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里，梦里的那座危楼

华水

校报记者小尤约我作个访谈，话题有关位于校园外的厦大教工宿舍—《大生里》。其时原厦大副校长潘世墨正在筹划出一部有关学校所属建筑物前世今生的书，小尤应他所邀担负《大生里》的资料收集及写作任务，他知道我在大生里住过多年，所以向小尤介绍我作为采访对象。

1958年，父亲刚去世不久，我们原来所住的同文路厦大宿舍临海一幢被海军征用，大部分住户被安置在大生里。那时我还只是小学4年级生，这一住近30年一晃而过，其间经历了小学、中学、文革、上山下乡、当工人、上大学、留校工作、结婚生子，当知青及上大学的那几年并没有住在那里，但家一直在那里。

刚搬迁到大生里时几个兄弟姐妹的合影。左起，四姐华清、妹华素、弟华岩、本人（摄影陈国强）。

作为60年代厦门双十中学校友及后来上山下乡插队闽西武平大禾乡同一村子的农友，世墨兄也太抬举我了，虽然我在大生里几乎度过了大半个少年及整个青年时代，但对学校校产的沿革及建筑物修建过程等“大数据”一点都不关心也无从知晓，我没有给尤记者提供多少有价值的素材，而且我关于大生里的记忆里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思明南路南侧的大生里厦大宿舍楼，如今翻修改造得好象还不错。

但是我还是到网上查了一下。

厦门市区和厦门港之间原本有个关隘，叫镇南关，位于如今的鸿山寺，后来被拆除了。出了关东边全都是坟地，这有鲁迅先生的照片为证。鲁迅先生受时任校长的林文庆先生之邀，1926-1927年在厦大任教。1927 年 1 ⽉ 2 ⽇，得知鲁迅要离开厦门，厦⼤⽂学社团“ 泱泱社” ⼏位成员邀请鲁迅和林语堂到长有龙⾆兰的南普陀寺西南⼩⼭岗上留影。鲁迅当天写信给许⼴平说：“ 今天照了⼀个照相，是在草⽊丛中，坐在⼀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

如今厦大的白城、海滨、东区、海韵等教学楼、学生、教工宿舍全是原来的乱葬坟场。

在厦大旁边的南普陀山脚下坟地和龙舌兰中的鲁迅。（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约1920-30年前后厦门市政建设兴起，在出镇南关不远处建起了钢筋混凝土三栋楼房，其中两栋中间隔一马路即如今市区通厦大的思明南路。每栋楼长172米，由前后两列围合而成，中间夹一宽3米左右的巷子。沿街底层外廊架空，为典型骑楼风格，基本上都是商舖。

上世纪30年代的大生里。（图片来源于网络）

前后列中间夹的巷子。

如今骑楼风格的前列一层走廊也都是商舖。

　　1952年厦大将道路南侧一栋买下作为教职员工宿舍。当时前列（马路边）有三层楼，但第三层只有梁柱屋顶，没有隔间，后列只有二层。1958年同文路被征用时，学校赶紧把前列隔成一套套住家，安置包括我家在内的十几户教职工，而后列三楼的住家是60年代中期加盖的，又住进了十多户人家。不同于前列屋顶是钢筋混凝土大平层，后列加盖的是双坡面机平瓦屋顶。有意思的是，后列三楼的住户出门必须过天桥、走前列每户门前的大通道、楼中间及东西两头的楼梯。如今天桥已拆除。

如今后列（左）也改造成平顶，摇摇欲坠的砖砌镂空栏杆也换成不锈钢。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喜欢把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取名“ XX广场”，而早期这样的居住区则通常命名为“ XX里”，此处的开发商是洪晓春的“大生房地产公司”，因而称作“大生里”，与网上传说此地生长一种什么树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厦门话“生意”和“生里”同音，大生里出现后倒也成了厦门市商贾繁盛之地，甚至有人说曾一度是厦门的花街柳巷红灯区。抗战时期厦门被日本占领，大生里据说曾被占作日本人的兵营却查无实据（日寇占据了厦大校园）。

