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老照片

秋意浓

1951年2月4日父母结婚，1952年第一张结婚纪念日照片。直至父亲离世，除了1957年父亲下乡劳动和1966年动乱开始两年之外，即使在走五七道路时期，他们也坚持每年都拍张结婚纪念照。

1952年4月8日哥哥出生。起名杨青，即有大地复苏之意，也含有纪念四八烈士遇难之弦外音。这名字是母亲起的。等杨青女儿出生，母亲又给孙女起了一个学习纪念宋庆龄的名字，叫作杨临庆。冥冥之中，埋下伏笔，难以名状。

1953年2月4日全家福，保存完好，无褪色，无损坏。母亲留字为与青、慈母共庆结婚纪念。哥哥十个月大。（制作相册中的所有照片，都是我用手机直接翻拍的。）

1953年9月23日，阴历八月十六拂晓，我出生，以时辰为宜，起名杨晓。百天照：浓密的头发，胖嘟嘟的脸。后来最重时62公斤，最恒常的体重是51公斤。再未有过富态相。

1954年我和哥哥在照相馆拍摄。衣着华丽，照片像素很高，未经任何修复，十分清晰。

1954年身怀八甲的妈妈，藏起身子与父亲合影。也许，我喜欢照相与遗传基因相关吧。

两岁半的哥哥。小时候的哥哥大多时候都穿着海军装，英俊潇洒，帅气十足。

1954年12月29日妹妹出生，这张是1955年在照相馆拍的百天照。

1955年大连劳动公园，父亲胸前敬戴金制毛主席像章。

在外边玩的我们，妹妹刚刚会坐。孩子的密度太大，哥哥比我大17个月，妹妹比我小15个月。小时候我几乎没有叫过哥哥，都是直呼名字。

一家五口，我就是邻居家小孩，哥哥和妹妹再小，也表现出气质高雅不俗。父严母慈的风格也一以贯之。

撅着嘴，低着头的我。印象中，小时候的我，爱哭爱生气，但心直口快，单纯肤浅，又缺心眼。兄妹中，我性格最差，属任性妄为之人。

父母拍照时，任性的我非要上去，留下了小时候唯一一张与父母合影。

兴工北四街窗前，哥哥穿着格布套装，仍然是海军装。我满两周岁了，花衣服也不错。

1955年全家福，展现出颜值和生活都不错。那时候彩照都是手绘的，价格有点儿贵！

1956年父母纪念照和全家福。

兄妹仨，4周岁，3周岁，快2周岁。

不知为什么哥哥没去。父亲抱着我，母亲抱着妹妹，这是姐妹俩和父母的第一张合影。13年后，哥哥先下乡，才有了我们的第二张合影。

1957年家人没有拍照，这张工作单位欢送下乡劳动人员的集体照，第一排左一是父亲。我记得，姥姥为父亲做了一件中式棉袄。父亲回城后，忖头，脸很黑，饭量大增。

1958年全家福。三个孩子的毛衣，都是姥姥织的，我的花领吊带，哥哥的夹克式，堪称独一无二。姥姥的手艺从烹调到编织都没得说，我很好地继承了她的衣钵。家务活非常强。

1959年全家在旅顺胜利塔合影。三个孩子的着装和姐妹的头饰，都是姥姥的手艺。我和哥哥还穿着小皮鞋，家境殷实尽显其中。

1960年全家在大连劳动公园合影。女孩早长，我和哥哥已经一般高了。

1961年全家在星海公园合影。我是丑妞还皱着眉头，妹妹是高傲的小公主，姥姥风度翩翩，母亲慈祥微笑，哥哥和父亲一样总是一脸严肃，充满阳刚之气！

这张就更典型了。我是傻大妞，妹是小公主，哥哥是王子。从此，我就成了家里最怂最自卑的一个。

上图：父母结婚十周年纪念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我和哥哥还穿着背带裤，父母身着皮大衣，真够时髦。下图：全家福是元旦拍的，我穿着条绒绣花衣，这时开始我就会要求妈妈买漂亮衣服，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吗。其实，当时最漂亮的衣服就是姥姥手织的毛衣。

兄妹仨，九周岁，八周岁，快七周岁。

1962年，哥哥十周岁，三道杠。哥哥在学校和兴工街很出名，学习好，能力强，还会吹笛子。

1962年哥哥十周岁与父亲合影。我和妹妹没有这个待遇啊。我结婚之后，孩子住父母家，为上学方便，户口也在父母家，三天两头回家，才和父亲多些合照。

这张是在鲁迅公园拍的，妹妹还有独照。

妹妹这张超可爱。不知为什么我会缺席？

我是班级第一批入队的八个学生之一，还差4个月满九周岁，因为是班长，就提前入队了。当时班主任刘凤花老师特别喜欢我，所有同学都说老师偏向我，我也乐在其中。可这张照片上的我丑得待人恨哈，牙大的出奇。

