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米先生

追根溯源

海米先生

作者：由之

海米，这是她先生在结婚日记上对她的昵称。她翻给我看时，我一头雾水：为什么是海米？她笑而不答：猜猜吧。

猜不出。

我与她相识已很久远，是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插队那会儿。她和我相去甚远，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什么倒霉事，到她那儿，哈哈一乐，也就过去了。不过，与我相比，她好像也挺幸运的，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倒霉的事。

认识她时，我已经是民小教师。暑假里，收到Z的一封信，邀我到下寺湾去玩。Z是哥的同学，那时已经提干，在下寺湾公社任公社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猜想，Z大概也和我一样，挺闷的。

下寺湾和我们队相距90里，和到县城一样远。不通车，只能一路走过去。走出渺无人烟的深沟，过了王坪公社，虽然两面还是山，尘土飞扬的土路还是沿着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可是两山相距很远，山下有大片平坦的田野，洛河挨着田野，平缓地流淌着。

从深山里走出来，一看到河，眼前便一亮。只可惜洛河的水并不清澈，混沌得像黄泥汤，也没有什么波澜。

山清水不秀。

洛河畔的田野里多种的是高粱和玉米，青翠如林。两面山坡上，则是紫红色的荞麦，还有已经开始抽穗的糜子和谷子，一片连着一片，灿烂得像织锦。

如果，不干活，就这样沿着山路走走，也挺好的，到处都可以看野眼。差不多天黑尽了，才走到下寺湾公社。下寺湾公社驻地和王坪公社差不多，也是一个大院子，院子四周都是窑。

下寺湾公社比王坪公社富，干部们住的是石窑，而且有电，但灯光很黯淡，晚上还是黑漆漆的，从窑洞里透出来的一星星亮光，似有似无，很微弱。院子东侧的一间窑洞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好像正在播新闻，还伴着挺响亮的说笑声。我们猜想，那肯定是Z的窑洞。

果然。

不过，z的窑洞里不是她一个人，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女生。一个瘦瘦高高的，披着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她像一只大虾米，总是弓着腰，很想在她的后背拍一巴掌，让她挺起腰来。另一个中等个儿，肩很宽，脸白白的，眼睛细得像一条缝。人却特别热情，忙忙地给我倒水，还问我吃饭了没有。

走了一天，很渴。我连谢都没说，就赶紧喝水。我很惊讶，那水清甜清甜，还带着花的芳芬，不由得连声说：真好喝。

细眼睛嘿嘿地笑了：当然好喝啦，知道啥水吗？蜂蜜水。

蜂蜜水？我好奇地问：你们这儿的老乡也养蜂？

细眼睛摇头：你不知道吧，周崧老师把蜂场搬到我们下寺湾来啦。

真的吗？

又是我没想到的事。

周崧老师是北京干部，养蜂专家。在养蜂之前，他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在我们知青眼里，周崧老师是个很神奇的人。

Z打断我们：你们俩啦呱得可真热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她指着细眼睛笑道：这是我们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小y。也是北京知青，才抽调上来的。

瘦高个不等Z介绍，笑哈哈地插上来：我，县通讯组的，到这儿来采访的，大名——春，祖国的春天。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神秘一笑：你猜，我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你肯定猜不出来。

其实，她眼睛并不大，也是细细长长的。

我当然猜不出来，第一次见她，怎么就能猜出她的外号。

她哈哈一乐：疯子。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心里想，这人可真够疯的。

她突然伸出细长的手臂，环住我的肩，噘着嘴巴说：瞧你，怎么这么瘦还这么矮？

像逗小孩子一样，把我看了又看。

我呆呆地看着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还是小y帮我解了围：你得了吧，大疯子，走，和 我到灶房做饭去。

她一下子又来劲了：做什么好吃的？

小y想了想：我屋里还有一点儿白面，擀面条，每人再卧两个鸡蛋。

我肚子立刻咚咚地响起来。

那天晚上，因为她要采访 Z，我就住到小y 的小屋里。小 y 的小屋在公社大院外边，不是窑洞，平房，很小的一间房。但屋子里却收拾得异常整洁，窗台的玻璃瓶子里还插满了鲜花，叫不出那些花的名字，黄的白的，还有深紫色的，像太阳花一样斑斓。

