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平凡的世界》 忆平凡的人生

大漠风

我是1983年到1986年读的高中，住校，86年参加高考，被冒名顶替，又复读了一年。这段时间正是路遥先生写《平凡的世界》的时期。由于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同样贫寒的家境，我对孙少平的高中生活特别能理解，常常和孙少平的自卑心理共情。看《平凡的世界》，别人读的是小说，而我是在追忆曾经的过往。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获过茅盾文学奖。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看读这本小说，到现在读过五六遍，反复阅读的原因，不是故事多曲折，而是惊诧作者的洞察力和预判能力，当书中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物和情节一一在社会中出现时，你不得不佩服路遥先生的远见：田晓霞的死，是身份地位物质财富相差悬殊的爱情根本不存在。贺秀莲的死代表着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女性的消亡……

原西中学住宿学生的饭菜是分等级的，菜分三等，馍分三等，虽然能做到丰俭由人，却容易让家庭贫困的学生自卑和难堪。这和我1983年到1986年读高中时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全校统一伙食，菜只有一种，饭也只有一样，学生的差别从零用钱、衣装和从家带来的辅食上体现岀来。

我们中学实行的是订餐制度，周六放学前每个人把下周每天每顿要吃的米饭的重量做个预定，并把预定总和的饭票交给班级生活委员，由生活委员统一交给学校伙食管理员，菜金是每个月固定的，大约10元左右，由学校管理员安排，都是最易贮存和时令最便宜的蔬菜，土豆白菜菠菜是学生最常吃的三种。

吃饭时，4名值日生从伙房拎回本班学生的饭和菜，饭和菜都装在一个饭桶和一个菜桶里，值日生用勺子把每人上周订的饭菜分到饭盒里，我们叫打饭。打好饭后，关系较好的同学围在一起，纷纷从桌洞里拿出从家里带来辅食，几个人共同食用。最好的是肉干、鸡丁咸菜，差一点的就是常见的咸菜疙瘩。

记忆犹新的辅食是炒面，久贮不坏，有开水冲泡就可以食用，即时解饿，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带。白面炒面、小米面炒面和玉米面炒面，三种档次由高到低，从炒面的类别可以看出学生家境的好坏。

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寒，用路遥先生的话就是“烂包”，穿着破烂的衣服，吃着清汤寡水的饭菜，还受村里一些条件好的同龄人孤立，糟糕的童年时光，养成了既敏感又自卑的性格。所以读《平凡的世界》时，常和孙少平“共情”，特别是孙少平在原西中学读高中时的处境和心理活动，简直就是当年的我，读着读着，常常喉头哽咽，泪水溢出眼哐。唉！我读的不是小说，是在追忆自已苦难的过往。

那个年代，家里困难，一年只能做一身衣服，一双布鞋，过年之前上身，所以小时候特别盼着过年，过年不仅意味着吃的好一些，穿的也比较体面。这身衣服要穿一年，上学时侯穿，干活的时候也穿，四季不下身，到秋冬季节就穿坏了，所以上衣的肩部和衣袖的肘部，裤子膝盖处，常有颜色不同的补丁。

那时，即使是学生，每天都有固定的活计：砍柴背柴、挑水拾粪、薅地耪地、挖地刨茬子⋯⋯，这是生存的必要，只有完成这些，才可以学习和玩耍。可以想象，一身衣服穿半年是什么样，穿一年又成什么样？长大一点，夏天或秋天放学的时候，挖点远志甜(甘）草，秋天割麻黄，到供销社收购门市卖点钱，可以自己支配使用，我每年夏天买个背心，或买支铅笔小人书什么的。

有一件糗事，现在当笑话讲了。高二时， 夏天穿一件乡政府救济的衬衣，那件衬衣是又短又瘦又花哨，衣服短扎在裤腰里，但不能快走或跑步，否则它就会不安分的露出来，袖子短就把袖子挽起来，衣服瘦，上面两个扣子根本系不上，由于长身体和棉布缩水的原因，裤子又有些短，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造型有多滑稽，当时想不自卑都难。

再说一下鞋，家做的布鞋是真不结实，常常是没穿多久，大拇指把鞋前面顶一个窟窿，脚后跟位置的鞋底也容易磨透，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亭一样一一趿拉个破鞋片子。为了省鞋，夏天常把鞋放在书包里，光着脚跑来跑去，只有在硌脚的硬石子路上或野外有蒺藜才会穿鞋。

