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北京

野水孤舟

围 城 北 京

作者：彼得.弗莱明

翻译：周建

目 录

前言

致谢

第一章逃避现实的鸵鸟

第二章贪婪的秃鹫

第三章白人为祸

第四章义和团及其庇护人

第五章北京城里的不详之兆

第六章五列火车和四座炮台

第七章凶手

第八章围困

第九章十万火急！

第十章磨难

第十一章停火

第十二章巴比伦行动

第十三章营救

第十四章被围困的大教堂

第十五章谜底

第十六章向西逃亡

第十七章最后的话

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翻译说明

前 言

在围城结束后，一位著名的美国传教士曾经写道：“鉴于[围城事件]曾经引起的严重关切，人类不太可能冒风险去忘掉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的那段经历。”然而他谨慎的预言几乎没有实现。 义和团运动是历史事件之一——就像，比如，波士顿茶党和加尔各答黑洞那样——我们都记得它们曾经发生过。因为这些事件的独特性，使得防卫工作变成了日常生活中“应急措施”的一部分，从而印在了每个人的脑海中。

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应急措施也不会一直处于更新改善之中。 如果有理由重新评价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我们很容易发现，几乎所有并非难忘的事情都已经被遗忘了。

在波士顿，茶叶箱被扔进了港湾里；在加尔各答，欧洲人被野蛮地监禁起来。 但是，这是谁干的？ 因为什么？ 何时发生的？ 后来又怎样了？ 只有少数人能够令人羡慕地一口气说出所有的答案；其余的人则只能坚持认为，他们曾经有能力的这样做。

义和团暴动也是如此——或者我怀疑也是如此。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被围攻；公使馆里面的人被国际救援部队营救出来；发生了大量的抢劫事件。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记得。但是义和团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很多人都已经差不多忘记了，有些人可能永远都不清楚。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60年前。 围城的幸存者仍然散布在世界各地。 1950年，他们中约有30人在伦敦聚到一起，庆祝获救50周年。 在北京，一定还有活着的老人，他们那时穿着清朝军队的奇异军装，守卫着封闭的路障，从射击孔里把毛瑟枪或曼利切斯枪里的子弹射向那些顽强固守的可恶的洋人。

11个国家的外交代表被围困在公使馆中；8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参与了对他们的营救。 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被围困者还是营救者，都在忙不迭地记录着他们的经历；除了已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之外，公使、海军上将和[陆军]将军们还汇编了他们的官方信件；从大清王朝的档案和其它本土资料中，如今也可能重新梳理出中国阵营关于这一事件的奇特记述。

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分为三大类：被围困者、攻击者、救援部队。 1900年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所有相关的电报线路都在早期被破坏了。 因此，每一类人与另外两类人都是隔绝的，对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有凌乱的——往往是完全错误的——记忆。 每一类人都留下了丰富的记录。 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他们在事件之后立即撰写的，有些甚至是在事件期间撰写的。 我们剩下来的就是用大量的碎片来拼凑出一幅从未展现过的巨型图画。

本书的目的，是通过组合所有的这些碎片，显示一幅以前从未见过的画面。 不揣冒昧地说，这是一幅非同寻常的画卷，它肯定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适当的谦虚一些，称它为一般准确吧。 就像拼图中许多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蓝色碎片组成天空，许多绿色碎片组成草地，所以我的叙述是把同一事件的许多目击者以及同一主题的许多官方的证词结合起来形成的。 对于不同观点造成相互矛盾的证据，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公平地解决矛盾，支持真相；我从来没有受到诱惑去戏剧性地讲述这一事件的故事，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足够戏剧性了。

我必须遗憾地承认，由于在语言上的缺憾，我未能研究日本人的资料；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只能阅读译成英文或法文的俄国资料——这并不是很多。 另一方面，我很幸运地获得了两套非常宝贵的未公开文件——在围城期间担任总司令职务的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的各类私人文件，以及《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博士的日记，他带头参加了公使馆的保卫战。

我在脚注中列出了不多的参考资料，作为我引用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资料来源。 在一本供普通读者阅读的书中，在页面底部过多地使用“引自”和“出处同上”等词语是令人厌烦的和不必要的分心。这对专家也没有多大价值。 要精确地指出没有编目的私人文件是不可能的。我提到的许多已出版的作品（几乎都已绝版）出现了不止一个版本，许多版本都经过了修订，有些标题也改变了。 因此，我在这件事上运用了我自己的判断，所列参考资料，只包括在我看来读者因好奇可能会需要的，或者是我对某一特定信息来源表示感谢的。

我只希望，读者在对这幅完整拼图的沉思中，至少能获得在我把它们拼到一起时所发现的部分兴趣和乐趣。

彼得.弗莱明

尼特尔伯德，牛津郡，1959年

致 谢

在本书的末尾可以看到已出版资料的参考书目。对于允许我使用未出版的材料，谨做如下致谢：

感谢已故窦纳乐爵士的小女儿斯黛拉.麦克唐纳小姐，她把她父亲的个人文件交给了我。

感谢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的米切尔图书馆理事会，他们允许我阅读了莫里循博士在1900年5月至10月期间所写的日记。

感谢普尔夫人，她是米德尔塞克斯联队已故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F.G.普尔中校的遗孀。她把她丈夫和丈夫之弟华兹华斯.普尔医生保存的日记借给了我。

感谢维奥莱特.加农斯.威廉姆斯夫人，她将她母亲、已故图尔斯夫人的日记借给了我。

除此之外，几位幸存者或幸存者的后代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和照片。 我非常感激他们。

我非常感谢驻北京公使馆的代办邓肯.威尔逊先生；感谢帕洛特先生和外交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感谢《泰晤士报》信息部长梅伍德先生；感谢塞缪尔.格里菲斯二世准将（退役）。 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纳尔上校和罗伯特.阿斯布里上尉。

我还要感谢作家与演讲者研究中心的琼.圣乔治.桑德斯夫人的耐心、聪明才智与资源，以及芭芭拉.贝拉米小姐在打字方面提供的服务。

第 一 章

逃避现实的鸵鸟

　　在东方土地上的外国人社区有一个特点，他们不相信会有当地百姓对他们发动袭击的危险。

——丹尼尔.瓦雷：《最后一位女皇》

　　1900年5月24日是维多利亚女王81岁的生日，这也是她的最后一个生日，当天晚上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举行了庆祝活动。 女王派驻大清国的公使窦纳乐爵士邀请了英国社团的人们共进晚餐；窦纳乐爵士48岁，身材高瘦，是一个精明的人，有着苏格兰高地人的狭窄头颅、留着乌丹式八字胡须，目光冷峻而略显挑剔。 共有大约60位来宾，男士比女士多出一倍。 宴会在一个小剧场里举行，就像邻近的壁球场一样，在漫长寒冷的冬天，这里能为人们提供慰藉和消遣。

晚餐之后，在网球场上举办了舞会。 其它10个公使馆的客人也被邀请前来参加舞会，树枝上悬挂的纸灯笼散射出柔和温暖的光，很快，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跳起了华尔兹，大家寒暄着，品尝着香槟。 一支中国乐队在一位葡萄牙人的指挥下演奏着乐曲。 这支乐队是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借给窦纳乐夫人的；这位总税务司是一个上了岁数的爱尔兰单身汉，名叫罗伯特.赫德，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使得他被女王授予了准男爵的爵位。 罗伯特.赫德爵士在中国生活了46年，在此期间他只短暂地返回欧洲两次。他自己训练乐队成员学会了使用他们不熟悉的西洋乐器，乐队每周都在海关大院举行音乐会，为使馆区的社交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由于错误的原因，窦纳乐爵士的大多数客人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在几个月内能再次听到它的演奏。 《北华日报》的北京记者在《英国公使馆的社交晚会》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凉爽季节就要结束了。”很快，一股干燥而压抑的热浪将笼罩在华北平原上。 北京的外交界正准备着一年一度的向北戴河和威海卫海滩的迁徙，或迁移到15英里外的西山，在那里，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将在由寺庙改建的别墅里度过这个有碍健康的季节。 而少数人被迫留在臭气熏天又闷热的城里，用他们的话说叫做“留守”，他们成了人们同情或聊天的话题。

在北京的外国侨民人数大概有500人左右。 然而，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社交意义上，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严密社区，不像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的外国侨民住在通商口岸的侨民区和租界地那样。 他们由三个彼此分离的小社区组成，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

其中约有一半的人是传教士，他们的生活集中在大教堂、礼拜堂、小教堂、医院、药房、孤儿院和学校，广泛分布在由鞑靼城[内城，以下同]巨大城墙包围的横平竖直的灰色街道里。¹ 传教士们在个体上是彼此隔绝的，他们也与各公使馆隔绝，但更明显的是被罗马天主教与各种新教教派之间固有的教义鸿沟所隔绝；跨越这一鸿沟的社会性接触，虽然并非总是不可接受，但却十分罕见。 因此，实际上就有了两个传教士组织，而非一个；因为对两个神的崇拜，让无神论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但还是接受了，在此期间他们被灌输了至少5个不同的称呼。²

三分之一的世俗人群生活在外交使团周围。 1900年，使馆区本身并不存在；正是由于那一年发生的事件，才使那里变成了半堡垒式自成体系的自治之地，外国使节及其工作人员和军事警卫在此后的35年里一直居住其中，尽管在1945年将控制权交还给了中国政府，但至今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那里。

1900年的北京使馆街

　　在北京，就像其它东方城市一样，风俗习惯总是倾向于在特定的地方集中手工艺和贸易；银匠在一条街上，卖马鞍的在另一条街上，珠宝商则在第三条街上。 大清朝廷强化了这一做法，是希望监视和控制野蛮人，而外交人员也遵循了这一原则。 11个公使馆（分别是美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日本、俄国和西班牙）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三平方英里的一块飞地。 它南临内城布满雉堞、高40英尺、厚40多英尺的城墙；其北面和西面是同样高大但显得不那么狰狞的皇城城墙，被涂成粉红的颜色，上面覆盖着黄色的琉璃瓦；东面穿过一条通衢大道，就是进出内城的哈德门。³ 它被一条南北向的浅浅的人工河道[御河]大致分为两半。

除了公使馆之外，其他一些外国商社也那里设立了相关业务。 香港的汇丰银行、俄中道胜银行，以及怡和洋行办事处都在这块飞地里占据了一席之地；那里还有两家商店，因贝克和克鲁夫；一家北京饭店，由一个名叫查莫特的足智多谋的瑞士人，在其美国妻子的帮助下经营着；那里当然还有一家俱乐部。 邮局和海关的外国雇员以及一些在新成立的大学里任教的教师使这个漂泊者的小社区得到了壮大。

外交官的社交生活中固有某种不真实性。 比如在北京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旦他们在一个小的外国侨民社区中成为了主流时，其成员除了与当地居民进行最正式的接触外，其它方面都是与世隔绝的。 “外交团”这个带有抱团暗示的词，本身也有一种讽刺意味，传达了一个完全不恰当的概念，即1900年在中国的各国代表中涌动着竞争和互不信任的逆流。

北京赛马场，1899年普鲁士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在此合影。

照片中间的是亨利亲王。

　　的确，俄国公使德-吉尔先生与他的法国同事就某一意向取得了片面和不稳固的一致（在涉及到一项铁路土地租借的问题上，比利时公使约斯坦斯先生也参与了进来）。 的确，窦纳乐爵士没有理由，以他们对德-吉尔的深刻怀疑，也同样怀疑日本人；而在美国公使馆中，康格先生的政府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只有微小的商业利益需要进一步保障，他可以对欧洲人的贪婪症状表现出崇高的不满。总的来说，在他们表面的礼仪背后，无论他们的社交生活多么密切，在北京的外国使节对彼此的基本态度，与克朗代克酒馆中淘金者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警惕性和猜疑心被臆测、谣言、可能性所激发、所滋养，而很少顾及事实。

老手感怀昔日。 自从5年前，中国在对日本的战争中遭受了耻辱和意外失败，暴露了它真实的虚弱程度。在北京，小小的外交界已经从一潭死水变成了一座斗鸡场。 一位观察家⁴写道，“北京再也不像对日战争之前那样了。在过去，我们多少算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仅仅有11个公使馆，中国海关的税务司……，也许还有一些受人青睐的环球旅行家或寻求丰厚利益的普通人。 野餐和晚宴，比赛和远足是日常的生活节奏，政治和政局还没有燃烧。 全权公使和特使们戴着特莱帽[三角帽]，穿着老式服装，举止和蔼可亲，就像现在的德黑兰仍旧是那样。到了1900年，”他接着写道，“总是有不祥的报告……关于机密大事的报告。”

1894年至1900年期间，列强们秘密地或以其它方式搞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大事”；下一章将对此给予记述。

因此，这就是这个世界性社交界的本质，其主要成员于5月24日这天聚集在一起，为八秩高龄的女王的健康干杯，而女王此时正在巴尔莫勒尔宫享受“晚宴后的美妙音乐”。事实上，她从大量生日祝福的贺电中获得了更大的快乐，电报量之大，必须加派另外6个人去协助当地的两位电报员加以处理。前几周的一些迹象，必然暗示了这个表面上无忧无虑的聚会被蒙上了阴影，即使不是厄运，至少是严重的担忧。 已知的事实呈现出了一幅虽然不那么凶险，但却更加令人吃惊的画面。

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

　　窦纳乐爵士和他的助手们接受了来自他们亲爱的同行们的祝贺，祝贺马弗京的获救；[马弗京地处南非。马弗京之战是发生于第二次英国-布尔战争期间的一次战役。1899年10月布尔军队5000人包围了英国非正规军和武装居民700人守卫的马弗京镇。不久布尔人撤走3000人， 剩下的2000人继续围困该镇。1900年5月17日一支英军骑兵部队赶到，马弗京解围。——译者注] 这项救援行动是在被围困了长达7个月后，于一周前实现的。 而他们自己则很快就会受到严峻的考验，与之相比，马弗京的经历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大家讨论了许多关于义和团暴乱的话题，义和团在华北的零星活动有两年了，而最新主要针对中国基督教教民的暴乱，据报道距离首都之近，让人感到不安。 英国公使的客人中，主要关心的是有报道称外交团中存在着不和；这种不和是由于大家对局势严重性的认识不同，因而对需要采取的措施也存在意见分歧。

“外交团”是11个外国使团团长在会晤时正式确定的名称。 其中的一次定期会议是在4天前举行的；虽然会议的记录在理论上是保密的，但大家都知道，在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一项关于向天津派遣海军部队来保卫公使馆，以防出现麻烦的建议被否决了。 据了解，法国公使一直是这一防范措施的主要倡导者，1898年10月，在光绪皇帝被他的姨妈皇太后罢免后，北京曾发生了小规模的排外骚乱，而一项预防性措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法国公使]毕盛很早就离开了英国公使馆的庆典活动（他毫不掩饰地炫耀这一点），这引起了人们关于公使们的不同见解和人物冲突的种种猜测；但后来，当窦纳乐爵士的其他客人坐着轿子，穿过笔直、寂静、空荡荡的街道回家时，很少有人能从这场关于增派守备部队的争执中看出什么，这不过是外交上的又一场小题大做而已。 第二天，一位记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道： “没有人对义和团的事有过多的担心。” 6个星期后，当一个月来没有得到在京外国人的消息，人们开始担心发生了最可怕的情况时， 《泰晤士报》认为值得评论的事实是，截至5月24日，从来自北京的私人信件中反映出来的是“对即将来临的风暴没有预感；” 一位海关高级官员（可能是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一封长信中也没有提到义和团。

当最后几位客人回到家时，黎明的曙光开始照耀在炎热的平原上。 英国公使馆里，金色的灯笼已然苍白，上面描绘的吉庆图案变得不易辨认。

又是万里无云的一天。 那年春天根本没有下雨，整个华北的玉米地都没有播种。 英国公使在5月21日给索尔兹伯里侯爵[时任英国首相]写报告说，会议决定不增派守备部队，他写道：“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

这一信念更多地体现了窦纳乐爵士的冷静，而不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他拥有的智慧像他的判断力一样少，”莫里循在7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尽管莫理循很喜欢他。 要扑灭堆积在北京周围的大火，光有一场暴雨是不够的。 不管怎样说，干旱在5个星期内没有缓解。 至此，事情清楚的令人痛心，中国政府对恢复平静不感兴趣，这一点很难被指责为外交官们缺乏预见性。

注：
¹ 北京，如平面图所示，包括鞑靼城即内城和汉人城即外城；前者的南墙形成了后者的北墙边界。在内城的中心，矗立着皇城，而皇城又围着紫禁城；紫禁城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的城市，而是一座被大墙包围的以冬宫为主要建筑的巨大庭园。
²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已经体现在两个中文单词中，比较罕见的只有穆斯林少数民族使用。 耶稣会士创造了第三个，最早的新教徒创造了第四个；但随着对立的新教教派进入这个领域，必须为他们的信仰对象发明新的名称，以区分他们和他们的对手。 由此产生的微妙和混乱的问题，在传教界被称为术语问题。
³ 门，即城门
⁴ 辛普森 以普特纳姆.威勒的笔名撰写了许多关于远东事务的书，特别是写自北京的那些不得体的信件（1906年）。 这一奇特且相当可憎的作品，其目的是以一个匿名外交官的视角描述对使馆区的围攻。 虽然记述得敷衍了事，但他声称与自己的经历无关，这样的托辞却让本书作者更戏剧性的“倾向于”认为，他记述的目的是间接地自我美化他对一些人的敌意，他要指责的是许多人。 这本书成了成功的丑闻。 虽然作为事实的来源，但它被无可救药地被玷污了，我们仍可以谨慎地循着普特纳姆.威勒的引导，了解那一时期的环境。
辛普森受雇于中国海关。 英国公使在公使馆获救后立即写了一份快报，对辛普森和其他8名海关人员的表现予以表彰。然而，在联军占领北京期间，辛普森参与了针对讲华语的人进行有组织的抢劫。 后来窦纳乐爵士签发了对他的逮捕令。英军总司令联署了此项逮捕令，但此令未被执行，因为辛普森当时正在北京之外的英军占领区活动。（窦纳乐爵士的文件，以下在脚注中称为M.P.） 辛普森于1930年在天津被中国的政治代理人暗杀，结束了其暴风雨般的毁誉参半的一生。

北京城平面图

第 二 章

贪 婪 的 秃 鹫

　　天朝本身太缺乏组织、协调和团结，他们甚至没有集体意识，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但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主权的广泛削弱、以最不合理的借口让中国作出的特别让步、法律上的特权和事实上的治外法权之滥用、外国传教士和当地教民的特殊地位——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地区的民众因共同的不满而产生共同的强烈怨恨，这种怨恨发展成了对一切外国事物的恶毒仇恨，并导致了1900年的义和团暴动。

——菲利普.约瑟夫：《中国的外交》1894-1900

　　义和团暴动是一场自发的半秘密的民众运动，它始于1898年，由坚韧的山东农民首创，穿过省界进入了大都会的直隶，并且在1900年初夏形成了一场大爆发，世界因其凶猛的烈焰而沮丧地退缩。

然而，虽然这一运动纯粹是在本土产生的，但我们必须去欧洲的档案馆中寻找其最终原因。 中国北方农民举起刀枪和火铳，不是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尽管那些错误是可悲的，而是为了终结那些洋鬼子（即外国的魔鬼），那些外来的蛮夷对他们国家的掠夺。 满族统治者，除了压迫、敲诈和无能之外，他们自己也是外族人；但义和团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 正是在这一口号之下，民众被团结起来；正是朝廷对排外行动的赞许，使得暴动分子先是免受镇压，继而在血腥的讨伐战中获得了朝廷的公开支持。

义和团暴动和北京朝廷对它的纵容，只能从欧洲列强以及日本在过去60年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解释。 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来的实际后果，使中国政府处于无法容忍的境地，并接受了狂热而决绝的主张。

19世纪末，中国排外情绪的产生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外国人的行为，这些常常是糟糕的，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另一个是清廷的政策，欺诈与陈腐的政策。

1644年，当满族人横扫长城内外，驱逐了明王朝时，中国几乎还没有与外界交往的经验，也没有与外界的正常接触。 它对外部世界怀有天生的蔑视，其部分原因是基于种族的傲慢，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与之相邻的族群都是些原始的土著部落，这些人生活在北部的沙漠中，西部的大山里，以及南部的丛林中和岛屿上，这构成了它广阔的疆域。

然而，中国人天生好奇、宽容且好客；他们有高度发展的商业本能。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特性使他们与新近文明之间保持了断断续续的，但总的来说是良好的交往。他们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源远流长。曾有一支中国军队向里海附近开进。来自印度的佛教受到了欢迎，并适应了本民族的特点。 穆斯林的信仰在西北各省已经扎根，耶稣教士在北京赢得了尊敬，马可.波罗在忽必烈大汗帐下供职17年，直到最后[皇帝]才很不情愿地允许他回国。 尽管在磕头的仪式上存在着争执，但是欧洲的使节们还是觐见了明朝皇帝。

在沿海，野蛮人确实表现得很野蛮。 从16世纪初起，小规模的欧洲冒险家就给中国巨人带来了不少难以忘记的麻烦；长着1.2呎大脚的荷兰人是一个特别令人震惊的种族，西班牙大使馆的23名男子被折磨致死，以报复他们的同胞所犯下的暴行。然而，不能说1644年以前的历史预示着中国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会实行自我封闭。

大清本能且坚定不移的治国之道就是让人民生活在帷幕之中。 克莱门茨在1915年[原文如此]不经意间把这一政策与同时期的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做了类比，他写道：“世界上最受青睐的地区之一的满洲征服者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人数相对较少，却统治着一个精明守法而又守旧的，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民族，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需要阻止一切变革的尝试，在全国实行封闭状态，使得复制他们业绩[的企图]，或者因为受到外界影响而对其统治产生不满等情况，都不可能发生。”¹

例如，事实上直到1842年，中华帝国唯一允许外国商人涉足的地方——那时仅仅在10月至次年3月之间——只是广东海边面积为1100x700英尺的一块地方， 这并不是由于过去外国人犯下暴行而留下的痛苦回忆。 这是一项推行了两百年的政策体现，尽管西方商人和海员在他们造访中国时表现得无可挑剔。

从长远来看， 这一政策必然会失败。在满族人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不合时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结构越来越不适合在真空以外存在，而这个王朝却极力克服越来越多的困难去保护它。各种力量都在起作用，直到有一天，让中国不再可能继续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1842年，这些力量第一次对这片辽阔而神秘的土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的财富是神话，它的力量却只是传说。

那一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 虽然是在严重挑衅的情况下开战的，但是从任何标准来看，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因为英国人在为保护非法和可耻的贸易而作战；如果中国允许外国商人以正常合法的方式进行贸易，那么鸦片走私就永远不会成为英国的主要收益，关于这一点是可能的，但它不是重点。 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这个贫瘠小岛割让给了英国，并支付了巨额赔款，取消了对广东商业的最令人烦恼的限制，开放了另外4个口岸进行贸易，并给予外国人在此居住的权利。 “这项条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中西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一点怎么夸大也不过分。”² 欧洲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对它关闭了这么久的那扇大门。

几年后，美国通过《望厦条约》也加入了进来。 这一条约是通过谈判达成的，而不是通过武力强加的，中国没有割让土地；因此，它比《南京条约》具有更好的一面。 但如果不是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这个条约就绝不可能缔结。 如果说美国的理想主义者们迅速地谴责了[英]帝国主义者粗暴地摇晃了这棵树，那么美国的机会主义者们在捡拾[从树上落下的]果实时，却绝不肯落在他人之后。

1900年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影响

　　本书的目的是记述和解读在1900年夏天那几个动荡的星期里所发生的事件，我在这里可以做的仅仅是列举出在过去几十年里列强们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活动， 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无法以正确的视角去看待那些想要屠杀驻北京外交代表的疯狂企图。

1858年，俄国占领了阿穆尔河[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

1860年，英国和法国指责中国违反了《天津条约》（1858年签订），冲进了北河河口的大沽，占领了北京，在那里，圆明园夏宫被夷为平地，以此报复中国在休战的幌子下抓捕并残害他们特使的暴行。 中国被迫将香港对面位于大陆一侧的九龙租借给了英国，租期99年。

1862年，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得到了承认。

1862年，法国占领了安南的大部分地区。

1862年，英国吞并了下缅甸。

1867年，法国吞并了交趾支那下游的3个省，并控制了湄公河流域。

1871年，俄国占领了伊犁，这是中国突厥斯坦的一大片领土。

1879年，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

1880年，作为对巨额赔款的回报，俄国交还了伊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1886年，英国吞并了上缅甸。

1887年，整个安南、交趾支那和柬埔寨被分离出去，形成了法属印度支那，人口达到1,800万。

虽然这份清单令人震惊，但它还不是完整的，因为它只记录了对中国主权最骇人听闻的侵犯。 在同一时期，还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条约，理论上是谈判达成的，实际上是强制性的，使其它的国家以及主要列强获得了广泛的特权和租界。 天朝上国已经成了[狄更斯笔下的]汤姆.蒂德勒的乐园。

随着那个世纪即将结束，有迹象表明，公然进行领土勒索的速度有所减缓。 所有的大国，（日本除外，它对朝鲜和福摩萨[台湾]的图谋仍是其议程上的优先事项）在它们自家门口附近都有更紧迫事情的需要关注。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更像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 他们在中国的竞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因为害怕挑起致命的冲突，所以他们需要谨慎行事。 此外，对这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即使在逆境中仍能如此自负的受害者，他们在心理上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

这些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被1894-95年的中日战争一扫而空。 中国惨败于自己的小邻居，这刺激了欧洲萎靡不振的贪欲。 正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对巴尔干半岛的争夺和对非洲的瓜分几乎结束了，日本揭穿了中国的虚弱，就像是对各殖民大国的邀请一样，让它们在中国声索权利。”³ 不仅是贪婪驱使着列强国家去攫取，而且他们还担心，如果自己后退了，那么其它一些无所克制的国家可能会取得过度的优势；因为此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命运会像非洲一样被瓜分。竞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了。

到1895年，中华帝国周边的大部分藩属国已经被人夺走了。 满洲是北京统治王朝的发祥地，而此时俄国工程师正在那里开发一条铁路，将西伯利亚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地位虽尚未受到直接挑战；但过去60年来的事件急剧缩小了中国的边界。 它现在与俄国有5,000英里的边界，与英国[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的边界长度大约是[俄国边界]的一半，与法国[安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的边界有700英里。 自我隔绝的时代已经结束。 李鸿章写道，“此乃三千多年未有之变局。” 他是中国这一时期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顶级的政治家。

由于动机不同，没有一个国家是值得信任的，俄国、法国和德国联合起来，拒绝承认日本战胜中国后所取得的全部果实。 俄国在这个时期费尽周折地用仁慈的光环掩盖其政策，以慷慨的条件向中国提供了一笔贷款，使其能够向日本支付一半的战争赔款。作为回报，俄国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济特权。1896年，它试图通过一项名为《卡西尼协定》的秘密协议，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在满洲。⁴ 但是消息泄露了，当俄国的竞争对手们得知它将获得的长远利益后，他们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使得协定的双方都不得不否认有该协定的存在。

法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重新划定了安南边界的几个有争议的部分，获得了补偿，中国不得不在那里开设3个新的“通商口岸”，⁵ 并降低了过境税费。

然而，正是德国对山东胶州港的占领，成了义和团暴动及获得中央当局支持的“虽非唯一但却是主要的原因”。⁶ 据了解，根据《卡西尼协定》胶州曾是准备租借给俄国的，但是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这附近被杀害了，此事件为德国提供了一个好借口，凯撒皇帝立即采取了行动，“而不是”像1897年11月16日的《泰晤士报》指出的那样，“把时间浪费在对北京进行的抗议上，这种抗议一定会像以往那样遭遇到中国外交部门无休止的拖延。”通过这次打击，作为对两位天赐殉道者的补偿，德国获得了包括胶州湾和青岛城在内为期99年的租界，以及在山东的铁路和采矿特许权。 几个月之后，义和团首次出现在了该省。

德国的断然行动，在它的竞争对手中引起了令人羞愧的嫉妒。 《泰晤士报》选择了一个词来客观描述这种暴力和高压行为，体现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这种尝试我们自己也曾一次或多次做过，与外交谈判取得的任何成果相比，这一结果非常丰硕，有理由怀疑为什么我们不总是遵循更有效的方法呢。” 俄国在卡西尼事件上丢了脸，并在胶州湾一事上被德国抢了先，于是它迅速开始行动。 它向中国要求租借亚瑟港[旅顺港，以下同]和大连，并建造一条铁路，将这两处与跨西伯利亚铁路系统连接起来。 在英国的纵容下，中国试图采取拖延策略。 俄国的反应是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其要求在1898年3月27日之前没有得到满足，它将“采取敌对措施”。中国屈服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作为俄国的盟友，法国要求得到中国最南端的重要锚地广州湾。 它效仿德国的先例，派了一支部队登岸。在登陆行动中，两名水兵被斩首，它还没有来得及为此报仇，随后又有一名传教士被杀，这使法国扩大了对北京的声索范围和要价。 到1898年6月，除了建立一个有价值的海军基地和重要的铁路特许权之外，它还建立了一个覆盖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以及海南岛的“势力范围”；它在这个势力范围的权利得到了中国的保证，即不把其中的任何部分转让给其它大国。

势力范围此时已经风靡一时。 德国主张在山东的排他性特权，俄国在满洲、日本在福建（福摩萨[台湾]的对面，那是它的战利品）以及英国在长江流域也都享有特权。总之，中国的18个省中有13个，以及满洲的3个省，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抢先占有了。 在这些广大领土中的大部分地区，他们认定的承租人或宗主国的代表从来没有进去过；尽管在这些土地上列强的特权是模糊的，归根结底是无法履行的，但随着欧洲国家迫使这个垂死的王朝将列强的意愿一个接一个地写入其遗嘱，随之而来的便是激烈的竞争。法国在云南的利益与英国在上缅甸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一项名义上属于比利时的铁路特许权，威胁到了要将英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一分为二。而实际上法国和俄国才是该项目的真正投资者，他们将成为实际控制者；日本默默地注视着俄国在满洲的野心正在取得稳步进展。至于中国，它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在协定的虚线处签字画押。

早在半个世纪前，英国就已经开启了这场很不体面的竞赛，但当选手们进入直道时，英国已不再领先。 一旦其海军的战略需求在香港得到了满足，它在中国的利益（它拥有中国对外贸易的60%以上）基本上就是商业性的；它不喜欢瓜分中国的构想，其动机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因为她本能地害怕其在力量平衡上受到影响。 然而，就像德国夺取胶州从而引发了俄国占领旅顺港一样，德国和俄国在华北建立海军基地，也使它[英国]不能无动于衷了。当日本人根据《芝罘协定》的条款撤离威海卫时，英国迫切地要求一定要租借这块地方。它以一种相当丢脸的方式这样做了，因为在不久之前它曾拒绝了北京向它提供该港口的建议，理由是，它“旨在阻止任何对中国领土的转让”，只要其它大国也实行类似的克制政策；但它最终还是拿下了威海卫，并在口头上承诺，只要俄国放弃旅顺港，它“明天就放弃[威海卫]。”

1928年，一位有头脑的学生在写作中留下了他的观点：“人们不得不根据现有证据得出结论，在1894-1900年的危机中，相比于其它任何强国，英国政府的行为更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⁷ 不过如果用“不那么明目张胆地伤害”来代替“更符合”，那么这个结论就可以成立了。

随着战争的重大失败所带来的混乱，以及在短短5年里的连续冲击，这些侵犯所造成的累积效应，会使任何普通的政府，即使是宪法规定不可罢免的政府，陷入混乱状态。 但大清朝廷不是普通的政府。 这是一个由意志坚强而反复无常的皇太后主导的政府，1898年9月她罢黜了自己的外甥——光绪皇帝。 她公然恢复了自己作为摄政者的最高权力，从而结束了一段短暂而混乱的（被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插曲，那期间，孱弱的皇帝和他激进的朝臣试图通过一夜之间的西方化进程来使中国变得强大。重新掌权的保守派，不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展现了统治阶级所有传统中最坏的一面。 他们傲慢、腐败、无知，他们被那些荒唐的礼仪所束缚，被幼稚的迷信所蒙蔽，在这一危机时刻，掌握着中国命运的统治阶级完全不能面对现实，更不用说扭转国家面临的致命危难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圣旨和奏折中的那些夸夸其谈与华而不实的聒噪遥相呼应，而远处则是隆隆的雷声。⁸

鉴于这种情况盛行于北京，一项外交上的胜利竟然落到了中国的头上，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1899年，意大利出于赶时髦的愿望和纯粹的贪婪，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这是仅存的5个至今没有人出价的省份之一。 意大利在远东的海军并非令人瞩目；北京拒绝了它的要求。 于是，这个不专业的侵略者发出了最后通牒。 当这个最后通牒没有起到作用时，它又有了新想法，为了从此事件中脱身，它召回了其驻北京的公使，理由是他越权了。

一顿美餐可能会对一个饥饿的人造成严重后果，这一小小的但不可否认的胜利重新唤醒了全中国最危险的错觉，即它对野蛮人先天的优越感。 “对中国来说，这个结果可能比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更为严重。”⁹ “拒绝意大利的要求并没有给欧洲大国留下应有的深刻印象。”¹⁰ 在一系列的上谕中，皇太后宣布结束绥靖政策。1899年11月21日在分发给各省的一份上谕摘录即是一个典型：

最近各省督抚一遇重大洋务，辄心存“和平”一念，致使未能预做丝毫准备。 此种陋习乃是对朝廷之最大不忠，亦是对国家之最大背叛......“和平”一语绝不应出自朝廷命官之口，也绝不应在其心中有片刻隐藏。 我国幅员辽阔，绵延数万里，有丰富资源和数亿民众，倘若人人都能证明其忠君¹¹爱国，又何惧任何强敌？

抵御列强的信念，以及获得胜利的幻想，让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而此时在离首都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强大而迅速蔓延的武装狂热分子组织开始崭露头角，它发誓效忠朝廷，杀死外来入侵者。 外国使节们要求对义和团予以镇压。 而这样做将是一件既艰巨而又招惹众怒的事情；在这个紧张时期，干这件事——必然是以暴力手段——可能会给大清政权带来严重后果。

对这个奇特政权的成员来说，他们只能负隅空喊抗争，他们的武器库空虚，他们的军队缺乏尚武精神和作战技能；但义和团却自诩人数众多、有狂热的激情和（人们普遍相信的）刀枪不入的魔力；与其它战争资源相比，他们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就是不用花国家一分钱。

可以预见，这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双刃剑总比没有剑要好，没有人认真地试图去降服或掌控崛起的义和团。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在饥饿的华北平原上蔓延，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就像火焰在一丛丛金雀花之间的干草中延烧。到190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义和团已经到达了北京的大门口。

注：
¹ 保罗.克莱门茨：《义和团暴动》
² 亨利·科迪尔：《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史》
³ 约瑟夫
⁴ 卡西尼是当时俄国驻北京公使的名字。
⁵ 通商口岸——即允许外国商人居住和贸易的地方——不一定是沿海城市或河流城市。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陆地边界上也建立了几个通商口岸，海关的雇员名册上有许多“登船检查员”（某些下级官员被如此称呼），但他们从未见过海水，而是在海平面以上几千英尺的地方履行职责。
⁶ 科迪埃
⁷ 约瑟夫
⁸ 《泰晤士报》外国编辑瓦朗蒂娜·奇罗尔说：“（与日本的）战争压力消除后，中华帝国中央政府表现得更加令人绝望、愚蠢无能以及傲慢与无助，这是不可想象的。” 《远东问题》
⁹ 亚瑟.H.史密斯：《动荡的中国》
¹⁰ 威廉.朗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年》
¹¹ 出于法律上的原因，这位姨妈总是以被她废黜的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

第 三 章

白 人 为 祸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灭洋人，才有下雨之期；不久刀兵滚滚，急速退教，速进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中能保安民，下能保神。

见帖速传，传一张，免家之灾，传十张，免村之灾， 如不下传者， 即有吊头之苦。

若吃洋人毒物者，后有救方：

乌梅七个 杜仲五钱 毛草五钱 煎服

——摘自义和团揭帖“增福财神扎”

　　全副装备的义和团员是一个多彩的形象，就像某些大型木偶剧中的妖怪。 但是，如果不首先解释为什么人们愿意参加一个旨在消灭所有洋人以及中国教民（而后者甚至包括他的邻居，那些在某种危机情况下他会甘冒生命危险去帮助的人）的运动，只描写那些使他沉迷于其中的骗术或者他的残暴，那是错误的。

在十有八九的情况下，义和团员都是身着戏剧服装的中国农民。 在一些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国家，最近的叛乱者们也都穿着色彩艳丽的服装，以象征他们忠于自己的目标；但义和团的华丽服饰不仅仅是服装。 他献身精神的表现更是多种多样，更多地源自他的本性，而不是穿着绯红色服装的冲动。 他们没有首领，没有统帅，也没有名义上的领袖。 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他们在战斗时的口号是“杀！杀！”，但他们不是丛林中未开化的野蛮人，而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一员。在迄今为止仍然令人敬畏的神坛之前，仪式和咒语，昏厥和癫狂鼓舞着他们去无情地战斗。他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呢？

答案只能通过阅读本书前一章的文字甚至是言外之意来发现。一位睿智的传教士写道：（他在经受围城时，深刻地思考了导致暴动发生的那些事件。） “中国的麻烦直接来自于各种条约所编织的那张大网，而这些条约又并非出自于它自己的意愿；网眼越来越小，编织得越来越紧密。” 我们已经看到了，按照其蛮横的机会主义设计的这张网，是如何强加给北京的。同样重要的是，要确定日益缩小的网眼对小鱼产生了什么影响；因为按其起源，义和团几乎全是由他们组成的。

19世纪末，中国的人口粗略估计为3.5亿。在这一总数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关注过外国人。同样，在义和团诞生的社会层面上，也很少有人了解过列强们对国家进行的侵略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一系列对洋鬼子的偏见情绪，谣言或煽动随时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传教士；第二个是西方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1860年，法国政府通过一项条约，其文本被怀疑在翻译过程中有篡改，为传教士获得了相当于特许证书的权利。他们被授予在内地居住的权利（截止到此前，商人虽然获准前往内陆旅行，但仍被限制在通商口岸居住）；他们得到了中国当局的保护；直到1842年仍被禁止的基督教，此时其合法性得到官方承认。虽然这些特权得益于罗马天主教，但却被解释为适用于基督教的所有教派。

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把遥远的传教机构移植到他们所选定的人口稠密地区作为自己的领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和误解，这纯粹是行政管理问题。起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语言和习俗一无所知；而对于这种习俗，他们把它看作是异教徒的生活方式，缺乏同情。他们通过条约获得的这些权利使他们成为了受官场保护的人，由于官场一直以来都是腐败的，经常欺压百姓，这使得传教士们也得不到平民百姓的喜爱。由于需要土地来建造房屋和大小教堂，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矛盾。 那些高大的建筑物给人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象，因为它们侵犯了王土，破坏了风水。风水是堪舆学遗留下来的一个模糊却有影响力的遗俗，在佛教传入之前，它主导了中国人的信仰；在这里需要说的是，他们非常喜怒无常，如果利益稍有失衡，他们很容易感到愤怒。基督教的尖塔似乎太有可能让他们感到愤怒了，把当地的灾难归咎于传教士，成了很常见的事情，传教士在布道时对风水所表达的看法，也很难说是善意的。

这些小人物们的敏感，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情绪，去阻挠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而非出于对风水的热爱；不过一旦提起风水，人们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它。当时的一本小册子写道，“他们对教堂尖顶的不满，就像是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旁边修建一座丑陋的皮革厂一样，让人感到不满。”¹ 英国公使馆在发给传教士协会的一份通告中曾建议“在建筑的形式和高度上要更认真地考虑中国人的偏见和迷信。”

中国人不是天生的宗教民族。 一种模糊的虔诚是教化出来的，但信仰的领域边界却不甚清晰。 在萨满教和神话的基础上，佛教、道教和儒教杂糅在一起，造成了一种马齐潘硬币效应[该硬币上铸有耶稣基督的坐像，不伦不类之意]；佛教之前的先贤戒律仍然有效，但很难从精神层面上界定诸神的管辖范围，也很难使哲学家去适应生育仪式。但是，在这种杂糅中，有一种最重要的因素——从皇帝到普通小偷的每一个人都如此认定——这就是祖先崇拜；可是19世纪的传教士们，却遵照罗马[教廷]在康熙皇帝时期[1654-1722年]所作的早期指示，对此予以坚决反对。

他们的禁令不仅仅是禁止教民参加偶像崇拜仪式；而是为了将教民们排除在——并阻止他们资助——公共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仪式和娱乐活动之外。一个村子里的基督徒越多，其他村民就需分摊缴纳更多的钱，用于举办道教法会、季节性节日、戏剧表演和寺庙维护。抛开对祖先的虔诚和种族偏见不谈，中国人看待这种事情的态度，与传教士社会看待他们的教民皈依佛教的态度，是大致相同的。这些人数量虽少，但却在不断增加。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区域性矛盾本身并不严重，但这相当于敷设了导火索，通过不断积累对传教士的这些小怨愤，并在全国各地为他们树敌，最终导致了爆发。还有一种更危险、更情绪化的排外势头，是对传教士可怕的不法行为的指控。

在中国，常有女婴在刚刚出生时——或者在后来的生活中，比如遇到年景不好时——就被卖掉；没有任何组织，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冲动的意愿去关注流浪儿和无家可归者。于是传教士开办了孤儿院。史密斯在1901年写道，“中国人不可能理解这种慈善的动机；这么多无助婴儿的出现，尤其是在死亡率很高的情况下，立刻就会把此事与一种顽固的迷信联系起来，即外国人要肢解尸体，目的是用炼金术把铅变成银。”

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貌似可信的根据，源于对诸如临终涂油礼和临终洗礼等仪式所做的歪曲性描述。许多传教士的医疗工作在全中国各地赢得了患者们的感激，但怀有敌意的人（包括当地的医生和药剂师，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任何失败的治疗或手术都做出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解释。而当义和团成员开始攻击教会财产时，医院和药房往往是首当其冲，最先被付诸一炬。

随着列强侵略的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和租界在中国的滨海地区设立，中国开始感到内地的所有外国人都“像是把海洋延伸进来一样：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外洋未知的浪潮和力量。”

所有的传教士都是如此，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徒。 所有传教士都依靠条约赋予的权利在这里生活，而这些权利是要由官员来执行的。他们的教民，也就是门徒的门徒，也是一脉相承。他们常常因为信奉洋人的宗教而受到迫害；但是，无论他们是因为信仰而受迫害，还是仅仅因为在中国的生活严酷和不公而遭受苦难，传教士都觉得需要为这些人出头，去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在有些地方，失去一个教民就可能使他的教民人数减少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这些传教士被称为“稻米基督徒”，他们的精神意识较差，因此向往特权，善于诉讼。

长期以来，人们早就预见到这些问题以及类似问题所造成的麻烦。1870年的天津骚乱，大约有20名欧洲人（包括负责孤儿院的修女）和许多教民遭到杀害；之后，一名来自总理衙门或外交部门的高级官员致函法国公使馆，审慎客观地评价了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因“建立数目不详的国中之国”而招致风险。在深入调查造成矛盾和误解的主要原因之后，这份备忘录最后说道：“据此情况，我们何以阻止巡抚及其治下百姓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反对传教士呢？......本衙门各同仁深感担忧，积累如此之多的不良情绪，会造成突然爆发，从而带来一场灾难。”

但传教士帝国，像在中国的其它西方桥头堡一样，继续扩张；排外情绪（因为它实际上不再仅仅是反基督教了，就像通商口岸的商人把他们的怨恨变成了反商业）也继续强化并扩散。经常发生骚乱，偶尔也有谋杀事件发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诋毁基督教的粗制滥造的传单、小册子和图片。这些作品，不是由后来成为义和团的普通小人物所制作的，而是知识分子们为学界文人和官员阶层所制作的。 这些恶毒的作品本质上是玩世不恭的。 作者的目的不是驳斥或质疑基督教教义，他们根本不关心基督教教义，而是通过亵渎基督教，嘲笑并且尽可能去伤害基督教的拥护者。

一本名为《魔鬼宗教之死亡》的小书是这种阴暗文学的典型例子。 它被免费提供给汉口附近一个城镇里的当铺客户，而且此书在湖南省也有相当大的流传。 一位睿智的传教士写道，“以销售方式来充分传递这类邪恶性质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书中有一幅色情图画，画了一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猪； 它的中文标题（或用语之一）与中文的天主教一词是同音的，但它的文字含义却是“天猪叫”。² 这种宣传是不祥的，因为它表达出部分受教育阶层的偏好；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其中的一部分会流传到官员们的手里，而官员们是传教士的依靠。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10年里，中国18个省份中每个省都爆发过反教会活动。

反基督教宣传画

　　虽然反教会的偏见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世俗虚荣。 这有很长的历史了，在满洲人入关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罗马天主教士在传教；他们企图与中国地方当局平起平坐，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直到义和团运动开始。此时，法国公使馆正在充当梵蒂冈代理人或中间人的角色，因为法国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拥有保护权；1899年3月15日，经过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进行的一系列交涉之后，一份《中国地方当局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之间正式往来的备忘录》呈送给了皇上。

这份文件无条件、全面地承认了传教士们长期以来为自己主张的政治权利和特权。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他们通常的等级服饰——中式马褂、相应的轿夫、护卫随从、仪仗伞盖、在到达或离开时的鸣炮——现在被视为一种特权。 从此以后，主教的等级将对应于总督、巡抚、藩台、臬台、道台等级别。这一措施对中国舆论的影响，大致相当于19世纪当[英国]宫廷公报宣布，高级巫医与各郡最高军事长官享有同等地位时，在英国人中间所引起的反应。

英国公使馆认为，“这种对罗马天主教主教地位的正式承认……有可能大大增强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影响。” 6个月后，在上海举行的圣公会主教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代表自己以及全体中国人民，对法国和其他罗马天主教教士们对中国各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迅速增加的干涉，不能不保持警惕。”

诚然，对于迫使中国当局作出重大让步方面，英国圣公会和其他新教教派缺乏团结和政治后援。 然而，他们对罗马达官贵人的责难并非是酸葡萄；而是由于罗马天主教徒政治上的自我膨胀，从而对所有传教士所构成的危险，表达出来的深切关注。

当风暴降临时，义和团的暴怒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出来。然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那些义和团尚未建立牢固地位的省份，传教士在普遍的狂热中遭到追捕和杀害，罗马天主教徒被视为是比新教徒更重要的猎物。那些遭受迫害的福音传道者们在内地逃亡的过程中，这样的情形一再出现：“我们发现，在经过河南时，让这些愤怒的人们知道我们是新教徒，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儿童如果能够在逃亡的路上经受住他们父母所经受的同样苦难和虐待，得以幸存下来的话，他们就具有护身符般的价值，他们能直观地证明这群人不是罗马天主教徒。³

现在我们从宗教转向西方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侵略，因为这些因素对全国范围的排外怒潮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另一个逃亡的传教士几乎把义和团暴动的原因概括了出来，他写道： “人民和官员的仇恨似乎主要是针对两类人群——罗马天主教徒以及采矿和铁路工程师——我们一路上都在极力证明自己，这两者我们都不是。”⁴

