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非烟.我的父母亲（17）

川之河

拾起过往岁月里的碎片，拼凑成越来越清晰的记忆，多少往事多少故事，那怕是伤痛是挫折都值得我们去回味、去反思。那段充满酸甜苦辣的特殊时期，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都不会被尘封被遗忘，因为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和重复…… 1966年的孟秋，天空中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炽热的阳光仍然炙烤着大地，热浪滚滚酷暑难耐，所谓的秋老虎初试它的淫威；燥热的风穿透衣裳让人感觉浑身汗津津的，仿佛连灵魂都被烘烤得焦躁不安。 一群纯真充满了理想及浪漫主义情怀的青年学生，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从最初的认识、迷惘，到身不由己地投身其中成了破“四旧”的主力军。所谓的破“四旧” 即破旧的思想、旧的文化、旧的风俗、旧的习惯。但让人不曾料到随后形势的发展逐渐变味，抄家、打砸，揪斗学校领导、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革命干部。局面迅速发展从最初青年学生发起到全民参与只用了很短很短的时间。 （从前场部办公室） 　　那天国营先锋农场场部办公室前，柏树下的空地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人们忙着往小旗杆上套国旗和彩旗，另一些人在布置主席巨幅画像的大托架。室外的人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而办公室内也同样在忙碌，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纸张，李书记亲自督促从学校派来的几位老师书写着标语，只见有的在倒墨汁，有的在裁纸，有的在写标语，忙得不亦乐乎。 一切准备妥当，场部门前的空地里集合好队伍动身出发，队伍最前面是抬着主席巨幅画像，紧跟在画像后的是国旗和彩旗的阵列，后面队伍里的群众和干部人人手中拿着一面小三角彩旗，队伍浩浩荡荡敲锣打鼓沿着场部主要路线游行一周，然后进入场部礼堂会场。会场主席台正前上方拉着一条红布横幅，横幅上方贴着“大破资产阶级四旧大立无产阶级四新誓师动员大会”，二十二个墨汁仍未干透的大字；会场四周的墙壁上电线杆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架在礼堂四周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出《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们最爱读》《战士爱读老三篇》等激越豪放的革命歌曲，把会场上的气氛烘托得既隆重又热烈。那场令人难以忘怀的跌宕起伏的多幕剧，在边垂山区种植橡胶的国营农场，不例外和全国各地一样拉开了它的序幕。 （从前场部礼堂大门口） 　　父亲如影相随的档案袋里，装着记录所谓“反动富农”家庭出身和复杂社会关系的资料：大伯何进昌给国民党兵带过路属反革命罪；三叔何木昌当过兴宁县伪政府督学；妻叔陈庆森当过国民党上校团长。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些资料被翻出来上纲上线，比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现象，父亲有过迷茫甚至质疑，在同事的面前发过一些议论和不同的看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竟然被某些人断章取义，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言论，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家庭出身定命运的年代，敏感时期直言不讳实在是不合时宜，因此针对父亲的大字报泼天砸过来，不论你如何去申辩都无济于事，人们中了邪似地，无法辨别是非，无休无止地大会小会批斗，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父亲的头上，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随后父亲和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黄源副场长、伪军官现场部干部覃某人、号称先锋农场最大的贪污分子陈鸿，一同被关进了牛棚，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牛棚，只是关押所谓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地方而已。这是地处场部对面五队东南方向的一座仓库，仓库中间是一个超大的晒谷场，仓库的围墙是由储放农产品的一间间库房以及几间青年宿舍，一座托儿所圈围起来的。随着如火如荼形势的发展，这座仓库曾经关押过三场一所几十号所谓的牛鬼蛇神以及社会上的流窜犯。父亲几个人被关在仓库一间小房子里，在问题没交代清楚，组织上没有结论之前是不能随意离开的，吃住都在里面，门外还有民兵把守。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每天都要有针对性地学习主席相关著作，学习文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重要文章，接受审讯，接受训导教育，写交代材料，还经常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切的一切显得有点混沌，而对某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来说，更是犹如一场人生命运被百般捉弄的荒诞游戏。 　　