小时候主食是玉米，当地叫棒子，单一的食材也被吃出了花样，玉米饼、玉米饸饹（音哥斗）、玉米面发糕、玉米面疙瘩汤、玉米面粥，掺点青菜做菜团子，干轻活时或晚饭就吃稀的，有时一天直接两顿饭，这样能省点粮食。生产队在新年和中秋节时也从粮站领些细粮，那是上面供给的，是农民交公粮的一点福利，每人一到二斤不等，领回的白面或大米放在光滑的铁马槽里，由队干部和会计分到各户。这点细粮年轻人是吃不到的，一般都留着给老人和家里来的客人，我姥姥就消灭了我们家的大部分细粮。

说来可笑，我十五岁上八年级时，还分不清馒头和包子。当年班主任老师搬家，我们几个男同学帮忙，中午老师蒸馒头炒芹菜招待我们。事后，和同学谈论起这事，我说吃的包子，另一个同学反驳说吃的馒头，我们为此事发生了争论，直到我到高一时，一个同学请我吃了五个包子，我才知道包子和馒头的区别。

那个年代的苦，没经历过的人是想像不到的。一大家子六七口人，冬春两个季节只有一大缸酸菜、半缸咸菜下饭。虽然过年时也杀猪，但猪只吃糠喝洗碗水，猪也营养不良，有一年我家杀了一口猪，只有27斤，这是全家六口人一年的荤货。和邻家的经济往来，最多的就是借一茶缸盐、借一油灯油。所以莫言小说里写农村的苦，我除了没吃过煤外，其它的苦难我们家庭成员都经历过或目睹过。

能够吃饱饭是分田单干以后，八三年左右吧？农作物不再是单一的玉米，各家各户开始种谷子，小米逐渐成为主粮，门前屋后也 能种点青菜，不算是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乡干部去拔去铲了，饭桌上才多了点花样。

有一个事件，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但当时是真实发生过，如果发生在现在，那一定是沸沸扬扬的大事故了。高一时的一天中午，值日生把全班同学的盛饭菜的大桶抬回班内，由值日生用勺子分给每个人，先分到的坐在自己座位上开始吃饭，但总能从饭里挑出灰色短毛，越后来毛发越多，直到大桶的米饭快分尽时，一只半尺多长的老鼠才被发现，由于高温蒸煮，毛已脱尽，露出粉红色的皮肤，先吃的同学开始反胃，没吃的抬着桶去找伙房的师傅和校领导，伙房的师傅双手一摊，做没必要大惊小怪状，校领导也严厉的批评伙房的师傅，并承诺没吃上饭的下顿给补上，这事就算解决了。学生反胃的反胃，挨饿的挨饿，除此以外，还能咋样？至于米饭里有米虫，菜里有青虫和漂着一层蚜虫，那都是常事，没有人见怪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是一句空话，遇到问题，只有积极参与解决问题，才能预判问题带来的后果和逐步掌握处理问题的能力，没有历练，突然就有本事是不可能的。十七岁的孙少平在母亲和姐姐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方案虽然不是最好的，但第一次出手，也可圈可点。孙少平之所以会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受到眼高于顶的田晓霞的青睐，就是因为他遇事不退缩、敢担当的品质。

刚刷到一个视频：王楠的女儿叫笑笑，2016年出生，已经3次独自带着行李乘飞机去外地参加比赛。再想想现在的一些家长，把洗好的袜子和裤头递到孩子的手上又忙着去整理孩子的床铺，找出孩子要穿的鞋又急忙背起孩子的书包⋯⋯，这是一次又一次阻止孩子的成长。

未来的世界是孙少平的、是笑笑的，不是宝宝的。无论宝宝的学习有多好，他们还是跳不出他们父母的那个阶层。

孙少安和田润叶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都是对方眼中优秀的异性，都在对方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为什么没能在一起呢？

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虽然孙少安和田润叶都出生在双水村，但他比家境相差悬殊，田润叶生在最富裕的家庭，小学毕业就去了城里，在她当革委会副主任的二爸家生活，习惯和观念已脱离农村。孙少安虽然精明能干，又吃苦耐劳，但多病的奶奶，不省心的姐姐家庭，上学的弟弟妹妹要供，缺吃少穿无住，这样烂包的日子看不到尽头，孙少安是给不了田润叶幸福的，家庭也不会和谐的，长远计，娶了贺秀莲而拒绝了田润叶。

社会地位不同：田润叶是城里的教师，是国家干部，吃的是商品粮，孙少安是农民，在土地里刨食，他们不是一个阶层。

阻力太大：田福堂和孙少安虽然没有正面冲突，但他们是革新和守旧两个对立阵营的领袖，田润叶要嫁给孙少安，田福堂必极力阻止。田润叶最后嫁给李向前，是政治联姻，政治联姻自古就有，把利益捆绑在一起，是壮大政治力量的一种常用手段，田润叶就是这种结盟的牺牲品。