1900年，中国只有3条铁路投入全面运营，而且长度也都相对较短；但还有更多的线路获得了特许权，有20条线路正在勘测或建设中。它们都极不受欢迎，这体现了中国人不喜欢几乎所有形式的外国经济企业。

在世纪初，欧洲国家对铁路的出现也表现出过不信任和恐惧；不可能指望中国会欢迎被其称之为“火车”的东西。但它反对的理由比早期欧洲人批评铁路的理由更加多样，而且更有想象力，其中一些可能会有助于解释义和团的心态和他们暴动的方式。

把铁路看成是一种创新，这很糟糕；更糟糕的是，这还是外国的东西。由于中国人的墓地无序分布，所以几乎每铺设一英里的铁轨都要亵渎某一家族祖先的坟墓。导致风水遭到严重和频繁的冒犯。把中国婴儿埋葬在诸如大教堂等重要建筑的地基里，被认为是洋人的习俗，百姓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也引起了人们对这种永久性道路令人毛骨悚然的怀疑。

这是一些可称之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对意见。 其它的则更具体，更容易引起共鸣。

参与特许权谈判的外国商人往往是些粗鄙之人；而负责监督工作的监工通常是地痞流氓。虽然从长远来看，铁路可能带来繁荣和进步，但眼下它却立即威胁到成千上万人的生计。车夫、轿夫、骡夫、养骆驼的、旅店老板和其他卑微的人都面临着，或自认为面临着破产。平底帆船和官员们笨重的游船无法从桥下通过，因此，繁荣了几个世纪的河道贸易也中断了。对陆路、水路交通实施控制和掠夺的下级官员们发现，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和非法收入都在急剧减少。虽然铁路车辆，特别是机车本身，会让那些天生喜欢创新和机器轰鸣声的人感到新奇和兴奋，但铁路在它们所经过的地区或计划要经过的地区却引起了深深的担忧。在这个帝国的一些地方，铁路还只是一个妖怪，而且有谣言说，这个妖怪确实非常可怕。

在长江和其它内河航道上出现的轮船，也引发了同样的感受，引起了同样的苦恼和混乱。在棉花种植区，外国布匹的进口扼杀了国产布匹的市场；手织机或纺车再也不能使千家万户勉强度日了。采矿特权破坏了风水。一位精明的观察家指出，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真正的互惠原则是，一方所得利益，也需让对方获得不同形式且不少于前者的利益，这与中国人的理念完全不同。” 矿产从他们祖国的地下被挖出来，然后被外国人拿走，不能指望中国人会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这样的事情。

电报线路更是令人生疑和沮丧。对于那些乡下人来说，高高的电线杆子跨过他们错落有致的农田，其用途高深莫测，其外形令人生畏。刮起风来，一阵低沉的呼啸声从电线上传来，听起来十分哀怨。当这些东西生锈时，从上面滴下来的雨水会染上一种可怕的红色，这让人们更加相信神灵正受到这些外国玩意儿的折磨。官员阶层虽然更了解情况，但他们也不喜欢电报，因为它是远距离遥控的媒介，它压缩了合法拖延的时空，而这些正当且广阔的时空，像一块保养良好的草坪一样，包围着帝国的每一个衙门。

其次是鸦片。帝国禁止鸦片进口；而许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本应阻止鸦片的官员阶层）都热切地渴望它；进口鸦片的是英国商人，他们从东印度公司买来大量毒品，然后卖给走私贩，或者自己走私，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和国际法。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1842年的鸦片战争，战争的直接后果是增加贸易，减少阻碍。

这里不是讨论生意是非对错的地方。你可以争辩说，如果不是满族人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不合理的苛刻限制，英国就不会被迫组织非法贸易，这种贸易变得对印度、香港以及商人们如此有价值，以至于英国政府无法对它进行压制。你也可以争辩说，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人不顾严厉的禁令，大规模种植罂粟，而且规模在稳步增长，因此把这种毒品称为“洋土”便是诽谤且不公平。但这些都是义和团无法知晓的细节，他们大多太过贫穷，甚至无法（像皇太后日常生活中那样）适度地放纵一下自己；鸦片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全国性的祸害，即使是那些从中获得最大乐趣或最大利益的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公众愤怒的心目中，它与外来的蛮夷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从善意的传教士的教堂尖顶到自私自利的特权经营者的矿井，许多事情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中国人保守而反复无常的思想，而他们传统上本就不喜欢外国人。这形成了一种不仅有主张而且带有情绪的气氛，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极端主义者，每个人都渴望报仇雪恨。皇太后于1899年11月21日颁发了一道密旨：在批评了“彼虎视眈眈，争先恐后意欲攫我土地”的列强之后，要求“人人努力保护祖宅和墓地，免受外敌毁灭和强夺。遍喻全国，人人周知。”满族人曾对其臣民发表过无数傲慢自大的上谕；没有一道上谕能如此契合民心，也没有人发现他们竟如此敏感。

在这些让中国人感到痛苦的罪恶中，有些虽属虚构，但大多数却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如果不关注到这里也有许多事情让外国人感到难受，就结束本章节，那也是不公平的。

这些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动机可能并不崇高，但却是自然和合法的。当中国人拒绝让他们做生意时，外国人很难理解，更不用说同情这些拒绝的理由了。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非常愚蠢的，基于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过时的、注定要失败的观念。这些理由，如果真存在的话，通常也只能用一种无理和冒犯的方式来解释。

没有人说满族人无权实行孤立主义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有多么错误。但是，抓住一切机会侮辱、羞辱和欺骗外国人，从任何行为标准来看，尤其是从中国圣贤们所规定的那些标准来看，都是错误的。外国人的侵略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但并非无缘无故。如果坚持认为外国人应该屈服于侮辱，接受某种暗示，彬彬有礼地说声拜拜，然后扬帆远去，无疑是对19世纪的道德标准有过高要求，甚至是对任何时代的人性要求过高。同样不现实的是，要求无知和自负的大清王朝应该对西方采取一种更开明的态度。

列强们怀着自私的目的到中国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将准备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回顾历史，似乎完全可以避免的是，中国的统治者把这个国家禁锢在幼稚的偏执中太久了，以至于当它与新兴文明的第一次重要接触时，注定会以泪水告终。

注：
¹ 文庆：《中国的内部危机》
² 其中一幅漫画见本章节的插图。
³ 布鲁霍尔：《中国内陆殉难的传教士》
⁴ 同上

第 四 章

义和团及其庇护人

　　若以拳民之激愤，振奋我军士气，则有益。若遣其战场厮杀，则不堪一击。假其神功，震慑强敌，可也。

——摘自荣禄写给福建总督的信，1900年7月

　　中国一直存在着秘密社团。它给了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民众一些希望，冀以向官员、富商和地主施加压力。这既符合中国人追求神秘的品味，也符合中国人对小规模组合的天赋。他们生活中的那些繁复仪式——魔法表演、符箓、咒语——对迷信的农民很有吸引力，使他们单调的生活焕发出骇人而艳俗的光彩。但这些都是秘密的；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并不比中国人对风水的了解更多。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知道其存在，就像人人都知道在老旧的房子里有老鼠存在一样；他们像老鼠一样，躲避着人们的视线。

因此，就像一些权威所解释的那样，义和团是八卦宗的一个分支，与白莲会和红拳会有联系，还有大刀会的加入，即使是最有学问的读者也很难搞清楚这些。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先把义和团迷雾般的谱系搁在一边，梳理一下1898年义和团暴动的已知事实吧。

其实，这些并不是很多。义和拳的字面意思是 “正义和谐之拳”。英国公使——或者更有可能是他的中文秘书考克伯恩——告诉外交部，“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是，该组织的成员将团结起来维护正义，如果有必要的话将会使用武力。” 而“义和团”这一名称[英文为Boxer]最早是一两名内地传教士在中国主要的外文报纸——上海《北华日报》担任当地记者时使用的；后来这个名称便被固定了下来。

1900年夏天，这支起义军实际上成了政府军，清廷任命了满清贵族来掌管他们。但是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在暴动之初的那段时间里，从理论上讲最有可能的是，他们需要自己的领导人，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个念头，没有一个著名的名字流传到我们这里。事实上，根本没有名字留下来。这一事实间接地证实了前面章节所述的论点，即中国随时准备在任何仇外的旗帜下振作起来，无论是由谁来举起这面旗帜。

随着这场运动的蔓延，一些零星证据逐渐暴露出来，证明它是由中央组织和指挥的。某些标语牌和传单（如在第三章开头所述）是义和团用来招兵买马和恫吓世人的，但却在相隔甚远的地区以相同的措辞出现；尽管其肆意妄为和暴力行为在增加，他们暴动起事的模式却十分一致，这暗示着它们是由中央控制的。但是没有人知道，这种控制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如何实施的。

正如史密斯所言，“义和团声称的超自然力，使它赢得了民众的幻想和敬仰。”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它赢得了上至大清朝廷下至乡下农村的信任，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宣称的刀枪不入。这一法宝是英雄豪杰、半仙以及神话传说人物等神灵通过咒语传授给义和团的，他们对这些人念咒语，下面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弥陀佛给老祖师的律令——恭请中南山八大洞府诸神仙，众弟子习学义和拳，扶清灭洋。铁罗汉，刀砍斧剁无痕， 枪炮不伤，水不能淹。如若晚请，众神迟离洞府宝座。老祖师，慈悲老母，急急如律令。

这种咒语是伴随着各种手势和形体姿态来表达的。祈祷者面朝东南（没人知道为什么）跪下，脚踩十字架，以头触地，作揖，手上比划着神秘的手势。

这些仪式是在佛教寺庙里或神龛前进行的，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祈祷者就会被“附体”。在剧烈的痉挛中，他的四肢抽搐着，嘴里冒着白沫，眼睛转动，接着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当他从这个过程中恢复过来后，他的启蒙就完成了。这些神奇的场面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向朋友们讲述时也是绘声绘色，丝毫不差。

在公众面前公开演示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场面屡见不鲜。观众人数众多，而且似乎从未让人失望过。刀砍或枪刺，在身体上没有留下痕迹，因为神灵附体了；一挥手间子弹就偏离了方向。当然事故是不可避免的，那是因为骗术和把戏的失败造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测试，要么难以让观众信服，要么对表演者就是致命的； 一个虔诚的倒霉蛋不幸被一颗炮弹炸成两半。但是这些失败被解释为，牺牲者在拜神时漫不经心，或者违反了义和团众多戒律中的某一条。史密斯在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刀枪不入表演的第一手资料后，得出结论，“中国人自己几乎普遍把这些演示看成是超自然能力的真实可靠的证据，而当地的基督徒则倾向于把它们归因于魔鬼的力量。”

义和团的名字在中国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是在1898年5月，虽然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上任仅有两年，他在一份奏折中说“刻下之暴动乃由秘密团体煽动，”其“起源于民众与基督教之冲突。”

义和团在山东首次现身有其合乎逻辑的背景。山东人民像湖南人一样，一直以独立自主和足智多谋而闻名，德国人占领了胶州，他们的探矿者和偶尔的讨伐性远征队由这里侵入内地，这使山东比其它省份更清楚地感受到列强“虎狼般的贪婪”。

义和团的第一个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山东和直隶之间（各省的边界总是吸引着中国犯法的人，他们根据需要在省界的两边流窜，使得治安责任从一个省的巡抚转到另一个省的巡抚，几乎无限往复）。山东的义和团很快就发现，没有必要再采用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 1899年3月，毓贤出任了巡抚，这使[义和团]运动得到了显著的推动。 有消息说这些造反者得到这位巡抚的暗中支持，这个流言在10月份的一场冲突的结局中得到了惊人的证实， 在那场冲突中有27名义和团成员被该省的官军杀死。毓贤撤换了地方官员，罢免了当地的军官，并监禁了一名巡捕官，原因是此人抓捕了一些暴乱者。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义和团再也没有受到干扰了。¹

1899年12月，德国公使馆牵头提出了一系列强烈的外交抗议，这导致了毓贤被撤换。但是他觐见了皇太后，太后给予了他莫大的荣誉，之后他被调往山西，在第二年夏天，他亲自监督在一天之内对45名欧洲传教士进行屠杀，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山东的继任者袁世凯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甫一上任就立即发布了一道告示，规定了一些措施，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骚乱本可以就此结束。但在他就职后的一个月内，北京至少发出了三道上谕，以严厉的口吻警告他，要他“极端谨慎”，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这些指示清楚地指明了风向；袁世凯调整了他的风帆，义和团的力量和名声继续得到发展壮大。

在省界另一侧的直隶，情况也差不多，只是总督裕禄比较软弱，而且由于离北京比较近，更容易受到北京保守势力的影响。当1900年1月11日，整个帝国从一份上谕的字里行间得知，皇太后打算为义和团任命首领时，局势即将失控。

上谕并没有用许多文字来说明这一点。 但是，任何官员，无论他多么急于恢复辖区内的秩序，都不会忽视下面这段话的含义：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旨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或联村互保闾里，是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有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齐，民心惶惑，是真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

一些（但不是所有的）外交官认为这道上谕是不祥的预兆。但窦纳乐爵士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向国内发电报。 而书面报告通常需要两个月才能寄达外交部， 他在1月17日的报告中“认为某些方面令人担忧，”但是“考虑到对其影响的意见分歧，”他暂时没有建议向总理衙门提出这一问题。 然而，10天以后，他却和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同事就此一起提起了抗议。他们的联合行动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此时，华北的广大地区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过去两年里发生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已经为这一切做好了充分的铺垫。连续两年欠收，导致发生了两次持续性的饥荒。还发生了一场蝗灾。黄河泛滥，淹没了数百个村庄；曾经有15万人，像蹲在一望无际岩礁上的鸬鹚，站在决堤的大坝上，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汹涌洪水淹没了他们的土地。但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没有被淹死。

救济措施由北京方面协调。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地方当局在赈灾时的腐败和低效。住在离省会不远处的人民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尽管帝国政府拨出了大量资金，并命令将大批粮食运往该地区以供救济之用。”² 义和团狂热的仇外情绪为这些不满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这些不满情绪本来可能会以更直接更危险的方式向朝廷表达出来。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明显的偶然事件使他们获得了帝国的资助；但皇太后和她的大臣们几乎没有忽略这一点。

在义和团反基督徒的运动中，一开始仅仅是对他们称之为“二鬼子”的教民进行劫掠。他们持续纵火，接着是杀人，通常先要拷打。1899年12月31日，他们杀死了第一个外国传教士，一名年轻的英国人，名叫布鲁克斯。谋杀他的凶手被逮捕了，当着一名英国领事官员的面，对他进行了审讯并将其处决；总理衙门正式表达了惋惜之意。这是中国政府最后一次完全遵守正常的外交程序，且不说是履行条约义务。

此后的形势每况愈下。义和团屠杀基督徒，焚烧大小教堂，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不断扩大他们的影响。土匪和逃兵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而且他们在官员中也获得了同情，这些人敏感地察觉到了北京对义和团的好感。 4月17日又有一项含糊其辞的上谕进一步重申了1月11日给造反者的嘉许暗示。而针对这一问题的外交抗议，像上一次的抗议一样，如石沉大海。

5月初，朝廷曾儿戏般地考虑将义和团改编为民兵组织，以对抗“大敌”。 它要求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对这此发表意见，督抚们持反对意见，对义和团给予了直率的批评。就连性情温和的裕禄也大胆地公开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义和团就是罪犯和江湖骗子。袁世凯断然地说，义和团是一个由坏人领导的凶残的异端组织。 “义和团毫无技能可言，又屡次败于官军，如何能对抗强敌？”组建民兵的图谋就此被放弃了，但总督们表达的反对意见，并没有丝毫动摇朝廷对这群气势汹汹的宠儿的信任。

这篇对围攻公使馆事件的调查，现在把我们带回到1900年5月底的时间点，这也是我叙述开始的时间点。但是，如果就此结束本文，而不概要地描述一下那位举世瞩目的女人，那将是一个错误，她就是那位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因为正是由于这位皇太后的意愿才鼓励了义和团，而不是对其进行镇压；也正是由于她的意愿才笃定了屠杀外国使节的图谋。

皇太后

　　这位叶赫那拉氏生于1836年。关于她的出身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大部分带有贬损意味；她的父亲似乎是八旗之中第二旗[正黄旗]的一名校尉，第二旗泛指大清的皇家亲军。这个引人注目的美人，成了28个满族女孩中的一个，被选入咸丰皇帝的后宫，作为三等妃嫔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尽管竞争激烈，她还是受到了皇帝的宠爱，这位皇帝孱弱、多病、而且脾气暴躁，她为他生了（或者说制造了）一个儿子。这使她的地位上升至一等嫔妃。由于她个人在皇帝宠爱方面取得了优势，使她在不到20岁的时候，成了游走于错综复杂后宫中的一股势力。

此处不是试图揭示那些相互矛盾且不可信的阴谋与反阴谋、密谋与背叛故事的地方，正是这些传说让这位慈禧皇太后³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1861年咸丰去世后，她成了摄政者，直到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在1872年宣告成年。

3年后，同治去世，继位者是年幼的光绪。慈禧，也就是光绪的姨妈，再次秉政，虽然这位年轻的皇帝在1889年亲政了，但慈禧仍然支配着朝政。在1898年，她把自己推上了保守派首领的位置，当时保守派被光绪善意但打破传统的改革所惊扰，她废黜了自己的外甥，使其成了实际上的囚犯。在她生命的最后10年里，她的权威再也没有受到过严重挑战。

对于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来说，这个大致的概括有失公允，由于大部分关键点都仅仅以道听途说或可疑的书面形式记录的，所以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传说。这位女主角以一个奇特而引人注目的形象出现。从少女时代起，这位皇太后的生活就一直如此：外部世界纷繁复杂，世事难料；而她真实的内心，即使是最精明的人也难以揣摩。

紫禁城的高墙把她与外界隔离开来，而紫禁城本身又被北京更高的城墙包围着。一群肮脏的太监成了她的亲信，他们服侍皇室，也勒索向帝国进贡的人。她的公众生活充满了仪式和迷信。关于她的私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戏剧爱好者⁴、喜欢水上野餐、绘画和哈巴狗。晚年时，她对维多利亚女王表现出热情的赞美，她的私人住所里还挂着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肖像。她精心地保养自己年轻的美貌。“如果我不知道她快69岁了，我会认为她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40岁女人，”卡尔小姐这样写道。卡尔小姐是一位美国艺术家，1903年，她在为慈禧画像时，与其一起住了几个星期。她总是让外国人着迷，甚至可以说令以窦纳乐夫人为首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为之倾倒。1899年，她[皇太后]第一次接待了这些女士们，那是在她曾竭力想将她们全部杀死的前一年。

“都是一家人！”在这场漫长的社交聚会中（聚会持续了5个多小时），她一直这样喃喃自语，这场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国家，妇女一直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曾有过一两次灾难性的例外）；外国人也在禁忌之列。向蛮夷使节的妻子们敞开紫禁城的大门，不仅是对清廷祖先的蔑视，也是对其臣民先天传统的蔑视。然而，人们可以察觉到，背负着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残忍刻毒的女人]恶名的皇太后在泰然自若中表现出的一丝温馨，这与其说是出于政治动机，不如说是出于女性的好奇心。

外交官夫人们在出宫之前每人都得到了一只珍贵的戒指，她们都被皇太后迷住了。对她们来说，并不比我们更容易了解一个从20多岁开始就参与起草诏旨的女人的本性。 比如下面这道发布于1860年的上谕：

至于肃顺，其悖逆之罪远超其同党（其中两人被赐令自尽，另外两人被判终身监禁），理应凌迟处死。但不忍施此酷刑，着加恩判处斩立决。

尽管皇太后把她和客人们描述为“都是一家人”，毫无疑问这是善意的，但对于那些了解她家庭圈子的人来说，这种描述听起来也许就是模棱两可了，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当她年幼的儿子当上皇帝时，她怂恿他纵情声色，这加速了其死亡，使她重新掌权。不久之后，[同治]皇帝怀有身孕的遗孀也神秘死去。当她的姊妹兼竞争对手[慈安太后]“驾辇升遐远去”时，人们强烈怀疑是慈禧帮助她“登辇”的。她废黜了自己的外甥[光绪]，并将他半囚禁起来，人们认为她使用毒药来摧残他的生命。

这些只是人们归咎于皇太后邪恶罪行中的一部分。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她实施了这些犯罪。 几乎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她的确有能力做到这些。

在治国方面，不可否认她具有战术家的天赋，而不是战略家的才能。正如她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言，她具有国际象棋选手所说的“速读棋盘”的能力。她本质上是个机会主义者。然而，从冷静理性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为什么她竟然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了机会。

不可否认的是，她已经山穷水尽了，所以要孤注一掷：在她与列强进行的不平等的斗争中，她已没有其它选项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对义和团进行迅速而血腥的镇压，几乎可以肯定，义和团会被不再神秘的叛乱者所取代，而取代者的旗帜上再也不会出现亲朝廷的口号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许多亲密臣僚都是酒囊饭袋。

即便如此，依靠一群无法控制的乌合之众，这一决定远低于她通常的精明；鼓励义和团，势必使各怀鬼胎的列强国家别无选择，只能联合起来采取行动，共同对付中国，这不仅是鲁莽的，而且是自杀的行为。为什么她要坚持——一开始是遮遮掩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公开地——采取一种如此愚蠢的政策呢？

1900年，皇太后64岁了。她一直都很迷信，此时义和团的魔力在她的头脑中产生了影响，就像在西方，没有萨满教背景的老妇人有时也会受到招魂术的影响一样。“渐渐地，她对于把超自然力附加到自然的（和非自然的）东西上的想法着了迷。”⁵ 就像成千上万的臣民一样，她也相信义和团声称的刀枪不入。她听取了目击者的报告，他们说这些[魔法]都在公开表演中得到了验证，而且据说她还亲自观摩了一场这样的表演。

头脑清醒的官员上奏折力劝： “异端邪说永远无法抵抗敌人，叛乱分子也不能保护国家。”但是没有用。皇太后相信这两件事都是可能的。“上折子是徒劳的；”南京的总督写信给安徽巡抚，“朝廷已决意安抚义和团了。”

慈禧打出了她的最后一张牌。她的军队毫无用处。她把海军的钱花在了重修颐和园上。她要召集精神世界里的黑暗力量。

注：
¹ 切斯特·G·谭：《义和团大灾难》
² 谭
³ 这是她的正式封号，意味着“慈母般的吉祥”。此封号在她1908年去世，从而结束其漫长生涯之前，又陆续添加了：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等一连串的颂扬之词。她的子民们通常称她为“老佛爷”，这个称呼听起来更加恭敬。
⁴ 她喜欢扮演观音——慈悲女神。
⁵ 史密斯

第 五 章

北京城里的不祥之兆

　　没有一个欧洲人曾预见到，当然也没有一个北京人预见到，中国政府会如此受到义和团的蛊惑，相信他们自诩的拥有超自然力量，以至于确信自己可以有把握地藐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信 1900年9月20日

　　5月28日，也就是英国公使馆举行皇家庆祝活动的4天后，两位美国女士站在西山一座由寺庙改建成的别墅露台上。她们感到非常害怕。在她们山下的平原上，火焰和浓烟从丰台火车站和机车棚里升起。 附近外国工程师的房子也在燃烧。钢铁桥梁似乎已被炸毁。烟雾笼罩着天空。

这两位女士分别是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斯奎尔太太和她的客人，一位名叫波莉.康迪特.史密斯的漂亮姑娘。和他们一起待在寺庙里的还有3个小孩、两个家庭教师——一个德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些惶惶不安的中国仆人。前一天，当局鉴于形势危急，给她们派去了由12名中国士兵组成的卫队，他们手持生了锈的长矛；而现在这些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两个女人除了等待之外无计可施。 “不久，我们得到了恩赐，我们看到山谷里有一个满身尘土的身影，骑着一匹满身尘土的中国小马，从丰台方向朝我们的寺庙走来。”¹ 这位游侠骑士就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博士，他以独特的风格出现在本书中。他骑马离开北京——走了大约15英里——来亲自核实丰台车站被烧毁的消息。由于这是义和团第一次对政府财产发动攻击，这标志着动乱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² 他其实已经开始返程北京了，忽然想起了在避暑地的美国女士们，于是，他决定骑士精神应优先于他在有线电台的工作。

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博士当年38岁。 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籍的苏格兰移民儿子，正如他曾经写道的那样，“从18岁起，我就是一个流浪者。”他的新闻生涯开始于对劳工交易的辛辣报道，这事发生在南太平洋群岛与昆士兰之间的甘蔗种植园。他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徒步穿越澳大利亚，在123天内走了2043英里。他还曾带领一支探险队去了新几内亚，结果身中两支长矛，被丢在那里等死。他获得了医生资格，曾在西班牙的力拓铜矿公司担任医务官，还曾为一位摩洛哥酋长担任御医。后来，他从上海启程，徒步穿越中国，来到缅甸边境。1895年，他加入了《泰晤士报》，两年后成为该报驻北京的记者。他把才华和一丝不苟的准确性结合在一起，有时也在一定种程度上惹恼了伦敦的外交部；正是他激发了寇松勋爵创造了那句名言： “在事件发生之前对其做出明智的预测，”（《泰晤士报》写道）“虽然他最初的本意不是恭维，但也许这是对一个记者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极高品质的最真诚赞扬，即便是不情愿的。”³

莫理循博士与他的仆人们合影

　　莫里循的出现让女士们松了一口气。不久之后，斯奎尔先生从俄国公使馆借来了一名哥萨克士兵（俄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国——根据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并获准在北京驻守少量哥萨克卫队；1900年时人数为7人）。 经过一个焦虑的夜晚，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终于在黎明时分出发了，妇女和孩子们乘坐马车；5个小时后，他们安全到达了北京。

在这样一种如火山爆发的情况下，让公使馆的女士们住在西山避暑地，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一星期后，也就是6月3日，康迪特.史密斯小姐记录说，“天气热的令人难以忍受，外交使团的孩子们受到了这种强制性禁闭的不良影响。窦纳乐夫人把她的两个小女儿（一个5岁，一个3岁）送回了她们在山上的使馆平房，由她迷人的妹妹阿姆斯特朗小姐和一个海军陆战队警卫负责照看。”（第一批公使馆卫队已于5月31日到达北京。）“最为幸运的是”，阿姆斯特朗小姐两天后又把孩子们带了回来。而不久之后，英国公使馆的那片平房就被烧毁了。

值得停下来审视一下，这些家庭的安排是一种漫不经心的表现；因为外交团对他们目前困境的判断，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十分危险而又模糊，而且间接地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正如《观察家报》所言，“这种蔑视有时是善意的，但从来不是宽容的。”

在此之前的5个月里，公使馆收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义和团运动威胁到了整个外国势力在华北的地位。在1月11日那道不祥的上谕颁布之前两天，太原的传教士曾给英国公使发电报说：“前景十分暗淡……朝廷的密令是鼓励（义和团）。”一个月前，来自山东省西北部的传教士发电报给美国公使馆警告说，“除非公使馆施加压力，否则这里的美国人认为局势几乎无望。”

这些警告得到了《北华日报》、《京津时报》的响应。在外交官看来，传教士们往往过于大惊小怪，报纸的报导更是耸人听闻，不顾事实。但是如果把《京津时报》驻北京的“本土记者”于5月10日发表的一篇未注明日期的快讯当作谣言予以忽视，那也并非易事。该记者是一个家境良好，受到外国人尊敬的小官吏，他发文告诉读者：“我严肃且认真地告诉你们，现有一个很大的阴谋，旨在消灭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并夺回他们的‘租借地’”。在列举了将领的姓名以及部署的军队后（这两者都是准确的），他继续写道：“所有中国的上层人士都知道此事，而且他们已经提醒过他们的外国友人了，但据我所知，他们的一片好心遭遇到的是嘲笑而不是感激。”他详细列举了皇太后对义和团运动的恩典，从而结束了这篇预见性的报导。

虽然对他们来讲，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总理衙门的搪塞策略却令人生疑。外交官们不指望朝廷会承认对它的指控，从而丢了面子；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更关乎中国的利益，而不仅是列强的利益，即暴徒应予驱散，暴动应予镇压，他们继续期待着他们的愤怒和团结一致的抗议会产生一些作用。但是他们失望了。

消息越来越糟糕，而且是来自首都附近的。3月份，[外交官们]认真讨论过是否由各列强大国举行海上示威的设想，但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英国、美国和意大利派出了军舰前往大沽，德国的一支小舰队也在胶州待命。4月份，皇太后颁布了被窦纳乐爵士称之为“令人满意的上谕，指名道姓地谴责了义和团，”海军的防范措施也随之松懈了下来。

上谕的结尾说“军民人等一体周知！” 可是却没有人遵照执行。义和团还是登场了。5月17日，法国公使馆获悉，在距离北京90英里的地方，有3个村庄被毁，61名教民被杀。5月18日， 离首都40英里的一所伦敦传教会的小教堂被烧毁。5月19日，北京教区的樊国良主教致信法国公使，发出了严重警告。他汇总了伤亡、破坏和成千上万的难民等情况。他发现这种情形与30年前天津大屠杀前夕的情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的布告，同样的威胁，同样的警告，同样的黑白不分。” “我恳求您，公使先生，请相信我。我消息灵通，不会胡言乱语的。这种宗教迫害只是表面现象；最终目标是消灭所有的欧洲人。……义和团的帮凶正在北京等着他们；他们打算先袭击教堂，然后攻打使馆。对身处教堂里的我们来说，袭击的日期实际上已经定好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城里的热门话题。”主教最后恳切地请求，“派40或50名水兵来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在公使馆里，樊国良主教很有名气，而且受人尊敬。大家都承认他“有最好的消息来源。”他那封信的内容很快就传开了，引起了一阵轻微的恐慌。然而，虽然在5月20日的外交团会议上讨论了这封信，但还是决定（正如在第一章中简要说过的那样）不从天津调兵过来。 “我承认，”窦纳乐爵士在第二天写信给外交部，“据我所知，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这位法国神父的悲观预言。”

7周之后，也就是窦纳乐爵士真正去世的前15年，《泰晤士报》刊登了关于他的讣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英国公使以及和他在一起的同事们，必须补充说，还有罗伯特.赫德爵士以及在北京的外国侨民区所有领导成员，对即将到来的这场风暴，却为何完全没有看出任何迹象来，这永远是一个谜，可能现在仍然没有解开。”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所有外国侨民区幸存下来的主要成员后来都在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大多数人讲得相当详细；至于因他们的失误而没有察觉到凶兆这一点，则没有人提及。

人们不能不怀疑， 因为罗伯特.赫德爵士的见解才导致了他们的短视。赫德在中国呆了将近50年。他是中国政府信赖的公务员，控制着一个其分支机构遍及整个帝国的部门。⁴ 他是个中国通，外交官们早就习惯于向他打听信息和寻求建议。 “至少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泰晤士报》在给他的过早的讣告中写道），“每一位被任命到北京上任的英国公使所得到的最后一条指示，都可以归纳为六个字：‘有疑问，找赫德’。”1885年，他甚至获得了英国公使职位的任命；他接受了，但没有就任便辞职了。他是使馆区里最年长的政治家；其他外国人——甚至樊国良主教——都不会像他那样了然于心地知道发生了什么，风会朝哪边吹。

赫德爵士

　　但罗伯特爵士是一个无敌的乐观主义者（5年前，他严重高估了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胜算），而且他个人对皇太后怀有热烈的仰慕之情。他不仅是中国的公务员；而且已经着了魔，像《泰晤士报》所说的“一种奇怪的魔力，一种在中国的环境下经常作用于欧洲人头脑中的魔力，” 而且在理智上变成了她的奴仆。甚至在经历了围城战之后，他仍然还在为义和团做辩护。他荒谬地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是爱国的，其基本理念是正义的，而且事实上，最终的结论要么是基于国外人的立场，要么是用国外人的方法进行的研究。”

在窦纳乐爵士的私人文件中保存着一系列有意思的信件， 是6月11日至20日期间罗伯特爵士写给他的，几乎每天都有。当危险变得严重时，后者所提出的忠告只能说是令人惊讶的；等我们讲到它所提及的事件时，我们再来审视它。 但或许该注意的地方是他在第一封信中表达的观点，因为它揭示了赫德对事件的看法。

他刚刚得到消息，4名保守派人物被任命进入了总理衙门，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排外分子端郡王取代了温文尔雅的庆亲王担任总理大臣。这是一个不祥的进展。

赫德的看法是： “我们曾有过几次经历，某些激烈的批评家和排外者进入了该衙门，在承担了重大责任和获得了更丰富的知识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变好；他们来时心怀忿恨，到后来却是心怀感激。所以我认为，端郡王的任命将（有一个字难以辨认）做的很好。”

两周后，端郡王有了足够的机会来消解他心中的忿恨。他承担的责任增加了。他被任命为义和团的最高指挥官。

丰台是义和团首次袭击铁路的地方，这里是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汇处。 1900年，京汉线还只延伸到保定府。⁵ 大部分员工和建筑工程师都是比利时人，总部设在长辛店，离北京大约16英里。在5月28日对丰台的袭击中，电报线路被切断，长辛店的外国人感到十分惊恐。丰台的人已经乘火车逃到天津去了，但是铁路交叉口遭到破坏，这意味着长辛店被切断了联系，乘火车逃往北京或天津都不可能了。

外交官们几乎没有展现出果敢的迹象，但在5月29日，有一支非官方的小型救援队出发了，他们装备着步枪和左轮手枪，骑着矮种马，穿过那片动荡不安的乡野。为首的是北京饭店的瑞士籍老板奥古斯特.查莫特先生和他年轻的美国妻子。 跟着他们的还有4个法国人和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勇敢的使命获得了成功，当天晚上他们护送着29名欧洲人返回来，其中有9名妇女和7名儿童；在这些人离开长辛店的一小时后，他们的房子就遭到了洗劫和焚烧，是派来保护他们的官兵干的。莫里循后来在《泰晤士报》上写道，“这次迅速而大胆的救援行动是围城期间最精彩的事件之一。”⁶

虽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但外交团还是在5月28日决定了要增派守备部队；法国公使透露他已经这样做了。总理衙门在得知这一决定后，起初拒绝给予必要的许可；虽然有1898年的先例，但外国军队进入京城，会使中国当局，甚至整个国家颜面尽失。但外交官们坚持不懈，第一批特遣队面对当地人的阻挠，强征了一列火车，于5月31日从天津启程。

这支特遣队是由停泊在大沽海滩以外的外国军舰上的水兵或海军陆战队组成的，那里集结着一支规模可观的舰队。海军上将西摩尔6月1日写信给窦纳乐爵士说： “现在这里有17艘各类军舰。这让我想起了1860年。”⁷ 大沽海滩离海岸大约12英里。 前往北京的部队必须转运到驱逐舰、炮艇、驳船或其它浅水船上，然后通过摆渡穿过守卫北河口的炮台，到达小型河港塘沽。从那里，他们要坐30英里的火车到天津，天津离北京还有80英里。

5月31日下午，在北京的外国人都很紧张和焦虑。大家知道，第一批特遣队已经在路上了，但他们的人数——大约300名官兵——被认为少的危险。他们天黑以后才能到达。马家堡的铁路终点站在北京的城墙之外；而城门通常在傍晚时就关闭了；在车站和永定门（部队进入北京的大门）之间，聚集了6000名来自偏远省份甘肃的好战的伊斯兰教士兵。有谣言说从天津来的那支小部队将在城外被歼灭。

在公使馆周围的街道上，一位精明的目击者报告说，到晚上7点时，“暴民人数已经非常多了，人们的语言中都充满了威胁”。⁸ 在城里，不止一个传教士的院子里，人们都准备好了马车，随时准备逃跑，欧洲人都穿上当地人的衣服。⁹

但一切都进展顺利。甘军士兵在最后一刻撤走了。火车抵达。城门也一直开着。晚上8时许，337名官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沿着使馆街行进，他们组成了美、英、法、意、日、俄公使馆的警卫部队。波利.康迪特.史密斯自豪地指出，领头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分队，其中一名军官发现，“道路两旁挤满了大批的中国人，这比充满敌意的示威还要令人不安。”6月3日，另一支由52名德国水兵和37名奥地利水兵组成的特遣队也平安抵达了。

这支轻装备的、操着多国语言的小部队的出现产生了一种几乎神奇的效果。暴徒散去了，紧张局势缓和了，在公使馆避难的传教士们也返回了自己的住所。这段恢复正常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于外交官来讲却足够长了，他们又找回了自鸣得意的感觉。6月2日，窦纳乐爵士给西摩尔上将发电报说：“大沽不再需要更多的兵舰了，除非事态变得更加复杂，但我认为不会的。”¹º 第二天在给西摩尔的一封信中，他在提及了首都普遍的“全面平静”之后，明确表示，只有当中央政府垮台，朝廷出逃，以及需要与俄国和法国就瓜分战利品进行国际竞争时，才需要进一步向北京派遣英国军队。他的结论是，无论发生什么，公使馆“都将是最后一个被攻击的地方。”¹¹

当北京处于暂时的平静之时，周边乡村的风暴却更加猛烈了。6月2日，有消息传到京城，说有三四十名铁路人员，主要是比利时人，企图从保定府沿河道逃往天津，他们遭受了伤亡。有7人失踪，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 一个由25名长期驻扎在天津的哥萨克人的卫队曾被派出，去救援他们，但在夜间遭到了包围，被迫返回，没有同逃亡者取得联系。义和团是不会放过机会来大肆宣扬他们战胜了外国军队和骑兵的。

第二天，从北京以南40英里的地方传来了两名英国传教士被杀的消息。6月4日，在丰台被攻击后曾一度勉强恢复了通往天津的铁路交通，现在又突然被切断了。车站被烧毁，守卫车站的官军开了小差，工作人员逃跑了，义和团正在拆毁铁轨。外交团匆忙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毕盛向公使们指出，电报和铁路交通很快将被切断，公使们需致电各自国家的政府，提出请求，如果情况变得更糟糕的话，应指令海军舰队的指挥官对他们实施救援。

在这个阶段，一些人对外交官们的无能和闭塞感到担忧，这开始影响到了外交官的态度，对他们来讲，重中之重是收到关于天津局势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国当局现在放弃了敷衍了事的欺骗和安抚。6月4日，当英国公使就两名传教士被杀一事提交抗议时，在场有4名总理衙门的人，其中一人竟然在那里打瞌睡。6月5日，庆亲王在另一次会见中表现出的态度使窦纳乐爵士相信，他最坏的猜测是对的，即皇太后与义和团相勾结，而总理衙门“已不再能有效地代表中国的执政力了。”6月6日，有关义和团的一连串上谕最直接（或最不含糊）地证实了这种印象；它激烈地诋毁基督徒，说它是麻烦制造者，而且对于可能发生的骚乱，不接受对义和团的任何指责。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聚集到了北京，往往还带有大量的教民。他们当中的美国人对美国公使康格先生的消极态度感到不满，在一次会议之后，他们给麦金利总统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结尾是：“30名美国人召开会议，认为前景实际上是毫无希望的。”¹²

公使馆（其职员很少，或者，对于小国来说，基本没有）几乎完全依赖传教士获取发生在中国北方甚至北京的情报。但传教士——一群木讷的，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人——所生活的世界，对外交官来说是陌生的，他们本能地不赞同传教士的社会标准。留着一条长辫子（许多传教士都是如此），吃中国饭食，坐着独轮手推车出行，顺流而下，进入悲惨的海洋，而公使馆像是在小小的孤岛上，却竭力要避而远之，——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传教士和外交官之间形成屏障，就像1900年将他们本国的社会阶级分隔的屏障一样。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正如英国公使所记录的，6月9日在北京3英里外的赛马场看台被烧毁，“使在北京的所有欧洲人更加清楚地（比以往任何事件）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危险境地。” 一个当地的基督徒被活活地烤在火炭里，这是真实的；但毕竟，几周以来，公使馆一直在接收经过充分验证的报告，其中提到的大屠杀比这个严重得多。大看台的毁灭，是对外交官们所创造的体现其特权的人造小世界的攻击。紧接着在同一天发生了另一事件，一些年轻的英国人，骑马去了赛马场，他们不得不开枪进行自卫；与传教士报告的发生在遥远乡村的极端恶劣暴行相比，此事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外交团（6月6日）曾考虑要求集体觐见皇太后；后来又推迟了提出这个要求，直至得到各自政府的授权，再次坚持（如何坚持？）此项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他们获悉义和团已经占领并摧毁了杨村的铁路桥，这是京津铁路交通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外交团于9日下午开会，讨论请求海军将领们派遣救援部队的可行性。英国公使根据来自中国的情报，已经给西摩尔海军上将发去了电报，说除非增援部队迅速赶到，否则他们也许就来得太晚了；但他的同行们——令人惊讶的是，为首的竟是天生危言耸听的毕盛先生——却决定推迟采取如此激烈的一步。

那天晚些时候，窦纳乐爵士又得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向海军上将提出的吁请在两小时前曾被撤销，现在又重新发出了。他报告说，“北京的形势每时每刻都在恶化，”并且要求“立即派部队登陆，做好向北京进军的一切安排。”

第二天早晨，载着来自8个国家2000名武装人员的5列火车开出了天津。他们预计当晚到达北京。在公使馆里，一个大车队已经准备就绪，只要早晨城门一开，就出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

注：
¹ 玛丽.胡克（波莉.康迪特.史密斯）：《在北京的幕后》。
² 对丰台的劫掠主要是由附近的通州人干的（碰巧在丰台有一辆专供皇太后御用但从未用过的火车车厢被毁）。通州的繁荣依赖于它作为大运河漕运贡米中转站的地位，它对铁路的厌恶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参见1900年5月《北华日报》通州记者的报导。“自从这条铁路在三年前开始实际运营以来，水运的占有量已经减少了，眼看着就要饿死，他们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³ 莫里循的长子伊恩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作为《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他在朝鲜战争中牺牲，为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基础。
⁴ 1899年，帝国海事海关雇佣了993名外国人（其中503名是英国人）和4611名中国人。
⁵ 参见西摩尔的行军路线图
⁶ 在整个围城过程中，查莫特一家人表现得英勇而机智。查莫特夫人也许并不像某些权威人士所要求的那样，一直守在工事里；不可能要求她，穿着“肯定是从小规模法国驻军那里借来的轻步兵制服，出现在前线，”这毕竟是由水兵组成的。但她确实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北京饭店是外部防御工事中危险的一部分；她从没有离开那里，去和其他女士一起待在相对安全的英国公使馆中。
为被围困的守军以及后来的救援部队提供食物方面，她33岁的丈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当地的了解和人脉使他在严重的劫掠中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他出色的表现，得到了政府的嘉奖和奖金。在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后，他退休去了旧金山，他在那里建造了两幢大房子，建了一个私人动物园，还拥有一艘游艇。这两座房子都在1906年的地震中被毁，查莫特在43岁时死于贫困。他和妻子离婚了，临终前和他的情妇结了婚，她是美甲师，名叫贝蒂.杜勒。（坎皮切博士：关于奥古斯特.查莫特职业生涯的故事，载于沃州历史评论1955年3月刊）。
⁷ 西摩尔曾在英法联军中任海军候补生，40年前，英法联军占领了大沽炮台，并向北京进军。
⁸ 艾伦牧师：《围攻北京公使馆》
⁹ 女士们把自己伪装成满族人，因为这个族群的妇女不裹脚；这样，逃亡者就有可能以正常的步态行走而不致引起怀疑。中国[汉族]妇女的脚在孩提时期就被故意弄成畸形，只能蹒跚跛行。
¹⁰ 窦纳乐私人文件
¹¹ 窦纳乐私人文件
¹² 这封电报中有一段文字，称帝国的上谕是“两面派的”（double-faced），有人怀疑帝国邮政局是否会容忍这一称谓，并将其发送到海外。学汉语的人都不会对这个称呼反映的事实感到惊讶，也不会对这个称谓是否需要支付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的电报费而感到惊讶。

第 六 章
五列火车和四座炮台

　　如果正确理解，海权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最辉煌的时刻》

　　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尔爵士亲自指挥了这次远征北京的行动。他曾经写道，“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乎责任。你只需要做你认为对的事，如果结果不好，那是老天的错，因为它没能让你更聪明些。”¹ 这句话公允地反映了一位军官勇敢、杰出但缺乏想象力的性格。海军部给了他很大的裁量权。自从在大沽抛下船锚，外国舰队的指挥官们除了讨论如果北京的局势失控他们该怎么办之外，几乎什么事都没做。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也许，尤其是西摩尔更没有想到），除了集结最强大的兵力立即冲到北京去，此外还有什么别的选项。他们没有察觉到行动中可能会有多大的危险；军官们都随身带着他们的军礼服。他们在出发前一天的活动，就像《观察家报》所说的“反映出了一种信念，即任何欧洲人无论多么弱小，都能击败任何中国佬，无论他有多么强大。”

他们出发之前，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国际争论。6月6日，法国海军上将建议由俄国人沃加克上校指挥所有可能登陆的部队。德国海军上将表示反对。奥地利人私下要求在英国的指挥下行动。6月9日，法国人和俄国人宣布他们不参加了。然而，10号那天大家还是都来到了车站，根据军官们各自的履历，最终决定由西摩尔指挥这支小部队，几乎没有遇到反对意见。

远征军的实际构成如下：

英国 915人

德国 512人

俄国 312人

法国 157人

美国 111人

日本 54人

意大利 42人

奥地利 26人

_________

总兵力 2,129人

部队共有7门野战炮和10挺机关枪。

海军上将乘坐首车，首车载有大约一半的英国人，所有的美国人和奥地利人，以及一群携带着维修铁路器材的苦力。（4天前的一次侦察发现，义和团正在落垡焚烧枕木。）第5列也就是最后一列火车运送补给品。天津的外国侨民社团为这支部队举行了送行仪式。一位配属为西摩尔做参谋的初级外交官回忆到，“我们预期的是一次几个小时的旅行，” 西摩尔的参谋中还包括约翰.杰利科上尉。²

午后不久，他们就通过了杨村的北河铁桥。聂士成将军驻扎在那里，他的军队装备精良，接受过外国训练，一周前曾成功地战胜了义和团。北京尖锐地提示他，“义和团是中国的子民。”清朝军队的举止还是友好的。

除了落垡之外，这条铁路线还受到了一些轻微的破坏，水兵们一边走一边进行维修，在第二天的晚上，即6月11日，到达了廊坊，也就是距离到达北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在这里，情况看起来很不乐观。车站和储水池都被毁了，只能用水桶给机车补水。燃烧的枕木把铁轨烧弯了。天气非常热。水井据说已被投毒，饮用水稀缺。第3天只走了几英里。然而，6月14日，西摩尔从廊坊给窦纳乐爵士写信说：“我有信心进入北京。希望在几天之内。”但在晚上10点他在信中添加的附言，其语气就不那么乐观了，但在信的结尾他仍然表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³

就在第3天的下午，义和团对火车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他们不计后果的勇气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排成参差不齐的队伍向我们扑来，从左侧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一个村庄向我们迂回过来。他们大约有一、二百人，装备着刀剑、长矛、抬枪⁴和步枪，其中很多人还是孩子。对那些没有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场面，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恐惧或犹豫，这些人不是狂热的‘武士’，也不是皇太后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是默默无闻的爱好和平的农民——武装起来反抗外国人的乡下人。当他们抵近时，他们跪倒在地，举起双手向上天祈求战神的保佑。然后，开始冲锋，直到我们的齐射让他们再次倒下为止。20分钟后，他们全线撤退，战场上留下了大约60具尸体。”

