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索线手艺

陈智敏

解放后的1949年下半年，父、母带着除大哥外的我们五姊妹，从天门回到了汉阳官桥蔡湾，那时大哥已在天门参加了公安工作。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给人家做了一段时间的帮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联系上了汉川马口一家商铺，为这家商铺的老板加工索、线。索线手艺父亲年轻时跟着一位高师学过，虽说还没有独立干过，但他坚信自己过硬的基本功，认为只要操练一段时间，一定会做得很好。父亲买来加工索、线的工具，而且自己动手做了些小工具，从老板那里领回纱坨后，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起了索线手艺。还正如父亲所愿，一开始就做得十分顺心遂意。

索、线加工的程序大致是：领回纱坨、纱子过锭、搓成索线、分个扎把、成品包装、交货结算。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父亲为马口这家商铺，加工了七八年的时间。

纺纱厂出来的产品就是纱坨，每坨的重量大约在四公斤左右，但有32支、42支、60支等不同的粗细规格，加工索线一般用的前两种，32支的加工成索，42支的加工成线。六个程序中，显然关键性的一个是搓成索线，这是只有父亲才能完成的，其他几个程序，我们这些家人也都是可以协助完成的。

纱子过锭：就是将纱坨中的各支纱一支支，搓索的还得合支，通过纺车过到锭子上，锭子为七八寸长的空心竹筒，过满了纱的锭子称为纱锭，纱锭上的纱头要像现在街上卖的筒子线那样扎好。

搓成索线：搓索、搓线要有纱锭杆、搓线架、吊锤、搓板、竹竿等几件工具，还要有个约二十来米长的平整场地，正好我们家和隔壁堂叔陈希涛家两家的稻场相连相通。我记得1954年涨大水时，我们家的稻场淹了好几个月，还是借用的我们屋后腊甫、先甫两家相连相通的稻场。纱锭杆为“丅”字形，横杆稍长且有均匀分布的十个比锭子长点的竖直竹签。搓线架由一三角架支撑起一根水平长横杆，显然三角架位居正中，长横杆两边各有均匀分布的十个线卡，用铁丝弯成。吊锤为一金属小球上焊接一根金属小杆，小杆称为搓杆，吊锤至少得有二十个，备用一些更好。搓板是用优质硬木料制成的，正面为一光滑的长方形，长约八寸左右，宽约两寸多，背面为手握的手柄，显然要成对，由于磨损大，备用一双更好。竹竿长八九尺，栽在搓线架所放位置正前方二十来米远处，要栽牢实。

下面简述一下这一程序的操作过程：首先将搓线架放在固定位置，它的长横杆下方左、右两边的地面上早已打好两个圆孔，把纱锭架的竖杆插入左边圆孔后，在它横杆的竖直竹签上各插入一个纱锭，又将二十个吊锤，分别搁置在搓线架横杆上并将各搓杆依次放进线卡；接下来将每个纱锭上的纱头，分别系在上方左边十个搓杆的杆头后，双手举起纱锭杆朝竹竿那边行进，接近竹竿时偏起纱锭杆并绕竹竿转身，这样十根纱子就缠绕在了竹竿上而且都有间隔距离，举起纱锭杆回到起始位置后，再将竖杆插入地面上右边的小圆孔后，依次掐断各纱锭上的纱子，分别系在上方右边十个搓杆的杆头；又接下来将每根纱放入线卡，并放下二十个吊锤后，用搓板依原来纱子的纽向从左到右搓动每一根搓杆，使其金属小球旋转后慢慢停下，再将相邻两根纱子合在一个搓杆的杆头，竹竿那头同样将相邻的两根依次合在一起；再接下来以前面的反方向用搓板搓动搓杆，金属小球旋转停下来后就搓线成功了；最后将五根线并齐，并用与纺车配套的大杷子将线收拢。以上所说的是搓线根数最多的情况，依实际情况也可搓四根或三根或两根，由于索较粗，那一次就只能搓三两根了。

分个扎把：每个线的长度和根数都是有规格的，这要依商铺老板的要求而定，若每个线为16根，那搓线时一次就只能搓四根。确定分个用的小竹杷后，将收拢在大杷子上的线圈套在纺车上，再将并在一起的四根线在小杷子上绕四圈后打个结，并用手握的小剪刀剪断，接着一个一个这样下去。为了保证个个线的长度都相差无几，在竹杷上分个时就要做到又匀又直，估计有了一定个数后将其御下，再依规格要求的个数纽扎成把。

成品包装：一坨纱子加工完后，将扎成把的索或线像纱坨那样捆成一坨，虽说我们也捆得成，但一贯认真细致、十分讲究的父亲一般不让我们动手，他的确捆得有模有样，有棱有角，看起来还确实有一种美感。