现实就是现实，在那个年代，我见过很多是国家干部的男性娶农民女性为妻，但绝少见到有吃商品粮的女性嫁给农民男性的，所以孙少安是娶不到田润叶的。正如路遥所说：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

想当年，我也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一员，我加入文艺宣传队，不是因为我有艺术细胞，而是因为我学习好，能写，老师喜欢我。

每天放学后，我们宣传队的成员都聚集在老师的大办公室里排练，那时候学校没通电，点的是油灯，很晚才能回家，当时的感觉和孙玉亭干革命工作的心态一致，感觉特别自豪。

我记得一共有三次演出，第一次是四个男生唱批张春桥的一首歌，带动作的，其中有句歌词记忆犹新：张春桥，你个大坏蛋，你屎壳郎坐轮船臭名远扬。我唱的每一句都不在调上，老师让我只做口型，不准出声。第二次是庆祝公社人代会胜利召开，我们宣传队二十多人去献词，原定我是男领说，但声音难听，最后时刻把我换了，成了普通一员。第三次去公社讲革命故事，故事的题目是《嘉陵江边》，本来我声音难听，但试讲的几个人中，只有我是完整背诵下来的，所以最后选定了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饭，由于粮食短缺严重，饿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那个时候已经记事了，有一年成人的口粮是260斤，学生和儿童的标准更低，我十岁左右，140斤。

没经历过的人可能会有疑问，生产队社员种地收获的粮食呢？当时的政策是，农民要以生产队为单位交公粮，公粮是供给城市居民，工人和国家干部的，数量和品质有要求，必须保证。剩下的粮食才能按人口分给农民，叫口粮。往往生产队交完公粮之后，就所剩无几。那个年代农民还有个负担叫农业税，农业税在2006年才废止。

土地很多，农民为什么不多种粮食和蔬菜呢？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有一年，我家在院墙边上种了一席子胡萝卜，从胡萝卜刚长出地面，我每天都看着它长大，从牙签那么粗，慢慢长到筷子那么粗。一天，来了工作组，不由分说拔的拔，铲的铲，一会儿功夫就把没成熟的胡萝卜处理干净了。我们家的罪名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作组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个时候公社或大队所在地大村子的农民挨饿严重，因为看管的严格，再加上人多嘴杂，除口粮之外再无其它添补，而一些偏远小村子的农民，却偷偷地在沟边河沿种点土豆豆角早玉米等农作物，在青黄不接用于裹腹。

谁没有个生命中的贺秀莲呢？那一年，母校缺物理教师，我被借用一年，她在学校教英语，住单身宿舍，那时我们都年轻，好运动，于是便有了交往。相同的感情经历，让我们同命相怜，三观契合、相互欣赏让我们认准了对方就是一生可托付的人。她不嫌我穷，我在她面前就像孙少平在田晓霞面前一样坦诚。

和贺凤莲一样，结婚那天，她是自己花一块钱坐班车来的我家，我们在单位不足二十平的宿舍住了一年多。我不会忘记，骑自行车在砂石路上每天往返150里，只为相偎相拥一晚；我不会忘记，为了不足20元，支砖做饭点蜡照明的艰难时光；我不会忘记，倾家所有的三星N188是因为别的男人有，我也必须要有；我不会忘记，那辆夏利N3是别人没有的，我也应该有⋯⋯我们读小说称赞孙少安的贺秀莲善良和牺牲精神时，不要忘记自己平凡而伟大的贺秀莲。

现在有些人觉得社会不公平，管事的人会利用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其实那个年代更不公平，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迅方式落后，一些有用的信息很难传达到社会底层，一些聪明有本事的农民因为身份被禁固在土地上，没有翻身改命的机会。

当时的政策是子女的户籍随母亲，只要母亲是职工的，她的子女就吃商品粮，政府会帮助吃商品粮的待业青年安排就业，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可以提前退休安排一个子女接班，这个接班的子女就成了国家工作人员，而农民的子女一定是农民。上大学根本没有考试，由大队、公社和县政府推荐，所以，基本没有农民大学生。农村小学的教师、公社的广播员之类的轻松工作岗位，都被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子女弟妹占据。我当时读小学时的二十多个老师，除了五六个公立的，其余的都是公社和大队领导的亲属，他们最初都是临时的，后来转成代课教师，坚持下来的都变成公办教师。即使后来有了高考，由于当时是纸质档案，被冒名顶替的比比皆是。路遥先生成名之作《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考上大学被同学顶替，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我也很不幸，在1986年考上高中中专被别人顶替，只是我又复读一年，考了个专科学校，命运才不至于很惨。

