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宜城往事》序

陈大联

　　一个普通人和一座城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追述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微观的、视听的和亲验的性质。这些民间文字，难以被官方出版机构接纳，也往往为宏观史所忽略、所遮蔽。我以为这种记忆最有价值的部分，一是亲身见证，一是人文交结。前者见证一段历史，是史实的目击者和亲历者；后者参与重要人文活动，与文人墨客交结，是地方习俗的亲验者。最近八十年以来，微观史学（其重要分支便是口述史）的兴起并非没有缘故。在那些“宏大叙事”中，读者很难找到历史或老城的毛细血管、汗腺和皱褶，无量数的普通人的鲜活记忆湮没在滚滚逝去的沉沙中。当我们试图了解晚清和民国的老安庆时，只能通过“望远镜”看个大概罢了，那些干巴巴的历史事件成了风干的橘子，或者几坛变味的腌芥菜；我们很难持有“显微镜”，观察大多数安庆草民的生活样态和习俗形式，从中发现不断传承和变异的人文基因，为“何所来”找到内在依据。反倒是西方人（传教士、旅游者或记者）踏足老省会安庆写下见闻颇为详尽，如戴世璜《我的自传》，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国十八省府》等。

　　笔者与《宜城往事》主撰陈钧成先生无缘相识，但在本地文史资料上拜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其中抗战时期居多，也算是文字神交了。后来结识其子陈大联，又读了更多老先生的忆旧之文，才知悉钧成先生弱冠之年即遭逢日军侵占安庆之厄，家园尽毁，亲尝亡国奴的滋味，后辗转投身于大别山区各级政府机构，颠沛、挣扎于兵荒马乱的年代；解放后又因这段经历而困厄、沉浮，饱尝坎坷与酸辛。本书“沦陷时期回忆”（第十三章）、“我的家族往事”（第十四章），基本为作者亲历、亲见和亲闻，记述客观、详尽，细及毛发，笔致活泛，时间、地点、人名均铭刻在案，具备了自传的品质和雏形。笔者读这一章时如临其境，读完意犹未尽，仍期待“下回分解”。这两章为安庆沦陷时期和大别山后方抗战留下了见证和史料。在读本书初稿时，我感到钧成老尚有许多未述之事，未尽之言，建议陈大联将解放前后和特殊时期的一段经历（包括刻骨铭心的曲折的初恋）编入，这样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钧成老的人生地貌。大联后将它编为第十五章——“往事剪影”，这对后人认识那个动荡而艰难的时代会有所助益。

　　让人动容的是，钧成老在他的一生中有五次向落水者施救的义举，这种善良和大爱，不为名不为利，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是突出的。他对弱者、难友的同情和关怀，哪怕给予一个苹果，都弥足珍贵。我觉得，除了他的良知使然，也源于他在那个畸形年代也得到过别人的救助。这样的好人，且不说应得到回报，起码应给予公正待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读了附录部分陈大联的追忆文章，可知陈钧成老先生晚年罹患绝症，忍受啮痛折磨坚持爬格子，撰写未完成的文史文章，临终前把它视为重要遗产向其子交待。这足见钧成老的意志和境界，已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强烈的文史意识，其实源于他的家园情怀和精神追求。一个即将告别世界的老人，能慰藉他的除了亲人，便是拼力完成这些追忆性的文字。那是雪天里深隐的炉火，是暗夜里飘忽的烛焰，是登临绝壁后回望的一川激流。在他最需要关怀的时候，他把关怀给了这座生养他的古城，以及后辈们。老人不会电脑，也无网络资源，全凭记忆、口传、剪报和街坊搜罗，写下这些文字可谓呕心沥血。这令我肃然起敬。

卡洛·金茨堡认为，微观史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怎样去发现下层民众的声音。在文献资料中，下层民众从来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全由记录人来书写——“已经经过了重重过滤”。他认为官方所谓的“大众文化”，是强加在下层民众身上的文化。金茨堡的经典之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便是反向寻找下层民众声音的艰难过程。他在意大利的乌迪内翻阅一个宗教法庭审判官汇编时，发现有个被告名叫梅诺基奥，是个小磨坊主，因对上帝有不同的看法——在混沌之初，天地万物出现，犹如奶酪中生出虫子一样——而被告密和指控，继而受到宗教审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校正了读者对于中世纪的看法。中世纪固然黑暗和专制，但它在司法程序上极为严格，也容许被告悔过和自新；它反倒像镜子映照出现代专制依仗告密、检举和批斗来维持统治的野蛮与黑暗。

　　我以为，这本《宜城往事》亦为“下层民众声音”之一种。曾几何时，宗祠、习俗、祭祀乃至宗教皆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铲除，以至于农耕文化传统和风俗出现断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根脉被切断。本书对民国时期的地方风俗、风尚、行规和建筑多有记述，多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当然，更具个人气格的声音，当属在解放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时期，钧成老先生亲历亲忆亲笔中所透露出来的倔强、愤懑和抵抗，对不公、歧视、污辱、告密和官权的深恶痛绝，有一次甚至豁出去要与他们格斗（见陈大联《记忆中的灯光》）；还有对“干部配婚”“检讨会”“说瞎话”“无硬汉子”“积极分子”等社会现象的认知与剖析，犀利辛辣，入木三分。钧成老血性未泯，偶尔也冒出黑色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在“我被批斗”这一节里，他写道：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说，昨天批斗会什么话我都听，就是叫我“滚下去”这句话我没听，我是走下去的。

在这里，权力话语之“滚”与个人反抗之“走”尖锐对立，当事人捍卫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后尊严。既然是“走下去的”，何必要在次日当众强调一下呢？显然，黑色幽默传达了一种蔑视和嘲讽。“我没听”和“我是走下去的”，前者是响亮的拒绝，后者是对个体尊严的行为宣示。在那个“无人”的时代，人性遭碾压、人格受羞辱、人道被抹黑，可谓司空见惯。但是抵抗的火花从未灭绝，它在许多类似的回忆录里都闪现过，因此才有了一九七九年大破冰中关于人的解放的一声春雷。在我看来，所有的思想解放都必须围绕人的解放来进行。没有人性、人权和人道的反思与争取，没有基于人的生存权、政治权和幸福权的重建与保障，一切思想解放将沦为空谈。

　　在金茨堡看来，微观史重视“那些被迫害的和被征服的人”，而这些人“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边缘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无视”。这种现象其实并非局限某一国某一地区。可以说，只要有专制和霸权存在的地方，几乎都存在这种现象。好在过来人总有少数清醒者，在这清醒者中又有少数记述者，《宜城往事》应作如是观。

“我是走下去的”！老先生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凝缩了他坎坷艰难的一生，宣示了面对人格凌辱所激发的凛然正气，以及身陷困厄如何坚持的不屈和信念。

当它从昏暗沉埋的历史深处传过来，回旋在这片灰霾深重的冰天雪地之间，我听见了，我想更多的人都会听见：“我是走下去的”！

是为序。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中旬雪日

苍耳：著名作家、评论家，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发表大量散文、随笔、诗歌小说和理论批评文字，入选国内和海外各种文学选集一百三十种，著有随笔集《纸人日记》，散文集《一阵风吹来稗子》、《内心的斑马》、文学理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徜徉在诗歌之途》，长篇小说《舟城》，编著《一个战地记者的影迹》。

（本文作者苍耳先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