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作者摄于西路军纪念碑</b></p><p class="ql-block">临泽西路军烈士陵园是1987年10月建成的，我当时在临泽坦克四十六团任团长，陵园内纪念碑上的题词是徐向前元帅亲笔书写的，时任临泽县甘县长告诉我：他专程去北京找到徐帅的秘书，请徐帅为纪念碑题词，徐帅听说后，一口答应，亲笔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永垂不朽”十五个大字。</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b></p><p class="ql-block">在很长的时期里，西路军问题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至上世纪80年代，由事件参与者陈云、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干预，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有所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才逐步得到澄清，并为史学界和公众所接受。</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行动路线图</b></p><p class="ql-block">徐帅曾在“历史与回顾中写道： “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对西路军的悲壮战史，徐向前元帅曾有一个评价：他们要么是战士，要么是烈士，没有一名同志屈服投降。西路军的这段历史是徐帅的一生之痛，一直让徐向前元帅难以释怀，其中红9军、红30军是他从鄂豫皖根据地带出的部队，一直跟随他南征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没想到一场西征之战，终结了整个西路军部队，不仅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在心理上很难面对这个“失败之痛”。</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雕像</b></p><p class="ql-block">徐帅曾发出为什么：“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为什么战略行动部署，不向西路军通报，只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的责问，晚年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总结了西路军惨败的四点原因：一、党中央和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的机断专行;四、对蒋介石过于轻信。徐帅指出：如果能给西路军足够的决断与机动权，不过分留恋于河西走廊，而是乘虚直进新疆，就可以取得大量的苏联装备（当时中苏边境有许多军事装备等待红军去取）。</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徐向前元帅</b></p><p class="ql-block">竟管西路军里的许多干部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甚至位居国家领导人，但是建国后，西路军的这段西征历史被掩没了，被认为是执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甚至被视为退却逃跑主义；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没有得到认可，很多战后生还，被俘释放、流入民间、隐姓埋名的西路军战士，不被认可为红军，直至<b style="font-size: 20px;">1984年2月29日，总政治部、民政部、卫生部、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的通知》。并由原来的“红军流散人员”的称呼，正式改变为“红军西路军老战士”。</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b></p><p class="ql-block">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会师后红四方军合编为：红4军、红5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约42000人，总指挥为朱德、总政委为张国焘；此时红军最缺的是武器弹药，战士平均每人只有五发子弹，且没有来源补充，“全靠敌人给我们送”。</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古浪战役纪念馆群雕</b></p><p class="ql-block">此时苏联莫斯科决定援助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具体为1.5-2万支步枪、8门大炮、10门迫击炮以及相应数量的弹药。计划在红军占领宁夏后，通过中蒙边境提供。为此，中央在1936年10月11日制定了《宁夏战役纲要》，计划以红军主力夺取宁夏，接取上述军事物资。毛主席电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的任务，整个行动成为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成立西路军的起源。</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陈昌浩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张国焘最依重的得力助手，在红四方军中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一个很年轻、有才干、能打仗的红军高级领导干部，除张国焘外，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一个“说一不二”有决定权的人物。被称为“军神”。</b></p><p class="ql-block">10月下旬红5军、红9军、红30军渡过黄河，但恰在此时，日军及伪蒙军开始进攻中蒙边界的百灵庙地区，绥远抗战爆发，中蒙边界受到直接威胁。通过中蒙边界取得援助的通道被截断，加之蒋介石又命令胡宗南向红军发起攻击。</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5军、红9军、红30军抢渡黄河</b></p><p class="ql-block">红军被拦截成两部分，即巳经渡河的河西红军和尚未渡河的河东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1军），宁夏战役计划被迫放弃；苏联随即决定通过中苏西部边界运往新疆，在霍尔果斯口岸接取武噐及军用物资；与此同时，莫斯科决定成立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具体组织这批军事物资的接运事宜。陈云当时正在苏联，被委任为代表团团长。</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徐向前西路军总指挥，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授予元帅军衔。</b></p><p class="ql-block">1936年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渡过黄河的红5军、红9军、红30军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新疆与远方苏联联接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b></p><p class="ql-block">同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当时陈昌浩在西路军是最高指挥官，拥有最终决定权。