初次当父亲的喜悦和激动，至今难忘。望着襁褓中的女儿，回头再看看分娩的妻子，心里不由的一酸，喉咙哽咽了几下，泪水就盈满了眼眶。

我不像其它的父亲，从女儿出生时就喜欢抱她哄她，女儿月科时好哭，我就把她抱在臂弯里，轻轻的拍打她的背，她就会停止哭闹安静下来。我经常坐在炕上伸直双腿，把小枕头放到脚踝处，把女儿放到两腿之间，轻轻晃动双腿，这就是女儿的父亲牌摇篮。每天下班，总是抢着把女儿抱在怀里、背在背后或扛在肩上，门前的板厂、野外的草地和旁边的小河就是我们一家人的乐园。

女儿三周岁时，妻子去北京读书，我独自带女儿两年，送幼儿园、做剪贴画、折纸、识字⋯⋯，女儿的启蒙教育，我深深参与其中。

提到搬家，我想起了我从新惠调到赤峰的那次搬家。说实话，我在89年就参加了工作，在单位一直是最普通的一员，再由于出生农村，天生木讷，不善言辞，所以和同事和同学交往很少。但2007年的那次搬家，着实让我感动了一把。

那天早晨，搬家的车来了，帮忙搬家亲属也来了，我们正准备往楼下搬东西时，忽啦啦来了二十多个同学，不知哪个同学听说我要搬家，他们相约一起来为我送行，我住的小区院子不小， 但帮忙的亲属、同学和邻居站满了半院子，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搬东西和装车吆喝声和提醒声。当时的场景太令我感动了，我是含着泪和同学邻居们告别的。此事过后，我经常反思并提醒自己，要真诚地对待同学和朋友，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哪怕我们干不了什么，有事到场也是一种关心。

成人的标志之一就是独立意识的逐渐唤醒。一个人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父母和兄长的羽翼下，生活问题，他们负责解决；未来道路，他们负责设计，我们只需要按部就班地走好每一步即可。作为家庭一成员，社会一分子，在有了一定阅历和能力之后，总想为家庭和社会负担点什么，来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不同程度的血气方刚和年少轻狂是一个有为青年的青春心路，我们不应该过分去苛责。

孙少平离开双水村去了黄原，先当揽工汉，机缘巧合成了煤矿工人，吃上了商品粮，告别了农民身份。我二哥和孙少平同龄，外出打工正是深圳初建时期，他选择了与热火朝天的广东相反方向的黑龙江。他既没有闯世界的经验，也没有谋生存的技能，仅凭挣钱的欲望或者说独立的勇气离开家乡的，靠出卖力气挣钱，吃下的苦和受过的累可想而知。

我性格软弱，贪图安逸的生活，独立意识差，没敢接东莞东方明珠学校抛来的橄榄枝，但经常从网络上关注这个学校的地位和态势，现在心中还有些遗憾。

说起神汉刘玉升，我小时候也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她是我姨姥姥，我们当地管这种职业叫“香头”或“顶仙”，意思是她代表蛇仙狐仙等各路神仙和我们凡人对话。她名气很大，经常被我的舅舅和姨家的几个表哥表嫂请来治病一一多数是臆病，当然也来我家。这是封建迷信，当时管的很严，没有固定的落脚地可减少被举报的风险。姨姥姥白天是不敢看病的，到了晚上用被子把窗户挡上，十多个或二十几个亲属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让姨姥姥算命或看病。我当时虽然小，但已经读过几年书，我是不信能算命或治病的，但亲眼看见发生在姨姥姥身上的奇疑事件，让我对姨姥姥很是敬畏。

一、有天晚上，我姨姥坐在西屋炕头上，我姐把正在织的毛衣从西屋拿到东屋，到东屋后发现少了一个织针，西屋和东屋之间是外屋，距离不过五六步远，我姐端着灯，来回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姨姥姥手一指说：“那不是在灶坑前立着吗。”我姐果然在外屋我姨姥姥指定的位置找到了织针。由于当时农村屋内是土地，怕走路起尘土，常在地上洒水，织针掉落后尖头着地，扎在湿润的土地上。诡异的是：我姨姥姥坐在炕头背对着外屋，眼睛和织针的直线之间是间隔西屋和外屋的厚厚土墙，很多虔诚的信徒陪着姨姥说话并没见她动地方，她是怎么知道织针立在那里的。二、由于顶仙的是姨姥姥，凡沾亲带故的亲属就都有了保护神，由于姨姥姥从中穿线搭桥，各路神仙答应我们凡人有求必应，我们凡人也诚心诚意的表达感谢，感谢之一就是纷纷认黄仙蛇仙狐仙为干爸干妈，然后为干爸干妈敬茶敬烟，烟点燃之后放在柜子上面的木板上，香烟慢慢燃尽，表明干爸干妈答应了你的诉求。我一个表哥在给他的狼仙干爸敬上支烟后，不合适宜的说了一句：“也没见我干爸抽烟呀？”坐在炕里的姨姥姥瞬间变了脸色：“那就让你见识一下。”只见表哥点燃的那支烟突然向前 l挽了两个烟圈，而同在木板上别人点的烟雾却徐徐上升，这一现象惊得在场的十几人目瞪口呆。我们后来一致认为，各路神仙真的存在。