小 y 告诉我，都是野花，她从山上随手采的。

她的床，让我怦然心动。

木板床。

到陕北来以后，一直睡炕，差不多都已经忘了躺在木板床上的感觉。

床上铺着厚厚的羊毛毡和褥子，被子也是厚厚的，被里是红白相间的老粗布，被面也是粗布的，蓝色竖纹，被头用蓝条毛巾绷着。很干净，甚至还可以隐隐闻到肥皂的香味。

小y和Z、还有春，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不管她走到哪里，都会把家的温暖带到哪里。她本人就像家。而Z和春则是四海为家，多几分豪气。

早晨，从梦中醒来，只我一个人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碎花布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阳光还是照了进来，洒在窗台上的小花上。不远处，公社的大喇叭正在“唱歌”：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明亮，多么幸福，

把我们的心儿照亮

……

有人咚咚咚地擂门：小懒虫，还不快起来，我们要出发啦。快起来——

是春，小y口中的大疯子。

我赶紧跳下床，穿衣开门。

阳光下的春，和昨天晚上给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一身蓝制服，没有再披那件军大衣，腰却还是弯着。可我真没想到，她竟然和我在长丰插队时的X有几分相像，修眉细眼，脸盘很窄，下巴尖尖的，如果束起腰，挺起胸，就是瓷盘上的仕女。可是，她又实在没有仕女的味儿，说话总是扯着嗓门，像是在和你开玩笑，眼睛里的笑，也是坏坏的，给人一种假小子的感觉。

她塞给我半个玉米面窝窝头，催促：你快点吧，大队人马都已经开拔了。

我很迷惑：到哪里去呀？

胡皮头。县里在那儿开现场会。Z一早就过去啦，瞎子也跟她一起走了，就让我等你。你还不快一点，我还要采访呢。

瞎子也是哥的同学，我们队里的赤脚医生，他也是应z之邀，到下寺湾来的，因为Z说他们公社有一个大队的中草药搞得很出色。

她语速飞快，像机关枪。

胡皮头，庄子也不大，但坐落在川道上，就显得挺整齐。前前后后好几排窑洞，错落有致。多是土窑，但其中也点缀着几孔石窑。在一群土窑中，那几孔石窑昂首挺胸，气宇轩昂。而且家家都有院子，院墙多是用石头垒的，也有泥巴墙。

庄子里到处都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大队部门口的黑板报也挺热闹，配着彩色粉笔勾勒出的花边，其中的板书特别吸引我，字写的真好。很标准的宋休，并且非常工整。我自己的那一手烂字，在这里就上不了台面了。标题，却龙飞凤舞，是狂草？不知黑板报出自何人之手？北京知青？抑或回乡知青？

人很多。像赶集一般。全县公社大队干部来了一百多人，县委副书记乔也来了。我第一次见到县里的领导。乔是很典型的陕北汉子形象，高而壮，肩很宽，脸色红润。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像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带着共鸣声，不时扬声大笑。一干人簇拥着他，Z一直在他身畔，他扭着头，像是很有兴趣听Z说话。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看他们交谈。

落在后面的一个中年汉子，看样子像是县委的干部，对我身边的春说：你还不赶紧跟上去采访乔老爷。

我很吃惊：你怎么喊乔书记乔老爷？

中年汉子笑道：我们这达的人都喊他乔老爷。

似乎并无贬意，还带着几分热络的亲近，是因为他长得高而壮，面色又是红红的？

那天的现场会，主要两项内容，先去地里看庄稼，然后再参观他们的副业——中草药。半山坡上的糜子和谷子，和我们队差不多，只是多锄了两遍草，已经开始抽穗的糜子和谷子显得稠密一些。让我感兴趣的是，川底的平地上，也种了水稻，很大一块地，有七八十亩。我跑到稻地里，很仔细地看了又看。似乎，他们的水稻，还没有我们队里的好，矮小，青青的穗头并不饱满。

