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华—农场日子

唐风宋韵

我的芳华

—农场日子

匆匆那年，我与上海延安中学悄然作别，没有毕业证书，没有毕业留影，更没有毕业典礼。就这样，我的学生时代就如此浑然无知地画上了句号，带着些许的迷茫与不舍。

　　我们在茫然中等待，接受着命运的安排。那是一个无法自主选择的时代，一个听天由命的时代，无论工厂还是农村，我们都无法选择。作为家中老大的我，其命运就是务农，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6月上旬，我（唐一萍）收到了出发通知书。随后，我忙着迁户口、办理油粮转移（在那个年代，食用油和大米等都是凭票供应）、同时整理行囊，准备那些生活必需品：被褥蚊帐、锅碗瓢盆……，一切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1975年6月25日，晨曦初照，上午八点，我们一群即将奔赴上海奉贤县星火农场的学生在市三中学门口集结，在一片热烈的敲锣打鼓和欢送声中，我们陆续登上了一辆辆公交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转过身去，隔着车窗玻璃，木纳地注视着前来送行的人群，心中充满了对未知旅程的好奇与对家的不舍。随着汽车的缓缓启动，那些熟悉的街景如同幻灯片般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渐渐远去。由于父母都是双职工要上班，我独自一人，与一群素不相识的同学们踏上前往奉贤星火农场十五连的征程。在那里，我将以一位农场职工的身份，正式开始务农工作和生活。

那一年我不满18岁周岁。

下面这张留存着青春记忆的长辫子照片便是出发的前几天，在我家附近的中山公园拍摄的。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想起那个曾经充满阳光和希望的自己，以及那些陪伴我一起度过青葱岁月的同学们，也见证了我即将迎来新生活的起点。

　 到达15连的那一天，却遭遇了意料之外的困扰。因我的行李上父亲写上我的名字是唐一平（“萍”字简写成了“平”），这个比较中性化的名字让我在二楼女寝室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最终意外的在一楼男寝室找到了父母精心为我打包的行李，一个用绳子“五花大绑”的旧床头柜，以及一个蚊帐被褥的大包裹。

次日，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排长为我们分配了种黄豆任务。我穿着雨衣，记得我是赤着双脚踏入泥泞的田地，裸露的脚掌踩着湿滑的泥巴，有种莫名而奇妙的兴奋。男女二人一组，男生们用铁塔挖坑，而女生撒下黄豆种子。一天劳作结束，我回到寝室，却并未感到过多疲惫，反而内心还喜滋滋地觉得这样的农活有点好白相（好玩的意思）。

的确，相比于那些被分配到天南地北、远离故土和深怀上海情结的同学们，我无疑是幸运的。

　　这张我在星火农场十五连的职工工作证，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工作证。编号是28121。据说，星火农场有三万多名知青，也许我正是其中的第28121位，然而这个数字背后的确切含义，我无从得知，也无需深究。对我来说这张工作证所承载的，是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青春印记和难忘的回忆。

　 18岁最妙芳华的年龄，正值生命中最珍贵灿烂的时光，那颗爱美之心一直深植于骨髓中。为了怕晒黑，女生们一年四季必备花格子的粗布头巾和草帽。尽管对一个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心中铭记着并时刻提醒自己那句古训“吃得起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们连队，数百号知青被分成四个生产排，一个后勤排，一年后又增加了一个小工厂。每天随着指导员的哨子声响起，我们大家起床、集合做广播操，或出工，有时哨子声又是连队开大会的召集声，亦或是连队民兵捉拿在芦苇荡中偷偷抽烟的报警声 。

那些年我们的指导员、副指导员、连长排长等一批南下新垦区的干部，他们的年龄与我们74届学生相差无几，只大三五岁而已。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地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上，当第一个月领取到18元工资时，我兴奋不已，虽然18元工资刚刚够生活开销，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换取的钞票。次年工资涨至24元，却没有了当初的兴奋感。那时对于累活、重活、脏活，我从未退缩，都是“巾帼不让须眉”，有时“红颜更胜儿郎”。如此努力只为在每个农忙战役结束后，获得一张象征着荣誉和精神鼓励的奖状，并带回家给父母珍藏着，那时的我能做到的就是不让父母为我操心。

