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一八〇师

周德峰

有一则谣言流传的挺广，说是志愿军的180师在朝鲜“全军覆灭”，军旗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至今还在某大国的军事展览馆中陈列着，彭德怀一气之下把师长枪毙了，云云……。2017年二三月份，香港某知名电视台还在喋喋不休地说180师“全军覆灭”，说得有鼻子有眼。笔者在上学和当兵时，恰巧有一段经历与那支部队有关，以后又一直关注此事，事实证明这些谣言离谱太远。

番号中改个“〇”，部队教育了两个月

　　我是1969年10月份当兵的，当兵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60军下辖三个师，除了重新组建的178师，另外两个师名气都很大。一个是179师——著名的“临汾旅”。1948年5月攻打临汾的时候，这个旅率先炸开阎锡山苦心经营的城墙攻入城内，战后经徐向前提议，中央军委批准，被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第二个是181师——虽然没有正式文件，但名气并不小的“皮旅”。

我就在“皮旅”的炮团榴弹炮营三连服役，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81师炮兵团，代号是6505部队。刚参军的我，懵懵懂懂，啥也不懂，就觉得在一个英雄的部队当兵，很光荣、很自豪、很牛逼。只是有点奇怪，一个军三个师，60军乘以3，该是178、179、180三个师，怎么没排180，却一下子跳到181？偶尔听老兵“吹牛”，讲180师在朝鲜怎么怎么了，好像是打了败仗给敌人“吃”了。讲的人神神秘秘的，再打听就不肯讲了，说“新兵蛋子”问那么多干啥？

到了1969年年底，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整顿部队番号，60军所辖师为178、179、180三个师，没有181师。也就是说，我们师要由181师，改为180师。

　　别看就是“1”改成“0”，这对极具荣誉感部队来说，简直是“伤筋动骨”，很有点伤指战员的感情。为了把番号中的后一个“1”改成“0”，全师整整教育了两个月。记得那是我们当兵两三个月的时候，新兵刚下连不久，全连在饭堂的水泥地上，整整齐齐地席地盘腿而坐，我就坐在班长王岐堂身后，听指导员孙必茂作动员，内容是改番号的问题。他是传达文件还是讲解必要性，或是与更改番号有关的其他事宜，这些都记不清了。

事情过去四五十年了，青涩新兵已进入花甲之年，当年教育的具体内容早已忘怀，但“181”改为“180”，这件事可是记忆深刻。我的很多战友也都记得那次教育，同年入伍一个班当兵现住南京的张旭光还记得，教育中要求大家，不管番号怎么改，都要牢牢记住我们还是“皮旅”，部队的灵魂永远不能变。还记得，我们炮兵团番号不用改，三个步兵团全改为180师所属的番号，分别由541、542、543团改为538、539、540团。

说实话，我们都不愿意改，听说师里的很多老同志都想不通。一个堂堂英雄之旅挂上“败军之师”的番号，叫谁都不会愿意。我还写信把这事偷偷告诉了老爸，老爸回信说当兵的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别乱说话。

我军的纪律是铁打的，再不愿意也得服从。只不过上上下下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动作，隐隐地流露出部队那种不痛快的心境。有一次，我去连部有事，看到师里发的一份文件，什么内容忘了，只记得铅字印刷的文件头上，仍然是红色字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一师”， 在后面的“一”字上，用蓝色钢笔划了两笔，成为倒八字形，又在上面划了个“〇”，算是新番号一八〇。这事可以认为是节约用纸，当然作别的理解也是见智见仁。在场的几位连首长还笑着加以点评，说那两笔倒很周正。憨厚又严肃的连长罗贤才，是五九年入伍的老兵，他用手指点了点那个“〇”，嘿嘿一笑，那意思不言而喻又叫人捉摸不透。小事一桩，却透露了大家对老番号的留恋。

180师是徐向前手里的“铁拳头”，是一支能打仗的英雄部队

　　那么，究竟180师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让大家如此瞩目？这要从她的历史讲起。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师、团，都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起来的，180师也是如此。