1963年6月1日妹妹入队照片，小美女啊！

1963年我十岁，是中队长，拍彩色照片。细想一下，是不是母亲担心我自卑，总是额外关照我。我清楚地记得三件事：1.爸爸总给我零花钱 2.妈妈总给我买好看衣服 3.家里每年都给我过生日（直到1996年父亲离开）。之后，我一直到七十岁，每个生日都过了，这是受家庭氛围影响吧，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岁生日时，妈妈只带我一个人去长兴市场，吃高级月饼和冰激凌，满满的仪式感。

1963年，邻居发小三家合影，带我们去玩，让我们合影的是对门，孙尔遇，孙丹涛，孙维娜，孙维佳的妈妈，她是鞍山路小学的校长。母亲念念不忘对门对我家的好，自然灾害时，她家给过我家一袋面粉，这是多大的恩情啊。

父亲1964年去参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这次出差，强化了我对走南闯北的认知。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我们因为出身问题不能参加。父亲当时天天挨批斗。有一天他和母亲关起门来密谈。出来后，十分严肃地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亲说：同龄人都在经风雨见世面。你们因为我而失去了机会。我决定开一张回老家的免票让你们仨人一起走。于是13岁、12岁、11岁的我们，从大连-北京(郑钟岳家）-郑州-株洲-萍乡（清溪文家坡杨家大屋）-苏州（姑姑家）-上海（沈婉珍老家）-天津-大连，也算是走了四分之一个中国。可惜没有相机。现在我和妹妹的计划是走遍中国。我还差15个省，其中9个可以和妹妹一起走，还有六个她已走过，我要自己游。

1964年妹妹十周岁照片。

1964年姑姑家表哥表姐第一次从苏州到大连，两家的父亲都是在铁路部门工作，享受27大罢工的红利，家属一年有两次免票乘火车待遇。所以，他们来大连，我们也去过苏州。

姥姥六十七周岁，我所见到的和母亲的唯一一张合影。

1965年全家福。父亲得了肝炎消廋的厉害。

1966年我和妹妹的合照。在照相馆里拍的，背景中悬挂着毛主席像，我两胸前都敬戴着毛主席像章。窗外是大连火车站。桌边是书架，上面放着红灯牌收音机和花瓶。我梳着两个小刷子，妹妹梳着小翘辩，这是剪革命短发后的头型。

1967年家人合影，苏州表姐在大连，姥姥身体不舒服，没去拍照。

1968年父母结婚18周年纪念日

1968年春，仅有一张母女仨的合影。母亲如常，妹妹笑不露齿，俏丽佳人。我土里土气，青涩年华，有失和谐。

19680618我拍的红卫兵照，出身不好，没敢戴红五星军帽。

十五周岁婴儿肥

1968年夏，我和妹妹的学生时代合影。

1968年夏，姑舅姐姐赖玲从瓦房店到大连玩合影。

1968年10月，送哥哥下乡家人合影，父亲受限制，姥姥中风未拍。

表舅和表舅妈到大连，与父母一起在大连火车站广场毛主席雕像前拍照，留下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一张宝贵照片。

1969年我家从兴工街被迫迁到西关房子，公交车站离家远，妈妈只能骑车上班。

哥哥从农村回来，给家里盖偏廈，垒院墙，不然，房子太小，东西都堆在院子里，风吹雨淋。

1969年五一劳动节，姐妹和父母第二次合影。我和妹妹都褪去了少儿时的稚气，妹妹美得不可方物，我也清秀一点儿。关键是当时的形式下，我父母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1969年，妹妹九年级，在大连四十八中文艺宣传队拉手风琴，交了一些老三届朋友，后来其他队员，大部分从盘锦农场招兵到部队文工团工作。而妹妹却只能在没毕业的时候，跟家里走了五七道路。在校期间就有部队文工团相中她，政审通不过。

文革中辽宁小学和中学改为十年一贯制。我们兴工小学四、五、六年级，直接拉到中长中学，后改名大连四十八中。我成了最高年级的在校学生。经历了自认为是最不堪事情，女同学们组织批斗会，历斥我的反动言论，工宣队队长为我解围；班主任于老师帮助我加入了红卫兵，二寸布票和一角四分钱都交了，又被同学举报家里有海外关系，撤销了资格。

1970年3月，机车厂响应国家号召，让部分科技干部携带未下乡的在校子女共同走五七道路，我还差半年毕业。走之前，四十八中的教室外又贴满了我的大字报。以前只说我父亲的“罪行”，这次改说：我母亲是三青团员，批判我隐瞒母亲是被专政人员的事实。尽管如此，临走前不久，我还没忘记去照相馆正儿八经地拍张照片。毛衣是自己织的，月琴是借宣传队的，留下了17岁的倩影。