前后列有几座天桥连接，现在都改造拆除仅剩这座。

如今家家都在装修房子，人人都是家装设计师，几十年前人们还不知到“装修”为何物，厦大教职员工分配到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若遇屋漏、地烂、门窗垮，家俱坏就叫学校修建科派工修修补补。家具是学校租借的，到谁家一看，床铺、桌椅 ，甚至脸盆架都是一个样式。不过床板刚租进家来，妈妈总是烧一大壶开水将它们浇个透，不然常有臭虫躲在缝隙里。房子地板粗糙得象锉刀，房顶的墙皮要时刻提防它掉一块下来。无论如何修建，大生里的楼房一直是以“危房”的身份存在。

我家就在前列最西边的324号。西头的楼梯间很宽大，横跨前后列，一直没有隔间，成了我们的儿童乐园，但好景不长，几年后修复成厦大图书馆的藏书库，藏书库不久又搬家，重新修建一番每层楼又住进三户人家。

当年我家的位置及走廊，原先左边那堵墙有门通大楼梯间。

提到这个厦大图书馆的藏书库，我必须在这里坦白交代一下。

文革期间，正处于求知欲、好奇心躁动的的年龄，家里父亲的藏书大部分早已赠送给学校，剩下基本上是些摄影及美术方面的书，而且大多是外文（日文居多），引不起我多大兴趣，而一个规模不小的藏书库竟近在咫尺，诱惑力是无比巨大的。

当年几个常玩在一起的朋友，左起，住我家正对面后列的外文系汪西林教授的小儿子汪大全、我弟华岩、住前列二楼中间的厦大医院傳护士长的儿子叶柏青、本人。

我们几个大生里的孩子总是在“探索”溜进去的方法。终于找到入口：只须搬开屋顶天井石头压住的盖板。大生里三层的孩子们大都有一绝技，能徒手攀爬上下屋顶，虽然东边楼头有阶梯，但太远了，从自家的墙壁上去更快。一般都是晩上才会上屋顶，因为在太阳暴晒下，房间极热，夏天每晚都要爬到屋顶乘凉到半夜才能回家睡觉。藏书库的书很杂，更多的是些解放前国内外的杂志、报纸，记得有本体育杂志，载有许多国际游泳比赛极其精美的照片，还有外国运动员各种泳姿的技术分解动作照片。有一阵子我常在里头边看边比划，一呆就大半天。这样的读书看报好日子终止于一次被当场“抓获”。据观察，藏书库管理员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才会来一次，但那一次却被碰上了。管理员拧开那把锈迹斑斑的锁头走了进来，在书架间昏暗的角落里突然一个大活人站在他面前，更远处的还有似乎还有一两个，他吓得向后倒退好几步，声音颤抖：“你、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第二天，来了几个人把我叫去盘问好久，幸亏没发现丢失什么也就作罢。不过，大概是有此“污点”，多年以后上大学在校图书馆借书时碰到那几位见过面的老馆员，双方都有点尴尬。

我（拍照者）所站的位置下面就是曾经的厦大图书馆藏书库。

“读书人偷书不算偷”，这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老先生说的。当年我们都是中、小学生，属于半个读书人，翻墙偷看书更不算偷吧。记得有件比这还更有辱斯文的事。

刚搬迁到大生里那几年，马路对面那栋楼东边是部队的营房，每个房间摆满了上下舖的架子床。大生里的孩子们和解放军叔叔关系很好，可以在部队山脚下的操场踢球，有时还能上到山顶的部队观察所，用潜望镜数数海对面敌占岛大担有几个“匪兵”在站岗。后来部队都撤走了，对面那栋楼成了属市房管局管理的普通居民住宅。

