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

遥望星空

我在北大荒的那些年

作者：正威

　　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在我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一件往事，在我整个生命旅程中刻骨铭心，始终不能忘怀……

一、边塞村落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我们这些十五六岁、本该在课堂里读书的少年，也被席卷到北国边塞一一呼玛县的一个叫做河南屯的乡村插队落户。这个总共只有几十户人家的生产队，却先后接纳了来自齐齐哈尔和上海的一百余名知识青年。

　　屯子座落在一个山坳里，西、北两边的山上长满了白桦树、柞树和一些杂树；村的西南面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农田，其中穿插着不少大小不一的水泡子；从村子的小路往南走大约四五里就是黑龙江的江边，江对岸就是苏联。

　　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过去不久，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作为中苏边境的村落，战备形势还相当紧张。江对岸的山叫龙头山，山顶上矗立着苏军的瞭望塔。一到晚上，塔楼上的探照灯划破黑夜、在村子内不停地扫射，将山坡、房屋以及道路照得雪亮。

村里建有一个民兵连，充满着青春气息的知青，自然都列入了这支队伍。民兵连内部又分为武装民兵和基干民兵：武装民兵配有真枪实弹，另有手榴弹和火箭筒。我因父亲当年还关在"牛棚"里的缘故，当不上武装民兵，而被确定为基干民兵排副排长兼二班班长。

　　那段时间，知青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每天清晨要进行军事训练，晚间还要轮流值班。晚上巡逻时，分明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信号弹升起，待跑到跟前却影踪全无。

记得有一次，在全村民兵和村民大会上，村支书除了传达上面战备会议精神，还对一旦发生战事张三套哪个爬犁、李四拉上什么物资都安排得清清楚楚。至于民兵连的具体任务，就是迎接战斗，并掩护村民沿老黄沟向吴龙屯方向撤退。

二、失踪之谜

一九七二年，我踏上了十八岁的年轮。这一年的年初，不少离乡背井已有三个年头的知青，急吼吼地全然不顾车马劳顿，千里迢迢地赶回家乡过年。因此，整个村子仿佛少了往日的喧嚣和人气。

北方的冬天十分漫长，谷雨过后，土地才得以融化。就在这个时间当口，河南屯知青点里发生了一件惊动整个北极乡村的大事。一天，知青点突然发觉有两名知青失踪了！

失踪者一名叫张建国，他长着一张娃娃脸，当时还不满二十。与我同一所学校，又是同一批下的乡。由于人长的比较矮，大伙都叫他"矮个子"。张建国个子虽小但人非常勤奋，月月出满勤，拼命挣工分。记得有一次，他在干活时不小心被铁镐弄伤了额头，鲜血淋漓，但他仅用棉布包扎了一下，继续参加劳动。叫作轻伤不下火线。正因为如此，当别的知青如走马灯似的回去又回来了，而他始终任劳任怨地留守在生产队里。

　　另一名叫沈永庆，原属社会青年，故年长一些。其母亲早逝，父亲又给他找了个后妈。为了不在城里吃闲饭，他在我们之后一年下的乡。他在生产队负责放牛，人称“牛倌”。沈永庆不善言辞，与人接触不多，性格比较孤僻。好在放牛那活计，原本就不需要与人协作，比较松散和独立。

　　一九六九年刚下乡时，知青们的组织纪律性还是相当强的。因战备需要，知青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居住，以方便应对突发情况。有人一旦外出，都需要向村支部报告。

张、沈二人的失踪牵动着全村人的神经，此事显得十分蹊跷……。前两天还一起干活、同屋睡觉的，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知青在当地举目无亲，那么两人到底去了哪里？是去了呼玛县城，还是去了其他公社的知青点？人们四处打听、联系……，但忙碌了半天还是毫无音讯。

忽然，有人报告山上五班的枪柜被人撬开了，并少了一把冲锋枪、几十发子弹和八颗手榴弹。

问题严重了！人们的心一下子被悬在半空。村里马上将情况上报公社武装部，公社又随即报告县公安局。看来这两小子是携带武器过江叛逃了！这是当时的第一反应和判断。于是，组织人马直奔江边。江边及江面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但江上还没跑冰排，江中的老冰足有几十厘米，而且相当坚硬。不要说承载百十斤的人，就是上吨的坦克照样可以行驶。江边没留下任何脚印，整个搜查没有任何收获。

　　江边没获得有效线索，于是又怀疑人还没有过江而是隐藏在山里。随即由公社武装部部长亲自带队，民兵全副武装，实施搜山行动。武装部部长姓石，故有人私底下称他为旮旯子部长。在山中搜查过程中，部长再三強调：现在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而且他们手中持有武器，所以千万要注意安全！与此同时，旮旯子部长手握一把五四式手枪，身先士卒，当山间稍有一点动静他就会发出"卧倒！"的口令。然而，民兵们在山里转了半天，还是没能发现失踪者的踪影，只能无果收队。

　　就在搜山毫无结果、大家的心情既焦急又沮丧的时刻，村里发现了新的情况，使事件有了新的突破：一名五班的知青发现屋内地道的盖板有被移动的迹象。于是找人一道打开盖子，只见黑呼呼的地道内似乎有人的模样。随即点燃了一张桦树皮直接扔了下去，眼前的一幕让人毛骨悚然一一矮个子张建国满脸是血竟睁着眼睛、仰面朝天僵硬地躺在地道内！

