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局长笔下的孝义商业史——史荫岐回忆录辑选（四）

张建文

晋中搞“四清”曾被拟留任

1966年2月份，接县委转上级通知：中央决定今年要在晋中地区财贸单位（供销、商业、粮食）试搞财贸四清，要从各县抽派一部分骨干力量配合中央工作组搞试点。县委决定孝义县由我带队，并从粮食、商业、供销各抽一人，三月一日去地区报到。县社田主任又让宋国栋随我同去，商业局派任学诚，粮食局派郭学宏。我们四人按时去了榆次报到。各县都有四、五个人。这时中央工作组已经先到。去后得知，这次晋中四清，是一年前国家财贸办公室在我省太谷县搞试点后决定的，由国家财委五办主任段云同志带队，工作团长是季龙同志，政委是林双本司长。下设商业一队（地级）、二队（县级），粮食一队、二队，供销一队（地级）、二队（县级），还有服务饮食共七个工作队。我被分配到供销一队任副队长，队长杨国平是国家棉麻局局长（山西新绛人），另一名副队长是人民银行的处长沈润璋同志（上海人），是刚从国外大使馆任商务参赞回国的。供销一队共20余名队员。当地的干部除我外，还有地区供销社人事科长李春和，中阳县粮食局干事王步高，和顺县干事高双蛇和临县的一名青年干事共5人。其余均系中央机关的干部，以供销总社总棉麻局为主，除杨局长外，有秘书、专家、老红军（苏克实），有大公报社的老编辑老知识分子，还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同志。

队部设在地区土产日杂经理部，共管辖：土产日杂经理部、生产资料经理部、棉麻经理部、盐业公司四个单位。队领导分工：队长杨国平蹲点棉麻、盐业，副队长沈国璋蹲生产资料，我蹲土产日杂。

这次运动的重点很明确，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法上一进驻

就明确宣布：一切权力归工作队。开始发动群众，依靠积极分子开展工作。所以单位书记、经理的工作就几乎被停止了。

我所蹲的单位是个120余人的大二级批发企业。教导员（书记）李英华是刚从部队转下来不久的团级干部，经理李高昌是个老经理，业务能手，经营管理有方，企业搞得不错。副经理韩守仁也是老经理，只是文化不高，身体欠佳，工作很少过问。这两个经理我都相识，特别老韩还在孝义专卖任过经理。我个人感觉都是老同志也是好人。但运动是伟大的群众运动，上级的指示是要通过运动解决财贸队伍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懒、馋、贪、占、变”的问题，防止沿着这条资本义的道路滑下去的问题。据此发动群众，揭发企业领导存在的“五字”问题。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发，群众起来了，揭发的问题五花八门，真是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工作队内部精神是只能因势利导，不可阻止挡水。后来转向集中批判、积极整改，想集中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上来端正企业的经营方向。可这种想法谈何容易能够变成现实，只能想方设法，利用个别可信的积极分子逐步引导，但成效几乎是零。在转向斗批改阶段，群众矛头就指向了业务领导和有问题的人，如经理、业务、采购等。对这些人根据群众举报揭发也组织人员做了些内查、外调，准备转向整改。可到5月份中央又传来了新的精神，除破四旧、立四新外，又有两个司令部的提法。我记得是：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力批判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队员们也十分惊呀，更不理解。我记得我们队长在团部开会后回来口头传达说：“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具体到这个单位，内部掌握，对经理李彦昌同志可以按走资派批斗，够不够格以后再定，对其他同志就事论事，该是啥就是啥，不能乱戴帽子。这段时间为了早日结束运动，以巩固成果，计划从工作队中留一人任公司经理。团部和地委研究确定留我任该部经理，并派人事科长和孝义联系。各单位名单均已确定，但又有说法是运动中不能提拔干部。就在工作团难为之际，榆次社会上以“破四旧立四新”的说法，组织红卫兵把各部门的一些领导和所谓的“牛鬼蛇神”“黑五类”拉上街游行批斗。对此，工作队

也束手无策，无法控制也不敢控制企业的造反派。随之企业里也就组织起了红卫兵组织，认为工作队右倾。他们插手了单位的四清运动，对经理李彦昌、采购李子荣、跑站员富农出身的赵蔡文等等，都视为重点，乱批乱斗，想方设法折磨人身，污辱人格。我们看不下去，也不敢引导。形势越来越差。这时工作团的领导和我们的队长开始暗暗撤走，只留下另一位副队长和我及部分队员，并将工作队改为观察员，要我们只长眼不开口。这时四清又改成了地委领导，工作团不终而返。到八月底地委把我们也打发回来。我也才摆脱了困境。