纱子过绽一般都是由母亲来完成，因为她对纺车的使用十分熟练，但母亲还有更多的家务活要做，作为行业高师的父亲得空了自然会来显露一手，有时我们也尝试着学学。分个扎把基本上是我、四弟、六妹的任务，由于我们兄妹仨白天要上学，一般都是在晚上完成，幸好那时还没有什么家庭作业，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总还是有种不太自在的感觉。交货结算后并领回纱坨，平时都是父亲亲自去办理。官桥到马口有足足的八里路程，是基本上没有车走且坑洼不平毛公路，去、回加上办点事至少得要三个小时。我记得那是1953年，有两次父亲不得空去马口，便派乖巧嘴甜的四弟去送货、领坨，一次天快黑了都不见回来，还是我走到汉阳与汉川的交界之地才接到他，听说是老板有事给耽误了。去、回都要背着八九斤重的东西，这对还不满11岁的四弟来说，确实让他受累了，受苦了，受吓了。1954年二嫂来陈家后，也学会了这些加工程序中的小活计。我和四弟上中学后，二嫂和六妹就是父亲的主要帮手，但寒暑假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分内之活。六妹上中学时，父亲已去了社办厂、区办厂，厂里安排的有帮手，家里人想去也去不了。

七八年时间，父亲和马口那家商铺老板合作得十分愉快，我们一家人也配合得十分协调，加工索、线的那点收入，又使我们家生活逐步有了改善，特别是让我们家度过了1952年土改后，吃、穿、盖、用都得从零开始，1954年大洪水淹没了我们家的稻田，粮食颗粒无收，这两段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1958年前，农村的体制是从互助组逐步过渡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集体化的程度还不算很高，像父亲他们这样的手艺人，做了组里、社里的农活后，还有个人支配的时间，做手艺的那点收入也不用交所谓的副业款。

1958年，国家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农村的劳动力调去大办钢铁，手艺人调去大办企业，大办钢铁是奉中央政府之令，大办企业是奉地方政府之令。把手艺人集中起来办企业，其说法是为国家财政创税，为地方财政创收。像父亲这样搓索线的，还有织毛巾的，起先是集中在李集公社，后来又集中到索河区。这些企业所创收入，除给国家上税，给地方财政上交外，剩余部分交给员工所在的生产小队作为副业款，记了工分后再给称口粮。农业上的活毕竟父亲不是很熟套，而手艺活又是他的专长，且又做了这么多年，所得收入尽管不如前几年自己所做，但想到比做农活总要轻松点也就心安理得了。

索线手艺，只是与做农活比要轻松点，但和绱鞋手艺、织毛巾手艺相比，那要辛苦得多，其一是程序繁多、过程烦杂、细节烦琐，其二是搓索、搓线要在室外进行，炎热的夏天、严寒的冬天，同样得要坚持。搓成索线这一程序，上面我说的是简述一下，但一写起来就觉得父亲十几年来都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精细，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哪个环节都没有少过，都没有马虎过，而且有些工具还是他亲手所做，有的出了毛病又是他亲自维修。想起父亲的这些作为，我的笔下又怎么能简得下来。搓索、搓线不仅是个体力活，而且是个技术活，用搓板依次搓动20根搓杆时，所使的力度一定要一致，否则各根纱的松紧不一样，那最后搓成的索、线也就有紧有松了。搓索、搓线还是个要有耐心的活，一旦中途断了一根纱子那就更麻烦了，特别是纱子搅在一起时，要慢慢把断的纱子两头都理顺后，再把断头接起来打成花疙瘩。

索线手艺不仅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还更重要的是训练了人的习惯，操练了人的胆识，锻炼了人的毅力，磨炼了人的意志，锤炼了人的品格，对人生几十年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父亲是如此，我们更是如此。

在计划经济年代，粮、棉、油都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以粮、棉、油为原料的各种产品，人们都得要凭政府发放的折、票购买，索线、毛巾等如此好多这样的小东西则要限量购买，紧俏时也由地方政府或供货单位发券购买。搓索线、织毛巾所用的纱坨是按计划且限量供货的，上个月给多供了，下个月就给少供或不供，因此搓索线、织毛巾并非每一天、每个月都有活做。从事统购、统销物资产品的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吃香的行业，但也是有风险的，弄不好就会犯错误。父亲他们索河毛巾索线厂就是因为厂领导没有把好关，在1964年的小四清运动(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上级政府给关闭了。