　　在农场的第二年，1976年我荣获了“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连的积极分子称号。这是对我付出的肯定，也是我对父母的最好回报。

　　在农场劳作的第三年，1977年获得农场年度六次战役（春播、秋收、开河等重要重大农活）中的四次记功表扬喜报一张。

　　之后人生中有几次搬家，整理过类似奖状、表扬状、喜报之类的“纸”荣誉，记得有粉色纸、蓝色纸等尺寸不一的各种精神鼓励之食粮，但我唯独只保留了这二张五颜六色的漂亮彩色“纸”作为年少青春时“不认命就拼命”的回忆。

　 往昔岁月，五味杂陈，每一次回忆都时而激动，时而惆怅。冬季的农田，虽无繁忙的耕作，但开河的任务却成为这个季节的焦点。男生们拿着河锹挖泥，女生们则肩挑重担，行走在凛冽的寒风中。冰水灌进了雨鞋，负重的担子压在肩上，一步三摇，从河底到河岸，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滑倒，爬起来，继续沿着斜坡上行，如果遇到雨雪天气，其艰难程度更无法想象。

为了展现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家采用轻担快跑的方式，你追我赶，仿佛在进行一场比赛。然而，当收工回寝室躺在床上的时候，双腿却仿佛不再属于自己。上半身尚可自由翻身，但大腿以下直到脚趾，却如同瘫痪一般，动弹不得。

幸运的是年轻的身体总是能够迅速恢复，一觉醒来，看到工地上忙碌的人群，自己又如同上足了发条的飞轮，不知疲倦，动力十足地挑着河泥小筐，跑得飞快。

那些日子，肩膀上的重担压出了血迹，棉毛衫也常常被渗血处所粘住，为了缓解疼痛，便在挑担时肩膀内衣里垫一块折叠好的手帕。晚上回到宿舍，小心翼翼地撕开那已粘连的伤口，疼痛却常常让人忍不住“龇牙咧嘴”。

开河，无疑是农活中最繁重的任务之一。记得有一年冬季，母亲突发疾病住院，拍电报来，需要我回家陪伴几天。然而由于开河任务的限制，指导员并未准假，我执意回家看望母亲，结果我被要求春节放假期间，必须提前一天回连队值班。

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不满二十岁的我独自一人在偌大的连队女寝室二楼，举目四望，漆黑一片。木制的门窗在寒风中吱吱嗄嗄作响，如同有人在撞击房门，让人心生恐惧。关上门、上了插销，关闭灯，蜷缩在被子里，把头蒙住但久久不敢入睡。在漫长的黑夜中，我感到无助、孤独、恐慌，时而抽泣，时而呜咽，直到黎明的曙光透过窗户，我才得以小睡片刻（事后才得知，当夜另有二名男生也在值班）。这种惩罚式的值班，成了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不得不提及的是，那段一年多的时光，我右肩上因长期挑担而累积起一层厚厚的老茧，无论担子多么沉重，只要我的腰还能挺直，肩膀便不是我前行的障碍。记得有一年，我们把星火农场养鸡场冲洗鸡舍的粪水用木桶挑回连队，单程竟长达一个小时，我却可以脚不停歇轻松自如地左右换肩。

尽管我已然掌握了换肩挑担的技巧，但当我后来回到上海，在定制服装时，裁缝师傅仍然能看得出来我的右肩比左肩宽厚一些。

三年八个月的农场生活，让我学会了坚韧和毅力。我挑断了七根扁担，这个数字背后的故事，成了我回上海每次聊天时必定会拿出来绘声绘色地炫耀的谈资。然而每当此时，我总能察觉到母亲那转身离去的背影，我知道，母亲的心中充满了对我那份艰辛的心疼，我知道我在流汗的同时母亲在为我流泪……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炎暑之际，双抢的八月悄然到来，我们十五连虽仅种植一季晚稻，却仍需前往老连队支援繁忙的双抢任务（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烈日灼灼汗如雨下的时节，我和小伙伴们手拿镰刀，弯着腰，机械式地割着黄澄澄的水稻，时常左手指会被锋利的镰刀割破，小伤口时就用手暂时按住，血流不止时，我便会用手绢简单地包扎，然后又毫无畏惧地投入这流汗又流血的劳作之中。

