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联临（九）

随缘

魏继祖（1889—1974），字振皆，别号睫巢、洞叟岩、冷岩等，甘肃皋兰县石洞乡人。1909年入甘肃文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附设中学班）学习，后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1918年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察。建国前曾任酒泉中学、武威师范、兰州一中、兰州女师、兰州师范、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等校教师、教育主任等职。建国后，以“具有相当学识”、“夙有声望的文人耆宿”被省政府聘为甘肃文史研究馆馆员。魏毕生从事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为国内外有名的书法家。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在民间四处搜罗他幸存的墨迹，终成百余幅而结集出版了《魏振皆书法艺术》一书，受到当代名家盛赞。

沈觐寿 （1907－1995），字年仲、云生，署静叟，晚号遂真园翁，福州市人。沈颐清次子。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级美术师、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福州市书法篆刻研究会会长、福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福州画院副院长、福建省文史馆馆员。

沈觐寿先生是沈葆桢曾孙、林则徐外玄孙。

翟云升（1776—1858）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今莱州市莱州镇东南隅村）人。童生试时，著名诗人、莱州知府张问陶（号船山）赏之，拔其为第一。道光二年（1822）进士，清代中后期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

包世臣（1775一1855年），字慎伯，晚号倦翁，宣城安吴（今安徽泾县）人。清代学者、书法家，北宋名臣——包拯二十九世孙。

嘉庆二十年，中举人，出任新喻知县，被劾去官。包世臣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对农政、货币以及文学等均有研究。遇到邓石如，师从学篆隶，积极倡导北魏。晚年习“二王”。自称：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自拟为“右军第一人”，自负之极。包世臣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通过书论《艺舟双楫》等倡导碑学，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为书达界称颂。

魏铁珊即魏戫（1860—1927），初名龙常，字纫芝，又字铁珊，亦作铁三，晚号匏公，别号龙藏居士，浙江山阴县（今绍兴）人，少年时随为官的父亲魏润亭生活于广西桂林。魏润亭亦是晚清著名学者，自小得父亲耳提面命，因此魏戫自幼饱读诗书，可谓家学渊源。光绪十一年（1885年）魏戫中举，成为候选知府。据资料记载，魏氏工书法，尤擅魏碑，风骨遒劲，为人称道，与李梅庵齐名京津。孙洵《民国书法史》将其作为“有一定影响的书法家”，划入“以北碑入书”序列，评曰：“魏氏工书法，尤擅魏碑，早年能以《龙藏寺碑》书写小如绿豆之小楷，笔笔饶有神采；中年以后以北魏笔意融合楷书，结字端丽，行笔洒脱，有晚清张裕钊遗意。魏氏久居天津，享名华北，人称津门四大写家之一。”“津门四大写家”另三位分别是华世奎、方尔谦、吴玉如，皆非俗流。说其“有晚清张裕钊遗意”是指功力深厚且结体规整严谨，其用笔并无张氏刻板之弊病。与其颇有交情的黄濬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专文记述魏氏各种传奇故实，于其书法则云：“又工书，法北魏，能以《龙藏寺》体作小楷，如半黍大，于大小篆籀隶字钟鼎又咸擅之。”孙洵所评，大概即本于此。其实，魏之书法近年时时见于各种拍卖场，魏体楷行书居多，篆隶则为少见。另，魏氏曾经为诸多名流书丹墓志墓碑，亦有实物或拓片存世，如魏书《林公神道碑铭》等，可以窥见魏氏碑体楷书风采。若全面细察其书，能见出其渊源有自，且取法广博，而并非仅仅《龙藏寺碑》之影响。

从魏戫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25岁中举的经历，可以推知其早年书法应该是根柢晋唐且擅长馆阁体之帖学书法的，特别是其行书明显有二王及唐人的影子，而楷书既端庄典丽又蕴藉内敛的气息，似应出自唐初欧虞诸家的影响。后来受阮元、包世臣特别是同代碑学扛鼎人物康南海崇碑思想影响，书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以碑为主，追求碑质而帖韵。除《龙藏寺碑》影响之外，结体的严整峻峭似应来自《张猛龙碑》，松活虚灵则似出自《张玄墓志》，这些特点若仔细比对其传世的《林公神道碑铭》，皆能察觉其隐约的脉络。而其传世较多的大字对联，用笔更加丰富，结体章法及用墨也更多变化，因此，亦可见出魏氏取法的广博，受《瘗鹤铭》《石门铭》等经典碑刻影响的痕迹亦十分明显，用笔内圆外方，以圆为主，寓方于圆。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序言有云：“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显然，魏戫之学碑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碑与帖在他笔下是“合”而并非“离”，所求者乃“两美”而非“两伤”。故，魏戫书法的意义，在于其较早地实践了碑帖融合的探索。这一点，明显高出当时许多以碑派自居而画地为牢的侪辈书家，如同为绍兴籍的陶心云等。