1938年2月下旬，在山西临汾地区的洪洞县，成立了人民抗日武装自卫队，编成四个中队。5月，这支武装编入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分别为决死队二纵队游击四团四营的第三、第四中队。8月，第四中队改为洪洞县河东抗日游击公安局。1940年，改称洪洞县抗日反阎讨逆基干队。1941年1月，编为洪洞县游击大队。1945年4月，扩编为洪洞独立团，段龙章为团长，此人就是以后的180师副师长。1946年1月，该团与临汾游击大队合编，升级为太岳军区第2军分区警卫第4团，编为一、三两个营和机炮连、机枪连、特务连。1947年2月，洪洞独立营编入该团为第二营，该团成为三个营和三个直属连的步兵团。

1941年5月，在山西中条山的夏县，共产党地委书记柴泽民组织民众抗日（这位柴泽民，建国后当了首任驻美大使），成立了以陈村党支部书记康俊仁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游击队。队伍很快扩大，扩建为康俊仁抗日游击支队，辖六个大队。1944年1月，已经担任军分区司令员的康俊仁，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被哨兵错认为鬼子误击牺牲，但康支队照旧发展。抗战胜利后，康支队和分区基干团、垣南支队合编升级为太岳军区56团，成为野战军的主力团。

1941年6月，在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接壤地区的济源县第七区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在战斗中逐步扩大。到了1943年2月，以其为基础，发展成为我党领导的王屋独立营。同年4月，在济源县鹿角尾村成立的游击队，编为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游击大队，1945年8月改为济源独立营，又扩编为济源独立团。1945年12月，王屋独立营和济源独立团合编，升级为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独立2团。1947年3月整编为第一、第三两个步兵营和直属炮兵连，5月又在山西平陆县组建第二营，这样全团三个营齐装满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战局逐渐向有利于我转化，我军展开外线进攻作战。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进入豫西南和豫东，陈赓、谢富治也率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打到豫西，三路大军在长江以北的宽广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展开进攻。陈赓兵团带着8万人部队出动后，晋冀鲁豫军区，尤其是晋南地区的我军，一时显得兵力薄弱，土皇帝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伺机蠢蠢欲动。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审时度势，决定利用解放区雄厚的兵源，将地方武装升级为野战军，扩大我军力量。太岳军区根据这一精神，以所属部队为基础组建第8纵队，王新亭任司令员兼政委，隶属第1兵团，辖23旅、24旅。其24旅，由段龙章为团长的太岳2分区警卫4团、康支队为骨干的太岳56团、王屋独立营与济源独立团合并的太岳4分区独立2团组成，分别编为70、71、72团，于1947年8月1日在闻喜县陈家庄成立。一年半后的1949年2月19日，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的编制和番号，由晋冀鲁豫军区改为华北军区所辖的第1兵团第8纵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0军，第24旅改为第180师，所辖三个团分别改为538、539、540团。

这，就是180师的来历。

180师刚组建为旅的时候，就参加了三打运城、攻打临汾和在晋中消灭阎锡山的“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及收编日军的战斗。番号改为180师后参加了打太原，攻克了阎锡山的老巢，解放山西全境。其后，180师在60军和18兵团的编成内，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挺进大西北和大西南。三晋子弟告别家乡，千里远征，参加了扶眉战役和秦岭战役，作为先头部队越秦岭、取汉中、攻广元、占绵阳，直逼成都。成都解放后，180师的538团与兵团补训团组成四川温江军分区，539团与师直组成眉山军分区，540团和兄弟部队一起担任成都警备任务。

从游击队，到各自的团队，再到24旅，到180师，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数不清的战斗，锻炼成长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威武雄师。

还是24旅的时候，就以既能打运动战，又能打攻坚战、阵地战而著称。曾亲自指挥攻打临汾的徐向前元帅评价说，“第8纵队是第1兵团的主力，而8纵的主力是23旅和24旅两个旅”。在徐向前心目中，23旅和24旅都是他的“铁拳头”部队。23旅就是“临汾旅”，当光荣称号授予23旅后，24旅的指战员中许多人很不服气，为此两个旅干部战士间还闹出了不少“矛盾”。如24旅在消灭阎锡山“亲训师”时缴获的枪支火炮，被23旅“抢”走，24旅又要“夺”回来，等等。这些，被电视剧《亮剑》等影视文学作品编成故事传说。180师（24旅）与“临汾旅”一样，“血性”十足，在战场上绝不服输，由此可见一斑。

