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 家 求 学

陈智敏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人民的生活开始回到正常轨道，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由于父母的艰辛付出也开始好转，尤其是父亲外出做油漆活，生产队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控制严格了。随着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母亲觉得看见了曙光，她没有上过学，尽管旧社会她家庭条件还算较好,但封建思想严重的外公却没让她上学读书，这使她老人家留下了一生的遗憾。母亲虽没文化，但她非常羡慕有文化的人,于是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们身上,无论自己多么辛苦，也要坚持送子女们上学读书,鼓励子女们通过读书离开农村，彻底改变命运。姐姐已经错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正是读书的年龄阶段，一个偶然的机会，蔡湾教书的汉翘叔跟母亲出了个主意说：“你们家上辈都是读书人,孩子们一定要上学读书考学才是出路，特别是华民，身体弱小，根本不适合在农村，你们家老三不是在咸丰教高中吗,跟他商量下让华民到咸丰去读书。”母亲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跟祖父和父亲商量后给三父去了一封信,三父很快就回信了,同意我到咸丰去上学,我也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祖父和父亲送我到武昌姑伯家,幺父开着单位的“小三马”把我送到南湖机场(那时武汉还没有天河机场)坐飞机到恩施。那个年代坐飞机是非常牛X的,一般人是坐不起的,也很难买到机票,还是幺父托人才买到的。父亲考虑我年龄小,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路途又太远不放心,坐车顺利的话都要四五天,于是父亲才考虑让我坐飞机到恩施,机票价格是13元,相当于现在一千元以上,机票我都收藏了很多年。当时坐的是前苏联产的“苏尔”小型飞机,只能坐二十几个人,而且是在云下飞,不像现在的飞机在云上飞而且是万米高空。小型飞机受气流影响颠簸得特别厉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到恩施老机场(我现在住的小区就是当时的机场,所以叫机场路)。飞机一落地,我不知是第一次坐飞机紧张还是上飞机前没吃好东西,肚子疼得不行,一下飞机就赶紧去找厕所,跑到厕所门前还是没有搞赢,拉稀拉了一裤子,在厕所的水管子上冲了好久总算冲干净了,但下身的裤子全湿透了还在滴水,好在是热天,不然就麻烦了。我赶紧跑到飞机旁去拿行礼 ——一个黄色的拉链包,正好工作人员在大声喊我的名字(因为包上写有名字),我赶紧上前拿上包,工作人员看我一身湿淋淋的,忙关切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撒谎说厕所的水笼头突然爆了，把我裤子打湿了。工作人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也没说什么,我便坐上机场大巴到了恩施长途客车站。到咸丰的车一天只有一趟,而且是早上六点发车,要走四个小时左右。买好第二天的票后，我就通过三父在信上画的地图，找到清江桥边的清江旅社登记住下。没什么事可做，我便走到清江江边把衣服裤子脱下洗干净,顺便在河里洗了个澡,衣服裤子晾在河边的石头上,由于是大热天,不一会就干了，吃了点东西就回旅社休息、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坐上车前往咸丰,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跑了近五个小时终于到了咸丰县城,三父还在离县城四十公里的甲马池乡镇高中,一下车我赶紧去问买到甲马池乡镇的车票,不巧当天到甲马池的班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车,只好又准备住一晚,等第二天再坐车到甲马池。出于好奇我提着行李包在老车站十字路口闲逛,这时正好有辆拖煤的空车经过我身边,有个人招手车就停了,他说让司机带他到甲马池,我一听说到甲马池,就毫不犹豫地扒上了大车的货厢，司机一看有人扒车,便大声吼着叫我下来,我赶忙客气地说请他帮忙把我带到甲马池,因为今天没有班车了。司机一看我是个小孩,又是外地口音,就问我到甲马池去干什么,我告诉他说到我叔叔那里去,他在甲马池高中教书,招手让司机停车的那个人搭腔说:“你叔叔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炬，他一听三父的名字连忙对司机说：“陈老师是我的老师，您带他下吧！”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梅伟，在以后的工作中彼此都很熟悉了，这是后话。于是我就乘拖煤的大车前往甲马池，大约跑了近两个小时车停了下来，梅伟告诉我这里是煤厂，甲马池高中学校还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才到，于是我便下车跟他们道了谢，边走边问地向甲马池高中学校方向而去。快走到甲马池街上时，在那条清澈的小河里把身上的黑煤灰清洗干净后，向路人打听清楚了高中的方向，便大步向学校走去。走到半路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在喊我名字，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三父，我赶紧迎了上去，三父便问：“今天没有班车，我上街去接你没接着，你怎么来的？”我便把搭便车的事告诉了他，就这样我来到离家700多公里的咸丰甲马池读高中了。