那时流行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这不仅仅是口号，更是我和小伙伴们用行动来坚守的信念。割完水稻后，又在这片土地里灌水，准备进了下一轮的劳作——插秧。

插秧之前先要拔秧，为了突出一个快字，干脆就跪在秧田里拔秧，用小指和食指轮番上阵，一天下来，双手的几个手指上都布满了水泡。回寝室后我用缝衣针轻轻刺破水泡，让疼痛得到缓解。然而第二天我们又将再次踏上田埂，重复着前一天的劳作。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支援老连队的双抢任务，我们十五连距离老连队的路程需徒步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天刚蒙蒙亮，我们便要出发。到达目的地，我们就赤脚走在田埂上，到了自己的位置，手拿秧苗，每行插六把，边插边后退，不到尽头的田埂就绝不直腰喘息。因为一旦慢了，两旁的同伴就会围拢过来，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使你进退两难。那时才真正理解了五代后梁时期的契此和尚七言绝句《插秧诗》：“后退原来是向前。”

在插秧过程中，还时常遭遇蚂蟥的侵扰。有一次，我觉得膝盖处痒痒的，我心存疑惑地卷起裤腿才发现一条黑乎乎且肉乎乎的恶心蚂蝗正趴在了我的膝盖处。为了防止无声的蚂蟥投吻噬人，我们都会用稻草扎紧裤腿的，它怎么爬进去的呢？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一次是二条蚂蟥爬在我的脚后跟上面一点，两条同时钻进了一个被蚊子叮咬之后抓破的伤口上贪婪地吸血。面对这样的恐怖场景，我虽然内心极度害怕，但表面上却显示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保持神闲气定式的镇定。坐在田埂上，随手拿起秧苗，在蚂蟥的屁股下面慢慢地挠痒痒，这样蚂蟥慢慢地就会从伤口处退出来。之前听说有人硬拔蚂蝗，结果断成二节，一节活体留在体内继续吸血求存活，要去医院划上一刀才能取出。（这是一个听了头皮发麻的故事，但不知是真是假）。

为了提高插秧速度，我回到寝室里就会用发扑克牌练习插秧，用一把筷子练习分秧。希望能在田间展现出更加娴熟的身手。割稻插秧这些弯腰的活，让我以及农场的一些员工后来都落下了腰痛病。

记得那年炎热的夏天，在田间劳作非常辛苦，大伙们都挥汗如雨。早上挑到田间的二大木桶的冷开水，不到中午就被我们喝了个底朝天。口渴难耐时，我们只得在田埂旁的小河里直接用杯子舀河水喝。有一次舀水时竟然发现有一条小鱼在搪瓷杯中游动，看着可爱的模样，我心中涌起一股怜爱之情，赶忙将小鱼倒入河里放生。然而我再次舀水时，听到不远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水响声，却只见抛物线而不见人影，那应该是淘气的男生在“恶作剧”。从此以后，我再渴也不敢喝河水了。

　　说起支援老连队的双抢任务，还有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为了快速将秧苗摆放在田埂上，我和几个要强的小伙伴们直接将连水带泥的秧苗一把一把捧在胸前，任凭泥水从身上流下，快速往返于田埂与秧田之间。因为是支援外连队，中午吃饭休息时，我们没有可更换的干净衣服，只能到浴室用冷水（那时的农场浴室只有冷水龙头）把身上的衣服冲洗一遍，然后直接躺在一根窄窄的扁担上，嗅着泥土的芬芳小憩片刻，其实就是躺在了田埂的泥土上，用草帽遮盖头部，让身躯当一回人体晾衣架。就这样，在“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的酷夏中，直接让热情似火的太阳把穿在身上的衣裤晒干。接着下午再投入到泥浆混合的拨秧劳作中，晚上拖着疲惫的双腿与小伙伴们再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到自己的连队。