比格汉姆这样描述了那次作战，并在事后试图说服他的中国仆人，让其相信，义和团所说的刀枪不入完全是空话。这个仆人的反应是典型的冥顽不化，即使他们不是义和团的信徒，在这种情况下也常会表现出来的那种冥顽不化。当他看到一些受了重伤的战俘时，他坚称，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义和团，是冒牌货；如果他们是真的，”他又补充说，“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痊愈，然后奇迹般地消失，然后再回来作战。”他们故意不掩埋死者，希望成堆的尸体至少能引起人们对义和团冒充者的合理怀疑。

第一波攻击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攻击。补给品，特别是弹药开始出现短缺。6月14日，最后一列火车无法通过杨村，它的任务是在几乎停滞的远征军和天津的前进基地之间维持连续的穿梭服务。聂将军不见了，桥头堡被义和团牢牢地控制着，他们正试图拆毁这座铁桥。

此时，西摩尔的部队已经岌岌可危，因为几乎每座车站都必须派兵驻守，以防备义和团把网拉得更紧。远征军已经变成了一种军事上[古代神话中的]首尾两端都长着头的双头蛇，他们需要像一路杀来那样，再一路杀回去。孤立无援的远征军要在弹药储备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承受越来越凶猛的攻击。伤员的负担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爵士

　　天津的局势不得而知（幸好西摩尔心如止水），自从他离开后，天津的局势急剧恶化；人们隐约地希望，那边的小型留守驻军能找到一些办法，恢复通往杨村的铁路交通。

廊坊与公使馆的直线距离只有32英里，由于使用铁路显然不可能继续向前推进了，所以他们曾考虑跨过乡村徒步前进。但是那里没有道路，除了伤员问题，海军远征队也没有运输工具或驮畜。唯一的选择是退至杨村，沿着1860年英法联军的路线，沿河北上，用木船运载武器、给养和伤员。这个计划被采纳了。一列又一列火车缓缓驶回杨村，那座大桥虽未拆除，却已无法通行。他们征用了四艘平底帆船。

但是，6月17日，他们在杨村听到了从天津方向传来的枪炮声，远征军已经4天没有和天津守军取得联系了。到了18日，又发生了更险恶的事情。冯.乌塞多姆上尉率领的德国分遣队仍在廊坊，他们遭到了4000多名中国正规军的猛烈攻击。这场战斗导致6名欧洲人阵亡、近50人受伤，战斗之后，他们的火车撤退了，被清军的骑兵追赶了一段路程。缴获的旗帜表明，他们是董福祥将军手下的甘军，董福祥是皇太后很器重的一个曾经的土匪。

很明显，可预见的最严重的意外事件已经发生了：中国军队已经奉命与义和团并肩作战。这就排除了向北京继续推进的一切可能性。西摩尔准备顺流而下，向天津撤退，远处的枪炮声还在继续。

西摩尔援军行军路线图

在6月10日西摩尔离开天津之后，那里发生了很多事情。13日，1600名俄军及时⁵抵达那里，使驻防外国侨民区的兵力达到了2400人；但是，位于城外的侨民区，其周长大约有5英里，15日晚上，法国侨民区的大部分被义和团烧毁了。

整个华北的局势成了一个陷阱。北京被封锁；西摩尔与他的基地失去了联系；连接天津与北河口之间30英里的铁路线随时都可能被切断；可以看到补给品和[中国]增援部队进入了大沽要塞，在那里安装了鱼雷管并且（据称）在水道中布设了水雷。一旦北河关闭，陷阱被打开，那么，在大沽海滩12英里外海上的海军舰队也就无能为力了。

水兵们迎难而上。16日上午，在俄国旗舰的甲板上举行的会议决定“以征得[中方]同意或以武力的方式暂时占领大沽要塞，” 为此目的而发出的最后通牒由天津的法国领事向中国当局提交，该领事是领事机构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最后通牒的期限是第二天凌晨2点。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大沽炮台虽然在1860年被从陆上的进攻所占领，但此前一年它曾以惨重的代价，挫败了英国炮舰强攻北河口的企图。它由4座炮台组成，河岸两边各有两座，河面只有200码宽。它们似乎非常坚固。德国工程师对其进行了重建和现代化改造，武器装备虽然很杂，但包括许多克虏伯制造的重型速射炮。在炮台的下面，有一个小型的海军船厂，里面停泊着4艘全新的驱逐舰（同样是德国制造），每艘驱逐舰上安装了6门三磅速射炮。炮台的海岸边是一大片滩涂，纵横交错地竖立着一排排尖桩，没有任何遮挡物。

在距海面12英里的大沽海滩，根据潮汐的情况，水深在2到17英尺之间变化。只有以下几艘战舰可以通过，去对付炮台：

英国阿尔格林号，一艘没有装甲的老式单桅帆船。

英国名誉号和怀廷号，两艘现代驱逐舰。

德国伊尔提斯号，与阿尔格林号相似，没有装甲。

俄国吉尔亚克号，一艘现代炮舰。

俄国鲍布里号，一艘老式的钢制炮舰，其武器完全是前膛填装。

俄国科里茨号，一艘类似于鲍布里号的船。

法国狮子号，舰队中最古老的炮舰。

日本爱古号，一艘老式的铁制炮舰，配备了过时的武器。

还有美国海军的莫诺卡西号，这是一艘于1863年投入使用的海龟形木制明轮船，武器火力微不足道。这艘船没有参与战斗（但是却被流弹击中了）。从华盛顿发给肯普夫海军上将的指令里，没有授权他参与针对中国的敌对行动，可能是前几天就嗅到了风声；驻菲律宾的亚洲站资深指挥官雷米海军上将给海军部发电报，指责肯普夫“与外国势力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利益。” 后来肯普夫受到了批评；他的一名军官说，“起初，人们对他有很大的反感，因为一场体面的战斗即将到来，而他却袖手旁观。”但是他是一个有事业心的军官，他的手脚被政府的政策所束缚，而且他可能还很同情这艘明轮船的船长怀斯指挥官，怀斯写信给他说：“我当然会感到遗憾，毫无疑问船上的军官也是如此，职责和命令阻止了老迈的莫诺卡西号给她的古代滑膛炮最后一次机会。”

突击部队的900名官兵分乘这9艘小舰船，在夜幕降临时起锚，按纵列进入位置，正对着北岸的炮台，在最后的光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炮手们透过炮眼向下朝他们张望，愉快地笑着。这支轻甲舰队在近距离平射时，火力上处于劣势，没有任何统一指挥，也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他们的生存与其说是由于对敌人的蔑视，还不如说是对战术的坚信，而这个战术在理论上无异于自杀。这些彻夜不眠的人此时正满不在乎地谈论着中国人投降的前景。

凌晨12点50分，在最后通牒到期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炮台突然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武器开火了。9艘战舰中有7艘尽其所能进行了猛烈的回击；但是，“怀廷号”和“荣誉号”驱逐舰却按照预先的安排，悄无声息地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座海军船厂，按照G.A.亨蒂[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小说作家]设计的传统战术，取得了成功。那4艘德国造驱逐舰并行排列着，两艘英国船向他们迎面驶来，每艘船都卸下一只由登船小组驾驶的捕鲸小艇。在炮口断断续续的闪光中，士兵们从怀廷号和荣誉号的船头一跃而起，跳上锚地2号船和4号船的甲板；而留在捕鲸小艇上的伴随攻击小组则又赶去关照1号和3号船了。

中国的驱逐舰显然已经做了作战准备；他们的弹药放在甲板上，鱼雷发射管也已装填完毕。然而，在几分钟内，所有这4艘船（如果运用合理的战法和决心，它们本可以击溃那支微不足道的突袭部队）都被劫持了。中国船员稍有伤亡，英国、德国和法国船员则没有伤亡。其中一艘被被俘获的船只现已在皇家海军服役；其余的被分别赠给了俄国、德国和法国。对于那些用令人称羡的气概和精准度完成这项棘手任务的官兵们，英国当局表现得不那么慷慨；海军部拒绝给他们发奖金，理由是中英两国之间那时尚未处于战争状态。⁶

在炮台与战舰之间，炮击持续了6个小时。战斗开始后不久，俄国炮舰吉利亚克号打开了她的探照灯——毫无疑问，这是她引以为傲的一件新装置——结果遭到了中国炮火的严厉惩罚。但除此之外，炮台上的炮手们表现得很差劲。入侵的舰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大约3点钟的时候，登陆部队被投放到岸边，开始在深深的泥沼中挣扎着向炮台冲击。一小时后天亮了。攻击者可以看到他们的目标了，此时他们优秀的射击技术开始发挥作用。一枚炮弹（五国海军都宣称是自己发射了这枚炮弹）击中了一个中国的弹药库，造成了毁灭性的爆炸。第一座炮台在刺刀尖下被捣毁；抵抗顷刻之间瓦解了；在北河南岸更大的炮台上，另一颗幸运的炮弹击中了一座更大的弹药库，没有必要再进行攻击了。12英里外的各国舰队都能看到这次爆炸，“空气中的烟尘如此之厚，登陆部队的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⁷

大沽炮台

　　就这样，一夜之间，海上列强又一次证明了它对陆地上发生的事件，具有深远和几乎是神奇的影响力。在172人伤亡的情况下，9艘大部分是过时的小型舰船在通道即将关闭的时刻，抓住了进入中国华北的钥匙。如果对炮台的进攻被击退（这本来是应该的），那就没有什么方法能解救人质了，列强在直隶平原上的一群毫无抵抗力的人将会任人宰割。外交使节、西摩尔的救援远征军、小规模的驻军以及在天津的外国侨民社团——当他们的补给耗尽时，所有这些人都将被屠杀；由此产生的后果对于大清帝国来讲，将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如今它尚存一丝古雅，但北河口的那场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肯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决定性战役。

由于电报线路遭到破坏，消息传到北京的速度很慢；而且由于是坏消息，所以又被拖延了一段时间，皇太后才获悉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短暂的时间差非常重要。

6月19日，朝廷收到了一份由谨小慎微的裕禄总督于17日从天津发来的报告。虽然此信是在炮台失守后写的，但他却只报告了在前一天外国的海军上将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他又写了一份报告（北京是21日收到的）谈到在大沽和天津取得了胜利，以及与义和团的英勇协作，重伤了两艘敌舰，但他没有提到至关重要的炮台已经于17日上午落入洋人的手中。⁸ 正是基于这份报告（也就是基于对真实情况的严重误判）朝廷才颁布了一道向世界宣战的诏书。

然而，在这道诏书起草之前，一些更值得怀疑的措施已经被付诸实施了。当朝廷得知联军的最后通牒时，“义和团开始了它的新时代。”他们得到了大米和银两，指定了王公贵族来指挥他们。“在这样的奖赏和鼓励下，义和团变得更加暴戾和不计后果，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首领，每个首领都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事实上，任何穿红色衣服的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义和团，而任何义和团似乎都被赋予了随意杀戮、焚烧和掠夺的权力。至于究竟有多少底层官员和百姓被抢劫、被攻击并被杀死，没有统计数字，但有一次，因为到处都是尸体，朝廷不得不发布一项指示，命令北京的步军统领将尸体运出这座城市。”⁹ 高级官员、学者和其他知名人士受到侮辱，有时甚至受到粗暴对待。骚乱大行其道。

在外国人看来，事态发展最为严重的并不是义和团运动得到了推动，毕竟义和团成员缺乏领导和装备，而是清朝的帝国军队被推上了前线。

天津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影响。6月15日和16日，义和团对外国侨民区进行了破坏性的入侵，2,400名的守军（包括那1,600名俄国士兵）承担着保卫这片5英里范围的任务，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17日，联军进攻下游35英里处的炮台后，中国炮兵向侨民区开火了；第二天，一支估计有10,000人的部队对防御工事发起了猛烈攻击，而这些防御工事中有许多是用成捆的羊毛、丝绸、棉花、糖、大米和花生等商品临时垒起来的路障。他们的工事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位年轻的美国采矿工程师的构思和督造，这位工程师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¹⁰

激烈的战斗接踵而至。此时，与大沽的通讯已被切断，处境艰难的守军正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6月20日，一名年轻的英国平民詹姆斯.瓦茨自告奋勇前往大沽，去报告他们几乎陷入绝境的消息；他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并且熟悉当地情况。他带着3名哥萨克士兵和一匹备用小马在夜里出发了。他们骑行了12个小时，一路狂奔，穿过村庄，跨越石拱小桥，这些危险的地方本来是无法通过的；瓦茨身下的一匹小马被射中。当他们接近海岸时，海上的薄雾给他们带来了便利，6月21日上午，瓦茨向海军当局递送了情报，根据这份情报，又一支救援远征军被派出去了。因为这次英勇的行动，瓦茨被封授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

由440名俄国步兵和14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部队已经在探查通往天津的铁路，但是他们在前一天（6月20日）在城郊附近被击退了。此时，大沽只剩下不到1,000人；军舰上再也找不出更多的人了，军舰上的每一个人（用皇家海军的话说）都已经“被绑住了”，4个巨大的炮台也必须派人驻守。

奥地利水兵在进攻

　　幸运的是，此时恰有一艘来自香港的英国皇家“恐怖号”和一艘来自旅顺港的俄国运兵船抵达这里；前者载有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第二营的300名士兵和一支皇家工兵小分队。这些人，还包括了250名蓝衣水兵和一支意大利小分队，于21日乘火车出发，他们由指挥官克拉杜克指挥，他曾带领部队攻占了炮台。¹¹ 在他们之前，另有一列火车载着1,000名俄国人，250名德国人和150名美国人已经出发了。尽管发生了几次事故，包括一次脱轨，但这两列火车还是到达了距离天津不到12英里的地方，并得到了威海卫团150名士兵的增援。威海卫团是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新建部队，由英国军官指挥。在这支缺少大炮的部队中，有一门莫诺卡西12磅滑膛炮；华盛顿已经批准，美国海军放弃了充当看客的角色。

6月23日，救援部队在一场昏天黑地的沙尘暴中展开了部署并向前推进。据俘虏们报告说，前往侨民区的路上有清朝军队的阻拦，其人数是他们的10倍；但是，尽管有激烈的战斗，联军还是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取得了稳步的进展。“没有人要求，也没有人提供营地，”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候补生写道：“在义和团的宣传中有一些与欧洲妇女和儿童有关的章节，把她们与恶魔的化身相提并论。”这纯粹是道听途说。回想起来，虽然没有证据支持，但参战人员还是相信这些宣传的存在。真相，一如既往排在伤亡名单之前。

终于侨民区遥遥在望了。 英国商船旗帜仍在市政厅上空飘扬，这些疲惫的士兵们击垮了中国人日益虚弱的阻击，经过8个小时的顽强努力，他们与守军实现了会合。

铁的事实是，他们的成功使那里的难民数量翻了一倍，这块面积广大、不设防且易受攻击的地方被大量的（中国）军队和装备了大炮的叛乱分子所包围，他们全部的依赖是那条已经被破坏的30英里长的铁路线，而且随时可能再次被破坏。外国人确信天津得救了，而不仅仅是得到了增援；而中国人则确信他们才是对的。

义和团与西摩尔援军在落垡激战

　　与此同时，西摩尔那边情况如何了？天津从6月13日起就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他的最后一封信是18日发自天津以北20多英里的杨村。

第二天黎明前，救援北京的远征军开始了沿着河道的艰苦撤退；军官们把他们的礼服都埋了。在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敌人的]大炮令人沮丧地轰击着他们[远征军]的目的地。每一座村庄都必须用刺刀来清理。清朝帝国的骑兵不断骚扰他们的左翼。他们不时受到来自铁路路堤那边的炮击，这条路堤控制着与它平行的河道。在村庄之间，部队必须停下来进行部署，纵队行进的速度不能超过他们的4艘拖船，船上载着伤员和大炮，在浅水中穿行。船只不断搁浅。天气炎热，部队口粮只能减半。到了晚上，大多在白天承担侧翼和前卫的卫队又要担任哨兵。经过3天爬行般的战斗，西摩尔走了不到20英里，离天津还有10英里左右，那边的大炮还在持续轰鸣，传达着神秘而毫无希望的讯息。

纵队像一条受伤的蛇，沿着河床向下游走。6月21日午夜，在一场艰苦的战斗之后，参谋长杰里科显然是受了致命伤，“即使是这位海军上将，此时看起来也有些沮丧，他一直是远征军的生命和灵魂，同时，他以自己的勇敢，无私和礼貌，让他和自己的部下一样受到外国人的欢迎。”¹² 但是他们攻占了另一个村庄，4人一排编队向前冲锋，没有任何部署，继续挣扎着前进。不久，他们注意到有一个高大、莫名其妙的、似乎无穷无尽的黑色物体在夜色中隐约出现在小河的对岸。这就是西沽军火库，“此前我们（西摩尔的记录）不知道它的存在。”

从这个巨大的堡垒（它的围墙包围了近40英亩土地）里发出了礼貌性挑战，并且得到了礼貌性的回应，随后便是一阵猛烈的枪林弹雨。

“我们陷入了一种死亡陷阱，一瞬间，一切都陷入了混乱。我们好像要完蛋了。”¹³ 帆船漂流进了陷阱；那艘载着大部分大炮的船沉没了，其它船上的5名伤员被杀。幸运的是，中国人射击偏高¹⁴。一些勇敢的英国蓝衣水兵游了出去，抓住了帆船的拖绳。两支小型突击队——一支是英国的，一支是德国的——分别越过了兵工厂上下游的河流，从两边攻占了它的外围防御工事；在黑暗中经过混乱的战斗，中国人逃跑了。

黎明时分，西摩尔发现自己成了一座巨大的方形城堡的主人，光围墙就有700码长。军火库中储存着大量的野战炮、机关枪和步枪，轻武器弹药超过700万发；还有15吨大米和珍贵的绷带以及其它医疗用品。他们挖了一口井，击退了反击；一个领队军官的战马被煮熟，大家津津有味地把它吃掉了。

军火库距离外国侨民区大约6英里，人们曾多次尝试与天津的守军联系，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在6月24日，比格汉姆的中国仆人被派去给英国领事传递一封密信，但是他在旅途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这封密信吃掉。他被义和团抓住，又被清朝军队抓住，最后又被法军的警戒哨兵抓住了，但虚张声势和随机应变使他几次脱险，他向英国领事馆提交了口头报告。在天津，虽然围困直到前一天才被解除，但联军还是又匆忙组织了一次救援，这已经是两周内的第3次了。

对西沽的守军来说，24日是严峻的一天。沙尘暴再次肆虐；“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你只能往下风处眺望，”西摩尔说，他怀疑如果中国军队顺着风向发动攻击，是否已经将那个送信的中国人抓住了。但第二天，南下的中国炮兵没有了动静。枪声从不远处传来，可以看到攻击者的小身影在撤退，不久人们看到了哥萨克的旗帜在平原的庄稼地上空飘扬。俄国陆军上校谢林斯基率领的一支纵队出现在视野里，他们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比格汉姆足智多谋的仆人担任着向导。

为232名伤员拼凑了临时担架。6月26日，西摩尔的远征军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出发前往天津。 水兵们快要累死了；每个担架配备4个人，他们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使命就此结束了。

伤亡情况：

死 伤

英国 27 97

德国 12 62

俄国 10 27

法国 1 12

美国 4 28

日本 2 3

意大利 5 3

奥地利 1 0

--------- ---------

总计 62 232

贝蒂写道，这支纵队“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极易受到攻击。”在几天前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由于天津仍处于隔绝状态，西摩尔的下落不明，他把在华北的这次行动描述为“任何人头脑中所能想到的最疯狂、最野性、最可恶、最堕落的计划。”

这些修饰词也许都能站得住脚；但是，“计划”这个词很难形容一系列即兴的、毫无关联的冒险活动，每一次都是盲目的，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理由是出于骑士精神，或者至少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不是出于军事理由。是G.A.亨蒂[历险小说作家]而不是克劳塞维茨[20世纪初普鲁士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指导了联军在直隶平原上的战略（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这些冒险家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他们的运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感谢他们的敌人缺乏意志力；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他们做了唯一一件事，让为使馆的复仇行动成为可能，即使不是拯救使馆；那就是他们保持了北河的通畅，尽管仍有危险，确保了一个由陆路向中国首都进发的基地。

注：
¹ 《我的海军生涯和旅行》
² 克莱夫.比格汉姆：《在中国的一年》 指挥官大卫.贝蒂也在西摩尔手下服役。两名军官都在战斗中受了伤，杰利科伤势严重。
³ 窦纳乐的私人文件
⁴ 一种双人大口径短炮，通常在木制三脚架上发射。
⁵ 所谓及时有双重含义。如果俄国人（当时在现场的唯一一支军队）在10号之前到达天津，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或将会自愿地，被西摩尔的远征军征调；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天津的防御力量将会严重不足。
⁶ 塞西尔.阿斯皮诺-奥格兰德：《罗杰.凯耶斯》。杰利科和贝蒂在华北学到的经验可能对日德兰战役没有直接影响；但在突袭泽布吕赫（1918），以及在他试图影响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时，我们很容易（也可能是可以）追溯到对海军元帅凯耶斯勋爵思想的影响，当年他作为一名年轻的中尉，指挥了英国皇家海军荣誉号的大胆进取。
⁷ 迪克斯中尉：《义和团运动中的世界海军》。1860年，满族将军僧格林沁把炮台的失守归咎于一个弹药库的意外爆炸。
⁸ 裕禄一直努力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总体上是成功的。英国驻天津的领事卡勒斯先生于6月16日请求“在他因效忠英国而面临人身危险时，”授权为他在女王的一艘舰船上提供庇护。同一天，索尔兹伯里勋爵发来电报，他指示说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
⁹ 切斯特. 谭
¹⁰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回忆录》。
¹¹ 克拉杜克当时是海军少将，在1914年的科罗纳尔战役中指挥英国舰队，与他的旗舰“好望号”一起倒下。
¹² 比格汉姆
¹³ 同上
¹⁴ 即使在清帝国军队中，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缴获的步枪通常是将瞄准标尺调到最大，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瞄准标尺上的数字控制着子弹的出膛速度。受这种错误影响的士兵很自然地把标尺定在（比如说）1000而不是100；但是如果他这么做了，他的子弹就不可避免地从任何近距离的目标之上飞过。

第 七 章
凶 手

　　洋人兵士仍驻扎使署，固守待援。朝廷应即下旨,饬城内之武威军尽速将其驱逐，一举剿灭，使其缄口禁声。其后尽可将责任诿于难以驾驭之叛军及拳民。

——某御史给皇上的奏折1900年7月5日

　　对于前一章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北京公使馆几乎一无所知。

6月11日清晨（即端郡王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后的第二天，这被罗伯特.赫德爵士称之为是好兆头），一队马车被派往火车站，迎接运送西摩尔部队的火车。在这个不太走运的时候，几个骑马的欧洲人跟在车队后面。但是火车没有来，在炎热的天气下，在甘军士兵的嘲笑中，接待人员骑着马从其队伍中穿行而过，走了回来，这些甘军士兵此时又一次在天坛和先农坛的广场上聚集起来了。

当天下午，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又返回了火车站。他穿着燕尾服，头戴圆顶礼帽，只身一人，手无寸铁。在永定门外面，他被军人们从车里拖了出来，在看热闹的人群面前被砍成碎片。他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扔在水沟里；他的心脏被切下来送给了将军董福祥，这是董福祥手下人干的。两天后一道上谕颁布下来，称这起谋杀是土匪所为。

这一暴行似乎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欧洲的外交官产生震惊，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位日本书记官是亚洲人，但主要原因是，对他的谋杀只是困扰外交官的诸多令人担忧的征兆之一。危机的气氛现在已明白无疑了。公使馆周围的街道空无一人。仆人、马夫、轿夫、园丁和翻译都悄悄溜走了；在义和团眼里，他们是三毛子，即“三等长毛人，”像销售外国商品的店主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同家人被一起杀死了。每小时都有关于传教士财产遭到破坏的最新消息，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首都的城墙之内。

此时，所有跑到北京来的传教士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另外一些人则驻扎在更远的地方，他们试图向北逃往俄国或前往长江流域的通商口岸。樊国良主教坚守在罗马天主教三大教堂之一的北堂，有数千名教民在那里避难（尽管它位于皇城的城墙之内）；康格先生不顾美国军官的反对，坚持据守美国公使馆附近的一处庞大却无法防守的卫理公会大院。但后来他还是放弃了，公使馆院内有近400名守军需要安排食宿，而且住房问题日益严重。

6月13日，使馆区的街上出现了一名义和团员，这引起了极大的骚动。“这是一名全副装束的义和团，头发用红布扎着，手腕和脚踝上系着红布带，一条火红的腰带紧系在他宽松的白上衣上。” 他乘着一辆京式马车，坐在驾辕杆的位置上，炫耀式地在靴底上蹭着一把刀。

这情景让德国公使意气难平。 冯.克林德男爵是一个思想过激且易于冲动的人；10天之前窦纳乐爵士曾写信给西摩尔海军上将说， “如果我们允许使用德国公使的脑袋，那么中国的分裂现在就会成为既成事实了。”¹ 他挥舞着手杖去袭击那个傲慢的闯入者。这个义和团民躲闪着跑进一条小巷，成功地逃走了。 但是在那辆马车²里发现了另一个义和团民，尽管他只是一个男孩，还是遭到了野蛮的殴打，并被德国公使馆囚禁起来。德国公使馆拒绝了中国官方将其释放的要求。赫德中午写信给英国公使，“只要义和团在城市里，安宁就很容易被打破！”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平静被打破，达到了海关总税务司也无法忽视的程度。那天下午，一大群义和团从使馆区东边的哈德门闯进了内城，他们对商店和住宅实施抢劫，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惊恐万状的人群从公使馆前蜂拥而过。帕特南.威尔写道，“我从未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过人们如此拼命地狂奔疾跑；我无法相信小脚（即汉族）女人能变得如此敏捷，即使在满人居住的内城她们的人数也很多。每个人都惊慌失措，心慌意乱。……他们不停地奔跑，奔跑，奔跑。然后，男人、女人和动物组成的浪潮像他们突然出现那样又突然消失了，街道再次变得寂静和狼藉。远处还能听到义和团的喧嚣声，冲天的火焰，标志着他们的踪迹。但是那些可怕的人，一个也看不到了。”

很快，一团巨大的火焰跃过屋顶和树梢，照亮了东方和东北方的夜空，从公使馆院落的低矮建筑物上看不清外面的景象。从那一带刮来的风，把各种嘈杂的声音吹进了满心焦虑的外国人的耳朵里。在火焰的轰鸣和砖木的倒塌声中，在义和团“杀呀！杀呀！”的咆哮声中，人们可以听到那些“二鬼子”教民和他们的家人被刺刀砍成碎片或活活烧死时发出的恐怖痛苦的尖叫。教会财产、海关房舍和帝国大学[翰林院]中那些外籍教师的房子都被有计划地付诸一炬。宏大的东堂轰然倒塌，年迈的法国主教和他的许多教民一起葬身火海。莫里循写道，“景况令人震惊。”

深夜，有许多火把沿着海关大街朝奥地利公使馆方向而去，那里是离地狱最近的地方——除了偏远的比利时公使馆，那里只有一个5人组成的小卫队。 奥地利机枪手把义和团放进150码的距离内，然后开火。自动武器发出愤怒的声音，被街道两旁空荡荡的建筑物的回声放大了，在守卫者听来就像音乐一样。火把消失了。但搜索队没能找到预期中成堆的尸体，第二天早晨，街上一堆被打断的电报线表明，奥地利人的射击偏高了。拳匪与列强的第一次接触似乎证实了他们真的有超自然力的说法。

当天晚上，由一名年轻的法国人率领的一群志愿者，在勇敢的查莫特陪同下，骑马前往南堂，救出了那里所有的天主教传教士，其中包括5名慈善修女和20名中国修女。他们刚刚离开，大教堂就被放火烧掉了。这座教堂已有近300年的历史，里面有一块康熙皇帝的御赐碑。大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而在周围的街道上——北京天主教区的中心——成百上千的基督徒遭到了屠杀。第二天（6月15日），美国、俄国、英国和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员出去巡逻，把幸存者带了进来，射杀了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义和团。莫理循和他们一起去的（实际上，是他主导了这次出巡），他目睹了“可怕的景象：妇女和儿童被砍成碎片，男人像家禽一样被捆在一起，鼻子和耳朵被割掉，眼睛被挖出来。”北京已经成了一座停尸场。满族的朝廷高官们在夜间乘车四处巡视，对于自己的同胞遭到屠杀，他们显然感到满意。

6月13日，一条经加尔各答向北通往俄国的电报线最终也被切断了，自6月10日通往天津的电线被切断以来，这条线路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工作着。来自总理衙门的那些令人生厌的官员们仍然在寻求与公使们会面，向他们保证秩序正在恢复中，并表示没有必要从天津调派援军。否则，就彻底切断公使馆与外界的联系。

尽管还没有受到攻击，但据美国公使在6月15日估计，“已经有将近100名义和团成员被各国公使馆的卫队击毙了。”这一总数几乎肯定包括了很多非义和团民，因为，正如一个传教士所指出的， “大多数外国军队在向中国人开枪时是相当鲁莽的。”16日，这个总数有所增加，当时一支强大的英、美、日巡逻部队在寻找基督教难民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帮剑客，这些人在一座小庙里焚香，伴着鲜血的气味进行人祭。巡逻队将这个地方被包围起来，46名义和团民在10分钟内被射杀，幸存的被囚者获释。 《泰晤士报》的记者在日记中写道，“我自己至少击毙了6个人。”

在这一阶段，清朝帝国的军队仍然扮演着被动的旁观者的角色，在内城的城墙上，哨所里的中国士兵们与几个到访的外国人进行了友善的交谈。他们眼看着教民被追杀。他们眼看着售卖外国商品的商店被焚烧，当火势漫延时，他们眼看着整个商业街区被焚毁——“这是北京最富有的地方，珠宝店、丝绸和皮货店、绸缎刺绣店、大古玩店、金店和这个大都市几乎所有最高价值的商业设施。”³ 大火蔓延到了前门[正阳门]，那是一个巨大的中央之门，上面坐落着一个一百英尺高的城楼，只有在皇帝出行祭拜天坛或先农坛时此门才会打开。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地标性建筑在几小时内就被烧毁了。中国人普遍认为这是大清王朝覆灭的先兆；对此，官方的诏令中却只字不提。

这些乱象已经开始让出朝廷产生了警觉，而它对于因自身政策造成的动乱是负有直接责任的。但是，尽管政府给出了恢复秩序的严格和详细的指示，却很少提及义和团，指责的对象是“土匪”和“煽动分子”。6月17日，荣禄（他是慈禧儿时的朋友，也是慈禧一生的伙伴，现在是北京的步军统领）接到命令：——“不得疏忽！”——要他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公使馆。对于应采取何种军事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荣禄征询了几位公使的意见。

6月16日中午，皇太后召开了御前会议。⁴ 与会人员需要做出两个决定。对北京的义和团该怎么办？对正在逼近北京的外国军队该怎么办？

几位温和派的大臣敦促把义和团赶出城去；他们不是爱国者，而是叛乱分子，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根本就一文不值。提议遭到皇太后的冷遇，以及端郡王狂躁的敌视。最后，会议含糊地决定，要对义和团进行“安抚”。

御前会议似乎并不了解西摩尔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尽管他离北京只有30多英里。 两名阁员奉命南下，去劝阻拦截他们，劝其不要开进首都⁵。 与此同时，总督裕禄和他的将军们接到指令，要求他们抵抗外国军队任何进一步的进攻。满洲的援军奉命向北京开进。

随后在6月17日下午举行了一次更为决绝的御前会议。皇太后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文件。据说，它来自于——大概是通过公使馆——各列强国家的政府；但实际上它是伪造的，很可能是端郡王伪造的。该文件要求，整个帝国的税收和军事事务应交由各外国公使管理，而且要求将权力交还给皇帝。

似乎没有人质疑这份难以置信的文件的真实性。没有人质问，是哪些国家参与提出这一蛮横无礼的要求，也没有人提议（例如）邀请名义上还是中国盟友的俄国公使，让他出面解释一下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皇太后的反应大概正符合文件制作者的预期。据报道，她厉声叫道，“如今，列强已经开衅，国家生死存亡迫在眉睫。如果我们束手屈服，我死后有何面目去见祖宗。如果我们必须灭亡，为何不战斗到死？”一道上谕（在很大程度上无人理睬）发往各省，命令他们派兵进京勤王。

当紫禁城宏大昏暗的会议室里还在讨论那个伪造的最后通牒时，法国领事却向天津的总督发出了一份真正的最后通牒。

对使节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期，是一段不祥的晦暗时期，人们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等待着。

虽然义和团被认为是可憎可恶的暴徒，但他们并不甚可怕。罗伯特.赫德爵士每天写给英国公使的信件，证明他们的士气正在消退。但在莫里循看来，赫德却是极度紧张和颤栗；英国公使馆的普尔医生称他为“讨厌的老懦夫。”但是，即使是他（两天前他还怀疑，“平静仍有可能被打破”）也在6月15日这样写道：“义和团只有刀剑等武器，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如果他们有枪，他们会在一夜之间把我们消灭掉，他们的人数太多了！”

然而，董福祥的穆斯林骑兵，他们挥舞着猩红色和黑色旗帜，装备着现代毛瑟枪，现在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两年前的排外事件中他们就扮演了主要角色。6月17日，投掷石块的事件之后，他们的一支小部队遭到了德国人的射击，窦纳乐爵士向冯.克林德男爵提出了委婉的责备，敦促他严格防范所有的挑衅行为；“当我们自己的军队抵达后，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态度，但现在这样做并不明智。”

他的信件并没有提到莫理循当天早些时候向他报告的另一件事。 “克林德和他的手下人刚刚从墙头上射杀了7名义和团民。当时，有50到100人正在200码开外进行训练。有7人被杀死，我怀疑许多人受了伤。……猎杀是出色的。”义和团被认为是可以捕杀的猎物。抓到的所有俘虏都被杀死；有一个俘虏曾被囚禁在英国公使馆， 尽管他的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关在房门紧锁的屋子里，但此事仍在仆人中引起了某种恐慌，他们预期此人随时会施展他的魔力。

大多数留在自己岗位上的仆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不敢离开公使馆。“走了好！”当非基督徒的仆人开始大批逃离时，有人听到赫林中士这样说；“我们这儿不需要滑头。”⁶ 但事实上，这些人的脱岗造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真空。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它有多危险，要不是在莫里循博士人道主义的推动和说服之下，在一些著名传教士的支持下，空缺可能不会被填补。

起初，一项记录显示，“公使们似乎对当地基督徒遭到的屠杀和苦难表现出近乎残忍的漠视。”据说，是一支由平民武装组成的志愿救援队拯救了南堂里的天主教传教士。否则，他们必死无疑。随后，英国和其它公使馆派出了巡逻人员，将大屠杀中幸存的中国人带了回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莫里循的坚持。⁷

公使们不愿为遭受野蛮迫害的受害者提供庇护，从世俗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公使馆已经人满为患了。而向中国教民——他们是义和团发泄愤怒的直接目标——敞开大门，可能会招致义和团报复。不良分子也可能会随着逃亡者混进来。除了为他们提供食物之外，还有恐慌和疾病的风险。

　　但对莫里循来说，当微弱的惨叫声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传来时，那些要他谨慎从事的意见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他的十字军东征取得了成功。总的来说，大约有2,000名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他自己给出的数字要低一些）被带进了公使馆或找到了进入公使馆的途径；而这一先例给了卫理公会一个借口，让他们无视官方的禁令，几天后，当他们不得不撤离哈德门附近的防御工事院落时，他们把自己的信徒也带了进来。

教民们通过为公使馆提供劳动力，弥补了防御上的一个致命的、意想不到的短板。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教民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筑起了迷宫一样的街垒工事，挖战壕，排雷和“防炸弹”，拆毁易燃的房屋，磨玉米，救火，清理废墟，抬担架，在烈日下承担了大量的体力劳动。没有他们的帮助，处境艰难的欧洲人是不可能成功地完成这些工作的。从严格的军事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肯定，当时涌入的几百个身强力壮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家眷拯救了公使馆，而他们曾被公使们当成是无用的嘴巴，如果不是更糟的话。

人们一直坚信，他们定能得救，或者至少能得到支援。这种误解几乎在整个围城过程中都深深影响着外国人的心态。就像当时上流社会的孩子们很难想象保姆会把他们扔下不管一样，使节们对他们的政府也抱有一种深深的信赖。他们没有预见到自己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未能理解，将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需要涉及到怎样的困难。

6月15日，英美两国公使馆收到了救援远征军从廊坊发来的电报，这应该会让人对远征军能否抵达北京产生怀疑，更不用说是打进北京了。在描述了这条铁路上影响他们进一步前进的障碍之后，西摩尔写道，“请相信，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继续前进；”如果这些障碍被证明是无法克服的，“我将考虑我们是否步行去营救你们。”⁸

收到这封电报的那天，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试问，援军居然在火车上待了这么久！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应该很容易跨越乡村，在两天之内走完剩下的路程。”⁹ 这种看法相当普遍。西摩尔海军上将被戏称为“看不见”[其发音与“西摩尔”一词相近]海军上将，同样，俄国的沃加克上校也被称为“往回走”上校。就像在昏暗而混乱的育儿室里，保姆没露面，也没有把事情料理好，这引起了孩子们的委屈。幸运的是（事实证明）育儿室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在期待着保姆会随时到来。

公使馆与世隔绝已经一个多星期了。白天黑夜过得很慢。局势的方方面面，可能发生的各种偶然事件——或者在外国人看来是这样的——都在没完没了的讨论中进行了反复的论证。然而，6月19日的打击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那天下午，一名总理衙门的小官吏将12个大红信封送到了公使馆，交给11国公使以及罗伯特.赫德爵士。信封里面装的是一份最后通牒。

总理衙门写道，已收到直隶总督的一份急件，他在信中报告说，列强要求[中方]在6月17日凌晨2点前交出大沽炮台。如果不遵从这一要求，各国将以武力攻占炮台。

总理衙门接着说：“获此消息，殊为震惊。” 它表明，列强“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今义和团在京城活跃，群情激愤。公使及家眷等居住于此，处于危险之中，中国政府实难提供有效保护。因此，本衙门必须要求阁下等在24小时内，由公使馆适量卫兵护送启程前往天津，以防发生任何意外灾难。” 照会补充说，已经精心部署了部队为此次旅程提供保护。文件发出的时间是下午4点，这一点也写进了照会，所以24小时是到什么时间，是毫无疑问的了。

西班牙公使科隆先生¹⁰ 是外交团的元老，在他的公使馆里匆忙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被炸毁的电报局后面，一家烟花商店正在燃烧；局势已经足以令人震惊，一连串断断续续的爆炸让公使们在讨论这一严重事态时无法保持镇静。

必须记住的是，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占领炮台成为当务之急。在通讯被切断前不久，他们曾收到天津的领事们从那里发来的含糊不安的报告；但是，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外国侨民区遭到围困，他们还以为西摩尔就在北京城外——事实上，西摩尔正拖着他的伤员一步一步地沿着50英里以外的北河顺流而下。的确，根据前一天晚上从英国公使馆看到的探照灯灯光，他或许当天就能到达。

因此，使节们的第一反应是对他们在天津和大沽的同胞表示愤慨，在这些人的鲁莽行动中，他们看到的只是对自己生命肆无忌惮的危害。窦纳乐爵士于6月20日写给英国驻天津领事卡勒斯的一封信（但显然此信并未寄出）表达了他的愤怒和不安。窦纳乐爵士相当不合理地认为，这位驻天津的高级领事“要对很多事情负责。……我们写信给总理衙门说，整个事情是不可理解的，¹¹ 关于战争行为，我们才是政府的代表，而领事机构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对救援部队现在何处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是否有任何救援部队。”愤怒之意跃然纸上；在被删去的两段文字中，第一段给出了公使们回复对总理衙门的一个误导性解释，它的措辞温和，没有提到战争行为以及在天津的领事机构。¹²

外交团一直坐到深夜，与此同时最令人不安的传言在使馆区里回荡，大多数人都相信（正如其中一位所说），“如果留下意味着可能遭到屠杀，那么离开这里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在西班牙公使馆中，冯.克林德男爵强烈主张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但以法国和美国公使为首的绥靖派则建议接受这份最后通牒。正如莫里循之后在《泰晤士报》上暗示的那样，毕盛不应该这样做，他的法定地位是中国基督教传教士的保护人，却主张这样的行动，不管这样的行动对外国人如何有利，都可能涉及将几千中国教民（更不用说樊国良主教和北堂里所收容的人）的命运置于注定难以形容的境地。

不清楚绥靖派的观点是如何说服了大多数公使的（他们最终做到了）。会议开始之前，窦纳乐爵士收到了罗伯特.赫德爵士的一封信，他写道，“偶尔感到有点沮丧，但我不赞成投降，可是当我想到那些妇女和儿童，我苦苦思索，究竟哪种方式最能确保她们的安全。”很可能正是这样的言辞，压倒了冯.克林德的暴躁。

不管怎么说，在午夜前不久，一份由外交团团长签署的表示顺从的答复，穿过洒满月光的残破街道，被送到了总理衙门。复信对总理衙门的照会表示惊讶，并且对大沽究竟发生了什么，表示完全不知情。信件接着写道：“外交公使们只能接受总理衙门的决定和要求，准备离开北京。然而，要在短短24小时内安排出发，实际上¹³是不可能的。”外交团向总理衙门询问沿途的保护措施、运输工具和给养，并要求“总理衙门的一些大臣”沿途陪同。他们要求在第二天上午9点面见庆亲王和端郡王。¹⁴

经过6个小时的商议，当外交团的成员从西班牙公使馆出来时，人们早已经上床睡觉了。虽然有谣言作预兆，他们的决定还是在那些身处异国他乡的人们心中引起了惊恐和怨愤。要把外国人迁出北京，需要一大串大车，至少有一英里长。如果对方背信弃义，区区500名卫兵和武装志愿者如何确保他们免遭清朝军队的“护送”呢？如果朝廷想保持自己的清白，它只需要指示护卫军官，在义和团发动攻击时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就行了。远征部队尚且不能从天津开到北京；一支庞大而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大篷车队要完成此次逆旅，会有怎样的前景呢？而且那些教民怎么办？

受到上述因素以及其它考虑的影响，抗议委员会组织了起来，人们要求与公使对话，并在很短的时间里书写了大量的信件。在拥挤的美国公使馆里，这些活动尤其活跃。康格先生——在莫里循看来，“这是他永远的耻辱”——下令筹集100辆马车；女人们“正在整理可随身携带的少量手提行李，纠结于在小包里装一件暖和的外套，以便在这趟前往海边的前途未卜的旅程中保护自己，还是要带上六件鲜亮的衬衫。……看起来我们就像是第二天早上出发去送死一样。”¹⁵

在较为宁静的英国公使馆里，人们没有收拾行李，因为大家认为中国坚持要给公使们发放通行证¹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窦纳乐爵士的一位客人在她的日记中写道，“窦纳乐爵士说他无意挪动哪怕是一步。”¹⁷ 但莫里循在强烈地告诫了这位英国公使后，发现他对撤离的态度其实是在“摇摆不定”。这位《泰晤士报》的记者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回到家时，我简直无法面对我的仆人。” 第二天早上，当康格先生问他感觉如何。“身为白人，我感到羞耻，”莫里循愤然答道。

外交团一早就重新开会。毕盛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份要在早上7点送交的照会，其中公使们要求与占领炮台的海军将领取得联系；他们的想法似乎是，只要救援部队抵达，外交官们就能展开斡旋，把炮台交还给中国。这个文件本来可能已经起草、翻译、发送并被对方接收了；但是外交团直到上午9点才开会，而且大家似乎都没有关注此事。

他们在法国公使馆会面，唯一的理由是，法国公使馆比西班牙公使馆更方便一些；一直到9点半11个焦虑而疲惫的人才姗姗来迟，其中一个人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一小时。他们要求9点钟到总理衙门去。他们只是在半夜时分才提出的这个要求，而在中国的官场，夜间是从来不办公的。但是最后通牒还有7个小时就要到期，公使们很不耐烦了，没有答复在他们看来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他们该怎么办？窦纳乐爵士在9月4日给外交部常务副国务卿伯蒂先生的一封密信中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作了最全面的叙述。

“由于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多数公使建议我们等着，直到他们派人来，因为去总理衙门坐等王爷是不体面的。但是冯.克林德——是，或者不如说曾经是，一个非常易怒和易冲动的人——立马用拳头砸着桌子说，‘我去等，就是等上一整夜，我也要去，一直等到他们出来。’”

对此， （也许是因为外交团本能地反对任何成员单独行动，这在外交团中是根深蒂固的）俄国公使提议，他们应该在武装护送下集体到总理衙门去。

“冯.克林德回答说：‘没有危险；昨天和前天我都派了我的译员出去，他没有受到骚扰。’”（他的译员是德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是一个名叫科德斯的汉学家。）

“那干嘛不现在就派他去呢？”德-吉尔建议道。“好主意，”冯.克林德说。“我想我会的。”会议结束。但是这位德国公使却改变了主意。

当冯.克林德男爵和科德斯先生动身前往一英里外毫无威仪的总理衙门时，公使馆周围伤痕累累的街道上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他们坐着轿子，轿顶是猩红色和绿色的，这低于他们的官阶，两名身穿制服骑着马的侍从一起陪同着。这位德国公使抽着雪茄，还准备了一本书，以便打发会客室里那不可避免的漫长等待。他在中国多次见识过这样的服务。由5名全副武装的水兵组成的护卫队正在待命，但冯.克林德不要他们跟随。有人说，他看上去“像是去野餐。”

德国公使克林德爵士

　　一刻钟过去了。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一个骑兵抽打着他的小马，嘴里不知喊着什么，他冲过使馆街，穿过脆弱的街垒，闯进德国公使馆的院内。他带来的噩耗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冯.克林德被谋杀了。

半小时后，科德斯先生自己爬进了哈德门附近的美国卫理公会教堂，刚跨进门槛就昏了过去。他的两条腿都中了枪，但不知为何竟躲过了追杀。后来他立即向莫里循叙述了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离（哈德门街）左边的巡捕房很近。我看着一辆马车载着几个长矛手从公使的轿子前经过，突然，我看到的场景让我的心跳都停止了。公使的轿子就在我前面三步远。我看见一名旗兵，显然是满族人，身穿军服，头戴清军帽子，有补子和蓝色的羽毛。他走上前去，把步枪举到离轿子窗口一码的地方，对准公使的头部开火了。我惊恐地大喊道： ‘别开枪！’就在枪声响起的同时，轿子被扔掉了。我一跃而起。下半身中了一枪。其他人也向我开火。我看见公使的轿子站立着，但是没有动静。”在描述了他的逃跑之后，他总结道： “我确信，刺杀德国公使是一场蓄意策划的、有预谋的谋杀，是遵照清朝高级官员的命令，由一名八旗士兵执行的。”¹⁸