陶心云即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绍兴陶堰人，清末著名碑派书法家，颇有时誉。甚至，翁同龢、梁启超等对陶之魏体书法也大为推重。今天我们若研究比较陶、魏两家书法，陶书虽功力殊深，却终因描头画角刻板呆滞，品格意韵方面显然要输魏几分。另，亦见许多介绍文字，多有其晚年主攻汉隶金文，尤其上溯先秦，浸淫大篆古籀，得高古之气韵云云。但对照其传世较少的篆隶作品（偶有拍卖作品则难辨真伪）细细品味，似觉大部分分析缺少足够证据，主观臆测成分较多，甚至亦不乏言过其实的虚誉夸赞。

作为书家的魏戫，今天看来虽然其书法地位不高，但在当时也确实有着很大影响。尤其在京津地区，许多厂肆会馆商店匾额不乏出其手者，如北京山阴会馆（即绍兴会馆）的“绍兴县馆”匾额即为魏氏所书。戏曲界一代宗师、号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堂号“古瑁轩”匾额亦出自魏氏手笔。1912年，梁启超亦请魏氏题斋号“饮冰室”横披。当时许多北洋政要和社会贤达名流，愿出重金请为书丹家庙碑墓志铭者更是不少。据载，同为浙籍、曾任清外务部副大臣、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兼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的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与魏是好友，就曾请为其父亲书写墓志铭。曹氏《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对魏氏学问、书法及各种绝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魏氏性情耿介，虽然善于结交并周旋于各种社会贤达名流圈子，但也并非油头滑脑的“好好先生”，而是爱憎分明敢爱敢恨，颇具古风。如张作霖曾托魏氏好友叶公绰以千金作酬为其书丹《家庙碑》和《戒子孙文》，被魏氏拒绝。这个故事，许多介绍文字都有涉及，影响较大，增加了魏氏平生的传奇色彩。



魏 戫 行书陈爵彯缨联

二、魏戫的“故事”

魏氏书法无疑有较深厚的碑学功底，又因家学渊源，幼读诗书，究心典籍，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故广为结交文人师友，诗书交流酬唱亦多名流高士。其“字外功”可谓了得。从其传世书法作品来看，整体风貌中规中矩，平正中和，虽宗魏法，全无圭角崚嶒之猛厉险峻，而是骨力内含，绵里藏针。虽有与碑学扛鼎人物李瑞清有并称之誉，较之李又多了几许帖学的逸韵，自然温润而无作家气。若置诸民国初期书坛，虽属高手，影响亦不可小觑，但终因个性面貌不明显，风格不能突出，故对后世影响不大。加之享年仅仅67岁，未得高寿，也减弱了其应有的影响。特别是，一生爱好过于广泛，未能专心学问，更无学术著述传世，虽然一生颇多传奇，是一位实实在在“有故事”的名人，但也终究仅仅止于“传奇故事”而已。单就书法艺术而论，可惜连书法史上的三流书家地位恐也勉强。由此可见，仅仅凭藉技法之时誉，在书法历史长河里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所以，有人喜欢说名人须“有故事”，书画名流更须“有故事”，这个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唯“有故事”才能放大其艺术影响，并传之久远，自古皆然。魏戫先生就是特别“有故事”的一个传奇人物。