中草药展览在一间深而宽的石窑里。石窑两边都是木柜子，柜子的台面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草药，都是从山里采来的，还有一台木制的制药机，是庄里的一个小木匠做的。那些草药，我一种也不认识，看上去就和普通的草与树枝差不多。堆在石窑里的草药是七个男劳力，费时一个月采集的。瞎子掏出一个小本子，一边看，一边记。我不过心，粗粗看了几眼就出来了。

参观完毕，接着开会，会场就设在庄子中央的空地上，一条长桌算是主席台，其他人就圪蹴在地上。春举着小本子，笑笑嚷嚷地跑到主席台前，向乔书记提了一堆问题：妇女同工不同酬，提高妇女的积极性，怎么落实……

大概都是昨天晚上她和Z商量的。

会场很嘈杂，台下一片啦呱声。乔书记说了些甚，也没有人在意。底下人不听乔的“教导”与“指导”，乔似乎也不在意。只是热闹，庄子里像过节一般，挺喜庆的。

终于：会餐。

现场会最受众人欢迎的内容。

也还是在开会的空场子上，大家圪蹴在地上就餐。两个菜，猪肉烧土豆，大白菜炖豆腐。猪是早起现杀的，黑毛猪，膘很厚，土豆也烧得油汪汪的。主食是白面馒头，还有油泼辣子梆梆面。

道镇公社的徐书记啧啧赞叹：美得太，再来一碗高粱酒，就更美得太。

　　好久没有吃到这样的饭菜了，肚子里空空荡荡的。我哗啦啦吃了两个白面馍馍，外加一大碗菜，四五块寸把厚的大肥肉。

痛快！

晚上，胡皮头庄子还准备放两场电影：《铁道卫士》和《沙家浜》。我们几个没有看，后半晌就启程回下寺湾公社。回到公社，天差不多黑尽了。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抒情道：啊，我又饿了。

我立刻感到肚子也在咚咚响。

公社灶上的大师傅李老汉给我们熬了一锅小米粥。

喝了粥，又来精神了，谁都不困，就在Z的窑洞里聊天，聊了一会儿，小y也来了，还端来一大碗葵花子，不过是生的。

Z肯定在春面前说起过我，她突然坏笑着问我：你说说，雷锋和保尔，哪个伟大？

我脱口而出：当然是保尔。

春哈哈大笑：泄露天机了吧，你不是喜欢保尔，是喜欢冬妮亚吧？！

瞎子和Z也跟着她大笑。

小y在一边为我打报不平：你们干嘛老刺得她，看人家小，是吧，冬妮亚就不能喜欢呀？

好像小y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知道冬妮亚是资产阶级小姐。

春调转枪口：亏你还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哩，居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喜欢资产阶级大小姐。

她嘻嘻哈哈，又乐。

Z喝住了她：得了，你别欺侮人家小y没你读的书多。

东扯葫芦西扯瓢，又闲聊了好一会儿，瞎子却和Z争论起来——该不该割资本主义尾巴。缘由还是大庄河二队白永宝家的果园。Z道：就是因为白永宝家的果园，队里的生产才搞不好。

平时挺温和的瞎子却反唇相讥：我看二队的生产搞得远比我们一队好，我们一队上工早，下工迟，出工不出力，人还累得个半死。人家二队，地里庄稼长得好，人也轻闲些。没有白永宝家那个果园，咱们也吃不上果子。

Z带着点儿嘲笑：你得了吧，吃了人家几个果子，就被收买了。

春也插进来：我们队里，有好几家老乡家都有自家的小果园，队里也种了些果树，可就是不如个人的好。我同意Z的观点，只有把个人的果园给没收了，队里的果园才能搞好。

瞎子不同意：你们这不是瞎掰吗，我看是把个人的果园没收了，队里的果园好不了，个人的果园也白瞎了。

春指着瞎子，哈哈笑道：我看你真是个瞎子，政治上也瞎噢！

瞎子有点儿挂不住脸了。

Z插上来继续发表她的政见：瞎子，我说你别生气呀，你就和农村里的小农思想一脉承。这里的生产上不去，这么落后，就是因为小农思想太严重。谁都不把队里的事，集体的事当回事，怎么能搞得好。你说二队比一队好，我看不见得。