　 在农场的日子里，挑撒猪粪无疑是又累又脏最具挑战性的劳作。我们女生一行在排长的带领下去猪圈里收集猪粪，先把猪粪装入筐里，再挑至田间，用双手把粪汁粪块一把把地撒进田里，作为植物生长的宝贵肥料。为了避免猪粪臭味渗透自己手掌的肌肤，我别出心裁尝试用地上的泥巴搓磨手掌，犹如涂抹雪花膏般，希望以此抵挡那股让人难以呼吸的臭味。然而即便如此，劳作至午后3点左右，食堂派人送糖精馒头（下午点心）到田间时，尽管我用河水用力洗净双手，但手拿馒头伸向嘴边之际，哇，一股臭气直冲鼻腔，令我一阵作呕，坐在田埂上迟疑不定。本以为涂了泥巴会隔离猪粪的臭味，没想到这臭味却很难祛除！（现在想想，戴上手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任何劳防用品）。当时尽管难以下咽，但饥饿感还是驱使我将馒头送入口中，而手捏的部份，则被我毫不犹豫地扔掉了!

可能是因为农场在上海郊区的原因，所以食堂伙食还算不错，大米也是农场自产的，每当新大米上市，新米做的饭特别香，拌点酱油和猪油就非常美味。每到冬季女生们也会自己动手做甜酒酿，这也算是农场辛苦劳作后的犒劳吧！食堂偶尔也会供应馄饨和菜饭。遇到小伙伴们相互拼饭量时，我总能展现出惊人的食欲，一顿能吃七八两甚至一斤多菜饭。记得食堂有馄饨吃时，大家都是蹲坐在食堂的水泥地上（那时连队的食堂是没有饭桌椅，开会学习都得自己带小凳子），吃完一碗再排队去买第二碗带回寝室，放在搓衣板上晾干，过一会儿再慢慢品尝，解解馋。然而尽管吃得如此之多，我的身材却依旧很瘦，一米六九的身高只有50公斤左右的体重。这可能是因为农场的劳作让我们每天都消耗了大量体力，且那时的微薄收入只能吃一点小荤小素，无需减肥人也长得像根豆芽似的。

那些年代，食堂里，苍蝇满天飞舞，特别到了秋末，米饭里有几只苍蝇是不足为奇的，用筷子拨掉后就跟没事一样。那时的大众汤用大灶烧后再倒入保暖桶，保暖桶的盖子是打开的，但凡从滚烫的大众汤上飞过或路过的苍蝇无一例外掉落保暖桶内，汤水浮蝇是家常便饭。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食堂员工总是娴熟地用勺子撇去浮在汤水面上的苍蝇，然后若无其事地将汤舀入我们的碗里。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正常和自然，从未有过任何的不适和抱怨，也没听说谁谁谁吃下后拉肚子的。也许那时的苍蝇确实没有太多的细菌或病毒，它们只是单纯地作为食物链的一部分存在。

我还清晰记得1975年底，连队协助星火农场的百万养鸡场进行基础建设，负责平整土地。午餐时分，后勤排长独自挑着两大桶饭菜急匆匆地赶来。当他为我们盛上菜肴——花菜炒肉片时，一股浓郁的奶油香味瞬间弥漫开来。然而，我们品尝后却察觉到了异样的味道。后勤排长坦诚地解释，这是因为做菜时香精过量所致，原本只需几滴，但炊事员因缺乏经验可能加入了一两勺。他本想重做，但时间紧迫，只能亲自送来这盘“奶油香味”的花菜炒肉片，并向我们致以歉意。尽管如此，我们仍只能将就着享用这顿饭。这便是当年“科技+狠活”交织下的一个小插曲。

还记得有一次吃炒青菜，吃着吃着发现青菜里有黄黄的手纸且有股怪味，后来听食堂人员讲，有一箩筐菜忘记洗了。

也听说过这样几件事：不知谁将放在灶头上的一块固本肥皂掉进了饭锅，烫化了无法拿出来，也没有把米饭倒掉，大家吃后纷纷议论。当时负责后勤的排长知道后，勒令食堂人员每人装满一大碗肥皂饭，并必须当着他的面全部吃完，包括这位排长自己也同时和食堂人员一起“分享”了这碗惩罚式的肥皂饭。