至此西路军按照中央的指令，踏上了“西进”的征程；这就是西路军改变前进方向，西征河西走廊的原由，主要是为了取得苏联援助的物资。</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王树声西路军副总指挥，古浪之战失利后兼任红9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为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政委、授予大将军衔。</b></p><p class="ql-block">西进征战是西路军和马家军在河西走廊的浴血较量，是我军战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恶战。西路军以21800人的力量面对15多万马家军的围堵，西路军英勇奋战四个多月，虽歼敌约25000余人，但由于孤军作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待援无望，几乎全军覆灭。西路军面对的青海马家军，是自成军以来始终采取“军教合一”的方式，凡是加入青海马家军的士兵必须是伊斯兰教忠实的信仰者，促使马家军在对外作战中殊死拼搏、凶悍无比。青海在马步芳的统治下成为西北最凶狠的地方军阀势力，是人们闻之色变“凶残”的代名词。</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9军古浪之战失利</b></p><p class="ql-block">红9军是红四方面军中战斗力特别强的部队，11月16至18日红9军在古浪城与马家军激战了三天三夜，是西路军组建后与马家军的第一次大决战，这一仗对整个西路军的影响重大，红9军先后历经“干柴洼突围战”、“横梁山阻击战” 、“古浪城争夺战”；红9军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拼杀，伤亡2400多人，红9军参谋长陈伯稚、红25师师长王海清、红27师政委易汉文等师团以下干部数十人英勇牺牲，红9军受到重创。</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9军军长孙玉清</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孙玉清由任红31军军长调到红9军任军长，古浪之战失利，陈昌浩撤销了孙玉清红9军军长职务，后又接替董振堂担任红5军军长，在梨园口突围后在转移途中被俘，被押解至西宁，马步芳劝降未成将孙玉清杀害，年仅28岁。</b></p><p class="ql-block">这是红军西路军西进途中第一次比较大的失利。当时有“古浪三战，九军折半”之说，红9军的受挫给西路军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徐向前后来回忆："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红9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红5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后来的作战主要依靠红30军….”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其他几支部队也接连不断遭到马家军攻击，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作战。</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安事变</b></p><p class="ql-block">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出尔反尔，不仅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还调集40个师的重兵准备进攻西安，河东红军主力面临的压力剧增。为了解除危机，中央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制造红军主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形成支援西北军的态势，迫使国民党军主力不敢冒然进攻，为西安和平谈判创造条件；然而中央并没有将这个意图明确的告知西路军，只是命令西路军原地坚守，建立根据地。此时西路军兵力已减至15000余人，减员近四分之一。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由于没有后勤补给，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大批伤员也得不到救治，此时西路军已经开始真正陷入了绝境。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建议：“以打通苏联通道为主要任务，创建根据地为次要任务”。</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徐向前油画像</b></p><p class="ql-block">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停止西进的指示很不理解，徐向前后来回忆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左思右想也想不出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指示；留在原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难；我们电请中央派援军，但是军委认为，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我们只能坚決服从命令，让部队就地坚持〞。</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5军血染高台</b></p><p class="ql-block">1937年1月，红5军部在军长董振堂指挥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陈昌浩、徐向前命令红5军坚守高台，另外还要分拨一部分进驻临泽。红9军进驻沙河堡，红30军进驻倪家营子拱卫西路军总部。接到命令后，红5军政委黄超带走了两个团及电台前往临泽，这就导致董振堂他们成了孤军，高台至临泽相距百多里，两处都是关键地点，马家军一定会出兵争夺；当时的三个军中红5军人数、弹药最少，红9军不久前才在古浪遭遇重创，战斗力明显下降；这就等于是让两个实力不足的部队互相支撑，怎么可能守得住;时任红30军政委的李先念曾提议让红30军进驻高台与临泽之间，可以随时策应,但被陈昌浩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如果敌人来攻，红9军可以去支援，打打硬仗能提高红9军的士气。此后马步芳、马步青抽调2万余兵力，对高台县城发动猛烈攻击，当时守城的红5军只有3000多人，董振堂知道人数悬殊很难抵御，便派人向黄超和总部请求支援，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之前，董振堂始终没有采取突围的行动。</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吕仁礼</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吕仁礼红5军军骑兵团团长，参加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炮兵第15师师长，授于少将军衔。</b></p><p class="ql-block">吕仁礼曾这样回忆道：董振堂军长在1937年1月6日已经下达了突围命令，并在在高台北城墙上挖了一个高2米宽1米的洞口，怕被发现，没有打穿，以备突围之用；1月7日凌晨4点钟，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董振堂军长送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内容是：“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据点，务必坚守”。董振堂接信后，当即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宣读了政委的来信，并表示要死守，誓与高台共存亡。