局打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让他们注意几天以后应该会收到传票，请他们务必交给被告，并且通知我。治安警察局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说没问题。

离开法庭后我又去我的办公楼，约了一个专门开锁换锁的技术员（Locksmith），请他给我的办公室开锁，然后换成我自己的锁。AP早在刚刚租用办公室的时候就把门锁换了。她不付房租以后，就不应该继续占有这个办公室，但那时还没有法官的判决，所以礼貌起见，我还是想通知她我何时需要进入办公室，换锁。可是我每次给她打电话，发邮件，她都不回复我。我只好让换锁技术员直接帮我把旧锁换掉。

终于我们又进入到我的办公室了！检查了一下，发现成人日托的房间布置基本没变。我马上又通知AP，锁已经换了，她如果想进办公室，需要跟我联系。AP还是像过去一样，没给我任何回复。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季，天气越来越冷。而AP却不经我允许，把电和暖气都停了。停电的事还是我的另一个租客发现的。她说一天突然发现停车场的灯都不亮了。我开始以为是控制灯的感光器坏了，就找到我的一个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帮着修一下。朋友分析说可能是AP把电断了。我觉得有道理，第二天我就联系供电局，问是不是AP自行断电了。供电局经过检查记录后证实，AP在11月14日把她的办公室（包括停车场）的电断掉。我只好又要求供电局重新给我的办公室通电（这也很麻烦，需要新开一个账户）。终于我的办公室和停车场在两天以后又恢复了电源供应。通电以后停车场的灯自然就亮了。

我这个办公室的取暖是用煤气（gas）；冬天如果室内温度太低，水管里的水结冰，会把水管胀裂，那样的后果不堪设想。我必须要在下次出庭之前让办公室重新供暖。

我约了煤气公司的人在12月26日重新给我的办公室供暖（煤气公司要求在重新供暖时，技术人员必须要能进入办公室才能操作），为这事我们又开车三个多小时去了一趟。好在事情都办妥了，不用担心水管破裂了。

2024年1月5日，我第二次出庭。在这之前，我已经知道法庭的传票确实被送到被告AP的手中（治安警察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而且回执也已经被法庭收到。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觉得这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这次到法庭我已经知道它的常规，我们提前10分钟左右到达，然后等着法官叫我的名字。

在等待的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AP好像也来法庭了，就坐在我右后方不远的地方。当法官叫我和被告的名字的时候，AP也走到法官面前，就是我余光看到的那个人。这次我向法官陈述了事情经过以后，法官问AP，她是不是跟我签了5年的租用合同，是不是从2023年7月开始就没交房租，AP都承认了；但AP说她欠的房租不是我说的那个数；法官似乎根本不想听我们的解释，就说：从现在开始办公室又归你（指我）所有，另外你还要准备一份材料，叫做被告人欠款明细帐单（Bills of Particulars），在2月2号那天之前交给法庭；她（被告，AP）有10天的时间可以把她的东西搬走，她可以准备她的辩护材料（Ground of Defence），在3月2号之前交给法庭。下次出庭时间定为3月15号。我问法官，我需要找律师吗？法官说，我自己决定，但他们不会为我推荐律师的。当天我们就都在法官的判决（Judge order）上签了字，每人拿一份判决的复印件离开了法庭。

走出法庭时，AP就在我后面，她似乎想跟我搭话，我没理她。我到法庭办公室（Clerk's office）时AP也去了，但我办我的事，她办她的事，互不干扰。

我觉得这次恐怕需要律师帮忙了，因为这次一定要好好准备材料（欠款明细帐单），争取一次成功。我们和去法庭的一些律师了解了一些情况，知道一点如何找律师办案的方法，但是真正找律师还不是那么容易。

我从法庭出来后就开始在网上找做这方面工作的律师。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在一个推荐律师的平台上，发现他们只能给我一个律师的电话，而且我必须先交$35才能拿到这个电话号码，还不知道这个律师是不是真正我需要的那种律师。