父亲被关在牛棚写检查交代材料，学校早已停课，每天除了高音喇叭不断循环播放的那几首歌曲，宣传队在礼堂排练节目敲得震天响的锣鼓声，还有场部办公室时不时传来阵阵歇斯底里的争斗、辩论声外，正常的平常的秩序仿佛都模糊不清了。 父亲是创建国营先锋农场子弟学校的首位校长，在学校我感到快乐感到幸福，感到自己拥有一缕别的孩子无法得到的一种心灵上的阳光。记得读小学时我的班主任仇老师，对我不论在学习上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她细心地亲切地给我讲解课本上的难题，给我梳头扎辫子戴上精美的发夹……，我知道老师对每一个学生都很好，但肯定没我那么得宠，特别的爱如同星光照亮夜空，给了我独一无二的灿烂与温暖，我曾经满怀感激之心对老师说：“老师您对我真好”，仇老师说“我生了俩儿子就缺个女儿，都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了。” 身为校长子女的我们确实得到过很多人的关爱，但世事难料变幻莫测，曾经的美好化为泡影只是转瞬之间。当地、富、反、坏、右，也就是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帽子突然扣在我们的头上时，兄妹几个感到懵圈怅然若失，被从小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歧视、孤立、边缘化，深感人与人之间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产生的距离并不美，它让我心灵落寞，情绪沮丧。那年代的学生能否加入红小兵、红卫兵组织，是划分红五类子女抑或是黑五类子女的标杆，毫无疑问我们兄妹几个被划分为黑五类子女，因为我们根本没资格加入红小兵、红卫兵组织。在被歧视、孤立的氛围中，往日的自信、骄傲之心被荡涤得不存分毫，有如一夜风雨骤，闲云了了，不安的情绪充斥心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该如何穿过内心的迷雾。 　　那段时间父母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妹白天在干啥，父亲被关在牛棚，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没完没了的挨批斗。母亲在破“四旧”中，与场部几位同样是下放军官的家属，被所谓的革命者打上了资产阶级官太太的标签，要求去和劳动人民一样参加劳动，曰：不劳动不得食，就这样母亲结束了家庭妇女的日子。正式编制对于母亲和几位下放军官家属来说，因超龄早已失去了资格，只能做临时工领取微薄的工资。家属们组成了个种菜、养蚕小组，母亲性格泼辣，踏实能干，且出身于农家，种菜干农活不在话下，被大伙儿推选为小组组长。母亲每天和家属们在场部西北方向，那座矗立在丽江河畔供场部及直属队饮用水的水塔脚下，那片沙质的荒地上，开荒、挖渠，翻地，锄草，担粪，施肥，浇水，捡苗，打药。母亲的肤色于是被河岸的风和火辣辣的阳光晒得黑里透红。每当采摘空心菜、豆角、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以及萝卜、大白菜等等蔬菜摆在场部十字路口分菜时，大人小孩好不热闹。爽朗的风吹来蔬菜清香四溢，我想此时此刻母亲会感到辛苦的值得，这辛苦换来的是人们的尊重，这辛苦博得了人们的欢乐，即使是短暂的。 四兄妹除了愣头青大弟，敢和那些往我们家丢石仔的小孩干仗外，我和当时只有五岁的小弟从不轻易走出家门，更不敢高声语，唯恐无端招来不测之祸。而哥哥是个十足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迷，在那段不用上学的时间里，他整天窝在简陋的家里，手不释卷啃着那个年代大费周章寻来的书本，心无旁骛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为了有钱把书上学到的知识付诸于实验，哥哥他甚至敢独自一人走入那茫茫无边际的橡胶林，背个布袋子踏上每走一步都惹得哗哗响的落叶，捡拾橡胶树的果实，然后把果实卖到种子站。辛勤换来几个小钱，哥哥舍不得花一分一毫去买垂涎已久的零食，全部用于购买材料、零部件做各种各样的小试验。那个时期哥哥最成功的最有成就感的是组装了一台照相机。组装一台照相机，对于一个刚上初中的毛孩子来说，是一件既复杂又很了不起的事情，哥哥硬是照着书本依样画葫芦，整出了那台木板加纸皮土得掉渣的照相机。拍照，配洗照片的药水，没有暗房，他想到制胶厂烘干房关上门应该够黑暗，叫上大弟给他当助手，偷偷溜进烘干房，大弟负责关门打灯，终于洗出了第一批照片，可惜照片模糊不清影像还是颠倒的。犟脾气不服输的哥哥毫不气馁经过不知多少次的重复试验，终于整出了比较清晰的黑白照片，（弟妹当他的模特）让被歧视被孤立的我们得到了短暂的欢乐。从小我哥就是一个喜欢捣鼓钻研新玩意的主，为往后收获多项机械类发明专利奠定了基础。 大弟十分顽皮，父母没少操心。那时期谁敢明目张胆的欺负我和小弟，他就和谁干仗，在场部混了个现世小牛魔王的称号，每天无所事事，尽干些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的事情。一天晌午来了一拉练路过农场的解放军队伍，在农场十字路口边上休息，搭土灶准备野炊。能为部队做点事是无尚荣光的事情，场里一群小孩子在路边树林里争着为解放军叔叔拾柴火，大弟也加入其中，他看到一棵桉树上有很多干枝，便噌噌爬了上去，折拉几根干树枝后，发现树梢上有个鸟窝便蹑手蹑脚爬过去，受惊的两只小鸟惊惶失措飞走了，而他自己却从几米高的树杈上重重摔到地下，磕到手臂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让他鬼哭狼嚎似的嗷嗷大叫。 