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展出的出土文物

东方枭龙

2024年4月28日，自驾车随夫人和大姐杨哥从成飞出发，沿三环路，北星大道二段，天府大道行驶52公里前往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广汉三星堆新馆鸟瞰图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是三星堆博物馆扩建的新场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新馆位于三星堆博物馆园区内，占地面积6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是现有场馆建筑面积的5倍，展陈面积是现有的3倍。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于2023年7月正式对公众开放，是目前西南地区建成的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博物馆内，金面具、青铜大立人像、1号青铜神树等稀世之珍，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置身于此，参观者们能够充分领略古蜀文明之光的辉煌灿烂。

新馆设计将原青铜馆经典的螺旋曲线外墙进行延续发展，屋顶采用斜坡覆土形态，建筑消隐融入场地，与对面一号馆斜坡形体左右呼应，建筑形成三个沿中轴排列的覆土堆体，寓意“堆列三星”。新馆建设项目总投资14.33亿元，预计于2023年10月正式亮相。除展示三星堆博物馆1、2号祭祀坑文物外，还将陈列展示新一轮重大考古发现的文物。

巨大的三星堆临时停车场上停满了自驾车和旅游大巴，新馆里参观的游客人山人海。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l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犹如置身数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馆内设有6个常设展厅，展陈面积达2.2万平方米，围绕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三大主题，以祭祀区出土的精品文物为展示对象，集中呈现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重要礼器、主要祭祀行为及其宇宙观念等。

1号馆进门墙上有一个巨大的“蜀“字，“古蜀之眼”象征着三星堆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是古蜀文明穿越古今凝望世界的隐喻。

新馆基本陈列将紧扣“古城古国古蜀文化”展开，总体设计力求使整部陈列内容的编排具备较为明晰的内在理路和脉络，互为呼应、相辅相成而浑成一体。建成后的新馆还将具备智慧博物馆的功能，藏品展陈将突破时空限制，展陈方式更加丰富，展陈内容更加多元，与游客间的互动性更强。

在新馆内展出的，既有青铜神树等1986年出土的珍贵文物，还有近600件文物首次和观众见面，其中包括6座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300多件文物，以及1986年1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200多件文物。

古蜀人生活的不远处，有一个龙门山脉，龙门山脉中拥有大量的金矿，从古人的勘测技术以及开采技术可以推断出，该金矿埋藏位置应该比较浅，古蜀人挖掘出了大量的黄金，黄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自然界中会以单质的形式存在，再加上金属比较软，非常容易敲打成型，所以古蜀国制作了如此多的黄金饰品。之所以制作饰品，主要是因为黄金较软，无法制作兵器，一只是黄金又非常稀少，不适合打造生活用品。而古蜀人又非常重视祭祀，所以打造了很多黄金祭祀用品，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从三星堆遗址中看到如此多的黄金制品。

三星堆遗址另一个惊艳世界的点是打造工艺，在几千年前的古代，他们就已经熟练掌握了打造工艺，无论是打造黄金，还是青铜器，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有一部分现在还在使用，由此可见他们有多么厉害。

商金杖，国家一级文物，1986年7月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据专家推测，商金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左右。商金杖外形尺寸：长142，宽4，高2厘米。商金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2013年8月19日，商金杖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商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金杖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太阳鸟金箔：2001年金沙遗址出土。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

目前三星堆出土的唯一一件金鸟形饰，也在新馆中展出。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五号祭祀坑出土。鸟形金饰片整体厚度约0.12毫米，长度30厘米左右，宽度18厘米左右，像一只“金凤凰”或“金孔雀”展翅欲飞。

金面具，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金面罩，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玉石原料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材料来源经过科学检测与分析，主要确定为透闪石软玉，同时包含蛇纹石玉、大理岩、石英岩、长石、透辉石玉等。这些玉器多数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一部分材料可能来源于成都平原西北的龙门山脉，还有一部分可能是从遗址附近的河漫滩地和山间谷地中采集而来。此外，有研究提出三星堆的玉石料可能来源于四川省西部的龙门山地区，包括龙门山、玉垒山、岷山一带。还有观点认为，三星堆玉器材料有可能来自甘肃马衔山，那一带有丰富的玉矿资源，是齐家文化所在地。因此，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材料可能来源于成都平原周边的山中，以及甘肃马衔山等地区。