在发展壮大过程中，180师也付出了血的代价，许许多多的指战员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生命。该师的第一任旅长王墉和第72团团长马林、政委方升普（与后来的181师师长同名同姓），就牺牲在攻打临汾的前沿阵地上。

（180师老兵，左起石敦豪、童志安、肖德元、赖富柏、刘绍奎、钟俊骅。南方周末记者翁洹2013年12月摄。）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负责殿后的180师损失严重

　　1950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先胜后败，所剩无几的部队向中朝边境撤退。在这朝鲜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金日成又是写信又是派人，向中国紧急求援。经过慎重考虑，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出兵救难，抗美援朝。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冰天雪地中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二、三次战役，将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

考虑到抗美援朝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抽调24个师，配置在铁路线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前线。根据军委部署，在60军编成内的180师，立即解除地方政权建设和剿匪任务，收拢部队，赶赴集结地域整装待发。180师于1951年初赶到河北省沧州地区待命，师部驻交河县泊头镇。师长是郑其贵，副师长是段龙章，吴德成是政治部主任。政委缺位，由吴德成代抓有关工作。在此期间，部队换装了苏联的装备，虽然都是二战中消灭希特勒时用的旧枪旧炮，但型号统一，口径一致，便于补充弹药，还是比缴获蒋介石的强。

由于178师留作川西地方基干武装，60军缺编一个师，就把隶属61军的181师，就是“皮旅”，调归60军。这样，60军所辖师就为179师、180师和181师，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当时从西南军区调了12军、15军和60军三个军，分别来自三个兵团，就把这三个军组成的兵团编为志愿军3兵团，由陈赓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打仗不要命人称“王疯子”的王近山被任命为副司令员。陈赓生病住院时，王近山代行司令员的职权。

1951年3月22日，180师从丹东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全师冒着敌机轰炸，连续行军16天，在铁原前线接防了友军阵地。紧接着，180师539团二营五连就发起进攻，拿下了敌人占据的山头，消灭美军一个排，我无一伤亡。战斗中，营长马兴旺、教导员关志超紧随突击队冲上阵地，获取了对美军作战的第一手经验。

180师入朝一个月后，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共投入了3个兵团11个军33个师和4个炮兵师，54.8万余人，战役目的是“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

第五次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在战役的第一阶段，180师担任60军的预备队，没打多少硬仗。可能是考虑179师是“临汾旅”，181师是“皮旅”，任务都分给他们了，180师没摊上。第二阶段开始前，师长郑其贵和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写下血书，向军长韦杰请战，坚决要求打头阵。军党委经过研究，认为179师、181师都已连续作战，是需要给180师一次打硬仗的机会，决定由180师担任第二阶段作战的第一梯队。

第二阶段战斗开始后，根据战局需要，第3兵团把181师、179师分别配属12军和15军作战。60军正面，300多辆坦克、700多门火炮、近5万人再加上配属的航空兵的敌军，全部压在不足万人的180师作战部队的头上。面对强敌，180师指战员没有犹豫不讲条件，按计划坚决遂行作战任务。

1951年5月16日战斗打响，志愿军英勇顽强，在西线包围敌人，在东线实施佯攻，牵制美军。180师指挥所属三个团分别渡过北汉江，向指定地域穿插前进。538团副参谋长杜岗带领三营，刚进占新店里附近的高地，七连指导员就报告，发现山脚下有敌人的坦克。杜岗一面命令团无坐力炮连二排将坦克干掉，一面指挥七连在占领的山头上构筑工事，掩护无坐力炮连二排作战，遏制敌人反扑。无坐力炮连副连长邸安邦，带着二排的两个炮班，乘着黑夜悄悄运动到离敌坦克仅15米的地方，亲自瞄准，下令开火，两门炮发射9发炮弹，击毁9辆坦克，还有一辆慌乱中一头扎进水坑翻了车。然后借着坦克燃烧的火光，在七连机枪的掩护下，迅速脱离敌人。9发炮弹报销了10辆美制坦克，这一仗打得漂亮，志愿军司令部都来电报了解战斗情况。180师担任第一梯队首战告捷，全师上下军心大振。到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结束五次战役时，各团已歼敌1000多人。