　　事件发生了质的转变。一时间县里、公社里的相关人员聚集河南屯，在村里组建了一个临时指挥部，紧张有序地开展侦查工作：公安的警察在五班屋内进行仔细勘察，并根据推断进行模拟演示。并于地道内找到了失窃的冲锋枪，在两付火坑的坑道内还发现了子弹和手榴弹。

五班的知青在得知这一信息后感到十分后怕，同时又庆幸那两天因天气转暖，以及正遇同宿舍知青从上海探家回来、只顾吹牛唠嗑而没烧火，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公社干部则分别在知青和村民中对张、沈二人的日常表现及最近几天的行动轨迹，开展深入调查和排摸。

据老乡反映，那天张建国是跟车到山上拉柈子的，下午回村经过五班宿舍时跟人说他口渴了要回宿舍喝口水。另据反映，那天傍晚有人曾看见沈永庆穿了个破棉袄、独自一人往江边方向走去，与往日没啥异样。还有知青反映，曾经看到沈永庆一个人在宿舍里用收音机偷听莫斯科中文广播电台（当时则称之谓收听敌台）。另据调查，张、沈二人平时相处还算和谐，没发生过什么口角和矛盾。

那个年代，除了中苏交恶，国内阶级斗争这根弦也始终绷得紧紧的。因此，指挥部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认为不排除有其他敌对分子参与其中、共同作案。又由于县公安局没有法医无法验尸，向地区公安求援却因公路开化需等待时日。因此，尸体只能暂放五班屋内，但需加强蹲守以及夜间的巡逻，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因为民兵骨干大多回城探亲尚未归队，所以“矮子里拔长子"，指挥部将加强民兵夜间值班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将留队民兵作了合理调配，既在五班房屋以及几个重控对象家的周边设置潜伏哨，又对村内一些主要路段增派巡逻，力求做到人员安排合理，哨位职责明确，2小时一班轮流值勤。好在当时人的思想觉悟普遍较高，几乎没有不服从或耍滑头的。

　　一个多星期后，终于等来了地区公安的法医，通过对尸体的勘验，结合前期的侦查，尽管案犯尚未归案，但对整个事件有了一个初步认定：即案犯因偷盗枪支即兴杀人而叛国投敌。

三、阴霾终散

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我当时因军民联防去了县边防站。在军营里，我除了跟随战士登上江边的瞭望塔，对苏军的汽艇来往时间进行详尽记录外，空余时间还帮着他们编缉板报、维修火墙火坑……，与边防战士共同生活了大半年的时间。其间，与一位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分配至县边防部队的朱姓翻译尤为投缘。

初夏的一天，朱翻译悄悄地跟我说：“小董，你老乡回来了！"我先是一楞，哪个老乡？从哪儿回来？听他说完后才知道原来是沈永庆被对面送回来了。距事发整整五年！

　　事属偶然也是必然。年初因我县下面鸥浦还是白英娜公社，一个派出所所长携文件和一名女知青叛逃过江，我方向苏方进行交涉，老毛子就将沈永庆眼睛一蒙、往我方车里一塞，冒名顶替送了回来。

文革时期，边防与公安合署办公，故朱翻译他参与了案件的审讯工作。

据沈永庆交代，他过江后即被苏边防军捕获，随即进行了审查，期间还安排了一次与同乡李小龙（在吴通镇下乡的上海知青，先于沈叛逃过境）的会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感觉沈没什么利用价值，同时对方也鄙视因犯案而潜逃者，故直接将沈永庆投放到劳改农场。

这次将其遣送回国，沈永庆多少有些心理感应。因此他将这几年积攒的钱，行贿于一个马姓翻译。他跟马说：“你们送我到哪里都行，就是不要送我回国！"马翻译笑嘻嘻地说，“你放心吧，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农场。"

另据沈永庆交代，事发那天，他正在屋内撬开枪柜、取出枪支时，忽然从窗户内发现张建国正快步向门口走来。盗窃枪支属什么罪，会落得什么下场？沈永庆自然心知肚明！于是，他很快闪到门后。张建国毫无防备，刚跨入门口后脑即遭一枪托，随即脑部又中了一枪。见张倒下，沈永庆不慌不忙，打开室内地道盖子，将张建国扔入地道，生怕张没死亡于是又朝其补了一枪。随即将冲锋枪也扔入地道内。在完成这些动作后，沈永庆还不紧不慢地盖上地道口的盖子，铲除地上的血迹；与此同时，沈还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柜内取出手榴弹，室内总共两付坑，他朝坑道内各塞了4颗手榴弹。

根据沈永庆的口供与当年法医的鉴定进行比对，发现存在一定的出入。于是，专案组决定开棺进行再一次勘验。当时，虽缺乏先进的破案工具，但执法者在办案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可见一斑。

同年十月，呼玛迎来了入秋以来的第一场雪。 案件经过几个月的侦查、审理以后，终于结案了。县电影院里召开了公审大会，会后按照当时的惯例，沈永庆被五花大绑、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押赴刑场。随着代表正义的枪声响起，矮个子张建国的怨魂终于得以安息。五年前这起轰动全县、在知青点里发生的恶性案子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河南屯通往呼玛河口路边的山脚下，留下了三座知青的坟墓，张建国和之前因修建战备公路而不幸炸死的王明芳、赵宝宝一起，从此长眠于这片北国边陲的黑土地上。

之后，知青们在经过了多年的艰苦磨难后，陆续返回到他们原来的城市。下乡生活不仅锤炼了知青的筋骨，更炼就了坚强的意志和无惧困难的优良品质。使其在日后的改革浪潮中继续奋力拼搏，并在各自岗位上竞竞业业、无私奉献，被人们誉为“世上最能吃苦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