还有，大灶上米饭烧熟准备打开分饭时发现饭锅里竟然有块抹布，也不知什么时候掉落饭锅里的；一缸酱油用完后发现缸底有只死老鼠。诸如此类的……　　

　　 在农场的生活中，如厕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厕所是红砖切建的，墙上留孔透风，蹲坑下面是穿风的那一种，冬天蹲坑时PP被风吹得瑟瑟发抖。夏天厕所里经常会有蠕动的白色蝇蛆，时而会爬到你的鞋面上来，迫使你只能不得不频繁地移动双脚以驱赶那些不速之客，整个如厕过程会踩死脚边的多条蛆虫，所以夏天上厕所绝对是一次次不得不杀生的无奈之举。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堪的经历，却锻练了我的意志和勇气。

在农场每隔三个月我们便能获得一次短暂的假期回上海。基本是二天一夜，第一天早上离队到第二天的傍晚归队。有时为了赶头班公交车，我们常常在天未亮时就踏上乡间的小路。走在空旷的田野上，心中难免会有些恐惧和不安。但每当行走这一个多小时的路途时，我们就会用唱歌来驱散内心的恐惧。好在那个年代人都比较规矩，所以也从未遇到过什么坏人。

为了节省路费，我还经常大胆扬招拦截卡车要求搭车，虽然司机师傅大多会停车让我上车，但站在颠簸的卡车上依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每每当我站在卡车上感受着车轮扬起的尘土和呼啸而过的风景，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豪情，连倔强的头发也会骄傲放纵地在风中扬起，心中乐呵呵地想着今天遇见了好人、好司机，想必这些好心人也有兄弟姐妹在农村的，所以对搭车省钱又快捷的方法是比较理解的！

说到搭车，我不禁想起了那次搭乘拖拉机的经历。连队里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虽然我与拖拉机手不熟悉 ，但经常看见其他小伙伴外出搭车也心生羡慕。终于有一次我鼓起了勇气搭上了拖拉机外出，但不幸的是在跳车时弄伤了手臂。原因是搭车者中途要下车，拖拉机是不会停的，你要自己往下跳，比较安全的跳法是顺着拖拉机前行的方向跳，由于我不掌握跳车技巧，导致手臂被卡在了拖拉机车箱扶栏里。当时拖拉机大分贝“突突突”的噪音完全吞没了我的大声呼救声，以至于在前面掌控拖拉机的驾驶员根本听不到，被拖了十几米远时才被同车伙伴齐声呼叫停车后得以解救。这就是我唯一的一次搭乘手扶拖拉机的不堪经历。也许我真是天生的硬骨头，当时只有手臂上伤了几块很大的红得发紫的淤青。

　　在农场的日子里，有件使我最为害怕的事，记得是我下乡的第一年，连队靠海那边是2米多高的芦苇荡。“芦花时节秋风起”，连队为了搞点副业，发动大家去采摘芦花，给每个人发一个能围在腰部的白色围裙式大布袋系于腰间，听说芦苇荡里有蛇出没，那一天我穿上了高帮雨鞋。每个人采摘完毕后都要进行称重，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标要求，但在那个充满激情与斗志的年代，我们都渴望表现出色，不甘落后。

然后我们三三两两自由搭配后便纷纷翻过堤坝，踏入了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动。起初我还能与伙伴们一起低声交谈，双手配合左手轻按芦苇杆，右手快速折取芦花，同时也要留意脚下不被芦苇根刺破雨鞋。为了采摘更多更大的芦花，我渐渐地与伙伴们拉开了距离，随着走入芦苇荡深处，刚开始还能隐隐约约听见小伙伴们的呢喃细语，慢慢的就只剩微风吹拂芦苇的沙沙声了。当布袋沉甸甸地装满了芦花准备返回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刚才进入到芦苇荡时，还在欣赏芦苇那瘦高挺拔的杆节、芊细柔美的绿叶、摇曳生姿的芦花，宛如一群窈窕淑女在秋风中婆娑起舞。但此刻的我却独自一人迷失在稠密的芦苇深处，目所能及之处的芦苇突然变得面目狰狞，象一根根竖在眼前阻挡我返回连队的篱笆，头顶上那片阴沉的天空，也无法指明南北方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与焦虑，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尽的迷局之中。

