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住院做手术</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陈晋</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文化大革命中，我得到了兰州一中高二、高三同学的保护，没有被打进“牛棚”而成为牛鬼蛇神，但各种改造与折磨大大损害了我的健康。</p><p class="ql-block"> 1969年我和熊怀远（同龄人，物理教师，神经已不正常）、朱善凯（俄语教师，后因病身亡）以及其他几个临时抽调的教师，到七道子梁半山腰的庙儿沟去办学农分校。当时条件很差，一切从零开始。我们用稀泥糊墙，用朽木当梁，盖起了几间宿舍。墙体还往外渗水，我们就搬了进去。由于阴潮，我和朱老师于下半年相继有病了。</p><p class="ql-block"> 从十月份开始，我开始发低烧，浑身疲软无力。几家医院的好几个大夫都做不出明确诊断，因此也就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兰州的大医院既然做不出明确诊断，与其如此，还不如到小医院碰碰运气。从十一月份开始，我住进了陇西县医院。陇西县医院有个内科大夫叫杨梦月，曾和我有一面师生之缘，她介绍我找谢秋泉老大夫。谢大夫看了看我的病状，十分肯定地说：“这属于结核性病变。从目前的病状看，是结核性腹膜炎无疑。我建议你坚定地按抗结核的原则治疗。”从此，我就坚持按谢大夫的处方治疗。到了农历年底，病状减轻。过了春节之后，我回到兰州。当时我的腹水已消，但右上腹横隔膜处出现了一个纵横三指大小的包块，按压时有些轻微疼痛。</p><p class="ql-block"> 三月份，我又住进了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夫提不出一个明确诊断，于是由医院出面，联系了省市好几家医院，每天用救护车拉着我到各家医院找名医检查。结果众说纷纭，还是提不出一个统一的诊断意见。有说是胃癌的，有说是肝癌的，有说是胆囊结石的，有说是胃憩室的……有的说法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我的主管医生王建中大夫建议做个剖腹探查，他说反正是个外科手术，我们做好多种准备，腹腔打开来，一看就清楚了，是什么病就按什么病处理。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时就签了字，决定不通知家属，由两位同室病友郑华山（兰州市粮食局长）和徐影（省公安厅干部）做陪护，立即动手术。</p><p class="ql-block"> 在手术台上我一直清醒着。腹腔打开后大夫见肠系膜上有好多大米粒一样的东西，一看，就清楚是结核病病变。至于那个包块，原来是腹水被吸收到最后的残留，它和肝胆形成了粘连，便采用钝性剥离手术将包块摘除。摘除的包块经省人民医院化验检查，确定是结核病病变。当时将大小肠从腹腔取出，用大量氧气吹杀结核菌。据大夫讲，手术大夫就像抖凉面似地不断翻搅半个小时后，才把大小肠装进腹腔，经过一定处理后缝合刀口，手术即告完成（从上午十一点半至下午两点）。</p><p class="ql-block"> 从下午三点起，腹部胀得特别难受，两个大夫不断地来到病床前问“放屁了没有”。一直到下午六点，我觉得肚子快要胀破了，突然想起我所熟悉的在五官科实习的两位解放军针灸大夫，便央求把他俩请来针灸一下看。他俩拿着针灸包来到我的病床前，立即实施针刺。他俩一人一条腿，商量着同步进针实行强刺激。我感到两条腿有两股气咕噜噜进入了腹腔，同时肚子里的肠子开始蠕动起来。过了一阵，开始放屁，排出了很多废气，肚子慢慢瘪下去了，大家也都放心了。要不是两位解放军针灸大夫，真不知会有什么后果。</p><p class="ql-block"> 到晚上七点多，我自己爬起身到对门公共厕所解了小便，还吃了一点稀饭。当天晚上睡得很舒服。第二天早上，我像正常人一样穿衣起床洗漱之后，吃了些早点，慢步下楼（二层）散步。王大夫见了，大声斥责着批评我胆大包天，同时又批评郑、徐两位陪护者。郑局长说：“这个人犟得很。我们管不住。”我按王大夫的要求回到病床上。王大夫叹了一口气，说：“太硬帮了。你在一周内下床活动要经过我的同意。否则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p><p class="ql-block"> 我的病情很稳定，好转也快。“五一”过后，我就想出院，但医护人员和病友都挽留我，要我多住些日子，好好休养一下。因此我就一直住到七月份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被撤销解散，才胡连打盹地出了院。</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 2024/04/27</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