马路对面市房管局所属的楼房。

楼房背后的鸿山。

　　有天晩上几个在我家玩耍的小朋友都趴在窗口朝对面指指点点 ，几个人还轮流用我家那个古董双筒望远镜来回扫视。原来对面不知住的是什么人家，大人睡觉身上的布料几乎省略到极限，而且开着大灯在房间随意走动，丝毫不避讳对面有人围观。围观者指指点点终于还是惊动了对方，于是有人到派出所报警说对面324号有人从事特务活动。民警立即到家里破案，原来特务是一群小屁孩。民警最后把那台老旧破望远镜收缴了去（我和弟弟上山下乡后，民警还上门来没收家里所有刀、剑，其实那都是父亲带着我们练武术的道具）。

父亲逝世那年（也是搬迁至大生里那年）我和弟弟在同文路的家合影（墙上那些刀剑器械在我们两个插队时被收缴）。

要说住大生里的最大感受，那就是一吵二热三缺水。

从影响较小的“吵”说起。从市内去厦门港、厦大方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海边走大学路，路窄且曲里拐弯，基本上不走汽车，另一条是过大生里、峰巢山的思明南路，这是条公交主路。那时候没有“噪声污染”这一说，因为紧挨马路，车声人声极嘈杂，不过仅限于路边这一列。从市内全速开来的公交车，在我家这头通常要急刹车，因为车站在下坡道的另一头，而且常有人突然横穿马路。因此那声高达几百分贝的“吱…”常使人心脏紧缩一下。从小到大一直受此训练，碰到突发状况常能处变不惊。但初生婴儿就受不了，我儿子出生时，睡梦中老是被吓醒吓哭。即便没有刹车声，车辆的噪音在夹道楼房窄小空间的加持下有如飞机过顶，“轰隆隆”不曾断过。后来搬家厦大西村，小孩倒安稳了，可我却不习惯，甚至晚上睡不着，因为太安静了。

住在大生里时期我的小家和母亲的合影。

再说“热”。热的范围小些，主要是前列的三楼。后列当年没有那么多高楼，可以接受不远处吹来的海风，双坡面的屋顶只晒半天阳光。而前列就惨了，南边被后列挡住，北面是鸿山，再加上屋顶是大平层，太阳一天晒到晚。刚住进来时夏天在家都会中暑，后来学校用方砖加盖了隔热层，其实也没改善多少。那时没有电风扇等小家电，更别说空调了，但人似乎都很“耐温”，我赤膊醒来总是在草席上留下一人形的汗迹。我妈倒有个解决办法，避开高温的房间，全家人在通透些的大厅打地铺 。记得有天半夜，妈妈睡意朦胧间看到靠走廊的房间有个白色影子从房门飘出窗外，赶紧开门查看，原来小偷用竹杆隔着铁栏杆把掛在房门上的衬衫挑走，并从走廊通道迅速逃离了。

在屋顶看思明南路西向（朝市区方向）。

　　大生里最严重的问题是“缺水”。厦门岛长期缺水，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严重，直到近年北溪引水工程完工才逐步缓解。我印象中在大生里生活多年中从来没有畅所欲“水”过。大生里因地处鸿山脚下，地势比市区及厦门港都高，一般都是其他地区用量少了水才能到达，这个时间段基本都在半夜，夏天就要到下半夜。每户都备有一个半个人高的大水缸、一两对直径～30厘米高～50厘米的铁桶，水来时到楼下排队挑水。学校（或是自来水公司？）在一楼中段路边设了两个水龙头，一个供三楼住户，一个供二楼住户。一到这时，水流冲击铁桶的“叮咚”声及排队移动铁桶的“咣当”声此越彼伏，整个大生里天天都响彻扁担、铁桶奏鸣曲。家家户户只要是能挑得起爬得上（楼）的大人小孩都曾会聚在这里，不管你是白天道貌岸然在讲台授课的教授 、讲师，还是晚上做作业到半夜打着哈欠的中、小学生，也不管你白天多绅士、淑女，人人都邋里邋遢、衣衫不整，挑起水或健步如飞或摇曳多姿。