三、姨姥姥给人看病算命经常到后半夜，很多人困得不行，姨姥姥看大家无精打采的，就说：“让大家精神精神。”伸手向空中一抓，然后手向下一扬，一些黄豆粒大小的药丸撒在炕席上。“每人一粒。”我们每人捡起一粒放入口中，或用水或用唾液服下，最后一位没有拿到药丸，药丸少了一粒，只见我姨姥姥盯着我舅说，“拿出来。”我舅尴尬地从指缝中把多拿的那粒药丸放在炕席上，我姨姥姥说：“药童数好十五个人，送来十五粒药，怎么会少呢！”姨姥姥的神奇之处在于，伸手空中一抓，每人一粒，不多也不少。隔空取药的事，我经历过两次。

有人说田润叶是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是善良的化身，我是不认同的。我反复揣摩这个人物，她是个既不敢爱又不敢恨，做事瞻前顾后的人，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悲剧，而是“和亲”的必然结果。

田润叶是城关小学的老师，是公家人，有文化，她喜欢孙少安，孙少安高大硬朗，身上有股男人的悍性。按理说，女追男隔层纸，只要把这层纸捅破了，虽然会有父亲田福堂的阻挠，只要田润叶自己坚持，还是会如愿以偿的。她嫁孙少安的阻力，远小于孙兰花嫁逛鬼王满银，田润生娶寡妇郝红梅，既没有杜丽丽出轨偶像的大胆，也没有孙卫红誓嫁金强的决绝。正是因为田润叶的扭捏表态，才使孙少安过多地考虑了两人家境和社会地位，才放弃青梅竹马去山西娶回家大眼晴姑娘贺秀莲。

田润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单身宿舍，经济和生活是能够自立的，但在意识上却依附二爸一家。面对着李向前的追求，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田润叶装糊涂，既不答应也不说不，去李家吃饭，接受李向前的殷勤，给李向前造成害羞腼腆的错觉。当徐国强老汉明确的说明她和李向前的婚姻的政治目的时，田润叶也不拒绝，而是无奈的接受，这种优柔寡断的作派一点也不像知识女性。

田润叶的婚姻比同于古代的“和亲”，是有事实根据的。田润叶嫁给了李向前后，原西县委开会，当保守派和改革派意见发生分歧时，田福军反对阵营的李登云就开始牙痛，一句话也不说，田福军受益。田福堂不仅在县里有个当常委弟弟，还有个当常委亲家，自信心爆棚，想当大寨书记陈永贵式的农民，导演了劳民伤财的高峡无恙工程。她弟弟田润生跟李向前学车，李向前对田润生就像徒弟侍侯师傅一样，整个地反了过来。

田润叶对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包括双水村的傻子田二。但对她的丈夫李向前简直就是恶魔，她亲口答应的婚姻，却不尽妻子的义务，暴力和冷暴力，持续几年，直到李向前失去双腿，成了残废人。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才在她身上复苏。田润叶自己也说，李向前的残疾是她造成的。

总之，我不喜欢田润叶这个角色，她确实善良，但做事迟疑不决，最终害人害己。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的，孙少平领了第一个月工资，一百三十元，买了床铺盖，留下一个月伙食费，剩下的五十元寄给了他父亲，他能想象到他的农民父亲捏着那张取款单的心情：儿子成了公家人，寄来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老孙家在双水村翻身了。当孙少平在收款人一栏中写下孙玉厚名字的时候，泪水模糊他的双眼，这庄严的一刻，他从父亲的肩上接过了责任。

我是1989年7月参加工作，由于刚入职，各种关系没有理顺，到十月才第一次领工资，每个月九十六元五角，三个半月发了三百三十多元，其中二百四十元还了读书时借下的债务。这也是我的庄严时刻：以后，家里再也不用为我东奔西走去借钱，为我交学费和生活费用了。