母亲闻讯，心急火燎匆匆跑过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大弟左手肘部的骨头似乎是断了，皮肤上鼓出了一个包包来。一名解放军叔叔二话不说立马背起大弟，母亲紧跟其后，急匆匆往场部医院奔去。当时医院没有很专业的骨科医生，没法把骨头正直，临时用正骨板固定包扎，一条绷带挂在脖子上吊着。医生对我母亲说：“不要耽搁，赶紧送龙州县医院看看吧。”我母亲心急火燎跑到仓库找父亲，叫他赶紧送大弟去县医院。父亲去告假当权的不给假，理由是安排好了几场批斗会。小孩子生长机能旺盛，过了一个星期当父亲请好假带大弟去县医院看医生时，医生的话让父亲仿佛被人当头来了一棒，人完全蒙了，医生对父亲说，“你是怎样当家长的，现在才来看，那么长的时间手弯曲吊着，小孩子的骨头都长固定了，怎么还能正过来呢？” 。因受当时医疗条件的局限性，根本没法重新把骨头纠正扳直，以致大弟的左手肘部永远有个弯度，如果想用左手往头顶上挠痒痒，绝对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情。当年没能及时带大弟去医院正骨，落下终身毛病，长久以来父亲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儿子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但在那个不能自由行动的时期，单方面地责怪父亲不及时送儿子就医公平吗？ 　　父亲认为家庭出身由不得自己选择，坚持自己只不过一介书生而已，从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反动活动，原生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在部队时组织上都有过结论，而这些资料就装在档案袋里，只是某些要整父亲的人不愿正视颠倒黑白而已。当年部队组织上曾经给父亲作出的鉴定：“该同志虽是地富成份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经过革命的考验，从入伍后经过东江公学与公安干校的理论学习、思想改造，对革命是有认识并有初步的革命人生观，也能站稳阶级立场，表现在1951年土地改革中，家庭被斗，两个叔叔被扣押，自己绝不同情，不受家中来信诉苦动摇，还积极向其他地富出身的同志作解释，帮助其认识家庭关系，在通行证办事处带动大家安心工作，支持土改，在边防复杂的环境下，工作思想是安定的，没有犯过错误，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不讲价钱的完成……。” （部队给父亲的鉴定） 　　父亲认为原生家庭成员的种种所谓的罪过，不能强加于自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父亲的检查交代迟迟不过关。摘抄父亲检查交代：“这次运动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自己水平有限理解不深，经过这几十天来的接受教育，这才有所理解这是一场革资产阶级的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运动。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特别是党和人民今天把学校的印把子交给了我，如果我改造不好，满脑子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就是说印把子已给资产阶级代理人夺过去了，今天的革命就要把印把子从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手中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个道理，今天我才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有的同志说我过去历次运动都挨整，也把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五二年我在深圳边防三零团当看守所所长，那时走私物资很多，手续制度都不严，我曾被批斗，但事后结论是没有盗窃、贪污。那时确实没有私捞，企图贪污的思想。五五年肃反，因我妻叔下落不明，交代时只能写下落不明，但组织调查发现，陈庆森五四年曾在香港来一信，给我岳父，因此亲人才知道他在香港活着，可是我已经离开家乡，对这事并不清楚，那时我又是搞边防反特斗争工作，距离香港很近，组织上为了把问题弄清楚，当然十分必要，运动后已下结论。肃反后组织上还让我担任了海外军事情报组组长。在部队和农场均没有受过处分，57年三反右派运动中没有受批判，也没有右派言论。59年在农场因闹调动，不参加劳动，在小组会上受到批评，但没有什么处分。60年三反，没有什么，也没有受到批评……。”父亲的交代就所谓群众大字报揭发的条条罪状，一一进行了反驳，足足写了两万多字，通篇把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实之词，讲清讲楚。一小撮人认为父亲的交代，不但未能触及灵魂，通篇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属于死不悔改，应该狠批狠斗。随后他们便策划组织了一场由场部、机务队、基建队、分场以及国营龙北农场、国营北耀农场的部分所谓的革命群众，将近一千多人对父亲的批斗大会。 墨色的浓云挤压着天空，掩去了刚刚的满眼猩红，沉沉的仿佛要坠下来，压抑得令人窒息。那天场部挤满身上挎着装语录小红包包的人，晌午刚过人们潮水般地涌入场部大礼堂。空气中充斥着山雨欲来的气息，母亲有种不祥的预感，去礼堂开会前，一再叮嘱我哥不管听到看到啥，千万不要迈出家门，看好弟妹，然后把家门紧锁，拿个小板凳急匆匆赶往大礼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