……

小y对他们的争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捅捅我：我困死了，咱俩回去睡觉吧。

我在下寺湾前前后后呆了5天。和春一起离开的，她回县上，我回队里。瞎子留在了胡皮头，和队里的老乡一起上山采集草药。我和春吃过早饭才开拔的，小y给我们俩做的小灶——玉米面贴饼子，小米粥，还煮了四个鸡蛋。我和春每人两个，算是路上的干粮。

春是骑自行车来的，她骑车技术挺好，带着我。一路坑坑洼洼，颠得我骨头架子像是快要散了。我们俩在王坪公社分的手，她搂住我的肩，嘻嘻哈哈地没正经，一再对我说：到县里去，一定要找我，就住我那儿，我的窑可宽敞哩。

虽然，春和我大不一样，可不知为什么，我还是挺喜欢她的。也许，就是因为她和我大不一样。

我进沟，她沿着洛河崖畔的土公路，继续往前走。

再见她，已是春节之后。那一年，我没有回北京，一个人回了合肥，打探爸爸妈妈的政治结论。一无所获。除了忧伤，还伴着无望的恐惧。火车、长途汽车，一路颠簸。

黄土高原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本来尘土飞扬的盘山路冻得硬梆梆的，很滑。车到甘泉县城时，天已经黑尽了，稀稀拉拉的灯光，和我一样有气无力。我抱着碰碰运气的念头，去了县委大院，找春，但愿她已经从北京回来。要不然，只能汽车站熬一夜。

年刚过完，县委大院很安静，只亮着十来盏灯。不过，我老远就听到收音机里的歌声，唱的是什么歌我都没在意，只注意到音量很大。一准是春，她喜欢热闹，一个人不热闹的时候，她也会想办法让寂静变得热闹。她是一个热闹人。

寻着歌声，推开窑洞的门，我有些恍惚了。灯光下，一个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小伙子，把双脚翘在办公桌上，正吊不郎当地在看报纸，一目十行。我明明记得这间窑洞确实是春的办公室兼卧室呀？离开的时候，我曾在她那儿歇过一小会儿。那时候，县委年轻干部是没有宿舍的，办公室兼宿舍，一人或两人一间，算是非常好的待遇。

很疑惑地问：请问——

没等我的话音落地，小伙子啪地把脚从桌子上收下来，大吼着向我扑来，当胸给了我一拳：是你呀，太好了！

你是——

我，你都不认识啦？

又是一阵得意、快乐的大笑。

我指着她头上的白羊肚手巾：搞什么鬼，在窑洞里还缠着个毛巾？

伸手便扯下她头上的白羊肚手巾。

春真是疯了，居然把头发剃光了。亮晃晃的灯光下，亮晃晃的光头，地道的青皮大鸭蛋。

我看着她的青大鸭蛋，一时竟回不过神来。

她依然嘻嘻哈哈地笑：打赌，我输了，就把头发剃了。

打赌？什么赌？

20个煮鸡蛋。

原来，县委机关食堂，并不像我想的那样，也没有什么好吃的，饭菜极其平常朴素，最令人欢呼的改善也不过是——土豆烧猪肉。整日的清汤寡水，春说，她饿得能吃下一只狼。于是，县委里一群后生和她起哄、打赌：若她一气吃下20个白煮蛋，他们每人每天贡献她一碗土豆烧猪肉；若吃不下去，就——剃光头！她毫不犹豫地开吃，只是吃到第8个鸡蛋，就好像鸡蛋变成了铁蛋，一个一个往下沉，不要说是血肉做成的胃，就是再罩上一层钢丝网，也免不了穿孔，只好乖乖举手投降。

