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局长笔下的孝义商业史——史荫岐回忆录辑选（二）

张建文

反右派运动中的县社机关

1957年夏，全国开展了反右斗争。虽称之为文化界的运动，但县以上的机关单位企事业也全部开展。当时我在县社财务股工作。开始学习文件，接着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全体动员，轰轰烈烈，不加限制。这就使一些人口无遮拦地鸣放开了。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揭发出省里王文光的反党言论，随之各地各单位也结合实际揭发本单位的右派言论。如果哪个单位揭不出几个具体的人和事，单位领导就过不了关，要受批评。

县社机关也抓住了几个重点人，其一就是财务股的审计侯华伟同志。他是留用的二战区旧政府人员，1954年从省供销社调回孝义。他有些文化，有工作能力，对前期鸣放的一些文章非常欣赏，如对王文光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等大加赞赏，还到处解释宣传。到运动反击阶段，他后悔莫及，但已无可挽回，只好被批斗，承认反党。其他几个人，如业务股会计雷兆麟，百货公司会计梁建荣，推销经理部的霍德高，手工业股的任焕彩，也受了害。这些人在运动后期均被开除公职了。

这次运动，确实教育了大家，实际上是堵住了批评的口子。此后人们再也不敢多说多道了。

这些同志我都熟悉。他们在20年的右派生活中确实苦不堪言。有的年老去世，有的家破人亡。所幸的是，幸存下来的在邓小平复出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霍德高同志安排到了食品公司。雷兆麟同志安排到了石油公司。梁建云同志安排到柳湾商店，后调任食品公司会计。任焕彩同志安排到乡镇。侯华伟同志没能活到这一天。

大跃进年代里的县社工作

1958年的大跃进，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特殊年代。是个折腾的年代。反右斗争末期，实行精兵简政，下放人员，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我们县社系统下放了十几名同志，胸戴红花，敲锣打鼓组织欢送。说是自觉自愿，实际是本人都不愿意。只是形势所迫，本人写了申请，无话可说。我也写了申请，所幸没有批准，才侥幸逃此一难。人人都写，但批准的是少数，这可能就是个策略。同时在全县开展集资献宝活动，动员党团员干部家中的铜铁锡卖给国家作工业原料。美其名曰：变废为宝。我当时是积极响应者。回到村里把家用的铜瓢、铁勺、铜笊篱、锡香炉、锡贡器等全部以废品卖给供销社，回机关上班后还慎重其事地向领导汇报了。

到下半年，县社又精简机构，减少领导职数，把会计股副股长侯丕玉调到工商行政股任职，把计划统计股和财务会计股合并成计统财务科，原计统股长刘子谦任科长，但办公室和工作并未合并，我仍是财会负责人，却又没明确职务。

同时还抽了一部分人员去参加修建八一水库的劳动。接着又提出了县社要大办乡办工业的跃进计划。要利用野生资源办工业。要用大麦郊温泉等地的山地柞树养蚕。在兑镇建了柞丝厂，有十余间厂房。派于子文等人上山在柞树上养蚕，结果树上的蚕被山中的鸟吃了很多，根本难以成茧，丝厂就派不上用场了。还在桃红坡建起了酒厂，说要用橡料造酒，但资源不足，也缺乏劳力采集。酒是造出来了，但味道不好，度数也不合格。说要用土办法提升酒精度。当时各乡村的酒厂也办了不少，送到县社来的样品有几十种。就在县社院子里，弄个铁皮桶制成提炼酒精的炉子，就地试验，一事无成。就这样明显的劳民伤财，还是得到一片赞扬喝彩之声，冠以“敢想敢干”美誉。经过几个月折腾，一点成效也没有，还不回心转意，还是要继续规划乡办工业的规模、布局。好像陷在个旋窝里转不出来一样。打破常规，腊月二十五了，将全体人员集中到东盘粮村挖水渠，一直干到正月初五，还自带炊事员，自己垒锅起灶，过了个“革命化春节”。

又过了一段时间，乡办工业还在热潮中。主任（局长）根据县里指示，让我们准备招收培训乡办工业财会人员，满足全县办三十到四十个厂子的需求。当年办厂就要会计上岗。县里批准五十个人的特殊招工指标。各乡分配指标，人员集中回县社，说是审查考核，实际是来者不拒。提出会计工作要简化手续，提倡“无账会计”。培训班由刘子谦杨春照为主任，我任教师，讲授会计知识。我还来不及备完课，接到一个新的安排，结果是在忙乱的准备当中，又脱离了培训班的工作……