毛巾索线厂只能用国家供给的纱坨生产毛巾和索线，生产其他的产品就是违规、违法。那时国家一年才给一个公民发几尺布票，城市农村、机关街道统统一个标准，人口少的家庭做了铺盖就做不了衣服，做了衣服就做不了铺盖。毛巾索线厂的领导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用计划供给他们的纱坨悄悄织了些棉布，分给厂里的领导和员工，拿回去每家做几套被褥和床单，有些还做成热天穿的小褂。小四清运动中被人检举揭发，厂领导受到了处分，厂里每个人都按当年所说的“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予了高额罚款，真是“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从此索河毛巾索线厂就倒闭了，消失了。那些织毛巾的师傅，搓索线的师傅，谁也不愿再提及在厂里的那些过往了，因为一提及便会是“谈虎变色”。

二哥十五岁就参加了当地的教育工作，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教学和班级管理都业绩斐然，并被领导委以主任、校长等重任。还是那个小四清又让二哥蒙冤受过，他遭错误处分被革职回家。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历了最最艰难困苦的日子，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暗无天日。半年后我将面临毕业政审和毕业分配，政审就是由数学系派员或发函到毕业生家庭所在大队、公社获取家庭信息，并出具证明材料，然后装入学生各自的档案袋。为此我作了两手准备，其一，主动向系里的政工干事汇报了家庭情况，免得到时候他们说隐瞒了什么。其二，春节回家过年时，顺便“拜访”一下大队党支部、团支部两位书记，免得到时候他们也捕风捉影地说一些、写一些。

本来我已有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听说了父亲和二哥的事后，也觉得应该回家看看。大年三十那天一擦黑时，我就带着试先准备好的七八本农业科技书籍，来到党支部书记家，向他道了春节祝福后，他也礼貌地让我落座。我给讲了这么多年在外面读书的情况，还说请他当领导的多指教父亲和二哥。接着他装腔作势、幸灾乐祸地说：“你回来向基层党组织汇报思想，这很好，到底是在外面见过世面了的，你二哥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对我说什么，受处分回家了也该给我讲声嘛。”我说：“我回去了给他讲，请你多帮助他。”那时还没有给领导送礼的潜规则，领导也绝不会怪罪空手而来的拜访人。我把那几本书交给他，他让交给团支书。团支书比我大两三岁，他家房子原来在春翘家老屋隔壁靠我们这边，不慎失火烧了后到上湾修了新房。毕竟在家时我们打过交道，而且年龄差距不是太大，显然态度要温和得多，还感谢我关心家乡的发展给买了那些书。

从两书记家回来刚进屋就听见有人喊：“小队杀了一头猪，不大，每家只有半斤肉，快拿回去好办年饭。”当年家乡还沿袭吃接年饭的老习俗，所以快到晚上八点了才喊去拿过年肉。那时，晴玲才七岁多点正上小学，华民两岁刚过，小民还在她妈肚子里。六妹去小队保管室取回肉后，母亲将其洗净剁成肉末煨了汤，吃接年饭时每人吃了点饭，喝了两个半碗汤，母亲特意给二嫂碗里多舀了些肉末，并说“惠，你要吃两个人的才行”，还是在我们的劝说下她才吃的。后来才知道，那是小队社员半年多来才沾到的一点荤腥。

　　我们1965年的武师毕业生，六月底就照了合影相，七月初就举行了毕业考试，八月中旬才公布分配方案，从方案公布的那一天算起，第三天就为毕业生送行前往派遣地。中途那个多月的时间，成天都在搞学习、听报告、表决心、办墙报，校园内到处挂的是横幅，贴的是标语，什么“一颗红心，两个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等。家人好像有所预感，在分配方案出炉前，母亲就到了汉口肖家姑母那里，这个时间好像是我写信给讲的。方案公布的前一天吃晚饭时，辅导员岳老师给我说：“你分到了恩施，可以回家给父母、哥嫂他们讲声。”算是学校和系里的领导都还有点良心，否则待方案公布后时间哪来得及，恩施又那么远，交通又不方便，这一去又何时能回一趟家。8月17号公布分配方案时我去听了，要是回家了还听不成。方案是依当时的武汉、黄石、孝感、咸宁、黄冈、襄樊、荆州、宜昌、恩施，两个市七个地区为单位划拨的指标，数学系分到武汉的有十多个人，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分到恩施的有七人，其出身后面写出。方案公布后还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自行支配，于是我迫不急待地赶往肖家姑母那里，给母亲讲了我将去往恩施，时间太紧不得送她回家，希望她和家里人一切安好，她嘱咐我到了恩施后写信回家，在那里好好工作，保重身体。这一分别，十年后的1975年又才见到母亲，但她已双目失明，只听得到我们讲话而看不见我们了。

