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郑永年先生在《中国的文明复兴》一书中就中国文明复兴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对中国文明的复兴充满了希望，认为中国文明的复兴必然是成功的，但是，在复兴文明的进程中要解决好这四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道德体系重建的问题，二是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三是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问题，四是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只有这四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文明才能称得上实现了复兴。</p> <p class="ql-block">关于重建道德体系问题，他指出道德体系才是一个社会或者文明的主体，是社会的根基。中国道德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的问题也并不在于道德的衰败，而在于金钱变成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钱本身被视为了‘道德’。”之所以会如此，最重要的因素是“长盛不衰的GDP主义”，因之带来的“商业对社会的控制甚至远超政府”和“金钱崇拜风盛行”。由于“道德体系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即对资本要引导更要限制其野蛮扩张，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发挥全社会自下而上的作用，唯有如此中国的道德体系建设才能形成多方互动的良好局面，最终建设符合中国文明复兴的道德体系。</p> <p class="ql-block">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他认为“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也应当是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意识形态建设上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问题，二是物质利益问题。全球化正以新的不可逆的形态呈现，如何以全球视野建设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的迫切的问题，但要避免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由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也导致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衰落”，因此，建设“国家意识形态”至关重要，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当然这其中还要加强法治建设，“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包容社会的复杂性”。</p> <p class="ql-block">关于中国话语权建设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也可以是普世的”，因此，中国话语权建设“不必重复西方的议题联盟”，而应在“加强中国模式的研究”“孔子学院的转型”等方面拓展，但是，要明白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难点，即“如何让中国能够被世界尤其是西方所理解，如何让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对这个世界有利的。”为此，在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时要注意这几个方面：“不能夸大和西方的冲突，要强调互补性”“中国的也可以是普世的”“寻找新的话语源”“做好‘国际责任’这篇大文章”。当然，展现中国国际话语的重要途径就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因为“中国的抉择决定世界未来格局”“中国大国外交的新时代”，因此，要“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具体如“一带一路”、世界共同体。</p> <p class="ql-block">关于中国文明的复兴，他认为“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文化体系的创造”。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看，“中国正发展新的文明因素”，表现就是“文明自信配合政治自信”，这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端倪。当然，目前我们离这一目标还很远，当下要做的就是敢于“文化创新”并做到“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唯有如此，“中国可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够保持自己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体系。”</p><p class="ql-block">（24.5.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