曾经的田福堂就像草原上的狮王，矫健的身姿，烈焰般的鬃毛，站在领地的山冈上，妻妾恐惧地恭维在身侧，羚羊鬣狗遇之望风而逃，有王者风范，而这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而此时的田福堂就是过气的狮王，他瘦骨嶙峋，伤痕累累，孤独地走在日落的草原上，其它动物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英雄的落幕总是悲壮的，曾经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悲惨。

和平时期的敌人什么样？我想应该是田福堂之流。在双水村不出工劳动，日子过的最好，不用说，他占有了集体的利益，这还只是小恶。他偷水的错误决策，葬送了金俊斌的性命。为了突出自己的形象，想做陈永贵式的农民政治家，修哭咽河水库，一场洪水过后，只留下高峡无恙的灾后遗存。这个决策的损失有多大？几万斤诸备粮，几千个工时，震塌了一个小学校，还搭上了田二的一条贱命。田福堂的奸诈阴损，既使是最忠心的孙玉亭，也屡屡受害。现在社会上也有田福堂之流，为了个人的一点私利，造成集体几十倍、上百倍的损失。他们上位时，奸佞谄媚之徒乖张，心心于艺工匠蒙羞。

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有些时候，和有些人是讲不清道理的，真理会为金钱和权力让步，屈辱时最后讨回公道的，可能就是暴力用流氓的手段打败流氓是最解气的事。世界上的大国都增加军费开支和拚命实现国防现代化也是基于这个道理。

2008年以后两年，我们曾被文明人用流氓手段欺负，再以后两年，我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现在想起来也挺解气的。

孙少安倒下了，他一下就拉了一万多元的饥荒。有人统计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一万，相当于现在的一干四百多万，孙少安欠下的绝对是庞大的债务。

那个年代变革浪潮中农村涌现的风云人物，四十多年再回看，没有几个是屹立不倒的，我周边一个也没有。究其原因，就是经济基础太薄弱，时代虽然给你一次跃起的机会，你不可能永远的顺风顺水，一次失败，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资本。

我大哥那时也和两个同乡朋友做买卖，倒腾些水鞋衣服之类的小商品，从二三百元本钱赚到了四五千元，于是鸟枪换炮，自行车换成幸福250摩托车，准备大干一场时，合伙人之一的哥哥，乘人不备拿走车钥匙，骑摩托车兜风时撞到树上，人受重伤，摩托车报废，财富霎间归零。三个人不是小说电视剧里的英雄，愈挫愈强，他们仨人经过很长时间的消沉和懊恼后，回归本行，再次做农民。

杜丽丽是作者笔下的现代人，那她就是我们的同龄人、亦或是同事、朋友。

杜丽丽出生在干部家庭，有文化，爱好艺术。穿戴时尚，领导着黄原地区的潮流。三十岁了，也不要孩子，打扮的像二十岁一样光彩鲜嫩，男人的回头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杜丽丽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可以说推塌了传统道德的根基。王彩娥没文化，在农村俗称“破鞋”，她出轨孙玉亭、出轨徐治功，快乐了肉体，换取了利益，但她知道她做的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被发现后千方百计的遮掩。

而杜丽丽出轨古风铃被武恵良发现后，她却报怨丈夫不理解她：丈夫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为什么不能试试她的身体属于武惠良和古风铃两个人，两个男人都有权利要求她。一一道德伦丧到何等地步，才能说出这样无耻的话。

这让我想起民国才女林徽因，林徽因先嫁梁思成后识金岳霖，她在金岳霖追求她时说了一句话：我已为人妇，我们有一万个在一起的理由，却少了一个在一起的身份。

贺秀莲文化少，精神生活不会太分散，更注重家庭，更忠诚于丈夫。贺秀莲是传统女人，杜丽丽是现代佳丽，她们是两个极端。

李向前的悲剧。李向前高中毕业，长的也帅气，脾气非常好，心地善良。他出生在干部家庭，父亲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母亲是人民医院书记，家境优越。他有个好工作，是运输公司的司机，“方向盘一转，给县长也不换”。司机是当年非常吃香的职业，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工资也高一。他是个好男人，不吸烟不喝酒，会做饭，还爱干净，把家里家外收拾的井井有条。他对妻子好，出外回来买礼物，晚上约会看电影，三天两头请吃饭，婚礼全县最排场。他对丈人好，每年家里烧的炭，地里用的化肥，他都早早准备好。他对小舅子好，田润生和他学车，他待田润生就像徒弟对师傅一样。他对陌生人好，碰到陌生人搭车，他是能捎一段路尽量捎一段路。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为什么获得不了田润叶的芳心呢？究其原因，李向前身上缺少一种悍性，这种悍性可以理解为霸道、有点儿不讲道理。单方面的付出不叫爱，叫犯贱。