这时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狂妄的麦克阿瑟不服总统连打败仗被罢官，李奇微当上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这个李奇微很有战争经验，经过前几次战役，他发现在美军“空中优势”的封锁下，志愿军的后勤力量跟不上战斗部队的进攻速度，前线部队的保障全靠自身携带的粮食和弹药，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吃完打光就停止进攻。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也说，“靠自己身上背的那点粮食、弹药，所以还是礼拜攻势”。这一弱点被李奇微钻了空子，志愿军攻一点，他就退一点，一昼夜就退70华里左右，正好是志愿军进攻的距离。这样既能尽力避免遭受我军打击，又不脱离与我军的接触，美其名曰为“磁性战术”。退到一周后，志愿军“弹尽粮绝”了，他立即命令部队反扑，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组成“特遣队”，发挥机械化的优势，气势汹汹地向志愿军后方突击。

志愿军对自己的薄弱之处也很清楚，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到第六天，5月21日下午，彭德怀等首长分析了战局后，决定结束战役，停止进攻。他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说，“以前携五天粮，可以打七天仗，现在携七天粮，只能打五——六天仗，因战斗中消耗，就地不能筹补……不如后撤，主力休整，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毛主席完全同意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根据首长的决心，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命令，部署各部队向北转移，在三八线附近集结，补充粮弹，准备再战。

给3兵团命令是，“主力进至铁原、金华地区休整，留一个军于加平、春川（不含）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3兵团决定“以60军担任本兵团之阻击任务”。这个时候，60军手里的部队只有180师。其181师配属12军，至少要两天才能归建。其179师配属15军，正在与敌人激战中，要归建至少也得一整天时间。整个60军的任务，别无选择地落在180师的肩上。

而敌人已经停止后退，开始反扑。日本编撰的《朝鲜战争》中记载，美军“感到反攻的时刻到了，决定于23日早晨转入反攻”，“要以32公里的时速突进”。这个时候远远望去，凡是有公路的地方都烟尘滚滚，那是敌人集中坦克机械化部队，快速地向我军后方推进。战局骤变，志愿军全线各部队纷纷向北转移。

180师此时已向南挺进了100多公里，态势孤立突出。其纵深的部队已向后转移，左右两翼的部队也提前撤离。三四十公里宽的正面上，敌人的机械化“特遣队”横冲直撞，仅靠兵员极不充实、粮食弹药告罄的180师去阻击，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但180师不畏艰险，在北汉江以南的538团、539团击退了敌先头部队，遏制了敌人的进攻速度。60军首长决定，将180师撤过北汉江，在江北岸防御。180师打退敌人进攻后，收拢部队准备转移。就在这时，3兵团发来电报，说有8000名伤员尚未运走，命令“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60军转发了3兵团的命令，要180师原地阻敌三至五天。

经过前段战斗，部队因负伤阵亡而严重减员，180师还有五六千人，而且断粮缺弹，人疲马乏。左右两邻的我军已经撤离，两侧暴露，敌人三个师从三面包围过来。要在原地坚守三至五天，阻击敌人坦克大炮的猛烈进攻，这一命令对180师意味着什么，久经沙场的师首长们都很清楚。

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建议，以精干分队控制要点，师主力迅速撤过北汉江。要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180师不至于吃后来那么大的亏。师长郑其贵是红军干部，考虑问题更多一些，他想到大兵团作战要以全局为重，况且还有大量伤员需要转运，此时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统一了思想后，师命令各团，扩大占领的阵地，掩护侧翼的安全，抵抗敌人的进攻。全师设置了三道防线，每个营、连都要抗击三四倍于自身的敌人的冲击，许多连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打到最后只剩下十几个、几个人，甚至几乎打光。全师浴血苦战，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掩护了全军的转移。

60军首长知道180师处境艰难，一面组织部队增援，一面向3兵团紧急报告。谁知发电报、打电话均无回音，派参谋带通信班送信也找不到着落。原来“王疯子”带领兵团部转移时遭敌机狂轰滥炸，他冲过了封锁区，可电台被敌机炸毁，机要人员散失，连续三天无法沟通联络。

无奈之下，60军令180师撤过北汉江布防。这时，渡口被敌人炮火封锁，只能依靠简易办法过江，拉起三根铁丝攀援而渡，结果600多指战员被江水卷走。过江后，180师依然担负殿后任务，在人无粮、枪缺弹的情况下抗击敌人。

