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敬爷爷的美篇 第三集 地方生活

子敬爷爷

我和我家的故事

第三集

地方生活



一、寻找工作

（一）转业改复原

一直以来，部队对干部的转业很负责。都是由部队派自己的人到地方上把转业干部一个一个的安排好，尽量满足转业干部个人的要求，直到落实好哪一个人，那个人才离开部队。没有落实的，就呆在部队里等待。所以，那个时候，每个转业干部都安排得比较满意。

可这两年改变了，是部队把确定的名单交给地方，由各地市一级的组织部门来安排，部队只是把档案寄过去，其他的事就不管了。

1965年底，我转业的通知终于下来了，被分配到南充市。学校用汽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我乘火车到天津，那时世媛和母亲都在天津四哥家。在天津过完年后，我乘火车到重庆，再乘长途公交到南充市。

离开重庆去南充的途中，看见到处都是“打到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李井泉当时是西南局第一书记）之类的标语。我朦胧的感觉到有点政治运动的气氛。但是，还是习惯地以为是李井泉个人出了问题，是上级的布置的。万万想不到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后来李井泉被红卫兵斗得很惨）

到了南充市后，天色已晚，我背着行李到处找旅馆，可家家都客满。最后，我在一个小旅店的小客厅里坐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到南充市的人事部去报到。传达室的人带我到了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格局很奇怪，房间很大，但是，一间房子从中间分成高矮不一的两个平面，高低差有三、四十公分，高的那一半有四、五个办公桌和一些柜子，低的一半空空的。

我说明来意后，他们搬来一个椅子放在低的那平面的中间，让我坐在那椅子上。高的那一半，平面上摆放的桌子也怪，它们的方向都是垂直于高低地面的分界线的，也就是说，每张桌子都与我平行的。

我坐在周围空旷，又比别人低一个台阶的椅子上，说话时，必须仰望着他们，他们不仅是俯视着我，而且对着我的是他们的侧面。这种场面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是在受审一样。更气人的是，他们态度之冷淡和不负责任，我从未见过。

一般地说，来了一个新人，组织上会表示一下（真正的或假假的）欢迎，至少会寒暄几句。然而让我坐下之后，他们却沉默不语。各人低着头做自己的事，或看文件或看报纸或喝茶。

正对我那张桌子坐着的人，显然他是这个部门的头。我问他：对我的工作怎么安排？他用很低的声音、懒洋洋的回答说：现在不好安排。我说：那么请先给我安排一个住处吧。他还是说：现在不好安排。我告诉他，现在外面的旅馆都是客满，我昨天晚上好说歹说，人家才允许坐了一个晚上，你无论如何得找个地方让我睡觉啊。他说：我没有办法。不管我问什么，或提什么最起码的要求。他的回答总是那两句话：“不好安排”和“没有办法”。我说：那我晚上就暂时睡在这个办公室或传达室吧？他说：不行。

我给他讲道理，我说：我作为转业干部，你们作为接收转业干部的组织，有责任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我已经离开了部队，只有依靠你们，你们怎么可以不管呢？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就只有那两句话。

我有些火了，生气的说：你们既然不能安排我，就不要接收我的档案呀！现在你们接收了我的档案，又不安排我，那干脆把档案拿给我退回去吧！没想到这个一直慢吞吞的人，却动作很快地拉开他的抽屉，取出我的档案塞到我的手里，说：“给你”。

当时，我本来是应该说：“请给我退回去”，却口误说成“拿给我退回去”。显然那人是个老油子，我的话刚一出口，他就借机把档案快速的塞给我了，原来档案就在他的抽屉里。我在干部处工作过，懂得档案不能由自己保管。但是，在那种气氛中我根本不可能多想，接过档案起身就离开了那房间。

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回到重庆，通过书信把事情经过向部队作了汇报。部队表示很同情和关心，同时建议我把档案交回南充，向他们认个错。我向部队说明我对南充完全没有信心，他们根本没有安排我的意思。最后，部队同意我把档案寄回部队重新安排，但是要想留在重庆，只能作复原安排了。

后来我才知道沿途看到的那些“打到李井泉”的标语，和南充组织部门不能接待和安排我的真正原因：文化革命已经在四川开始了，各级组织已经瘫痪了，红卫兵小将们已经在揪斗走资派了。当官的个个都胆战心惊，哪里还有胆量和能力来安排新来的干部啊。