我决定换一种方法找律师：我过去有一个律师，是做财产规划的那种，我就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问他或他的同事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不做，但他们认识一个律师，专门做地主和租客方面的服务；他们告诉我这个律师的名字（JY）和电话，我马上就打过去了。接电话的前台说JY会在有空的时候给我打回来。我等了一个下午，JY也没给我打回来。我心里有些失望，他是太忙还是不想接我这个案子！我又追问了一次，还是同样的结果；我只好慢慢等吧。

在等的这段时间，我做好了万一JY不回电话的准备，决定先自己写被告人的欠款明细帐单；我花了大概一整天的时间把事情的经过和AP欠款明细都列出来，总数仍然是5万多美元。

又过了3-4天，律师JY的助手终于给我回电话了，她是新加坡的华人，还会说一些中文，我们的谈话很轻松愉快。她了解了我的全部情况，告诉我她会和律师汇报，然后再告诉我他是否接纳我这个案子；她感觉律师应该会接纳的。她还告诉我他们如何收费（律师收费$400/小时，助理收费$150/小时）。我都同意了。

又过了几天，律师JY给我打电话了，说他毫无疑问可以接受我这个案子；他还说，因为我们签的合同是5年的，他准备向被告索赔5年的房租，虽然现在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他还说我的租客不是普通居民，而是一个公司，而且我的公司也是商业地产（不是居民地产），所以我必须找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而且原告的名字不能用我个人的名字，要用我的公司名；他说法官一般不会批准你要求的差旅费和精神损失赔偿，但很可能会批准目前未付和将来要付的房租；另外他还说我签合同时很聪明地让AP签了个人财产保护条约（Personal Garantee），我们都知道AP有很多私人财产，足够付我们要求的赔偿金，所以她不可能赖账；他会帮我写欠款明细帐单, 并通知法庭把我个人的名字改成公司名。我们谈的非常愉快而默契，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经验，公正的律师，他应该会帮我打赢这场官司。

这时离我们递交欠款明细帐单的截止日期（2月2日）还有几个星期，我想等离得近些再去随访JY律师，看他准备好了没有。到了还剩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问JY的助手，材料准备好了吗，她几次都回答说JY很忙，还没有准备好。到1月31号时，材料还没准备好；我有点担心他们会误了时间，而且还要算上邮寄的时间；她说他们可以从网上递交材料，而且不需要提前递交，因为法庭绝不会提前处理任何案件的。她让我放心，说他们从来没有逾期递交过任何材料。

2月2号那天下午，JY的助手给我打电话说，材料已经从网上递交给法庭，而且收到回执，表明法庭已按时收到材料，这时我才放下心来。现在就等AP递交她的辩解材料了。

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问律师JY如何处理AP留在我办公室里的那些家具和各种物品，JY说我可以记录一下具体都有什么，列一个清单给他，然后他再告诉我如何处理。

我在1月13-14号那个周末又去了一趟办公室。在进入办公室时，我发现后门的锁我用我的钥匙打不开，但前门仍可以打开，我打电话给上次给我换锁的人，希望他给我看一下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他去不了，但他可以安排另一天去看。我就把办公室里主要的家具的物品都一一照相，登记。

刚刚登记完毕，突然听见后门有动静，一看有两个强壮的中年男人从外面打开了我办公室的后门，直接走了进来。我和老公都吓了一跳，问他们是谁，干什么来了，怎么会有钥匙开锁；他们倒也和气地说，他们是给他们的老板搬家具的；我问你们的老板是AP吗？他们说是。我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办公室归我所有，这是法庭的判决，不经我允许他们不能随便拿任何东西；其中一个男人只好给AP打电话汇报此事；然后他把电话给我，说AP要跟我说话；我接过电话，AP说法官允许她在10天之内把她的家具和物品搬走，那天是第九天，她应该可以搬；我问她，你下面的人怎么能开我后门的锁，是不是你又换锁了？她说不知道（完全是在撒谎！）。我懒得跟这种无赖争吵，就告诉她，可以把她的东西搬走，但搬走后必须把我原来的锁换回来（我知道她不会换的，但还是要告诉她）；她口头上答应了。

