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当代销员的那些日子

Alice

1976年初，我高中毕业，来到了陕北子长县芽坪村插队落户。芽坪离县城有七、八里地，虽说不很远，但村民们买东西都要花半天时间去县城。特别是日常买个盐，打个灯油什么的，就显得不大方便。在我下乡后不久，县里的城关供销社，就在我村成立了一个代销店。村里和城关供销社共享其利润，我所在的大队可得利润的40%，所以若搞得好的话，也是队里的一小笔收入。

先是由另一位知青出任代销员，没过多久，她由于文艺才能被公社借调，村里就让我接手了这个工作。我们知青是要劳动锻炼的，所以我不可以全职经营代销店。一早一晚还是要参加劳动的。我每天早上和村民们一起出早工，白天一天我开店或者去县城进货，晚饭后则要参加村里建设新农村的夜战。

图1 当年部分村貌

代销又代购的小店



有一条土公路从我们村通过，时常有些拖拉机和运煤的卡车经过。代销店就设在大路旁一个已弃用的小庙里。除了村民外，还有不少过路人来光顾我这小店，附近煤矿的工人也是小店的常客。小店一个月的销售额至少700元，最多能到1000元。那年月1000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出于安全考虑我每晚都住在代销店，守着货物和现金。另一个女知青，是我们知青组的组长，她怕我一人害怕，就陪我一起住在这大路旁的小店里。

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什么闲钱，货物也比较短缺。代销店经营一些村民们日常最需要的，例如，粗盐、糖精（真正的糖几乎见不到）、点灯用的煤油、烟酒、劳动工具，还有陕北糊窗户的麻纸（女人每月要经历的生理事有时也用它）和日用小百货。小店后面就是村小学，所以小店还经营小学生的学习用品，诸如铅笔，橡皮，本子和纸张。另外还卖一些陕北本地产的苹果，个头不大，但味道很好，甜甜的带点酸味，有点像当年在北京能买到的国光苹果。偶尔城关供销社也能分我一些稀有货，像西凤酒，高档红延安烟等。买这些稀有货的人一般舍不得自己享用，都是用来送礼走后门的。

香烟主要卖给过路人和矿工。香烟中“大生产”牌是大路货，最便宜，9分钱一盒，蓝色包装的延安牌香烟就贵一点，记得大概是两、三毛钱一盒。最好的是红色包装的延安牌，但是一般买不到。

村民们主要是买粗盐和煤油。那时食用油精贵得很，盐和辣椒是主要调味品，熬一锅土豆西葫芦，加些红辣子和粗盐，就很好了。煤油用来点灯。村子靠县城不远，虽然也通了电，但名不符实，很多时候是停电状态，晚上主要还是要靠煤油灯。我经常在煤油灯下写家信，每次写完信，照照镜子，看到鼻子底下被熏成了黑色，就像滑稽戏里的小丑一般。矿工下井也要用煤油灯。所以煤油和粗盐消耗得最快，总要不时地去城里进货。

代销店的工作教我学会了唱收唱付。所谓唱收唱付就是在收钱和找钱的时候都要大声说出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收了5元，找钱时，付钱人非说给了10元，就讲不清了。所以在把钱放起来之前，先要大声说，“收你5元啊”，看到付钱人认可后，再把钱收起来。找钱时也一样，大声地告诉对方，找了多少钱。

代销店的任务不只是代销，还要代购。代购什么呢？供销社下达的任务是每年要代购一次鸡蛋。每个代销店都有指标，必须完成。那年代，很多家缺吃少穿，半年糠菜半年粮。人都没的吃，村里多数人家都不愿养鸡。即使养鸡的人家，有了鸡蛋也不愿卖给公家，愿意稍高点的价格在集市上卖。因此在村里收购鸡蛋就遇上了很大阻力。没办法，妇女队长出面跟我一起挨家挨户去收购。有些村民只好从集市上高价买来鸡蛋，再按国家收购价卖给我们代销店来完成任务。这就是当年我当代销员遇到的即荒唐又尴尬的事。