某些证据表明，在朝廷的一些狡诈的衷告里，冯.克林德之死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被确定了。6月14日，《北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外交公使中的一位已被谋杀，两天后，几个欧洲国家首都的媒体也发表了类似的报导，这一次则明确指出德国公使是遇害者。¹⁹ 毫无疑问，正如史密斯所写的那样， “他的蛮横举止在当时尤其令中国人憎恶”；根据科德斯的说法，德国公使馆持有的文件表明，参与了排外活动的北京九门提督可能与这起犯罪有关。

6个月后，杀害冯.克林德的凶手被德军逮捕，并在他行刺的地方被斩首了。 他名叫恩海，是京师步军中的一个下士，不可能不觉得他是一个相当不幸的爱管闲事的巡逻兵，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申明，“他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这有助于复仇事业；受害者的一块怀表为典当行业内的一名日本间谍提供了破案的进一步线索。

恩海向一小群同情他的人发表了演说，然后他的辫子被抓住，他的脖子被刽子手的帮手拉长。 “我不过是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他说。“否则，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干嘛要冒险去杀死德国公使这样一位地位显赫的要人呢？我的长官们为任何一个死杀公使的人悬赏70两的奖金而且还能晋升，我同意这么做。我履行了约定，但我只拿到了40块钱，还没有升职，因为我在北京等待晋升，这才被逮捕了。”直到砍刀落下来的那一刻，他还在喋喋不休地咒骂着“傻X王爷”。

中国政府在谋杀现场建造了一座白色大理石牌楼式的赎罪纪念碑，但是在1917年，当中国加入了对抗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牌楼就被拆除了。一位研究北京风景的学者写道，“即使在此之前，它就已经被拆了，路人仍然可以（用中文、德文和拉丁文）读到冯.克林德男爵是如何被杀害的，这座纪念碑作为一个教学实物的实际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倘若有人问自己的车夫，那座纪念碑是为谁修建的，他几乎肯定会回答说，那座牌楼是为了纪念那位杀死德国公使的中国人而修建的。”²⁰

尽管每个人都对冯.克林德的死讯深感震惊，但此事为他的同事们澄清了一个问题。让大家感到宽慰的是，一切出走的念头都打消了。过了不久，从总理衙门送来一封有点幸灾乐祸的虚伪信件，信中没有提到谋杀事件，却遗憾地说，公使们要求去总理衙门举行会晤，是不安全的。 实际的措辞是，“担心外国代表们在从公使馆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可能会引起恐慌，这将使王公大臣们感到遗憾。”为前往天津需要进行适当准备的要求得到了同意；信中含糊地说，“时间可以延长，以便进行进一步磋商。”

后来，一份更加令人愤怒的信件送到了德国公使馆（一支由15名水兵组成的巡逻队出去寻回公使的尸体，但被击退了）。 信中说两个坐着轿子的德国人向总理衙门附近的人群开枪；人群进行了报复，杀死了其中一人。王公大臣们想知道这个人的身份。没有给予回复。

当谋杀案被广为人知时，离4点钟的最后通牒时限只剩下5个小时了。此时，一股狂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迟来的浪潮席卷了使馆区。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人员照料着卫理公会教会从与世隔绝的驻地向公使馆的撤离，有76名美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包括126名女学生在内的一长串教民，他们携带着能够携带的个人物品和给养被引进使馆区。在这个拥挤的社区里增加这么大的一个额外负担，不容易也不能很快被吸收；在一片焦躁不安的气氛中，传教士们最终在英国公使馆的小教堂里安顿了下来。

这个公使馆是最大的，而且因为它不受内城城墙的威胁，所以有利于进行火力指挥，且最不容易立即受到攻击。在防御计划中，它起到一个中央堡垒的角色，非战斗人员和物资将集中在这里，其它公使馆的守军如果被逐出阵地，也会撤到这里来。

6月20日下午，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聚集到这里，总共大约有900人；除了查莫特夫妇，他们留在了酒店，在北京的整个外国社区，因许多传教士的到来而膨胀起来，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大致三英亩的院子里，还有一大群矮种马和骡子，一小群绵羊和一头牛。总数大约是60只。

随着炎热的下午慢慢地向决定命运的时刻挨近，史密斯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 “数不清的大车装载着各种各样的家具源源不断地抵达。一群群苦力在宽阔的通道里挣扎着，那些想进去的人流不断地和那些想出来扛东西的人流纠缠在一起。整个公使馆闹得底朝天，重新绘制分布，各个独立的建筑被划分出不同的国籍。这是俄国人的房子，那是法国人的房子，还有三分之一归帝国海关职员使用。宽敞的前厅开始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尤其是食品箱子和酒箱子，因为这里是为数众多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其他人的总部，他们受雇于已经毁灭了的卢汉铁路。马厩里挤满了挪威人。后面的阁楼被‘预留’了下来，并被分成了几摊。在一个角落里，两个人代表着留下来的香港汇丰银行，而另一个角落里，几名军官尽可能地把这里布置成他们的指挥所，而《泰晤士报》的记者则心满意足地躺在地板上的一个床垫里，旁边堆着他的图书馆藏书，他因在自己房子被毁之前获救感到高兴。”

“这个地方，”另一个传教士写道，“看起来就像是在一个刚刚驶离码头的远洋班轮的甲板上，只是规模更大，要在混乱中恢复秩序，不能依靠知道所有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的、训练有素的水兵，而是依靠每一位乘客自己。”

在其它公使馆，警戒哨兵正在加固临时工事，补充消防桶，或者用望远镜扫视屋顶。在刺耳的喇叭声中，董福祥的一支骑兵队，裹着黑头巾，挥舞着旗帜，在一片尘土中驰过奥地利公使馆，向皇城而去。据美国和德国在内城城墙上的哨位报告，在哈德门城楼周围有小规模的军事调动。但是没有明显的战争预兆。

快到4点的时候，一群人聚集在英国公使官邸前的草坪上，学生译员们在那里布置了一个高尔夫轻打球场，准备在强制禁闭期间使用。他们手里拿着怀表。还有5分钟…… 还有4分钟 （这让他们想起了牛津大学的八人划船竞赛周）…… 还有3分钟……两分钟……

猛烈的炮火在东面奥国公使馆的方向突然爆发。并立即遭到了回击。

斯特劳茨上尉指挥着皇家海军陆战队轻装步兵的公使馆卫队，他当时也在草坪上的人群里。一个中士走到他面前敬礼。

“开火了，” 他提高了嗓门，好让自己的声音压过枪炮声，“已经开火了，长官。”斯特劳茨上尉向他还礼。 “谢谢你，墨菲中士，”他说。围城开始了。突然之间大家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

注：
¹ 窦纳乐的私人文件
²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京式马车上都盖着一顶深蓝色的布罩，从外面看不见车里的人。
³ 莫理循（《泰晤士报》，1900年10月13日）
⁴ 在这里，我关注了切斯特.谭所写的材料，1952年由中国政府出版的《当代方言资源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御前会议的审议，没有单一的权威描述；但是（谭写道）虽然“不同的版本相差甚远，但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还是一致的。”这是现在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的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说法。
⁵ 从俄国公使写给窦纳乐爵士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总理衙门找到他，要求他派一名工作人员陪同两名特使。他没有理睬这个要求，但是德-吉尔评论道：“这让我有理由相信援军部队不会离得太远。”（窦纳乐的私人文件）
⁶ 赫林中士，被中国人称为“新兵”，因为20年前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的公使馆卫队的，他是一个小暴君，他对中国人动辄谩骂，从而加强了他对公使馆户外工作人员的统治。
⁷ 除其它来源外，参见尼杰尔·奥利芬特的《一本关于北京围城的日记》。
⁸ 窦纳乐的私人文件
⁹ 同上
¹⁰ 据说他有爱尔兰血统。
¹¹ 在下面的段落中，斜体字是原文的一部分，但显然在稍后被删除了。
¹² 但是窦纳乐爵士的信表明他没有误读这份最后通牒（这是我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说的，他们要屠杀我们），在信的结尾他说：“我完全预计，4点钟过后不久他们将向我们开火，当英国国旗升起，我们把破烂家当送往邮局……如果邮递员接受了，请给他100块钱。”
¹³ 物质：“物理上”可能更好的解释，但译者的头脑里却有更多的想法考虑。
¹⁴ 自从10天前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主官以来，端郡王一直没有拜访使节，因此——从技术上来说——使节们还没有认识他。按照外交规则，这里有一个细微点需要注意，他的名字排列在被他取代的那个人的名字之后；但北京方面已不再遵守外交规则了，这一精明的安排是否能取得效果，令人怀疑。
¹⁵ 玛丽.胡克
¹⁶ 莫理循（《泰晤士报》，1900年10月13日
¹⁷ 图尔斯斯夫人日记
¹⁸ 《泰晤士报》1900年10月13日
¹⁹ 《泰晤士报》1900年6月17日。史密斯后来指出，“这种非同寻常的罪行在实际发生的4天之前就通过电报传遍了世界各地，而实际发生时却有一段时间不为人知，这种情况很少见。”这篇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一阵外交骚动。
²⁰ 瓦尔：《最后一位皇后》。在围城期间，几首令人难忘的诗中，有一位不知名的上海居民写的几句就是很好的例子：
赶快！赶快！冷漠在我们同事的眉头；
我们所爱的人躺在血泊中，被卑微地屠杀；
凶手们却围在我们墙边尖叫，
克林德倒下的血让他们迷醉！

第 八 章

围 困

　　这些洋人犹如釜中游鱼。

——皇太后在1900年6月21日对端郡王如是说

　　第一次交火还没有开始，奥地利公使馆的人就在守军的指挥下，撤到了法国公使馆街垒的后面。对于这次撤退，人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并非没有道理，这使得街对面的海关大楼变得难以防守，从而使整个东北部地区的防御工事都落入了中国人之手；但是，从附图上可以看出，奥地利人的阵地是孤立的，从长远来看，维持阵地的代价可能超过了它的价值。

这个阵地丢失之后，随着尘埃落下，紧接着在英国公使馆以北的御河桥上发生了一件噩梦般的事件。在御河的东边，高墙包围着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园林，里面是肃亲王的府邸 （或豪宅）；此时这里住有2,000名天主教难民。他们在此避难，是一个名叫休伯蒂.詹姆斯的人在征得了该房屋主人同意后安排的，詹姆斯是帝国大学[翰林院，以下同]的一位教授，行为古怪但是古道热肠，曾是莫里循救援工作的主要帮手之一。

正如莫理循所说，詹姆斯“似乎对中国人有一种盲目的迷信。”当看到他从王府里出来，跑到桥上，而此桥在中国人的控制下，英国公使馆的观察哨感到非常震惊。他被近距离射击，似乎被击中了，然后被3个骑兵砍倒并拖走了。人们认为，他差不多是被直接杀死了；但根据源自中国方面的消息，他当时只是受伤了，后来他遭受了酷刑折磨，直到3天后才被斩首。¹ 他的头颅被悬挂在一个城门上；“脸上的表情极其恐怖，”景善是如此记录的。

这是没有希望的开始；要不是他们对西摩尔心存幻想——仍然是“几乎按小时的期待”——当他们清点自己的资源时，这些被围困的外国人很可能已经感到绝望了。

公使馆卫队的总兵力是20名军官和389名士兵。这些人来自8个国家，队伍的组成如下：

军官 士兵

英国 3 79

俄国² 2 79

美国 3 53

德国 1 51

法国³ 2 45

奥地利⁴ 7 30

意大利³ 1 28

日本 1 24

此外还有两类武装志愿者。第一类——75人，其中32人来自日本——由退伍军人或退役水兵组成，他们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第二类则较为参差不齐，人数有50人。他们在英国公使馆执行守卫任务，被称为“菜刀队，”武器包括从他们的厨房刀具到其它各种武器， “从象步枪到配有大奖赛照片的燧发猎枪。他们当中最有军事经验的人（莫理循接着说）也就是曾经在圣詹姆斯公园目睹过英国皇家军队的阅兵仪式。无论对于朋友还是对于敌人来说，他们都同样令人生畏。”

这些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一接到通知就下了船，然后被送到了北京，他们的弹药严重短缺。日本兵每人只有100发子弹；供应最好的队伍每人有300发。因为每个国家使用的步枪都不一样，所以无法建立共同的弹药储备。

守军拥有4门轻型火炮。 他们出发时是带了5门大炮的，但最重的一门俄国野战炮，因为疏忽被丢在了天津火车站，却只带来了炮弹。 这些武器中最好的是意大利的一磅炮，有120发炮弹。美国人有一挺柯尔特重机枪，带25,000发子弹，奥地利人有一挺马克沁机枪，英国人有一挺诺登费尔特5管机枪，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连打4发子弹就会有卡壳。工具、消防设备和医疗用品都很短缺。

然而，在其它一些重要的方面，使馆区却出奇的富裕。在英国公使馆院内，有5口甜水井和2口苦水井；虽然在干旱爆发之前，在理论上水是定量配给的，但这一点从来没有引起过严重的焦虑。从使馆街上一家废弃的粮食店里找到了近200吨小麦和大量的稻米、玉米和其它粮食。春季赛马大会刚刚在5月初举行，马厩里全是矮种小马；大约有150匹，还有几头骡子，这确保了新鲜肉类的供应。在周边中国人的住宅中还发现了足够数量的牲口饲料。

外交官们没有为他们未曾预见到的情况做任何准备。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传教士声称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当需要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段内养活3,000多人时，并没有遇到重大困难，至少在几个星期内没有遇到。

两个偏远的公使馆——比利时和荷兰——在围城的第一天就被放弃了，并被中国人烧毁。但是，他们对主要阵地的进攻，虽然频繁而猛烈，却没有击中要害。被围困的人们都认为，如果围城早一点实施，那么防御工事会被攻破，因为在初期，主要是用倒扣过来的中式马车来充当街垒的。几乎没有射击孔，没有沙袋，没有战壕，——没有在院落内逐渐形成的甲壳式防御工事、护坡和坑道所组成的网络。在6月21日成立的众多委员会中（大多数是由精力充沛的美国传教士担任领导，窦纳乐爵士写道，“英国公使馆的舒适和相对安全主要归功于他们的组织能力”），最重要的是防御工事委员会。它的负责人盖姆威尔先生在成为传教士之前曾是一名工程师；大概被围困的人们最欠他的情份了。

不管怎样，他们还算是安然度过了第一个白天和漫长而嘈杂的夜晚。在人满为患的英国公使馆里，非战斗人员安顿了下来，他们正在适应拥挤的住所、陌生的邻居、不完善的卫生设施、子弹飞过头顶的呼啸声和恐惧的气氛。然后，6月22日上午9点，突然出现了恐慌。意、奥、法、德、日、俄、美等国的部队都放弃了他们自己的阵地，慌慌张张地退到了英国公使馆。莫理循写道，“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溃逃。”四分之三的防御工事已无人守卫。

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奥地利赞塔号巡洋舰的舰长冯.托曼。虽然他只是作为一个观光客来到北京，但他发现自己在被围困的公使馆中是级别最高的军官，并因此在头一天担任了守军的最高指挥官。快到9点的时候，据莫理循说，“一个不负责任的美国人”告诉他，美国公使馆已经撤走了。他没有去核实这一毫无根据的报告，就命令御河街以东的所有部队撤退到英国公使馆去。美国人从内城城墙上看到了这一调动，于是也加入了撤退，还带着俄国人一起撤走了。没有发生交火，中国人虽然烧毁了意大利公使馆，占领了海关街一处废弃的街垒，但他们却无缘无故地浪费了这次的大好机会。

使馆区防御图

　　各国公使分别命令他们的部队返回自己阵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此时都住宿于英国公使馆内，阵地被重新占领。冯.托曼舰长被解除了指挥权（他后来阵亡了），在俄国、法国和意大利公使们的要求下——美国和日本后来也附议了这一要求——窦纳乐爵士接管了防御指挥的职责。他年轻时曾在高地轻装步兵团服役，在非洲参加过几次小规模的战役。

他们急需一个总司令；自从危机开始，每个人都这么说。早在6月7日法国部队的指挥官达西上尉，就对使用多种语言的军事会议感到厌烦，许多基本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尽管斯特劳茨上尉很努力，他是一个机智的典范，冯.毕罗先生（德国的临时代办）也是一样，他能流利地讲4种语言，努力让每个人都坚持到底。”

既然战斗已经开始，就迫切需要某种中央集权。各委员会和各派遣队指挥官之间已经发生了争执； “我禁止你使用哪怕一滴水，”供水委员会主席严厉地对业余消防队长说。⁵ 对工具、砖块、木材和苦力的竞争没有得到控制。在前线，几乎没有军官知道他们负责的战线是从哪里到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友邻部队的阵地延伸到哪里。存在着许多混乱和重复劳动。

很少有哪个总司令会像窦纳乐爵士那样，通过协议授权这种奇怪的方式来行使其权力。就他拥有的法律地位而言，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虽然不是外交团中的元老，但却是派兵驻守北京的各国公使中资历最深的。不过，他对各国部队没有直接管辖权，只能通过给有关公使提出书面请求的形式向他们的军官传达命令。

其中的一些书面请求以及回复被保存了下来。潦草的字迹写在肮脏的碎纸片上，与正式华丽的法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东西再现了当时真实的瞬间。例如，很容易推断出7月13日对德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天。冯.毕罗的笔记留下了坚定而清晰的字迹；他的要求是合理和明确的；即使急得发疯，他们的信件总是以“请接受，先生。 公使， 我向你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等这样的词语作为结束。在窦纳乐爵士的战地通信中，他给人的印象最酷，也最适应战争。⁶

但在7月13日的某一紧急时刻，他没有时间讲究细节了。他甚至用铅笔在一张名片上写信：

信件只有寥寥几个字：“后援要快。受到严重攻击.”

一旦参战，总司令通常只能通过使用预备队来影响战局。可是窦纳乐爵士没有预备队；但是他经常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借来一小拨人，把他们送到处境最困难的公使馆去帮忙。这是一项困难的、招人讨厌又极其重要的任务——从6月27日的往来信件中就可以判断其困难程度。

俄国公使两次要求英国撤掉一些沙袋路障，这些路障挡在他们向英国公使馆撤退的路线上。窦纳乐爵士回答说，他正受到来自北边的猛烈攻击，因此腾不出人手来执行这项任务。事实上，“我可能需要你和康格先生帮忙击退这次进攻，所以请准备好一些人手。”康格尔先生的答复是：“我们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每个人都投入了战斗。”下午2点30分，窦纳乐爵士又再次写信：“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肃王府，这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希望你能指派尽可能多的人。”俄国公使表示服从：“我把最后10个人派给你，但是一旦你不再需要了，就必须立即把他们还给我。”

总的来说，窦纳乐爵士的同事们显然对他的判断很有信心，他在运用自己不稳定的权力时，很有技巧而且很明智。休利特是一名年轻的学生翻译，在整个围城过程中充当他的助手。一天晚上，休利特在日记中写道，这位英国公使“机智开朗，知道哪些阵地实际上受到的威胁最大。”这是别人做不到的。虽然必须考虑到作者的个人忠诚度，但这一正面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使用了斜体字）也被其它材料所证实。

要避免所有的摩擦是人力所不可及的。 德-吉尔先生的一份未注明日期的便笺，让人们想起了一些已经被遗忘的军事上的小题大做，并提醒我们那是多么一点儿的事儿：

公使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您给一个护理兵发一支步枪，就能把他变成一名士兵，或者给一个骑兵配一只骑兵卡宾枪，就抵得上两个拿着刺刀的经过步兵训练的水兵。尽管如此，如果您能把您曾好心答应过的，给我的那15个人，连同苦力和焚烧中国人房屋所需的一切东西都送过来，我将不胜感激。……刚刚送来一个头部受伤的水兵；我还剩下57人。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吉尔

又及：又有一人受伤，还剩56人。

交战双方都没曾预料到围攻会持续很久。这些外国人的脑子里牢牢记着，救援部队正在路上，随时都可能到达。中国人知道得更清楚，但他们没有足够合理地预料到，这些可鄙的蛮夷竟能在压倒性优势和强大火力下坚持超过一两天。6月23日，皇太后向御前会议发出以下命令：

“董福祥应尽快完成现在所做的事，如此方可腾出军队，派往天津布防。”

这里用来表达干工作的文字（事）非常模糊和不严谨。谭先生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上谕“如果不用几句话来解释其性质，至少会具体说明这个事情。”

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北京的外国社团早就被消灭了。大屠杀的事实不可能无限期地保密，但也没有理由让人知道全部情况。这个上谕中使用的冷酷委婉的措辞暴露出一种谨慎的焦虑，即朝廷不愿留下参与攻击公使馆的书面证据。

这一天（6月23日）对于被围困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天。前一天晚上，中国人放火焚烧了紧邻英国公使馆东南角上的一片本地人的房屋。接着是一片混乱的景象。两辆古老的小型消防车中较大的那辆抛锚了。大部分的皮桶漏水或没有把手。在蒙古市场的屋顶上，中国人向大火的边缘密集而随意扫射。经历了很大的困难，火势才被控制住。

英国公使馆的北面是翰林院，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大殿和庭院供奉着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公使馆的外墙距翰林院的外墙只有一臂多宽，在有些地方，她华丽的木制屋檐从空中伸到了公使馆院内。如果中国人想要烧死他们的受害者，这里是最利于发起行动的地方。然而，在外交官中间，有人察觉到了这个危险；但人们认为，中国人对学问、对传统和对建筑美学的尊崇，会阻止他们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去危害这座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图书馆藏最丰富的建筑。

第二天早晨，刮起了北风，外交官的判断又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人开始放火焚烧翰林院，从一个院落到另一个院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董福祥的穆斯林士兵们从上风处的窗户透过烟雾疯狂地射击，古老的房屋像火绒一样燃烧着，轰鸣声掩盖了枪声。

英国人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们在自己的院墙上凿开一个洞，这样他们就可以到达距翰林院最近的回廊。皇家海军陆战队员们蜂拥而至，业余消防队员紧随其后。在他们身后，公使们的家眷、传教士、孩子们以及中国教民组成了长长的队伍，他们使用了从汤盆到尿盆的各种容器，维持着不稳定的供水。

一些纵火者被击毙，但那些建筑却变成了废墟，周围的古树像火把一样燃烧着。看起来英国公使馆在劫难逃了，而它的安全关乎着整个使馆区的防御。但是在最后一刻，风向忽然转向了西北，最危险的时刻就这样过去了。

消防队员拆毁了距离最近的翰林院大殿。下一个是图书馆。关于其中那些不可替代的藏书，没有完整的记录保存下来，但这其中包括了明朝第二位皇帝委托编纂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这是1407年由2,000多名学者组成的团队完成的，这一惊人的著作体现了“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古典、历史、哲学和文学作品，内容涉及到天文学、地理学、神学、医学、佛教、道教和艺术。”它由2.3万多册图书组成。《永乐大典》从未付诸印刷，它的另一套抄本在16世纪的一场大火中已被烧毁了。

一些未损坏的书籍和手稿被汉学家们或多或少地胡乱抢救出来一些。 一些保存着古代遗迹的手工木雕进入了英国公使馆；它们被海军陆战队拿去，用来遮挡射击孔，或被孩子们拿去建造微型工事，“义和团”是孩子们此时唯一的时尚游戏。

翰林院和原本经过几个世纪辛苦积累的宝藏，在几个小时内就灰飞烟灭了。如果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中发生这样恣意而又决绝的破坏行为，即使作为一种报复，也是难以原谅的。历史上还没有类似的文化自杀的先例。

这期间，有人试图焚烧其它公使馆；但是都没有得逞。这种攻击方法呈现了收效递减的规律；没过多久，被围困公使馆的周边，所有建筑物都化为了灰烬，此后，虽然有时会有火把和纵火者燃放的火箭引发小火情，但大规模火灾的危险已经减弱了。

炮火的威胁更为严重，但转瞬即逝。6月22日，（按照当时的说法）两门9磅克虏伯大炮开始“玩起来”了，它们从前门被烧毁的城楼上向美国和俄国公使馆轰击；射程约为1000码，而且打得很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除了那门配有120发炮弹的意大利炮之外，守军没有任何武器可以让中国炮位哑火。谁也不知道敌人还会动用多少大炮；所有有战争经验的人都意识到，如果中国调来哪怕他们大量火炮中的一小部分，临时工事肯定会顷刻报销，公使馆也将必定失守。

加强防御工事的努力在加倍进行。他们为非战斗人员挖了防弹壕——潮湿的战壕用横梁和泥土覆盖着，不久之后，即使是胆小的人也不愿钻进去了。但最迫切需要的是沙袋，伴随着缝纫机的哗哗作响，女士们在工作着。 她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布料——窦纳乐夫人最好的窗帘，肃王妃精致的绸缎，旧裤子的裤腿——这使防御工事变得既五颜六色又很坚固。 一些军事专家认定沙袋必须是不显眼的，经过不成功的实验，虽然女士们已经深深震惊于把自己价值12块钱的高档面料里装上泥土，然后用它们去挡子弹，但她们还是不愿意往那些美丽的布料上面涂抹煤灰，或者是把她们闺房里的东西用在胸墙工事上，这很不协调。她们制作了数千个沙袋；最快的人工每4分钟就能做一个。

结果是，中国人较少使用大炮，这成了围城的众多谜团中的一个；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6月24日是猛烈攻击的一天，常常还伴有纵火。守军的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加，但他们的组织也在不断改进，而且还缴获了步枪和弹药。在这一天中还发动了3次英勇的出击。一支由德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小部队沿着内城城墙大举进攻，将他们当面的敌人几乎逼到了前门；这使得美国人，在一位传教士和一群教民的帮助下，能够在城墙顶上竖起一道街垒。德国人在他们那段城墙上建造了一个互为犄角的防御工事，这两个阵地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堡垒，它们迫使中国人放弃了那里的指挥据点，该据点距离使馆的防御阵地如此之近，几乎能向防御者吐口水。

第二次出击是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发起的，他们冲进了迷宫一样燃烧着的房屋里，以减轻英国防御工事所承受的巨大压力。队长哈利德受了重伤，但这次突袭是成功的，仅在一所房屋里就打死了34名中国人。哈利德由于在这次行动中的英勇表现，被授予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第3次出击中，由日本武官柴巴上校指挥的混编部队掌握了肃王府区域内的重要情况。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战斗持续激烈地进行着，直到下午4点，皇宫里响起了号角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号角和军号的回应声。排枪射击立即停止了。偶尔有几声零星的枪声在这里或那里响起，然后就消失了。寂静无声。中国士兵从工事后面爬起来，在阳光下慢慢地走了。这在被围困的人群中引发了疯狂的猜测。

美国公使康格

　　英国公使馆马厩屋顶上的一个哨位报告，北桥上，也就是休伯蒂.詹姆斯在第一天被砍倒的地方，出现了异常活动；看起来像是在展示某种标语牌。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人赶忙来到这个观察点，很快，汉学家们就借助望远镜翻译了写在一块巨大白板上的18个黑色大字。

这是一个告示。上面写着：

钦奉懿旨，保护使署，即刻休战。照会送御河桥。

人们很快就制作了一块布告板，上面写着，告示知悉，照会将会接收。一个中国人自愿承担了[送信]任务。他头戴一顶官帽，手里拿着一面小白旗，迟疑地迈步出发，大家在热切地注视着他，他们想说服自己，这是一个诡计，并不意味着他们得到了赦免。

当送信者走近那座桥时，桥上的士兵喊道：“他过来了！他过来了！”这是一种诙谐的叫喊，但是声音很大。可是这位可怜的信使却失去了勇气，他把布告板面朝下扔在地上，急忙奔回英国公使馆。任凭谁也不能说服他再次出去了。

虽然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并且利用这一间歇期加固了街垒工事，但几乎每个人心里都相信围城已经结束了。人们普遍认为，突然的停火肯定是由于救援部队即将抵达；使节们并不知道， 西摩尔此时正被困在70英里外的西沽军火库里。大家都非常兴奋，急切地等待着北御河桥的照会送达。

与此同时，一些守军小心翼翼地对敌方阵地进行了参观。从翰林院的废墟上，其中一人凝望着100码外皇城粉红色的墙壁，上面铺着黄色琉璃瓦。

“现在，太阳斜射的光线照在皇城上。在宫殿大门外，成群的满汉士兵——步兵、骑兵和炮兵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巨大群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在如此粗野的环境中有如此耀眼的光芒。有各种颜色的短衫和军服；绣着黑龙的血红色裤子；一些人手里握着巨大的双手剑；一些人手持弓箭，董福祥的甘肃骑兵也夹杂在其中，他们肩上挎着最新式的卡宾枪。绣着黑、白、红色鸢尾的蓝旗和黄旗，有三角形的，也有正方形的，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董福祥指挥的甘肃士兵很容易从那些样貌温和的京旗兵中辨认出来。经过多年的阳光锤炼，这些人的皮肤晒得像巧克力一样黑，体格强健，肌肉发达，他们渴望成为杀死我们的屠夫，他们的外表显示出，如果让他们闯进来，我们会有多么可怜。北京各旗的士兵似乎都聚集在那里，朴素的镶边上衣显示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旗营；但是人群里没有义和团的踪迹。”⁷

黄昏降临。从马厩屋顶看去，北桥的轮廓变得模糊起来，然后消失了。信件没有送来。

但在公使馆里，人们的期望仍然高涨。日本人报告说，他们看到远处有火箭；前一天晚上，英国公使馆里的一个人以为他听到了来自西边某处的炮声。当许多人还在激烈的争论和猜测时，午夜时分，四面八方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枪炮声。大屠杀的企图再次开始了。

为什么停火中断了呢？一些被围困者将这一短暂的平静视为一个诡计，其目的是让守军失去警惕，以提高夜间协同攻击的预期；另一些人则反对这样的解释，认为如此低级的策略远低于中国人的诡道标准。所有人都从该事件中看到明确的证据，实施包围的部队受到有效的统一指挥，随时都可能撤走。

景善对皇城中导致突然停火的事件做了详细记述。那天清晨，皇上和皇太后尚未起床的时候，端郡王和其他朝廷要员带领一个义和团拳匪，冲进了宁寿宫，他们大声呼叫，说皇上是洋人的朋友。皇太后在盛怒之下出来了。她站在台阶上怒视着暴民，措辞严厉地斥责他们，王公们被罚俸一年，那个随同前来的拳匪被当场斩首。她对忤逆深恶痛绝，于是授权步军统领荣禄下令停火，与被围困者开启谈判。直到晚上9点，景善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整整3个小时，一枪没开。”但是那天晚上，来自天津的电报（虚假地）报告了对洋人作战取得了胜利。于是，皇太后又改变了主意，重新下定决心对洋人要“食其肉，寝其皮”；就这样，战斗再次爆发。

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相的全部，但也没有特别的理由断然否定它。当然，那天发生了一些事情，给了荣禄一个机会，去中止他非常不赞同的行动。⁸ 两周后，他在给南方总督的电报中，亲自提到了这一事件。但他没有说明，是什么样奇怪的政策促成了停火，他认为短暂停火的中断，是因为被围困的人[对于停火]“不仅不在乎，而且还开了枪。”

因此，在查阅中国的资料时，历史学家常常会对同一事件留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唯一可证实的说法又显然是不真实的。

注：
¹ 《景善日记》， 戴文达翻译。布兰德和巴克豪斯出版社的《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广泛采信了这本日记。这本日记现在被认为是可疑的。但是，尽管这本书的作者——不管他是谁——在介绍最高层宫廷阴谋方面是不可靠的，不过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事件细节的真实性，这些细节已经在别处得到了部分证实。
² 包括7名驻公使馆的哥萨克兵。
³ 法军和意军还分别派出1名军官和30名士兵以及1名军官和11名士兵去保卫北堂。
⁴ 包括两名见习船员。
⁵ 莫理循日记
⁶ 冯.毕罗是仅有的两名不愿到英国公使馆寻求庇护而宁愿和自己的士兵们待在一起的外交官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奥地利的临时代办冯.罗索恩，他和他的妻子住在法国公使馆附近的查莫特旅馆里，那里有一部分是由奥地利水兵守卫的。无论是否如一两条消息所暗示的那样，冯.罗索恩夫妇在与英国外交官发生争吵后愤然离开了英国公使馆，他们在整个围城过程中都表现得很勇敢。冯.罗索恩夫人的脸和手都被严重烧伤了。
⁷ 帕特南.威尔。
⁸ 荣禄对围城的态度将在第十五章中进行分析。

第 九 章

十 万 火 急！

　　我们正在书写一页历史。

——莫理循日记，1900年6月27日

　　全世界都对中国华北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在6月份的头两周，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报清楚地表明，一些奇怪和不祥的事件正在发生。几个月来，公使们一直抱怨着中国的不妥协态度，报告着那些反洋教事件在一些不起眼的、甚至其地名十分拗口、难以发音的地方爆发，并且转发着那些冗长隐晦的上谕副本，他们认为这些上谕非常重要，但是经过两个月的邮寄，当欧洲收到这些上谕时，已不再能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情况了。可以说，没有哪位公使能让他的政府为一场非同寻常的危机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颂扬维多利亚女王的睿智，她在研究了窦纳乐爵士发来的两封远非危言耸听的信件后，于6月6日，从巴尔莫勒尔城堡给索尔兹伯里勋爵发去了一封密码电报：“形势看起来非常严峻。相信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无动于衷。”¹

6月13日当与中国首都的电报连线被最终切断时，灾难的预兆尚未聚集到北京。3天前，西摩尔通知海军部，为了回应英国公使的紧急呼吁，“我将立即带着现有可用的人员登陆；”在那之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在内地的进展情况通过英国驻天津领事卡勒斯先生的简要信息记录了下来。然后他也像公使馆一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紧接着，天津的通讯也被切断了。6月21日，布鲁斯海军上将从大沽湾向海军部发报；“总司令（西摩尔）已经7天没有消息了，天津5天没有消息了。”当天晚些时候，瓦茨趁夜色骑马来到海边，带来了有关天津的第一手情报，他还报告了另一个信息：

“急需增援部队。伤亡惨重。弹药供应不足……没有增援部队可派。”

此时，大沽炮台已被攻陷，各大国就是否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一事进行了非正式的、装模作样的交换意见。一致的意见是此时尚未进入战争状态，因为虽然是炮台首先开了火，但他们的开火并没有得到其上级的命令。²

6月21日，中国人发表了一份宣言，而不是正式的宣战；但是，他们派往敌对国家的公使们接到命令，要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而随后的上谕在措辞上徘徊于挑衅与和解之间。例如，一个日期为6月29日的上谕中包含了这样一段话：“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

在任何社会中，一个人的消失都会激起人们的关注，引发猜测。在一周之内，1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和一支2,000人的国际救援部队神秘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全世界肯定会感到强烈的关注和焦虑。在《泰晤士报》头条新闻的重要位置上，布尔战争让位给了中国北方的事件，其他国家的报纸也给予了类似的关注。

谣言比比皆是。起初，人们倾向于抱有希望。6月20日和21日，不断有报导说西摩尔已经到达北京。一周后，据说在柏林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海军上将的电报，电报中透露冯.克林德已抵达天津的消息。一个不断出现的谣言（不知怎么搞的，在公使馆中也流传开来）说，大批俄国军队正从北边向北京进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谣言越来越令人沮丧。“准备听最坏的消息吧，”7月7日路透社在上海的一篇报道这样奉劝道。而据《泰晤士报》驻罗马记者报导，前一天北京发生了大屠杀，这在意大利全国引起了一阵“痛苦的昏迷。”

6月底，在天津方面的救援下，西摩尔遭受打击的远征队在西沽军火库得到了恢复；这使情况更加清晰起来，但对北京来说，并不是更有希望了。说的委婉些，西摩尔的经历已经证明， 你在中国身着军礼服参加活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联军从低估中国的军事实力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倾向于高估救援所需的兵力，而西摩尔未能完成此项任务。

人们普遍认为西摩尔带来的希望很渺茫，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如果他不把自己绑在火车上，他似乎没有理由不能开进北京。如果外交官们能够更早地向他提出救援请求，而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与皇太后的集体会见和其它华而不实的事情上，他成功的几率也许会大大提高。

但是，即使像他那样在6月10日出发，他也可以用帆船或马车，或两者兼用作为运输工具，在一个星期内走完80英里，赶到北京。这样他就能在攻陷大沽炮台之前到达，而攻占炮台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清朝帝国军队的干预。他确实要冒着与董福祥的军队或北京城外其它官军作战的风险；但不论怎样，他却冒险使用了铁路。

义和团没能阻止西摩尔；却拦下了他的火车。虽然他们没有烈性炸药，不过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因为这支救援队被绑在了火车上，在第一天走了30英里之后，它的速度慢了下来，然后停了下来，最终又折返了回去，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对一支纪律严明、自成一体的步兵部队来说，义和团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即使是清朝官军，[联军]只要得到允许，也能证明这一点。西摩尔的任务未能完成，并不是因为他只有2,000人，而是因为没有其它的交通工具，而他选择了最现成的。不能责备他这样做。水兵们前往北京的任务很紧迫。即使他们已经配备了马匹、货车、挽具、驮鞍、帆船和苦力（他们没有陆路作战所需的这些必需品），他们还是会使用铁路。几小时之内就能把他们送到北京。他们没有预见到这条路会变成一条两头都堵的死胡同。³

6月29日，第一次，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后一次，公使馆的真实通信被送到了外面的世界。信件是由一位中国信使带到天津的。 一封是罗伯特.赫德爵士于6月24日发出的。上面写着： “外国社团被围困在使馆区。处境绝望。十万火急！！”第二封日期为25日，是一名传教士写的，其中报告了德国公使被谋杀，这是曾经被如此频繁和如此奇怪的谣言所预示的事件。

罗伯特爵士写信给（他以为是）北京城外的某一支援军的指挥官，告诉他们“十万火急”，此信写得好。此时在联军中，⁴ 一种无能为力的情绪占了上风。军队、枪支和军用物资（但只有很少的马匹）被零星地运到了天津；但是那里的外国侨民区仍然处于松散但危险的包围之中。妇女和伤员都被送到了大沽，事情比以前容易多了。但是，即使敌人的据点被清除，炮台被肃清，仍然有那座古老的“本土”城市天津需要去对付。它就在侨民区的西北方，除非它的坚固城墙被攻陷，否则就不可能向北京进军。

旅顺港的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于6月底抵达。 布鲁斯海军上将在7月1日与这位杰出的新来者进行了“长谈”后，向海军部发出一份电报，下面的摘录有助于了解联军在中国北方的军事战略：“他（阿列克谢耶夫）同意我的观点，我们所能够期待的所有救援部队，包括俄国和日本，大约只有20,000人，这个数字只够我们驻守基地的…….但不可能向天津以外推进。”“如狼似虎”这个形容列强的诨号如今已经不适用了。

列强们要在其国内召集远征军，但中国的华北距离遥远；以足够的部队及时赶到那里，营救公使馆，这样的前景似乎是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在征得了俄国的同意后，与日本政府进行了接触，提出迅速派遣一支强大的救援部队的要求，英国愿为此承担经济责任。日本是国际舞台上的新人，他们对联合行动表达了谨慎的倾向，尽管他们保持着稳定的救援力量，但却未能迅速向[中国]大陆派出援军。

与此同时，驻各国首都的中国使节们还在不时表态，保证[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将受到一体保护。而作为回应，各国通常会威胁说，如果外国人受到任何伤害，将对北京当局进行报复。6月29日，驻天津的领事机构一致提出一个向大清朝廷施加压力的巧妙方法；他们建议，“应通知中国政府，如果外国公使被冒犯，欧洲军队将摧毁清朝的皇陵。”

这一建议得到了恺撒皇帝的强烈赞扬，但在外交部却受到了冷遇，他们指出，据他们所知，满洲的皇陵在盛京。要想摧毁它们，必须从陆路进行一次200英里的强大远征。此外，“乍一看，这样的威胁似乎也不大可能对叛乱的士兵或暴民产生任何影响。”

整个7月的上半月，世界媒体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一系列令人震惊但未经证实的关乎公使馆命运的报道，其中大多是来自于上海的中国消息来源；但报纸也刊登了（尽管在非显著的位置）中国官员吁请人们不必担心的声明，以及以皇帝的名义向维多利亚女王、沙皇和日本天皇发出的呼吁，请求他们进行斡旋，帮助解决中国的麻烦。这份7月3日发出的呼吁没有提及公使馆在当天受到了特别猛烈的攻击。

直到7月16日，《每日邮报》驻上海特约记者的一篇快讯彻底扑灭了人们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以“北京的大屠杀”为题的这篇报道证实并放大了目前疯传的最恐怖谣言。报道援引中国权威的消息来源，冷静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辅以大量详细的细节。人们满怀愤怒、悲伤和恐惧，把它当作事实接受了。

该记者描述了在7月6日至7日的那个晚上，中国人是如何升起炮口，有条不紊地摧毁防御工事，在此之前，英勇的守军一直在进行着成功的抵抗。激战进行了一整夜。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者被击退。但最终，欧洲人耗尽了弹药。7日清晨，他们在英国公使馆集合，进行了最后的抵抗，结果，他们被碾压了。每个活着离开的人都“以一种最残暴的方式被置于刀剑下。”

这个报道被认为是权威版本。 《每日邮报》上刊登了一幅令人痛心的图画，一些报纸在后面附加了恐怖的说明。这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了，男人们在自杀之前枪杀了妇女和儿童。⁵

整个故事一直持续到7月底。 《泰晤士报》在它发生的第二天写道，“假装怀疑这个可怕的事实是愚蠢的，没有男子汉的气概。”全世界都在叫喊着要报仇。德皇凯撒在检阅一支即将从不来梅港登船出发的德国派遣军时， 告诫士兵们绝不要姑息。“就像1,000年前的匈奴在阿提拉的领导下，赢得了声誉，他们因此仍然保持着这个历史传统；所以你们要以这样一种方式让德国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使中国人从此不敢再蔑视德国。”欧洲没有忘记这一独具特色的演讲；德国人要感谢他们的末代皇帝，因为他鼓励了他们的敌人或批评者，把他们称为匈奴。

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准备为大屠杀遇难者举行追思会。据一家报纸报道，“在对《圣经.诗篇》的选择上，特别注意到，要避免选择那些似乎具有复仇精神的诗篇。”但是到7月23日，当追思会就要如期举行时，人们开始怀疑《每日邮报》报导的真实性了。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康格先生发来的一份简短的密码电报；上面说“我们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已有一个月了。只有快速救援才能阻止大规模屠杀。”这封电报的真实性并非完全不容置疑，而且发报的确切日期也不确定；但华盛顿认为这是真实的。圣保罗教堂的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圣保罗大教堂悼念仪式的入场券

　　报纸编辑也是人。很自然，他们在处理一份备选稿件时，应该指出，稿件中所详细描述的，而且大篇幅抨击的事件，很可能根本没有发生。编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似乎对悲剧情有独钟，也不愿对好消息做无罪推定。8月初，当在北京的公使们向各自国家的首都发出电报，表明被围困的人实际上并没有遭到屠杀时，各家报纸都带着一丝难为情的惊讶把这个福音传递给了读者。 《观察家报》写道：“本周欧洲大为吃惊，”然后又相当敷衍了事地补充了一句，“也松了一口气”。

《每日邮报》的匿名特约记者，因被认为是故意误导读者而遭到了猛烈抨击。科迪尔写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作剧作者（阴险的闹剧家）的名字，他用大量令人震惊的细节来修饰他虚构的故事，使欧洲和美国陷入绝望。”但事实上，他的报告中没有“令人震惊的细节”。它所讲述的故事只是一个放大的，据称是权威的版本，早前来自中国，几名记者在没有弄清楚其真实性的情况下就发了电报。在这篇报导发稿的10天前，索尔兹伯里勋爵曾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不可能夸大其惨状，”而且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它。

尽管是完全虚构的，但《每日邮报》对公使馆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描述远比他们实际发生的事情更有可能发生。这不是“捏造”，而是重现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故事。它之所以耸人听闻，只是因为它把一个丑陋的谣言变成了不可逃避的真相。当后来遭到抗议时，《每日邮报》的编辑向《泰晤士报》提交了一份文本证据档案， 《泰晤士报》的编辑由此得出结论，“这些文件证明《每日邮报》发表这篇报道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⁶

《每日邮报》的档案没有说明其在上海的特约记者的身份。但是1900年10月20日，莫理循在北京给《泰晤士报》的经理莫伯利.贝尔写了一封信，⁷ 对他[《每日邮报》的上海记者]的职业生涯做了概括，值得完整地摘抄下来；这幅流氓肖像提醒我们，至少有些到中国来的游客，让中国的仇外情绪有了充分的理由。

“我看到《泰晤士报》在为《每日邮报》洗白，证明他们善意地刊登了那封从上海发来的、给许多家庭带来痛苦的可耻电报。我知道，发电报的人是F.W.萨特利。这个人是费城基恩.萨特利商社有限公司的经理，1896年1月该公司倒闭之后，他通过伪造的证书将仓库里的同一批羊毛倒卖了3次，然后将收益转移到了天津W.F.西尔维斯特的名下。在天津，他与英国籍的奥地利犹太人路易斯.斯皮策尔结成了伙伴关系。斯皮策尔曾因持有被盗物品而与英国警方产生纠纷。这两个人在天津以泰勒 &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贝克的人，又名帕克，又名泰勒，他是一个仓库管理员，他伪造的证书让萨特利在1896年1月实施了诈骗。

“在美西战争爆发时，在这两个流氓中又加入了第三个人，一个犹太人，名叫路易斯.伦纳德.埃特泽尔，他可能是路易斯.斯皮策尔的兄弟，他来到香港和马尼拉，是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贸易，向菲律宾叛乱分子出售武器。有一次，该公司在广州装载了一艘满载武器的船只，然后把它们运到菲律宾群岛。他们宣誓声明：武器是运到新加坡的，并向广州海关专员德鲁先生缴纳了15,000美元的保证金，他们将在6周之内制作一个美国驻新加坡领事的证明书，证明货物已经运抵新加坡，否则他们的保证金就会被没收。驻新加坡的领事普拉特收了他们的钱，卷入了向叛乱份子走私武器的活动，而叛乱份子正在与他[普拉特领事]所代表的政府作战。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揭穿了，普拉特被撤了职。西尔维斯特根本拿不出货物已在新加坡卸船的证明，因此他的保证金被没收了。他竟厚颜无耻地对‘德鲁Vs希尔维斯特’一案提出质疑。他承认他和德鲁先生签了合同，但他争辩说合同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他输了官司，此后一直以萨特利的身份住在上海的礼查饭店，并担任了《每日邮报》的委托记者。……你会发现《每日邮报》在任命他们的通讯记者方面，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封7月16日的流氓报道，在它发表后的两周期间，对联军在华北的战略产生了影响。