我四处寻找出路，兜兜转转，却始终无法找到离开这片芦苇荡的出路。高耸的芦苇完全遮挡了我的视线，使我无法辨别东南西北的方向，感觉身不由已的做着圆周运动，有如“鬼打墙”，那时的我真的有点慌了神。

此刻，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惊恐。距离我不过一步之遥的芦苇枯叶上，赫然蠕动着一条20多公分长的小蛇，其土黄色的身躯上，交织着青绿色的花纹。我之前听闻，蛇越小毒性越强。此刻的我面对未知的小蛇，内心充满了恐慌。我不敢大声喘气，只能万分紧张地盯着小蛇，心中不断揣摩着它是否会发起攻击，我的小心脏也提到了嗓子眼了。尽管我试图保持冷静，但双脚却不由自主地往后移动，一步，二步，我慢慢的、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直至我认为自己已处于安全之地。这时的我又急切地开始寻找离开这片芦苇荡的出路，希望尽快逃离这个危险的境地。

幸运的是，或许是老天怜悯，亦或是那条小蛇是上苍赐予的天使，为我指明方向。当我抬头望向天空时，猛然看见了高高悬挂在芦苇荡上空的几根黑色架空电线。依据自己在农场的生活经验判断，有架空电线的下方很可能就是堤坝或公路，这一发现让我欣喜若狂，我迅速用双手左右开弓，竭力地拨开芦苇，努力寻找这几根“救命之线”的走向，同时要确保这架空电线始终在我的视线之内，它成了我走出芦苇荡的唯一的希望。

此时我已全然不顾脚底下尖尖的芦苇根了。就这样，凭借着几根绵长的架空“幸运之线”指引，我终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芦苇荡。

　 经历了上午的惊险和惊吓之后，下午采摘时我变得格外小心，再也不敢走得太远了。尽管当天的采摘量远不如其他人，但我仍然感到庆幸。我庆幸自己能走出这密密麻麻的芦苇迷宫、庆幸自己没被小蛇咬伤、庆幸自己在困境中还能保持冷静判断。那时的我并不在乎被芦苇根刺破流血的脚底板，反而对那双刺破的高筒雨鞋心疼了好几天。 　　

芦花阡陌，四季轮回，无数次的花开花又落，对于诗人而言是诗意、是远方，然而对于我来说，那却是一场刻骨铭心、独一无二的“极限冒险”。在那片芦苇荡中，我学会了在绝望困境中寻找希望，那一刻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

　　悠悠农场岁月，成为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记忆。而那段日子最让我铭记于心的，并非开河挖渠的辛苦，而是在虫害季节时，我踏入虫害肆虐的农田，喷洒农药的情景。

星火十五连，是在围海造田中开拓出的新天地。那片土地充满了盐碱，是无法种植经济农作物的，为了改良这片土地，我们选择种植一种名为“田箐”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该植物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吸收土壤中的盐碱成分，株高可达3米之巨。当田菁生长最为繁盛之时，我们便开始收割工作，收割后的田箐被投入深土炕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发酵，它们化作了滋养土地的有机肥料。再把这些肥料散入田间改良土壤，同时也可增加土地的肥力。

然而那一年，虫害异常凶猛，猖獗的害虫一夜之间便能横扫几个连队的田菁地。场部非常重视，紧急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杀虫措施，一场关乎田菁生存的“杀虫战役”随即打响。连队也迅速行动起来，各排连夜组织人员名单，准备明天投入到这场战斗中。

通常喷洒农药的重活是男生包场的“专利”。但这次由于杀虫战役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排长决定让排里几位身材高挑的女生也参与到杀虫的行列中去。我们几位被选中的女生，心中充满了自豪与光荣。

次日我们三排的十几位男生，加上三四位高挑身材的女生，每人都背上40多斤重的农药喷雾桶，踏上了前往田箐地的道路，我们的步伐坚定而有力。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田箐地时，站在田埂之上，眼前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昨日还绿叶茂盛的田箐，一夜之间被毛毛虫啃食得只剩一根根在风中凌乱摇晃的青竿。那青竿上，大如桑蚕、小似米虫的毛毛虫密密麻麻，它们蠕动着、啃食着，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盛宴。