小店要想盈利也非容易之事。我从未做过买卖，也没把它当作一桩生意事来做。那个年代根本没有经济头脑，只是把它当作一件任务来完成。再说，卖价也不能自己定，都是供销社定好的。第一次盘货和结账，就发现卖亏了。供销社的主任和会计都帮我找原因。原因出在散卖的那些货中，如盐、苹果、煤油等。大秤称出的300斤一麻袋盐，经过小秤过秤卖出去，就卖不到300斤了，需要打一定的折损。特别是当麻袋是受了潮的，折损会更多。管进货的人给了我一袋受潮的盐却只给我算了一点点折损，我没经验，他说多少就算多少。幸亏社里的负责人和会计都很相信我，查清了状况。从此以后我进货时都非常小心。其实我在那负责进货的人那里，遇到过几次不愉快的事，只是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时候得罪了他。

小小的代销店每天还是挺热闹的。白天虽然大部分村民都进山劳动去了，还是总有些“闲杂人等”来光顾。例如，有请假没进山的村民，有回乡探亲的军人，有附近工厂或矿上的工人，有县城回来的高中生，还有些嫁出去的媳妇回娘家来。小店后面就是村里的小学，放学后还有不少学生娃和民办教师。很多人不买什么东西，只是来聊聊天。人们只要路过，就进来聊两句。小店好似现在网上的聊天室，谁家后生要娶媳妇，谁家女子要出嫁啦，村里的八卦都能在这里听到，热闹无比。每次进货回来，总能在店门口碰到人帮我抬上抬下。冬天里大一点的学生娃还常常帮我生火取暖。

图 2 当年代销店所在地，2014 年我拍了这张照片，已又改回小庙，当年可没有漆这么鲜艳的红色。

进货路上



大部分时候是我自己一人去县城进货。我自己拉着一辆架子车，把所需的货拉回来。在往县城的路上，经过一条小溪，那时还没有桥，要先下坡，过小溪，然后再爬上坡，到对岸的大路上。小溪的水不深，中间错落地铺了一些露出水面的大小鹅卵石。去的时候拉着空车，过河问题不大。进货回来时，架子车很重，特别是车上有300来斤重的盐包时，若没人帮忙推扶着就很容易翻到水里，水里石头多，磕磕绊绊的也拉不动。每次到了河边，我就停下来等人帮忙。路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不管认识与否，每回都帮我把车推过河去，又接着帮我推上了坡才住手。有多少这样的当地人帮过我，已无法统计了，而且也不知他们是谁，他们也没有刻意要学雷锋，有些连雷锋是谁都不太清楚，他们都是些淳朴的好心人。

要进一大桶煤油时，光靠我自己就拉不动了。村里会派一老汉赶着一辆驴车跟我一起去。城关供销社坐落在县城的另一侧，进货要穿过城区，这对跟我去的老汉可是个好活。一次我们去进货一桶煤油，刚到城门口，老汉就要溜了，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他想逛一下县城，让我先跟着驴走，他说他随后就来。我不会赶驴，他告诉我说，驴认识路，没麻搭（陕北话，意为没问题）。我抱着怀疑的心态，提心吊胆地跟着驴车进了县城。那驴专走马路中央，它准是在想“我是老大我怕谁”。后面大卡车一股劲儿地鸣笛，它也不让路，总有个先来后到嘛，驴车也要跟卡车论平等。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往边上推它，也推不动，我试遍了所有的在电影里看到的，曾经在北京街上听到过的赶大车的口令：嘚儿，驾，哦，吁，全不管用，它听不懂普通话。卡车司机气得破口大骂，“不会干这营生就别出门”。终于走出了县城，到了县城的另一端。快到供销社时，我反而更担心了。心想，这生灵要是不停咋办？一直走下去，那我就惨了。不像现在有手机，那时跟着这驴走，走丢了，谁知会走到哪个沟沟壑壑里去，说不定走到李家沟去了。用现在的话讲，那还不人间蒸发了。到了供销社门口，奇迹出现了，好似有神灵指引，驴子停了下来。等供销社帮我装好一桶煤油，老汉也赶来了。这驴可真是聪明无比，它怎么就知道停下来呢？真是神了。