到了26日，美军三个师从两翼迂回，南朝鲜一个师从正面推进，四面包围了180师。60军急命其向鹰峰山突围，180师集中战斗骨干，共产党员和干部带头冲锋，在付出四个连代价后才打开了口子。但由于部队十天来连续作战，加之断粮，又累又饿无力爬山，致使敌人抢先占领鹰峰山，部队又陷入重围。

60军军长韦杰万分焦急，亲自上电台，用明语指挥180师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并说军里派部队接应。可接应的部队未能到位，敌人又占领了史仓里，部队再次被困。

最后，电台被敌炮炸坏，与上级失去联系，郑师长命令烧掉密码，展开突围。各团、营选择敌人间隙，强行突出去。由于弹尽粮绝疲惫无力，再加上指挥处置不当，部队建制打乱，在三次突围不成，军里两次接援无果后，至29日180师遭受严重损失。

战后统计，180师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参战实力为7644人，先后归队4000余人，损失3000余人。彭德怀老总在“文革”中遭难的时候，对此事还念念不忘，他写道，180师“遭敌机械化兵团包围袭击，损失3000人”。还有资料表明，24日撤退时有6040人，突围了2700人，伤亡2000人，因缺粮饿死和吃野菜中毒的700人，被俘600人。另据朝鲜战场战俘交换的资料统计，180师在五次战役中被俘约4000人，其中600余人被杀害，在战俘营中被关押的3300余人。这一损失，是朝鲜战场上我军唯一的一次严重挫折。

但是，180师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和多数的团长、政委等主要干部均成功突围，师和团的机关基本完整，师直和三个团都有成建制的单位冲出包围圈，部队的架子还在。当年在60军司令部作战科做密语翻译工作的毛文戎，亲眼目睹180师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突围归来，向军首长报到。什么“全师被歼”“全军覆灭”之类的传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就连美军和南朝鲜军的战史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

至于“军旗被美国人缴获，放在博物馆里展览”，更是一派胡言。入朝作战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不是解放军，这一点有非常明确的命令。所有带“八一”标志的东西，包括帽徽和符号、文件等，只要有解放军的印记，统统都留在国内，一样也不准带入朝鲜，180师在沧州和丹东集结时就清理过两次。当时180师的机要科长、后来到了台湾去的文晓村回忆说，“我们奉命把身上所有解放军的标志符号，包括军帽上的八一帽徽，都要拿掉”。这就更不用说军旗了，未带入朝，何来被缴？

师长郑其贵突围后极为内疚自责，后被降职使用，调到三兵团部当管理处长。回国后，任吉林省军区副参谋长、白城军分区司令员。他是安徽金寨县的老红军，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当司令员的时候，郑其贵提出回老家安居，李德生安排他回到合肥，任安徽省军区副军职顾问。他先后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被授予大校军衔，1990年1月在合肥逝世。

(1951年在朝鲜，段龙章副师长(右3)和战友在一起。网图)

　　(郑其贵授衔照片。网图。）

坚决要打翻身仗，180师威名重扬

在180师被围期间，志愿军各级首长都极为关注。毛主席也极为挂念，31日凌晨二时还发电报，“询问180师情况如何，甚以为念”。
180师突出重围后，三兵团首长十分高兴，立即发电报给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说“欣闻你们脱险归来，兵团诸同志向你们致以亲切慰问……”。

60军首长也发出长电表示慰问，并且指出，“你们英勇地战胜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了敌人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180师是经过艰苦缔造而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在阻击敌人冒进，配合全线阻击，争取时间完成歼敌准备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胜利地突围了，敌人并没有把我们消灭。”
　　这份电报，两次提到“胜利突围”，特别指出“敌人并没有把我们消灭”，应该说是准确的，实事求是的。
　　180师的失利，极大地震动了志愿军各级首长。从180师血的教训中他们认识到，美军是用钢铁武装的现代化军队，用国内打蒋介石的老办法对付他们是不够的。彭老总和志愿军首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180师失利“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原因凑在一起所造成的，倘若我们有一方面搞得好，这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可以减少”。毛主席也认为，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消灭敌人几个师”的战役目的并不切合实际。由此，取消了进行六次战役的打算，把作战样式转变为“零敲牛皮糖”，每次由一个军消灭美军一个营，积小胜为大胜，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