首先，魏戫有一身好武艺，可以称得上武功高强身怀绝技。资料披载：他尚武爱武，具内功，通“易筋经”诸拳法，有神勇，传说二丈高之墙垣，他能轻轻一跃而过。他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常以武人自居，是名副其实的“大侠”。高伯雨《听雨楼杂笔》中曾描述“精于技击的诗人魏铁珊”，说他会“壁虎功”，即有着壁虎攀爬墙壁的功夫，有如蜘蛛人一般能飞檐走壁，甚至能“以背缘壁而行”云云。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曾经记有其父周伯宜说过的一则关于魏氏绝技的佚事：父亲也对他说起魏做秀才时，曾在家乡镇东阁上挟妓饮酒，镇东阁在府横街的西头，与杀人的轩亭口遥遥相对；其北接近绍兴府的衙门，是差役聚集的地方。这事被他们知道了，自然认为是讹诈的好机会，便有几个差人走上前去恐吓他。魏氏一声不响，只提起一个差人来，向窗外一扔；这镇东阁至少乃是同小城门一样的高，一摔到地上，一定粉身碎骨了。魏氏却也随即一跳，纵身而下，在还未到地的时候，将差人一把抓住，（差人）没有跌死，但也吓得昏过去了。魏氏好友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到魏氏同样的故事：“铁珊任侠，喜打抱不平。尝在上海太古轮船，见洋水手欺侮华工，他愤将洋水手抓住领口，往外一扔，竟落于江心。他即一跃登岸逃避，真是能文能武，技击功夫臻上乘，亦奇人也。”由这两个生动的故事，我们可以推想一下当时魏氏的不凡身手，果然是身怀绝技。因为这身功夫，魏戫在当时书坛又得了一个雅号——“精武书家”。

其次，魏戫先生的“有故事”表现在其戏曲方面的才华，用今天的话说，那简直就是“比专业还专业”。许多资料都有这样的详细介绍：与早期京剧名家秦稚芬（梅兰芳姑父）、罗瘿公、王瑶卿等均交厚。特别是精于曲乐，兼擅诗词声律，能为中晚唐诗、宋明文，尤工倚声、长短调，其南北曲俱精美。尤于胡琴、琵琶、筝、笛等乐器和昆、徽、弋、黄等戏曲无不精通，简直可算得“六场通透昆乱不挡”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俞振飞等泰斗级名伶，当年竟然皆曾拜其门下，得其提携。这个能耐可大了去了，单说王瑶卿，那可是戏曲界特别是旦角行当祖师爷级别的人物。

王瑶卿（1881—1954），字希庭，号菊痴，祖籍江苏淮安，戏曲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初，王瑶卿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后，担任中国戏曲学校的校长，为京剧艺术发展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他不仅青衣、刀马旦兼演，而且文武昆乱不挡，艺术上博大精深，他所创造的“王派”，是京剧旦角艺术的基本流派。何谓“基本”？即后来旦角艺术的诸多流派之“母体”，因为都是从“王派”这一母体中分化出去的。王瑶卿首先突破了京剧界多年来的陈规旧念，把青衣、花旦、刀马旦的唱、念、做、打、舞的特点融汇起来，创出“花衫”这一行当，给京戏的旦角开辟了一条新路。最大的贡献则是因材施教，培养指导梅尚程荀四大弟子各成一派，被誉为“四大名旦”。魏长王瑶卿21岁，学问好，博学多识，于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又十分精通，因此两人交往中王是很敬重这位“魏兄长”的，不然也不会专请魏为其书斋“古瑁轩”题写匾额，更自然不会允诺其弟子梅兰芳、程砚秋等拜其为师（伶界旧规，弟子转拜他人为师须先征得本师同意）。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梅、程及余叔岩、俞振飞等拜师魏戫，向他请教什么呢？估计不是学习旦角唱腔及舞台动作表演，而主要是学习诗文、音律、书画、武术，特别是学习其对戏文人物的分析理解，这些方面的修养对演员如何由“唱好戏的”成就为一位“好唱戏的”，太重要了。而这些又往往是梨园行师傅们的短板，即如有“通天教主”美誉的王瑶卿也不能完全具备的。

资料又提及魏氏对名伶们的“大力提携”，想魏氏官宦出身，又曾为官，且性情豪侠仁义，对自己喜爱的伶人弟子自然是不遗余力鼎力推举。又有资料详细谈到，1927年魏铁珊去世，余叔岩送1000银元奠仪，这些钱当时在北平是可以买一座四合院的。余叔岩何以如此感恩？余后来能够跻身与梅兰芳、杨小楼并称之京戏界“三大贤”，恐怕与魏先生对其全面修养的教导指授及“大力提携”是分不开的。