注：
¹ 3天后，索尔兹伯里发出了一封类似的电报，指出“在我看来，目前最大的危险是俄国，而不是中国。”
² 这是一种误解。当地指挥官于6月13日接到北京的命令，要求他们对武力进行抵抗。
³ 1834年，英国护卫舰伊莫金号和安德洛玛切号攻占了珠江口附近的博格要塞[虎门炮台]，而中国对这两艘护卫舰采取的压制手段，与西摩尔的火车被逼停有相似之处。他们使用拦阻船、木桩和索缆封锁了航道的水面和水下，使“这两艘军舰失去了威力。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船员也无法向广州开进。”（莫里斯·科利斯：《外国泥沼》。）
⁴ 在对中国或多或少采取一致行动的各列强国家，从技术意义上讲，并不是盟友。我用这个词来表示8个国家派出了正规军参与对公使馆的防御和营救，但避免需要部署一支[类似盟军这样的]同义的临时军队，从而造成混乱。
⁵ 这种夸张的曲解，几乎可以肯定是对报纸上关于天津围城报道的呼应，在那里，“命令男人们在最后一刻射杀妇女和儿童”（布朗等人）。至于是否真有这样的安排，则无从得知。在许多没有防卫能力的使团驻地，当侨民们遇到，或知道他们将遇到，残酷且往往难逃一死的情况时，似乎从未考虑过这样的安排。欧洲妇女在被杀死之前遭受凌辱的传说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而且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那些大脚、长鼻子、白皮肤的蛮夷女性，对于中国男性来说几乎没有吸引力。
⁶ 泰晤士报》1900年8月20日
⁷ 泰晤士报》档案。

第 十 章

磨 难

　　所有的孩子都是衣衫褴褛，面色惨白。黛西今晚也受伤了，但伤势不很严重。她当时正在院子里走着，突然一颗炮弹在她头顶上空爆炸，一块碎片击中了她的脚踝，造成了很大的伤痛。……子弹雨点似地落在我们房间外的墙壁上，就像密集的冰雹或者像是五人游戏比赛。

——摘自图尔斯夫人的日记

　　围城是一次考验。在公使馆里，气氛异常恐怖和压抑。如果是在城墙上或要塞的堡垒上，被围困的人至少还可以眺望地平线，凝视自由，从远处的山峦和田野获得一些慰藉。他们牢房般的小屋也会有一扇窗户。当他们俯视敌人的时候，他们可以幻想着有一天早晨，忽然看到围攻的军队拆除了帐篷，由于不可思议的原因，正在穿过平原离去。

对于公使馆来说，连这些虽然很小但却很重要的精神补偿也得不到。包围着他们的灰色城市永远也不会离开。除了内城城墙上的哨位之外，他们看不见小屋的外面。四面八方的屋顶和树梢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往往看不到一百码远；他们的阵地被北面和南面40英尺高的城墙包围着。 每一次出击都不可能越过几码远的地方，进入包围着他们的迷宫般的窄巷和小屋；甚至没有一个无人区，在有关围城的记事中没有一次提到过侦察，理由很充分，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精神寄托微乎其微。

在6月25日莫名其妙的短暂停火之后，中国人攻击的强度和力度都增加了；据估计，仅在一个晚上，他们的步枪手就向公使馆发射了20万发子弹。守军的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到了7月3日，海军派遣队在两周的战斗中已经阵亡了38人，重伤55人——几乎占他们总兵力的四分之一。20名军官中有5人战死或住院。所有人员都已疲惫不堪。

在仍未丢失的公使馆中，法国公使馆最为暴露。但周边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德国和美国公使馆后面的内城城墙和肃王府，肃王府是一座占地14英亩的园林，里面点缀着宫殿、亭榭、马厩、仆人房、花园和假山。这是一条又长又别扭的战线；如果从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就会让敌人进入防区的中心，切断英国公使馆与其它地方的联系。

内城城墙跟马路一样宽——有人说，“宽得足可容下四辆马车并排疾驰。”从公使馆出发，只有两条弯曲的坡道可以上去，坡道暴露在炮火之下，没有遮蔽物。东边有一座高大的城楼，它矗立于哈德门城门之上，西边与之相对的是前门上面的一座被烧掉的城楼废墟。德国和美国的阵地是横跨整个城墙的防御工事；距离最近的中国工事，在几码远的地方与他们对峙着。这些哨所通常在夜间撤哨，它们既不便于堑壕战，又有平地作战的危险。

人们痛恨这些工事。在围城的最初几天里，美国人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们的工事位置很差，难以防守。6月25日，康格先生向窦纳乐爵士提出，必须放弃这个阵地。窦纳乐爵士阻止了他；允许中国人不受限制地使用这段城墙将是致命的，因为[敌人]将会从上面俯射防御工事。德国和美国的哨所（俄国人为后者配置了人员）得到了英国公使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增援；但在城墙上执行务仍然是不受待见的。指挥美国特遣队的迈尔斯上尉给康格先生写了一张未注明日期的信笺，上面歪七扭八的铅笔字迹报告说，“守在这里肯定是缓慢的死亡。水兵们都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只是在等待着处决时刻的来临。”¹

7月1日，德军的哨所受到了惊吓，哨所里的哨兵被赶下了城墙；美国人看到他们的背后受到威胁，便急忙也撤退了。在英国公使馆举行了一场紧张的作战会议之后，迈尔斯上尉率领14名美国人、10名俄国人和10名英国人返回城墙，重新占领了美国阵地的工事，而中国人却莫名其妙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德军的哨所再也没有被收复，但7月3日，在康格先生和斯奎尔先生提议进行的一次突击行动中，夺取了中国人占领的一个堡垒，从而扩大并极大地加强了守军在城墙上并不稳固的地位。

这次突击行动由迈尔斯上尉率领，他在突击过程中被一支长矛绊倒，腿部严重受伤。15个美国人，15个俄国人和26个英国人在黑暗中聚集在美国工事的后面。据一位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苏格兰灰骑兵队年轻的前军官说，战斗开始时的气氛很悲观。“迈尔斯上尉发表了讲话，讲话很有意思，这完全不同于英国军官在类似情况下会说的话。他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孤注一掷了，他自己也曾建议不要这样做，但是命令已经下达，我们必须执行，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人。最后，他说，如果有人不想干，那他最好现在就说出来，然后离开。有一个人说他胳膊酸痛，然后就下去了——我很高兴地说，这人不是我们国家的。”²

过了一会儿，他们爬过工事，冲了上去。在黑暗和大雨中，经过混战，攻占了堡垒，20或30个中国人被打死，缴获了许多步枪和弹药。这是守军在围城期间进行的最重要的进攻行动，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这场搏斗比其它任何战斗都更能决定我们的命运。”

战后的肃王府

　　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肃王府中，日本人是防守的支柱和大脑。他们得到了意大利人的支援（虽然不是很靠谱），还得到了来自英国公使馆年轻志愿者的支持，这些志愿者大多是海关工作人员或学生翻译。

他们[日本人]是从天津来的最小的一支派遣队，只有一名军官和24名水兵；它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就是百分之百的伤亡率，因为有些人不止一次受伤。除了水兵，还有32名武装志愿者，大部分是退役军人；在肃王府中一些体格健壮的中国教民得到了缴获的步枪，在平静的间歇期充当哨兵，使日益疲惫的守军得到些许休息。但总的来说，这支部队的规模很小，不足以维持一条漫长而脆弱的战线。

日本人由他们的武官柴巴上校指挥，他是所有国家中最能干、最有经验的军官。他受到了普遍的喜爱和尊敬，日本人作为典范出现在北京，而当时欧洲人和美国人很少与日本人打交道。每个人都钦佩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可靠以及他们的欢乐，在围城的大量记录中，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批评，掩饰或其它负面报道的国家。³

在内城城墙上，人们总是小心翼翼。气氛紧张不安，没有安全感，令人不快。这是一个恐慌曾光顾过的地方，而且恐慌也可能会再次光顾。而同样危险的肃王府却流露出自信，近乎平静。6月27日，在行动初期，窦纳乐爵士收到了柴巴上校的这张便笺：

　亲爱的先生，

他们快要把肃王府的墙推倒了。当他们进来的时候，我要把他们揍扁。您能否派些援军随送信人一起过来？

王府的院墙被攻破了。董福祥的穆斯林教徒涌进了一个内院，在这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逃出去之前被砍倒了。柴巴上校真有一种专业气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退却，从一道复杂的防线撤退到下一道防线，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每一道防线上的步枪手也越来越少。经过23天的战斗，到7月13日，王府的四分之三已落入中国人的手中；然而，柴巴的智谋和士兵们的顽强创造了这样的传奇，使得这个区域的形势，无论多么险恶，总是在控制之中。

在被围困的区域内，生活条件日益恶化。驻守在俄、法、德、日、美公使馆内外防御工事里的士兵们羡慕英国驻地的相对安全，妇女和儿童都集中在那里；但是在它3英亩的土地上，有500名欧洲人，350名中国人和大约200只有蹄类动物挤在里面，并没有展现出让前线会自动联想到的后方基地的那种罪恶的奢侈。

人满为患。荷兰公使睡在一个橱柜里，而放橱柜的那间小屋分配给了俄国公使及其51名工作人员和家属。 法国公使馆人员居住在一间类似的房间内，而外交团中的西班牙元老则把自己的床垫铺在这间房屋的门口。在窦纳乐夫人的餐厅里，每次都有40个人坐在那儿吃饭。传教士、皇家海军陆战队、比利时铁路工程师、海关官员、教授、女侍、男仆和整个中国女子学校——所有的人都必须找地方安顿下来，并且好歹能吃上饭。做饭是一个问题，由于所有执勤人员的工作时间不规律，做饭的困难也增加了。只好临时搭起厨房。“公使馆剧场前的假山多处被挖空，用来安放大锅，在锅里煮马肉，由一群穿着印花棉布围裙的（中国）厨师负责料理。”

人们的主食是马肉和米饭，用香槟酒送下肚去，在因贝克和可鲁夫两家商店里有许多香槟酒。这两家商店还有大量的烟草。波莉.康迪特.史密斯注意到，“即使是一些女性，主要是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在以不断的吸烟来缓解自己。”

他们抽烟是为了[刺激]鼻孔，而不是为了[刺激]神经。即便在最好的时期，北京也是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尤其是在夏天。在公使馆内部，卫生和污水处理的问题此时是无法解决的。在他们外面的废墟中，攻击者的尸体腐烂了。晚上，枪声平息后，可以听到狗，有时是猪，在骚扰这些尸体。恶臭令人发指。许多人只有白天穿的衣服。士兵们几乎从不脱衣。干旱持续的时候，没有人洗澡。

6月的最后一天突降暴雨。大雨从弹痕累累的瓦片上倾泻而下，淹没了战壕和掩体，冲毁了脆弱的沙袋。这场雨让守军很伤心，他们估计这将阻碍他们意念中的救援部队的前进。大雨之后，已经很热的天气变得更加炎热；在阴凉处气温升到110[华氏]度。孩子们变得憔悴多病。俄中道胜银行行长波科蒂洛夫处在比较幸福的时期，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神秘形象，成了东方命运的仲裁者，他养了一头奶牛，这是唯一的一头奶牛；不过它吃的草料很少，所以产奶量也很少。在一个理论上不会被子弹击中的角落里，聚集在树荫下的一群摇篮车显得倍加凄凉。有6名欧洲儿童死亡。其中一个婴儿被取名为赛吉[意为：围城]。

每个人的品性都被定义下来。积极分子和逃避者，抱怨者和乐观主义者，勇士和懦夫——在如此近的距离和如此严峻的压力下，谁也掩饰不了自己的本性。公使们受到批评，原因是，尽管他们大多数都很健全且相对年轻，但除了窦纳乐爵士外，没有一个人积极参与防御作战；人们觉得，既然是公使们的犹豫不决和缺乏远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大家所处的混乱局面，那么他们至少可以装填一两个沙袋吧。 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美国同胞形容她 “总是沉着、友善，”）是一位宽容慷慨的见证者，她对公使们的言行举止做了描述：

“意大利公使⁴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坐在榻椅上和他的妻子聊天，她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法国公使毕盛先生神经兮兮的，不停地走来走去，逢人就说：‘情况非常严重；今晚我们都得死。’俄国公使德-吉尔先生总是在自己的公使馆和英国公使馆之间来回奔走，一副公使的模样。美国公使康格不停地踱步。可怜的西班牙公使科尔根先生病得很重。荷兰公使诺贝尔先生表示他愿意去当哨兵，但同时又说他不会开枪射击，而且很近视。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现在是总司令，他真诚地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在他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大多数公使馆非常嫉妒他的大院子处于中央位置而且是最优秀的大本营，以至于他们肆无忌惮地无视他发布的所有命令。”

毕盛先生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清晰，也最不讨人喜欢。尽管他在自己的国家（他后来3次担任外交部长）被称为“北京英雄”，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他是个胆小鬼。莫里循在《泰晤士报》上明确地暗示了这一点，他在私人通信中表达的更为直率；他向莫伯利.贝尔这样形容道：“一个怯懦的狗杂种。”他在日记中引用了毕盛先生的一个同胞的判断：“他只会尿裤子。”这位法国公使不断发表戏剧性的、危言耸听且毫无根据的声明：“我们要离开法国公使馆！”“有东西在燃烧！ 我们迷路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在一封信中说他是“这个地方的笑料，” 另一个人在日记中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懦夫。”在毕盛自己出版的围城日记中，他讲述了他每天“在枪林弹雨中”视察法国公使馆的经历；但他似乎很少在英勇防御的关键时刻出现在那里，而当他出现时，也总是急着赶回英国公使馆去寻求增援。也许他对围城作战的主要贡献就是为人们提供了喜剧性的调济。

法国公使毕盛（左）和达西上尉在法国公使馆

　　在美国公使馆中，最杰出的人物是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一位美国传教士认为，“假如斯奎尔先生是公使的话，我们就不会落到现在这种可怕的境地。” 斯奎尔斯是一个精力充沛、善于谋略的人，当皇家海军轻步兵团的斯特劳茨上尉阵亡后，他就成了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在进入外交部门之前，他曾在美国骑兵部队当过15年的正规军官。

然而，斯奎尔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并不受欢迎。他们宁可接受平民的指挥，尽管不那么体面，不管他是以康格先生的名义还是以窦纳乐爵士的名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他们很不高兴——因为海军陆战队和陆军之间的不和由来已久——由一个退役骑兵来指挥他们，这个骑兵还提醒他们的军官们，不要忘记，如果他继续当兵，他就是他们的前辈。毫无疑问，双方都有缺点；但是，虽然双方关系冷淡，却没有发生严重的摩擦， 斯奎尔斯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也在为作战提供服务，他在围城期间获得了人们的信任。

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斯奎尔斯

　　同样，埃德温.康格也是如此。这位缺乏想象力的内战老兵即使只是“四处走走”，至少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康格太太给人的印象更为积极。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了一个满是妇女和儿童的房间，并射穿了一个婴儿床，距婴儿头顶只有一英寸。婴儿的母亲还有另外5个小孩，她把子弹捡起来，大伙转移到了对面的一个房间里。 康格太太当时也在场，“她简洁的举止引人注目，而且她还是[马克吐温笔下的]艾迪夫人的忠实拥趸。她诚恳地向我们保证说，给我们带来麻烦与不和谐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这个时代。她坚持认为，虽然有一种战争般的敌意，但那实际上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进一步说，她向我们保证没有子弹进入房间；这也是由于我们接受了错误的认识，才使我们误以为是这样的。”⁵

还有一次，在一次特别猛烈的夜间袭击时，她发现波莉.康迪特.史密斯“躺在我的床垫上，甚至没有开始穿衣服，我想院子里一半的女人都认为这是最后一场战斗的开始。她用一种很悲悯的口吻说：‘你愿意在末日来临的时候让人看见你赤身裸体吗？’我的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在我被屠杀时，是穿那件搭在椅背上的粉红色丝绸睡衣，还是穿高尔夫裙和宽松短衫，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我告诉她，我的经历让我得出结论，因为在攻击中，我穿上衣服也绝对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所以我要待在床上，除非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就穿上睡衣，在脖子上戴一条粉红色的蝴蝶结丝带，等待着对我的屠杀。”

围城期间，几乎所有的女士都表现得令人钦佩；甚至有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认为自己中毒了，她也尽最大努力保持着理智：“夫人，我只要求马上回到法国去。”人们怀疑是康格太太的气质帮助她们保持了坚定而乐观的举止，尽管是间接的。在英国公使馆这个堡垒般的贫民窟里，大多数居民只是熟悉攻击他们的中国人发出的粗野的“鼓噪声”。据粗略估计，在北京的外国人中，有90%的人从未亲眼见过义和团。在围城的头4个星期里，只有驻扎在外围防御工事的海军陆战队员、水兵和志愿者见过接替义和团执行剿灭任务的清朝军队。

史密斯小姐

　　在街垒的另一边，情况也差不多。被围困的人认为中国人是有着人类外形的恶魔——很虚弱还有点可笑的恶魔；的确，他们应该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大炮，如何用步枪瞄准，以及如何协同作战并坚持攻击。但他们毕竟是恶魔：残忍、狡猾和而且人数众多。

不过事实上，这些恶魔都是年轻、单纯、无知、和不情愿的士兵，他们的薪水低，训练差，领导无能。不需要告诉他们说，外国人是可恶的，必须得铲除。无需诱导，他们就会大喊“杀呀！杀呀！”，就会放火烧毁别人的财产，就会用步枪朝着蛮夷的大致方向开火（甚至在其住所附近向夜空中他们认为的鬼神开火），直到枪管烫得端不住为止。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见过那种令人厌恶却又敬畏的敌人。好奇心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

贪婪也是如此。有人开始悬赏洋人的人头了。1860年时就有过这样的事。那一年的9月6日，颁布了一项悬赏令，据说其灵感来自于当年的那位嫔妃，而40年后她成了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一个黑蛮的头，赏50两（在英法远征军内有印度军队），而一个白种洋人的头，赏100两。1900年的规定是：一个外国男人，赏50两，一个外国女人40两，一个洋孩子30两；这一次，他们要抓活的；不过在天津缴获的文件显示，当局曾慷慨地为死洋人的头付钱。一份中国报纸的报道（应当以极保守的态度来看待这篇报道，但它暗示了这种激励措施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外国人很难捕获，所以许多高鼻子和深眼窝的中国人都被义和团砍了头。” 该报告接着指出，由于运来的人头太多，以至于这种血腥钱的悬赏后来被撤消了。⁶

当一名年轻的俄国人，醉醺醺地喝着从一家商店里抢来的酒，冲出警戒线，跌跌撞撞地走向一处中国工事时，他被近距离射杀了，抢夺尸体的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个过程中，有11名中国人被狙击手击毙。在夜幕的掩护下，这具俄国人的尸体最终被拖进了敌方工事，这是围城中第3具也是最后一具落入中国人手中的洋人尸体。

在这个拥挤的舞台上，那些倏忽而过的次要角色中，最令人厌恶的也许是一位名叫诺斯特加德的挪威传教士，他疯掉了。⁷ 当7月3日凌晨3点，海军陆战队员们集合，准备沿着内城城墙进行殊死突击时，这个疯子出现在他们中间，他身穿一件黑色长袍，头戴一顶大礼帽，“做着各种手势，开始为正义哭喊。他说，有人一直在说他的坏话，毁坏他的好名声。越多的人试图安抚他，他就越兴奋。他叫喊，他怒吼，他呼吁奥斯卡国王和整个挪威王室为他平反。什么也不能使他安静下来；最后，他被堵上了嘴，带走了，他在窒息中挣扎着。”这是一次重要军事行动的离奇前奏。

诺斯特加德被关在马厩里，在那儿不时地嚎叫。后来有一天，他逃了出去，进入了中国人的防线。中国人对这个疯子怀有敬畏之心，传教士受到了体贴的对待。他被带到荣禄的指挥部，在那里对他的私人文件进行了检查；其中包括一封写给俄国公使的信，信中诺斯加德因他不雅地暴露自己的身体而向吉尔夫人表示道歉。4天后，当他被送回公使馆时，他承认自己坦率地回答了许多被问到的问题。他不仅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守军的兵力、防御工事的情况以及被炮火损坏的情况都告诉了围攻者，而且还提醒他们注意，他们的步枪兵必须瞄得低一点，因为大部分子弹都是从头顶飞过，并未造成伤害。所有人立即意识到（或者认为他们意识到了）中国人的枪法有了提高，并强烈地要求把诺斯特加德当作叛徒枪毙掉；但是最后，冷静的劝告占了上风，在围城期间，这个疯狂的传道者被重新送回了马厩。

国际医院设在英国公使馆的档案室。在围城过程中，共收治了125名重伤员（其中17人不治身亡），1名受重伤的妇女和40名病人——主要是肠炎和痢疾患者——其中有2人死亡。

那是个可怕的地方。幸运的是，德国外科医生维尔德博士和英国公使馆的常驻医生普尔博士不仅忠于职守，而且医术精湛。他们得到了来自皇家海军奥兰多号舰上医务室的一名服务生以及一名业余护理员的得力协助，端庄的德-吉尔夫人出乎意料地成为了重要的新兵；另一方面，普尔医生发现，毕盛夫人却是一个大麻烦。

他们的资源少得可怜。医院里只有4张小铁床和7张行军床；大多数伤病员躺在地板上，躺在用稻草填塞的床垫上，这些稻草以前是酒瓶的包装物。在最初的两三个星期后，伤病员的人数从未低于60人。抗菌药很少，几乎没有麻醉剂，也没有X光设备。最后只有一只温度计（它属于守寡的冯.克林德男爵夫人）完好无损。装着锯末和煤面子的口袋也被用作了医用敷料。

窗户被沙袋堵住，阳光照射在低矮拥挤的房屋上，高温给伤员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没有合适的蚊帐，而且苍蝇成灾。它们比印度集市上围着糖果摊的苍蝇更大胆，也更无所不在（有一位病人被感染了）。晚上，每当重炮响起，它们就会腾空而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吵醒病人。食物是马肉，有时以瘦的皮包骨的羊肉作为调济，直到所有的羊都被吃光，这种食物很单调，不适合病人吃；但是中国厨师在食材允许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多才多艺，包括喜鹊和麻雀在内的“野味”被视为一种特别的美味佳肴。

虽然某些非战斗人员有很多空闲时间，但被包围的人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在基鲁夫的商店被洗劫后（店主是同意的，他认为商店迟早会落入中国人之手），大量的留声机和音乐盒为这里增添了几乎永无休止的喧嚣。每天晚上，美国传教士们便聚集在小教堂的门外，大约有80人住在那里，他们唱着 《行军穿越佐治亚》，《离你更近，我的上帝》，《环尾浣熊》以及其它歌曲。有时，一位曾是职业歌剧演员的俄罗斯绝色美女也会唱上一段咏叹调，歌声像鸟鸣一样划过夜空。一等秘书考克伯恩先生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为一些人提供了慰藉。其中包括几本关于印度兵变的书和勒克瑙救灾的记述非常受欢迎；而《坎伯尔的命运》则较少有人研究。

火线后面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枯燥，却是单调乏味的。谣言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能让人保持希望，帮助人们消磨时间。这些谣言对于被围困者的士气所具有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估也不过分，因为其中没有一个谣言是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人们构想了围墙之外的一个梦幻世界，复仇的队伍正不可阻挡地向北京推进，而大清朝廷正准备仓皇逃走。在围墙之内，人们为没完没了而又引人入胜的辩论准备了议题， 在辩论中，他们熟练地对偶发事件和以前的案例进行详细讨论，但是却没有人费心地指出，就在3天之前，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曾进行做过一次完全不同的假设。可以说，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公使馆都是靠这些谣言活着的。

远处的枪炮声、火箭和探照灯光激励了许多人。关于这些现象的报道往往令人信服， 窦纳乐爵士甚至把这些事情制成告示贴在钟楼上。这座钟楼是1887年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修建的，它曾经矗立在——现在仍然矗立在——英国公使馆大门附近的空地上。上面贴着命令、公告、失物招领启示、买卖广告和《京报》的译文。钟楼是一个露天的私事告示栏，除了作为一个敲钟集会的地方外，它在平静时期成了一个社交中心，一个供人们交流小道消息，讨论时事的地方。

窦纳乐公使书写的字条：

“除非用来观察或射击，否则射击孔决不能打开。在洞口最窄处

放一小块砖头，就足以防止敌人的子弹穿过洞口击中行人。”

　　7月2日，人们欣喜地读到一则窦纳乐爵士亲笔书写的告示，说在东南25或30英里处有一道探照灯光。探照灯并没有引出什么来，尽管有几个人看见了好几次；这个充满希望的光芒可能是由一座中国人的高炉开关炉门造成的。但是5天后，一个类似的告示说，“西南方向传来了重炮的轰鸣声，”钟楼周围的人群忘却了他们的烦恼，拼凑出了一些旁证，证明援军从有些出人意料的地方赶到了。围城持续了55天；几乎每一天都有谣言传来，给出似是而非的理由，让人们相信，救援部队即使不是马上就到，也是已经在路上了。 然而，在这期间的头45天里，没有任何营救使馆的行动。谣言和它所制造的幻觉使人们精神振奋。而真相会使他们陷入绝望。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怀疑那些陈腐的谣言——探照灯和信号火箭，头顶上盘旋的信鸽，以及敌人之间背叛和内讧的故事等等。但是，一个中国间谍把他们从可能陷入的沮丧中解脱救了出来，这个间谍自称是荣禄的保镖，并且向日本人出卖了军事机密。

这个精明的家伙奉行客户至上的原则。他的客户想要有关救援部队正从天津迅速推进[的消息]；因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相应地谋划了这件事。从7月26日到8月2日的整整一个星期里，他每天都在钟楼张贴配有地图的公告，宣称一支庞大的外国军队即将到来。

胜利的消息以令人满意的节奏接踵而至，不久联军的先头部队就逼近距北京20英里以内了。7月30日，当另一名中国间谍报告说，尚未有外国军队离开天津时，他受到了严重质疑，并且被关押了起来。使节们盼望随时会听到号角声，甚至风笛声；他们让先前那个间谍将一封紧急信件转交给进军部队的指挥官，并承诺如果他能带回复信，就会得到更大的奖赏。

此人编造了一些极好的借口，表示他做不到。[他说]7月31日，救援部队遭遇了失败，损失了60人。这并不是暂时的挫折。第二天，中国人重新集结起来，把这些洋人向距离北京更远的地方驱赶，打死了70人。很快，他们在重重压力下撤回到了天津。如果不是同时收到了一份真实的报告，预告一支真正的救援部队将提前出发，这个[援军撤回天津的]假消息所带来的震惊将令人难以承受。人们对那个间谍感到非常气愤；但是，如果考虑到他曾激起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以及由此带来的持续愉悦与兴奋，就很难认定他拿到的可观收入全都是不义之财了。

间谍和他所编造的神话故事发生在围城的最后阶段。而我们的叙述仍处在7月的上半月，那时的处境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绝望。

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让人们日益警觉起来。 守军在消耗，弹药也在消耗。⁸ 这支骨干部队正在损失掉它的官兵，这不仅超出了其承受能力，而且总体上说，他们损失掉的都是最好的官兵。战斗，虽然变化不大，能对个人素质和武器技能做出高度评价。最好的领导，最好的射手，最敏锐和最勇敢的士兵倒下了；在幸存者中，尚武精神分布得不那么均匀。尽管缴获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弹药已所剩无几，到7月7日，那门意大利一磅小炮只剩下14发炮弹了，在对付从炮垒后面向开阔地射击的敌方大炮时，这门小炮是必不可少的武器。

第二大危险是中国人的大炮。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有9到10门大炮投入了作战，而且并不全是现代化的。所造成的伤亡出奇的少，但正在慢慢地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夷为平地，而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肃王府，它们被用于近距离平射，轰击外围防御阵地，效果非常好。曾经有过夺取一门大炮的企图，主要是日本人，却失败了。大家意识到，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部署更多更好的大炮；即便是已经投入使用的大炮也在严重地侵蚀着防御工事。

第三个威胁是中国人的工事。中国人对正面进攻的兴趣不大，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在围城期间从未实施过正面进攻；但是当守军为了不浪费弹药而停止射击时，他们善于在黑暗的掩护下施展土工作业。随着迷宫般的街垒工事不断向被围困者这边延展过来，人们觉得自己要被活埋在砖墙之下了。中国人步枪射击的声浪是如此震耳欲聋，却并不比他们的军号声更致命；但是，工事和堡垒每天晚上都在慢慢向前推进，直到防御者能从它上面扔石头，迫使它们撤退——这种压力从长远来看是致命的。就像皮肤上的伤口慢慢愈合一样，在中国首都的这块外国飞地上，砌砖工程也在慢慢地收口。

这三个主要的危险——不断增加的伤亡、无法应对的大炮和不断蚕食的土工作业——是无法改变的。没有办法补救，没有办法反击，也没有办法逃避。然而，守军通过建造一件相当大的军械，确实稍微提高了一些应对后两项威胁的能力。

7月7日，在一个铸造厂里发现了一尊生了锈但仍有膛线的旧炮炮身。据信这是1860年英法联军留下的遗物。美国分队的米切尔中士负责此事。除锈，将炮身安装在意大利炮的一套备用轮子上。俄国9磅炮的炮弹（大炮因为疏忽而留在了天津）在围城第二天的恐慌中掉进了一口井里。人们把它们打捞出来，除湿后，发现炮弹与此炮的后膛相差不多。

它最初是由一位英国传教士手下的中国教民发现的，炮手是美国人，炮车是意大利的，弹药是俄国人的，炮身很可能是法国人的，外交官们把这件新的战争引擎称为“国际号”。海军陆战队的人称它为“贝蒂”或“皇太后”。它的表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中国人。它没有瞄准器，对于远射来说太不精准；但对30码远的工事和掩体，它却能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来还常常用旧铁钉和碎铁片作为霰弹来发射。它的主要缺点是发射时会产生一团浓烟，从而吸引敌方火力；但它绝对是一件有用的资产，被围困者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

然而，“贝蒂”无法扭转战争的走势，这场战争对被围困者的打击越来越猛烈。

根据英国公使的说法，7月13日星期五是“整个围城期间最困扰防御的一天。” 这也是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比赛的第一天，一位年轻的哈罗人在他为父母保存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否会去勋爵家。我们正逐渐被包围，除非很快得到营救，否则我们将处于可怕的困境中。”毕盛先生采取了决然措施，他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烧掉了档案。这本来是一个庄严而重大的时刻，但突然刮起一阵微风，“毕盛夫人慌忙冲了过去，用脚踩在被吹走的碎纸片上，然后再次把它们点染烧掉。”

四面八方的猛烈交火打了一个晚上，持续了整个13日一天。在肃王府，日本人被从第7条防线上赶走了，他们共有9条防线。德国人在他们的地段上使用刺刀进行冲锋，挽救了危局。美国人在城墙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英国公使馆处境艰难。下午4点钟楼上响起警钟，严重的危急情况出现了。

不久，当暮色降临时，两声可怕的爆炸声震动了整个使馆区。在法国公使馆的地下，一颗地雷被引爆，中国人咆哮着，趁乱冲了进来，放火焚烧了部分完好无损的建筑物。

两名法国水兵要么被埋了在废墟里，要么被炸成了碎片。另有几人受伤，其中包括奥地利的临时代办冯.罗索恩。法国人在废墟中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他们的大院里成功地守住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但是地雷已经给防御造成了可怕的打击，而且它们在一个区域的使用表明，其它区域也同样受到这种新危险的威胁。在英国人的一个主要阵地附近探测到了地下挖掘的声音，于是开启了反地雷行动。

这是糟糕的一天，有5个人战死，受伤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这样的伤亡率是无法承受的。“这是屠杀的最后准备。”毕盛在日记中写道。 “450发炮弹。”他没有去法国公使馆，但他很认真地记录着敌人的炮击数。

第二天（7月14日）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被围困的人们不断试图向天津派遣信使。到目前为止，派出去的人都没有了消息，但此时，4天之前被派出去的一位年长的罗马天主教教民回来了。他说他被抓住了，挨了打；他的信件被人搜走，又把他送到了荣禄的指挥部。他在那儿待了3天，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然后交给他一封写给窦纳乐爵士的信，而且要他尽快送来回信。

这封信的署名是庆亲王及其同僚，⁹ 但此信的文字远不是总理衙门通常所具有的那种优雅精琢的风格，即便在最窘迫的文书中也应具有的风格。

“过去十天（自它开始），士兵与民兵均在开战，贵我双方没有联系，我等甚为焦虑。”本衙门刚从一个被俘的教民那里得知公使们身体都好，“使我等甚感欣慰。”然而由于义和团的原因，本衙门护送外交官们去天津的初衷已不再可行；“我等万分担心发生意外。”

在这种情况下，公使们被要求以小分队的形式前往总理衙门；“不过离开公使馆时，无论如何不得派遣任何武装洋兵随护，以防军民产生怀疑和恐惧，进而导致不幸事件。” 在要求第二天中午之前得到答复之后，这封奇特的信在结尾处说： “面临如此艰难时刻，此为我等所能构想之唯一办法，以维护贵我双方关系。若于规定时间未获答复，届时即使我等有意，亦无力相助也。致意。”

窦纳乐爵士与他的同行们磋商后（他们松了一口气，总算又有了外交业务，可想而知，不管这种业务是多么的不同寻常），作出了一个庄严的答复。他指出，在文明国家，外国使节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如此。自6月20日以来，中国政府的军队一直在用步枪和大炮向公使馆射击。如果外交官受到伤害，“就很有可能使城里所有担任公职的个人都遭到报复。”公使馆将继续自卫，公使们认为前往总理衙门的建议没有可取之处。

老教民带着这封信出发了。没有人指望他真的能带回复信来。

第二天早晨，守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斯特劳茨上尉和莫里循博士从肃王府回来，他们曾在那里指挥夜间巡逻队的救援工作。当他们穿过一块暴露的地面时，身陷一片射击之中。斯特劳茨倒地受了致命伤，莫理循的大腿被击中；一颗子弹射穿了前来接应他们的柴巴上校的外衣。3小时后，斯特劳茨的死讯给这个小社区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是一位优秀的军官，受到所有部队的信任和爱戴，作为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他与这些部队有着频繁的联系。

莫里循的受伤（他在为《泰晤士报》撰写的关于围城的长篇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此事，这是他的个性使然。）也让一些军人相形见绌，这同样令人遗憾。史密斯写道，“虽然他不是一个军人，但他已证明当各个地方有事时，他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公使馆大院中消息最灵通的人。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冷静判断、全然不顾危险，以及一贯的责任感，去帮助每个人尽其所能。” 在围城初期，波莉.康迪特.史密斯称他“是我们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伙食团中最具魅力的人——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脏兮兮的、快乐的、健壮的英雄。”

一个名叫沃伦的很受欢迎的年轻学生翻译在前一天晚上阵亡了；黄昏时分，他和斯特劳茨被埋葬在同一个浅浅坟墓里。“在这位一等秘书房屋后面小墓地里的那一幕非常感人。全世界都跟着他们走进了墓地——公使，军官，海军陆战队员，传教士，女士，孩子，所有没有值勤的人都去了。一场猛烈的攻击正在进行；子弹呼啸着穿过树木，三四发炮弹飞过头顶，爆炸了。”

　　这一悲痛的时刻将成为围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仪式进行中，英国哨兵报告说，被中国人用作中间人的那个教民再次接近公使馆的大门。他是个虚弱的老人，步履蹒跚。他得到一面白旗，但却不知道去挥舞它；克虏伯大炮的炮弹在他周围爆炸，这让一个热切期待的接待委员会十分着急，他们在大门外挥舞着白手帕，试图证明他的和平身份。

他最终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他带来了两封信。它们的含义令人费解，却意义重大。

第一封信是给康格先生的。这封信以电报格式，用美国国务院的密码编写，在美国公使馆里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密钥。信件写道：“与送信人沟通消息。”这是自他们的灾难开始以来，被围困的人们从外部世界收到的第一个消息。

第二封是由庆亲王和他的影子同僚写给窦纳乐爵士的。与同一渠道送来的前一封信相比，它的语气更显通融，风格也更加优雅。它差点儿因为建议公使们前往总理衙门，而向他们道歉，并且承诺中国政府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维持秩序和提供保护。”

虽然被这封信在文字风格上的显著进步所吸引，但专家们却花费了大半个晚上的时间来揭露这些保证是毫无价值的。但是炮声却渐渐平息了下来，枪声也慢慢地消失了。第二天早晨，那些人形恶魔们从他们的工事中露出了友好的笑容，竭力向疲惫不堪的守军表示友好。

一场武装停火莫名其妙地生效了。

注：
¹ 窦纳乐的私人文件。参见莫理循7月10日的日记。 “今天城墙上有霍尔船长手下的13名水兵。他自己从来没有上过城墙，他手下的水兵对他的判断也没有信心。他控制不了那些喝得烂醉，侮辱（陆军）军士而不受惩罚的水兵。一名醉醺醺的水兵企图杀死一名俄国军士，他被从岗位上撤下来。我问，他将受到什么惩罚？船长说，等他回到船上，我会让他不好过的。但是殴打军士长？他说这事儿严重了。他很可能会中断此人嚼烟草。”围城战役结束之后，针对纽特.霍尔船长的所作所为，应他自己的要求，他成了海军法庭调查的对象。调查发现，对他不利的证据并不能成为法庭给他定罪的理由，但也很难说能洗清他的罪名。
² 奥利芬特
³ 一位在围城期间一直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担任护士的女士写道，“日本人是唯一一个民族，从他们的行为，你可以几乎绝对肯定地预测出任何事情。” （杰西.兰索姆：《北京围城医院的故事》）
⁴ 塞尔瓦戈.拉吉侯爵。他是公使馆里唯一一个仍然穿着礼服吃晚饭的人。他那时36岁。
⁵ 玛丽.胡克。
⁶ 北华日报，1900年7月27日
⁷ 有消息称他是瑞典人，对于他名字的拼写也没有一致的说法。
⁸ 7月11日，法国人抓到15名俘虏，为了节省子弹，他们被用刺刀刺死。
⁹ 人们仍记得，6月初庆亲王的总理大臣一职已由端郡王取代了。

第 十 一 章

停 火

　　昨日奉口谕，现在天气炎热，使署或需果蔬，着即刻给他们送去。

——总理衙门致窦纳乐爵士的信，1900年7月20日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描述的中国政府的行为都是冲动、随意和任性的。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甚至根本解释不了。从7月14日北京开始的这个奇怪安排，导致了3天后的一次非正式停火，在被围困的人看来，就像此前的任何事态发展一样，令人困惑和费解。但这一次清廷政策的突然转变，仅此一次，是对外部事件压力的理性反应。要了解它，我们需要回到天津。

人们应该记得，在那里，外国侨民区得到了解救，西摩尔的部队在6月底从西沽军火库得到恢复。但是，尽管天津附近大规模的中国军队已被击退，但并未被打败。精准而且日益猛烈的炮火开始向侨民区倾泻，中国人进行了几次果敢的正面进攻，特别是在火车站，俄国人以令人钦佩的顽强与之战斗。虽然与大沽的通讯是畅通的，但天津仍需更多投入；贝蒂在7月11日写道：“我们和以前一样仍在被困之中。”

经过两周艰苦但毫无目的的作战——到6月底，联军大约有14,000人，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一致的作战计划——之后，他们的一项决定性重要行动开始了。这就是攻占这座有古老城墙包围的城市——天津；它位于侨民区的西北，人口约100万，由大约1.2万清军守卫，还有1万义和团作为辅助。城墙非常坚固，只有四个隧道一样的出入口，用巨大的城门挡着。

联军的主要攻击方向是南城门。行动由日本人打头阵，得到了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支援。俄国人和德国人在河北岸对中国人的阵地展开作战，因而从后方威胁这座城市。联军的总兵力大约有5,000人，尽管所估计的数字有所不同。

与中国建筑相比，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防御工事都遵循了一种简朴而有效的模式。天津古城是中国北方第二重要也是最富有的城市，它像一个长方形的盒子，每条边的中间都有一个门洞。每个门洞或城门，都有一条铺道，笔直地穿过广阔的乡村，其间点缀着半英里或更长的运河、池塘、沼泽和灌渠。进城唯一的路就是穿过城门，而要到达这个城门只有沿着那条铺道前行。

联军对南城门的作战是由英国当时最资深的军官多沃德准将指挥的。作为一名指挥官，他似乎没有多少信心；贝蒂写道，西摩尔去了大沽，“留下了多沃德，使他能够一逞自己的邪恶意志。”考虑到他必须对推进的地方有足够了解——由于有水的阻碍，许多地方无法通行，而且所有地方都被城墙上的炮火所覆盖——所以，他的战术显得并不明智。

步枪射击对城墙没有影响，而且它太厚了，大炮也无法在上面留下太大的痕迹。以散兵队形部署他的步兵，朝着城墙发起进攻，就像朝着战壕或栅栏进攻一样，整个过程都容易受到打击。多沃德只是把他的战线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多亏了炮手——直到南城门被攻破，敌人也没有遭受到损失。而他在一天内的伤亡总数超过了700人，这是联军在华北战役中所遭受的最大伤亡。

领头沿铺道进攻的日本人，损失的人数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多，但至少他们的损失是有价值的。刚从菲律宾参加了作战的美国第九步兵团，几乎被粗暴地分配了一个角色，除了当靶子供中国人进行射击训练外，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做任何事情。他们在右翼。其前进路线受到河北岸的中国炮兵近距离的射击。为了避开这些火力，或者至少减少火力的影响，美国人慢慢地向战线中央移动，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城墙上更加猛烈的火力攻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上校和另外4名军官，很快就被压制在一个暴露的阵地上，无法继续前进。“这次炮击比我在内战期间经历的任何一次都要可怕得多，那时我在谢尔曼将军手下服役，” 当时在场的美国领事拉格斯戴尔先生做了这样的记录。海军旅和威海卫团的小股部队给这些美国人提供了尽可能的救援，他们最终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了。不能不感觉到，他们经受了一次毫无意义的严峻考验。¹

在经历了一天的酷热之后，夜幕降临了，联军一天的努力几乎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占领这座城市，似乎还是像行动开始时那样遥远。但大家都对日本人有信心，正如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候补生所写的那样，“日本人不会违背诺言，但也不对任何人表示支持。”他们的先头部队在黑暗中默默地、顽强地干着自己的事，7月14日凌晨3点，从南城门那边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包括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第二营的支援部队，沿着铺道猛冲过缺口。中国人的抵抗消失了。太阳升起时，不同国家的旗帜在城墙上飘扬，天津的大部分地区都在火焰中燃烧，并且遭到了大肆抢劫。

就在那天下午，庆亲王和他的同僚们给窦纳乐爵士送去了第一封信件。

天津的丢失并不是第一个，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最后一个，这种进展使大清朝廷中温和派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带来了一些希望，使中国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放弃它蔑视全世界和屠杀使节的野性，以及自杀的决心。

义和团运动就像从瓶子里轻而易举变出来的幽灵一样，为中国提供了抵御敌人的魔法堡垒，从而拯救中国。但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些住在洞穴、高山和天上的鬼神以及无敌大军，并没有出现；尽管义和团符合帝国的标准，但事实证明，他们无法兑现其保卫大清和消灭洋人的承诺。的确，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他们把传教士砍成了碎片，斩首了他们的孩子，赶着马车碾过年轻女性传教士半裸的身体，直到其生命殒灭。但是，这些行为虽然有功，却并不困难，而在与洋人的公开作战中，义和团被证明是靠不住的。

他们已不再有效地参与对公使馆的围攻了。一名御史于7月7日呈递的奏折，是一段时间以来官员和军官们对朝廷提出的典型批评：

彼义和团初来之时，自诩拥有神力，刀枪不入，烧毁洋房，剿灭洋人，易如反掌。然而今日之情形迥然不同：彼等先是巧舌诡辩，设计逃避，继而畏缩不前。唯有董福祥之甘军兀自日夜奋战。

在保卫大清方面，义和团使朝廷陷入了比其出现之前更为糟糕的困境；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所犯下的暴行，还是官方推卸给他们的暴行，促成了原本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实，即把列强国家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 列强们放下了彼此的分歧。这一次，所有的蛮夷都想做同一件事：即向北京进军。当他们进军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恶毒的情绪。

对于在整个清帝国中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人来说，事情是显而易见的。自6月初以来，东南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一直在纷纷声明——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互相劝告并发表声明——建议北京要慎重，并敦促镇压义和团。在大沽炮台被占领之后，他们很难再无视，更不用说违背，朝廷6月21日发布的对列强宣战的诏书了。但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决定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即认定此诏书未经皇帝充分授权，而且他这一套话也被其他总督同僚接受了。不过邪恶的毓贤除外，他在偏僻的山西省，继续屠杀能抓到的每一个传教士。

对皇太后要他们带兵勤王的呼吁，各省的反应是冷淡的。江苏巡抚奉召进京，他带了1,500人；当驻上海的外国领事们（他们与长江流域的督抚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表示抗议时，他解释说，他需要军队在旅途中保护自己，这是合情合理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出了5,000人，但他明确表示，希望在部队到达北京之前，麻烦就会结束。他的态度非常随和，7月底，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建议以一些棉纺厂作为担保，向他提供一大笔贷款，用以支付他的军费。沃伦先生的电报说：“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来确保获得长江流域的总督们的支持，并加强他们的权力，那就太好了。”8月14日，外交部同意向张之洞借款7.5万英镑，并表示衷心希望该总督能够出示将军们的收据，以表明军队确实已经收到了这笔款项。

皇太后不太可能知道这笔交易；但她和那些在朝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极端分子们不能无视日益增多的证据，它们表明，帝国的大船没有随着船舵转动。7月14日，天津陷落的那一天， 一份由13省的总督巡抚呈递的奏折送到了朝廷，它敦促应保护外国人，并对他们损失的财产予以赔偿，在北方的拳匪应予镇压，而且应当对冯.克林德的遇害向柏林道歉。

两天后，同一批签署者又恭敬地呈递了另一份奏折，提请朝廷注意，关于停止支付外国贷款利息的命令是愚蠢的做法。他们指出，如果这样做，“债券持有人会感到害怕，会向他们的政府施压，占领我们的海关，扰乱长江流域和沿海各省。”结果将导致动乱和破产，而且这个主张很不光彩，“将严重影响北京以外各省的防御准备。”

除了这些内部明显的不团结之外，还有越来越多来自外部的威胁。7月5日，英国政府通过中国驻伦敦公使通知中国当局， “如果欧洲驻华公使馆人员和其他在北京的外国人受到伤害，他们个人将被认定有罪；”3天后，巴黎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德国人大声呐喊，要求对冯.克林德的谋杀者实施报复。7月11日，中国驻圣彼得堡的公使被告知，俄国政府正调遣部队进入满洲里，以镇压在那里危及俄方利益的骚乱。世界各地的战船正在向大沽集结。7月16日“大屠杀”的[虚假]故事见报后，爆发了几乎歇斯底里的义愤，在外国人眼中，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军事上的无能才阻止了它自己——迄今为止——犯下更严重的弥天大罪。

7月16日，公使馆周围的枪炮声沉寂下来，这并不是初衷的改变，也不是智慧或人性的乍现；大清朝廷姗姗来迟地承认了，把中国的处境变得比现在更糟糕的唯一方法就是杀害全权公使。

休战的第一天，也就是17日，被围困者发现这种寂静不可思议，甚至令人不安。身着艳丽制服的中国士兵坐在工事上晒着太阳，除了西北部一带董福祥手下的穆斯林士兵保持着阴沉的表情外，交战双方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友好。双方互相观摩了对方的工事，外国人第一次充分领略了包围他们的掩体工事之坚固与复杂。

鸡蛋的非法交易迅速兴起，日本人甚至设法购买了敌方的几支步枪。两名中国士兵被蒙住眼睛，获准进入了外国人的防区。其中一位是小号手，他以前是罗伯特.赫德乐队的重要成员。因为他在演奏时出现失误，惹怒了长官，长官挥剑朝他头上砍去，把他的一只耳朵削开了一半。这个士兵是来找普尔医生给他做修补缝合的。