因为文化革命，二坦校的政治部才改变了对我婚姻的态度；因为文化革命，南充市才无法安排我的工作和住宿；因为文化革命我才由转业改成复员。看来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不知不觉地成了受害者，让我由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住在别人房屋的、社会最底层的居民。

（二）结婚

部队跟重庆市有关部门联系后，指示我把档案寄回部队，他们把档案送交重庆市劳动局。

我到重庆市劳动局报到时，一位姓张的局长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叫我等待通知。这时，时间已到了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在重庆已经闹开了，我再次去劳动局时，已找不到能够表态的人。会议室，办公室到处都是各路造反派。我只能渺茫地等待。

那时，我没有被安排工作，也没有自己的住处，只能住在纯阳洞家里。纯阳洞家是一栋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各有一大一小两间。大间约30多M²，小间约10多M²。

本来想落实了工作和有了自己的住处再接世媛来，现在看来这事遥遥无期了。于是，3月8日世媛从天津来重庆，我们4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4月21日举行婚宴。

那时的婚宴很简单，就在纯阳洞家里举行，两张桌子。参加的是自己的家人和近亲们。有李外婆、娘、二姨嬢、大哥、大嫂、四妹、六妹、十二、十三、张世琦、陈维莲、黄维德、冯裕钧，和还是小孩的李小玉、项小鹄、李艳、张继英、黄霞辉。

结婚新房，是李外婆原来住的二楼的大间，她搬到二楼的小间，把大间临时让给我们。

说到结婚，不得不说一个相关的故事。就是部队在婚姻事情上批判我的同时，还有两个同事与我的情况相似，只是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受重视，更没有像我这样公开对抗，因此没有像我这样受到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更没有组织专门的“小组帮助”。组织上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要嘛服从组织，要嘛转业走人，两选其一。但他们的结局也跟我不一样。

其中一个是政治部的干部（少尉），很早就“投降”了，被留在了部队。

另一个是训练部的孙绵章（中尉），他的未婚妻所在单位，比我们部队更保密，但是我们的政治部左得可爱，非要强调女方的家庭出身不好，宁愿让他走人，就是不批准他结婚。他转业到湖北。本来女方的单位对男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可是现在女方单位见男方被转业了，就不同意他们结婚了，女方顶不住压力，两人终究分离了。

也就是说，我们三个同病相连的人，只有我一个人 (当时是上尉) 是上级想留下的，最终达到了与相爱的人结合的目的。

（三）去镇江找工作

结婚后，一直在家等待劳动局的通知，时间已到夏天，文革越闹越凶，劳动局方面却了无音信。

根据世媛父亲的建议，我决定到江苏省镇江市去找世媛的表哥曾如清，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那时曾如清是江苏省军区政委（少将），表嫂吴友廉是江苏省镇江市监委书记。

1966年夏，我告别世媛独自一人乘火车前往镇江。到镇江后发现那里文化革命闹得比重庆早，经常有造反派游行。街上还立了一条长长的牌子，供群众张贴大字报。

一天，世媛的爸爸带我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表嫂吴友廉，吴没有一点官架子躺在病床上很热情的接待我们。谈话中我感觉到她已经受到文革的影响了。有病来住院，一来治病二来躲避文革对老干部的冲击。因此，我只与她互相寒暄，没有提请她帮忙找工作的事。我估计曾如清比她先遇到麻烦，就给世媛的爸爸说不要给他再添麻烦了（后来事实真是如此）。

一天，半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世媛的大姐张克勤蹑手蹑脚地叫世媛的爸爸把她的一些首饰，藏在房门外院墙边的柴火推里。她说怕红卫兵来抄家。因为她的女儿蔡玲读中学是红卫兵，此前就曾经引过红卫兵来抄她的家，已经抄走了不少的东西。不过，她的女儿高中毕业后仍不让考大学，被分配到一个钢铁厂当工人。

在镇江呆了大约一个月，我便返回重庆。这时候，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也闹得凶了。

我们的家已经被抄了。我转业时带回的留声机，被当作发报机给没收了。军装和军衣上的纽扣被拿走了。还有我的一本抄写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诗篇的笔记本，也拿走了，这个笔记本后来在批把山公园的展览会上，被当作了反动变天账。