我军入朝前，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一气打到中朝边境，还狂妄地宣布“打到鸭绿江，回家过圣诞”。志愿军入朝后，几个战役就把战线推回到三八线，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受了损失的180师十分憋气，决心要打翻身仗，一洗受损耻辱。上级也支持这个想法，为180师补充了1450名战士，从西南军区的川西、川东、川南调来的三个地方基干团5000余人，分别补充到538团、539团、540团，又从15军调来李钟玄当师长。全师以临战姿态刻苦练兵，以老带新，能者为师，迅速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1952年10月，180师随60军调归20兵团指挥，全师士气旺盛，求战心切，李钟玄代表全师要求独立担负作战任务。

1953年1月，60军党委研究决定，把179师的右翼、181师的左翼，交给180师防守。一上阵地，539团就反击消灭敌人一个连，毙伤敌连长以下150余人。紧接着，540团仅用一小时消灭敌人一个加强排，班长赵永旺用身体堵枪眼，成为黄继光式的英雄。3月18日，60军命令，180师正式接替181师全部10公里正面的防御任务。经过战火的考验，180师终于恢复自己的尊严。
6月13日中午十二点，正当180师积极准备攻打敌人的949.2高地等一线主阵地时，传来停战谈判达成14日停火的口头协议的消息。60军转达志愿军司令部指示，“14号的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打；打不打，请你们考虑，没有把握就算了”。

180师首长仔细研究了敌我态势，认为这是打翻身仗的最后机会，部队士气高昂，有利条件很多，决心要打。结果这一仗，180师投入1000多人，潜伏在敌阵前18个小时，敌人丝毫未能察觉；发起进攻时似神兵天降，不到一个小时就顺利攻占敌人占据的949.2高地等全部阵地，歼敌1500余人，把敌人的防线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专门前来观看180师作战的3兵团和20兵团的许世友、郑维三、杨勇等首长都十分高兴，说“这一仗打得好，180师翻身了！”
在1953年的夏季反击作战中，180师一共作战320次，扩展阵地26.7平方公里，歼敌1.19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20门、枪支2083支（挺），还有坦克5辆、汽车28台等一大批军用物资。180师以自己的战斗成果表明彻底翻身了，而且越打越强，越打越好，是两个半月的夏季反击战中开始最早、打得最远、扩展阵地最多的部队，英雄部队的威名重新赢得人们的尊重。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朝鲜战场越战越强，已经能够打进敌人阵地18公里。这里说的打进去18公里，就是指的180师。
那些遭受厄运不幸被俘的将士们，在敌人的战俘营中饱受折磨却依然不屈不挠。他们秘密成立了538团政委赵佐端为书记的“共产主义团结会”，同敌人展开斗争；他们誓死保卫用红药水自制的五星红旗，敌人打死一个就补上一个，一步不退；他们机智地烧毁美军仓库，烈火连续烧了好几天……。在战俘营这个特殊战场上，他们同美军、台湾来的国民党特务以及败类展开殊死斗争，数以百计的同志牺牲了生命。

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因救护伤员被阻隔敌后，在率领同志们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游击作战后被敌人抓去，是志愿军战俘中职位最高的。敌人的严刑毒打不能使他屈服，高官美女不能使他动摇，敌人的衣服鞋子他坚决不穿。交换战俘时，他穿着一双破烂不堪补了又补的解放鞋回到祖国。
被俘的战士中，有不少是在成都起义后加入我军的原国民党95军官兵。他们中许多人经过新旧军队的比较，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坚决不听国民党特务的诱惑到台湾去。原国民党黄埔军校23期学员张文荣，参加我军后任180师司令部电台报务员。被俘后，敌人送他去日本东京，接受特务训练。1952年2月19日夜，派他乘坐美军C-46运输机，到朝鲜后方的谷山郡空降，执行特务任务。临跳伞时，张文荣掏出美军发的手雷，扔向机舱，炸毁飞机，乘伞而去。美机驾驶员哈里森被活捉后，供述了上述情形。

这个事情太具传奇性了，连志愿军总部的保卫部门都难以置信，把他审查到1958年3月29日才结案，给他出具了证明信。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的柴成文，在写作《板门店谈判》一书时称赞道，“张文荣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以自己的英雄行为向祖国母亲报到”。
还有那些失踪的同志，绝大多数都牺牲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从威海市民政局退休的李仁海主任有个小舅，曾经是180师五次战役突围战斗中的一员，战后下落不明。上世纪五十年代，他父亲曾去部队查找，只拿到了一纸证明，说他小舅列为失踪军人，被评为烈士。