这之后那两个男人就开始搬他们的东西，我们的关系也缓和了；其中一个男人还开玩笑说，他以为我老公要动手打他们呢；他说看我老公像会武术的样子，有点害怕😟

我们没等他们搬完东西就离开了办公室，又开车三个多小时回到家。

2月3-4号的周末，我们再次去办公室时发现后门的锁用我的钥匙还是打不开；我问JY我是不是应该自己把锁换回来，他说是的。我就找上次给我换锁的人，约了另一个时间再次换锁。那次我和他通过电话视频（Facetime）“见面”，这样可以证明他换锁是经房主允许的，而不是小偷破门而入。他换锁时证明了那个锁确实是被人换过（肯定是AP换的）；他照了照片，又换了一个锁，而且可以让我用原来的前门钥匙开前后门的锁。

这是AP换上去的锁，又被换下来了

这是新换上去的锁，仔细看还是和AP换上的锁有差别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3月2号，AP递交她的辩护材料的截止日期。那天我把这事忘了，还是JY的助手给我打电话才提醒了我，她说她查了法庭的情况，没有找到AP的辩护材料已经备案的显示。她说她下一个工作日再去打电话问一下法庭，确认一下。果然，她确认了AP并没有递交她的材料。我问JY，她如果不递交会怎么样？JY说这对AP自己非常不利，她可能失去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我们赢的可能性就更大。我听了更有信心了。

3月15日是我们下次出庭的日子，我问JY我需要如何准备？是否要先和他见面，或谈谈如何准备？JY说他会在3月13-14号给我打电话聊聊，但不需要提前见面，我也不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去法庭。我跟JY的助手要了他的照片，也把我自己的照片发给他们，至少大概互相知道我们的长相。

出庭的时间是上午十点，我想我提前4小时从家里出发，即使路上有点堵车也不会晚，这样我们就不用住旅馆了。我们按照计划出发，结果那天上午9:30就到了法庭。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在门口照几张像，休息一下，再进去。我进去时，法官还没到，JY律师也没到。我就坐下等待。

10点整，法官来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起立，说礼仪的话，然后开庭。这次是个不同的法官，一个女士，安排的案件数量较少（大概共5-6个），但每个案子都给充足的时间让原告和被告双方陈述他们的观点。我在那儿听了一会儿，律师JY来了，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坐在我旁边。在这之前，我又用余光注意到AP好像也来了，坐在我右后方。我悄悄告诉JY那个人可能是AP。

我们前面有好几个很长的案子，JY叫我跟他出去一下。我们到法庭门口的小会议室里谈了谈：JY说他又仔细看了一下我和租客的合同，里面没有明确说明我可以索取“accelerated rent”, 即提前拿到全部租金（如果租客提前违约的话），他觉得让法官批准被告缴付全部五年的租金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我们要求法官批准AP缴付租金到今年年底的可能性很大；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我觉得能要到这个数量我就非常满意了。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由JY向法官提出这个索赔方案。然后我们又回到法庭里面坐下等候。

大约11点多的时候，法官叫到我们的名字了。我和JY一起走到前面，这时AP也从另一侧走到前面。JY先向法官陈述事实，他言简意赅，直奔主题，按我们讨论的方案，明确提出我们只要求被告付她到今年年底为止所欠的租金，逾期费，利息，和我已经用于此事的花销，如换锁，电费，煤气费，律师费，等等，共6万多美元。法官做了详细的笔记，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然后法官问AP有什么说的没有，AP说她现在要辩解；法官问：你为什么没有提前按时递交辩解材料？AP说她不知道要提前递交；法官说上次出庭时已经明确告诉她何时要递交这些材料，现在想辩解已经太晚。法官当时就宣布判决：完全同意JY律师提出的要求；你们（原告和被告）可以到法庭办公室领取判决书。AP说，我要上诉（appeal）。但那是以后的事了，当天的判决已不能更改。

