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三）

老田

　　日伪时期，大连是东北大豆的集散中心，大豆是第一大出口物资。同时，在大连也建立多家榨油工厂，做油脂和豆饼的出口生意。

一九四九年冬天 ，父亲在大连做季节性工人，春天回到了农村种地，五O年冬天又来大连工厂里工作，比较一下，感觉在城市里做工人，比在农村种地好，就不回农村，彻底留在大连了。

我是一九五O年正月初四出生，当时我和母亲留在柳屯村里。一九五四年我四岁，和母亲一起到大连与父亲团聚，从此我们家就成了城市人。

五十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待遇非常好，工厂给父亲分配一套住房，和厂党支部书记，宣传科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父亲是普通工人，但是他的工资高，是八级工匠。特别是公私合营以后，厂里领导要父亲做干部，父亲就坚决不干，那怕一个小组长也不干。不当干部成了父亲的口头禅，到处说“我就是不当干部。”

一九五八年，工厂里关停榨油车间，改建浸油车间。原榨油车间的榨油工人全部转行，领导安排父亲去机械维修车间，父亲不去，而是选择去了装卸车间，装卸工是重体力劳动，全厂最苦、最脏、最累的活。这些父亲都不计较，他看重的是，装卸工每月与科长级别同样的工资，还有每天0.51元的保健钱，还有每个月有42斤的工种粮指标，当时城市粮食统供，统销，每个人都有粮食标准的，家庭主妇27斤，中学生以上31斤，普通工人、干部33斤。装卸工最高42斤。还有父亲最喜欢的是三班倒的工作时间，每天干八小时工作，其它的时间都可以了自己支配。父亲曾说：睡觉多了是最大的浪费，自己可以每天睡觉两个小时就行，其它的时间，父亲就自己干这干那，从不闲着。

一九六O年一一一九六二年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的一点小聪明让我们一家（父母加四个孩子）在这个时期过的比较轻松。一，父亲工资和工种粮标准较高。二，父亲在农村山里的经历，认识几十种能吃的野菜野果。三，父亲有时间可以随时上山下海采集各种食物。我当时已经十一、二岁，春天时，与父亲去棒槌岛山里采野菜，夏天与父亲上海去捡海带，挖蚬子，捡滚蛎子。冬天上山去刨山麻楂根子，山麻楂在大连是一个知名野菜。父亲说：山麻楂是最不好吃的野菜，我们家里是不吃这个，而是在冬天去刨山麻楂根，山麻楂根含有大量的淀粉，回家后，洗淨去皮，在清水里浸泡一天，去掉苦味，就可以粉碎，参在玉米面粉中食用。四，父亲有时还去黑市买粮票，把有限的一点工资都用在吃上了。母亲说别花高价钱去买黑市上的粮票了，父亲说：“当务之急，是让全家人吃饱吃好，别的都不重要。”在那个年代，我的外号叫胖子，可见，我们家里不缺吃的。

我们家住在一个曰本人留下的大院子里，这院子里大部分是山东人，只有我们家和老王家是北城人。因为地域关系，和山东人不怎么说话，也就是不融合吧。那年，山东人、老高家，家主突然去世，措手不及，全家人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去了，告诉他：别慌，我帮你们办这丧事。看到他们家里有早年间准备的棺材板，就知道这是高家主希望百年之后，能用上自己准备寿材入殓。当时买新棺材得花钱，而且已经实行火葬，也买不到棺材了。自己有木料可不知谁会做棺材啊。正在万难之机，父亲说：虽然我没有做过棺材，但是我能做，要不我试试。老高家人一听父亲说能做，千恩万谢。我父亲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做好了，及时的用上新棺材，把高家主土葬入殓。从此，院内山东人和北城人就融洽起来了，

一九六四年，我上初中，中国的困难时期已经过了，没好上三年，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时候，到处都是打砸抢，又武斗，枪炮声不绝。父亲把我和弟弟送到乡下我爷爷的家中，保护起来。待到形势好了，才把我们接回来。回来后，就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当时，一个班级有一个留城进工厂的名额，我被选上了，进了工厂。后来又在工厂里參军。我弟，我大妹、小妹都下乡了。下乡是家庭成员之间一种煎熬，牵肠挂肚，担惊受怕。总算是都回城了，也都安排了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孩子都大了，原来的房子就住不下了。当时，这可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找房子比找对象都难。

兴好，我们住的是一个院子，窗外有一块空地。

父亲就找了一些碎砖头在窗外盖起来一处小房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窝棚，或者是“小厦子”，而是标准门窗， 屋内十分敞亮，盘了一铺火坑。墙体全是半节砖头砌筑，横平竖直，水泥勾缝，窗顶上发玄，窗下虎头，一看就是一大工匠干的活。后来，父亲又在这处小房子的南边，接着盖起来两个小屋，当初是因为有一棵大槐树，没有办法把房子盖大。现在父亲把这棵大树包在房子里盖起来两间小屋，一间睡觉，一间做厨房做饭。邻居们都夸这构思巧妙，也解决我们家的住房问题。