你看，我很守信用吧——

她依然非常得意：剃光头就剃光头，我二话没说就把头给剃了。咱是说到做到的人。

我也跟着她乐了。

虽然，春风已过江南岸，但陕北的风依然刺骨，她就像后生小子们一样，用一条白羊肚手巾缠在脑袋上。用她的话来说：暖和得太！

她捅开炉子，烧水下面条，还在面条里卧了两个鸡蛋，又像变戏法似的，从办公柜子里掏出两根广式小香肠。她也刚从北京回来没几天，香肠和筒子面，都是从北京带回来的。我从手提包里拿出阿姨给我准备的生花生米，放在炉盘上烤。

春乐了：看看，今夜我们俩就是共产主义。

吃饱，喝足，我们俩想上趟厕所就睡觉。厕所在院子西头的角落里，只两个蹲坑，灯光非常暗淡，近似于无。春搂着我的肩，刚走进厕所，厕所里突然发出一声极其恐惧的尖叫，一个长辫子姑娘，提着裤子，夺门而逃，逃出时还把我的肩狠狠地撞了一下。

她怎么啦？看到了什么？

我慌张地抬起目光，四处搜巡。一仰头，当我看到疯子的青皮大鸭蛋时，立刻明白了长辫子的恐惧，忍不住大乐。春还没明白，捅捅我：你瞎乐什么？

我笑而不答，用手指着她的大光头。

她恍然大悟，跟着我乐。我们俩叽叽咯咯在厕所里笑成一团，我骂她：你就是个疯子。春却对我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吗？那就是疯子！

第二天，她留我在县里歇一天。太阳暖暖地照着，春提议出去逛逛街。虽然，县城只有一条街，我们又都刚从城市回来，但还是喜欢逛，看看商店里有没有新到的香菇鸡翅罐头之类。她和我一样，对花布与头饰、花发夹之类，毫无兴趣。她高我多半头，且身材细瘦，一只手便很自然地搭在我肩头，温暖而舒服。年轻的女孩子大多喜欢这样的小亲热。我俩也一样。

正说说笑笑地走着，我忽然间觉得有些不对劲，所有路人都对我俩侧目而视，指指点点。我甚至从中学生的目光中读出了——不要脸。怎么了，我们？

当我无意间抬头望她时，恍然大悟。原来，因为太阳出来了，又没有什么风，春没有扎白羊肚手巾，光着脑袋，依旧青皮大鸭蛋，比后生还后生。我把她的手，从肩膀上推开，她搭上来，如是三番，我不得不告诉她缘由，她却越发用手搂紧的我肩，得意洋洋。

　　回到她的窑洞，她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跟着她笑，笑得喘不过气来。

也就是那一年秋天，春被推荐去了陕师大中文系。她离开甘泉的时候，给我去了一封信。夜晚，我一个人，在没有生火的土窑里，凑在摇闪的油灯下，把她的信读了又读，突然泪流满面。

滂沱的泪水中，突然又想起春的至理名言：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吗？那就疯子！

忍不住又轻轻地笑了一下。

春去陕师大后，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北京干部老游叔叔和老梁叔叔的帮助下，我抽调到县委通讯组，接替了春的工作。不过，不是正式的，以工代干。

最初的兴奋与快乐，很快随风而去。与庄子里的民小教师的工作相比，通讯组的工作就不那么稳定，得常常跑公社，大队，采访，写报道。居无定所，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很多时候是住在老乡家，和老乡一家人挤一个热炕头。吃的是派饭。

我常常大睁着两眼，一夜一夜睡不着。

稿子也写不好，不知怎么写。

而通讯组又只我和老常两个人，老常是陕北本地人，已经有两个娃娃，家累重，下乡采访的事，就常常交给我。我却写不好稿子，写了也用不出来。

老常叹着气，给我找了一堆报纸，笑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让我认真读。

因通讯组写稿，是为县广播站服务的。县广播站罗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大学生（文革前一年考上的），学的又是新闻，笔头子快，县里共认的笔杆子。罗编教导我：你呀，得好好向春学习。她下乡，就不像你，她走到哪里都笑声一片，和老乡啦话，地里的庄稼，家里的婆姨娃娃，她都能啦。她写的稿子，跟她人一样，也是兴高采烈的，念着都顺畅。