真是大跃进啊！变化频率也确实大。很快又传来了介休孝义灵石三县要合并，孝义的机关要并到介休去办公了。此时，我也接到了新任务——去山西财经学院带薪上学两年。

带薪上大学，正值三县合并

从1958年第四季度到1961年初，是孝义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孝义县被撤销了，合并到介休县。本来是巧合，但也许可称之好运：在这个孝义机关工作相对不稳定时期，我去上大学了！

1958年8月底，县社领导通知我，9月1日去太原参加山西财经学院的入学考试。8月31日下午到，第二天考试，当日下午就返孝，很快接到录取通知，9月4月报到入学。

当时学院是在太原老军营附近。由中央商业部投资创办，旨在培养财经管理干部，是继上海、黑龙江之后的第三所财经大专院校。1958年是首届招生，条件所限，只能办专科，生源也是山西的在职干部。在第二年招生就有社会青年和本科生了，生源和毕业分配均面向全国。

我被编入“贸易经济系”二班六组。学院还设金融系、粮食系。还有半年期的领导干部培训班。

课程设置：贸易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哲学、会计学、统计学、党史等。学制二年。

我们组共十五名同学，十三名男生，两名女生。杨杨林（大同）杜有庄（临猗）闫金璋（大同）白清奇（大同）闫光田（太原）古德（左云）马琴琨（女，太原）刘桂元（平顺）杨思民（大同）毛顺义（五寨）郝建中（原平）闫美华（榆次）杜**（沁水）李海香（女，榆次）和我。闫光田参加班委，我和闫美华为正副组长。相处两年没变动，关系十分融洽。

我们这些刚刚从大跃进的工作氛围走出来的干部，进入学校，有种明显的安逸平静之感。学院的教学管理井然有序，老师教学水平也很不错，同学们学习兴趣很浓。正当大家专心学习之际，未曾料及的是，开学仅仅两个月，省里要让学生上山挖铁矿，参加大炼钢铁。院领导多次交涉，才改为用三、五天时间到太原大众汽修厂内炼土钢。学校领导满意接受，全院师生，大干三天，完成任务后就回院复课了。复课不到两周，又来了新的特殊任务，省里要组织省级财贸单位到全省各县检查大购大销工作（也是大跃进），人员不足，要财院师生也全部参加。

这次我被分到晋中盂县组。组长是省委组织部的韩治国，学院带队的是政治教研室讲师单廉棠老师，还有另两名同学。十一月中旬出发，说是一个月后返校。到盂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分组下乡到上社公社去。上社距县城九十里，要求一天必须赶到。路上看到，时已立冬，大部分庄稼没人收割，还在地里长着。这能限时完成粮棉油收购任务吗？不过我们担心的是能不能早点返校上课。

到上社后，接待我们的公社副主任语出惊人：我们公社今年已经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全社实行集体食堂化，所有的人，吃饭不要钱，不收粮票。我们住了一个月，吃了一个月，还真没人收钱。队长说这是人家的规定，咱就入乡随俗吧。在此一个月，啥也没干成，说是督促检查，倒不如说是尽听吹牛皮说大话。

一个月后总算又回到学校。大家抓紧复课。课程拉下不少，师生都着急啊！

寒假时我去了介休商业局。准确地知道了上年（1958年）10月份三县就合并了。供销社和商业局统称商业局了。孝义原来的同志来介休上班的只有两三个人，我的名字编在财务科，其他人员都是灵石介休的，我都不认识。

正月开学后，学院的秩序就正常了。我们这届学生，挣着工资，还享受着大学生每月36斤成品粮的待遇，大家都十分珍惜这宝贵的读书时光。经过两年的紧张学习，到1960年8月底，我的考试成绩还很不错，顺利毕业。

孝义复县，县社工作重起步

1960年9月，我从财经学院毕业后到介休县商业局财务科上班。正赶上机关提倡“劳逸结合”。原来是当时经济困难，机关干部普遍营养不良，所以领导安排大家半天上班，半天休息，称之为“劳逸结合”。加之我虽然是孝义县的老人了，但在介休县却是初来乍到的新人，所以也没分到具体的工作，除了休息就是临时打杂。就这样“劳逸结合”了几个月，到1961年3月份，三县又要分家了。就商业局来说，各县原来的人员财产还是各归各家。合并期间新增的各得三分之一。基本上是毫无争议。尤其是对孝义灵石的人来说，觉得是盼望已久的大好事，所以分家很顺利。财务分账时我代表孝义，灵石代表是李承恩，介休代表是王永寿，很快地办理了相关手续。