一个书画家，倘若有“学问故事”，自然会大大加分，而如魏铁珊先生这样仅仅有武术、戏曲方面的“故事”，加分却是很有限的，细想起来，这其中缘由很是耐人寻味儿。比如启功和欧阳中石两位先生，都算是通俗易懂类型之“写好字”的，就社会影响方面来说可谓难分轩轾，但启功的“故事”是音韵训诂学、诗词文献及古字画鉴定，而欧阳先生的“故事”则是京戏。启功的“故事”固然了不起，但欧阳的奚派老生戏，那也绝对称得上“比专业还专业”。但论到对书法艺术的“加分”，欧阳的“故事”，显然比之启功的“故事”要黯淡多了。相反一个武艺高强的人或戏曲人有了学问的“故事”，可就加分多了。如张伯驹、刘曾复、张充和等，他们虽然不是专业名伶，但专业演员见到他们也言必称“先生”，何也？有学问故，对“戏曲玩艺儿”不仅会，而且懂来龙去脉，知雅俗高低。即使同样的专业演员，若言菊朋、奚啸伯、俞振飞等，因为比之同行懂诗文音韵，自然也得以加分，高出同侪。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都拜师访友学诗文书画，既是增进修养，也因此在艺术影响方面得以加分，高出同行，成就其大师地位。



三、结语

魏戫生活于乱世飘摇的清末民初，虽然早年中举亦曾为“候选知府”，终因“试礼部不第”，平生又好游历，不喜官场逢迎，且性情耿介，仕途屡屡不顺。尝主谭钟麟、鹿传霖幕，后袁世凯与岑春煊慕名多次礼聘，皆不就。晚年寓居津沽，以鬻书为生。生活窘迫，又贪杯嗜酒，愁惨潦倒。1927年初，殁于天津。据说，他自知去日无多，便召集儿辈嘱托后事，并自写墓志铭云：“其国无清，其人无名。其生庚申，其死丙丁。其籍山阴，其葬天津。后世子孙，曷视此茔。”这种笔调，令人唏嘘落泪。平生虽能诗联，但存世遗作并不多，其词作《寄榆词》一卷（一册）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由袁氏济美堂刻印，袁涤庵题签并作跋，徐沅撰序，可惜仅有的一部书作付梓时，魏已故去整整十年。另，魏戫妻陈肖兰（清末名宦重臣、学者书法家陈璚之女）亦擅翰墨，两人时有唱和，颇得自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何和征辑刊《魏铁珊先生陈肖兰女士遗集》行世，此时魏戫亦谢世八年矣。由此可见，魏铁珊固然一生经历传奇，一身“故事”，毕竟“精武书家”之“精武”二字，让他的书法艺术平添了些许尴尬，终不如“文人书家”“学者书家”更“高大上”，更能为其书法艺术之影响加分。这也是其书法艺术虽然颇具时誉而书史地位却终究不高的原因之一。

黎简（1747年6月30日～1799年12月3日），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又号石鼎道人、百花村夫子，广东顺德县弼教村人，清代乾嘉年间岭南著名诗人、书画家。乾隆五十四年拔贡。诗画书称三绝，诗学李贺、黄庭坚，刻求新颖，书得晋人意。性喜山水，与张如芝、谢兰生、罗天池并称为粤东四大家。有《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药烟阁词钞》等。

费龙丁，（1880—1937）家居南门外长堤岸。后得秦瓦一方当砚，因改名为砚，字见石，而以龙丁为号。晚年既信佛，又信耶稣，故别署佛耶居士。书工行、楷，篆摹石鼓；精刻印，力学不倦。其妻李华书，为上海名人李平书之妹，也擅书画。李家平泉书屋中多藏名家手迹，龙丁得以观摩，因而造诣更深。早期入南社，曾与社友李息霜创建金石组织“乐石社”于杭州。参加编辑《乐石集》。还曾加入西泠印社，为该社早期社员。[1]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留学日本，攻读数理兼美术。回国后，一度在广西测量学校任教职。后从吴昌硕为师，艺益精进。名闻江浙沪一带。偶涉笔作山水画，意境高远。曾与王念慈、俞粟卢等共同校定平泉书屋所藏书画。[1]

所居名“瓮庐”，藏有不少书画、文物精品，一时知名人士如金蝠庵、冯超然、陈陶遗等都是瓮庐常客。民国13年（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瓮庐被占作兵营，所藏书画文物，大部毁失。[1]