吕仁礼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他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根据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载，西路军总部对此并不知情，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地区之初的计划是稍作休整、继续前进。1月5日，中央来电命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西路军总部按照这一命令，改变了原定部署。此时董振堂率红5军一部进驻高台已经4天。因无电台，只能由政委黄超接到总部电报后，再派人传递给高台的董振堂。按照这样的推测，是西路军总部在5日接到电报之后，给黄超发电，黄再派人给董振堂送信，于1月7日凌晨4点钟到达。这个推断，应当是合理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是从截获和破译马家军的电报之后，才知道高台危在旦夕。</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30军政委李先念</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李先念西路军红30军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党的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国家主席。</b></p><p class="ql-block">徐向前便急令李先念率30军88师和总部骑兵师前去支援。因总部骑兵师刚组建不久，只有500多匹马，途中与马家军骑兵遭遇，师长、政委全部牺牲。幸好88师赶到，打退了敌人，救出部分同志。李先念从审问马家军俘虏口中得知高台已经陷落，城内的红军全军覆没，董振堂壮烈牺牲，悲痛万分。1月7日是高台的关键之战，因为马家军还没有对高台完全形成合围，直到1月9日晚，马家军才完成了对高台的包围，1月10日对红5军董振堂部发起总攻；由此可见，如果1月7日突围，红5军不会全军覆没。</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5军军长董振堂</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董振堂为宁都暴动的负责人之一，后任起义部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副总指挥，一方面军红5军军长、一方面军红5军与四方面军红33军合编成红5军，担任红四方面军红5军军长、在坚守高台城时壮烈殉难，毛主席曾经评价董振堂，“董振堂是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b></p><p class="ql-block">可是收到了黄超的信件，使董振堂本打算“准备突围向临泽靠拢”的想法，变为“放弃突围誓与高台共存亡”的决断，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前不久发生的古浪之战，红9军因没有及时突围，损失惨重。军长孙玉清因此被撤职，政委陈海松受到处分。此后西路军曾作出决定，明确城池和据点在坚守无望的情况下，不能与敌死打硬拼，应及时组织突围。遗憾的是没有记取教训，导致高台失陷，红5军董振堂牺牲和3000多指战员血染疆场，除了敌众我寡，没有电台等诸多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改变了原来准备突围的决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覆没。</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30军军长程世才</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程世才红30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授予中将军衔。</b></p><p class="ql-block">高台城破后，红5军几乎全军覆灭，仅剩政委黄超带走的不足千人的两个团；古浪战役红9军损失折半，遭受重创；经过这两次战斗，西路军仅剩一万余人，粮食、武器弹药、兵力严重不足；此时红5军和红9军剩余力量相继进驻倪家营子，与红30军汇合。这时西路军收到中央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进，但当西路军开始东进行动时，很快被马家军发现，并调集7万兵力对西路军进行围追堵截。</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30军西洞堡战斗</b></p><p class="ql-block">1937年1月27日，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红30军88师主力和89师一部抓住战机，在西洞堡地区全歼马家军装备精良的宪兵团，击溃手枪团，缴获1200余支枪及大批战马、子弹等军用物资。西洞堡战斗是西路军自西渡黄河以来打的最大的一个胜仗，也是整个河西转战西征中的最大胜利。</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30军倪家营子血战</b></p><p class="ql-block">2月12日中央致电西路军：“为了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谈判协议，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建立根据地，粉碎马家军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2月13日西路军回电中央：西路军遭遇马家军的围追堵截，请求速派红4军、红31军前来支援，否则难以完成西进任务。2月20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坚持继续东进，并决定取消红5军番号，红5军政委黄超带领不足千人的两个团分别补入红9军和红30军，2月21日西路军发现东进通道已被马家军截断控制，李先念、程世才准备率领红30军发起冲锋夺路行动时，又接到中央电令西路军就地坚持，适时完成西进任务。</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血战倪家营子战场遗址</b></p><p class="ql-block">陈昌浩随即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提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遭到徐向前的坚决反对，两人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陈昌浩坚持“唯中央指示是从”的思想指导，最终做出了重回倪家营子的决定，至此西路军走上了“全军覆没”的不归之路。2月22日四处搜寻西路军的马家军突然发现返回倪家营子红军，惊喜过望，遂采取马队布阵，梯队重叠，层层包围，多路多点向西路军发起攻击，2月24日深夜，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央：抱全部牺牲决心，在此战至最后一滴血。从1月底到2月底，西路军己与马家军艰苦鏖战一个多月。并于2月22日至27日红30军与红9军的剩余人员在倪家营子与七倍于我的马家军连续展开五天五夜的血战，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西路军再次决定突围，没想到突围出来的部队刚撤至梨园口，马家军数个骑兵团便紧追而来；一场更大的血战、恶战、苦战又将开始了。</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红9军政委陈海松</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陈海松红9军政委，曾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升任红9军25师政委，师长为许世友；陈海松在梨园口战斗中，担任掩护西路军总部和红军主力撤退任务时壮烈牺牲，年仅23岁。