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也是一种学习

刘国君，宁夏

我喜欢聆听，静静地坐在那儿，听老人的话，听学者的话，听朋友的话。他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听什么。无论他怎么絮叨，我都愿意默默聆听。

和王庆同教授谈话听不到絮叨，也许他是当过记者的教授，每一句话都能说出重点，表达清楚，就像《新闻写作基础二十讲》里所说的，要有六个W，说话时总是按照六个W交代时间、地点、经过、结果，只须说到四个W，表达的意思全讲明白了。

他依然像在讲台上一样侃侃而谈

八十八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只是耳有些背，眼花得看物模糊。清晨，他告诉老伴：“如果刘国君来了，你就让他在家里等等我，便骑着三轮自行车在小区的停车场里锻炼。我第一次去王老家，宁大档案馆王海文馆长给我发了两个位置图，让我先过去找他，由他带我去王教授家。我没有细看，看见位置图便按照王馆长提供的导航开车过去，竟然是错误地把王馆长忽略，直接去了王庆同教授家居的院子。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院子正中就是一个停车场，我刚把车子停稳，就遇到正骑着三轮车转悠的王教授。

我与王教授也是相识多年的忘年交，他比我年长二十多岁，因他曾在盐池工作过，八十年代初就闻其名，他调到宁夏大学后编写的《新闻写作基础二十讲》《桥梁和拐杖》曾是我新闻写作的启蒙教材。

有一年王教授去盐池会友，他找到我的电话约我见面。自此我们两人相见成友。然而，在停车场里，我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候时，他竟然待搭不理的。我有些尴尬，搓着手看着他骑着车子在院子里转着圈子。我与王教授成友后，曾多次通过微信在写作和青山、油坊梁等旧事上有过很多交流，见面是极有限的。但今天的见面是昨天的相约，今晨他还给我发来一张几年前的合影，此刻却是另一番态度。我郁闷地站在一旁。

王教授传给我的照片

昨天晚上，王老已给我发来他家的楼号。我便站在他家通往停车场必经路口，默默地看着一圈又一圈围着停车场转圈的三轮自行车。自行车骑得有些费力，有几次骑经减速带时，我都怕他骑不过去，因是锻炼，我远远地望着他一点一点地倒动自行车脚踏的位置，再用力踩蹬。骑着骑着，他突然骑到了我的身边，猛然停车抬头，望着我：“这不刘国君吗？我就在等你。”我有些无言，心里话：这会是我在等您。

在盐池生活了几十年的王庆同教授，早已具备了盐池人好客的品质，忙拉着我去他家。一进门，端起一壶茶说：“早上我把茶都给你泡好了。

”茶是红茶，色泽殷红，极具热情。

人老怀旧，我也本是翻人家先人，写人家祖宗的人，两个人就盐池旧人旧事聊了起来。岁月蹉跎，人事沧桑。我俩从油坊梁、青山，聊到县城，从张文元、白槐（原《三边报》编辑），聊到侯凤章、闵生裕。聊天中的怀旧，常常令人伤感。生活中的趣事，又让人忍俊不禁。

王老告诉我：你曾传给我几张张文元在盐池的照片，令我感到唏嘘。我和张文元认识，但不是太熟。我们俩是坐同一辆车到苏步井的，他分到高记梁，我分到油坊梁。因为那时都是右派，只能老老实实干活不能胡说乱动。有一年，盐池到柳杨堡修石子路，需要把大石头打碎成小石头。这活苦呀，群众不愿干，各生产队都把“地富反坏右”派了出去。白天坐在太阳下打石头，晚上挤在一面大炕上。有一天晚上，他挤在我的身边，和我靠得很近，他对我说：“我给总理写信了，我把我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你知道吗？总理办公室还真给他回信了。”说到这，王老用手捣了一下我，面露喜色，好像接到总理办公室回信的人是他一样。我说：“总理和张文元认识，三十年代张文元就出名了，总理曾去过他家。”

“是的，是的。总理办公室说，你要回原籍改造，我们可以协调你回去。张文元说到这就不说了。”王老说到这不说了。顿了一会，才说：“我们都是右派，哪能那么容易摘掉帽子，况且他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我看着王教授等他下一句话：“他捣了我一拳说：‘我哪都不去。’”

张文元在盐池给村民画像

张文元在盐池农家吃饭

张文元确实是哪都没去，他一直待在高记梁。七十年代初，年近六十的张文元干不动农活了，生产队安排他出去搞副业，张文元重新拿起了画笔在盐池、灵武、鄂托克前旗、银川等地给人画玻璃画，油漆画。

王庆同教授讲完张文元的故事感慨地说：“他是三十年代闻名遐迩的大画家，国家才子。他又是手艺人，虽然佝偻着腰干了几年农活，很早就自由了，我一直是受苦的，在油坊梁苦了九年。”