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勇敢的男生毅然决然地下了田埂，背着喷雾桶钻入那片被毛毛虫们占据的田箐地，那青竿子上的大大小小的毛毛虫瞬间被摇晃了下来，有的掉落在地上，有的则粘在该男生的肩上、头发上和衣领之间。他并未戴草帽，却毫无畏惧，勇敢地径直前行。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急忙扣紧了衣领和袖口，恐惧和恶心一股脑袭来，瞬间驱散了我之前被点名安排任务时的自豪与光荣。然而退缩是不行的，我只有硬着发麻的头皮，跟随他的脚步钻入这片被毛毛虫占领的战场。

那时的我们没有口罩、没有手套、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幸好我还戴了一顶“万能”的草帽。

那时并不懂得农药朝上并朝前喷洒时，手臂要保持小角度的倾斜，记得当时根本不敢抬头看青竿子上的毛毛虫，右手臂高举着喷洒龙头，左手不停的上下按压农药喷雾器手柄，一边走一边喷洒，从高处向下喷洒，毛毛虫在农药的作用下纷纷毙命，同时，我整个人从脸到手再到脚都像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药液SPA。

一桶接一桶，一亩地连着一亩地，一个上午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走在收工回宿舍的田埂上，我望着前面几位男生的背影，他们被农药喷洒过的湿漉漉衣服紧贴着瘦削的背部，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头皮。我注意到他们的头发上竟然还挂着几条大小不一的虫尸，有的干瘪，有的爆浆，扭曲的形状让人感到莫名的难受和心酸……

回到宿舍，我摘下草帽，对着小镜子梳理着头发(那时也没有条件马上洗头和洗澡的)，我仔细检查着每一根发丝，生怕其中也夹杂着那些可怕的虫尸。镜子中的我脸色微红，脸颊微烫，仿佛涂了一层淡淡的胭脂。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或许已经轻度农药中毒了。但幸运的是，那时的我们年轻无知，身体自愈能力极强，并未因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

时过境迁，但往事并不如烟。每当我回想起在农场挥舞着农药喷雾器的瞬间，那些丑陋扭曲的毛毛虫身影便会浮现在脑海。这一刻，我的思绪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陷入短暂的空白与迷茫，随后又陷入深深的沉默与思索。那些画面，那些感触，似乎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无法忘怀。

在农场的日子，还有一个温暖而难忘的小故事一直铭记于心。记得那时我们正在稻田里忙碌着插秧，突然听到同排女生大声哭喊，哭声迅速吸引了多位女生，包括我，我们纷纷向她走去，发现是条蚂蝗钻入了该女生的脚趾之间，吓得她坐在田埂上又哭又叫拼命挣扎晃动着双脚，面对这惊恐的场面，女生们都感到害怕，谁也不敢轻易尝试为她排除“异己”。

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我们身材魁梧的男排长，毫不犹豫地从稻田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田埂，在哭喊女生旁蹲下身来，细心查看她的脚趾，那一刻，整个场面显得格外温馨，在他帮助下，蚂蝗最终被成功取出，女生的哭声也戛然停止。顿时我对这位排长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那个男女生之间几乎不说话、彼此保持一定距离的年代，属于“食不连器、坐不连席”的状态下，他能如此勇敢地站出来出手相救，不仅展现了他的善良和勇气，更体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相信排长的这一举动不仅感动了那位女生，也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这些旁观小女生们的心灵。

在农场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历了许多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挑战。我曾与老鼠共度长夜而浑然不觉，也曾在无意中与蛇、蚂蟥等无脊椎动物亲密接触。

记得那个春节放假前夕，我归心似箭地整理床铺，当我将被褥折叠时，无意间在钢皮交错的床板上发现了一具已风干的老鼠尸体。到现在我没弄明白，它到底是如何钻到我被褥底下被我压扁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这只老鼠已在无数个夜晚，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与我共眠。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我从小就对无脊椎动物怀有深深的恐惧，那些蠕动、滑溜的身影总让我心生寒意，如蚯蚓、菜虫、蚂蝗、蝇蛆，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然而，命运似乎总在捉弄我，在农场的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与这些令我心惊肉跳的生物近距离接触，甚至与蚂蝗、蝇蛆和毛毛虫有了零距离的“邂逅”。