我有点回不神来，愣愣地看着他。

罗编继续教导我：你心里的想法，和工作不是一回事。心里的想法，不能全写在稿子里。

我很吃力地想，哪些想法不能写进稿子里。

还有，罗编和老常的看法一样，我没有春皮实，能吃苦。老常说，咱这达就这条件，不能像城里那么讲究。他叹着气，又安慰我：你一个城里来的女子也不容易。

后来，派我下乡蹲点，离县城不太远的米家沟大队，同去的还有陕北女子燕玲。我们俩住在庄子里一眼偏远的土窑里，睡不着的夜晚，我就会想起罗编和老常的话。有时饿得慌，也会和燕玲半夜爬起来，跑到队里的大田挖一棵大白菜，在大锅里煮着吃，没有油，只放一把盐。每逢这时，我都会想起春，她一定会嘻嘻哈哈地笑我们，在灶膛一跳一跳的火光中。

三年后，我和春居然又重逢了，在延安大学的教室里。她是老师，我是学生，而且她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她还和过去一样，走路蹦蹦跳跳，说话总爱开玩笑，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和我们班上胡子拉茬的男生相比，她光滑的额头不见一丝白云。没人正儿八经地喊她老师或先生，都非常自然地在她姓前冠上了一个“小”字。她倒也随意，在课堂上笑曰：罢了。喊我什么都成，甲乙丙丁，称呼无非代号而已。又很大度地一扬手：下课。满教室都是嘻嘻哈哈的笑声，她也笑在其中。

其实，在学问上，我们还是很敬重她的。我们那一期学员，大多来自农村，一进校门便学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反杜林论》，还有一段长长的党史。仿佛老虎吃天，无从下口。课堂气氛常常是一片茫然。只有她的课，活跃、热闹，其中穿插着笑和叹息。她教党史，不管我们提出一个熟悉或不甚熟悉的名字，她都能侃出一二三来：家庭、亲朋，乃至经历，性格……拿在手里的讲稿却薄薄几页。已经逝去的岁月，已经安息在墓碑下的灵魂，都被她还原得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我们不再感到可望而不可及。

北方的冬日，星期天基本两顿饭。天黑得早，夜又漫长无比。晚上九点钟，肚子便打鼓，咚咚响。我常去她那儿找点儿吃的。她用煤油炉煎鸡蛋，熬小米粥。有时，我们还把豆瓣辣酱抹在烤得焦黄的玉米馍上。任何食物都很香甜，哪怕一只撒上细盐的煮土豆。她便会在咀嚼与吞咽中想起她曾经打过的那个赌，一口气吃20个白煮蛋。总觉得那个赌输得太亏，如果能把那些没吃下去的鸡蛋，一个一个填补到这样的夜晚。

我忍不住就想笑，想起她的青皮大鸭蛋。

和她在一起，很少忧愁，自然也不绵缠，日子说说笑笑地就从指缝中漏了下去。尽管，不曾看到光辉灿烂的未来，但也不曾失落什么，心里有一种很安定的快乐。

突然，有一天，她向我宣布，她有男朋友了，并要带我会会她的那个他。我也有所耳闻，听班里的女生说的。有不少人替她惋惜，因为她的男朋友是看守所的门卫。这些背后的嘀嘀咕咕，她自然是知道的，可说起这事，眉眼依旧笑成一朵花：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并且很得意地告诉我，她的那个他，百里挑一。

一个星期日，在她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她的那个他。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个很高，宽肩。但说起话来很温和，慢声细语。做起事来也是不慌不忙，一点也不着急。和她的急脾气，完全南辕北辙。

他们正在煤油炉上做饭，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条鱼，准备清蒸。主食是从老师食堂买的玉米面发糕。她每个月不多的一点儿细粮配额，早早地就吃光了。