我想张文元也很苦，一个国家才子，一个在1936年就出版过抗日漫画的知名画家，一个曾是国共两党要人的桌上嘉宾，竟在风沙忙忙的盐池苏步井待了近十年。

张文元

我讲述张文元的故事时，王教授把手放颌下，他在聆听。他知道张文元的年龄很大了，但听到老人早在1992年已经去世，他有些伤感。当他知道在张文元儿子和宁夏百姓的家中留有很多张文元的漫画和油漆画，又欣慰地说：“他是油漆匠出身的大画家，能留下作品最好。”

王庆同的感慨让我想起了他写得那本书《边外九年》。1966年9月26日，一辆大卡车把几十个右派分子拉到了盐池县的高沙窝，又像撒种子一般撒到了各生产队。仅宁夏日报社在苏步井附近就有4人，他们右派帽子的帽子的来历各不相同，有历史问题，有因写文章，有的至今也说不清为什么，其中有个印刷厂的工人，识不了多少字，也是右派。

《边外九年》图书封面

我问王教授知道白槐的情况吗？说到白槐，王教授好像不了解白槐的经历，只是一个劲地感叹：“他是我们的副总编，不知怎么也和我们一起到了苏步井。”我曾寻找过原《三边报》那些老报人的去向。知道白槐原是《三边报》的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军去了新疆，担任《新疆日报》的编辑、编辑部主任。他得知老领导张源出任《宁夏日报》总编，追随张源调到宁夏，担任《宁夏日报》副总编。1960年，有人指控白槐贪污，白槐心想自己挪用很少一点钱，张源会保他度过这一关，没想到在大是大非面前，张源一切听从组织安排。1960年8月，白槐受到免职处理。我没有把白槐受到处理来到苏步井这事告诉王教授，因为白槐的结果我也不知道，只是当地群众告诉我，白槐到硝池子时间不长就跑了。白槐是跑了，还是被专政，我真的不知道。

张源（右）和儿子张小源

聊天往往就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我和王庆同聊天的涉及面很广。我们谈到盐池四十年来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谈到我们每一次相见的细节，又谈到几十年来的人事沧桑。谈着谈着，我们谈到他出版的图书《青山无言》的书名题字，他告诉我：“闵生裕给我题写了“青山无言”几个字后，告诉我，出版时不要写他的名字。我就乖乖地告诉编辑部，封面不要写闵生裕的名字，可书出来一看，在版权页上有名，我就连忙打电话问编辑，编辑说他们找闵生裕沟通，我知道闵生裕曾在出版社工作过，他们都是熟人，心想你们要沟通就沟通吧。”

闵生裕低调，不愿提名，出版社的编辑又认识闵生裕的字，在版权页上标清了书写者的名字。两家谁也没错，作为当事人的王教授瞬间把角色转换成第三人。但无论怎么说书已经出版了。

由闵生裕题写书名的《青山无言》

生活如河，每一段记忆就是一段河汊；每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浪花。从记忆深处翻出的浪花都是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王教授一边回忆，一边把记忆的浪花分享给我。他谈话的句子都不长，言简意赅，切中要点。每一句话好像都带着感情，话中的意思从面部的表情中都能感觉出来。

我想问问和他一辆车到盐池的其他人，王教授想了一会说：“那时候，我们的活动圈子其实很小，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很多人到盐池多少年，不仅没进过盐池城，连生产都没出过。”想一想，我能理解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从宁夏商业学校到盐池苏步井的右派张立品，因为父亲是从河北到银川做生意的，打成右派后老老实实地守在苏步井，哪都没有去过，他大概就属于没去过盐池城的盐池人。

张立品（中）夫妻和高记梁村民张风强

久远故事需要慢慢地品味。讲述中，有些人、事想不起来了，王教授把手放在额角，慢慢地回忆。他的记忆很好，许多早已离世的人又在他的头脑里浮现出来，他问我那些老人们的近况，有的我能说上，有的我也不太了解。当我说到几位老人离世的消息，他听后脸色沉重了许多。

聊天聊得是记忆，聊得是心情。我们俩的聊天有的沉重，也有的轻松，王教授的表情也随着我们的聊天内容随时变化。他谦逊地讲着自己的经历，讲述书中的人事，讲述生活，讲述他所知道的名人轶事，更多讲述的都是记忆中的盐池。

六十年代苏步井的居住条件——张文元画

盐池是王庆同教授的记忆，王庆同教授也是盐池人的记忆。他的回忆中也大都是盐池的人和事，很多知道而不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盐池人，王庆同也告诉他们：“我就是盐池人，盐池的水和黄米我吃了多少年，盐池的羊奶子干饭让我度过了人生的低谷。”

王庆同说他是盐池人，我也认同他是带着浙江嵊州口音的盐池人，一张盐池名片。

临别之时，王庆同教授拱手再次向我道歉。这已经是我们今天不止一次的话题：“我现在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使了，见你时阳光羞得都没认出来，不戴助听器也听不见。那会儿，我戴着墨镜没认出你来，对不住。”

王教授有条爱照相的酸奶（狗狗）

面对老人的道歉，我也拱手作答，这需要道歉吗？

再过二十多年，我像您这般年纪的时候，如果仅仅是耳聋眼花，我就知足了。

临别时，我再次拱拱手：“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