商业、供销的第二次合并

“文革”中的1967——1969年我“靠边站”了三年，1970年复出。

1970年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孝义由晋中地区管辖划归新组成的吕梁地区。我县的商业、供销再次合并，名称为县革委商业办公室，主任李希增，副主任是我和宋景文。合并后于1971年将温泉、大麦郊、昙索三个基层供销社，移交给新组建的交口县。孝义由我负责移交，交口县的新任商业办主任郝兆僅同志前来接收。经过两三天的座谈准备，将三个基层社的资料、人事档案交给交口县郝主任带走。

在上级决定孝义划归吕梁地区后，商业系统是我代表孝义到晋中商业局开会的。当时文革期间是军队掌权，地方干部大部分尚未站出来，站出来的也是副职，第一把手都是军人。省里就是谢振华（69军军长）掌权，据说这次分地区是谢的意见，得到中央同意划分的。所以地方干部大都想不通，特别是晋中商业系统，不想把汾阳、孝义、文水、交城四县交出去，尤其孝义县的发展及位置（矿区）对晋中的业务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而在会议中许多同志就动员我从正面向领导提出不愿归吕梁的意见。我哪里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去提，况且，即使提了也是白搭，根本不起作用。由于大多数人有这种倾向，所以晋中商业局就采取了另一种抵制措施——全局的干部准也不愿到吕梁去工作。只有一名离石籍的一般干部老郝一人愿去吕梁商业局。所以只有老郝一人代表吕梁商业局分家。分到吕梁商业局后也只有老郝一人为全权代表，筹划新的机构。后来吕梁才从各县调了部分商业干部，并调回岚县商业局长聂茂林任副手，军人代表是第一把手。吕梁分设后地区商业各方面困难很大。地委书记赵 x （军代表）对晋中的本位主义意见很大但又无奈，只好自力更生新建吕梁。

这个时期，我作为县商办副主任，领导安排我主要是大力协助吕梁地区在孝义建冷库和多个二级批发站。

因孝义有铁路运输方便条件，吕梁一组建，就决定在孝义新建冷库（肉联厂），组建多个商业二级批发站，并得到了省里的批准。开始实施筹建冷库，给孝义县委压上了帮助地区筹建的任务。县委又以系统归口落实到计委和商办的头上。当时我县干部自上而下完全同意承担，因为对孝义确实是件好事，辛苦麻烦也在所不辞。当时决定由计委副主任宋一平，商办的我，还有晏治平具体负责。

我们开始筹划解决冷库的地址、铁路专用线等问题。因没有地点办公，就把县食品公司在新城盖起的十几间房屋让出来作为项目办公地。在地区的支持下，宋一平和我多次赴地、省找领导。我和宋一平多次找过王大任（原副省长，时下放在吕梁当地区副主任）。地区副主任李明星还亲自带我赴省找到计划部门，批复了冷库专用线。这个期间所接触到的领导都非常热情，也鼓励了我们的工作信心。直到1971年地区配齐了冷库领导班子，我们才交出这项工作。

冷库有了筹建班子的后，各二级站又要开始筹建。说起在孝义建二级站，应该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有一段历史值得回味。早在1956年，中央商业部、供销总社就有按经济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的规划，并在唐山地区进行试点，取得了一定经验，1957年计划在全国推行唐山经验，俗称“唐经”。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以经济中心区域、交通枢纽组织商品流通。可因1958年大跃进后期搁浅，没有得益。但中商部对此举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要为实现此举创造条件。比如1960年我县铁路通车至阳泉曲后，陕西榆林地区很快在孝义建立了物资转运站（榆林转运站），由孝西站向陕北中转商品。晋南隰县在兑镇设立了晋南转运站。山西省将原设在柳林、介休的商业转运站撤消，就是要在孝义设立各公司的二级站。因为当时孝西站是通往晋西各县和陕北地区最近的站点，以全国算账是最合算的经济选择。所以在孝义设立二级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省里和地区都积极支持。而我们孝义作为东道主，更应全力协助。所以从1971年开始，孝义县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我来承办的。百货、交电、副食、医药、盐业、棉麻、日杂、生产资料、储运公司等的选地、征地、建设，我都参与了很多工作。在筹建基本完成后，受地区商业局的委托，孝义代这些单位招收100余名职工，并对口由县公司代培半年，生活学习全部由县公司安排。到各站能正式开展业务时，才各归各家。交电站开始建站，原商业局（文革前）地址和房屋全部让出来供其用。百货站的职工在孝义县百货公司吃住将近一年。冷库占县食品门市二年以上。这些全部无偿占用。也正因此，各站的领导和我们都特熟，地区商业局对