在屋顶看思明南路东向（朝厦大方向）。

大生里除了三大问题之外，还有二个好处，一个是孩子们在逼仄的混凝土空间中拓展出的自由天地—大平层屋顶，以及可供种瓜养兔的从楼东到楼西贯通的走廊。

三楼的孩子们都有可以不借助梯子徙手抓住窗栏杆爬上爬下屋顶。由于家里太热，这里是纳凉撒欢的好地方。搬几件器械上去，如花岗岩做的哑铃、杠铃，屋顶成了健身房。有次我还做了一个火箭形状的大风筝，在微风习习的夜晚，躺在草席上看风筝在头顶上悬停，有如天上的小星星，因为风筝上掛了一个5号电池和小灯泡。空中这个小亮点让路人说是特务在发暗号，后来只好当垃圾扔掉。

前列的屋顶，现在改造翻新过，装了不锈钢护栏，甚至每户统一加装了通风柜及配套设备（白色立柜）。这个位置下面是我家。

文革中我在屋顶练自制的器械，远处是鼓浪屿。

屋顶还是一个晾晒物品的好场所，许多人家在换季时会把冬被夏衣拿到屋顶晒太阳以便收藏或使用。记得插队期间，同队知青陈网腰从她爸—厦港渔船的船老大那里拿来一罗筐魚饵（渔民捕带魚除了网捕，还有钓捕，用现捕的带魚剁成一块块作魚饵。出海回来后往往剩不少这样的魚饵，特别新鲜。）拿到屋顶晒魚干准备拿到知青点作佐歺佳肴，没想到第二天爬上屋顶一看，现场一片狼藉，晒了一天又晾了一夜的魚饵只剩一小半。开始以为被人偷走，在排水沟口上发现几块魚饵让我们找到小偷。估计那天晚上全大生里的老鼠都来赴“百魚宴”了。

从东边楼头看大生里屋顶全景。

三楼的大通道走廊，每家都把自己的地盘做了充分利用：各种材料搭成的瓜架，绿荫下多少增加些凉意；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靠栏杆处不是鸡鸭舍就是兔子窝。60年代3年困难时期，小动物们的数量达到顶峰。我家也养了一大窝兔子，妈妈下班后经过厦大顶沃仔农场，总是在田边地角拔兔草带回家，我们放学后也常去拔草，至今我还记得兔子喜欢吃哪几种草、什么草兔子吃了会死掉。后来这一“习俗”渐渐消失了，再后来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不允许养鸡养鸭等等。另外，大生里三楼这个大通道还是儿子的赛车场。儿子上幼儿园前，因家里没人，白天寄在楼东历史系叶文程教授的爱人金香阿姨那里。叶老师是我父亲当年招的两个副博士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蒋炳釗教授），后因父亲突然故去而未完成研究生学业。每天上、下班去或回，儿子骑着一辆三轮小童车踩得飞快，呼啦啦的声音一响整层楼都知道是何人大驾光临。由于楼西高东低，通道每隔两户就有几级台阶，儿子一路飞奔不减速，冲到台阶前急停、身不离车抬跨过台阶再继续飞奔而去，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多少年老邻居们还记得有这么个“小飞车党”。

三楼的通道。

大生里这种独特、便捷的内部交通，长期以来让我认识了许多大生里人。大生里并不以“商”而是以“人”闻名于校内、岛内，曾经不少有名的教授在此居住过（注意这个“曾经”，因为先后都搬迁到厦大别的住处）比如：

化学系的陈国珍教授，厦门大学化学系本科、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62年从厦大化学系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兼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负责核燃料的质量分析和生产工作。后任生产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为中国原子弹工程作出重大贡献，他的小女儿陈重昱是我姐华清的闺蜜。他家住前列三楼的中段，住的时间不长。