</b></p><p class="ql-block">西路军刚撤至梨园口时，担负后卫掩护的红9军防线就被马家军突破，红9军政委陈海松不幸中弹牺牲；此战红9军基本打光了、损失殆尽；二线红30军仅剩下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已无力鏖战；梨园口是河西走廊进入祁连山腹地的一个峡口，最后却成了西路军的终结之地。</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王泉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严刑凌辱，脱险后与党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自食其力；解放后先后当过生产队长、妇联主任、敬老院院长、江西省政协委员，1989年被国家正式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b></p><p class="ql-block">危急时刻，分散各军重新组编在一起的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主动请缨阻击敌人，为总部和西路军主力突围争取时间，最终徐向前总指挥同意妇女先锋团接替红30军286团，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掩护大部队突围。</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妇女先锋团</b></p><p class="ql-block">王泉媛率领900余名妇女先锋团战士，每个人得到五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的补充；为迷惑敌人，王泉媛下令所有人都剪掉长发。随即接管了梨园口阵地，与马家军展开了一场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生死搏杀，妇女先锋团的阵地多次被敌人冲破，又多次从敌人手中夺回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们毫不犹豫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兵败梨园口</b></p><p class="ql-block">妇女先锋团凭着英勇无畏的精神，与马家军激战三天，最终完成了掩护总指挥部和红30军余部突围的任务，并再次突破马家军的层层包围，王泉媛率领剩余的300多人在石窝追上了大部队。血战梨园口有600多名女战士壮烈牺牲。西路军在整个临泽地区苦战70多天，经历大小战斗40余场，成为西征时间最长、战斗规模最大、战斗遗址和伤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梨园口之战西路军所剩兵力不足千人，没有建制，没有指挥，陷入人自卫战的境地，至此西路军4个月的西进征战以失败告终。</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石窝会议</b></p><p class="ql-block">1934年3月14日在祁连山麓一个叫石窝的地方，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并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剩余人员分散在祁连山去打游击，保存实力。并向中央电告会议的决定。</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路军魂的雕塑</b></p><p class="ql-block">西路军仅剩的400多人在李先念、程世才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和艰辛，历经43天，在祁连山腹地跋涉840公里。</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陈云</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陈云党中央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检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b></p><p class="ql-block">4月29日，终于到达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的迎接。西路军出征时有21800人，7000多人牺牲，近6000人被俘后遭杀害，约4000人被打散后自行返回延安，另有约4500人流落在外，只有李先念率领的400多人成建制归队。</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西征之战</b></p><p class="ql-block">综观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的历史，有几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是任务反复多变，中央给西路军下达的任务频繁变动，且与西路军当时面临的困境不符，造成上下思想混乱，不知如何应对；二是一味盲目服从，陈昌浩机械吸取错误教训，从只听命于张国焘，变成唯中央之命是从，且独断专行，陈昌浩对西路军的指挥有最终决定权，徐向前等人只能被迫接受，使西路军屡遭重挫；三是敌我力量悬殊，马家军以15万之众对我西路军2万多人，他们是骑兵四条腿，西路军步兵两条腿，且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四是不宜建立根据地，当地老百姓长期受马家军统治，对红军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西路军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和保障，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五是地形不利防守，河西走廊城池寨堡外的地势，大多比较平缓，没有依托，无险可守，马家军骑兵速度快，冲击力强，我防守阵地很容易被突破；六是没有后勤补给 ，没有战略后方、粮食得不到保障，枪弹得不到补充、药品得不到满足，伤员得不到救治；西征之战是西路军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一座历史丰碑，可歌可泣。</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 永不磨灭的西路军精神</b></p><p class="ql-block">西路军许多在这场壮烈的西征之战中幸存的老战士，对这块伤心地，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始终难以忘怀，当年我还在临泽坦克46团任团长，有一位曾担任过湖南省军区司令员的原西路军老战士来团里，要寻访曾与马家军作战的地方，并提出要去倪家营子，说在那里突围时，曾将他的党证和身上仅有的三块钢洋压在一个土围子下面，我当即派团里的作训股长刘子瑜带着北京吉普车和军用地图随同前往，听说并未找到那个土围子，但大致确定了他们当年在倪家营子阻击马家军的地方，在那里他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当年战斗惨烈的景象，想起了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的日日夜夜，禁不住放声大哭，表达对牺牲战友的怀念。他对西路军有如此深的情结，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西路军为了配合党中央的战略全局，付出了极其沉重乃至全部的生命代价，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上这场最伟大、最悲壮、最惨烈的“西征之战”。</p><p class="ql-block">2024年5月1日杜进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