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晋商博物院（mp461-2429）

半日闲

近日，我们参观了山西晋商博物院。

山西，简称“晋”，历史厚重悠远。

山西自古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在五干年文明史中，山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考古表明，远古时代，山西南部是人类初曙的起源地。

运城垣曲县“世纪曙猿”化石的发现，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约在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群就在山西晋南地区繁衍生息，其中，运城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243万年前）发现的火烧骨，把中国范围内发现的人类用火历史，向前推进了100万年。

临汾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这里是帝尧都城所在地，也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区域。

这使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史前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由传说成为信史，中华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到证实。

夏大禹去世后，其子启继位。夏朝早期的统治中心在今山西晋南夏县一带，今夏县东下冯遗址是重要的夏墟。

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三晋大地商品生产发达的盛世气象，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青铜器，典雅高贵、雕饰隽美的玉器正佩，纹饰优美、造型生动的高古陶瓷，见证了华夏文明根祖的博大和雄浑。

晋商，通常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驼帮、船帮和票号。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

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

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博物院，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展览面积约1.8万平方米。

这是以山西督军府旧址为依托建立的一座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地方人文历史博物馆。

晋商博物院的场所，曾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2017年9月，山西省政府搬迁，并改建为“晋商博物院”。

2021年8月，晋商博物院被中国侨联确认为第九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阳曲县志》记载，山西督军府旧址原为晋文公重耳庙，北宋初年曾为潘美帅府，元为中书省，明、清为抚院。

清宣统三年（1911年）10月29日，同盟会山西分会策划武装起义，宣布独立，推举阎锡山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成立山西军政府，办公地点设于此。

民国五年（1916年）7月，黎元洪大总统改各省军务长官为督军，阎锡山任督军，称此为“督军府”。

阎锡山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后，开始对明清时期的巡抚衙门陆续进行了改建和扩建。

新建了礼堂（时名为“自省堂”，已改名为梅山会议厅），又新建了“进山钟楼”（现为梅山钟楼），在穿堂、二堂后，修建了一栋面阔10间、进深2间的二层木楼，并对东花园进行了部分改造扩建。

2017年9月，山西省政府搬迁，筹备建设晋商博物院。

2018年3月，综合整治配套工程全面启动，通过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建成一座集文物古建、园林景观、展览展示于一体的人文历史博物院。

2020年12月28日11时，晋商博物院免门票试运行。

2023年7月26日，“万里茶道国保单位文化联盟”在太原晋商博物院成立。

晋商的起源与辉煌，从这里找到诠释和坐标。

这些珍贵文物，都是山西——华夏文明发祥地的历史见证者，是五千年盛世伟业的华美篇章，折射出晋商辉煌五百年的传岸身影。

晋商博物院集收藏、展览、议事、接待、外联等多项功能于一体，展示内容以晋商历史以及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为主。

截至2022年1月，晋商博物院收藏有与晋商历史相关的账册、器物、汇票、地契、钱币等共12万余件。

御书楼藏有从明清到民国出版的古籍善本1.2万余册，近4万卷。

义方彝是西周时期青铜重器、国家一级文物。

义方彝为西周早期青铜器，青铜器上刻有铭文：“隹十又三月丁亥，武王赐义贝三十朋，用作父乙宝尊彝”。

“义方彝”器身为长方体，身部微鼓，颈部和圈足饰夔纹。主体纹饰为带双层卷角的兽面纹；器盖为四阿形，四面主体纹饰均为大兽面纹。

器身和器盖的四隅及正中，均带有长钩状扉棱。器盖及器底的铭文基本相同，器底的铭文比器盖铭文多出族氏铭文“丙”。

兽形觥·酒器，商代（约公前600年一约公元前1046年）。

高20.2厘米，足长9.5厘米，足宽7.6厘米，重1.41千克。

器为兽形，头、背为盖，颈、腹、圈足为身。器身敞口，腹部微鼓，饰扉棱，一侧有鋬，圈足外侈。

器盖前端饰云雷纹构成的夔龙纹，后端为兽面纹。器身颈部饰斜角云纹，腹饰大兽面纹，围足饰夔龙纹。

銮铃·西周。

马面饰品，长径10厘米，短径8.4厘米。

错红铜提梁盉·水器，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高25.7厘米，长25厘米，口径11厘米重3.08千克。