晚年懒散，有求其笔墨的，动辄经年不得，故作品极少，如《金石缘图》、《倚梧待月图》，《春愁秋怨词图》等。日本侵略军进迫松江时，仓皇出避，途遇日军，遭弹击罹难

罗复堪（1874年－1955年），名惇㬊，字孝瑴，又字子燮、季孺，号照岩、敷庵、复庵、复闇、复堪（一作复戡），别署悉檀居士、羯蒙老人、凤岭诗人，作画署名曼渊，室号三山簃，广东顺德人，中国书法家、画家、诗人，中华民国时期北京“四大书家”之一（其他三位是宝熙、邵章、张伯英）。他是罗瘿公的从弟，康有为的弟子。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32]中国明代中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徐渭年二十时为诸生，但屡次参加乡试，均不得中。曾担任浙直总督胡宗宪幕僚，助其擒徐海、诱汪直。胡宗宪被下狱后，徐渭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却不死。后因杀继妻被下狱论死，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万历元年（1573年），徐渭获释，此后浪迹京中，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纵观边塞阨塞，常慷慨悲歌。晚年时贫病交加，藏书数千卷也被变卖殆尽，自称“南腔北调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抱愤而终，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的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有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的称誉；书法上善行草，兼工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人”，“无之而不奇”；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有诗文集有《徐文长集》《徐文长佚稿》及杂剧《四声猿》《歌代啸》等传世。今有校点本《徐渭集》。

何绍基（1799年-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

宁斧成 （1897-1966）字宗侯，号老腐，别署腐成，辽宁海城人。斋号淡墨斋、白屋。早年在东北随邱子佩、袁子春学画，四十年代末迁北京鬻画为生。擅长书法、篆刻，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其书学《张迁》、“二爨 ”，取赵之谦、陈鸿寿诸家之长，融合《礼器碑》而自立风格。生前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北京书法研究社社员。出版有：《宁斧成书法篆刻集》、《宁斧成印存》等。

童大年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1953年，享年81岁。原名暠，字幼来，又字大年，以字行；号心龛，又作心安、星盦、醒盦、心庵、惺庵、惺堪、性涵、恂谙、省葊等，均以谐音出之；其他尚有燊道土、四香佛子、蘧道人、古瀛处士等名讳。所居名依古庐、安居、雷峰片石草庐、敏树斋、醴芝室、嘉荫堂等。曾得大块天然绿松石，状如卧云，故以架供之大厅而又增绿云盦及绿云山房之名。崇明有古瀛州之传说，故名讳中有古瀛处士。

吴熙载（1799年-1870年），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陆维钊（1899年3月3日—1980年1月30日），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自署劭翁，浙江嘉兴新仓人，书法家。南京高等师范文史地部毕业。曾在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院、杭州大学任教。曾任政协浙江省三、四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理事。精书法，擅山水、花卉、治印。

清，姚孟起，字凤生，一作凤笙，吴县（江苏苏州）贡生。以正书名，正书宗欧阳询，尝临九成宫醴泉铭逼肖。隶书略仿陈鸿寿。兼治印，得蒋仁秀劲之气。偶作画，古拙如金农。《海上墨林、广印人传、清朝书画家笔录、吴门画史》

刘自椟（1914—2001），号迟斋，男，汉族。生于圣哲辈出、文风极盛的于右任故里三原。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书协主席，陕西省文史馆馆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他“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书法四体具佳，尤以篆书为最。

高乐三 （1900-1987），原名广育，字乐三，以字行于世。号罗珊、乐翁、滈滨居士、神禾老农。男，汉族，陕西长安人。国内著名书法家，章草大师。以章草、颜楷见长，堪称陕西当代章草第一大家，有着“三秦章草一枝笔”的美誉。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首批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创始会员、陕西省文史馆馆员、西安秦苑书画学会名誉会长、西安交通大学荣誉教授。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一字廉生，原籍云南，山东省福山县（今烟台市福山区）古现村人。生性耿直，号称“东怪”。中国近代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为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

巴慰祖，清（一七四四―一七九三）字予藉，一字子安，号晋堂，一作隽堂，又号莲舫，徽州歙（今黄山市歙县）人。清代篆刻家，他有《四香堂摹印》《百寿图印谱》留传，能得汉印精髓。过去因他作品极少而被列为皖派，但在战后发现的原印看来，与程邃的风格是不同的。

邱星，字云泽，别署碧禅轩，浙江吴兴人，1914年2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安市文联委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2010年1月17日下午5点半，邱星先生因病在西安市中心医院逝世，终年96岁。

姚孟起，字凤生，一作凤笙，吴县（江苏苏州）贡生。以正书名，正书宗欧阳询，尝临九成宫醴泉铭逼肖。隶书略仿陈鸿寿。兼治印，得蒋仁秀劲之气。偶作画，古拙如金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