所以，付出要有回报，善良带点锋芒。

为什么让田晓霞死呢？田晓霞和孙少平是真心相爱，让他们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吗？

二十多年间，我六七次读《平凡的世界》，每次读到田晓霞被水冲走，都心痛不已。我恨吴仲平，你想给你的朋友高朗一个重要采访的机会，高朗不在，你为什么要告诉只见过一面的田晓霞呢？如果不是你的嘴欠，田晓霞就不会出现在洪灾一线，她就不会在救人时被洪涛卷走。我恨那个叫路遥的作者，小说里的人物，有千万种结局，你为什么残忍地选择最令读者心痛的那种，是孙少平的苦难还不够多吗？

孙少平和田晓霞生活在一起是有缘由的：他们的根都在东拉河畔的双水村田家圪崂，中学时期的文艺汇演和革命故事调讲让他们相互熟知，无数次的借书送报使他们的思想得以共同升华，揽工汉麦秸上的新铺盖和“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的留言暗示着他们超过同学的关心，古塔山上杜梨树下的相约是他们正式相恋的起点，大牙湾煤矿的相偎相拥已明确了未婚夫妻的身份。

和孙少平有相同家庭环境和求学经历的我，读着读着就入戏，我能够想像到田晓霞以孙少平未婚妻而不是以田福堂侄女的身份，出现在双水村时引起的震撼效果，绝对会超过孙少安的砖场，田海民的鱼塘。那时，孙玉厚一家喝东拉河的水会甜过金光亮的蜂蜜浆，吸田家圪崂的空气会香过金俊山的牛羊奶，这件事的意义远远大于未来孙玉厚箍成的三孔新窑，那是细錾雕刻石门口，一水的青砖窑帽青砖门楼青砖围墙一一这三孔新窑主要功能不是居住，是孙家在双水村翻身的纪念碑！

然而，《平凡的世界》终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主人公注定不会有理想化的结局。孙少平和田晓霞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们是平凡世界里的精神斗士，只要他俩活着，就不会像孙少安和田润叶那样屈从于命运，而现实又不会出现偏远山区煤矿工人娶大都市漂亮聪明的报社记者、并且还是市委书记女儿的现实，所以在所有读者都以为梦想成真的那一刻，让洪水把田晓霞带走了。

这是社会的真实，不是虚构的故事。可以有浪漫主义情怀，不能没有现实主义的清醒。

孙少平来了，他手捧着新鲜的野花，在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准时来到黄原市古塔山上的那棵杜梨树下，这是两年前一对恋人的约定，但这又注定是一次心碎的奔赴，因为心爱的人殁了。时势千变万化，男人一言九鼎。这就是孙少平的品质，诺出必践的人不多。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却未能执子之手，与子携老。遗憾呀！

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却有孙少平和外星人的对话的科幻章节，让人不能理解。权当是孙少平思念田晓霞走火入魔，出现了亦真亦幻的梦境。

想写写孙少平，几次提笔，又几次搁下，孙少平不同于《平凡的世界》里的其它角色，评论可以信马由缰，想到哪写到哪。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的灵魂，作者倾注大量的心血塑造，点评若不慎之又慎，稍有差池，都是对路遥先生的不敬重。好在路遥先生写《平凡的世界》，从1982年开始准备，到1987年完成第二稿，正是我读初中和高中住校时期，孙少平的高中生活就是我的高中生活，同样来自农村最贫困的家庭，所以能和主人公共情。别人读的是小说，而我是在追忆曾经的过往。

孙少平出生在黄土高原最贫困原西县双水村，他家是是双水村最贫穷的家庭之一，三代七口人，有哥有姐有妹却只有一口窑洞，哥哥像土拨鼠一样住在很小的土洞里，他和妹妹只能借住在金家湾的金俊海家。孙少平是1968年上小学一年级，1976年高中毕业，而1966年到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年浩劫”，又称“文化灭绝”，学生很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只是参加劳动和学习人民日报社论。

一一这就是孙少平悲惨的命运。他们这一代人被无情地被挡在大学的校门之外，再加上当时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农民的子女将永远困囿于几亩薄田之内，成为公家人的可能性近乎为零。这不是说我们鄙视农民、不爱劳动，农村的封闭落后，小农意识的局限性的确存在。让一个有文化，爱思考的年轻人在繁重的劳累之后没有精神生活，生命都会失去意义。

