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礼回忆录节选——火箭推进剂的故事，黎明化工厂往事

高国均

这次推出的是向大礼同志对在黎明化工厂工作期间的回忆。回忆内容详细，平实，生活气息浓厚，把老一代黎明人带进已经逝去的记忆里。但是，文字是他个人的记忆，不足之处请黎明人补正。

初进厂工作

在68年2月14日入厂报到后，我一进厂就住在厂门口北边的那个单身宿舍楼，我的宿舍是在这栋楼的南边（靠厂门口）二楼东面第4个房间。这个房间靠窗户的左下铺是张鹏龙，右下铺是申学欣，右上铺是钱纪槎，窗边有张条桌。我算第4个进来的住在左边第二张床的下铺，我的对面床上下放行李杂物，我的上铺往后住过闫国勋。窗户朝东，一百米就是我厂的生产区大门。过厂区再往东就是老爷山往南的余脉，我们称作后山，这个山的后面是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我们窗户外的北面有个蓝球场，南面是进厂区的大马路，大马路的南面是厂消防队，旁边是职工食堂兼作大礼堂或叫俱乐部。 闫国勋、赵元娣是有机系同班同学，晚来一段时间也住单身楼，他们同时来的还有朱兵（哀祖仁）、宣肇恩、陈志法、时文翠…赵住在三楼，闫住我们房间我的上床，我们天天晚上下象棋。后来他参加了厂篮球队经常外出打球。有天早晨，闫正要跟球队外出有重要比赛他又是主力，赵突然病了要到桥头县医院看病，为难之时闫请我帮忙，我说没问题，我用自行车带她去县医院看病，我们同学之间是很自然的。

15号进车间时，第一个跟我说话的师傅就是王凤元（许振初夫人），她说你运气真好，刚好赶上全工资，你16 号来报到只能领半月工资了，我说谢谢王师傅，让我长知识了。

记得是一个周四中午下班前，敲锣打鼓过来一帮人，其中两人手拿大红喜报经过我们仪表站门口往厂部党委办公室走去，啊！原来是我们黎明化工厂663车间试车成功，正式出合格产品偏二甲肼了，向党委报喜了！我和大家有幸看到这一幕太兴奋了！其实我每天都和组里师傅们去663车间仪表维护组、控制室、工艺装置现场默默的工作。

刚工作不久，记得有一次，一位操作工向我们反映，五楼的三塔回流调节阀坏了，经过判断，必须拆下来检查。在拆卸过程中，一股残液喷出，喷了我一脸，顿时啥也看不见了，吓了我一跳，不过幸好我带上了防毒面具。

我们厂自建成投产以来没有停过产。我们仪表在厂里的地位是辅助车间，只管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系统设备的日常运行和维修，每年一个月的停产大修期间比较繁忙。仪表的大学生比较多，清华大学的先后就有6个，张学林、唐继行刘宗琪夫妇、高骥丘惠玲夫妇、王惠（他夫人是医生，他调走时正赶上李如兰调动进厂之时，厂房管科顺利地把他住的4栋1号房分给了我）。浙大的钱纪槎，大连工学院的曹文九，北化的张鹏龙、申学欣、向大礼，南京动力学校的胡德祥、高叙兴、王广才、刘坚、夏明明、刘喜芳、鞏金生、范伟成、商兆发、孙孟雄、吴友涛、江华、刘怀林、还有两个女同学时间不长就调到六化建去了，北京化校的田月川、陈丽霞。后来还有吴冬云。

刚进厂那会儿，许多人都是单身，每逢周日我们都三三两两的出去走走看看，看什么都新鲜。我们厂就坐落在毛家寨，距离厂的围墙百米外就是农家院。

我很喜欢和农民大叔攀谈聊天，就像当年四清访贫问苦那样，因为我家也是农民，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语言交流没有什么障碍，他们有些土话和我老家的土话完全相同。比如我们四川老家把没事儿干，到处溜达闲聊叫做摆浪子，他们也是这么说‘摆浪子’，他说我们上他们家也是‘摆浪子’。后来我们厂军代表中有个甘肃人，我们偶然在一起谈话，他也说‘摆浪子’，挺有意思。