1970年8月,我在王店中学毕业，和最要好的两个本地同学（马玉贤、李燕）合影。

1971年9月我和李莲英一起去瓦房店，买了我上中学就想买的黒色领边有两条红杠的小衫，就有了这张开心的18岁照片。

1972年，下放户子女李莲英被允许接父亲的班。几个好友（王素梅，刘忠香，矫淑兰正巧包括了下赵沟三大家族）一起去瓦房店县城拍了这张送行照。

同年，我回大连时，拍了一张独照（十九周岁）在母亲的相册里，自己完全不记得了。近一两天翻家庭老相册才发现！照片有折痕，看当时的精神面貌，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褪去了婴儿肥，展现出有棱有角的青春脸庞。生活在农村，前途渺茫，却毫不介意，这是生命力顽强的天性所致吧。

1973年1月，我在大队卫生所工作时，穿军宣队员的军装拍的照片。

姥姥在极度衰弱的情况下，还帮忙喂猪喂鸡，她勤劳善良勇敢的品格深深感染了我。她顽强的生命力，使她坚持到我们家从农村返回大连。直至1975年12月，她这位经历过三个朝代的老人，在睡梦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我在机车医院病房守候了她五天，最后在半夜一个人把她推进太平间……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思念。她是我人生最敬佩的人之一。1969年，因为一把“中正剑”，两位军人硬是调查了她一个多月，天天审问。她尽然自觉去扫旱厕，摔得鼻青脸肿还在坚持，哥哥从农村回来，背着她去兴工街机车医院。祸不单行，同时，父亲在车间劳动，精神不集中，吊车开动，他掉进修车道，摔断了腿，我和妹妹轮流去医院护理。父亲出院后，拄着拐杖到防空洞捡排渣石头，我和妹妹放学后就去铸钢车间借推车运回家好砌墙。母亲上下班不方便，住到妹妹同学家去了。我、妹妹、姥姥和父亲一起生活，好在时间不过一年，就全家下乡了。

母亲下乡后一直在王店高中当老师，曾经给我当过一学期的班主任。可我参加劳动后，又挣工分，又做饭，负责照顾病中的姥姥和全家的饮食起居。母亲早就习以为常，从来不沾手家务，也不管家人事情，她相信我们都会自己解决。1969年哥哥下乡后第一个春节不允许回家过年，他写信让我去。我一个人乘火车去看望哥哥。下车后没见到哥哥，我在一个回乡知青的帮助下，爬上了一辆大货车，到了同益公社，花六毛钱在公社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吃了口自带干粮，背着很重的木匠工具包，走向哥哥青年点。公社广播喇叭呼叫，哥哥才骑自行车赶来接我。可山路崎岖，走得多，骑得少。

在青年点陪哥哥过革命春节，半夜起来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在外村住老乡家，语录本里仅有的五元钱也丢了。最后，还是青年点同学凑钱给我才回了大连。

父母到复县太阳升公社王店大队赵家沟小队后，哥哥从青年点转回了家，我们仨都在大队宣传队混。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受母亲影响。她给哥哥买了小提琴。她自己想学手风琴就买了个旧货，她没学会，妹妹却拉的有模有样。我主动选择中阮，参加过几个宣传队，但只是业余水平。之后，哥哥和父母一起回城，妹妹到公社工作，挣工资。我一个人和大队青年点的同学又生活了三年。这是父母要回城工作前在下赵沟河套拍得阔别照。

1973年20周岁，戴团徽拍的照片。相貌已经定型，但思想远未成熟。

妹妹还有一张在苞米地的照片，颇有知青风采。此时，妹妹是公社报道员，工资30元，住在榆树房。

父母回城后，我担任脱产专职大队团委书记，主抓青年点。后因父亲抓生产过度，被批判为右倾翻案风的忠实爪牙，被停职。影响到我主管青年点工作（厂社挂钩），大队撤了我的脱产正职，让我回卫生所当药剂员，兼任大队团委副书记。这张照片是回连探亲在劳动公园花房前拍的，有点儿得意。没有这次打击，我可能变得更没有分寸。

哥哥随父母回城到房产公司工作。之后，他很少时间再拉小提琴了。

相隔五年我们兄妹三人和母亲再次合影。我一个人留在王店青年点，生活独立，人格自立，渐渐脱离原生家庭的直接影响……

1973年父母在劳动公园花房前拍的结婚22周年纪念照。49岁的父亲因患肝炎，没有恢复健康，就下乡改造，看上去十分憔悴和衰老。和我1966年在杨家大屋见到的祖父惊人相似，这就是血脉相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