三孔玉璧形器，2022年5月三星堆遗址K7出土，是一个规整的圆形，直径约16.5厘米， 厚约2厘米，中间有三个孔径约3厘米的圆孔，呈三角形排列。材质为青绿色玉石，表面可能还包裹着丝绸。被装在一个镂空的青铜网格中，外有铜带缠绕，四角以龙头装饰。这件玉器不是实用物品，而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具有礼神、祀神、通神的功用，表达着三星堆人对神明的虔诚。

三星堆文化的陶器业已进入相当发达阶段，已能制作出各式各样的不同用途的陶器。其中最多的器形有食器、酒器、炊器、水器等等。

三星堆遗址出土陶器种类有：小平底陶罐、圈足豆、尖底罐、双耳罐、高领罐、鸟首把勺、马首把勺、羊首把勺、高柄豆、三足形炊具、陶益、陶酒瓶、酒杯、陶觚、陶碟、陶缸、陶壶等数十个种类。在这些器物中以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鸟头把勺、长颈壶、高柄豆、三足形炊具等最具地方特色。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陶盉，商代晚期，公元前1200-前1000年，1986年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陶器。器顶有一半圆形口，一侧有一管状短流。器身微束，一侧有一宽鋬。有三个中空的袋状足与器身相通，这既可以增加容量，又方便生火加温。陶盉是一种温酒器。

陶鸟头勺把，商代前期，公元前1600-前1300年，1986年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

陶人，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1999年月亮湾城墙出土。

泥塑陶猪，2020年5月天府大道北延线广汉联合遗址发掘出土，距今3200年。

陶三足饮器，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1986年三星堆第三发掘区出土，高44、口径19.7、盘径38.5厘米。三足成鼎立之势，足下可生火加温。袋状足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类似今天四川地区泡菜坛的坛沿，可盛水或置物。其独特的造型及硕大的形体极为罕见，一般认为这是古蜀人蒸煮食物的炊器，

提起青铜器，也许不少人脑海中立即浮现的是通体呈暗绿色，古朴又庄严的文物重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青铜还有一个浪漫优美的名字——“吉金”。在中国古代，青铜被称为“金”或“吉金”，几乎与早期文明相伴而生，是揭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兴盛的最重要代表性物证。

大概是在殷墟时代或稍早的郑州白家庄时期，青铜罍和青铜尊从殷墟或长江中游地区传播到三星堆，成为他们的礼器。然后，他们派人去殷墟或长江中游地区学习铸铜技术，主要是陶范法铸造技术、金属垫片及定位泥芯撑技术，以及铸接技术。最后，他们从殷墟或长江中游地区进口铜矿原料，用于制造本地风格的青铜器，如前所述，本地铜神器很可能密集制造于某个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创造了以青铜合金为焊料的铸焊技术，以及创造了独特的制泥芯技术。三星堆人也曾在本地开采铜矿，但这些铜矿主要用于铸造箭镞等小型铜器，可能因为他们还没完全掌握铜矿开采与冶炼技术。

青铜扭头跪坐人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四号祭祀坑出土。

人像高约30厘米，采用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部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他们的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的身体重心位于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的卡槽位置，给人一种强烈的负重感。这些青铜人像的铸造工艺十分精细，手指关节处的凹凸明显，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这些特征显示出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此外，人像头部和双手之间的缝隙可能是用于插入某件器物的基座，这表明这些青铜人像可能是作为大型器物的支撑底座部件。

青铜着裙立人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制作精美细腻，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宽肩、窄腰、双臂粗壮，背部挺直，臀部肌肉发达，还有一对结实的小腿肚子。紧身露肩背心加上包臀小短裙的搭配，使身体线条毕露。裙上刻有优雅的勾云纹，背心上也有隐隐可辨的花纹。发式独特，头发分成五绺高高梳起，至头顶处微微向前弯曲。

这件青铜着裙立人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工艺，成为了三星堆遗址中最为特别也最为引人注目的青铜器之一。