我们从这位农民口中得知我们这个厂区从前有过一个陶瓷厂，后来废弃了，但是留下了这个三层楼，还有一些其他零星建筑，啊，难怪呢，黎明厂的选址者就是看中了这些基础条件可用，能节约不少钱。那个三层楼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单身宿舍楼。我问他，你们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吗？他说不是的，听祖上说，他们老家是南京人，当年太平天国南京陷落，死了好多人，没死的就充军到这里，好多万人再也回不去了。

在我们厂北边，靠北川河边又建起一个水泥厂，后来还有扩大，主要是附近有尚好的石灰石，生产水泥的主要原料。

一个星期天，我们一群人在吴积柱师傅带领下，去大通县逛一圈，经过水泥厂（这个水泥厂是在贺家寨范围，往南是毛家寨，往北是老营庄）再往北顺着老爷山边，左边是北川河，往前走2公里多，就是老营庄，再往前走3公里就到老爷山主峰（2928米）的山脚下，再往前走一段，左边北川河上有一座桥，过桥就是桥头镇，青海大通县县政府就在这个镇上。桥的右边就是鹞子沟，这条沟往东通到东峡镇。这条沟把老爷山的北头切断了，沟的北面又是另一座山了，当地人称牦牛山。这个牦牛山的西面还是北川河、桥头镇。牦牛山东面山脚下往北一点，就是生产氢弹材料的光明化工厂。老爷山顶上从前有过的关帝庙消失了。记得上去过两次。

桥头镇是个南北狭长的地方，往北两公里的宁张公路旁西边就是黎明化工研究所。从这里再往北五公里就是城关镇，这里才是大通县的老县政府旧址。我曾骑车来过这里，由于口渴喝过路旁回民老太太的酸奶，没有放糖，真是酸死人，这是我头一次喝酸奶。

桥头镇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地方，西边是比较低矮的娘娘山区，镇中心偏西是县政府，县政府往南几百米是军工706厂，正在建设，是生产坦克的，厂区南边有个小山，几乎都削平了。从706厂往东南方向走一段就上宁张公路，这里就正对北川河东边的老爷山主峰。从这里顺宁张公路往南走三公里的西侧就是大通县桥头电厂。从这里再往南1公里公路西侧就是正在筹建的联合医院。据说这里是我们三个兄弟单位的中心点。从这里再往南三公里多就是宁张公路28公里处

就是说这里到西宁28公里。从这里离开宁张公路往东几百米过北川河上的黎明桥就到黎明家属区。从这里往北走几百米就到黎明化工厂了。好了，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往后我还骑自行车翻过我们厂东边的山到邻县，即互助土族自冶县玩过。

黎明厂南边是新田堡距厂区1公里左右，黎明家属区就在新田堡范围靠北川河一点。

我们仪表站的王凤元师傅,她丈夫是许振初,为人谦和,也喜欢开玩笑,我们很多人都喜欢他,常常围着他,听他讲故事.他是搞测量工作的,无论搞什么建设工程,他都是走在工程最前面的人,人称总工程师的助手见多识广.黎明厂生产火箭燃料,我对这个很神秘,我没有学过相关的保密专业,我是学自动化的,来我们厂的有机系、无机系同学都是学保密专业的,所以我对黎明厂前期筹建过程,来龙去脉,也很感兴趣。

许师傅讲得精彩生动，我们大家听得热血沸腾。我见过霍团长，他曾经是59年中印战争的英雄团长。后来继任的军管会主任是南京人王思进。厂里还有总参派驻的军代表，是为军品质量把关的。

68年夏天在礼堂开斗争走资派王振先大会，我们电气连造反派头领杨定发，要求我们这些刚来的学生都要戴上袖章，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加入青海八一八，没有袖章，他只得退一步说，那你们原来有什么袖章就戴上吧。我在学校发的八一八袖章找不到了，只好拿出红旗公社给我发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袖章，这个我在学校都没有戴过，在这里出个风头吧，张鹏龙看了说你不是臭老保吗，荆彩龙关庆山看了说，这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呢，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也，领导同意就行，管他的呢。

我初进电气连看到领导刘恩泉师傅心头一震，如此像貌更像是一位大将军，实际上他是沈阳来的老八级电工，电气连的支部书记。他身边还有几位电气老师傅曹玉和、鄂正发、马玉凤、刘玉贞、李金榜、龚和、徐立俭、王正国、李东生…郭志刚…。刘恩泉的夫人是单雨人，她个子高大在厂子弟学校教书。