这是奇怪的一天。 “整个社区都生活在一种惊愕不安的状态中。每小时都有新的奇迹发生。” 其中一个奇迹是麦克唐纳.佩里奥特的大胆壮举，他是法国公使馆的一名年轻成员，后来以东方学者的身份而闻名。他说他要去拜访一些人，就翻过中国的街垒消失了，给人留下了诸多猜想。那天晚上他平安地回来了。他去了荣禄的指挥部，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这位总司令还仔细地向他询问了公使馆的情况。佩里奥特说，被围困的人除了没有新鲜水果之外，没有什么需要的。当他被护送回法国公使馆时，他的口袋里装满了上好的桃子。

虽然夜间发生了一两次不明原因的射击，但半官方的停火一直持续到月底。英国人打板球。水兵们乘坐临时制作的木筏在御河里来回划行。人们发现苍蝇蚊子比在危机四伏时更加令人讨厌。有两次，在皇太后的命令下，马车载着甜瓜、蔬菜、冰和面粉等礼物进入了使馆区。严厉的道德家们要求把这些东西退回去；但为了标榜立场而放弃美食，不仅愚蠢，而且是危险的。甜瓜俱乐部成立了，每一种水果都在井里过凉，切开，用红酒调味，嘲弄式地点评它的优点，精心准备了品尝仪式，邀请其它俱乐部的成员，聊以度过漫长、炎热、苍蝇横飞的时光。正如佩里奥特告诉荣禄的那样，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过新鲜水果了。那些被中国教民认定是投了毒药的面粉被保存起来，以备急需时使用。它最终发放给了救援部队，这些人最初完全依赖于理论上处于饥饿状态的守军为其提供口粮；面粉被吃掉，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在整个停战期间，窦纳乐爵士与中国当局之间的通信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当战事再次重开时，这种通信也没有中断，最后的书信往来在联军已经到达北京大门口时还在进行着。

一直不清楚，也不确定这些中国人的信件出自于哪一位大臣之手。窦纳乐爵士向外交部报告说，“一些信件是以通常的总理衙门惯用的形式书写的，并附有该衙门所有大臣的名片，但这些是比较正式的通信。这些信件的重要部分……据说是来自‘庆亲王及其他人’或者‘庆亲王及同事’，而我的回信也是相应地写给庆亲王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收到的那些信一定是他写的，这也没有根据。信的风格和语气存在差异，说明它们可能出自不同人之手。总的来说，我们必须假定，我们确实在是与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直接通信，这种语气的变化是由于受到天津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由于政府中不同大臣的影响力有所不同。”

“贝蒂”，自制的大炮

　　外交团压抑了一种强烈而自然的冲动，要把全部义愤发泄到他们的往来信函上。 “在自由表达个人情感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和克制，不能（窦纳乐爵士写道）被认为是外交函件的一个独有的特色，但这种保留很少会如此令人厌恶，同时又被强加上如此令人信服的理由，就像我们的情况那样。”外交官们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延长这爱丽丝梦游仙境式的谈判。中国人的信件中充满了荒谬的建议和陈腐的借口，但是如果对这些信件表现出愤怒或急迫，或者表现出对他们应有的蔑视，那就正中了极端分子的下怀。7月18日，日本公使馆得到可靠消息，说天津已被占领，正在为救援公使馆做准备。如果拖延时间，就会得到一切，如果激怒中国人，就会失去一切，从而很可能使停火终结。清朝军队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事，这表明平静只是暂时的。

7月15日，根据窦纳乐爵士向荣禄提出的建议，总理衙门的一名特使亲自出现在英国公使馆正门，在那里他受到了外交团的接待，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亲善表现。此后不久收到的过期的《京报》揭示，这个名叫文俊的人是6月份被朝廷任命为义和团组织里的一个重要人物，选择他作为特使前来——尤其是他一无所获的使命——回想起来是一种蓄意的侮辱。

第二天，庆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在深思熟虑后说， “或许外国使节没有充分意识到我朝廷保护使节的真诚愿望，我们觉得有必要给予详细的解释。”然而，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无论是详细的还是不详细的；但是，它提到了“一场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大骚乱”，除了破坏公使馆以外，什么也无法满足这种骚乱，然后，移驻天津的计划再次被提起，而且还隐晦地威胁说，如果外交官们待在原地，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封信的文风很乱，省略了总理衙门通常往来信函中所具有的正规礼节。

中国人的态度似乎越来越强硬，7月20日，窦纳乐爵士谨慎地回复了一封信，列举了向天津搬迁的不利条件和危险，但并没有真正拒绝考虑这个建议。

25日，中方重提要外交人员离开的要求，并要求他们确定出发的日期，“以便我们准备好船只和给养。”同一天，另外两封信函恳切地要求公使们，让他们向其国内发送明码电报，“报告平安，但不要涉及军事问题。”

窦纳乐爵士拖到27号才予以回信。 他拒绝了给国内发送明码电报的请求，并要求得到更多有关去天津的交通安排的细节。庆亲王并没有说去往运河所需的马车和轿子。如果他能再说的明确一些，外交官们也许就能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的一项提议是，要把公使馆里人数众多的教民“送出来，并教导他们安静地追求自己的信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的出现肯定会造成“诸多不便。”随后是更多的要求外交官们定下出发日期的内容。

到目前为止，窦纳乐爵士的回复还顺带着对破坏停火的事件表示抱怨，显然停火即将结束。夜间有断断续续的射击，大炮开始进入了阵地，有人向防御工事里扔石头，造成了守军受伤。

但奇怪的信函往来仍在继续。庆亲王解释说，窦纳乐爵士抱怨的开火事件是由于双方的误解造成的； “这与晨钟暮鼓的声音差不多——是寻常之事——实在不值得一笑。”这句话（大概是成语典故“不值得智者一笑”的简略语吧）是对公使馆的极大冒犯，他们在晚上一直受到猛烈的攻击。

子弹像以前一样猛烈地朝围墙里射来。然而，外交交往的一些正常便利已经恢复。在8月3日总理衙门批准公使们有权使用密码与他们的政府通信，并且“用600里加急”（他们有时确实需要骑马接力一天跑200英里）将电文送至距离最近的济南府完好无损的电报局。意大利公使被告知，意大利国王遇刺，并且深表遗憾；一条类似的消息告知窦纳乐爵士，驻伦敦的中国公使奉命向维多利亚女王转达帝国朝廷对萨克西-科堡-哥塔公爵殿下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 8月8日，窦纳乐爵士回复说：“假如我获悉到，在伦敦的中国公使在准备通讯时，他的公使馆却正遭到英国军队炮火的持续袭击，我将感到非常惊讶。然而，在北京的外国代表们发现自己正处于类似的境地。”

此时，出现了食品严重短缺。最后几匹马都被杀掉了。“去跟可怜的老麦莫瑞[一匹马的名字]说声再见吧。它瘦得可怜。非常悲伤，”一位年轻人在日记中写道。他原本希望在轮到麦莫瑞之前，围城之战就会结束了。外国人还有足够的东西维持生活，但是那些皈依的教民，如果没有或无法获得额外口粮，就像在工事中作战或为防御提供帮助的人那样，他们就得处于一种近乎饥饿的状态。他们的许多小孩已经死了，更多的孩子得了重病。王府屋角的树都被剥光了树皮和树叶用来制作食物。 8月7日，为了救济他们，杀掉了9条流浪狗。尽管有节省弹药的命令，狙击手们还是一有机会就开枪射杀乌鸦。

自围城初期以来，人们曾多次尝试向天津传递消息。在那些自愿送信的勇敢的中国人当中，许多人被俘虏并被杀害，只有一两个（包括罗伯特.赫德爵士《心之呐喊》的信使）到达了目的地。没有人能成功地完成返程，直到日本人于6月30日派出的一名教民在7月18号重返他们的阵地。

他交给日本公使西施男爵²的书面信息内容很少，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骗局。它被张贴在了钟楼：

一个由日军2,400人，俄军4,000人，英军1,200人，美军1,500人，法军1,500人，德军300人组成的混编师于7月20日左右离开天津去救援北京。 外国的侨民区还没有被敌人占领。

这一公告引起了人们的喜悦和兴奋。它所唤起的希望虽然是虚幻的（事实上，救援部队直到8月初才从天津出发），但很快就被中国间谍（如第十章所述）暖心的虚构所滋养壮大了。停火休战，以及“庆亲王及其他人”的信中披露的政策上令人琢磨不透的摇摆，让人们相信联军正在向北京推进。大家都焦急万分地等待着来自南边的可靠消息。

7月28日，一个15岁的男孩到达了这里。他于7月4日带着乞讨丐来的一碗米饭，里面有窦纳乐爵士写给英国驻天津领事卡勒斯先生的一封信，溜出了防区， 在历经许多风险和逃脱后，他在这一天返回了公使馆，回信缝在他外衣的领子里。这个好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激动的人群已经涌向钟楼，这时钟楼上贴了一张纸条。

可怜的卡勒斯先生！在一张小小的纸上工整地写下了一百多字，难得让这位写信者能如此迅速、如此极端的不得人心。莫理循写道，“男人们为了表达他们的愤怒，躲开了女士们。”这可能是围城中最痛苦的时刻。英国公使说，“如果不是有许多人目睹了信差的到来，我可能不会在钟楼张贴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信的日期是1900年7月22日。在窦纳乐爵士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莫理循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以及诸多已发表的有关围城的报导中，所引用的那封信的版本都是不完整的。我在这里引用原件的全文，用斜体字[下划线]标出迄今为止授权版本中所删除的段落，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假设，该版本曾在钟楼上展出过。

　　

“您7月4日的来信收悉。现有2.4万士兵已登陆，这里有1.9万。盖斯利将军预计在大沽。当他到来时，我希望看到更多的行动。俄国人在北仓。天津在外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里的义和团势力已被铲除了。你们一定要尽量让我了解你们的情况。还有很多军队在路上，如果你们的粮食储备还能坚持一段时间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领事馆已经修好，就等你来了。几乎所有的女士都离开天津了。谨向公使馆全体人员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W. R.卡勒斯”

大概是英国公使在信件实质内容公布于钟楼就之前做了删除，但删节的文本至今似乎并没有在回忆卡勒斯先生时对他产生什么严重的不公平，从两个版本中都能看出他是一个抓不住要领的傻瓜。

即使是以删节的文本，即便没有“当他到来时，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活动”这样不祥的句子，这封信的残忍结尾也足以摧毁被围困者在过去10天里由欺骗性情报而建立的高耸入云的空中楼阁和熠熠生辉的希望宫殿。他们惊愕、愤怒和困惑，把满腔愤怒都发泄到了卡勒斯先生身上。

莫理循写道，“愤怒的英国人不得不承认，这封语无伦次的作品确实是由一位仍在英国政府里供职的领事所写，目睹这一幕，真让人觉得好笑。从这封信里，根本不可能知道军队是否已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或从欧洲出发前往天津，军队是谁家的，有多少人，或者登陆数量总共是2.4万人还是4.3万人，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如果我们的食品能维持，那么军队就会来；这似乎在暗示，如果我们的食品没了，援军将返回天津。”³

对卡勒斯先生的斥责，使大家的情绪多少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在他模棱两可和疏漏所造成的令人恼火的难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更重要的谜团。天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7月22日，在公使馆100英里范围内有2.4万名联军士兵（或者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他们在做什么？只要看了窦纳乐爵士给卡勒斯先生的信，他们的指挥官们就一定知道北京局势的严重性。这位英国领事看起来是一个异常含糊的人，但如果，在他写信时，一支远征军即将出发，他肯定会提及这一事实吗？

围城并没有使被围困的人放下他们的自尊。他们被禁锢在困境中，专注于自己特殊的命运，不断地梦想着得到拯救，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救援军队的耽搁，他们很快就开始怀疑外部世界的冷漠甚至麻木。伴随着枪炮轰鸣，被包围的人一边喝着香槟，一边反复讨论着英国领事那封难以言喻的信件所具有的含意。

天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注：
¹ “我要责备自己，”多沃德在7月15日写信给指挥美国军队的军官，“因为我错误地让第9团占据了那个阵地，忘记了部队在全新的作战现场和进攻的兴奋中仓促推进很可能会迷失方向。”
² 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这位男爵与类人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除了俄语，他不会说任何外语，外交团的秘密会议（用法语举行）因此拖长了时间，他的对手德-吉尔先生为他担任翻译。作为外交官，他的天赋并不出众。
³ 女王陛下领事业务的声誉真是有幸，两天后，美国驻天津领事拉格斯戴尔先生给康格先生发来了一封同样平庸的信。信的开头是“我昨晚梦见了你，”信里几乎没有任何内容，结尾是“我衷心希望你们都能幸免于难。”

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

第 十 二 章

巴 比 伦 行 动

　　弗雷将军的计划被士兵们热烈而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这减少了他们在自己无法掌控的环境下充当一个呆板角色所产生的厌倦乏味的情绪，使他们突然看到了近在眼前的意想不到的机会，在一场重要的多国行动中，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与他们最微不足道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聚焦了全世界深深的关切，而且他们的成功将会在各自国家激起无比的喜悦。

——摘自弗雷将军：《特兰西斯和盟友》，作者叙述了他努力说服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未能跟上行军大队并在中途返回天津的那些象征性的远征军，使他们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赶到了现场。

　　在7月14日占领天津后， 一位出色的战地记者指出，“一种奇怪的冷漠情绪似乎控制了每一个人，他们完全不相信还有拯救公使馆的可能。”两天后，当《每日邮报》关于大屠杀的报导在全世界回响时，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围困者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了天津，怀疑的情绪减弱了；但从未被驱散，因为这些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并且在危急形势下对守军的前景也有不同的判断。例如，一位7月28日到达天津的英国准将写道：“从北京传来的最新消息是，他们可以坚持到8月4日。”其它的消息来源也有类似的计算。没有一个是令人鼓舞的。¹

因此，西摩尔和他的部队在一个多月前匆忙挤上火车的那种火急火燎的紧迫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了。此外，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派出武装力量参加救援行动的8个国家的首都，一种谨慎的情绪已经蔓延。根据西摩尔的经历，在开展一场充满困难和危险的军事行动之前，他们非常强调，需要召集一支强大而装备齐全的远征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北京所需要的预估总兵力被越估越大。那些作出预估的人可能并不只是考虑纯粹的战略问题。西摩尔在7月2日告诉海军部，需要“大约4万名士兵”，如果他没有夸大导致他上次任务失败所遇到的困难，他可能会少说一点。日本外相提出的人数是7万人，他不太可能把中国人的战斗力说的太差，从而贬低日本在5年前取得的胜利。海军上将肯普夫向华盛顿发报，称需要6万人的部队，此外再需要另外2万人守卫交通线。

预估的军队规模越大，进攻北京之前所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但对某些大国来说，拖延并不完全令人反感。由于冯.克林德被谋杀，德国在讨伐中国的野蛮行径中占有一定的优先权。凯撒大帝对黄祸的看法已经很强烈了。他告诉他的远征军中一支特别装备的分遣队，他们头戴巨大的草帽会为他们的战友带来欢乐，“我不会休息的，直到德国国旗，与其它大国的国旗一起，胜利地飘扬在中国上空，插在北京的城墙上，去决定和平的条件。”

但是，这些在7月2日聆听他讲话的士兵们，要到8月底才能赶到华北，此外，他的士兵们也无需把德国国旗带到北京去了。² 公使馆获救的消息 “最初自然让德皇感到非常失望。”³ G.A.亨蒂[历险小说作家]的传统战术在中国华北已然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

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这样说过，但所有大国都隐隐地担心，国际救援部队在完成其主要任务后，可能会被迫或被引诱去承担更广泛的责任。如果北京沦陷，中国的中央政权瓦解，没有人能够预测事态发展的模式；但很明显，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中，那些在现场拥有最强大兵力的国家，可能比那些只是悬挂国旗以示参与的，或者兵舰仍在海上航行的国家，获得大得多的利益。7月20日，俄国提到“各大国可能不得不在中国采取不可告人的军事措施，”这句话在伦敦引起了惊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索尔兹伯里勋爵急忙给驻圣彼得堡的英国大使发去电报[进行质询]。

作为这次质询的部分结果，关于最高统帅的棘手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次，德国皇帝出面了。他游说沙皇提名[德国]陆军元帅冯.瓦德西伯爵，又游说日本人附议这个提名。法国人在尽可能合理的情况下一直没有表示他们的认可（1870年[法德战争时]冯.瓦德西在他们的征服者中表现的很抢眼），但最后还是勉强宣布，他们自己的总司令“不会不把他与元帅的关系放在一个适当的基础上。”

8月18日，在得知国际救援部队已于4天前完成了救援任务的消息后，凯撒克制住懊恼，“把陆军元帅的指挥棒交给了我（冯.瓦德西的记录），他的讲话有些过于生动，不幸的是，这一讲话被登上了报纸。” 两名皇家侍卫陪侍在这位即将出发的游侠骑士身边（说句公道话，他对这样的戏份并不感兴趣）；皇帝“告诉他们，不能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纳赛尔军士长的职责是，如果我在战场上太靠近前线了，他就会把我拉回来。”6周之后，这位最高统帅到了华北。他从未参加过任何可以被称之为作战的有尊严的军事行动，但他目睹了大量的流血事件；“在我目睹的无数次斩首行刑中，”他写道，“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流露出一丝恐惧或感情。”

国际救援部队的行军路线图

　　到7月底，在大沽和天津的部队已经集结了大约25,000人，还有更多的军人在赶来的路上。几个主要大国在此前都有各自的军事任务，这限制了他们在华北的干预规模。美国军队深陷菲律宾；在满洲，义和团运动引发了广泛的作战，迫使俄国在远东的驻军转移了其主要精力；法国人专注于印度支那的内部安全问题；布尔战争削弱了英国的力量。只有日本和德国没有仗要打；而德国与中国相距遥远，而且缺乏海外远征的经验。

尽管如此，战争的车轮仍在转动。从1901陆军部情报处编辑的有关中国主要事件的刊物中，我们窥见了维多利亚帝国为了一场遥远的征战而整装披挂，那边的气候在酷夏虽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即将进入寒冷刺骨的冬天。

从印度运来了牛和双轮救护马车、羊毛内裤、粗羊绒呢制手套以及羊皮外套（阿富汗爆发的霍乱减少了这些物品的供应）。挪威军队穿的山羊毛袜子是从斯堪的纳维亚采购的。2,000吨木柴从澳大利亚运来，这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稀缺商品。7月28日，一个气球小队在南安普顿登船；而它的马匹将从加尔各答上船起航。⁴

直到英军总司令盖斯利将军于7月27日抵达天津，联军的战争委员会才开始认真考虑采取紧急行动的必要性。在那一天，一致的意见是需要等到压倒性的兵力集结起来，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做好了开始行动的准备。两周后，当救援部队在进军北京的半途中，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发来电报说，俄国政府“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交战消息或进军北京的消息。相反，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最新的电报说，所有指挥官都认为，在8月中旬之前进军北京是不可能的。”

英国陆军中将盖斯利

　　是正统善良的盖斯利将军——冯.瓦德西认为他“显然是一个随和的人”——说服了在场的指挥官们，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咬紧牙关，至少“要尽早向前推进”，以减轻被围困者的压力。

起初，这一理念并不受欢迎。8月1日到达的俄军总司令林内维奇将军主张等待，他的美国同事查菲将军不愿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出发。盖斯利接到命令，派他的两个旅中的一个去保卫上海，因此当他到达天津时几乎是两手空空。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通过非正式的接触，他收集到了一些个人对其进取战略的坚定支持（其中之一是美国第14步兵团的上校），⁵ 并且说服了日本人。很快，争胜的本能开始显现出来。主张谨慎的人虽然有无可辩驳的理由；但是如果英国人和他们的朋友们不顾反对，准备出发时，那就不会有任何人甘愿落在后面。

盖斯利将军不惧困难。他得到的命令是解救公使馆；他要尽全力去执行命令。他虽然不是一个狡诈的人，却把别人弄得进退两难。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华北。如果英国人独自冲向灾难，他们盟友的勇气就会受到质疑；如果英国人侥幸获胜，他们的盟友就会被看成是傻瓜和懦夫。

反对的声音消失了，拖延的正当理由也被抛诸脑后。8月3日上午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议，会议决定于5日出发；他们彻底摆脱了迷茫状态，以致于8月4日黎明，国际救援部队的主力就经过“禁酒厅酒店”，提前24小时从天津出发了。

远征军的人数大致如下：

日本人 10,000

俄国人 4,000

英国人 3,000

美国人 2,000

法国人 800

德国人 100

奥地利和意大利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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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⁶

部队装备了足够的火炮，但缺乏用于侦察和追击的骑兵，从而使作战行动受到了限制。⁷ 日本人有一个骑兵团，但他们的轻量级战马质量很差，部分原因是天气炎热，另一部分原因是马匹管理不善，在400匹战马中只有60匹完成了向北京的行军。美国第6骑兵团已在大沽登陆，但他们的战马在经过长途航行后还不适合骑乘，所以这个团不得不留在了后面。除了少数哥萨克人之外，孟加拉枪骑兵做了有效的工作，这是唯一参加了作战的其它[骑兵]部队。

行军路线遵循了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军的路线，沿着北河河岸走。一列6英里长的帆船和舢舨用撑篙航行或在浅浅的河上拉纤航行，造成多次延误和事故。但是部队急需各种形式的畜力运输。美国人带来了自己的骡子，并以熟练和自信的方式驾驭它们，就像他们拉的斯图代克大马车一样，非常令人羡慕。许多日本驮马都是种马，它们制造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法国人只有几匹安南矮种马，体形很小，跟毛驴差不多大；而德国人、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根本没有交通工具。强征来的矮种马和骡子不能令人满意，它们对装在身上的驮鞍和其它挽具也不习惯，表现得很不友好。通常只有一条路，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畜踩踏和车轮碾压出来，又被黄土吞没的窄沟。雨水把它们变成了泥浆河流。许多动物，特别是炮兵的驭马，受不了可怕的炎热。

尽管如此，救援部队还是起程狂奔了，36小时后就到达了杨村，他们走了25英里，并取得了两场战斗的胜利。

这场短暂的战事在军事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实施对研究战争、国际关系或整个人类本性的学生来说是令人感兴趣的。 但不能说，在这一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能够被完全复制。 直到最后，当北京本身受到攻击时，一切都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纵队行进，敷衍了事很不认真的侦察，根据草率计划而匆忙调整的部署，随意的炮击，对坚固阵地的冲锋，以及中国人的溃败，因为缺乏骑兵而无法有效地扩大战果。

第一次战斗确实是决定性的，因为尽管中国人在受到轻微损失后就撤出了战斗，并且带走了大部分枪支，但这次战斗给他们造成的震惊，使他们的士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战斗是8月5日上午在西沽军火库以北几英里的北仓进行的。日本人（和俄国人一样，也穿着白色束腰外衣）首当其冲，以他们惯用的自杀式密集队形，毫不犹豫地向坚固的工事推进。英国大炮（其中包括两门海军12磅炮，这是参加过史密斯夫人城救援的老兵），为日本人提供了火力支援，他们的步兵也参加一些战斗；但这是日本人的胜利，非常宝贵的胜利。

联军更加大胆地继续向前推进，第二天在杨村再次开战，不过这次的战场距北京又近了10英里。他们再一次不得不对付一套精心设计的战壕和土方工程，这些战壕和土方工程防御坚固，装备了大炮。这一次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带头进攻，俄国人和法国人提供支援，日本人作为预备队。那是酷热难当的一天，战斗在午后开始，天气最热。

步兵渴得半死，汗流浃背，跌跌撞撞地向前冲。没有人清楚他或其他人正在做什么。但不知何故，中国人的阵地被一个接一个地荡平。在战斗进行到一半时，一个联军的炮位开始向美国第14步兵团的一个连队开炮射击。 4人当场被炸死，另有11人受伤，其中大多数都是致命伤。一名美国军官被派回去通知炮位，他们犯了悲剧性错误，结果却因中暑而昏倒。

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俄国炮兵还是英国炮兵连干的。有一篇报道说，俄国炮兵与英国皇家炮兵是并行的，他们开始作战准备，并要求获得射程数据；他们得到了数据，但却没有被告知，或者没有意识到，射程数据的单位是码，而不是米。不论情况是否属实，这是多国语言军队在即时作战时出现的典型事件，其下属部队的行军和作战（正如超专业的弗雷将军说的）“像是一帮游击队而不是有计划行动的正规部队。”

幸运的是，统帅无能的中国人没有斗志，8月6日傍晚，杨村陷落。不到两天之前，当救援部队离开天津时，他们的计划是——就当时的计划而言，或者说是大家理解的，或大家同意的——在强大的后援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只打到杨村就不再前进了。但是，敌人的抵抗出乎意料的虚弱，这让懒人变勤快了。将军们嗅到了荣耀的气息，军队嗅到了战利品的气息。7日，远征军在杨村驻扎休整，等待船只赶上来；在那天上午召开的一次各国统帅会议上，他们决定率领1.4万人的部队直接向北京开进。

当主力部队在8日黎明后出发时，与其说是在进行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马拉松越野赛。

此时的田野已变得稀疏；在8支出发的部队中，只有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还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小型分遣队因无法解决他们的运输和粮食问题，一枪没放就愤怒地返回了天津。法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很庞大，其总司令要以疯狂的决心致力于保持三色旗的竞争力。他把自己的努力写成了一长卷庄严的散文；他的叙述是以第三人称单数写成的，揭示了这次远征的政治氛围，因此法国人的命运虽然缺乏军事意义，但仍值得密切关注。

从他对华北作战的描述来看，弗雷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战略家，因为他总是提议采取迂回和牵制策略，而他自己的部队则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也许不值得这样联想，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如果他的计划得到采纳，法国人就可以在俄国盟友的帮助下领先于其它国家。只有经验丰富的军人才能看出，这些计划总是会设计出短暂的延迟，直到法军增援部队抵达。他对自己指挥的军队有短暂的幻觉，而不是基本的幻想；他承认，他的部队缺乏长期作战的毅力，“尽管有做出最大努力的能力，但这需要活力、胆量和成功的坚定决心。”

幸运的是，对他们军事素质的评估从未在作战中得到检验。法国在华北没有驻军。在关于远征军的无数记述中，每一支派遣军都对其它国家派遣军的某些事情提出过批评；但法国军队是唯一一支派遣军，人人都对它的所有事情都提出过批评。“法国军队中的败类是可耻的”（罗杰.凯斯），“我们都知道法国本可以表现的更好”（H.S.兰多），“法国人普遍声名狼藉——甚至连俄国人都不想和他们扯上什么关系”（冯.瓦德西）——这一点没有人会反对。即使是他们总司令的叙述，充其量也只能带给他们带来某种同情而已。

法国远征军最初大约有1,000人，由两个海军陆战队步兵营和两个山炮连、一个野战炮连组成。这些部队都是东京湾[北部湾]人——身材矮小，甚至比威海卫团的中国士兵还要矮；他们的一名军官向联军透露，“他们不想被杀死。”军官严重短缺，只有一个叫波波上尉的人能留下来为弗雷将军充当核心参谋。这些部队在印度支那执行了一段漫长而疲惫的任务，身体状况很差。他们的蓝色制服被弗雷形容为“破烂不堪”，距离稍远一些时，便与中国农民的装束分不清楚。为了减少联军把他们当成义和团的风险，命令他们把白色的大太阳头盔套上蓝色罩子，使其呈现出一半白一半蓝的效果。这一谨慎的措施被一些战地记者误解了，他们的报导（弗雷抱怨的措辞未予翻译）认为弗雷将军手下人帽子的古怪外形是“由于难以想象的自由放任，即对幻想的过度热爱。”法国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车和独轮车。

8月6日，弗雷将军收到德.佩拉科特上校前一天晚上写来的信。写信者还在北仓，与法国步兵在一起，法国步兵没有参加战斗，离开天津后他们只走了10英里路。

据德.佩拉科特报告，“这些人已经精疲力竭了，医生说，他们明天无法完成一整天的行军。一营14人，二营19人缺勤。我等待你明天的命令。如果我没收到命令，我就回天津去。”

8月7日上午，弗雷将军在林内维奇将军的帐篷外出席了总司令会议，他一定是心情沉重，心绪不宁。但是荣誉在召唤。现在看来，在救援部队与北京之间，很可能只有一连串轻松的胜利；但是，要取得一场轻松的胜利，你至少必须得能够走路，而法国远征军目前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弗雷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无法动弹了。他说，他要返回天津（他私下里希望法国的新锐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那里），重新组织他的部队，尽快赶上联军的先头部队。

同时，他又要派200人去履行守卫杨村的职责。他的同事们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感谢，但他的提议，与其说是为了联军的内部团结，还不如说是这支部队无论是撤退还是前进都已不可能了。他们不能行军撤回天津，正如他们不能行军走到北京一样。一个由15名哥萨克组成的“屏护队”留下来照顾这些疲惫的东京湾人，此计划被他[弗雷]心怀感激地接受了。

不能不让人感到钦佩，这位老人在几乎没人帮助的艰苦条件下努力着，以一种着魔似的、一心一意的精神，确保法国的武装力量在北京城下得到展示。他急忙赶回到天津。法国的援军还没有到达。他找到了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受到一种几乎是国际骑士般的军事帮会责任感的驱使，” 他提出要尽其所能促使他们前进。无论如何，法国人必须及时赶到，以分享胜利的荣耀和战利品；来的穷亲戚越多，第一批到达者收获不成比例回报的风险就越小。

最小的三支远征军——弗雷骑士团的低级别成员——由曾经跟随西摩尔的水兵组成，他们已经受够了在华北平原度过的一个夏天。但他们还是振作了起来，从容不迫地向北出发了。弗雷将军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推动所有仍能行走的人前进”；让有些不能走路的人坐上帆船；到了8月10日，这支散乱的小十字军一瘸一拐地走上了通往荣耀的道路。

　　与此同时，主力部队正顽强艰难地向北京前进。他们横扫了微不足道的抵抗，于8月9日清晨攻占了河西务，10日拂晓攻占了马头，11日攻占了张家湾。1860年，盟国使节和他们的卫队举着休战旗去参加谈判时，曾被囚禁在那里。39个人中——有英国人、法国人和印度人——只有19人在遭受酷刑后侥幸活了下来。作为报复，英国人放火烧毁了已经被法国人洗劫一空的圆明园。

距北京14英里，被城墙包裹的通州城，现在是救援部队与被围困公使馆之间唯一的主要障碍。他们的进展稳定，而且损失很小。日本人作为行军的前导，几乎打了所有的仗；自杨村出发以来，他们只损失了两个人。但这次进军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英军的情况最糟糕，他们排在最后，不能出发——因为整个部队都走在同一条窄窄的崎岖小道上——直到太阳已经升起很高了。他们包括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弗雷将军称其为“皇家爱尔兰人”）、第1锡克人团、第7拉其普特团和第24旁遮普步兵团、威海卫团、皇家野战炮兵第12团、香港炮兵和皇家工兵小分队；海军的攻城炮由帆船运载，孟加拉枪骑兵通常与先头部队并肩而行。

传说盖斯利将军接受了令人反感的后卫角色，是为了减少俄国人对英国与日本的猜疑。林内维奇将军非常担心他的对手会在他的前面抢先到达北京，以至于远征军一度可能要失去目前这种并不稳定的凝聚力，并演变成一场“落在后头，活该吃亏”的争夺。很难说这个说法是否有任何事实根据；但是，它被许多英国的资料所引用，虽然在盖斯利简短的信件中没有提到，这符合他坚实、理智的性格。

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都种植着高梁，这种黍类作物可以长到10英尺甚至更高；这使得侦察变得非常困难，也使伏击变得非常容易（事实上，敌人很少尝试伏击）。饮用水缺乏。人们不再相信水井被人为投了毒，但在后卫部队到达时，井里的水常常已被淘干了，靠井水来解决人喝马饮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

对所有的远征军来说，最困难的是酷热。俄国人和日本人坚持得最好，但每个人都受苦了。 “我们经过了一个美国小分队时，”第7拉其普特团的指挥官写道。“只见那些人低着头，半闭着眼睛，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慢慢地走着，虽然热得够呛，他们还是决定坚持下去。我想当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史沫特莱.巴特勒回忆说：“白天我们有将近一半的人掉队。……在凉爽的夜晚，他们会赶上来，第二天早晨又开始行动。”⁸

无情的太阳给人和马都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村庄外边几乎没有树木，而当队伍停下来时，队尾的人常会发现所有的树荫都被前头的部队占据了。

自从抵达华北后，每一支远征军都怀着专业的好奇心，仔细观察着别国远征军的举止和装备。这就好像是在火星上举行人体模型展览一样。美国人装备的两种步枪中有一种——弗拉格-约根森步枪——广受赞扬；而另一种，威妥玛则不然。俄国人擅长乡村生活；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他们一无所有，也一无所缺。”但是，他们的卫生状况“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而且他们对平民毫无目的的暴行使得其它部队也很难征到苦力。一长串的随军人员组成了印度军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扫队、马夫、铁匠、拉风箱的男孩等等——也受到了批评。但是在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形成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今天。⁹ 日本人的勇敢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唯一诽谤他们的是弗雷将军，他说他们为自己的伤亡感到自豪，并无端妄言，“导致他们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许多人，是为了日本争取到了战斗中的主力。”在围城期间和向北京进军的过程中，由于日本人与敌人的种族和语言关系密切，所以他们在收集情报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8月12日凌晨，日本人炸毁了通州城的南门。中国守军已经逃跑了。联军开了进来，取得胜利的军队就开始大肆抢劫，虽然除了一小部分外，他们没有办法带走这些战利品，但贪欲让他们偷窃和破坏。通州城里一些名声不佳的市民也自愿加入了这场抢劫。同样的事情在天津发生过，而且将要在北京发生。外国军队至少有一个借口，即便他们不动，那些东西也会被其主人的同胞抢走。

救援部队在12日休息并补充给养。在义和团暴动的早期，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大型美国传教站被义和团洗劫一空，盖斯利将军决定在这个面积巨大的废墟上设立一个本地农产品市场。他的参谋人员中有一位会说中文的传教士，被要求担任情报官员，盖斯利将军希望他写一份合适的告示，号召民众重返家园，与征服者和平交易。但是这位牧师却不以为然。他建议说，更重要的是，把这个院落当做一个巨大的、有警示性的篝火堆，从北京都能看到篝火的火焰。 “嗯，你知道的，”盖斯利温和地说道，“我们不想与3.5亿人口的中国作对。”传教士觉得这种回答很有特点；将军“本性仁慈。”¹⁰

清朝军队现在一片混乱。 8月11日，通州陷落的前一天，强烈主张排外的李秉衡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描绘了一幅分崩离析的景象：

臣已自马头退至张家湾。过去数日，臣目睹败军数万，充塞道涂。一闻警讯，望风而逃。所经村庄城镇，焚掠无遗，致使臣之所部无物可买，人困马乏。臣自幼及长，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若不重整秩序，处斩临阵畏缩之将及溃逃兵士，我军将无立足之地。……局势失控。再无重振机会。臣当竭尽全力，召集逃兵，拼死作战，以报陛下之恩，尽臣绵薄之力。

第二天，他服毒自杀了。5天前，时任直隶总督的裕禄在一家棺材铺里开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溃败还在继续。

然而，联军总司令在8月12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对营救公使馆并不抱太大的希望。通州到处都是关于北京的外国人已被屠杀的谣言。从一开始，许多人就担心，有些人甚至预言，救援部队的到来之日将注定是被围困者的末日，如果他们中还有人活着的话。8月8日，盖斯利将军和查菲将军收到了窦纳乐爵士于6号发来的内容完全相同的密码电报。电报附了一幅示意图，指明到达公使馆的最佳路线。从那时起，陆续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虽然他们表达了谨慎的信心，但所有人都知道，公使馆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美国陆军中将查非

　　然而，据骑兵报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通州与北京城墙之间存在着有组织的抵抗，他们决定尽快推进。可是林内维奇将军认为，他的士兵太累了，不能在完成进场行军后立即发动进攻。根据他的情况，大家一致同意将作战划分为两个阶段。联军的各部队分别确定不同的城门，沿着平行的轴线抵近；他们需在离北京3英里的地方停下来扎营。整个部队将在15日早上发动协同进攻。联军第一次制定了简单的作战计划，使每个国家的军队在战场上都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使每支部队都有足够的机动空间而不妨碍相邻部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这种平等主义的部署产生了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到现在远征军中参加竞赛的已是5个选手而不是4个，就摆好做出最终努力的态势，这将是错误的。不屈不挠的弗雷带着跟在他后面的几百个疲惫不堪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已经赶上了主力部队。更重要的是，他预期其余的骑士会随时赶到。汤羹正在为他们煮好。

他在13日下令，“今天晚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纵队将与法国军队并肩作战。明天，在北京的城墙下，当外国国歌奏响时，人们将保持肃静；每支国歌都会受到尊重。¹¹ 而当法国国歌奏响时，整个法国远征军都会尽可能大声地高唱国歌。我们的同胞和被围困在中国首都城墙另一边的外国使馆的居民都将知道，当他们听到我们崇高的战歌时，解放就在眼前。”

这只是他的精心构想。但是，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直到几天后才赶到；法国军队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弗雷将军曾说过，他要对东京湾人的呼吸器官、北京人的声学以及他自己的城市地形学知识进行认真的检测，但这一切都未能付诸实施。

注：
¹ 参见：窦纳乐爵士7月29日的信：“我们还有大约两周的粮食供应。如果中国人不发动进攻，我们可以坚持几天——比如10天。”
² 在这次事件中，一支由108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德国海军小分队参加了救援行动。北京被规模更大的日本、俄国、美国、英国等军队占领之后的第4天，他们才进入北京。
³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一个陆军元帅的回忆录》。
⁴ 法国航空兵也在华北派出了代表。弗雷将军向巴黎要了一个气球，最终是“一个空气压缩机组”被运到了大沽。这位将军记录道，“其作业范围远非无用，”但他没有说作业范围是什么。人们不禁会觉得，如果联军中真有人在中国实施了空降，那么此次升空不会没有记录的。
⁵ 达格特准将：《美国在中国救援的远征军》。
⁶ 根据英国官方消息，这些数字几乎肯定是被夸大了。大多数报告认为整个部队的人数在16,000到17,000人之间。
⁷ “我们的骑兵在整个战役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1860年远征北京的一名英法联军成员写道。在这支小得多的部队中，英军包括两个半骑兵团；法国人只有蒙托邦卫队中的一些非正规骑兵，在这方面常常处于不利地位。（沃尔斯利中校：《1860年对华战争的叙述》；罗伯特·史温霍：《1860年华北战役的记叙》）
⁸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记录了参加这次艰苦行军的两个营的伤亡情况，标题为《派遣、安置上船、送往医院、失踪和死亡》。总共有198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⁹ 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仍然会在传统意义上的重要纪念日互致电报问候对方。1930年，当时负责海军陆战队音乐编曲的苏萨创作了一首名为“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的进行曲。1937年，在上海的一场危机中，第二营再次与海军陆战队并肩作战于中国。1957年，双方交换了纪念品，纪念他们在天津城墙下的第一次相遇。
¹⁰ 1900年，盖斯利56岁，在他74岁去世时，《泰晤士报》在他的讣告中对他始终关怀他人表示了敬意。这是他在普通民众中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¹¹ 当然，其中也包括那首令人厌恶的《万岁，在胜利的花环里》。

第 十 三 章

营 救

　伙计！那不是中国人的人潮！

伙计！那不是异教徒的怒吼！

听！现在脚步声在震响——

天哪！是他们来到了我们的门口！

——摘自一首不知名的现代诗

　　本书上一章谈到了战败后自杀的李秉衡，此人似乎在终结与公使馆非正式停火的事情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强烈憎恨外国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所有事物，包括铁路、邮局和纸币。他在山东当巡抚时，发生了两名传教士被害事件，这为德国攻占胶州提供了借口；后来，在德国人的压力之下，他被解除了职务。当大沽炮台被攻破时，他正在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任上，他匆忙赶到江阴，这是一个控制着通往上海的航道要塞，并且准备——这让南洋总督大为震惊——炮击任何可能进入射程的外国军舰。

他为人耿直，是少数几个对6月21日宣战诏书给予热烈响应的知名人士之一，这份诏书还命令各省驰援北京。对他的执行力，朝廷寄予了深深的厚望。6月24日，朝廷传令召他进京。第二道诏令是他在进京路上收到的，叫他尽快前来。第三道命令叫他日夜兼程，加快速度。他于7月26日到达了北京。

皇太后立即召见了他。那时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联军从天津发起进攻的迹象；在北京，也没有人怀疑过官军将领们的无能，以及京师南边的官军竟不堪一击。李秉衡力主采取进攻战略；“唯有善战之将，才能谈判和平。”也就是几乎与此同时，被围困的公使馆周围再次爆发了交火。

皇太后身边缺少果敢的人以及果断的行动。她把这位游侠召来；是她的决断（通过他非常不喜欢的电报）让他兼程赶到。她召见了他。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有他作为拥护者，她依然可以拯救中国。皇太后的性格中有乐观的一面；不到两周后，当有人向她报告，在天坛有几百名裹着头巾的黑人士兵时， “她面无表情地说道：‘也许这是突厥的援军，急着与洋人开战吧？’”

李秉衡被传旨赏紫禁城内骑马和在皇宫内乘坐双人肩舆的殊荣。将[武威军中的]四支部队交予他指挥。虚弱的沙文主义笼罩着大清朝廷。这让人联想到巨大的水族箱。当一条新鱼被投入时，其它的鱼就会一改自己的呆滞与空虚，不再昏昏欲睡，不再循着习惯性的路线洄游，蜕掉颓废的样子。就会出现一连串的活动；沙子被搅动，蓬乱的水植荡起波浪；鱼儿们抖动，吞咽，吐出长长的气泡，以一种有目的的神态来回摆动。然后旧的秩序又逐渐恢复。这些五颜六色的鱼懒洋洋、圆滚滚、瞪着眼睛，重新陷入了冷漠之中，重新开始了它们游来游去的空洞仪式。

李秉衡的出现对所有的温和派人士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某些人来说打击是致命的。 7月28日，前驻圣彼得堡公使、翰林院学士许景澄和总理衙门章京袁昶被处死。两周后，另外3个人，包括兵部尚书，因为胆怯，主张和平而被斩首。他们都是义和团的批评者，与外国人关系友好；其中一人还建议将冯.克林德的尸体装棺入殓。正如圣旨所说，“他们犯下了大不敬之罪。”他们镇定自若，从容赴死。

尽管停火已告终结，但几天来中国人的攻击只是断断续续的，在德国前军官冯.斯特劳奇的带领下实施了一次出击，使英国公使馆的防线有所扩大，他们占领并加固了蒙古市场里一些危险地段的房屋。小孩子们在母亲眼前日渐消瘦，但是除了她们以外，被围困的人们仍然士气高昂；8月2日，毕盛先生对结局表示出了谨慎的信心，这让他的听众们瞠目结舌。在停战期间，盖姆威尔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大大加强和改善了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被围困者现在与外界保持着通信联系；那种认为他们已被命运抛弃的无助和疑虑已不再困扰他们了。

除了窦纳乐爵士与总理衙门的通信，（衙门还在坚持着它深奥的日常运转，）他们还一直在收发密码电报[国际电报]，以此显示他们对潜在的屠夫们保持着礼貌。几个信使带来了天津的来信。8月10日，收到了一张注明日期为两天前的盖斯利将军的字条，使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强大的联军正在前进。两次击败敌人。你们要振作起来。”当天晚些时候，福岛将军给日本公使的一封日期更近的信，提供了救援部队进展的更多细节，并预计救援部队将于13日或14日进抵北京。

围城里弥漫着一种近乎是学业结束的气氛。在王府的一座建筑中发现了许多钱币，其中一部分被用作了围城纪念章的最佳设计奖奖金。许多人认为，“Mene, Mene, Tekel, Upharsin”[意为：犹太人流放异地的日子快结束了。]是一句很合适的箴言，但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主意不好。他指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懂拉丁语。”

伤亡仍有发生。在12号晚上，法国上尉拉布卢斯对一个同伴说，现在援军已经很近了，每个人都应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片刻之后，他自己却头部中弹身亡了。他在保卫法国公使馆的英勇作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窦纳乐爵士在公文中赞扬了他的才干。但是在私下里，他觉得拉布卢斯 “是个好军官，只是有点疯疯癫癫。”

据报告，一支从山西来的新军已经进入了前线，它的指挥官发誓要在5天内拿下公使馆。但是他和他的26名部下却在一次工事倒塌事故中被砸死了。总理衙门发出了愤怒的抗议（‘这远不是一个友好的举措’），并取消了原定讨论前往天津行程安排的会议。

13日，随着救援部队到达首都的城墙之下，中国人如预期的那样，作出了摧毁守军的最大努力。炮火在一整天里向公使馆狂泻，在夜幕降临时达到了高潮。从英国公使馆可以观察到在皇城城墙上边的一个阵地上出现了异样；这个阵地自停火结束后，就一直没有被使用过，但现在观察哨报告说，他们看到了黄铜支架的闪光，这表明一门现代化的大炮正在进入阵地。

窦纳乐爵士调用了美国的柯尔特和奥地利的马克沁，当尘埃落下时，他们在350码和200码的距离内瞄准了炮眼。8点钟，四面八方的射击达到了高潮，新的火炮也加入了进来。结果证明这是一门2英寸的克虏伯速射炮；这门炮“在十分钟内所造成的伤害，比滑膛炮在5个星期里的轰击所造成的伤害还要大。”¹ 但是两挺机关枪迅速投入战斗，在黑暗中对着固定的目标开火，克虏伯在第7轮射击后就哑火了。如果不是这样，后果将是严重的。及时部署机关枪是窦纳乐爵士作为总司令的最后一个战术性决定。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它提醒人们，被围困的人要感激他的军事素养和作战才能，比大多数人能认识到的还要多。

军号响起。从四面八方传来“杀呀！杀呀！”的吼叫！可以听到军官们疯狂地命令士兵向前冲（有人注意到，他们总是使用“去”这个动词，而从不使用“来”这个词）。齐射不断。警报在钟楼响起。一位传教士回忆说，“公使馆里的每一件武器都被分发了出去。就连诺里斯先生和我自己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摸过武器的人，也配备了左轮手枪。每个人都为一场大战做好了准备。”伤员用担架抬了进来。有人跑来要求紧急增援。最近几天建立起来的信心已然消失，人们心中充满了可怕的忧虑。毕竟，是救援来得太迟了吗？

这一天乌云密布。当救援部队以四列平行纵队向北京进发时，许多士兵把远处中国人的隆隆炮声当成了雷声；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持续不断的炮火。 但是老兵们知道这是什么。他们怀疑，自己的艰苦行动甚至到了现在，还在引发屠杀，屠杀那些他们赶来拯救的人；像从古至今所有的士兵一样，他们用冷酷无情的嘲讽来掩饰自己的愤怒和悲伤。他们从一开始就说过，这样的事会发生；这样的事总会发生。他们坚持了下来。