有了房子，也都谈了对象，父亲给我和弟弟都打了一套家具，有大立柜，高低柜，写字台，沙发等全套家具。做这些家具很不容易，所有的木料没有地方去买，只能碰巧了捡漏，买两个扁担，做沙发扶手，买个镐把做柜子腿。关健是要有耐心，也还要有时间，一点一点把家具都做全了，也用了几年时间。这些家具质量真好，有些到现在还在用。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工厂扩建，没有承包给外单位，而是在厂内组建了工程队自己干。父亲木工、瓦工都能干，安排做瓦工队长，或者是木工队长，父亲坚决不干，说我都半辈子不当干部，就是不当干郭。我当一个领工干活吧，保证干好。这一干五年，到了退休年龄，工厂给办了退休，还是不让回家，找补差继续给厂里盖厂房。找补差是很不合理方式，那个年代，社会上经济建设风起云涌，有能力、有技术的人早就成为“包工头”，挣了大钱。

父亲六十五岁离开工厂，与社会上一个私人工程队老板熟悉，就在他那里继续干工程，老板身体不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工程队交给父亲打理。私人工程队大活、小活都得接，关健是预算，预算好了就挣钱，预算不好就赔钱。父亲没有文化，一直也没有接触到预算，现在要从头来学习预算，确实很难，但是父亲聪明，^一点就透，长年盖房子，一平方米要多少砖，多少沙子、水泥，这个父亲有数，再用砖多少钱一块砖，沙子多少钱一吨，水泥多少钱一吨，相乘就是工程料钱。除工程料钱，还有工资、税金，、交通费，利润等其它的款项，这一部分比较麻烦，变数也大，必须要全面掌握。小活可以按料一半，工一半。大概估算一下。大活就得找会计拿计算器来核算。父亲在这个工程队干了六年，把这个工程队给越干越大，成为大连市有名工程队。直到七十一岁父亲才彻底地退休回家了，

父亲后半生一直与工程打交道，有丰富的工程施工经验，懂图纸，懂预算，完全可以，自己拉起一个队伍去干工程，自己做老板。我曾经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不去自己建个工程队。”父亲说：开始没有想这事，只想把活干好，后来也想自己干，就是年龄不绕人，都快七十岁了还能开公司吗？”是啊，我们当子女的也不会同意父亲这样干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啊。

父亲回家后，一直不闲着，又开始做马扎子，这个马扎子是寺儿沟的名牌，老头拎着一个父亲做的马扎子，很自豪，这个马扎子需要定做，一、二月后才能拿到成品。这个马扎子是槐树木制作，槐树筋性大，特别易变型。父亲就把一些槐树棒，又烧，又烤，放水里泡半个月，直到槐树筋性去掉，才把槐树棒加工成马扎子腿，再穿上绳，做成马扎子。这个马扎那是真结实，几十年都不坏。去年，我到湖北襄阳市去看我舅舅，我舅舅拿出来一个马扎子说：“这是当年我到大连，你父亲给我的，现在有四十年吧。”这个马扎子我现在也有一个，是我一九八三年随军，搬到部队家属院，父亲给我的，我一直不用，放在仓库里一直现在。也有四十一年了。

我父亲住在寺儿沟一处临街的二楼上，一楼楼梯口挂了几个马扎子，做招牌，还挂了铁炉子、烟筒、两通或三通烟筒，这些东西也是我父亲自己打造的，美观、结实，特好卖。寺儿沟地区没有改造之前是贫民窟，很多来城里打工的外地人图便宜，就在这里租房住。冬天大连也很冷，没有暖气，需要烧火取暖，到父亲那里买个便宜的铁炉子，烧煤，烧木材，取暖很方便，一冬天就过去了。

打造铁炉子，烟筒等，那是板金工的手艺，下料很关键，像大小口，天圆地方，父亲开始不会，就找人做个纸板样，照样下料。这个我会，我在造船厂学过，我就给父亲讲等分展开下料法，父亲很快就学会了，以后就不用样板了，直接在铁皮上按等分展开下料，无论你要多大尺寸的东西，都能直接下料。我父亲曾经做了一个上口椭圆，下口圆型的，度锌铁皮的洗衣盆。非常有艺术性，就是下料太难了。

父亲坐在楼梯口，下料打炉筒子，卖个马扎子，不为挣钱，就是闲不住，找点事做，有人来换锅底，壶底。父亲经常不收线说，“现在还有人能来换锅底，那肯定是困难，这样的人就别收钱了，或者是只收个本钱得了。”还特别願意干一些没有干过的活，有挑战性，从来不说：“这活我干不了，你到别处去吧。”总是千方百计的给你解决问题。

一直到八十四岁，父亲还在楼梯口干活，那年他得了贲门癌，才不干了，在我们子女的照顾下又存活了三年，到八十七岁寿终正寝。

我真的觉得，我父亲身体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聪睿、正直、正派、心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开朗乐观，热爱家庭，爱老婆，爱孩子。在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上，父亲也是别具一格，他不会骂人，更别说打一把掌，从来都不会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对我们讲的话都是王活、劳动中的经验。我写这篇文章所了解的农村和过去事情，全部都是父亲自己的讲述，他也从来都不问我们的学习怎么样？思想怎么样？我曾问父亲：“你怎么不管我们的学习？”父亲说：“我管什么，你们都挺好的，比我强，不用我管。”是的，上学期间，我们家四个孩子，三个两道杠，一个一道杠，也是父母的骄傲。

此时此刻，我泪眼模糊，在心中高呼父亲，我亲爱的、伟大的父亲，我想你，我爱你，你永远活在我心中！

（感谢我夫人、张爱礼老师，对此文的修改、加工、润色。）

2024.4.5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