那时电气连包括电气站、仪表站两部分，后来把“连”改叫车间了。仪表站最早的站长是王鼎华，后来是造反派站长杨定发。随着人员增加仪表站脱离电气，成为仪表车间。

我被分到663车间自动化仪表维护组，该车间生产的产品就是752（偏二甲肼）有些文件上也叫324

。我们仪表维护组就设在车间中央控制室的隔壁房间

，室内有简易校验设备、本车间常用仪表的备品备件

各种记录纸、常用的各种工具、材料等。在这里对仪表只进行临时拆换和小修，大的检修送回仪表车间进行。我们维护组的师傅们(吴积柱、张宗跃、王凤元、刘淑芝、严明、何万益、荆采龙、王平、龚XX、张鹏龙、向大礼…)和工艺操作工师傅们最亲密，经常一起讨论生产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的控制参数比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物位），通过相应的现场检测仪表（一次表），把信号传送到车间控制室的显示（显示、报警、记录、控制）仪表（二次表）上，凡是具有自动控制功能的仪表上，它的显示值始终跟随设定值，其正负误差不大于规定值。其原理就在于，在控制对象旁边还有一个执行器（调节阀），它听命于控制器的指令，根据控制器前面正负误差的方向大小经过比较计算发出精确指令，让执行器产生一个反向适量的动作，从而让控制对象上的检测值等于或接近设定值。

在这里控制对象可能是一段管道、一个容器。它上面的检测仪表可以是温度传感器加温度变送器、压力传感器加压力变送器、…。各种变送器都是把不同的物理量变换成电量（如果是气动仪表就是气信号），从而和电（气）动控制器配套，控制器发出的指令再去让执行器产生开关动作，改变对象物理量，使检测值等于或接近设定值。这样就构成一个闭环自动控制系统，或称一个回路。663车间自动控制系统是最多的，也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其次是664车间自动化程度也很高，所以只有这两个车间设有仪表维护组。

664车间仪表维护组师傅有李文奇、钱纪槎、申学欣、陈克忠、陈腊生、满秀云、王新华、王平、杨秀莲、王春荣…664车间主任是顾墨章，书记赵振海，后是陈朝连。四车间还有我们同学朱兵（哀祖仁）、朱明隆…。因为我们的产品是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化工产品，所以建厂就确定采用仿苏国产气动单元组合仪表，质量确实不敢恭维，维修工作量很大。仪表车间，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鄂正发，第二任是吴春运，第三任是毛德彬。早期的仪表站技术员是张学林，负责人先后是王鼎华、杨定发（湖南军工），后来是吴积柱，老工人，任职较长，大约在76年调到河南南阳第二胶片厂。接着就是张一(曾在锦西化工厂仪表车间，与张玉良、樊学智同过事)调入任车间主任。78年后张一调合成氨筹建处。张鹏龙当主任，79年调入北京燕山石化。以后是钱纪槎当主任，往后还当了副厂长，直到90年调回杭州。

厂办五.七连

68年10月底，厂里成立五·七连，当年我们这些人被称为臭老九是改造对象，大中专学生分批进去，时间半年。我是第一批。此外还有所谓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实则是被批判的中高层干部，比如原厂长王振先（长年病休后调走），工会主席王能和（他儿子王平在仪表站），中层干部张清田，还有一些老大学生季慕勤、房耀杰等，总人数100人左右，新老学生占7成。都干些什么呢？第一，学毛著，学文件，读报纸，斗私批修。第二，参加劳动，在厂门外南侧修建一排平房作为五·七连的教育活动基地。挖地基，搬砖瓦，搬水泥沙子，木材，挑水合泥砌墙直到把十多间房屋盖起来，能住人，还要平整门前小操场。说实在，作为农村出生的我这些活都不在话下。