初到甲马池高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热情，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三父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三父为人本分，对人和蔼谦虚，书又教得好，深受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尊重，我就跟着沾了光。直到现在，同我感情最深，来往最多的还是甲马池的这帮同学，这些同学家里的红白喜事，我是一定要到场的，同样我的大小事情，他们也都要亲临捧场，可以说我和这些同学结下了深厚的“窗友情谊”。

三娘在一个村级学校 ——先锋小学教书，两个学校相距四公里左右，全是蜿蜒崎岖、高低起伏的山乡小道，但雨天和我们那里的小路相比，却没有那么多的泥泞。每个星期五上完课，我就和三父一齐回先锋小学。三父家有三个小孩，智敏不到九岁，智慧才六岁，智军两岁多点，那时老师的工资不高，他们家经济条件也只是一般。村级小学条件很差，一栋独立的石木结构两层楼瓦房就是学校的全部,连个简易操场都没有。三娘一家住在二楼由教室改成的住房里，楼梯也是简易式的木质楼梯。没有自来水，吃用的水要到周围农户共用的水井里去挑，但水很干净，不像老家池塘里的水，既洗衣服又洗菜又挑来吃。山里人吃水很讲究，水井旁边放有舀水的工具，挑水的人都很自觉地把水慢慢舀进桶里再挑走，绝不会用水桶直接打水，更不会在水井里洗任何东西。一般的家务活三娘从不叫我做，我也做不来，所以我就帮忙挑一下水，满桶挑不起，我就不挑满，因为还要上很陡且为“百页窗”式的木质楼梯到二楼。每逢双休，三娘总要想办法改善一下伙食，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能大大方方地吃上一顿肉就很不错了。后来三娘的侄儿姚敦煌也来他们家读书，先锋小学就住不下了，双休日我一般就不回先锋了，一个人住在高中学校，学校教工食堂可以打饭吃，三父星期天回来也总要给我带点好菜来。

刚来时，三父怕我生活不习惯，吃饭在教工食堂，睡觉就跟他睡一铺。那时的甲马池高中有十多位跟三父一样，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老牌大学生任教，师资力量非常强，尽管来甲马池高中读书的学生底子都不怎么好，但由于遇上了好老师，通过两年的高中学习，还是学得了不少的知识，也考出去了不少的学生。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又有三父的督促和指导，我开始对学习产生了兴趣。但与其它同学相比，我似乎底子更差，在老家上学时没有学过理化，数学也很差，英语更是没听说过，好在三父数理化都很精通，每天下了晚自习，三父备课，我就在他旁边做作业，只要是不懂的三父就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进步得较快，成绩也慢慢好了起来，在班上有时还可以考上前10名，三父三娘都很高兴。

后来听说有些老师对学生在教工食堂吃饭有意见，我就主动跟三父讲我到学生食堂去吃，睡觉也到学生寝室去了。那时不像现在有学生公寓，几十个学生住一间大寝室，吃饭是交什么吃什么，我还好点，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大米饭，偶尔也夹点苞谷，因为粮店买米要搭点苞谷。我的粮食是用父母寄来的粮票买的，普通粮票杂粮搭得多，全国粮票就搭得少点，父母每次寄粮票来总是要想法多寄点全国粮票，也不知道他们想了多少办法才搞到手的。有些家在高山上的同学家里只出苞谷，所以交到食堂里的全部都是苞谷，吃的当然也是苞谷。更有甚者，有些同学连苞谷饭都吃不上，只能是吃连皮都不刮的土豆或红苕。菜就更没什么好的了，绝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合渣，再就是包菜、土豆、南瓜等，几百个学生就一个食堂，像现在的炒菜是没有的。主要是油水差得很，上不了两节课肚子就饿了，好在学校喂的有猪，每到星期五都要杀头猪改善伙食，八个同学一组，端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脸盆在食堂打上一盆，美美地吃上一顿肉，那时的肉真叫一个好吃，其实那时在老家一个星期还吃不上这样一顿肉。

由于学生寝室卫生条件较差，我住了一段时间后浑身奇痒难受，在一次洗秋裤时发现满裤子的白色点点，同学们告诉我那是虱蛋，我才第一次认识虱子这么个可恨小东西，于是我用开水把衣服裤子连同被套床单都烫了一遍。后来更为严重，很多同学都长了疥疮，我也未能幸免，由于我没有经历过这样卫生环境的锻炼，所以抵抗力更差，身上的疥疮慢慢变成了脓疮，又痛又痒，吃药打针都不见好，也容易得感冒，有时还流鼻血，止都止不住。无奈三父将此事写信告诉了父母，父母知道后心痛不已，跟三父商量后我就回到了老家官桥治病。回家后每天都坚持洗澡擦药，祖父边擦边心疼地说：“这种脓疮我们这里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出现过，现在早就绝迹了，你是怎么染上的，真是造孽哟。”我至少打了几十针的青霉素，治疗了几个月才开始好转。