青铜持鸟立人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这尊青铜持鸟立人像高20厘米，尺寸较小，比一部智能手机略高。制作精良。尽管尺寸不大，但制作工艺十分精细。外观特征。这尊立人像站立姿态，双手环抱于胸前，外袍款式简洁，但衣摆处的图案像是神秘的符号。穿着的翘头靴也具有三星堆文化的特色。研究者推测，这尊持鸟立人可能拥有与大立人类似的身份，即古蜀国的大巫师或国主。

青铜太阳轮：商代，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的二号坑。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其中的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古人塑造的太阳。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其纹饰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件以青铜的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却是很少见的，这些太阳轮上均有小孔，估计是要把他们钉挂起来，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在农耕部落中，太阳崇拜是一种必然现象，因此上述看法有其合理性。在三星堆，青铜太阳轮一直是文物瑰宝的重中之重，长久以来，它被解释为古蜀人民对太阳的崇拜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临展厅，凝望着一件件或精美，或拙朴，或独特的青铜器时，就能体会它们穿越时空连接古今的魅力。

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遗址2021年出土的文物。这件青铜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青铜大面具，是三星堆遗址2021年出土的文物。这件青铜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其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青铜顶尊人头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头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商青铜立人像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高260.8cm，人像高180cm，底座横宽48.5cm，纵长46.7cm，高35cm。

商铜鸡，方座边长2.5厘米、鸡长11.7厘米、通高14.2厘米。铜鸡系用范铸法铸造，尾羽丰满，引颈仰首，气宇轩昂。其冠、眼、喙、爪、羽毛等刻画工细不苟，神形兼备。就表现手法而言，这件铜鸡造型属写实风格，其与三星堆众多以夸张的、超现实的表现方式塑造的神像、神灵等器物的造型形成了鲜明对比，完全称得上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此铜鸡表现的自非家禽意义上的“鸡”，而有更深沉的象征意义。铜鸡胸前特别铸饰有火纹，毫无疑问，这一颇为醒目装饰符号与铜鸡内涵有内在联系。

商铜鸟，宽15.4厘米、通高27.8厘米。铜鸟立于圆座上。圆座顶微隆，腰部内凹处有四圆孔，下为中空圈足，估计铜鸟原可能是套接在某器物顶部的装饰物。鸟昂首向前，大眼尖喙，鸟身修长，两侧羽翅长及尾部与尾羽相并上翘。鸟背部铸饰的一支歧分三枝的立式羽翅，使鸟身原本较为平实的构型生出了几分奇趣。

青铜鸟，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神兽器盖，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顶尊人头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神兽，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外展中，此为3D打印复原件。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骑兽顶尊人像（研究性复原）

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通高1.589米。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铜像由2021年三号坑出土的铜顶尊跪坐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铜尊口沿、2022年八号坑出土的铜神兽组合而成。

第一层是体量颇大的一只怪兽，兽昂首挺胸站立，头部硕大而扁长，长耳，眼角下钩的“臣”字眼，脑后还披着雄狮般的鬃毛；四肢壮硕，笔直站立，肘部有类似犀牛的披甲褶皱，每足有四个花瓣状脚趾。尾巴蓬松。神兽头顶中央站立有一个小型着华丽服装的青铜人像，体型修长，突目，直立，双手呈持握姿态，身着斜襟长袍，脚穿云头鞋，头戴双尖冠帽。

第二层饰怪兽背部跪坐的人像，铜人像粗眉，大眼。上身着曲折云雷纹长袖对襟短衣，下穿短裙饰眼形纹，双臂举于胸前，腰部系带二周，于身前打结。双手似原持一物，头上戴有下小上大的冠，其上形成方台，以顶托上面的铜尊。

第三层为三段式的折肩尊，尊为高瘦体，肩部至颈部有相间的六条垂龙和垂兽造型的立体附饰。

这组青铜器表现了一个祭台，塑造了一个祭祀场景。跪在神兽背上的应是巫者身份，跪立是古蜀礼神最虔诚的姿势。站立神兽头顶的铜人，或许是象征古蜀王者。巫者头顶的铜尊具有中原文化风格，尊内盛有装有祭品海贝，玉或者酒。