孝义商业局也有好的印象。1975年孝义商业局建设新址时因征地困难，地区商业局郝局长主动把交电站要占的地方让出来，并给增加了用地指标，还帮助我们办好征地手续。我们运输困难，省商业厅多次支持我县进口大小货車10多辆，并从中商部储运局购回6吨大货车两辆。各对口公司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系也相当和谐熟悉，往来密切，业务互相帮助，对我县各公司的业务有很大的促进。

在二级站筹建中，我们出了力，做了奉献。这也给整个孝义的经济建设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商业、供销的第二次分设

1975年的后半年，我也不清楚是因为什么，商业供销又要分家了。

本来在此之前已正式恢复了商业局的名称。1973年后，商业局由李希曾任局长，我和宋景文任副局长。我们三人配合默契，局长主持全面工作，我分管财务、业务，宋分管人事、行政。

当时，文革前的县级和中层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已被解放，但没有恢复到原职级的还不少。1972年在商业系统下属公司任经理级的原来科长、部长、乡镇书记的干部，就有近10人，他们都是因没有合适的岗位而屈驾在企业等待分配的。如李希曾文革前已是县政府办主任和财贸委员会主任，任局长显然是低就。还有原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如槐，这时是兑镇商店的经理。而我一直也就是个副局长级的干部，现在商业供销又要分设，我不敢想在任何一方担任正职领导。不管回到县社还是仍在商业局，担任助手也就心满意足了。到八月份，县委开始实施分设，组织让李希曾、李如槐、我和宋景文四人具体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分家问题。我们四人关系都非常好，很融洽。根据这个安排，我们的共同猜测是：李希曾和我会在县社，李如槐和宋景文会到商业局。整体分设工作县委由裴玉辉负责，指定李希曾挂帅，我和宋景文具体研究下属机构和人员的划分归属。当时大部分企业单位属性明确，一下就能看出是属商业还是供销，都没分歧。只有副食日杂公司和蔬菜是一个单位，既要分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又要分财产、业务、办公和经营场所。生产资料和工器公司（五交化）在同一院内，房产地址也要分割。在分割这样的事情上，企业领导和有关同志难勉产生意见分歧，在处理分歧时，老宋和我虽还没有明确各自的归属，但却在无意中就会暴露出本位主义。在争论的过程中，下边的同志和县上的领导都看出我是为供销社而争，老宋是为商业局而争。经过二十多天的工作，总算形成了定局，完成了人员财产的分割，就等领导最后表态了。到月底宣布时，大大出人意料，决定我为商业局副局长主持工作，而宋景文为县社副主任主持工作，李希曾、李如槐调回县委另行安排。县委的组织干部工作真是令人敬佩啊！

分家后不久，1976年初，县委下达文件正式任命我为商业局局长，并配一名副局长高惠林，这打消了我等待上级派主要领导的念头。新设机关，分过来的人员不多共有十余人，都是原来一块工作过的。由于我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流通领域，况且是从最基层的基础工作岗位干起，也就是说从出纳、会计、主办会计、股员（主任）、股长、副主任、副局长，一级一级由内部提升起来的，所以对各方面的情况，没有陌生的感觉。但是要做好一个较大的企业主管单位的主要领导人，困难还确实不少，压力也很大。

分设后的商业系统下属企业有：百货公司（门市部2个），烟酒副食（门市部4个），医药公司（门市部3个），五交化公司（门市部1个），燃料公司（石油），蔬菜公司（门市部5个），食品公司（门市部、站4个），饮食服务公司（点站12个）。八大公司和柳湾矿区商店、兑镇商店、高阳矿区商店和水峪矿区商店，还有城关合作商店，共十三个独立核算企业。这些企业和大部分人员，都是我多年来经常打交道的单位和干部职工，从上到下比较了解，甚至有的还非常熟悉。所以工作环境、经营范围、业务环节上没有生疏的感觉。但相对而言我还是对供销系统的情况更为了解一些。当然县委的安排自有县委的考虑。

这次职务变动，和已往提升一样，我没有主观要求，也没有思想准备，组织上也没有事先谈话，从而更能感受到的是组织的信任。为此深感责任重大，唯有沉下心来，扑下身子，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