盖微鼓，正中设环钮，器小口，直沿，扁圆腹，圜底，三个兽蹄足，提梁作兽形，流作兽形，昂首张口，器腹部饰两周绹索纹，中间饰龙纹，盖面、提梁及腹部错红铜。

叔休壶（一组两件）·酒器，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高58.5厘米，长32厘米，宽25厘米，口长20.5厘米，口宽15.8厘米，足长28厘米，足宽22.5厘米，重17.3千克。

形制、纹饰相似。器身敞口，束颈，鼓腹下垂，圈足，下有短直缘。平盖，圆角长方形捉手。盖面捉手饰三角云纹，盖沿饰窃曲纹。颈饰一周对称的顾首凤鸟纹，器腹两面均以宽带分为四大格，每格填一凤鸟纹。肩部两侧饰对称的兽首衔环，圈足上饰有斜三角云纹。

器盖内和器内壁有20字对铭：口者君司卤叔休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释义：某者君管理盐政的一个官员叔休做了这件壶，希望万年子子孙孙永保使用。

重环纹铜盉(he)·春秋，盛酒器。

弧面盖顶有一钮，盖、鋬(pàn)以链条相连，盖面及腹部饰兽面纹，颈部为夔龙纹，用兽首间隔。

交龙纹铜壶·酒器或水器，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高48厘米，宽34厘米，口长21.3厘米，口宽16.5厘米，重12.25千克。

四瓣目提梁卣（一组两件）·酒器，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高32、40厘米，口长2.3、16厘米，口宽9.5、12厘米重3.62、6.4千克

一大一小，形制、纹饰相近。器身子口，短束颈，鼓腹下垂，高圈足，口沿下置对称环耳，耳上套接有半环状提梁。

圆鼓盖，盖钮盘蛇状，盖下部呈亚腰状。提梁上饰四个带有齿形目纹的兽首，盖顶部饰四瓣目纹，盖面和口沿下分别饰兽首为中心对称的两组卧牛纹，盖缘饰一周夔龙纹，器腹饰四组四瓣目纹，圈足饰两组夔龙纹。两卣器盖内与器内底均有4字对铭：作宝尊彝。

晋仲韦父盉，山西曲沃曲村邦墓区出土。

盉[he]，水器。出现在商代早期，流行于春秋战国。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下设三足或四足。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盉多与盘配套使用，组成一套盥洗用器。春秋中期前，多流行三足分裆盉。春秋中期后，多流行罐形盉。

凤鸟纹铜觯·酒器，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高17厘米，口长10厘米，口宽8.8厘米，重929克。

器物带盖，附有环形捉手。器身侈口，束颈，鼓腹，圈足。盖缘和器颈均饰凤鸟纹。

铜觚·酒器，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

高30厘米，口径16.6厘米底径9厘米。

整体呈三段式，大喇叭型口，方唇，颈部向下斜收，腹部平直，喇叭状圈足，下接短直缘，腹部及圈足部各有四条扉棱，颈部饰四馨倒置蕉叶纹，腹部及圈足部饰兽面纹。

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

山西承接东西，连接南北。历史上看，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

诚实守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晋商把诚信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诚通四海，信达天下。

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经商乃“陶朱事业”，要有“管鲍之风”，信义行天下，生财有大道”。

以忠以信为事业、存仁存义做生意。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诚信不欺，笃守信用。

晋商普遍崇奉和信仰关公“义薄云天”的崇高精神，“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成为晋商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坐标。它如隽永的长河奔腾不息，长期泽润着晋商的精神家园。

开拓进取。

“五百年晋商、一直没有停止开拓进取的脚步，不断拓展经营领域，“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不断开拓市场疆域，东西南北、海内海外，无处不占。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