陈国珍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

80年代初，为了二机部的一项科研课题，与同事叶柏龄到北京办理去西北核基地实验的介绍信等手续，还特地去拜访该项目的牵线人陈先生。

华清姐和陈重昱（右）。

中文系的郑朝宗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本科、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毕业，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及厦门市文联主席，他执掌厦门大学中文系半个多世纪。他家在后列二楼中段。他的女儿郑天昕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厦门市有名的妇产科大夫，记得我妺华素当年难产就是她到场解困的，如今小学同学偶有聚会还能见到她。

郑朝宗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4年小学同学聚会，站立者为郑天昕，左1为陈小杰。

化学系周绍民教授，厦门大学化学系本科、苏联莫斯科门㨗列夫化工学院副博士。1958年学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了一批党员，主要有周先生（他刚从苏联学成回国不久）及我父亲，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化学系总支书记刘正坤，而刘的爱人、厦大党委副书记未力功恰好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这是我从大生里那个藏书库中的X期厦大校刊《新厦大》查获的，无形中对周先生有一种亲近感。他住在前列东边二楼。

周绍民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幸和周先生是电化学教研室的同事，虽从事的研究方向不同，但从他身上受教良多。退休后我担任化学系电化学专业退休党支部书记，每次支部活动，90多岁高龄的周先生都欣然而至从不缺席，忠厚长者之誉名符其实。

电化学退休教职工支部党员合影。（前排右3为周先生，后右1为本人。）

生物系的金德祥教授，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文昌鱼研究的开拓者、海洋硅藻研究的奠基人，历任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和植物学教研室主任、生物系副主任、仪器管理部主任、副教务长、工会副主席等职，并兼任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金教授在上课。（图片来源于网络）

金家当时住在后列靠东二楼，比较少来往。还没从同文路搬迁过来前，就听说金教授是文昌魚专家，还听说文昌鱼厦大海沙滩独有（其实在中国南方其他海域、日本、托雷斯海峡、加里曼丹、新加坡、斯里兰卡以及非洲东海岸一带沿海也有分布），味道极其鲜美，和小伙伴们在白城海滩游泳时从未见其踪迹。有小伙伴想去请教金教授，但被劝阻：“算了，文昌魚只有一丁点大，抓一两条还不够塞牙缝，何况还是保护鱼类。”

经济系的龙维一教授，国立西南联大本科、1947年公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留学。1958年一1967年担任厦门大学计划统计专业主任，是厦门大学经济计划统计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文革后期因下放的下放插队的插队，家中仅剩他一人。1971年他正在编写《统计学》教材准备为文革后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上课，在一次外出调研回来后，由于劳累过度经抢救无效，英年早逝。龙家早期住在大生里的位置是前列二楼中段。龙家三兄妹（仁俊、仁亮、仁映）和我都是双十中学的校友，老二、老三和我还是小学校友。老二仁亮和我同龄因而同级但不同班。

仁映和她的父母。

后来老三仁映成了我的夫人，其实那时基本没什么交往，只知道这个短发大眼睛的初中女孩总是混在双十女篮和一伙高中生练球，而且是各年级各班教唱员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中学时期几乎每周都有新歌出炉，大都是新上映的电影插曲。大学同学调侃我说中学时代就盯上人家，天地良心，那时的我可单纯了，从没动过这方面的心思。

左图，龙家3兄妹（左起仁亮、仁映、仁俊）。

右图，仁映。

陈国珍先生一家搬走后，住进来的是外文系吕恆敬教授一家。大生里那么多孩子，大家都一直“相亲相爱”那是不可能的。吕家二子一女，老大似乎总是“拽拽的”，不太合群。那时后列三层还没盖房，孩子们常在后列大平层上玩耍。有次一小家伙跑来求助说吕老大欺负他们，我立马冲过去扭住吕老大，不想天桥那头正是吕家，吕妈飞奔过来解救儿子，还斥责了我一顿。多年后在岳母家遇到吕妈，原来她是我岳母的同事和朋友。我倒是很坦然，那时虽然还没结婚，但我早就告诉仁映说男孩子谁没打过架，但那次真的不算打架。