这一切，仿佛验证了那个另类的“墨菲定律”——我越是害怕什么，它就越有可能发生。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或许无法避免那些令人不安的插曲，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它们。或许，正是这些看似不幸的遭遇，塑造了我们更加坚韧和勇敢的自己。

人生犹如一段旅程，总是充满起起落落和酸甜苦辣。有坎坷也有平坦，有泪水也有微笑，有苦涩也有快乐。在农场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安慰。每月一次黑板报制作成了我最舒心的时刻。（我曾在上海戏曲学院舞美系学习过近半年的临摹素描)，我负责黑板报排版、画插图等工作，为了增加色彩的丰富性，我独辟蹊径地尝试将白粉笔浸入不同颜色的墨水瓶里，浸出来的颜色是渐变色彩的效果，这些独特的创意让我得到了星火农场黑板报比赛第三名奖励——奖品是一块黑板和二盒粉笔。

令人开心的事还有：星火农场计划举办一场歌咏比赛，连队指导员发话：凡识简谱者给三天假在寝室练唱歌曲，但必须在三天里唱熟比赛指定的十首歌。我毛遂自荐报了名，三天里我不用出工，就拿着几张歌曲谱子练习，实在难的曲调就先用口琴辅助练习调调，基本对了再哼哼唱唱，果然三天我就基本上掌握了十首歌曲。但不知啥原因，最终歌咏比赛未如期举行。指导员不仅白送了我三天乐呵喜悦的假日，我还通过这次经历提高了识谱能力。

跨过昔日的匆忙，奔波在岁月的细流中。这样苦中作乐、苦中有乐的日子，一直到1979年2月，我离开了那片充满挑战与回忆的农场，步入新的生活阶段，顶替母亲进了上海江南造船厂。

记得离开农场的那一天，我什么行李都没有带走，身上仅斜挎了一只绿色的军用书包，大步流星地踏上回家之路，朝着回上海的汽车站走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据农友回忆，当天二楼女寝室有小伙伴望着我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不免翻江倒海似地难受。而我未曾回头望一眼那些曾经陪伴我度过无数个日夜的小伙伴们，但我知道我们心中的情谊将永远铭记在心。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们三排几位女生在桥上的合影（第一排中间的女排长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临行前我们一起拍照留念，最后一排那个高个子就是我），它记录了我们那段青涩而美好的时光。那台拖拉机是十五连中最耀眼的固定资产，身后第一排房子是职工食堂，第二排是二层楼的职工宿舍。

　　这房子就是当年我们三排居住的寝室，当时是新盖的，经过将近50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已经是破烂不堪了！

　　在回上海户口迁移的过程中，某个环节似乎出了些许差错，原本应是我名字中的“萍”，那象征着水中轻舞的绿萍，却在一纸“调令单”上，以钢笔的坚定笔触，被正式替换为了“平”，仿佛在农场那段时里，“平”与“萍”这两个字眼也在不经意间相互交织，融为一体。

经历了农场三年多的锤炼与洗礼，我名字中的“草木”（艹）和“水滴”（氵）仿佛随着岁月的流转而悄然消散，无影无踪。当我告别了那片土地和那些劳作的日子，也似乎告别了那种无根漂泊、随风而动的浮“萍”的境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稳重、踏实的“平”字，寓意着平安、顺遂。

1979年2月，我挥别了那些日晒雨淋的务农岁月，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利西路。那是一条充满回忆与故事的小马路，红砖砌成的“双子星”建筑，见证了我的归来与新的起点。自此，我开始了人生中“朝七晚四”的工厂劳作，虽然生活节奏与以往不同，但心中的热忱与追求却从未改变。

那些年轻的日子，已随风而逝，充满活力的瞬间，不再回眸。岁月的痕迹，沉淀在心底，每一个印记，都是坚韧与成熟的注脚。人生的故事，仍在精彩上演，每一次的机遇，都是新的篇章。带着经历，带着感悟，我继续向上、向美、向善前行，追寻那属于自己的芳华人生，我相信生命之花一定会在沉淀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