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办干部

黄山黄河

　　知青办，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简称。知青办是随着上山下乡运动应运而生的，它除了早期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安置职能之外，更多地是行使知青下乡以后的安抚稳定职能，直至后期的知青返城审批及回城以后的分配安置职能。

　　知青办是当时应运而生的产物

　　实际上，每位知青都与知青办有过不能分割的联系，只不过多数人未能感觉到那种事实上的联系。那时，无论是离开上海或是回到上海，都必须有盖过知青办图章的书面函件，离开时的那种叫通知书，回来时的那种我们管它叫“调令”。或许因为许多人的进出上海，始终是随着上山下乡大潮而起伏的，所以不会对知青办有太多的感受和体会。不过，本人在回沪治病和病退后却与知青办有着许多不解之缘。

当初，本人对知青办并无多大了解，只是在第一年受伤回沪治病期间，才开始感受到了其的作用。那时，知青回沪治病并不是一件易事，必须凭县知青办的证明，到原先分配时所在区的知青办调换允许在沪治病、并注明时限的证明，然后才能到指定的医院就诊。一开始，大家对此举觉得十分费解，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防止知青借治病之名赖在上海。

这一做法是非常令人反感和伤心的，尤其是对我等当初满怀豪情积极要求下乡者来说，不仅有已被人抛弃之感，而且觉得是一种非难，更感觉到是一种侮辱。不过，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很善良的人和很感人的事。樊一中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九死一生》中叙述了一件他所亲身经历的事情。

1971年，樊一中不幸患了肾结石的疾病，右肾三分之一积水，需要手术。但按常规的途径办住院手术至少等半年以上，几经与医生交涉无果。后一医生称，若有市知青办证明住院处一般会考虑。无奈之下，一中母亲带着一中来到了位于威海路一条小弄内的市知青办。经排队等候以后，一中母亲向接待人员陈述了一中的病情和前来求助的事由。态度很好的接待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一中出具了相关证明，并请瑞金医院尽早安排手术。凭着那位好心人的相助及瑞金医院一位医术高超医生的手术，一中幸运地渡过人生的一道难关，也算享受到了阴云密布岁月中一缕难得的阳光。

知青回城必须经过知青办审批

　　其实，当时社会中的那些极左做法绝非知青办一家所有，甚至连医院负责挂号的护士，也会非常尽职地仔细审视我的就诊证明。记得一次一位挂号的护士十分严肃地告诫本人，一旦病愈务必尽早回到农村。护士这种格外认真负责的精神，不仅让我十分吃惊，也使我非常恼火。以至于，因此对那护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好多年以后，每次到医院就诊，遇到那位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护士时，都会勾起对当年的苦涩回忆。

知青办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那就是随着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一部分知青通过落实独生子女、病退等政策，回到了上海。这部分知青的安置，大都有知青办负责。办理怎样安排的相关手续，一般都是从属于基层的街道知青办开始的。或者说，最初的意见是由他们提出。因而无形之中，街道知青办干部多了一份我们认为是非常关键的权力。因此，有些握有实权的知青办干部，也便显得十分强势，待人接物便也表现得十分“牛”。

本人病退回沪后，自然也遇到了怎样安置的问题。当时，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进里弄生产组，也就是没有任何劳保、干一天只拿七毛钱的待遇。很显然，自认为曾因在三线受伤而得病的本人，不愿屈就于没有任何保障的生产组。于是，便成了回沪待业青年。

为了谋取自己认为应该给予的正当权益，不喜欢求人的本人，不得不厚起脸皮，极不情愿地硬着头皮去“拜见”街道知青办干部。负责我们的街道知青办干部姓汤，是一位年约四十的女士，因为是从学校中借调来的，所以，大家都管她叫汤老师。但是，每次“拜见”都让人非常失望。自认为严格掌握政策的汤老师，根本不愿意多听你陈情，三句两句便迅速打发你离开。面对此人的不屑、冷落，甚至喝斥，本人倍感失落和愤懑。激愤之下，当时甚至会产生一种想狠狠揍她一顿的感觉。

知青办同意返城的函件

　　捱过难熬的三年待业生活，无奈之下，本人只得听从居委干部的意见，干起了工资关系挂在生产组、但到居委任团支部书记的工作。这工作无非是组织本居委的待业青年参加政治学习，承担居委老阿姨不擅长的文字抄写，以及黑板报宣传等并不费力的活。到居委工作后，与阿姨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阿姨们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呵护”着我这从农村中回来的孩子。她们根本不要我干诸如打扫街道、冲洗阴沟之类的脏活，因为她们觉得，男孩子是不能干这种活的。

她们甚至觉得，男孩子不该老呆在居委，因而竭力向街道替我美言。半年过后，本人便被调到街道工作。更未料到的是，没过多久，本人竟然成了汤老师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因为当时正值知青返城大潮掀起，街道急需加强知青办的工作力量。于是本人与从云南和江西回来的另两位知青一起，成了街道知青办的新成员。

这一角色转变是突如其来且毫无任何思想准备的。自己根本未料到，昔日曾“低三下四”看别人眼色且毫无结果的人，居然瞬间与曾想狠狠揍一顿的人，要联手一起工作。真是感到有点荒唐、可笑和不可思议。不过，接触时间一长，便对汤老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她是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一个人，只不过，或许因为没有下过乡的经历，或许是要求回沪的知青材料中有着太多的虚假和水分，因而，其在工作中对知青自然少了许多同情和理解，多了一些或许不该有的警惕和排斥。好在经过我们三位知青同事的“熏陶”，她对知青的工作态度有了明显改变，多了许多原先没有的热情和同情。