虽贫穷，却没怎么担心治安



当年虽然很贫穷，治安却比较不令人担心。我常常一个人带着几百元的货款（那时算得上巨款了），拉着货物来往于村子和县城之间。架子车是敞开着的，没办法把东西锁起来，若有人想拿了就跑，像美国近日的零元购一样，那我是一点辙都没有。好多农民家里真称得上是一贫如洗，他们甚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要打发自家的娃娃们出门要饭，手头几乎分文没有。几百元现金和货物，应当是相当的诱惑了，可是我从来没担心过会被抢劫。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除了风声，小店周围一片寂静。我那知青室友恰好也不在，就我一人。我正在油灯下写日记，突然一阵砰砰的敲门声，谁这么晚了还来买东西？难不成谁家灯油没了来添点油？我打开门，吓了我一跳，一个黑神恶煞般的汉子，站在门口，一副炭黑的面孔，只看得见两只眼睛一闪一闪的，仔细一看，他头上戴了一顶矿工帽，原来是个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矿工。唉，怎么也不抹把脸，大晚上的多吓人。他说，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他需要些煤油。我提着胆子给他灌了油。他一走我立马就插上门栓， 心想，谢天谢地，没碰到坏人。

提起治安，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有一年夏天，连续多日下大雨，山洪暴发，小河的水暴涨，就要淹到大路上了，若水涨到了大路，路边的代销店也保不齐被水淹。我们知青组决定将货物搬到山上高一点的窑洞里去，村民们也来帮忙。当时我还是有些担心，搬运当中，需要很多人手，还要两边看着货物。人多手杂，一些小商品很容易就被拿走的。最后证明担心是多余的，等洪水退了搬回小店后，经过盘点，大小物品完好无缺！

热心助人的张主任



在我刚当上代销员时，有一回我去进货，正赶上供销社不营业，要去县里开大会。拿库房钥匙的人就没有到供销社来，直接到县里去了。我很着急，心想好不容易来了，怎么能再拉上空车回去呢？再说，有的货，老乡还等着买呢。这时有一个人走过来，问我进什么货，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你等着，我骑车到城里去叫她，不能叫你白来一趟”。于是他骑上车就走了。不一会儿，他和那个拿钥匙的营业员都回来了，开了门，给我进了货。我高高兴兴地拉着货回了村。心想那个人真好。过后我才知道，那就是供销社的张主任。

一次我到供销社去进盐，不凑巧，拿库房钥匙的人有事回家了，开不了门，拿不出盐包来，难道还要改日再来一趟？供销社的门市部里有一个大盐池子，是门市部卖给散户的。这时张主任对我说，别担心，把盐池子里的先调拨给你一些。结果在没有大秤的情况下，张主任给我过了30次小秤，每次10斤，共称了300斤盐，装进了我带的麻袋里。这令我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他宁肯自己麻烦千遍，也不愿让他人有一点不便。

每一次进盐或糖，都要从库房把盐包或糖包背到门市部过秤，一麻包盐有约300斤，一大包糖也有一百七八十斤，过完秤后再背到我的架子车上。特别是盐包，我背不动，通常都要在供销社门口等村里下来的后生们帮忙。有时运气不好，半天照不见一个熟人。但是只要张主任在，他一定亲自帮我搬运盐包。他那时好像也有四十来岁了，看起来也不是身强力壮之人。

当年有不少别的村的代销员想走后门到供销社做拿工资的全职职工，当地人管这叫公家人。或者他们想能多进些好货，他们不时想着给供销社的人送点山货。由于我这学生娃刚从学校迈向社会，不谙世事，不懂得送礼这一套，什么东西都没送过。也碰到有人因此而为难我，明明可以进的货，托辞说进不了，叫我再跑一趟。张主任知道后总是出面想办法解决，还经常查看是不是把该分给我的好货（稀有货）调拨给了我。有些供销社的职工总是要我帮他们在北京买这买那，我父母几乎就成了他们的采购员了。可是张主任帮了我很多忙，却从未张口要我替他买东西。

图 3 2010年我回陕北，看望张主任（中间）和王会计（右边）

历史的转折

1977年冬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张主任说，“我们全力以赴支持你考大学。这次如果你考不上，干脆到供销社来，在我们这儿干，一天8小时，比你在农村有时间复习，好好努力，明年再考”。供销社的王会计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他从家里翻出来以前的课本，给我复习用。在县里参加高考时，每天来回县城和村里很不方便。张主任就让我们女知青住在供销社。每天我们一大早就走了，等晚上回来时，张主任已在窑里给我们生了火，烧了热水。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竟然也很快吹到了陕北这样较闭塞的地方，物资短缺的情况有了好转。平常少见的货品如白糖、洗衣粉等也不时地出现在我的小店里。

1978年夏天，我考上了大学，结束了我在陕北的代销员的生活。在过去的那两年里，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

图 4 我得到的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