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读书年代》

何布

写于几年前的美篇，今天又翻出来，文字稍微作些修改，加点图片，再发一次。

　　2018年的秋季，我母亲将弟弟何群留给她的养老钱（400万）拿了出来，捐给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是北京电影学院自建院以来收到的第一笔私人捐赠。当时有媒体就此事做了报道，巧的是，黄陵化肥厂的老同事、老朋友赵向军看到了这则消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络上。文章中有一段提及当年我们在化肥厂里读书的情景。

 

他这样写道：“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与何布同为从下乡知青中招工到化肥厂的学徒工。何布相貌清秀，聪明，笛子吹的好，是厂里宣传队队员。我与他相熟来自于他总是有读不完的当时被禁止的文艺书籍，例如：《简爱》、《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从这些书籍中，我知道了除过鲁迅、高尔基，世界上原来还有雨果、狄更斯、奥斯丁、契科夫、巴尔扎克...许多大文豪。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些书籍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学习与职业生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书馆任职的孙碧霞老师为了儿子成才，把图书馆借出来的书寄给远在陕北黄陵化肥厂的儿子，何布又把它悄悄拿出来分享给王琦、韩晓东和我等几个好友。那个时候，看这些书，还是有些风险的……”

 

赵向军的这段描述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在化肥厂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苦闷、最悲观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失眠，睡觉前甚至吃两片安眠药也不管用，展转反侧难以入睡，瞪着眼睛想心事，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父亲的右派身份，所谓的出身不好，让我陷入深深的自卑，再加上看不到前途，又不甘心这辈子困在曹家﨏的山沟里，我深深的陷在无法自拔的困扰中，当时的心情说绝望或许有点过，但说无望一定是真真切切的。

 

七十年代初，因为中苏关系的紧张，出于备战的需要，父亲从北京郊区的劳教工厂，被下放到河北邢台地区的隆尧县，一个叫野井的村子。那个地方土地贫脊，因为有大片的盐碱地，粮食产量低，穷的干一天农活，挣十分工（满分）才一毛多钱。父亲体质差，患甲状腺亢进的病，还有严重的胃㿉疡，他每天辛劳下来也只能挣六分工，连一毛钱的收入都不到。就那样，父亲在给我写的信中却常常谈的都是：文学、艺术、音乐，人生理想，报效祖国等等。而且每封来信都像一篇篇散文作品。

 

记得有封信是这样开头的：“天，渐渐黑下来，老乡们都去村头场院看电影去了。好像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安静，我坐在炕上，将小油灯再拨拨亮，铺开信纸给你写信。儿子，说点什么呢？让我们谈谈契珂夫吧……”那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俄罗斯作家契坷夫的作品，（奇怪的是，文革期间中外文学作品，太多太多的书都被批判成了大毒草，契坷夫却偏偏漏网了）。他曾模仿契坷夫的书写风格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契尼亚坷夫。父亲来信谈艺术，谈理想，我给他回信说点自己的感概和苦闷，那段时间我们父子大概前后有二十来封通信，靠着这些书信，我们父子彼此支撑着，不至于在无望中沉沦。父亲的信里有不少语言几近文学作品中的箴言，我把它们认认真真的摘抄在一个黑皮本上，起名为：《契尼亚坷夫父子信札摘抄》。（多年后的几次搬家，当年那几本抄满精彩段落和箴言的黑皮本也不知遗落在哪里了……）

我的妈妈从五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时候起，一直在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七十年代初，下放的学院师生，从河北石家庄地区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撤回北京，虽然当时依然在文革运动中，但图书馆的工作却逐渐步入正常。所谓正常并不是学校招生了，图书馆开放了，上班仅仅只是去打扫打扫卫生，整理整理书库而已。我妈妈是北大图书馆系毕业（图书分类编目专业），她借助字典可以翻译多国的文字，整个学院图书馆的书目她了如指掌。于是，在边搞运动，便工作的这段时间，妈妈每月从书库里选择出几本精典的中外文学作品，用印刷挂号给我寄来，看完后，我再传给厂里几位喜欢读书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们看书的速度非常快，熬夜看也是常有的事，因为我必须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时间段里将这几本书看完，然后再用印刷挂号寄回去。北京那边，妈妈只有及时收到书，她才能放心，然后再将新挑选的书寄过来。许多许多的世界名著我竟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阶段看过的。

 