五·七连刚开张时只有二十多人，都在一块学习，每天读报纸，领导每天都点名李永涛读报。高高的个儿，白净的脸，爽朗标准的普通话很吸引人。某个时刻突然感觉此人似曾相识在哪见过，直到后来知道了他是北京5化工学院无机系的，我突然想起了在学校的那一幕：那是化工学院65年毕业季的一天，我在教学楼6楼大教室门口经过，看到很多人湧进大教室，我就上前问一个同学这里要干什么，他说是无机系65级毕业生公开答辩会。我一想我是机械系66级明年毕业，那就听听他们的毕业答辩吧。赶快上里面找个位置坐下，我想今天是公开答辩，那就是说对全院师生开放，时间到了，第一个上讲台的就是这个李永涛，但是这个名字好像不对。我听邻坐同学说他是学习委员，我也说能参加公开答辩的必定是高材生。后来我们天天在一块熟了，我问他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他说我原名李玄宗，不好听改了，我说李唐王朝是一家，玄宗，多好听啊，哈哈！后来他夫人吴凤珍专门要车要我陪她到西宁东关买过进口手表。

五·七连的编制是这样：厂里分管领导是副厂长董国贵并兼任指导员，老工人干部董兴温任副指导员，造反派领导邵天星（湖北军工）任连长，运输连的易光再（湖南军工）任副连长。下面设三个排九个班。一排长程振亭（厂办秘书，办公室主任），二排长蔡学森也是转业军人，他的内弟张国恩是仪表工。三排长闻连学是老工人干部。三排一班班长向大礼，二班张有焕（与程振亭是同班同学）。我班成员还有朱来成、赵尚忠、刘中华……。三排还有张清田、黄占一、季慕勤、房跃杰、金宝坤、倪饶根、王新良、王茂宾、赵方德、朱小康、王刚、郭淑敏、朱为民、刘东生、孙锦霞、庞翠珍、孙敬平、杨美玲、陈桂香…

当年厂长是金洪涛、党委书记是李维范，我对他的印象不错，我记住了他讲话的口头禅：张三李四王二愣子木头六…记得在一次盖房劳动休息时间，我正在学理发，反正大家都不讲究，头发剪短些就行，有些人想学就是不敢下剪刀，人家说我胆大，我才有机会学习。突然董副厂长来到跟前，还表扬大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动手实干，这种精神非常好。旁边一个老师傅说，董厂长的头发也够长的了，你敢让他理吗？董厂长不紧不慢的说，我也是工农出身的嘛，我也正想找时间理发呢，来，小向给我理吧，他坐下来，我把白围裙给他围上，这套工具还是易（易光再是运输连过来的湖南军工）副连长不知从哪弄来的。我真要给他下推子时，我的手心还是出汗了，不过我发现推子挺好使，手感很轻松，一会儿功夫就理完了，我好高兴啊，这是我大胆学理发的第三个练手，过了这一关我什么都不怕了，董厂长也很高兴说谢谢你，又能管两个月了。董厂长平易近人和谐可亲的形象，让我心里暖暖的。

69年2月6号，我们五·七连还送走了胡德祥、刘坚、范伟成、商兆发四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四人是南动学生和我一样都来自仪表车间。2月6号我们三排欢送他们参军的照片上是没有范伟成的，因为他在另外一个排。其实我也很想参军，只不过我的年龄超标了。

69年4 月为了应对国际形势，黎明厂主动提出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同备战备荒相结合，把五七连办得像正规民兵那样训练，要把队伍拉出去搞长途行军训练，出得去回得来。厂领导做动员，决定搞一次长途拉练。连里领导做了周密调研准备。除去老弱病和请假的，正式参加人员有八十多人。目标：贵德县城，距离 100公里左右。

队伍出发那天还搞了个誓师仪式，领导讲话挺隆重的，高唱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汽车服务人员先头出发赶到预定中饭地点。

上午 9点多誓师完出发，经过家属区，过黎明桥到宁张公路二十八公里处往南拐。头一天精力充沛，中间只经过两次小休就赶到二十里铺吃中饭，汽车靠边停，多数人站在农田吃饭，这顿饭每人几个包子，汽车上有开水桶供应开水。

下午两点多又出发，下午行进速度变慢，还多次小休，赶到西宁已是掌灯时分，先吃饭后住宿。当晚分住几个旅社，有的还住大通铺。当天晚上一躺下来就起不来了，腰酸腿疼脚发麻，这种味道确实不好受，比我当年在学校参加北京春节环城（15000米）赛跑下来难受多了。我发现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体力都不行，四十多岁的老师傅都比我们好，文排长说我就出点汗，没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