数学系黄水引教授，当年我们“工农兵学员”入学时，因水平差别较大，他负责补习中学数学并教《高等数学》课程，老先生脾气好讲课慢声细气，偶尔也会发飚，比如他斥责某个同学：“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距离连狗都知道，你连这个都不懂？”有次上课，他让大家先自习新内容，我认为这些内容不重要，翻到别的章节去看，半节课后，没想到他把我叫到讲台边，让我替他讲解这节课的内容，我一时语塞，从知从何说起，场面十分尴尬。

他家住在我家楼下，挑水的通常是他儿子或女儿的任务，他女儿黄丽玲是我大学同系同级不同专业（高分子）的同学。不过偶尔也会在骑楼下或楼道中碰到背心裤头、趿拉着拖鞋挑水的老先生，双方相视一笑。

外文系的汪西林教授，毕业于金陵大学，先后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训育原理及教育哲学，并获美国麻省宾斯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厦大的总务长、代训导长。退休后仍在鹭江大学、华侨大学和国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教授英文。汪家住后列三楼，与我家只隔一天桥。老先生风度翩翩，年轻时绝对是个帅哥。他平时沉默寡言不太与人交往，不过他家的孩子倒是很容易同邻居打成一片，小儿子汪大全是我弟华岩交往数十年的老朋友。

历史系的蒋炳钊教授，他家在前列中段偏东的一楼。当然，他那时还是个小助教。他和住东头二楼的叶文程教授当年是我父亲的副博士研究生，是厦大最早招收的研究生，由于我父亲的突然去世，学籍也就中断了。提起他们二人，我妈妈常常替他们扼腕痛惜。他爱人王老师经常会到我家和我妈聊家常。当时他的儿子蒋东明还是个“小不点”，没有资格和我们这些大孩子玩。蒋先生很高大，会打篮球，当年我曾跟他去厦大篮球场看打球，在他眼里，我也是个大“小不点”，没资格和他玩篮球。不过我在他家陪东明玩过一两回。他家在大生里时间不长。多年之后相遇，东明已是个大小伙，我还认得他，他却不认识我。

历史系吴孙权教授，其实他和我同龄，那时他还只是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我们都是不同班同学。他家在后列一楼中段。

我父亲在筹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时，四处物色能从事雕塑的人材，有人介绍了一位名叫吴汉池的手艺人，他雕塑的小面人栩栩如生，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于是被聘为技术员。博物馆开馆时，许多雕塑作品及展品介绍牌都出自他手。

吴孙权是他的大儿子。

书法家吴孙权。（图片来源于网络）

父亲（右）同助手陈国强（左）及技术员吴汉池（中）在人类博物馆里合影。

他管教他家的孩子很简单，每天不是在手握鸡蛋练手型，就是在握笔俯身于桌写字，在大生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到吴家孩子出门玩耍。小学时，学校举办一次书法比赛，吴孙权第一名，陈国强的弟弟陈小杰第二名，记得班主任蔡秀英替我爭来第三名，因为吴已经有第一，陈和我是她这个班的，只好让与吴同班的龙仁亮屈居第四（名次没错，但评分过程是我揣测的）。如今吴孙权已是国内知名的书法大家（可惜英年早逝），而我连自称书法爱法者都不好意思，这就是勤奋与躺平的区别。

父亲和博物馆的同事。前右3为陈国强，后左2为吴汉池。

大生里教授中最应该提到的是历史系（后来是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他自从1951年厦大历史系毕业后，就一直被选为我父亲的助手，在倡导人类学的恢复和学科重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曾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兼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福建省民俗学会会长。我父亲在世时，他们情同父子，父亲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量，出差都带着他。