分县回来，接着就是商业供销分家（这是孝义供销商业的第一次分家）。我分到县供销社，仍是财务科负责人，和三年前一样。但机关的情况可大不一样了。昔日风光无两的县供销社，似乎陷入一种需要重新起步的困境。首先是人员变动很大。原领导梁德重任了副县长，副局长刘耀华分到商业局任局长。县社只有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邢占荣，我以前还不认识。中层只有原来的统计股长刘子谦还留着。财务股原来的同志一个也没留下，因大炼钢铁、大办工业、调整机构、下放基层，四分五散了。原来县社的二三十人，只剩我一个了。其次是机构和下属企业调整变动很大。经理部的名称、业务范围也变了。基层供销社由原来的24个，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合并为8个大社。基层社主任、会计大部分都调整了。机关科室除统计科外，都是新人了。办公室由刘子谦兼任，人事科由宋景文负责，业务科由郭应福负责，财务科由我负责。但财务科里没有主办人员，只有一名由介休服务公司分回来的服务员张万英当出纳。三是资料断档。从介休分家只有移交表能建起账来，其它过去的历史资料不知去向。要查资料时，寻找到调走的任吉佺同志，他说，五八年四季度大跃进，要求实行“无账会计”，只设总账，取消了账簿（分账），以凭证代账，想查一笔往来账户非常困难。三县合并后机关没有了，他也离开了。三年的情况断档了。

开始有半年时间，县社的工作比较混乱。没有主任，副主任有等待思想，又不熟悉业务。工作却又比较多。如恢复分设县级企业，分设基层供销社，旺季收购业务繁重，流通渠道不畅。这段时间工作就由邢占荣副主任决策，有时召集我们四个科室负责人研究一下。邢副主任思想不愉快，压力也大，我们也感到不顺手。到这年（1961年）的十二月份，县委派来原灵石县副县长田祝三同志任县社主任。

田主任到职后，很快进入角色，扭转了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田主任是位农民出身的老革命老党员，文化程度低，但党性较强，综合素质高，能廉洁奉公，平等待人。处事民主公道，能以身作则。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机关工作走上了正常规道。县社所属的县级企业：土产废品日杂公司、副食果品公司、生产资料公司、棉麻公司都恢复了公司建制，配齐了经理副经理会计等主要干部，开始了正常的业务活动。基层供销社又根据公社的分设恢复到24个，并同样配齐了主要干部。按照当时的精神，基层社接受县社和当地公社的双重领导，人事业务权以县社为主，党务以公社为主。进一步明确了基层社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农村社员生产的土特产品收购起来，交回县级有关公司，同时还承担扶植农村土特产品生产的任务。要把农民所需日用工业品等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通过多种形式，即除门市部、分销店直接销售外，还要组织货郞担，下乡送货，上门收购，千方百计满足群众需要。

在供销社日常工作繁忙之际，我社又承担了山西省社交给的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孝义筹建两座省棉花战备仓库，代号分别是“六五二”“六五三”。任务大，时间紧，要求两年必须完成。田祝三主任亲自组织并直接参与筹建。县里又派了王保荣任县社副主任，专门协助此项工作。县社抽张达圣、霍汝荣两名股长具体承办工程建设，财务由我负责。经过两年紧张工作，按质按时完成了任务，验收完全合格，成本还低于其它地区的同类项目，受到省社和国家棉麻局的表扬。

田祝三主任在这项工程上的艰苦工作特别令人感动。他要机关工地两不误，大部分时间是白天上工地，晚上回机关办公。两处工地距县社机关都有二十多里，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五十多岁了，十分辛苦。有一次，他在去工地途中，连人带车掉入了一米多深的壕沟里，摔伤了腿骨。同志们把他送回机关后，他怕耽误工作，坚持不住医院，只让民间接骨人员校正揉擦后，拄拐杖坚持工作，结果造成以后长期腿拐，但仍然骑车上班，感动了机关所有的同志和县里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