不畏艰辛，自强不息，坚韧不拔，逐利四海，晋商发展到哪里，就把财富效应带到哪里，城市繁荣辐射到哪里。

东北流传“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城”；蒙古流传“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西北流传“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晋商的胸怀装的是天下世界。

和衷共济。

晋商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晋商会馆的联络载体、关圣崇奉的精神力量，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形成朋合营利、同舟共济的商帮群体文化。

晋商坚信“温良恭俭让，让中能取利；仁义礼智信，信内可求财。”追求“交以道，接以礼、一团和气；近者悦，远者来，四海春风”的商道境界。

沈思孝《晋录》：晋商“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日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

晋商大德通号规要求，“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量自重、无得放肆”。

务实经营。

“晋风多俭”、“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笃信“细流渐积成沧海、拳石频移祚泰山”，坚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善于培植优势，扬长避短，抢占先机。“人无我有，人有我全，人贵我贱，人少我多”。“无远不往，无深不至；其积如山，其流如川”。

晋商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茹苦含辛、脚踏实地，审时度势、务实经营，以一砖一瓦之微，寸积铢累之功，建造起辉煌的商业帝国大厦。

经世济民。

晋商以商报国，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每当国家有事、民族有难之时、往往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体现出晋商抱持经世济民大志，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家国情怀。

《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晋商承古代贤士之风、明朝晋商大家王现留给后人的商训代代相传。“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将商人经世济民的情怀与士子经邦济世的抱负置于同一条等高线。

每一次自然灾害都有晋商的巨资捐助：设粥棚、捐款、扶困。济贫、救孤、助学、修路成为晋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实现了“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

曾经创造五百年辉煌神话的晋商，还是没有跳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在20世纪30年代整体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晋商的财东和大掌柜们长期身居乡野，孤陋寡闻，孤芳自赏，漠视清末民初社会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固守失效的管控制度，失灵的信用方式，式微的盈利模式。落伍于时代，必然被时代无情淘汰。

晋商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创新求变，与时偕行。

为前人之未为，谋天下之未谋，乃晋商灵魂之所在。

失去创新精神和动力，陶醉于已有的成功，不思进取，妄自尊大，墨守成规，成为时代前行的落伍者。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辉煌没有终点，成功永远在路上。

要捕捉机遇，顺势而为。

至清末，晋商墨守成规，思想保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历史机遇三次垂青晋商，却擦肩而过，坐失良机。

先有袁世凯邀请晋商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被各票号婉拒。次有户部尚书鹿钟麟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力邀晋商票号参与组建，再被拒绝，错失良机。后有户部银行改组大清银行，邀请晋商票号入股，又拒之门外。

“天予不取，必受其殃”，晋商之衰败已无回天之力。

要开阔视野，择善而从。

晋商票号建立于人格基础上的信用，在动荡的近代社会中风险加剧，制度缺陷凸现。拒绝接受近代商业银行新思想、新理念，无异作茧自缚，坐以待毙。

蔚丰厚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数次力倡各票号共同入股创办三晋汇业银行。但“进言者性欲急起而直追，听言者视为虚文而敷衍。

迁就因循，日复一日，时机坐失”。“独我西帮票商外欠则处处倒账，欠外则人人提款，加以各省钱票折收，势益不支”。“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要利以义制，强基固本。

明代著名晋商王现曾有商训名言：“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晋商几百年发展史，若隐若显的官商结合如影随形，成为晋商伟岸身躯的背影。晋商票号汇通天下，达到辉煌的颠峰。

清朝末期，票商业务重点从办理国内商业汇兑转向存放款业务，其中又以承担清政府的官款汇兑和官吏存放款为大宗，而且还为清政府垫汇各种公款，导致票号畸形发展。清王朝大厦垮塌，信用体系崩溃，晋商血本无归，只得为其背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新的时代，总结反思晋商五百年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仍有现实意义。

晋商创业精神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传承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晋商精神仍可为当下发展提供启迪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