联军最后的进攻计划直截了当，参见下边的略图。四列主力纵队沿着运河两岸前进。运河右岸的俄军向东直门前进。日军利用那条运河北边的大路，向齐化门[朝阳门]进发。在运河的另一边，美军和最左边的英军分别攻击东便门和沙窝门[广渠门]。法军被夹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间。大家一致同意，所有部队在离城墙3英里的地方扎营过夜，以便于14日实施协同进攻，15日攻入北京。

联军商定的攻城路线

　　迄今为止，地形对联军竞争本能所施加的影响，就像紧身衣对疯子的影响是一样的。无论如何，受到运河以及行进缓慢的补给船的影响，即便确定了行进序列，各部队甚至不能占据有利位置；沿着他们从天津走来的那条狭窄小路，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做的余地。

然而，对于比赛的这最后一圈来说，他们的部署可能是专门为推动一场竞赛而设计的。没有先头部队，没有后备部队；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明确的目标。

8月13日，救援部队从通州出发，呈扇形散开，沿着被雨水弄得泥泞不堪的道路缓慢前进。天气非常热。孟加拉枪骑兵的头盔下夹着长长的玉米叶，一直垂到腰间，看上去就像戴着面具参加化装舞会的人物。乡村田野散布着小村庄、树丛、高粱地、宝塔、灌渠和坑坑洼洼的道路，错综复杂，令人困惑。但在他们宿营之前，大多数远征军都看见了在地平线衬托下黑色的、长长的北京城墙和巨大的城门楼。远处仍然传来沉闷和连续不断的炮声。夜幕降临，大雨滂沱。

午夜时分，从东便门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是紧挨着运河南边的美军目标。战斗规模越来越大，大炮也加入了进来。日军比任何人都更靠近这次意外行动的现场，他们很快就明白，俄国人已经不再遵守出发令了。他们偷偷地先于联军发动了进攻。正是他们，以部队疲惫为理由，要求推迟进攻。现在，他们在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的情况下，撕毁了自己的承诺，单枪匹马地踏上了通往荣耀的道路——也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俄国人的行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对这场战役的评价中，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他们不仅比预定攻击时间提前了至少24小时就发动进攻，而这个预定攻击时间是由他们主导确定的，而且从联军前线斜向穿插过去，攻击的不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而是别人的目标。大家都怀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东便门是四个城门中距离公使馆最近的一个——林内维奇将军故意欺骗他的盟友，希望如果一切顺利，第一个进入北京从而获得最大的荣誉。

但事实又很难证明如此邪恶或如此简单的解释。在12日和13日，俄国人进行了大量的侦察；他们的侦察兵非常优秀，随行的还有一位名叫芒特的挪威冒险家，他曾在中国军队中担任过骑兵教练，能说流利的汉语。在13日晚上，侦察兵报告说，他们到达了距离东便门200码的地方，然后遭到了射击，于是这段城墙似乎被轻易地拿下了。不论林内维奇将军是否理解他们说的是哪座城门（他可能把东便门与他自己的目标东直门弄混淆了），他派出了一个营加半个炮兵连的先头部队，其作用是确保通向城门的道路上没有防守，从而为第二天主力部队的前进扫清障碍；换句话说，它的任务是充当过去被称为常备巡逻的角色。俄军参谋长瓦西里耶夫斯基将军指挥了这支分队，芒特与他一起去的。

瓦西里耶夫斯基是一个勇敢而有进取心的人。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走错了城门，但在这座城门的后面，他能听到公使馆正遭受猛烈的射击。当开始下雨时，他看到了发动突袭的机会。他悄无声息地带领一帮人穿过一座横跨护城河的窄桥， 突袭了外面的守卫室，把里边的人全部杀死了。

警报响起。城墙上开火了，火力在黑暗中蔓延开来。俄国人推来两门炮，开了几炮，在装有铁甲的瓮城城门上打开一个洞。瓦西里耶夫斯基和芒特作为第一批进入北京的人，带领步兵连穿过了城门。

中国的城门通常有内外两个城门，围成一个院落[瓮城]，上面通常还有一个城楼，它形成了地下室的效果。这种设计的目的，是让那些穿过第一道城门的敌人在进入第二道城门之前陷入死亡陷阱；这就是俄国先头部队的遭遇，他们被来自城墙上的近距离火力所包围。

然而，仍在外面的部队设法突破了一个边门，俄国人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日出之前他们成了东便门的主人。他们坚守在这段不长而又暴露的城墙上，直到8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他们的主力部队出现。

随后，在城墙上和城墙后面的街道上，又发生了几个小时的混乱而血腥的战斗，瓦西里耶夫斯基受了重伤，一个炮兵队的马匹被全部打死了。直到晚上，俄国人才与在他们左侧翻越城墙的美国人携起手来，开到公使馆，而此时，第一批联军部队在下午的早些时候已经到达了那里。

从这个总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俄国人表里不一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可能过于大胆，可能超出了给他下达的命令；但是很难想象林内维奇将军会私下鼓励他这样做。如果是这样的，俄国派遣军的主力就不会花将近12个小时的时间， 来跟进这个小型先头部队所取得的成果有限、代价高昂的胜利。事实上，俄国人在8月13日至14日的行动最显著的特点是林内维奇将军自己的行动迟缓而不是急进。13日午夜前，他的先头部队在参谋长的带领下卷入了一场激烈战斗。然而，直到14日10点，他的主力部队才到达被攻破的城门之下。至少，在黑暗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哪里，就像俄国人偏离路线是一个周密的计划一样；即使这是一项周密的计划，那么它的执行也很糟糕。

盖斯利将军在他的信件中写道， “由于俄国人过早地向前挺进，原定的集中兵力的计划被放弃了，所有部队急忙前出，进攻北京城。”

日军在齐化门前打了一整天的仗。尽管他们动用了全部的大炮——总共54门大炮——并发射了1,000多枚炮弹，但直到天黑后，他们的工程师们才用烈性炸药取得了突破。他们的主力直到15日才进入北京。

以14步兵团为首的美军成功地登上了东便门南边的城墙，——第一个上去的人是号兵卡尔文.提图斯，“他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以无污点的性格而闻名，”——从而缓解了俄国人的压力，他们遭受了严重困难，而且或多或少地被压制在城楼周围。

最左侧的英军直到中午才开始行动。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接近沙窝门时，只听到几声枪响。第12皇家野战炮兵团推出两门大炮（巧合的是，这支部队曾参加过1860年的战役），开炮射击并迅速打穿了城门。海军副官罗杰.凯斯成功地吸引了盖斯利将军的注意，他爬上了城墙，举起了他特意带来的那面著名的皇家海军的白色军旗。² 不久，主力部队开进了北京，如入无人之境。

当他们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时，眼前的寂静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们遭到了来自哈德门城楼上的射击。再往前走，他们可以看到城墙上有三面国旗——美国国旗、英国国旗和俄国国旗。但最让他们担心的是，他们没有听到公使馆那边有枪声。经过头天晚上无休无止的交火，他们确信这种死一般的平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我们担心，”盖斯利的一位参谋写道，“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些旗子只是一个诱骗我们的诡计。”

但是，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时，一个旗语兵在墙头出现了。他挥舞着蓝白相间的旗子，用莫尔斯电码语言清晰地发出一条信息：“从下水道进来。”他指了指自己正下方的墙脚。

英军士兵穿过水关

　　领头的队伍向前冲去。 一条7英尺高的隧道出现在眼前。在里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清除了障碍，而拉其普特人则捣毁了一个大栅栏上已经生了锈的铁构件。在几分钟内印度士兵和他们的军官们纷纷通过满是黑色泥浆的水闸，冲到御河街上了，而上面的城墙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俄国的水兵，在最后一次野性的冲锋中，将前门[正阳门]上的中国守军彻底击垮了。

被围困的人第一次听到救援部队的枪声是在14日凌晨2点到3点之间。在一连串沉闷的轰鸣声之后，接着“是一种类似于手指快速敲击桌子的声音。”窦纳乐爵士写道，“英国公使馆的情景难以形容。那些已经睡着的疲惫不堪的人们被这不同寻常的声音吵醒了，欢呼声和拍手声此起彼落。”敌人也听到了。片刻的沉默之后；枪声大作，比以前更加愤怒，更加震耳欲聋，我们的狙击手和五连发诺登菲尔德枪立即予以回击。那天夜里，警报响了4次。

快到黎明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射击变得稀稀拉拉了；一位日记者只记得“偶尔有一两发子弹的砰砰声和持续不断的刺耳的蝉鸣声。”在城墙之上美国工事的有利位置上，斯奎尔先生几乎每小时都向英国公使馆发送报告。报告写在名片上，地址还是柏林 玛格丽特大街1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枪声并没有向这里靠近，一个叫佩西克的令人讨厌的美国人想尽办法让整个社区陷入绝望。 他曾经给李鸿章当过好几年的秘书，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总是急于证明别人是错的，现在他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战斗的声音与救援部队毫无关系。他试图说服给窦纳乐爵士撰写报告的斯奎尔：“除了机关枪的射击，没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军队正在向这里靠拢。其它的枪声当然是中国人的。佩西克告诉我，1895年李鸿章购买了50挺马克沁，其中一些装备了军队。”这个令人讨厌的爱打听小道消息的人，此时享受着他短暂的独秀时光。

时间过得很慢。中午那顿马肉饭吃得一点胃口也没有。许多人都累得睡着了。波莉.康迪特.史密斯和她的女仆争论着是否要洗个澡。盖姆威尔先生自始至终都很认真，他骑着自行车巡视着防御工事。莫理循博士躺在医院的床垫上，在极不方便和不舒服的条件下，写下了他对那次围攻的生动记述；当《泰晤士报》刊登出他的报导时，《观察家报》这样评论道，“吉本的故事写的再好不过了”。在拥挤的王府中，中国妇女无力地驱赶着落在垂死婴儿身上的苍蝇。

大约在两点半钟左右，院子里那种令人不安的昏睡状态突然被打破了。十几种语言的喊叫掀起声浪：“他们来了！他们在这里！”人们冲到城墙上；而城墙上的人冲了下来。有人说这支部队是德国人。然后，突然之间，英国公使馆的网球场就被锡克人和拉其普特人占满了。当被围困的人群聚集在他们周围时，一种带着呜咽的欢呼声响起来，这是一种奇怪的、无法控制的声音，就像兴奋的猎狗发出的鸣叫。

在英国军官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印度兵穿过水闸，沿着御河街来到网球场。他们身材高大，缠着头巾，大汗淋漓，腿上沾满了污泥，脸上显出疲惫之态。女人们簇拥在他们周围，抚摸他们，轻拍他们，甚至试图亲吻他们。士兵们凶狠的眼中带着警觉。 “水”，他们指着自己的嘴巴谦卑地说，“菠萝水”。他们双手颤抖，急切地渴望用香槟来玷污自己的灵魂。[绝大多数穆斯林是禁酒的。]

外面传来马蹄声。盖斯利将军下了马，突然出现在网球场上，就像哑剧里的魔王。大家都很熟悉他的相貌；几天前，有人从画报上剪下了一张他佩戴勋章，表情严肃的照片，并把照片贴在了钟楼上。此刻，他似乎一点也不严肃，脸上洋溢着欢乐的微笑，泪眼朦胧；一开始，他感觉自己说不出话来，只好站在那里，一边抖着手，一边清嗓子，汗水顺着脖颈流到外衣领子上。

也许过去的12个小时已经把被围困人们的感情耗尽了。虽然“有一两个女士没能在公众场合露面”，但让人哽咽的却是营救人员，而不是被围困的人。所有的报告都同意这一点。当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跟随旁遮普人穿过水闸进入已经严重拥挤的院子里时，他们注意到，“获救的人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女士们精致的装扮”让人想起花园聚会，当然，从现场的照片（不幸的是，拍摄的都很糟糕）看到的是许多遮阳伞和一些引人注目的帽子。 一位战地记者写道：“在我们看来，他们的穿戴都很整洁。他们穿着没有污渍的亚麻服装；一些非战斗人员穿着笔挺的衬衫，衣领高亮，花哨的法兰绒西装，打着五颜六色的领带。”他把这些奢华与“愉快的警卫们古铜色的脸”做了对比，从而为帕特南.威尔的代表性恶意报道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据： “你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都没有见过的人，他们或许已经死了一百次了，你不会知道的，现在也第一次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他们曾躲藏在房间里，行为举止歇斯底里。”

在所有记录下这一特殊事件的人当中，有两个人似乎特别能捕捉到真相的瞬间。一位女士，在吃了一个多月的蒙古马肉后，“当再次看到一匹真正的马时，是多么的享受啊，”她为此激动不已。另一个是年轻的罗杰.凯耶斯。“窦纳乐夫人看上去很迷人，很和蔼，她很可能是我们的女主人。她（对凯耶斯和另一名军官）说，她不知道我们是谁，但是见到我们，她很高兴。”这时突然传来枪声。一名比利时妇女被击中后尖叫着倒在地上。 “于是他们匆忙躲进了掩体，就像躲雨一样。”

锡克族士兵攀爬北京城墙

　　英国人赢得了比赛。 窦纳乐爵士在给外交部伯蒂先生的一封机密信件中写道：“我们的人能排在第一，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当我把老盖斯利介绍给俄、法、日的公使及其夫人们时，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

第一个到达公使馆，是一个既没有军事意义也没有政治意义的成就。与其它部队不同的是，英军进入北京并没有经过厮杀（他们唯一的致命伤亡是中暑）；他们走路，几乎是漫步走进来的。他们廉价的成功不是靠狡诈，或者是高超智慧的回报；而是因为运气，也是由于崩溃的中国统帅部的无能。但战争也有幼稚的一面。英国人应该为先于其它国家的人一两个小时抵达公使馆而感到自豪，而拉其普特人应该为同样偶然的成就而感到高兴，他们领先于锡克人几码的距离到达水闸。

正如所有当代作家所做的那样，人们很容易争辩说，俄国人过早的进攻只是一种吸引敌人的手段，使北京的守军急忙沿着城墙向北增援，以应对危机，因此导致了沙窝门的守军兵力不足。但俄军的袭击是在午夜的暴雨中展开的。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步兵（更不用说炮兵了）能够做出快速的重新部署，即使假设有这样一个有权调动兵力的指挥部存在。在沙窝门的炮位上发现了几门无人操作的大炮；更有可能的是，负责防御的军官带着钱箱跑出了都城，而不是沿着城墙向俄军枪炮声的方向冲过去。

查菲将军和美国第14步兵团大约在下午4点30分到达使馆区，林内维奇将军在大约一小时后到达。福岛将军是在当天晚上到达的。他的主力部队还在继续重创着那座指定给他们的城门。没有人想到要取消进攻，但是因为南边的两座城门已经洞开，所以这边的进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直到15日早晨，法国人才出现。他们在进攻中的痛苦经历太过复杂，难以详细描述。8月14日凌晨，他们撞上了正在露营的美国人。在那里，他们了解到，此时的他们是在运河的南岸；而他们本来应该在北岸的。他们心乱如麻，然后停了下来。一些孟加拉枪骑兵在黑暗中从他们身边经过。这些人勉强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开枪，但在激动中，他们的苦力大都不见了。

然后美国人从他们中间穿过。查菲将军非常不高兴；他怀疑弗雷将军未经授权向北京开进，并提醒他不应该在运河的这一侧。法国人找到了一个水闸，费了好大劲才到达北岸。此时已是14日上午10点了。这些人虽然没有打仗，但都是在被迫行军的情况下从天津走过来的，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弗雷将军的目标是找到俄国人。在前一天与林内维奇将军会面时，他协调了（或者说他感觉是协调了，因为当时没有翻译在场）一些意味深长的计划，包括有关占领北京、对清朝皇室的处置以及其它非严格的军事问题等；联军的安排是在14日召开一次总司令会议； 弗雷将军自从一周前回到天津后，在这些秘密会议上就没有了他的声音，他急于在会上重申法国的主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林内维奇是资深将军，所以会议在他的营地举行；为了寻找这个营地，弗雷将军把那天剩余的时间都奉献了出来，他的精力一定很充沛。

法国远征军只有一张地图；还是过时的，毫无用处。他们仅有的几匹设得兰战马，就像矮种马那么小，几乎没有能走得动的了；弗雷没有侦察兵，甚至没有通信兵。他最终找到了日军的总司令；但山口将军和他的手下人只会说本族语言，结果弗雷被护送到日军参谋长福岛将军那里，福岛是一个语言学家，而且帮他与俄国人取得了联系，此时确认他已经进了北京。

事实证明，福岛将军就是这样的。弗雷在东便门外的日军先头部队指挥部里等待了很长时间。夜幕降临时，他派波波上尉回去把部分法国远征军带到这里来；这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国家威望得到了保障，因为法军总司令和一小部分步兵以及炮兵与联军的其它部队在同一天——8月14日午夜前，穿过了东便门（换句话说，也就是进入了北京）。”

到15日凌晨4点，他们冒着倾盆大雨，小心翼翼地穿过空荡荡的街道，紧握住步枪的枪口，以防刺刀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在使馆区外收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国旗展开，号手们被召集到前沿；他们的入场是一个仪式性的胜利阅兵。命令下达得非常精确。勇敢的号声响起来。疲惫的小兵们快步走来。被打湿的三色旗飘扬着。但可惜的是，这条道路并不适合这个目的。 “纵队不得不穿越街垒、战壕和其他路障，变得有些拖沓和混乱。”

每场比赛都有失败者。法国人在这场比赛中垫底。他们的总司令非常值得赞扬，他们在前5天完成了比赛，并且在后3天也没有掉队，而对于其他的失败者来说，他们被政府派往中国去冒生命危险，而所提供的支援却更差。在本书的这几页中，记录了法国远征军的成就和苦难，因为它的记录比其它任何军队的记录都更赤裸裸地揭示了国际社会对骑士精神的嫉妒。

注：
¹ 《鲁尔联合军种研究所学报》 LIX卷，第437期，1914年8月：窦纳乐爵士的一些个人回忆。
² 它仍然是第一锡克团的纪念品之一。

第 十 四 章

被围困的大教堂

　　7月15日星期三。0500时。正在进行排雷作业时，地雷被意外引爆，造成了剧烈的爆炸。到目前为止，有16人死亡，25人受伤。这对我们防御部署造成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后来）查明有21名死者。发射子弹：6发。尚有：6,866发。

——摘自：保罗.亨利海军少尉的战时日记

　　这场围城已经持续了55天。66名外国人阵亡，2名成年人和6名婴儿死亡，超过150人受伤；区域内中国人的伤亡情况，没有记录。

盼望已久的这个结局带来了片刻的狂喜，但狂喜并没有持续下去。一种泄了气的感觉很快就侵入了使节们的心中。他们那个危险而贫困的奇异的小世界消失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怀着一种嫉妒的、几乎是疼爱的骄傲回望着这个小世界，（他们开始怀疑）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正理解的这个小世界。他们还在舞台上，但他们的戏份已经演完了；情景感人，但是灯光已经亮起，大戏结束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他们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在一夜之间下降了，让这些幸存者变得十分失落。

他们的醒悟还有更明显、更物质的原因。他们得救了，他们获得了自由；那么，生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安定了呢？艾伦写道，“在24小时内，英国公使馆的整个面貌都发生了变化，道德氛围像外部世界一样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人群就很庞大，但由于住得久了，已经安定了下来，秩序井然了。那时各人有个人的地方，有自己的工作。而现在整个院子一片混乱。马背上的军官、一队队的枪骑兵、一队队的步兵、大炮、弹药车、辎重车、大车，路上挤满了人。草坪上挤满了士兵和平民，每个角落都挤满了随营人员和苦力。大家都在挪动，可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挪动了。被围困者不再有日常值班和其它任务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面粉、大米和马肉等每日口粮配给也停发了；每个人都得自己去觅食。我们曾希望救援部队的到来会使秩序得到恢复，并给我们带来充足的物资。在这一刻，似乎变得更加混乱了，物资也比以前更加困难和短缺了。 小群的士兵已经开始出去寻找战利品了。联军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嫉妒情绪，许多人预言，他们不可能长久地待在一起，而不发生冲突。”

大清朝廷逃走了，中国政府解体了，清朝军队正在消失，街道上到处都是义和团丢弃的猩红色服装。但仍有一项紧急的军事任务有待执行。那就是去解救距公使馆西北2英里处的北堂，从断断续续的炮击声中判断，樊国良主教、他的牧师、他的信徒，以及由法国和意大利水兵组成的一小群守卫者，被认定正在那里坚持着。自从围城开始以来，没有他们那里的任何消息，好几天了，也没有从那个地区传来枪炮声。

保卫北堂——即北边的大教堂，在许多方面要比保卫公使馆更值得称道。这块被包围的飞地，的确比外交官们藏身的地方要紧凑得多； 但是对于仅由两个年轻军官和41名水兵组成的迷你守军部队来说，它还是显得太大了，难以控制。除了大教堂本身，四周的围墙还包围了一些杂乱的房屋：一座孤儿院，一座主教宅邸，一座女修道院，一间药房，几所学校，一间印刷所，一座小礼拜堂，一座博物馆，以及一些商店、马厩以及其它建筑。

虽然周长较短，但躲在里面的人却比公使馆要多，而且老幼病残的比例要高很多。在大约3,400名男女和儿童中，欧洲人不到100人。有22名慈善会修女和850名中国女学生；儿童的确切人数不清楚，但是有166名儿童在围困期间被埋葬在了那里。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樊国良预见到了麻烦，于是储备了一些补给品，但他的计划被最后一刻涌入的大批难民打乱了，这些人是为了躲避义和团而来此寻求庇护的。在北堂，废弃的因贝克和基尔鲁夫商店缺少三角包；没有成群的赛马，只有几头瘦骨嶙峋的骡子。到了7月6日，成年人的每日口粮已减少到一磅大米、豆类或小米；三周以后，口粮削减到了这一数额的三分之一；8月10日，在把400磅大米和最后一头骡子都留给作战人员之后，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树上的叶子被吃掉了；用大丽花和百合根来煮汤。

但是，为什么大教堂的苦难比公使馆更加严重，对它的解救更加令人惊讶呢？主要原因在于非正式的停火休战，让公使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但停火并没有将北堂包括在内。在这里，中国人的暴力进犯虽时有波动，但无情的攻击持续了整整8个星期。有人猜测，洗劫大教堂并屠杀教堂内的人，最初是作为一种特殊待遇分配给了义和团；当然，他们在这个较小的围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他们之前在使馆区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公使馆那边，几天之后，几乎所有的战斗任务都由清朝军队接替了。不过，在义和团对北堂的作战中，他们也得到了正规军的有力支持；一天之内就有多达14门大炮投入了战斗——这比公使馆所承受的炮击要密集得多。

从始至终，保卫北堂的人都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外界的消息。他们小房间的墙壁密不透风。早期派出去的送信者被活剥了皮，然后被斩首；他的人皮以及被蹂躏的头颅像稻草人一样被陈列在大门的前边。有时他们能听到公使馆那边传来的枪炮声；这是他们与他们所属的世界距离最近的接触。他们的处境非常凄惨。

北堂

　　与北堂相比，英国公使馆简直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对于它的居住者和守卫者来说，生活是艰难而不确定的；不过，至少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吃，他们不会被那些无法减轻的痛苦搞得团团转。而且一个月之后，他们还享受了一段平静的时光，当停火结束时，他们有理由期待，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而在大教堂这边，人们忍受着更长时间、更为严酷的痛苦折磨，却没有那样的缓解。

然而，在这另一个围城的故事中，有一种简单的高贵，它没有让公使馆的故事继续大放光彩；在公使馆那边，传统美德往往被琐碎的抱怨和国家间的嫉妒所掩盖。而在北堂，似乎没有毕盛那样的人，也没有帕特南.威尔那样的人：这里没有开小差的，没有逃避者，没有恐慌。安详睿智的主教与大家住在一起，在他们与殉难者之间，只有43名法国和意大利水兵，每人（起初）各有300发子弹。

在公使馆的围困中，没有单个的英雄人物；但所有关于北堂战役的记述都以保罗.亨利为主要形象，他是一名23岁的布列塔尼军官，指挥着一支规模不大的法国海军小分队。他不仅激发了他的30名士兵的非凡信心和情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激发了中国教民的信心和情感。他用长矛武装了他们，训练他们充当瞭望哨和其它辅助任务。他不仅是一个好军官，而且很受人喜爱，尽管执行纪律时很严格；他是一个足智多谋、富有想象力的斗士。

在围城的第二天晚上，他率队出击，缴获了一门大炮。他的进取态度和对危险的蔑视感染了部下，他们大部分是像他一样的布列塔尼人，以及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少数意大利人；如果领导不是那么积极进取的话，这支小小的守军可能会被严酷的境况所压垮，愁容不展、毫无成效地蜷缩在掩体后面；而他们则是时时刻刻踮着脚尖，津津有味地寻找机会来惩罚中国人。在东南方一英里远的地方，无事可做的法国公使，每天晚上都在日记中记录着敌人大炮的射击数。在北堂，他的年轻同胞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也抽时间做了一个类似的记录，却没有那么无聊：

7月9日。 消耗子弹54发。 剩余7,357发。

7月10日。 消耗子弹124发。 剩余7,233发。

他小心翼翼地节省着宝贵的弹药，冷静地控制着火力；在早期的一次进攻中，法国人的两次齐射打出了58发子弹，结果清点的尸体有27名身穿制服的义和团和20名看热闹的追随者。北堂周围大部分是开阔地，与围攻公使馆的战友们相比，北堂的攻击者能够依托的攻城工事和路障比较少；亨利和他的士兵们所击毙的中国人极有可能比所有远征军加起来的还要多。

7月30日，亨利被一颗子弹击穿了喉咙，受到了致命伤。他似乎是保护众人所不可或缺的人物，以致于许多被围困的人因此放弃了自我保护；可是从那天起，尽管攻击仍在继续，但摧毁大教堂的企图几乎停止了。此次围城，中国人损失惨重，一无所获；他们现在又要依赖一种不同的进攻方法，并为此已经进行了精心的准备。

7月18日，他们曾在院子里的一幢拥挤的建筑物下引爆了一枚地雷，造成大约50人的伤亡和严重的破坏。8月12日， 在托儿所和修女住所下面引爆了一件威力巨大的爆炸物。5名意大利水兵和大约100名中国人丧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婴儿。第二天，又一次可怕的爆炸造成了更大的破坏；但是，尽管80码外的院墙被炸塌了，中国人却没有勇气闯进来，只是发出可怕的喊叫，向茫然的抢险救援人员射击。

第二天，他们的军旗从皇城墙上消失了，而且人们可以听到援军的大炮在轰击北京的城门。突然之间，救援不再是海市蜃楼了。

在本章之前，我们曾一睹援军到达后，公使馆里的混乱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但不能宽恕，在协调安排对大教堂的救援工作时，所采取的拖延、甚至是玩忽懈怠的态度。

人们原本以为，一旦公使馆得到解救，法国公使就会立即组织救援一英里之外北堂里的同胞们。事实上，他在8月14日的某个时间里的确曾向英国和美国公使提到了这件事；二人也承诺为此次行动提供部队，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联军先遣部队中没有人告诉毕盛，这里有法国远征军的存在。第二天早晨，直到军号在使馆街吹响时，他还没有起床。

弗雷将军，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15日早上到达公使馆后就立即着手处理此事，并下令向北堂进军，但此时查菲将军通知他，他们正准备攻击皇城。由于整个美军分队都将投入战斗，所以不能派出任何部队去北堂支援法军；因此，救援行动被推迟到第二天，法军太弱，无法单独行动。

这是一个蹩脚的谎言。公使馆里此时挤满了军队，特别是日本人已经穿过内城朝着大教堂的大致方向推进了。此时要召集一支足够强大的援军并不困难；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需求非常迫切。

但是荣耀女神在召唤。让法国人放弃参与攻占皇城这样重大而富于戏剧性的行动，对毕盛先生和弗雷将军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法国步兵像往常一样处于崩溃状态；但是，4门山炮沿着马道斜坡被推上了内城城墙，一些外交官和女士聚集在那里观看这个过程。

毕盛指定了目标。弗雷将军下达命令。女士们都用手捂住耳朵。大炮开火了。当炮弹在远处精致而辉煌的屋顶上爆炸时，人们发出了赞美的欢呼。一名战地记者写道，“整个过程足够漂亮。”

然而，几乎就在此时，一名美军参谋来到城墙上，他带来查菲将军的一封急件，信中说：“不管是谁，请告诉弗雷将军，他的炮击让我很恼火。”弗雷回答说，炮击不但不会妨碍查菲将军的行动，也没有危及到他的士兵，“反而增加了他成功的机会。”在女士们兴奋的欢呼声中，这4门小炮遵从毕盛先生的兴致，继续发射炮弹。

半小时后，这位美国军官又回来了，这次，弗雷委婉地说，此人带来了查菲将军的“迫切要求”。鸣炮礼被立即叫停。但波莉.康迪特.史密斯写信告诉查菲，“这个人立刻服从了。”

美军对皇城的进攻是英勇的，但多少有些漫无目的。查菲将军是一名在印地安娜战争中提拔起来的不苟言笑的骑兵：他粗鲁朴实但没有同情心，对他来说，联军之间的合作是一个既新奇又令人厌恶的概念。他的部下都不太喜欢他。在行军中，他实行了严格但并不总是开明的纪律。他的一位步兵上校私下里写道， “有些军官可以带领一支部队赶到指定地点，只损失一些最虚弱的人；而另一些军官则会在行军的第一个小时内耗尽所有人的体力，使他们无法完成任务。” 当然，美军中有许多人掉队并丢弃了许多装备；查菲将军强迫他的部队在空气不流通、蚊虫出没的庄稼地里而不是在开阔地上宿营，这对维持士兵的体力和振奋他们的士气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说，他是一个被诅咒的人。在第一批陆军部队登陆之前，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华北呆了将近两个月了；他们经受了西摩尔远征和围城的艰难困苦。然而，在向北京进军的途中，查菲却给他们分配了卑微而无回报的任务，比如充当中转站的守军和辎重车的卫兵；到达北京后，他授权（直到他的命令因华盛顿的抗议而被撤销）陆军保卫本国公使馆，而不是曾使公使馆免于被毁的海军陆战队。他甚至将海军陆战队改造并使用过的自制火炮“贝蒂”，作为陆军的战利品运到了西点军校；在1901年他曾试图——没有成功——在陆军军事法庭上，判处海军军官沃勒上校在菲律宾的兵变中犯了谋杀罪；他们在中国期间，沃勒上校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品行优异。可以看得出来，查菲将军不是一个随和的人。

尚不清楚（在如此多变的形势和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如果清楚的话反而让人惊讶），为什么他没有征求友军的意见，就向环绕着皇城的粉红色高墙发起进攻。这似乎是一种冲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公牛闯进瓷器店式的操作，没有考虑到对情报、计划和特殊设备（如攀爬云梯）的需要。“大门在那边儿！”他的参谋告诉率领这次进攻的美国第14步兵团的上校。“我的任务完成了，该轮到你了。”即使是查菲对弗雷的抱怨，回想起来也显得很轻率。弗雷的小山炮是朝着远处的宝塔胡乱开炮的。

早晨7点钟，美军从前门发起进攻，赖利上尉的炮兵连在城楼上为其提供火力支援。在攻城撞槌的帮助下，他们强行进入了通向皇城南门的几个宽敞院落中的第一个。在每个院落里，他们都遭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造成了伤亡；但他们仍顽强地向前推进，两门大炮近距离轰击一座又一座大门。最后，日本苦力[原文如此，实际情况是中国苦力]抬着梯子，帮助他们爬上了皇城的城墙，星条旗在城墙上升起。一位英国战地记者写道：“当第一个勇敢的家伙骑坐在护墙上挥舞旗帜时，我们在下面欢呼，嗓子都喊哑了。”

在最神奇的军事目标——紫禁城被攻占之前，还有3道城门需要突破。美国人强攻其中的两座，造成了15人阵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这时查菲将军却突然下令撤退。 “对这些优秀的士兵来说，他们像老虎一样前来战斗，却被迫像绵羊一样退出（除了咒骂之外），这太让人难受了！”一位目击者写道。

在法国人的支持下，俄国人成了对大清朝廷采取宽容和解态度的主要倡导者，在当天下午4点钟召开的总司令会议上，正是他们的影响力导致了美国人的攻击被叫停。俄国人相信，使用武力侵犯神圣的紫禁城，将给中国人脆弱的感情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疤。由于政治原因，他们急于避免这种后果；这一观点虽然不是所有列强国家都认同的，但还是占了上风。美国人在一系列的死亡陷阱中徒劳地搏斗了一天之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查菲被整治了；不能说他们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赖利上尉的阵亡使大家更加痛苦，他在这次徒劳无功的战斗中，在指挥火炮射击时被击中。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军官，受到全体官兵的高度尊敬。当天下午，以全套军事仪式将他安葬在公使馆的院内。当粗糙的棺材被放入坟墓时，康格先生走上前去，说在北京美国国旗严重短缺，并准备把覆盖在棺材上的星条旗拿走。“别碰那面旗子！”查菲将军大声吼叫道。 “如果说这是在中国的最后一面美国国旗，它也应该和赖利葬在一起。”康格先生放弃了。¹

第二天，8月16日一早，一支强大的部队向北堂出发了。没有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不在24小时之前就出发。如果提前24小时的话，他们就不会看到那些挂在总理衙门外边尖桩上的欧洲人的头颅了，董福祥的士兵刚刚从这个地方撤离。在围城开始前，阿多西奥神父从南堂的劫掠中被解救出来。他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的头发和胡子过早地变白了，使他的精神恍惚。在公使馆被解救的第二天，他骑上一头毛驴，想去看看他的主教那里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想对军人们忽视紧急人道主义责任表达抗议呢？还是因为自己头脑太简单，没有意识到他所带来的危险。不管他出去的动机是什么，都是一个残酷的结局。

法国人在俄国和英国部队的强力支援下，小心翼翼地穿过废弃的街道，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皇城城墙上通往北堂的一座城门。可惜的是，虎头蛇尾的命运继续困扰着弗雷将军的努力。他写道，“当我们看到眼前250到300名日本人时的那种惊愕，谁也无法解释他们的存在。”大教堂已经解放了。

樊国良神父抓起一支小号，吹奏起“布吉奥神父的帽子”，士兵们欢呼雀跃，发生了一点小冲突，毕盛先生哭了，教民亲吻弗雷将军的手，当被围困的人们向他们的同胞致以热情欢迎时，热烈的情绪使他们不经意间忽略了那些日本人。

注：
¹虽然这位美国公使缺乏对死者的尊重，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他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在占领的早期，旗帜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可以对宫殿、银行以及其它值得拥有的财产宣示其实际所有权。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国旗；星条旗不像三色旗和太阳旗，它不容易即兴制作。

第 十 五 章

谜 底

　　谁能愚蠢至极，竟不解投鼠忌器之意？

——摘自李鸿章给皇上的一份奏折，1900年7月下旬

　　也许是因为这场围城有那么多奇怪之处，以至于其中最令人称奇之处却被忽视了。它为什么会发生？现在已经有十几种文字、成千上万的文章记述了保卫公使馆这件事。其中只有一篇文章¹问道：为什么公使馆会受到攻击？

从事件的本质上讲，这不是人们在1900年时就问过自己的那种问题。外交官们感到吃惊；世界震惊；但没有人感到困惑。群情激愤。中国人是魔鬼的化身，是柯勒律治在伊阿古[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的反面人物]身上发现的那种毫无动机的恶毒化身。除了他们的嗜血欲望，还有什么更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呢？的确，一些被围困的人在他们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的理念：为了自己的更大利益，中国人的行为竟如此愚蠢。但是没有人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中国人愚蠢和邪恶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了，围城被看成是天灾，就像是地震或海上的飓风。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皇太后和大清朝廷投入了他们的主要精力、百般构思和筹划，动用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们的目的毋庸置疑，就是要消灭在北京的整个外国人社区，以及大约5,000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虽然在短暂的休战期间，他们曾经动摇过；但总的来说，面对督抚们的规劝、列强们的抗议和威胁、外交代表的警告，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世界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可怕的，他们却依旧初心不改。

中国政府企图实施的是一种野蛮的罪行，不仅从国际惯例的规则来看，还是从他们自己的先贤留下来的戒律以及他们民族的传统来看，都是如此。事件涉及对1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及其工作人员和家属的谋杀。中国与这些使节所代表的列强国家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而当中国军队向公使馆狂轰滥炸，在他们的地下埋设地雷时，他们的政府却一再保证说，朝廷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外交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国企图蹂躏公使馆，屠杀馆内人员的努力失败了，中国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他们成功了呢？对中国来说，后果肯定是极其糟糕的。 这11个国家中资历最浅的一个，在5年前的战争中，仅凭一对一的单打独斗就让它一败涂地了。整个世界会掐着它的脖子，对它的统治者两个月来竭尽全力所实施的残暴和不可饶恕的行为给予报复。这不是一种风险，而是一种必然；这一事实不仅对精明且经验丰富的皇太后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她的大臣，哪怕是最迟钝的乡下人来说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这次围城会得到坚持不懈的贯彻执行呢？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朝廷是非不分；但是对于得与失、利与弊，很难完全视而不见吧。其实[他们]可以很容易就设计出围攻公使馆的各种改良方案，使其既不可能激起愤怒，也不像现实版本那样，反映出大清朝廷完全不负责任的政策。

比如，可以很容易地让人联想，对公使馆的攻击乃是对[洋人]占领大沽炮台的冲动报复，后来由于感受到国际局势发展所带来的威胁而放弃了。或者，可能是因为身着义和团盛装，让义和团民们飘飘然了，仿佛自己变得强大了，他们可能会被鼓励去展示一下自己，看看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受朝廷控制的。最后，假设在清朝军队全面包围的情况下，被围困的人可能被当作人质，除非救援部队停止前进，并且进行和平谈判，否则人质将被杀死。以上每一种权宜之计虽然都有其危险性和不利之处；但实际上，没有一种带有自杀的意味。

就像儿童历史书籍中色彩鲜艳的插图，围城在过去有其公认的地位，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广阔的无人区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标。顺便说一句，只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需要从他广泛调查的中国资料中找到答案。切斯特.谭先生写道，虽然对使领馆的攻击显然是朝廷授意的，但尚不清楚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攻击。他的结论是，朝廷的动机一定很复杂，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⑴ 纯粹是对外国人的仇恨。

⑵ 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⑶ 对400名公使馆守军发自内心的恐惧。

⑷ 所有朝廷和义和团罪行的独立证人都必须消灭。

但是他所引用的只是两个王爷和一个御史在一份呈给皇上的奏折中提出来的建议；没有证据表明皇太后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虽然这4种动机毫无疑问都存在于朝廷的心里，但即使把它们放在一起，也不能完全解释朝廷会采取这样铤而走险的措施，因为这种措施的成功注定会比失败更加致命。

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都未能解开的迷，很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任何人都可以耐心地检视已经褪了色的那副大清纸牌——需要给义和团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对外国人的强烈仇恨、狠揍敌人中最弱者的冲动、不愿因停战而丢脸、一个在劫难逃的王朝在临死前的遗愿（一了百了的心态）、大清朝廷诸多繁文缛节中难以置信的愚昧、一个女人对男人们军事部署的信赖。纸牌可以重新洗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排列；但是耐心的游戏永远不会再现，因为真相的王牌已经不见了。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不过是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与围城有关的离奇事件中，最离奇的是围城事件本身。

中国人的失败与他们发动的进攻相比，更不值得奇怪。“如果我们是在与祖鲁人或[伊斯兰教的]托钵僧这样的人作战，我们会在两三天内被干掉，” 一位年轻的日记作者这样写道；类似的观点在几乎所有的围城史资料中都有所反映。史密斯确信， “只要有几百个中国人愿意为攻占公使馆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就可以在围城的第一个月内任何时候将公使馆拿下。”

疲惫的守军人数不足，他们守卫在又长又不完备的工事里，而且弹药也总是短缺。中国军官没有指挥整体协同进攻的能力。但是也没有人要求制定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要有一个突破口，最好是在晚上，运用合理的方法，就可以让事情结束。然而清朝军队的勇气和军官的能力如此之低，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一支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步兵队伍仅仅啃下了其目标中最脆弱的几个防御工事，这是一个谜，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清朝士兵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攻击者对大炮的使用既吝啬又无效。围城结束后，在北京及其周边的军火库中发现了数百门大炮；其中许多是现代化的，有些仍躺在从欧洲发运来的克虏伯包装箱里。军火并不缺乏；中国人具有在一两天内摧毁所有外国工事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公使馆仅仅受到了几门大炮散漫而又时断时续的轰击呢？据估计，中国人在整个围城期间总共向公使馆的防御工事发射了3,000枚各类炮弹。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每天都发射这个数量的炮弹。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公使馆很快就会难以支撑。

关于大炮之谜，有一些模糊和间接的线索。董福祥是一个公认的恶魔。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所有消息来源，都证明了他对策划进一步的大屠杀满怀热情，而且他的穆斯林军队十分凶残。他们控制着包围区的北面和西面；翰林院也是他们放火烧掉的。

但是董福祥受荣禄的节制，荣禄是步军统领，他自己的军队投入到了周边的其它区域，有一些证据表明，荣禄故意不给董福祥配备大炮，不能指望一个来自偏远省份甘肃的前土匪，靠自己的资源能够拥有这样优质的装备。

有一篇报道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6月23日，也就是围城的第3天，董福祥觐见了皇太后，他在谈话中抱怨说，“荣禄那里有我军所需要的大炮；有了大炮的帮助，整个公使馆区就会片瓦不剩。”当这位武士做如此宣讲时，皇太后正在丝绸上画竹子，她轻蔑地把他打发走了。只有寥寥数语：“你有尾大不掉之势。”一个星期后，景善提到了董对大炮一事的不满。

在这些日子里，甚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指挥官都把战争的主要资源视为是自己的个人财产或特权。它们是权力游戏的筹码，即使在战争的紧急关头需要它，也不会轻易地将它置于下属的控制之下，尤其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所以，由此隐约可见，两位主要参与围攻的将军之间缺乏合作的局面是很正常的。

但是为什么荣禄自己不使用大炮呢？大量证据表明，在整个围城过程中，荣禄的态度至关重要，正是因为他对中国人的攻击采取了抑制或懈怠的态度，才使外国人得以幸存。

在朝廷公开表态支持义和团之前，荣禄是赞成镇压义和团的。他在6月2日给一位高级官员的电报中，总结了他为此目的而采取的军事措施（这些措施后来被上头撤销了），并得出结论：“亟待清除城中之义和团，以防与外国列强发生冲突。这至关重要。”

在围城的第一个星期，他在发给南方各督抚的另一份电报中，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值得详细引述：

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维艰，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乎？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换回一二，因病不能动转，假内上奏片七次，无以免。区区一死不足惜，是为万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恸恸！

公开宣布这种老生常谈式的、甚至是危险的信念，完全展现了他的忠心。当然，收电报的人也都认为这是忠心的，这些南方督抚们敦促这位北方的总司令，继续在朝中支持他们在电报中所陈述的温和派意见。但荣禄知道皇太后的思想是封闭的；摊牌不仅徒劳，而且危险。他继续指挥着清朝军队的作战行动，无论出于原则还是权宜之计，都是他极不赞成的行动。他曾经说过，围困“比暴行更糟糕，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中国将永遭世人仇恨。”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荣禄无力阻止对公使馆的围攻，而是造成了围攻不能取得成功。的确，3年后，他临死前躺在病床上写了一份遗奏， “我避免了外交公使被害所带来的最大不幸；” 但这种文书更多的是礼仪性的，而不是最终的真相，而且作者的主张不一定有充分的根据。

围城之后，对于自己不被外国人所欢迎，荣禄感到惊讶，或者说是假装感到惊讶；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比如像董福祥那样——被列在联军所谓的“战犯”名单上，而惩罚战犯是和平的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他在6月25日安排了短暂的停火，后来在休战期间，除了总理衙门所开辟的渠道之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建立了自己与公使们的沟通渠道。最后，据说在皇太后去世前不久，曾要求“将她的旨意记录在案，即，他[荣禄]因为拒绝协助攻击公使馆而拯救了大清。”

尽管荣禄无力改变朝廷的政策，但他（没有其他人）能够使其军事计划流产。朝廷已于6月23日表明了决心；“现由董福祥所做之事”应当“尽快完成。”这项工作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而作为一个监工，荣禄曾告诉南方的总督们，“如果我们能拯救外交公使们，这对将来是有好处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罗伯特.赫德爵士在事件结束后，在尚未得到后来曝光的大量证据的情况下，便撰文指出，一定有人在幕后扮演了历史赋予荣禄的角色。他对假定事件的重构具有非凡的洞察力：

“不过，很有可能是有人介入了我们的自卫。攻击并没有与政府的意愿合拍——他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往绝路上赶，总是在我们担心他们可能会成功的时候就停了下来——而且，如果包围我们的军队真的发动彻底决绝的进攻，我们坚持不了一个星期，甚至也许连一天也不行。……可能有人，一个明智的人，知道毁灭公使馆的高昂代价是这个帝国和大清王朝，在消灭我们的命令与具体执行之间进行了干预，所以让军队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持续密集的火力似乎是告诉宫里，攻击有多么激烈，而我们的自卫是多么的顽强，这种奇怪的半心半意的特点，不仅给了我们活下来的机会，也为救援部队赢得时间来营救我们，从而避免了国家的灾难，这个灾难，被朝廷因傲慢与自负所忽视，而一个有权威的人，以他的智慧和审慎，想方设法予以避免。”

今天很难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当时的外国人喜欢说，在中国，一切都是颠倒的，与你想象的相反；当然，很难想象，在另一个国家，被压倒性优势围困了两个月的一支守军，会把他们的解放归功于敌对方总司令的爱国天性。

每次围城都是对人类精神的严峻考验。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之一是孤独感，与朋友隔绝，被敌人包围。我试图说明，公使馆对外界消息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多么难以抑制：他们的精神是多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谣言所振奋或打击；而当从权威来源那里收到了含混不清、毫无意义的消息时，他们又会变得多么的愤愤不平。

例如，西摩尔伤亡惨重，弹药严重短缺，于6月18日开始向下游撤退。在那一天，天津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形势不断恶化，直到23日才得到救缓。天津方面不知道西摩尔的下落，更不知道他所处的困境；西摩尔对天津的情况，除了自己耳朵能听到的以外，所知甚少，他只能听到微弱的枪炮声。如果这位海军上将能够与守军交换信息，那么他是否还会坚持他的救援路线呢，至少这是值得怀疑的。

列强们正在直隶平原上玩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根据游戏规则，即使西摩尔远征队被全歼，对公使馆来说也没有影响，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但是如果假设，当外交团开会讨论6月19日中国最初的那份最后通牒时，与会者被告知了事情的真实状态：如果他们知道了西摩尔的部队（他们认为是无坚不摧的，而且也在对北京的攻击范围之内）受到了挫折，它在天津的基地岌岌可危，天津和海岸[大沽炮台]之间的通信被切断了，那么，他们将如何答复那份最后通牒呢？事实上，只有冯.克林德遇刺一事的残酷打击，才使他们有了勇气去拒绝那份最后通牒。

这样的猜测通常是浪费时间。但是公使馆的抵抗，就像所有的围城一样，提供了对人类忍耐力的研究；在通讯几乎总是完美的时代，如果不是强制性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可能要请示更高一级领导；值得指出，在1900年，在没有这样便利的情况下，当面临着令人生畏的情况时，如果它们存在的话，就可能难以承受。