因为学拉小提琴，学画画，加上看书，当时在化肥厂里，我的这种行为显得比较另类，也很不合群。不知怎的，也可能是调侃，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似乎顺理成章的就扣在了我的头上。其实，当时在化肥厂里拉琴、画画、练字、读诗的同事有好几位，碰巧这几位恰恰在合成车间的居多（那会管车间不叫车间，按部队的叫法称之为连，连队的意思）。于是，这个合成连一度就被别的连的同事们称为反动文人连。现在想想，也是怪有意思的，一车间的人如果真的都成了“文人”，该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啊。“文人”，这是一个高山仰止，难以企及的称谓，而我们这些普遍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知青，在下班后不甘寂寞，凭借各自的喜好，在业余时间里，做了一点点＂附庸风雅＂的努力，仅此而已。遗憾的是，开始一段的练习成果，基本也是最终的水平，因为不得正确的方法，更沒有老师教，我们的学习成果也就完全止步在初级阶段的水准上了。大家能叫我们＂文人＂，还是＂反动文人＂，这个玩笑开的，实在是不敢当，太抬举我们了。

 

那个年代大家都以大老粗为荣，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沒文化，强悍、粗糙似乎才能溶入革命的阶级队伍中去。当时，还提倡一帮一，一对红，美其名曰互相帮助，如果彼此当面批评指正也算光明磊落，问题是，告密这种下作的行为在当时也是被鼓励的。终于，有好事之人到政工组去揭发了：何布经常偷偷的看黄色的、反动的书刋。一天，我被化肥厂政工组传唤去：何布，有革命同志反映你读黄色书刋，为了调查清楚，所以我们拆开了北京寄给你的印刷挂号邮包……＂我到现在都清楚的记得，当时我特别紧张，心跳快的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担心书被没收，这样的话我又如何向妈妈交待？这不给她添了天大的麻烦吗？慌乱中，当我看见桌子上那早已被打开的包裹中，是鲁迅全集中的若干分册时，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了，我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读点鲁迅，学习他的硬骨头精神，我读鲁迅的书应该沒有错吧？＂政工组的王主任当时挺尴尬。＂何布，书你先拿回去，革命同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恐怕看的不止这样的书吧，总之，你以后看书要注意了……＂自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看书就格外的小心翼翼，起码要給书包一个书皮，做一个伪装。

 

一九八零年我回到北京。上学不久，用助学金，把鲁迅的单行本一本本买齐，我认真的再读了一遍鲁迅。一九九六年，我和几个朋友开书店，为书店釆购书的时候，又＂近水楼台＂买了一套精装再版的《鲁迅全集》，我恭敬的将这套书放在书房最显著的位置上。之后，我沒再读过它们，仅仅为的是留下一份完整的纪念。

 

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那样清晰，好像不久前发生的事情一样。对于当初是什么人去揭发的，我现在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了，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怨恨。那个年代我们都单纯，也都很真诚。向组织上汇报、揭发别人的问题，也许还认为是争取进步的表现，这我都能理解。但是，人不能沒有反思，坦诚的讲，当一段热血与激情交织的岁月日渐蹉跎，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青春无悔？我们又如何在这段坎坷的历程中找到意义？青春无悔记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代人，本该有责任反思的。遗憾的是，不少的人还以个体糊涂的体验和感受来模糊那个荒诞的，早已经被定论是错误的十年，甚至对那段历史仍然还心存怀念，那真的就是不正常了。

 

时间过得好快，今天的我已经是七十有二的年龄了，于我而言，无所谓什么退休，我现在的状态也可以叫退而不休。我依然帮年轻的同事、朋友们在做事。即使在疫情期间，也几乎没有停歇下来。

我为什么还有做事的能力和资本呢？静下心想一想，必须说，这得益于早年间我读过的那些书和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书中的知识随时都在充实着自己，让你不至于落伍，让你的思维依然敏捷。

 

我感谢读过的这些书，它们曾经带给我巨大的精神营养和慰藉，它们让我受用了一辈子。我认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在那个读书的阶段一步步逐渐地成熟起来的。曾经那是一个文化几近荒蕪的年代，在十年的动乱中，我们这些被称为知青的一代人，在最好的青春年华时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学业被荒废掉了，人也几乎被废掉了，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太多的人被边缘化，成为弱者。这个弱不是身体上的，是文化知识上的，而这方面的短板和缺失，靠后天的弥补，是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更何况沉重的生活负担早已将这一代人压的难以喘息……而我，却是何等的幸运，我感恩生我养我的父母，我更感恩在我成长的路上，在那苦恼，甚至绝望，最需要精神力量支撑和呵护的时候，您们的坚靱、修养、信念和实实在在的付出，给予了我自強不息的力量，让我终身受益直到永远……

以上图片记录了我退休后参与的部分艺术工程项目，工作于我似乎一时半会还停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