（贺炳金(左起第3人),在朝鲜停战谈判时,与朝鲜和中立国军人在一起。其子贺建筑提供。)

班师归国，参加了导弹卫星事业，后编为独立师

朝鲜停战班师回国以后，180师先后驻南京浦镇、安徽滁县。1961年4月，180师师部和539团、540团调归专搞导弹卫星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了我国的导弹卫星事业；5月，538团调归181师，成为该师的543团。一年后的5月，180师归建，师直和539团、540团继续归60军建制，驻安徽蚌埠。

　　1964年12月20日，步兵539团扩建为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一师，师直和步兵540团等组建安徽省军区独立第一师，180师的番号就此撤销。1975年，安徽独立一师与浙江独立一师对调；1976年，江苏独立一师与浙江温州军分区对调。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80师，这支英雄的部队，走过了她威武雄壮而又经历坎坷的光辉历程。
1969年5月，笔者在安徽合肥大蜀山上中学，大蜀山南麓驻军部队就是安徽独立一师的师部。师部干部子弟中有位我的同学叫贺建筑，他父亲叫贺炳金，时任安徽独立一师的后勤部政委，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时是180师工兵连指导员。工兵连在战斗中负责师部警卫，几乎打光了，他父亲也遭敌炮火炸伤弹片嵌入背部。紧要关头，他父亲被连长王胜文，硬逼着用担架抬离阵地，这才脱离险境，带着十几名失散的战士突出重围，可连长却牺牲在阵地上。1953年6月，他父亲调到在朝鲜开城谈判的志愿军停战代表团解释分团当代表，为被俘同志的回归做出了贡献。贺建筑给笔者看过一张照片，他父亲身着志愿军军服，与参加停战谈判的中立国军人在一起。
现在，不仅24旅时打运城、攻临汾、消灭“亲训师”、攻克太原城的老人屈指可数，就是朝鲜战场180师奋勇殿后浴血突围的老战士们也不多了，接力棒传到了他们的后代手中。2017年4月23日，原180师的老战士和后代120多人，山西闻喜县陈家庄父老乡亲和各界群众1600多人，在当地举行隆重的24旅（180师）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缅怀180师的革命历程，宣扬前辈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让180师的革命传统继往开来传承下去。
杜建虹是指挥无坐力炮用9发炮弹干掉敌人10辆坦克的538团副参谋长杜岗的儿子，曾任中国铝业山西铝厂武装部政委，2010年退居二线后迁居威海，与在山西铝厂驻威海办事处（威海晋铝大厦）工作的爱人团聚，他曾向笔者讲述了一件催人泪下的往事。那是1995年11月3日，杜建虹和弟弟及亲朋好友，护送母亲的灵柩，回山西运城万荣县的老家，与父亲合葬，他们都是180师的老战士。车行至县城路口时，眼前的情景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前面，车门大开，180师老首长吴成德的儿子站在车门外，左手高举着输液吊瓶，右手向他们招呼。脸色苍白，已经下不了车的吴成德坐在车里，抱着氧气袋，一边吸氧，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杜建虹说，“孩子，我身体不好，没能赶上追悼会，只好在半路上送送老战友了。”

追悼会的消息传来时，80多岁的老人家正病重住院，他不顾医生反对，非要驱车100多公里参加不可。实在来不及了，就赶往半路迎候杜建虹他们。杜建虹他们激动得泪流满面，跪在车门口，说他儿子不该让老人家来。他儿子哭着说，“建虹，劝不住啊！他还要去陵园看你爸爸呢……”
180师这个番号并没有走进历史，1969年底我刚当兵的那一段经历，继续延续了180师的故事。直到16年后的1985年1月，经“皮旅”老同志们的一再呼吁，也为了纪念因直升机撞山而牺牲的皮定均，为充分体现该师的历史和特点，中央军委恢复了第181师番号，180师的番号这才成为记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180师。也以此文纪念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曲折而又辉煌的90周年。

（180师后代杜建虹(右)、贺建筑(中)和潘旭红(女,左)，参加2017年4月23日纪念180师（24旅）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杜建虹提供。）

（原文载《威海记忆》2017年总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