陈家在后列三楼319，是我唯一记得他家门牌号的邻居，同我家也只隔一天桥。陈国强同他父母、兄弟都住在一起，所以他最小的弟弟陈小杰一直是我相伴长大的同学、朋友。

陈国强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6年冬父亲和陈国强出差北京在頣和园合影。

父亲去世后，他对我们一家各方面都关怀备至，照顾有加。仅举一小例，小学时，我不知什么原因拒绝看学校统一订票的电影，可能是觉得到妈妈工作很幸苦，工资又低，想为家里省钱，虽然电影票价只有五分、一角。我虽再三推却，陈国强总是让他弟弟陈小杰为我订了好几回票，这事我一直记在心里。他为人心善且又心细，一般人很难达到这镜界。

（插入一段题外话：中学时期我一场电影都没看，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别人看电影的时间我看了大量的小说，除了些名著，大部分都是苏联小说，如盖达尔的自传体小说《学校》，因为写的中学生，年龄的关系感触较深，还有欧美作家描写二战的纪实性著作，如一本描写101空降师的短篇，对老外不同于中文的语言、语气、叙事手法特别着迷，许多章节还完整的抄录下来。作文水平因此提高不少，常能得高分或被当作范文。改革开放后，从电视机里补看了不少老电影，感觉不怎么样，因此对当年不看电影毫无后悔之意，和几位自称的资深影评家开玩笑说：“没看《冰山上的来客》，听插曲很动心，但看了电视发现美女古兰丹姆居然长胡子，不看也罢。”）

大生里百多户人家，还有许多教授我完全不认识，肯定藏龙卧虎让我漏掉不少。上面提到的这几位都已不在人世。

大生里除了常住人口之外，还有临时住户。当年住三楼前列中段靠东的朋友苏克淼说，1958年震惊中外的“8.23万炮震金门”时，厦大校园内落下不少金门打过来的炮弹，因此厦大许多教师疏散到大生里，其中蔡启瑞先生一家疏散到苏家，当时克淼兄的父亲苏昌焕是住宅区的区长。蔡先生还给苏家兄弟姐妹拍过照，蔡夫人（东沃小学教师）还把她带学生制作的雪花膏让他们试用。我夫人证实说，田昭武先生一家也疏散到龙家。当时蔡先生最小的女儿正好出生，而田先生的儿子田中群还只是一个小小孩，那时龙家兄妹可没因为再过50多年后他是个院士、大科学家而少去揑他胖嘟嘟的小脸。

左图. 蔡启瑞院士；中图. 田昭武院士一家（80年代摄，后排右田中群）；右图. 田昭武院士。

　　也许是因为人老了，常常会做些关于大生里的梦，比如：父亲的藏书放在卫生间的小阁楼上被白蚁蛀光了、临街的窗户快散架了、水龙头没关家里突然发大水了，…。大都是些小事，但总是让人惊醒。前些天我妈妈五周年忌日，我回到“老家”。原先畅通无阻的各个门洞都新装了密码锁的铁门，只好从大生里这头到那头来来回回转了5圈才碰到有人要从我家原来的门洞进去，赶紧跟上，一聊，发现也是老邻居—原先住前列中段偏西的“重营” （名字只知道读音不知道怎么写）家老三，他两个哥哥小时候也曾是我的玩伴，均已过世多年。上得楼来，在三楼通道走个来回，特地爬上屋顶坐了一会儿，回忆大生里相关的人和事，用这篇文章草草记录下来，有些杂乱无章。有一点遗憾的事是，我没怎么提到妈妈，在大生里二、三十年中，我家一大群孩子是依偎着她坚强的臂膀长大的，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太厚重，我无法用一篇文章来承载它，就让它留在心里吧。

2002年和妈妈在鼓浪屿。

2024.4.29于上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