批把山公园的展览会上，把从我们家抄出的字画、瓷器和我那本“变天账”组成一个展台，还把从别人家抄出的清朝官服、金锭、银锭放在我家的展台上，说是我们家的。

此前，我在镇江市时写信告诉世媛，叫她给李外婆和娘讲：清理一下家里，看看哪些算“四旧”的东西，比如外婆做的三寸金莲鞋等，赶快烧掉。不然，这些东西也会放到批把山公园的“四旧”展览会上了。

（四）搬进世媛的哥哥（张世琦）家

我回重庆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从纯阳洞我的家，搬到八一路（现在的好吃街）世媛哥哥的家。

搬家的原因有二。一是躲开红卫兵们的骚扰。红卫兵们催着世媛下乡或回镇江。二是李外婆老念叨七娃子要回来了，住哪里哟？

世媛哥哥的家非常狭小，只有9平米，呈长条形，根本放不下两张床。只能用箱子把木板抬到比床高，木板的一端放在箱子上，另一端架到下面的床上，形成一个错开的两层床。哥哥、嫂嫂和他们的大女继英睡下面的床，我和世媛睡上面的木板。

9平方米，5个人，就这样挤下来了。但是，两对年轻人，太不方便。那年夏天特热，重庆人喜欢在路上搭个凉席睡着乘凉。我和世媛就这样在马路的人行道上睡上半夜，下半夜再回到房间里。

于是，我试探着找到解放碑房管所造反派头头，给他们讲按规定，部队转业干部由地方安排住房的道理，请求他们帮助解决住房。大约到了当年（1966年）冬天，造反派头头安排我们住进了解放碑外贸大楼，并办了房产证。

外贸大楼这间房14平米。本来是市经委主任刘廉清一家住的，是一套三间的，他一家4口（一老两儿一女）住着。现在把他作为客厅的一间让给了我们。

那时，文革已经深入，刘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被戴高帽游街。我们一去，刘非常欢迎，此后，我们一直相处的非常好。

（五）智救劳动局长——武毅

一天，一个人来找我。这人叫李家烈。他说他在劳动局见到了我的七哥李朝礼，还见到了从部队下来在劳动局要求安排工作的复原兵，李乾斌、谢兵、黄桐木、黄忠城.....等等，希望我去劳动局和他们认识。于是，我和这十几人相识了。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邀约一起去劳动局。每次见到的，除了各个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各处来的造反派外，找不到劳动局的人。这天，听说劳动局长——武毅被XX造反派揪到了正在一个办公室里批斗。李乾斌带着我们说，我们是部队造反派的，正在找武毅，现在请把武毅借给我们，一会送还给你们。说完我们十几人一轰而上，把武毅夹在我们中间离开那个办公室，来到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武毅不认识我们，不知我们的用意，有些惊慌。我们叫他坐下休息一会，然后待人们不注意时，几个人把他送出了劳动局。

此后，武毅来探望刘廉清时，发现我们与刘是邻居。于是，每次来看望刘，都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

武毅和刘廉清都是“三八”式老干部。我们这层楼（四楼）住了三家人，另外一家姓安，是重庆医药公司的党委书记。二楼住的是公安局的处长张慕良。他们都是“三八”式老干部。我们几家关系很融洽，他们都特别喜欢我后来（68年1月）出生的儿子小李亚。

二、文g时期

（一）分配到重庆无线电二厂

大概是因为救过武毅的原因，不久（1966年底）劳动局的办公室张主任便将我们7人安排到重庆市电子公司，而后我和李家烈、丁正央、谢春友、黄忠诚被安排到重庆市无线电二厂，李乾斌安排在重庆市可变电容器厂，黄桐木安排在重庆无线电一厂。

无线电二厂是刚刚才组建的，生产晶体三极管。工人从南岸针织厂和南岸棉纺厂抽调而来，当时的工人200多人（后来增加到700多人），厂长兼书记阙立华。

因为文革已经开始，所以这个时候的二厂没有正式生产，不久就开始了停产闹革命。工厂内成立了两个对立的ZFP组织，一个是8·15，一个是fdd（也叫Za派）。

（二）参加了“派”

我家后面有两栋五层楼的高楼，原都是一派的，不知什么时候其中一栋楼变成另一派了。一天，原来那派向另一栋楼发起进攻。进攻的方法真的太吓人了。它是用一个普通的、单层的竹楼梯横跨在两个楼的楼顶上，两个楼顶的巨离大约有5-6米。进攻的人手拿着钢钎，脚踩着楼梯，一个个的通过。幸好对方的人心软，没有人上房顶来推翻楼梯，最后一派胜利了，另一派的人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