幸运的是孙少平是孙玉厚的儿子，遗传了孙家善良正直的品性。更幸运的是孙少平认识了田晓霞，田晓霞成了孙少平的引路人，不要小瞧田晓霞推荐的书，正是这一本本小说，滋养并导引着孙少平的思想，使之与田晓霞的心灵同频，心灵同频就会有思想的共振，几番心灵的交流后，不惧世俗的省报记者田晓霞和黄原的另类揽工汉孙少平成了彼此的心上人。

孙少平有侠士精神。尖酸刻薄的跛女子侯玉英言语伤害过孙少平，但在侯玉英即将被洪水冲走的一刹那，是孙少平不顾生命危险把她推到安全地带，救了她一命。孙少平用所有的钱，帮助已生嫌隙的郝红梅在原西县二门市由偷变买，保全了郝红梅的名声。爆打胡永州解救小翠并倾囊相送更显孙少平的侠肝义胆。和“萝卜花”成为朋友，到后来降服安锁子，彰显孙少平武林大侠风范。

孙少平读过高中，喜欢看书，又爱思考，知道双水村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在有了一定能力和阅历之后，走出去的念头更加强烈，强烈到念头一起，就能听到自己鬓角血管哏哏的血液流动的声音。他一刻也等不了，怕温水煮青蛙，失去勇气和机会。他在黄原揽工，他出苦力挣钱，供养老人生活和妹妹读书，晚上在无门无窗在建的楼房里，躺在麦秸和烂棉絮的被褥里看书，丰富自己的内心。他是小工，留意大工的手艺，幻想着某一天自己成大工或包工头。后来他在大牙湾煤矿当井下工人，他也在休息时重拾高中没学过的数理化知识，设想着读煤炭学校，将来当个技术员。孙少平在每一个阶段都不安于现状，都给自己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从不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宰割。

孙少平从对贫寒出身的微微报怨到后来的坦然面对，并视为最高的荣誉感，从当初的些许迷茫到后来执着与坚毅，孙少平的成长历程不仅俘获了田晓霞的芳心，更是低层青年的励志榜样。

文诌诌地评价一下孙少平：他是一个清醒的，脚踏实地而又有追求的青年，是救危扶困的铁血勇士，是平凡世界的精神斗士，他代表着大变革时期一代青年的精神风貌。

贺秀莲为什么会得绝症？贺秀莲是孙少安的妻子，她和丈夫一同打拼，把双水村最烂包的日子过成了石矻节公社的首富。财富有了，儿女双全，住着一线三孔大砖窑，这个时候让贺秀莲得了绝症，路遥先生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

社会大变革始于1976年，《平凡的世界》完稿于1987年，改革的伟大成就毋需多言，但也有很多问题随之产生，其中之一就是像贺秀莲这样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也将在社会上逐渐消失。

我们来看一看贺秀莲的形象：

贺秀莲看中孙少安的是展扬帅气，身上有股很强的悍性，贫富根本不放在心上，财礼也一分不要。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讨要饭也放心，做任何事也不怯心，这是贺秀莲的恋爱观。

结婚之前去米家镇扯布做衣服，她坚持给孙少安做身高档的，而自己要便宜的。吃饭时，也给丈夫盛稠的，理由是丈夫出力最多。每次出门，贺秀莲总给孙少安穿上西装，拿上人造革包，这样的打扮在城里看来就是一个土包子，但这是贺秀莲认知里最能展扬丈夫的穿搭。以丈夫为中心的日常举动，把孙少安推到家主的位置。

砖场倒塌的最艰难时期，坚持生下女儿燕子，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让孙少安儿女双全，这说明贺秀莲是尊重世俗观念的女人。这让我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上海广东等地的人排外，其实排外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当地人遵守祖风习俗，而外地人认为是陈规陋习，三观不合，难融在一起。

孙少安用错人，导致砖场倒塌，贺秀莲没有埋怨，甘当孙少安的出气筒。在孙少安心情不好时，贺秀莲用语言、用行动、用肉体安慰孙少安，才使孙少安精神上没有垮掉，才有重新开始的勇气。贺秀莲的心情也不好，也流泪，但她是在背后，在没人的情况下。没有贺秀莲在关键时刻求得娘家的支持，孙少安充其量就是种粮大户金俊武式的人物。

现在社会上还有贺秀莲吗？改革开放使社会上物质丰富了，生育政策让家庭孩子变少了，社会上每个家庭都投入极大的财力和精力培养下一代，女性受教育的比例增大，社会地位颠覆式的上升，社会没准备好，家庭没准备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男孩女性化，女生中性化，精英女性单身，孩子精神抑郁增多……

正如路遥先生在书中写道：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随之产生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正威胁和瓦解改革本身。⋯⋯，大变革中有些问题仍需探索，但大趋势是清晰明朗的。贺秀莲的死，不是剧情需要，是作者超现实主义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