　　第二年夏天，即一九七九年秋季学期，我在祖父的陪同下又来到咸丰甲马池继续读书，边上学边治疗。由于耽误了一个学期，怕跟不上班又从高一开始读，三娘已经从先锋小学调到了甲马池街上的常太堡小学，离高中不到1公里，方便多了。一九八0年秋季开学，三父三娘同时都调进了咸丰县城的学校，三父调到二中（杨泗坝高中），三娘调到杨泗坝小学，两所学校相距很近，步行几分钟。我也随三父转到二中就读，三娘的侄儿姚敦煌在我第二次来甲马池时，就考到二中了，这样我和他就是同一届的高中生了。有了在甲马池住学生寝室的教训，三父向学校要了两间房，我住一间小的，刚好放下一张床，其实也不叫床，两个长板凳加一块铺板就是床了，吃饭有时在学校有时在三娘那里，条件比甲马池好多了。在二中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咸丰一中在全县十所乡镇高中，通过考试每所高中在文、理科中各选五名“尖子生”到一中。我有幸考入了杨泗坝高中理科前五名，于是就到了一中，进了乡镇高中理科“拔尖班”。一中各方面条件都要好些，对学生的学习抓得更紧更严，智敏幺舅从乡镇马河高中抽调到一中，教文科“拔尖班”的地理，学校分给他两间旧房子，里外各一间，三父跟他讲了后，我就跟幺舅住在一起，他住里间我住外间，吃饭在学生大食堂。

我属异地求学，还有个户口问题需要解决。户口在哪里，就在哪里报名参考，这是高考沿袭的一贯政策，其实早在我去一中之前，三父三娘就托熟人、找关系，将我的户口从汉阳老家转到了杨泗坝一农户家。

户口问题解决好了，又进入了条件、环境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一中，这使我的学习信心倍增。通过两年半的努力和进取，特别是一中半年多的奋斗和拼搏，一九八一年高考我考了310分，当年的中专录取分数线是286分，鄂西大是317分，我的分数超过中专线24分，离大专线只差7分，分数应该不低。当时我还是想回武汉，于是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填报了几所省中专，为了保险还填报了一个襄樊卫校，恩施本地的中专一个都没填报，自认为录取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同学们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的一点消息都没有，最后确定落选了。当时我很沮丧，别人分数比我低的都被录取了，我分数高些倒落选了，当然只怪我一心想回武汉没有填报本地的中专，最差填报个咸丰师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有两个同学考了不到300分都被师范录取了。好在父母和三父三娘都没有责怪我，三父还安慰我说：“今年考的成绩不低，再辛苦一年，明年上个鄂西大应该是没问题的。”父母也支持我复读，正好一中通知300分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免费到一中复读，于是我调整好心态便到一中复读了。到了复读班才知道除了像我一样落选的考生，还有考试分数上了大专线和本科线，没有被理想的学校录取的考生，他们都想再拼一年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我的心态一下就变好了，也很受鼓舞，决心再努力一年至少上个大专，运气好也有可能上个本科线。

复读一个学期快结束时，一中学校教务处突然通知我说恩施林校已经录取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原来恩施林校开始没有被国家纳入一九八一年的招生计划，现又重新纳入了计划，推迟了半年开学，由秋季入学改成了第二年的春季入学。一中教务处告知我，如果愿意去八二年春季开学班，凭学校录取通知书直接到校报到入学，如果不愿意去一个月内告知教务处，由教务处通知林校取消录取，以免指标浪费。我当时很矛盾，班主任劝我继续复读，我知道他是一片好心，我拿不定主意，告知了三父，三父叫我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于是我将事情的缘由写信告知了父母。父亲很快就回信了，支持我去恩施林校读中专，并说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在读书，经济上有一定的压力，况且明年的高考能否如己所愿，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看了父亲的来信后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我们农村的孩子，不就想通过读书离开农村转成吃商品粮吗？况且我们家姊妹多，父母承担的经济压力很大，于是我在一中教务处拿了林校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了一中，回到了老家官桥，年过完我就按林校规定的报到时间在林校报名上学了。

恢复高考制度四十多年来，“高考移民”的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我们那时是为了“跳出农门”，才作出了如此选择。我有可能是咸丰“高考移民”的第一人，也算得上是“异地求学”或者说是“曲线求学”的一名小小成功者。感谢汉翘叔给出的好主意，感谢杨泗坝接收我落户的那一家，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感谢所有关心、帮助、鼓励过我的亲人、朋友。

​陈华民

202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