说说笑笑之间，所有的吃食，一扫而光。她的那个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做的一手好饭。此外，便是温和，话也不多。

延大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县城，颇费周折地又回到家乡。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就藕断丝连，并不经常的书信联系。大约两年后，她放弃了延大教职，随她的先生去了威海，到一所中专当老师。很有点儿替她惋惜，她若留在延大，讲师、副教授、教授，可以顺顺当当走下去。她却笑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根本没把讲师教授当回事。

而她先生退伍后，没有选择去机关，也没有选择回北京。啥也没要，去了威海，自主创业。现在谈起创业，很平常。可我们那时，却得很有点胆量，破斧沉舟，风险巨大。

一个人怎么可以敢不要公职？

那个温和，笑咪咪，话很少的男人，却还有斩钉截铁的一面。是我没有想到的，很替他俩担心。她也不拦他？

之后不久，有一年夏天，我回北京探亲，住在体院。她刚好也在北京，转了好几趟公交车，远远地跑来看我。烈日炎炎的中午，人们都在午睡，我们俩却顶着大太阳，在宽阔、空荡的球场上“散步”。走累了，并排躺到一棵树荫下。刺眼的阳光在脸上爬过来爬过去，透过叶缝，可以看到非常深远的天空。

我笑她：你干嘛老窝着胸，不把背挺直了，是不是嫌自己太高了？

她叹了口气，我还是第一次听她叹气，接着又大大咧咧地说：我小时候被拿掉一根肋骨，挺不直。这也不能怪我。

我吓了一跳，吃惊地坐了起来，问：为什么要把肋骨拿掉一根。

她摆摆手：都是小时候的事了，不说它了。

她突然翻过身来，侧着脸问我：你猜我在生下女儿时，想跟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很可笑的一句话吗？

这才知道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先天性心脏病生孩子有风险，但也可以试试。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试试。孩子不大，但必须剖腹。怀孕、剖腹，皆成功，简直奇迹。剖腹第二天，她便下了床，穿过一条走廊，借护士值班室的电话，告诉她母亲——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她母亲一听就急了，问她在哪里打电话，接着便怒吼——还不气我呢！赶快给我回床上去……

她说，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对待孩子。从头发稍管到脚后跟，爱像滚滚波涛，泛滥成灾。

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很重要。又过了几年，她去广州学习，专程绕道来和我聊天。儿子还很小，才三岁。又正感冒，咳嗽发烧。深秋的风已夹带着冬的寒冷，我牢牢地关紧了门窗。她很奇怪地问我，干嘛不开门窗。我愁眉苦脸地说怕儿子着凉。

嗨！你儿子又不是纸糊的。她一伸手就拉开了通往阳台的门窗，阳光和风，蜂拥而入。儿子鼻涕一把泪一把。

我急得跺脚：你——

“扑哧，”儿子竟破涕为笑，我也就一扫愁云。

一年又一年，北京上海，还有合肥，我们就这样丝连着。只是我始终没有去过威海，海边上他们的家。她还说，专门给我留了房间，让我夏天去住几日。

去年，也是夏天，黄昏里，我坐在小区的小广场的长椅上，看院子里的孩子们笑笑闹闹地玩耍。突然手机响了，是她先生打来的。很有些吃惊。她先生声音一如从前，很温和，但却带着点焦急。他希望我劝劝她。

她怎么了？

她已经病了很久，前几年见到她，她走路已经得拄着拐棍。现在呢，却只能拄着拐，走十几米。但却不愿去医院认真治疗，还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地瞎操心。她先生希望能劝她到医院好好治疗，不要再这样拖下去。

第二天，我给她去了电话。她兴高采烈地大吼：太好了，终于听了你的声音。咱们有多久没通话了？

听她的声音，哪里像个病人。

我问她：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她回我：好着哩。

接着就向我报告她的孙女和孙子如何如何。反正都是高兴的事，没有什么糟心的事。

我想劝她到医院去治疗的话，竟然无法说出口。

……

终于，明白她先生为什么在日记里称她为：海米。

海米先生，祝你永远快乐！畅游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