注：
¹ 谭：《义和团大灾难》，第96页。

第 十 六 章

向 西 逃 亡

　　乘辇出走，风鹤惊心。

——摘自皇帝的《罪己诏》，1901年2月13日

　　8月15日清晨，大清朝廷极不情愿地准备出逃了。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它的几近疯狂了：事实是他们没有，根本没有，为一次漫长而艰难的出逃之旅预先做过任何准备，尽管紫禁城里的每个人，在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心里都清楚这是迫在眉睫的需要。

皇太后穿上了农妇深蓝色的粗布衣裳，剪掉涂了颜色的长指甲，并第一次按汉族样式梳了头。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告诉吴永） “我们听到子弹在飞，发出像猫叫一样的声音，”其中一颗子弹穿过窗户射了进来，在地板上弹了几下。就在这时，又有一份关于洋人军事行动的惊悚报告送到了她的面前。¹

她召见了皇帝。据说，皇帝当天参加了的一项宗教仪式，穿着镶嵌了珍珠的长袍，戴着红色流苏的帽子。这些很快就换成了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服装，二人在失魂落魄的大臣、太监和其他随从人员的陪护下，用火把照明，准备乘坐三辆普通马车出逃。

最后一分钟，嫔妃们都来觐见（具体数目不详）；根据旨意，禁止她们陪王伴驾，而且无论如何，马车上也没有她们的位置。 皇帝最宠爱的珍妃竟然大胆建议，皇帝应该留在北京，或者允许她陪同一起逃亡。

皇太后不喜欢这个珍妃。她是否，她只是说：“如果你不满意，为什么不去跳井呢？”不可能再去调查核实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皇帝如何恳求，珍妃还是被两个太监裹进地毯，仍进了宁寿宫外的一口井里。接着，皇太后清晰果断地下令，出发远行。像有的传说那样，对太监们厉声喝道，“把这个贱人扔到井里去！”或者，如另外一种说法，她只是说：“如果你不满意，为什么不去跳井呢？”不可能再去调查核实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皇帝如何恳求，珍妃还是被两个太监裹进地毯，仍进了宁寿宫外的一口井里。接着，皇太后清晰果断地下令，出发远行。

清室逃亡路线

　　在东面一英里远的地方，日本人的野战炮还在轰击着齐化门。昨天前半夜就开始下起的雨，让俄国人借机突袭了东便门上的哨所；同样的雨点打在京式马车的篷顶上，劈啪作响，这些马车吱吱呀呀地向北穿过神武门，朝颐和园而去。没有行李，没有换洗的衣裳，没有为她带来痛苦和耻辱的金钱。40年前，当她还是年轻的嫔妃时，也曾从这条路上出逃，以躲避洋人的枪林弹雨。当时也和现在一样，在位的皇帝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当时也和现在一样，他的仓皇出逃引发了惊恐和混乱。现在也和当时一样，用官方的说法，这是又一次“秋巡”。

几天之后，在冬宫[紫禁城]里，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夫人注意到，“慈禧的房间和她离开时一样。华丽的床罩上放着一件绣花黑缎外套。下面是一双满族式的鞋。旁边有两大盒打翻的丝质手帕，一盒是淡黄色的，一盒是浅蓝色的。[我们]每个人都急忙抓了一把。在隔壁的房间里，沿着墙壁摆着巨大的樟木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颜色的外套和裤子，上面绣着金丝和珍珠。其他的箱子里是白狐皮的大衣。……在一张有一个房间那么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几十座外国钟表，有的很漂亮，有的却很丑，所有的钟表都发出欢快的滴答响声，全然不顾周围不祥的寂静。”

在皇太后放弃了这些好东西的两天之后，在北行途中，一个小城镇的地方官吴永遇到了这些皇家的逃亡者。天又下起了雨。慈禧又湿又冷，流着眼泪。 她和皇帝看上去就像“丧家之犬”。他们非常口渴，因为所有的水井都被斩首的人头弄脏了。他们饥肠辘辘，因为义和团和逃兵已经把乡村洗劫一空了。吴永费了好大劲，才给他们弄来了几碗稀粥和一双筷子。他焦急地等在路边客栈那间简陋的小屋外面，“俄闻内中争饮豆粥，唼喋有声，似得之甚甘者，”这才松了一口气。当碗里的食物吃完后，这位称职的官员又有了更大的收获，他在一所空房子里找到了5枚鸡蛋。他把鸡蛋煮熟，呈送进去。这时，一脸凶相的首领太监李连英走出来宣布： “皇太后非常喜欢鸡蛋。你进的5个鸡蛋，她吃了3个，剩下的两个，赏给了万岁爷²。”（这位终身的美食家带着一丝酸酸的语气补充说道） “旁人皆不得沾及。”太后现在想吸一袋水烟。吴永你能找到一些纸煤儿吗？

据可靠的报道，慈禧在穿上农家衣服的时候说，“有谁能相信，事情竟然变成这样？”

在路上的最初几天是皇室命运的最低谷。皇家的辇舆缓慢地向西北蒙古高原边缘的张家口走去，然后转向西南，向中西部省份陕西的省会西安而去。700英里的旅程用了两个月；但每过一个阶段，困顿和焦虑都在减少。随着艰难地翻山越岭，以及将理论上那些靠谱的军队被布置驻守在隘口，被追击的恐惧（联军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一点，而且由于缺乏骑兵，他们实际上排除了这样做）逐渐消失了。燕窝粥代替了小米粥。一场惊慌失措的逃跑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巡游。

随着越来越多的保守派领袖人物追赶上了这支奇怪的队伍，随行人员的阵容不断扩大。驮轿和轿子取代了京式马车，这种大车给人带来极度的不适。随着他们离开京城，拳匪和败兵造成的混乱和破坏痕迹也逐渐消失了；成群结队的贵族、旗人和趋炎附势的人用更有秩序的方式清空了国库和粮仓。

在山西省会太原停留了三个星期。皇太后驻跸在毓贤的巡抚衙门，她志得意满地使用了精美华丽的金银餐具，这些餐具是在1775年为乾隆皇帝巡游五台山而准备的（但是乾隆最终并未成行）。

她还对衙门近期的一段历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六个星期前，在义和团动乱期间，毓贤在这座衙门的正院下令并监督了对外国人单次最大规模的屠杀。他对太后说：“奴才张网捕捉，鸡犬不留。”端郡王15岁的儿子，一个粗野放荡的皇位继承人[大阿哥，以下同]，在院子里欢蹦乱跳地挥舞着一把宝剑，而此时慈禧正盘问着毓贤关于这桩历时一整天罪行的细节。她说，“你做得很好，把山西所有的洋鬼子都赶走了。”

在我的叙述中，对内地传教士的命运只是笼统地提到了一些。在许多案件中，他们的遭遇直到北京得到解救之后才为人们所知晓。这些可怕的故事影响着世界舆论，也对开启和平谈判的气氛产生了影响。在此插入一段记述7月9日发生在太原的事件，提醒人们注意两个方面的特别之处：即在同一天在同一个地方有大批的受害者遭到屠杀，而且还有一省的巡抚直接参与其中。³

史密斯写道，证据来自“一名不情愿的证人——浸信会的一名教民，他的故事得到了其它信息来源的证实。此人看到外国牧师和他们的妻儿，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中国基督徒被带到了巡抚衙门。听到说要将他们处死，他想从人群中挤出去，却没有成功，由此亲眼目睹了这场屠杀。”

这就是他所看到的：

“第一个被拽出来的是法辛先生（英国浸信会教徒）。他的妻子紧紧地抱着他，他轻轻地把她推到一边，走到士兵们面前，一句话也没说就跪了下来，刽子手挥刀，一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紧接着是霍德尔先生、贝农先生、洛维特医生和威尔逊医生，每人都被刽子手一刀斩首。这时，巡抚毓贤显得有些不耐烦了，他叫他的侍卫们每人手握长柄重剑，帮助杀人。接着斯托克斯先生、辛普森先生和怀特豪斯先生也被杀死，最后一人被一刀杀死，另外两人被砍了几刀才死的。

当男人们被杀光后，女人们被带了过来。法辛太太抓着她孩子们的手，但是士兵们把他们分开，一刀把他们母亲的头砍了下来。刽子手把所有孩子们的头都砍了下来，手法娴熟，只需一刀，但士兵们动作笨拙，有些女人甚至被砍了几刀才死。洛维特夫人戴着眼镜，直到被杀死还握着她小儿子的手。她对人们说，‘我们来到中国是为了给你们带来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素来向你们行善，未曾伤害过你们，你们为何这样对待我们呢？’一名士兵摘掉了她的眼镜，然后砍了两刀将她斩首。

“新教徒被杀光后，罗马天主教徒被带上来。主教是个白胡子老人，他问巡抚为什么要干这样的坏事。我没有听到巡抚的回答，但是他拔出剑来，用力在主教脸上砍了一剑。血顺着他的白胡子淌下来，他被砍了头。

“那一天，共有45个外国人被斩首，33个新教徒和12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些当地的基督徒也被杀害。所有的尸体都留在原地，直到第二天早晨，因为屠杀结束时天已经黑了。夜里，他们的衣服、戒指和怀表都被掠走了。第二天，尸体被转移到南大门内的一个地方，但是一些人头，被放在笼子里悬挂在城墙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些外国人的坚强和镇静感到惊讶，除了两三个孩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哭泣，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太原大屠杀的遇难者

　　虽然皇太后明显赞许地听取了毓贤对这次屠杀的叙述，但她警告说，为了平息洋人的愤怒，他可能不得不接受惩罚。几天后，毓贤的名字被列入了一纸赎罪上谕中，上谕罢免了与义和团运动关系最密切的9名高级官员。列强们坚持要对这些罪犯实施更加严厉的惩罚，当这个态度变得十分明确时，她给毓贤带话说，“棺材的价格看涨，”这是一个微妙的暗示，暗示他应该自裁。最终他被处决了。吴永记录道，“现在，山西的一些人颂扬他，同情他，认为他是冤枉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9月底，朝廷从太原（荣禄和许多不那么贤明的大臣也赶到了太原）启程前往西安；这次迁移是由虚假的谣言引起的，谣传联军正在准备发起惩罚性的远征，为传教士报仇。除了40年前向满洲热河的短途逃亡之外，这是皇太后自小以来第一次访问她辽阔疆域的腹地。在秋日柔和的阳光下，长长的卤簿仪仗队伍蜿蜒穿过山谷，这位老妇人对农民、小官吏和乡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切对她来说几乎像对一个外国人那样既新鲜又陌生。“巡视”可能是一种委婉说法；但不是用词不当。

朝廷在西安隆重地过冬。尔虞我诈和攻讦指责是日常的生活节奏。贡品源源不断地涌来，太监们从中获利。大阿哥的胡作非为在城里闹出了丑闻。 皇太后时常为埋藏在紫禁城里的巨大宝藏而寝食难安；当她听到报告说，她的私人住所被外国士兵亵渎，她的宝座被扔进湖里，她卧室的墙壁被“淫秽下流”的图画所玷污，她被激怒了。

吴永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皇帝的神秘画像，他“就像是一个牵线木偶。……闲着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会坐在地板上和太监们逗乐。他喜欢在纸上画一个大脑袋和长长的身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画完了，他就会把画撕成碎片。有时他会画一只大乌龟⁴，在它的背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把它贴在墙上。他手拿着一张小竹弓朝画像射箭，然后把画取下来，用剪刀剪成碎片抛向空中，纸片像蝴蝶一样飞舞。他对袁世凯（袁世凯的背叛引发了1898年的政变）的痛恨显然非常之深。他几乎每天都这样做，就好像这是一项他必须完成的功课。他的声音又轻又细，像蚊子的嗡嗡声。”

那些从北京和其它地方发来的有关和平谈判的电报和奏折源源不断地涌来，信件的台头都是写给这位可怜的影子君主的。不用说，信件被直接呈给了皇太后。

注：
¹ 《女皇的逃亡》。即使吴永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消息来源，而他实际上远非如此，这种帝后的回忆也需要谨慎对待。当时，在紫禁城周围并没有发生战斗。
² 代指皇帝的一种传统说法。
³ 1900年，总共有250名传教士（包括他们的50多名子女）在中国被杀害。
⁴ 由于乌龟被认为具有同性恋的意味，所以在中国，它是一种可耻的象征。在围城期间，俄国水兵自学了足够多的汉语来回应攻击者们“杀洋鬼子！”的叫喊，他们高喊的是“杀王八蛋！”

第 十 七 章

最 后 的 话

　　经与荫昌长时间讨论相关情况，我令他用德文写信（德文中的名字用中文翻译），与柏林外交部进行友好磋商，明确解释，中国绝不能同意悔罪使节行跪拜之礼；德国坚持如此程序，不能获得任何好处；交涉失败的唯一结果将置两国于极其尴尬之境地。……仪式甫一结束，德皇即来拜访于我。他非常热情……要我在柏林多逗留几日，并建议我去参观军工厂，去斯戴廷视察亨利王子率领之舰队。我实在无法拒绝这些好客的殷勤。……由于我国的威望，事情已经圆满解决。

——醇亲王致电中国和谈全权代表，1901年9月26日

　　中国有句谚语，“成功易，守成难。”公使馆的获救和朝廷的外逃在中国华北造成了一个真空。获胜的列强们发现自己陷入了迷失之中。他们所有的重要问题在一夜之间变得无法解决了。没有人留下来与将军们作战，也没有人留下来与外交官们谈判。这一意想不到的令人扫兴的结果，使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狭隘的争吵和大规模的抢劫上。

将被征服的首都划分为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不同国家的军队驻守；法国人，可能是公道的，抱怨说分给他们的地段是最差的，康格先生轻信了他们，他们以美国人的损失为代价，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城市人口减少到正常数量的四分之一；在过去几周的动乱中，数千人被杀害，数以万计的人逃离家园。留下来的人表现得既卑贱又谄媚。一名英国学生翻译称他们为“奴颜婢膝的狗”，并对“人人都有一种愚蠢的悲悯精神”深感遗憾。

盖斯利将军和他的手下

查非将军和他的手下

弗雷将军和他的手下，右边抱钢盔者是波波上尉

　　市民们急忙制作小旗子（日本旗子最容易仿制，一开始也是最常见的），随身携带，并悬挂在房屋外。所有仍有人居住的房屋都贴出了字条——“敬告长官，此处是良民。”“尊贵善良的先生们，请不要开枪，”等等。

这些预防性做法并不能阻挡那些在尸横遍地的街道上游荡的抢劫者。义和团、清朝军队和城里的犯罪团伙已经对这座城市进行了大量的抢劫，这些犯罪团伙的队伍趁着乱世壮大起来。现在，它又被外国人，文官和军人洗劫一空。一些仍留在北京的中国人也参与了抢劫；尽管一些人被剥夺了不义之财，但是更多的人却被剥夺了合法财产，而且常常是残暴地剥夺。这似乎是一个自然法则，在这类事情上，一支军队的尾巴[后勤部队]比它的牙齿[作战部队]更无所顾忌，而且，当行政管理部门追上了作战部队之后，知道了他们的套路以及本地告密者的出现，越来越多隐藏起来的东西被挖了出来。那些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赚了一大笔钱，而报纸上关于这种肮脏掠夺的报道令世人感到震惊，或者假装震惊。

这种破坏公物的行为无疑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复仇的情绪四处蔓延，城市处于混乱和半废弃状态，人们可能会质疑，是否有可能在一开始就制止抢劫，而不是抢劫发生后才予以阻止。它肮脏地持续了好几个月，每个国家都指责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并声称自己的手是干净的。¹ 但大家都知道，无论身份高低，人人都参与了抢掠。

俄国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写道， “有传言说俄国军官参与了抢劫，我必须说，我们在北京的代理人向我非正式地证实了这些谣传，这是我们的耻辱。一位因攻占北京而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的中将（大概是林内维奇），带着10个箱子回到了他在阿穆尔[黑龙江]地区的岗位，箱子里装满了从北京宫殿里掠夺来的贵重物品。不幸的是，将军的榜样被其他军人所效仿了。”² 一名英国军官在10月份给家人的信里写道：“窦纳乐夫人带着留在北京的一小支部队（在直隶的一次惩罚性远征期间）外出了，她最热衷于抢劫。”每个人都置身其中。

救援完成之后，士兵们的血气渐渐冷却下来，而外交官们压抑已久的愤怒却让他们叫嚣着要实施报复。8月18日，在俄国公使馆举行的公使和将军们的联席会议上，复仇者的主张被绥靖派否决了，特别是他们关于将皇宫和城墙夷为平地的提议被否决了。

导致联军分裂的动机十分复杂，本书无从详细分析。激进派的主要推手是德国人。 他们想要确切地惩罚杀害冯.克林德的凶手，而且他们也许更痛切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影响，即此刻渴望荣耀的强大的德国远征军和德国最高指挥官仍然航行在海上，与此同时在中国华北的那支微不足道的德国小分队也尚未达到北京（他们是19日才抵达的）。报复政策意味着扩大军事行动，其中德国的武装力量将发挥主导作用；和解政策将涉及德国的威望，而这[对于德国而言]将是一个近乎失败、令人扫兴的结局。

俄国人立刻有了微妙且更令人信服的理由，要扮演一个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一个无私的施主，它准备原谅这个犯了错误的王朝，并且在各大国中率先让它重新站起来。俄国一开始就从义和团暴动中看到了可以进一步推进其领土野心的机会。顺便说一句，俄国在传教活动中没有利害关系，因此也没有责任。当义和团暴乱的最初消息传到圣彼得堡的当天，战争部长库罗帕特金向财政部长威特伯爵表达了他的欣喜之情。他说，“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占领满洲的借口。我们要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³

到了8月中旬，这些野心正在顺利实现。强大的俄国军队表面上是被派去镇压暴乱者，保护俄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但实际上，他们却借机占领了满洲的所有三个省。这一时期俄国的政策，是通过在华北的外交斡旋换取满洲的土地和经济特权；如果你用人工呼吸抢救了一个差点淹死的人，从而赢得了他的感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忽略你偷了他钱包的事实，或者至少会让你保留钱包里的一部分东西。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俄国政府在公使馆获救后立即宣布，将把公使和军队从北京撤到天津，尽量不拖延。它的士兵已经达到了目的；它的外交官现在的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合法组成的中央政府并恢复秩序，但是在朝廷外巡期间，他们几乎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种迎合中国人敏感情绪的做法并没有给它的预期受益者[中国]留下什么好印象。在他们心中，沙皇军队在长城内外的野蛮行径引起的是恐惧和反感；但是，德-吉尔先生的离职，让弥漫在使馆区的气氛变得更加不真实，更加矛盾了。

虽然否决了实施报复的意见，但是在8月18日召开的军事-外交会议上还是决定要举行横穿皇城的胜利阅兵式，（用窦纳乐爵士的话说）“以免让具有无限歪曲能力的中国人推断出，由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联军不敢侵犯这个神圣的区域。”

胜利阅兵

　　联军的阅兵仪式一直都很难安排。很少有人能提出这么多的问题。由于没有共同的字母表，8国代表不能根据字母顺序来客观确定各自军队在阅兵队伍中的位置。大家同意应以人数的多少为优先次序。日本人实际上是数量最大的一支队伍，但俄国人却温和地宣称他们的人数比任何人都多。要质疑他们的诚实是不可能的，要证明他们的错误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在8月28日的阅兵中排在了前头。

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有人企图把记者们排除在外，但率领阅兵队伍并接受敬礼的林内维奇将军却允许一位英国战地记者亨利.萨维奇.兰多骑着马陪同在他身旁。感谢他，使我们得以一窥参加活动的外交团：

“站在前面的是窦纳乐爵士，身形笨拙，瘦骨嶙峋。他身穿一套宽大的灰色网球服，头戴一顶潇洒的巴拿马阔边帽。他得意洋洋地迈着大步，挥动双臂，好像是准备参加一场拳击比赛。相比之下，在他的右边，那位俄国公使似乎很平静。他穿着深色衣服，举止庄重。在他旁边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他穿的衣服既符合星期日布洛涅森林的[休闲]要求，又符合平日热带着装的便利。美国公使康格先生穿着白色棉布服装，打着军用绑腿，步履沉重地走在后面。穿过宫殿的阅兵是一项军事活动，公使们似乎都意兴阑珊，不甚看重这种场面。事实上，有些人看起来确实有些心不在焉。”

自从联军战舰的指挥官们开始在大沽附近开始进行礼节性互访以来，华北战场就成了军乐队指挥的梦魇。当日军强壮矮小的士兵们穿着白色束腰军装（只有英国人和美国人穿着卡其布军装）步履沉重地走过检阅台时，俄国乐队把日本国歌演奏得一塌糊涂；锡克人的风笛令人不安；当君主制的意大利军队出场时，乐队还在演奏着《马赛曲》 。德国人的鹅步在观众中引起了窃窃的笑声。法国人“似乎筋疲力尽，几乎走不动了；”他们的总司令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制服“仍然很脏。”

军事表演之后，外交官和高级军官在太监的陪同下参观了各个宫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参观过程中公开地将一些方便携带的宝物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和平谈判进展缓慢。皇太后在逃亡之前，曾任命李鸿章为中国的全权代表。30年来，这个精明的人在其国家事务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现在是两广总督，早在6月18日，他就收到了12道紧急召他进京的上谕中的第一道。 事情越是糟糕，朝廷就越需要他的指导。李鸿章用电报把自己的意见慷慨地送了出去，但是看到保守派总是成功地把他的意见搁置一旁，他断定即便亲自去北京处理此事也是徒劳无益，或许是轻率的。所以他不顾王命以及南方各督抚的恳求，仍然留在原地不动。

对京城的占领和朝廷的逃亡造成了一个只有李鸿章可以介入的突破口。“如果你不去北京，谈判就不能开展，”长江流域的一位总督8月18日发电报如此说； 第二天他又收到了一道上谕，“该大臣素怀忠心，且深受洋人尊敬。今国家至此境地，理应不遗余力！”

李鸿章

　　然而，李鸿章还是迟迟没有启程。他在玩等待游戏，其中的原因不甚明朗，但他几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策略多么有利于德国人，他们并不急于开展谈判，当李终于登船北上时，德国人又搞了途中拦截的把戏，把他扣在青岛。相反，俄国人鼓励他去履行全权代表的职责，甚至提出派一艘战舰供他使用。李知道，他被认为是亲俄的，尤其是英国人这样认为，最后他乘坐一艘中国船前往大沽。他说他不想“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也许会补充说，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他对俄国和德国都不抱好感，并曾将两者描述为“同样的恶毒和残忍。”他于9月18日到达天津，而且直到三周后才前往北京。

和平谈判是复杂、拖沓、无聊的；要了解整个过程，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4个月后，代表11个大国的外交公使们在圣诞平安夜的前夕与两位中国全权代表举行了首次会议。由于李鸿章生病，只有庆亲王能够出席。这种长时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由于盟国之间在向中国提出的索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分歧，需要在政府层面解决；但事实上，这些分歧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⁴ 而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对礼仪问题的考究上。这关系到中国全权代表的证书问题。有人问到，他们代表谁？是皇帝吗？众所周知皇帝是个傀儡。是中国政府吗？它是由狂热的仇外分子组成的，他们可能会拒绝或不履行所达成的任何协议。无论如何，这些全权代表有什么权威能证明他们代表任何人呢？

对这些不错的问题，经过超精心的研究后得以解决，最终，各大国同意，当中国代表在北京提交他们的证书时，由各国代表来评估其有效性。因此，当庆亲王来到西班牙公使馆的会议桌前，恭敬地将11个大信封交给了11国公使。信件被接受了，打开了。文本（译文）被认真阅读了，朱红色的印章被茫然地仔细审查了。

“然后，作为对等交换，庆亲王要求各国代表们出示他们的全权证书。”可惜，除了德国公使，没有人能出示任何形式的授权其进行谈判的文件，“于是会议宣布结束。”⁵ 中国以点数赢得了第一轮。

两个主要问题主导了谈判：惩办战争罪犯（尽管他们不这样称呼）和中国支付赔款的规模。

起初，以德国为首的盟国试图坚持，只有把端郡王和其他主要头目移交给盟国，接受惩罚之后才会开始和平谈判。但皇太后接受了李鸿章的强烈建议，巧妙地阻止了他们。9月25日，她颁布了一道上谕，贬黜9位王公大臣，解除他们的职务。11月13日，又下达了一道上谕，对他们给予更加严厉的惩罚；当她了解到只有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才能让列强们满意时，1901年2月13日和21日颁布的两到敕令宣布了致命的一击。

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流放新疆（端郡王实际上去了满洲里）。庄亲王、英年和赵舒翘勒令自尽。毓贤和徐承煜判处斩首，刚毅（已死）和李秉衡死后追夺一切官职。董福祥因在中国西部颇有声望，而且他的军队此时仍在西安附近部署，列强们只能遗憾地允许仅将他解职。119名下级官员因在内地犯罪而被判刑，其中大部分被判处了死刑。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被定罪的人早就知道，朝廷最终将被迫牺牲他们。这是对中国淡泊名利哲学和对忠君思想的赞颂，这种忠诚感甚至渗透到下级官员阶层中，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原则的，且最不受尊敬；但这些人中没有人试图逃避其厄运。大多数人都是自由的，都是有权势的；有些人可以溜走，然后消失在一个偏远的省份。但是没有人这样做。

判决于2月底执行，其中一些判决执行得很不利索。赵舒翘是个身强体壮的人，他遵命服下了毒药，但毒药没有发挥作用，他仍然和挤在房间里的朋友们商讨后事。最后，陕西巡抚下令给他灌下鸦片。效果也微不足道。大剂量的砒霜给他带来了剧痛，但是向皇太后上报执行死刑的时间已过，赵却还活着。直到在他的鼻孔和嘴巴上敷了厚纸，浇上烧酒，他的性命才算断绝。同样不得体，但不那么公开的是英年的结局；在孤独和有失身份地哀嚎了一天之后，他吞下烟土而死。

关于赔款金额，以及在不使中国破产的情况下索要巨额赔款的最佳方式，争论一直持续到1901年的夏天。在复杂和任性的计算后，将中国的负债总额固定在6750万英镑[即4.5亿两白银]；只有美国（冯.瓦德西气愤地指出，‘美国似乎不希望任何人从中国得到任何东西’） 试图主张将这一大笔款项削减三分之一以上。5月26日，朝廷颁布了一道诏书，保证全额支付；付款期将持续39年。

在赔款期未过一半时，中国在一场大战中，与这11个相关国家中的3个成为了敌人，并与另外7个国家结成了同盟。此后，国家陷入内乱；货币变得一文不值，它的货币储备耗尽，信用很差。这一切都打乱了庚子赔款分期支付的制度。英国把它的那部分钱投了回去，这笔钱在英中联合监管下用于教育、科学研究、医疗服务和其它急需设施。其它国家也大多纷纷效仿。

和平条约的议定书终于定稿了。其主要条款——各大国在1月份给中国的一份联合照会中作了详细的预告——如下：

⑴ 醇亲王前往德国向德皇转达中国皇帝对冯.克林德男爵遇刺的遗憾之意，并在刺杀现场建立一座合适的纪念碑。

⑵ 在所有外国人被杀害或被虐待的城市，官方科考停办5年。（这是为了提醒官方注意自己的责任）

⑶ 派遣一名特使为杉山先生的遇刺向日本天皇道歉。

⑷ 在被亵渎的外国墓地中建立赎罪纪念碑。

⑸ 禁止中国的武器和军备进口。

⑹ 使馆区将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并可能加强戒备。

⑺ 大沽炮台夷为平地。

⑻ 首都和海岸之间的12个地方由列强派兵驻守，以保证与使节的交通。

⑼ 任何排外社团的成员都将被处以死刑。 对未予镇压仇外暴动的官员将被立即撤职，并永不叙用。

⑽ 总理衙门升格为外务部。朝廷接待外交官的礼仪也将修改。

这些内容都全部写在条约的12条条款和19个附件之中。

条约于1901年9月7日签署，此时距公使馆获救已经过去一年多了。13个聚集在西班牙公使馆的全权代表中只有5人⁶ 还记得在去年6月的那天，他们围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听着爆炸声，感受着中国人的最后通牒给他们带来的令人心寒的冲击，引出一系列特别事件；而现在要由他们来给这个事件书写剧终二字。

也许有人会怀疑，在这次“以亲切友好的祝贺为主要内容”的会议上，那5位亲身经历了围城的老兵是否会回忆起早先的那次不祥的秘密会议。如果是这样，他们一定会感到，它在历史上的意义一定会比当时更加深远。他们来到西班牙公使馆，并不是一场伤感的朝圣之旅的高潮。他们在这里待了10个月，摸索着走向“永久和平、永恒友谊”的光明高地，而现在——正如庆亲王错误地宣称的，他们完成了这项漫长的差事——他们做到了。从此以后，在这位资深公使官邸举行的会议将是不定期的，而且是简短的，除此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心思考虑其它多余的事情。

条约签署10天后， 各国驻军的最后一支部队离开了北京。中国一直有用腐败侵蚀征服者的倾向，而占领其首都，对参战的军队来说，充其量是它历史上的一段乏善可陈的插曲。

明火执仗的抢劫逐渐得到控制，或至少转入了地下。4月份，几个美国逃兵成了中国强盗团伙的头目；其中两人被捕但又逃脱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活动进行得更为文雅：法国突然遇到了一个问题，由韦尔比斯特在两个世纪前建立的皇家观象台里，有一些世界著名的仪器是法国制造的，并由路易十四皇帝送给了康熙皇帝。接替弗雷将军的沃隆将军，正式向最高司令官提出请求，要求准许他们拆走这些宝物，其中大部分仪器无疑具有东方工艺的特点。

观象台位于德国占领区。瓦德西在给德皇凯撒的信中写道，“这些仪器无疑是中国的国家财产，”但是“按照这里普遍的传统，这些仪器被认为是德国的战利品。”此外，它们至少“可以被视为相当于战争赔偿的一小部分，而不太可能抵偿全部。”尽管在他看来，德国对这些独特艺术品的所有权具有完全的合法性，这位陆军元帅还是不愿冒犯法国人；这些仪器被两国瓜分了（法国在这笔交易中的代表是法绍达的马尚上校），然后运到了欧洲。后来的《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归还了它的那部份。

此事引来查菲将军的书面抗议；声明措辞强硬，并含蓄地提醒德国军队在救援时并未到达现场。最高司令官把这封信退了回去，表示他断然不能接受，于是查菲又表示了道歉，并被请去吃了午饭。北京的气氛不宜大动肝火。

冯.瓦德西陆军元帅想要的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当他还在前往中国的路上时，就得知了朝廷逃跑的消息，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写道，“如果他们（皇上和太后）在北京被俘了，媾和就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的到来就会显得太晚，而且也许我们就无法在和平谈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0月初，他终于到了北京，于是他全力地投入到筹组远征讨伐的活动中。他说，“唯一让我担心的是我们对中国人的懈怠。”他主张，联军要对保定府进行一次大规模突袭，“将在道德上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要用处决官员和其它报复手段来为遇害的传教士报仇。

但是这些惩罚性远征[的意见]，没有遭到过认真的反对，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反对，这种远征是没有回报的，不能带来什么荣耀。 查菲将军告诉一个记者，“可以有把握地说，自从攻占北京以来，我们只杀掉了一个真正的义和团员，但是有15个无辜的苦力或农村劳力也被杀死了，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一位英国军官在10月份的家书中也证实了这种估计：“我们打了大约2000发子弹，我相信大部分射向了无辜的人，有大约15人被打死。”在瓦德西看来，这类事情比和平要好，但还算不上战争。凯撒皇帝在一封亲笔信中写道：“听到我们的重型榴弹炮令人满意的表现，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们所有的野战炮兵都在为此欢呼；” 但是这位陆军元帅不禁觉得，这些精良的大炮应该部署到更必要的地方，而不是拿它来轰击那些醒目的佛塔。他在1901年2月15日的一份命令中写道， “恢复更大规模的行动可能很快会变得有必要了，” 联军各部队须检视自己的运输筹备情况，因为春天，“一个有利的季节”，很快就会来到；但是，最终他一仗也没有打就离开了中国。

媒体和德国以外的幽默作家们都在大肆调侃一间[希腊神话中的]“不可熄灭的小屋[即西苑内的‘仪鸾殿’]。” 冯.瓦德西上任后不久就宣布，要把它当作其在中国的战地总部。我们不知道这个新奇的地方以前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用途； 但不幸的是，他居住的这座宫殿，里面都是易燃物。190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它着火了，他的参谋长被大火烧死。

如果第一个现代的联军最高指挥官没有什么特别引人瞩目之处，很可能也不会对他有此项任命；或者如果它是由个性不太积极的人充任，那么驻扎在中国华北的联军之间的不断口角和仇恨，对他们关系的影响就会变得十分严重。事实上，英俄两国在铁路问题上的争端使两国关系危机四伏，接近于爆发公开冲突；最初的俄国远征军，包括一支强大的铁路工程师分队，被分配了几条铁路的操作控制权，而这些线路是英国债券持有者的财产，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放弃。还有无数其它小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冯.瓦德西，至少没有让这些小事闹出大事情来。

坚韧是中国人的特点。如果可以用一张图表来反映联军在占领北京后的命运，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曲线在急剧下降后会呈现出一个稳步上升的状态，而联军的曲线则正好相反。

联军成功地营救了公使馆。他们索取了一大笔赔款。他们实际上决定了和平的条件。但是，作为对中国不端行为的惩罚，他们集体获得的法律上的物质利益，与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单独对中国事实上的勒索相比，少得可笑。只有俄国在满洲获得了实在利益；但它并没有保留很久，它短暂的享受导致了1904年与日本灾难性的战争，并因此失去了所得。义和团运动开始时，中华帝国似乎正处于被瓜分的边缘，但在骚乱被镇压之后，它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摆脱了这种命运。

在华北，征服者的行为是不得体的，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的驻军在吵架；部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性病削弱了他们的队伍。人民虽然表面上顺从了，但现在变得不那么卑微了。蛮夷开始受到小小的欺诈和蒙骗。市面上出现了各国士兵形象的陶瓷人偶，它们摆出粗野令人生厌的姿势，很快就充斥了市场，以至于最高指挥官觉得有必要下令没收并销毁这些模具。⁷ 胜利的旗帜在宫殿和宝塔上骄傲地飘扬；但下面的街道却充斥着腐败、暴力和阴谋。尸体的气味已经消失，可是丑闻的气味依然存在。

被毁前的前门

　　讲究排场与满族宫廷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他们在西安的逗留并不比他们在皇城居住更加令人愉快。但是，落魄丢人、穷困潦倒的8月、暴雨肆虐中的京式马车、小米粥和借来的筷子，这种日子已经远去；皇太后的指甲再次呈现出优雅的长度，和向上弯曲的曲线。

尽管来自圣彼得堡和满洲里的消息一直都很糟糕，但来自北京的消息并不像任何人预期的那样令人担忧。有时，一些大国（几乎一直是美国）觉得强加给中国的条款过于苛刻；而中国人，从东方人的立场来判断问题，发现他们出奇的宽容。

皇太后惊喜地发现，她的皇家龙辇后边没有人在追击。当她得知联军没有要求惩罚她本人时，更是大喜过望；如果说列强决意取走大臣们的性命会使她感到不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虽然经济赔偿的负担很沉重，但还可以再高一些；当她们了解到，和平的条件并不包括放弃领土时，这简直是一个巨大而出乎意料的惊喜。

两名中国全权代表谦恭而巧妙地拖延着在西班牙公使官邸的谈判，（正如布兰德和巴考斯所说的）“事情逐渐变得明显了，利用各国之间相互猜忌的老套路，皇太后可以不受惩罚地返回北京，甚至会受到欢迎。”自从她逃跑以来，她就一直在整顿这个王朝的混乱和窘迫的处境。 在一系列赎罪上谕中，她以一种体面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在履行这一神圣的职责时，她表现出了对真相的漠视，就像现代的俄国历史学家在被要求修改他们国家的编年史时所做的那样。她为围城期间被斩首的5位温和派大臣平反昭雪；她对珍妃也做了类似的关照，称赞她的美德，“因朝廷离京，不及追赶而自尽。”她剥夺了大阿哥的继承权；除了他自己的行为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之外，这位大阿哥还是端郡王的儿子，鉴于其父获罪，很可能会在京城中产生不利影响。

到了1901年6月，很明显和平条约即将签署，此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

惟现在天气炎热，圣母年高，理宜卫摄起居以昭调养，自应俟节后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公历9月1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

这道上谕的宣布受到了整个帝国上上下下的欢迎；即使是外国人也模糊地感觉到，一幅混乱的画面正被聚焦到焦点上，他们现在能更好地了解情况了。

根据报告，夏季降雨造成路况恶劣，朝廷的启程日期推迟到了10月24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据吴永说，庞大的队伍“以完全寂静和完美的秩序”从西安出发，皇室乘坐在黄色的轿子里，处于队伍的中央，整个队伍还包括二千多辆大车和上万面旗子，一群骑兵和骑马的官员在队伍两侧巡护。

一路上几乎看不到闲杂人等，也没有什么原始的美景，能够比得上60年来罕见的这一长队的人畜和彩车，他们在吱吱呀呀的车轴声和刺耳的喇叭声中，在辉煌的阳光照耀下，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穿越裸露、粗砾、褐色的西部山区。就连吴永也享受了700英里旅程的大部分。他肩负着监督途中打尖住宿、负责组织我们称之为交通管制，而他称之为“督办回銮前站事宜”的重任。 “人们看起来像蚂蚁在爬山。河上建了一座木桥。河水清澈明亮；水波不兴，天空像镜子一样透彻。山坡上的房子看起来像星星一样散布其间。皇家出游有许多士兵护驾，就像汉朝的狩猎旅行一样令人愉快。”王驾返回都城，没有丝毫愁容，也没有丝毫悔意。

车马缓缓地向前行进。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雁在头顶上飞过，向南飞去。朝廷乘坐一艘华丽的龙船渡过了黄河。当他们接近首都时，在围观行进队伍的人群中到处可见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人们注意到，皇太后特意向他们展示了她和蔼可亲的一面。

在穿越省界进入首都的直隶省时，她发布了上谕，按照惯例，当她进入京城的街道时，不必禁止洋人观看，并宣布在皇帝抵达后，将立即在乾清宫接见公使们，而她本人则渴望与公使夫人们再话友谊。根据和平条约的条款，皇帝必须在乾清宫举行外交觐见，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一间不那么庄严和宽敞的房间里进行；但他的臣民中知道这一点的人不多，因此，这道上谕给人的印象是，尽管蛮夷的行为令人厌恶，皇帝还是对他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屈尊俯就。

从正定府出发的最后一段路程是用铁路完成的。需要4列货运车厢来运送皇家行李中的非私人物品，比如堆积如山的贡品和档案；最后，吉时已到，皇帝和皇太后坐上了比利时铁路当局为他们提供的专用豪华“火车”。

他们以前从未乘坐过这种交通工具，但一切都很顺利。火车上挤满了王公、大臣、太监、嫔妃、骡子、厨师和其他随行人员，两个宝座上放着黄丝靠垫，车上摆了几只鸦片烟枪，还装饰着贵重的古玩。火车隆隆驶过平原，驶向北京。负责安排的比利时铁路官员佩带了（二等）双龙勋章。

在丰台，皇家马戏团，骡子以及所有的东西，都被转移到一列英国火车上。尽管严寒刺骨，皇太后在整个火车旅程中一直兴致盎然，但此时却显出了焦躁不安的迹象；至关重要的是，她必须在算命师规定的时间到达北京，虽然她所乘坐的专列的时刻表就是为这个目的而设计的，但她对精神世界的敬畏远比对火车司机的信任更深。

不过，她们正好准点到达。自从围城以来，铁路已经从马家堡（18个月前，公使馆的卫队就是从这里下的火车）延伸到市内的一个终点。但皇家一行人还是在城外下了车，经过一段不可避免的混乱后，他们通过永定门——经过杉山遇刺处——进入了外城，在宽阔大道的中央朝着前门方向走去，在进入前门之前，他们在一处寺庙前停了下来，举行祭祀仪式。

人们还记得，在围城之初，前门上的城楼就已遭破坏。但是，一个半月形的用于防御的露台，从巨大的隧道一样的城门之上突出出来，这个出入口是皇帝进出内城举行典礼的必经之路；许多在北京的外国人此刻都在聚集到了这里，利用有利地形，观看这一盛大事件，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这一壮观如画的大事件。

其中一个意大利人这样描述：“当时风很大，尘土飞扬，所有在北京的人都集中到了城墙顶上。没有比这里更好的观看点了。首先过来的是骑着枣红色小马的旗手。接下来是一群穿着礼服的中国官员，最后是皇家的轿子，它们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两排下跪的士兵中间穿行而过。轿子里的人地位越高，走得越快。朝廷的轿子似乎跑得跟鞑靼骑兵一样快。

“当他们到达城墙和半月形露台之间的那座瓮城后，轿子停了下来，皇帝和皇太后走下轿子，按照《礼记》的规定，举行回家仪式，也就是说，在城墙下的一座小庙里烧香和祈祷。这座庙里有一座满族守护神[关帝]的神龛。

“当皇太后从轿子里出来时，她抬头看了看被硝烟熏黑的城墙，看到了我们：一排外国人从城垛后面看着她的到来。太监们似乎想让她继续往前走，因为让她待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太合适。但皇太后并不着急，她继续站在两位侍女中间，侍女在她两侧扶掖着她，不是因为她需要什么支撑，而是中国的习俗。

“最后，她移尊就步，祭司们已经准备好了祭拜仪式，但是在进入寺庙之前，她又一次停下来，抬头看着我们，双手合拢放在下巴之下，微微地鞠了几下躬。

“这一姿态的效果是惊人的。我们登上城墙，希望能看一眼那位可怕的皇太后，西方人几乎把她视为人类的公敌。但是，我们已经被迅速移动的盛大队伍的壮观和如画般的美丽所打动，被闪烁着金色的黄缎轿子所打动。有一种声音告诉我们，朝廷返回北京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我们在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兴奋之中，却忘记了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女人的仇恨。

“那微微的鞠躬，还有那优雅的双手合十的姿态，让我们感到吃惊。城墙上边传来一阵自发的掌声作为回答。皇太后显得很高兴。她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微笑着。”

在她的上方，映衬着冬日的天空，一片黑黢黢的坑洼不平的废墟，曾经是一座雄伟的城楼。拜她的愚蠢所赐，已经被焚烧殆尽。在炮位上，荣禄的大炮，根据她的命令，曾经向这群围观者中的一些人发射炮弹，而如今这些人放下了望远镜，用戴着皮手套的手向她鼓掌，朝她招手，愚蠢地笑着。

她站在他们下面，就像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在谢幕，冒着尴尬的风险，她向着人群，又不是向着任何人，鞠躬致意，神秘地微笑着，谦逊的外表掩饰了她的骄傲，品味着这一刻。

在这个舞台的中央，我们得离开她了，好让帷幕落下。

注：
¹ 摘自冯.瓦德西的话：“至于抢劫的艺术，每个国家都说别人更在行，但事实是，他们每个人都为了掠夺而全力以赴。”
² 《维特伯爵回忆录》，亚莫林斯基编辑。
³ 中亚的布哈拉酋长国虽然被允许保持名义上的独立，但最近已被俄国人控制了。
⁴ 例如，关于使用“不可撤销”这个词的往来电报就没完没了，这个词在英语中听起来比法语略显强硬一些，但是人们担心从法语翻译成汉语时，这个词更强硬。康格先生收到华盛顿的指示，极力反对使用这个词，但由于在解码过程中的一个错误，他做了恰恰相反的事，因此（当这个错误被发现时）进一步拖延了讨论。
⁵ 1900年12月24日，欧内斯特.萨托爵士致信兰斯顿勋爵。萨托接替了窦纳乐在北京的职位，兰斯顿接替了索尔兹伯里在外交部的职位。
⁶ 除了资深的格罗根先生以外，约斯腾（比利时），萨尔瓦格.拉吉（意大利），诺贝尔（荷兰）和德-吉尔（俄国）仍在北京任职。
⁷ 皮埃尔.洛蒂：《在北京的最后一圈》。这位小说家曾是法国海军上将波特埃的部下，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冬天。虽然他不是一个特别可靠的目击证人，但从他主要使用的形容词中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气氛。这些词包括：悲惨的、可恶的、丑陋的、黑暗的、声名狼藉的、阴险的、忧郁的、阴郁的、可怕的等等。在撰写“陶像的指责”一文时，他声称只看到一名法国士兵在和一个中国幼童在玩耍。

参 考 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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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巴赞《保罗.亨利海军少尉》（图尔斯，1905）

达西德.贝蒂：参见查莫斯

克莱夫.比格汉姆：《在中国的一年》（伦敦，19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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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米农（与福维尔-加莱合著）：《中国的军事事件》（巴黎，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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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事记 第2卷（伦敦，1923年）

（英国）外交部文件。

1900年中国（第三期）：关于在中国暴动运动的通信

1900年中国（第1期）：关于中国事务的进一步通信

1900年中国（第4期）：麦克唐纳公使关于北京事件的报告

1901年中国（第三期）：关于北京事件的进一步通信

1901年中国（第一期）：关于中国动乱的通信

1901年中国（第五期）：关于中国动乱的进一步通信

1901年中国（第六期）：关于中国动乱的进一步通信

1902年中国（第一期）：关于中国事务的通信

（美国）国务院文件。

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华盛顿，1902年）

本书作者彼得.弗莱明

作 者 简 介

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是英国的游记作家，曾广泛游历于巴西、俄罗斯、中国（包括上世纪30年代的伪满州国），他所撰写的关于这些地方的游记颇受好评。

弗莱明先生生于1907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在获得了英国文学学位毕业之后，他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曾在华尔街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 然后成为了《观察家报》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又放弃了新闻工作，开始旅行。1933年，他的第一本书《巴西冒险》为他赢得了声誉。《独行中国》（1934年）和《鞑靼来信》（1936年）也是他的游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明曾在近卫步兵团服役。在经历了挪威和希腊的战斗之后，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东南亚战区工作。

他与女演员西莉亚.约翰逊结婚，育有一子两女。他在牛津郡拥有并经营着一处2,000英亩的家族地产，1952年他曾担任牛津郡的高级警长。他经常为伦敦的《观察家报》和《泰晤士报》撰稿。弗莱明的书《海狮行动》讲述了德国人计划在1940年入侵英国的故事，是“每月一书俱乐部”的精选读物，在美国和英国都是畅销书。

1959年，弗莱明先生出版了本书《围城北京》。

1961年，弗莱明先生还出版了《刺刀指向拉萨》，揭露了1904年英国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

弗莱明先生于1971年去世。

翻译说明

本书根据1959年英文第一版翻译。 由于历史演变和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地增加了一些解释性词语，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所增加的词语均在[ ]内以示区别。

本书中页面脚注，均改列于各章节之后。

此外，有些朝廷的上谕、义和团的揭帖和官员的信函等，除了能在出版物中找到原文的照抄之外，一般都由译者按个人理解，尽量以当时流行的书面语言译出，而非真正的原文。特此说明。

原书中存在一些歧视或蔑视中国（人）的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只将严重侮华的个别词语和插图予以删除，其余的仍予保留，以使内容保持完整。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谬误之处，还请读者予以指正。

周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