青铜神坛（残件），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1986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神坛底座，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2022年三星堆七，八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残断的器物整体呈多级塔台状，高约90厘米，底部约40厘米见方。神坛由下到上大体可分为三部分。最下部为镂空台基，装饰有植物状镂空纹饰。神坛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共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其中，外围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第一组人像双手呈持握状，跪于平台四角。第二组人像则头为立发，身着裙装，正襟坐于神坛每个侧面中央的一个镂空小平台上。第三组人像则更为高大强壮，各自跪在一个圆形台基之上，四人共同抬起一个由8根铜杆组成的抬架。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小山状突起，其上有一跪姿人像。此人以一根带子背负着一个圆罍。

抬架之上为神坛的上层部分，立有一只如犬似马的小型青铜神兽。在神兽的头与尾之间，还跪坐有一人，其上半身已残断。整个青铜神坛结构复杂，大量采用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结构稳定、造型繁复的大型青铜器。更为重要的是，这件器物中部的大量人像，构成了一个明确的祭祀活动场景，很可能反映了三星堆时期重大仪式活动中不同职能人员的分工、乃至于其宗教观念。

青铜神兽，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神坛（研究性复原）

青铜神坛顶部，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一

青铜尊，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罍，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尊，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爬龙器盖，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爬龙器盖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形态各异的龙形器，爬龙器盖便是其中之一。出土于三号祭祀坑，保存较完整。盖内径23.8、外径25、通高23.6厘米。盖钮呈花瓣状，盖面微内弧，子口，方唇，口沿处有九个等距分布的桥形小钮，用于扣合固定器身。龙的形象栩栩如生，头下尾上，头似虎，身似蛇，头上有长曲角和尖耳，臣字目，张口露牙，前爪搭于器盖口沿上，肘关节处有倒勾，后爪及后半身残，后爪似搭于盖钮上。盖身有两道扉棱，与爬龙一起将盖面三等分，扉棱以云纹为基础纹饰，龙身两侧饰重环纹，背部饰重菱纹；盖颈处饰一周圆圈纹和凹弦纹，盖钮和盖腹均饰波曲纹，以圆圈纹镶边，内侧为雷纹。

青铜持龙杖形器立人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新馆2号馆展出的青铜鸟足神（研究性复原）

尊和罍是夏商文明的典型器物，鸟足神像则是三星堆先民的创造。“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鸟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人鸟合一的形象被赋予了神性。这一罕见的青铜艺术杰作展现了古蜀人精湛的铸造工艺，是中原商文化与古蜀地域文化的完美结合。

青铜龙柱形器 商代后期（公元1300-前1100），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头宽7.7厘米、残高17.5厘米。该器为B型铜龙形饰。铜龙大张其口，口中所铸上下两排圆孔表意“龙牙”，具有抽象化倾向；其上吻向后勾卷，与龙角构型之势贯通，龙角向前逸出，端部略向上提起急收，劲力内敛。S形长眼融构于龙角形式中，并延伸至角端，耳郭宽大。其整个造型与Ⅰ号大型铜神树圈座上的铜龙形象略似，但更富奇异荒诞之趣。

青铜虎形兽，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1年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虎头龙身像，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蛇，商代后期（公元前1300-前1100），2022年三星堆八号祭祀坑出土。

摇钱树，东汉，公元25-229年

出土地点：1990年广汉市三水镇出土。

摇钱树的树座为红陶绿釉，上塑神兽，树顶铸造朱雀，树干上插有六层四出枝叶，叶片上铸西王母、瑞兽及歌舞杂技、狩猎等人物形象，其间巧饰铜钱400余枚，表达羽化成仙的思想和对财富的向往。汉代四川地区流行带座铜树作为随葬明器，多表现于昆仑山西王母的神话传说中，因挂满铜钱，称作摇钱树。意味着通神、通天的功能。摇钱树用朱雀代日神，摇钱树铸钱，钱纹多饰光芒，意为表征太阳，树座则综合昆仑、灵山、玉山多神山之意，三星堆神树与摇钱树均以神木神山相结合而达天地不绝，人神相通之意。

商青铜神树， 最大径140，高396，树枝残高359，底座直径93.5厘米， 是国内外迄今发现同时期最大的青铜神树。

商青铜神树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