安排就业也是知青办的职责

　　1978年10月中央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若干措施，决定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扩大留城面。上海根据中央的决策和上海的实际，于1979年1月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4号文件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若干措施》，决定对在外地插队的知青，就地务农确有困难需要照顾的，由上海和安置地区共同安排;有困难的已婚知青，由安置地区就地就近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在他们未得到安排之前，仍由家长单位进行定期补助，其中双方都是上海知青，在当地安排确有困难的，经过批准，可以回沪……对在外地农、林、牧场工作的知青中家庭或本人确有特殊困难的，可通过组织商调，回上海安排工作。另外还规定，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退职时，可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上山下乡子女回沪“顶替”工作。

于是，知青返城大潮以不可抵挡之势，从赣皖大地、云贵高原、北国边陲，冲向10年前曾经让人伤心离别的大上海。一时间，市、区和街道知青办门前，到处都挤满了一拨拨饱经风霜、充满期待、精神亢奋的知青。他们之中有前往询问回沪相关事宜的，有办理回沪手续的，甚至还有不少因一时半会无法回沪而大声吵闹的。那时节，办公室外犹如集市。办公室内，则堆满来自各地农村通过邮寄或捎带而来，急需办理的知青回沪函件。

政策是明确的，工作是大量的。我等几位昔日的知青和汤老师等几位老同志，不得不终日忙碌于寄托着多少人希望和憧憬的那些函件处理工作之中。尽管每天很忙、很累、很辛苦，但我们没有丝毫怨言，尤其是我们那些曾经的知青，更是竭尽全力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那些尚未回家的知青兄妹们，早日踏上返沪的回程，早日结束充满伤心和痛苦的农作生活，早日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理解、热心和勤勉，原先漂泊在外多年的游子，似乎有了一个可供歇脚的驿站，有了一个可以倾诉情感的场所。因为我们的加入，代表政府的知青办与知青的交流顺畅了许多，相互间的理解和谅解自然也多了许多，原本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因为那段经历，我们也结交了不少曾经通过我们之手回到上海的知青朋友。

但是，因为政策的限制，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是无法回沪的。这部分人中主要有在农村与当地青年成婚的，有已经上调到工矿企事业单位的等。然而，上述两种对象中不乏欲回上海者，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法，办出回上海的证明甚至所谓“调令”。其实一般来说，如若办事巧妙，再加没有熟悉的知青或邻居“揭发”，是很容易蒙混过关的。因为，我们只能凭盖有当地政府大印的证明办事。应该说，当初的回沪知青中，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这样“混”进来的。倘若遭到检举，那么要顺顺当当回沪就很难。

至今我仍很清楚地记得，有一位住我家不远的街坊，先前插队在安徽，后去部队当了几年兵，复员以后被分配到县办厂工作。知青大返城期间，他也办出了回沪的证明，我们那儿已开始为其办理批准的手续，却不料，一位借用在我们办公室工作、原先与那街坊一起插队的女知青，非常言词凿凿地告诉我们，此人已属上调不能回沪。自然，当时我们谁也救不了那位街坊。他也只得非常无奈地返回了安徽，大概直至今日其都未必知道是谁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不少“埋藏不深”的知青，都被不同方式“甄别”出来，每个区都有不少数量的那么一批人。记得，当时上海的各区都曾组织街道和居委的干部对那些人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返回当地。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返沪意志不坚定者，自然只得作出重新回到当地的决定。区里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动员这类对象返回当地的大会，宣传政策并让决定回去的人员在会上谈体会。

当然，回沪意志特别坚定者，是绝不会受到这种宣传的影响，他们会以一种难得的韧劲和勇气，与代表政府的知青办周旋、抗争。有趣的是，我所接触过的那些坚定的抗争者，最终几乎都回到了上海，一些人甚至根本没有通过我们这道关。这就应验了那句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说实在的，如今想起来，总觉得有些对不住比较老实的那些人。也许正是我们的所谓坚持原则，那些人从此就改变了人生。其实，我们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许多同样性质的人，以后不是照样在上海过得好好的吗?

笔者曾在这里的知青办任职

知青办同事合影

　　为了回沪，一些原先曾经在当地混得不错的人放下了尊严，甚至不惜拉破脸皮。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当地已上调并提了干部的女知青，早已将当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抛于脑后，全然不顾共产党员的形象，整天到我们办公室闹访。下班时还不肯离开，当劝说无效人们准备强行将她拖离时，她会紧紧拽住办公桌的腿脚不放。她的那种“执著”和“坚韧”精神，的确让我们那些受惯正统教育的人大跌眼镜。令人纳闷的是，以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法她还竟然回到了上海。几年后，当见到其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机关干部时，还真感到非常诧异。

大批知青的瞬间回沪，增加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于是，上海方面决定，对于按政策批准回上海的知识青年，除了“顶替”和一部分单位公开招工外，原则上采取“归口包干”的办法，要求知青父母所在单位的主管局为主，规划、组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安排回沪知青，并承担安排部分父母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回沪知青。各区、县也广开门路，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安排知青。

一时间，我们在忙完知青回沪手续办理工作后，即很快转入了安排知青就业的工作之中。接洽招工单位、公布招工简章、组织招工考试、安排招工体检、办理录取手续等，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那时节，尽管工作很忙、很累，但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都是在尽自己的最大力量为知青兄妹们排忧解难。当看到知青朋友们拿到久盼的上海工作单位录取通知书时，我们在为他们祈福的同时，会在心中涌起一种同类人才会有的莫名快感，以至如今仍难以忘怀。

知青办的工作经历很短，大概也就是知青集中大返城的那一年多时间，但总觉得那段经历在本人的人生中是十分快乐和更有意义的。

——引自《黑土地插队生涯》之五十二

写于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