我和JY律师走出法庭，我问他：AP要上诉，这将是怎样一个程序？JY说：她可以上诉，但她必须预付今天判决书上的全款给法庭，称为“保释金”（“Bond”），然后才可能上诉。如果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一个月）提供充足的证据，到时法庭就会把保释金直接付给我。如果她提供足够的证据，那就要再次出庭。我又问，如果AP对判决置之不理，也不付钱，怎么办？JY律师说，法律上他们有办法去AP的私人财产那里索取赔偿，比如冻结她的银行账户，给她的房地产挂上有“负债”的标签（Lien），这样她如果要卖她的房子就必须先付掉这个债才行。

我听了以后觉得基本上我是应该拿到她的所有欠款了，心里很高兴。同时我也感到美国的司法部门制度很健全，公正，合理，考虑周全，对违法的人和事绝不手软，对受害者给以公平的待遇。

从法庭出来以后，我和老公在门口合影留念。

此时已经春意盎然，维吉尼亚（Virginia）的州花，山茱萸（Dogwood）花，正在盛开，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愉悦。

我们又回到我的办公室，再次试开后门新换的锁，发现还是有些问题；我又打电话给锁匠，他当时不能去看，但他怀疑有人试图撬锁进入办公室（break in）。

下午我和上次给我找租客的经纪人见面，希望他能再帮我找另一个房客，或者卖掉这座办公楼。我给经纪人一把钥匙，这样下次修锁的人可以和经纪人沟通，约时间修锁。

至于AP，我们必须给她一个月的时间让她决定是否要上诉。

4月15号是AP递交上诉材料的截止日期。那天我问律师JY是否知道AP有没有上诉，但10天内都没收到他的答复。我估计AP一定又采取她的惯用技俩：置之不理。AP一定以为她就是不给钱，我们也拿她没办法。我相信律师JY一定有办法让她交钱。就耐心等待吧。

4月25日，律师JY回复我说，AP确实没有正式提出上诉，没交保释金（Bond），也不交欠款。正如我所料，她置之不理。我问JY他们不是应该可以从AP的银行账户里直接获取欠款吗？JY说那需要时间，不那么容易。

看来虽然法官给了判决，执行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到任何AP的欠款。JY也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他很难帮我从AP那儿拿到欠款，他会把我介绍给另一种专门帮助客户索取欠款的律师。看来我有可能会走这条路。

从这次和租客打官司的事件中，我发现人群中总会有一些“渣人”，尽管你想尽办法不要让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租客或跟他们打交道，有时还是避免不了会遇上他们。一旦你跟他们有了纠纷，只要你是正义的一方，就一定按法律法规办事，对他们绝不手软。

在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们是移民到美国的，但我们已经成为美国公民，理应受美国法律保护，不应该因为种族不同而受歧视。我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在事情无法自己解决的时候，一定要求助于法律的保护。我经历的这个案件说明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和法庭的判决都是公正的。虽然我还没有拿到租客的欠款，但至少整个过程是合理的。

另外我们对事情的结局也不能过于乐观。比如这次我打官司虽然赢了，但还不知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到欠款。碰到这种“渣人”，对法庭的判决都置之不理，如果不把她有足够存款的银行账号拿到手，并办好一切手续，恐怕一时半会还拿不到钱。对付这样的人恐怕要打持久战。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最后，我只能希望我在不久的将来能拿到AP的欠款，希望以后不要再碰上这种渣人；我真心感谢美国这个公正的国家和司法制度，保护着每一个美国公民的权益和权利，作为移民美国的华人我深感幸福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