武师分到恩施的共18人，学校还分派我负责保管档案，我想政审时公社、大队可能没有乱讲、乱写，否则学校不会信任我，那几本小书还确实起到了作用。那时武汉到恩施先坐三天的船到巴东，再坐一天的车到恩施，四天时间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在车上，也无论是在吃饭时还是在解手时，我都得把装档案的包背在肩上或放在身上，睡觉时又必须放在被子里，并用学校给准备的布带系在身上，还真的看得比金银财宝都贵重。物理系的一位政工干事带队送的我们，分到恩施的心情都不是太好，没有哪一个愿和他讲话，物理系的几个更是反感他，但我们同学间很快就无话不说了，很快就知道了各自的有关情况，就家庭出身来说，农村的都是地主、富农，城市的都是资本家、伪职员、房产主，就学习成绩来说，都是靠前位的。我们数学系分到恩施的郑玉美，正宗的武汉伢，成绩任何时候都是排第一，分到武汉的那些人中还有几个是倒数。弟妹田虹省实验中学的同学张长省，在我们班成绩也是一流的，他分到了荆州。若是现在的话，郑玉美、张长省都是武汉几所知名中学争着要的优秀人才。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唯成份论的年代，那些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好多部门和单位都还得到了一些有学识、有专长的外来人士。这些人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所付出的努力，所作出的奉献，文革后终于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是8月22号到恩施的，第二天就给每人发了半个月的工资21.25元，我立马就买了点黄花、木耳，还有12元钱，去邮局一并寄给家里。当时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可以孝敬父母了，可以帮助家人了，惭愧的是“读书那多年，才有这点钱”，杯水车薪，远水难解近渴。

二哥不愧为读书之人，教书之人，他深知穷则思变的含义，更懂奋发图强的意义，父亲虽因索河毛巾索线厂的事而留下了心理阴影，但“荒年饿不着手艺人”的信念他是坚定的。在父亲的开导下，在姐夫的引导下，在文安哥的诱导下，二哥自淘了漆工手艺，特别擅长国漆，对国漆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勤学苦练，可使旧貌换新颜；他刻苦钻研，更让锦上再添花。他的工艺越做越精，他的技艺越做越巧，不仅在四邻八方小有名气，而且还带出了本土二十多个徒弟。在逆境和困境中摸爬滚打的二哥，终于闯出了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通往富裕的成功之道。他给小队上交的副业款比哪个副业人员都多，该小队上交给大队的提成比哪个小队都多，把那么多徒弟上交的加在一起，在当年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大队党支部书记还说二哥没有向他汇报，你当书记的应该懂得，给你领导下的小队、大队创造了那么好的经济效益，这才是向你最好的汇报。那时的基层干部只搞政治，不搞经济；只抓阶级斗争，不抓产业发展；只知道训人，不知道惜才。那些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个又一个的挨整人回到农村，基层领导不是帮助教育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敌人，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哪知道这些人发挥的聪明才智，展示的一技之长，都为当地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发展家乡、建设家乡的功臣。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索河毛巾索线厂的领导得到了平反，父亲他们这些员工得到了正名，二哥的问题也得到了昭雪并且恢复了工作，二嫂又随之转了户口，入住二哥单位——索河镇教办所分的房子。

文革中教书的臭老九本来就不招人待见，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臭老九，更是领导心目中可以任其摆弄的“异类”，每次开会都是他们点名清查人数的对象，会议中一不留神就有被提起来罚站、亮相的可能。我们工作的单位，革命警惕性也十分高，阶级敌人包括出身不好教师的父母，都是不能越过所设“雷池”一步的。文革后的1979年，父亲送华民来我工作的甲马池高中上学时，公社管教育的吴书记在教育站刘会计的陪同下，还到我们家里来看望过他，两位一口一口的老人家，确实是诚恳而又敬重。前后如此之大的反差，弄得我有种受宠若惊之感。

索河毛巾索线厂停办后，那些加工的工具也随之而失落了。被父亲使用得鲜光锃亮的搓板，以及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吊锤上那闪闪发光、熠熠生辉的金属小球和金属搓杆，还有让我们受到熏陶、得到锻炼的锭子、杷子等，这些珍贵的物件虽说不可能再复制，但它们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和主人家之间所结下的不解之缘，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美好的记忆中。

父亲索线手艺中所深藏的哲理，所集藏的知识，所储藏的智慧，所潜藏的精神，所蕴藏的的力量，都是我们陈氏家族永久的财富。遗憾的是，没能珍藏到相关实物。

今年的9月11号，是我们父亲仙逝四十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缅怀之情。

陈 炬

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