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背后的故事——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访谈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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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从1985年4月到2018年10月，共创作并由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等38家出版社出版了79部5000多万字著作，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贺龙传》等53部3878万字是红色经典著作，2023年8月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核向其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累计）”——“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红色经典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背后的故事

——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访谈录（1）

“红色经典文学是我创作的起始，也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记者：去年8月，您申报并获得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证书，您是怎么想到要申报这个项目的？

作家：噢，从20岁参军入伍后一直忙于工作，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后创作出版了不少著作，不少战友和读者常以“著作等身”加以褒奖，还鼓励我可以申报大世界基尼斯之最了。“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只是一个关于新、奇、特的非官方认证机构，即使得到一个证书也非太大的荣耀，那时我并不在意。近年来岁数大了，空余时间也多了，想静下心来梳理一下个人的创作情况，因为“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有审核、确认的一整套程序，于是就想通过申报得到这个比较权威机构的确认。

记者：闻知您获此殊荣，我们也是倍感兴奋和欣慰。您在30多年时间内创作出79部5000多万字的著作，这在国内外绝对是非常罕见的，其中53部3878万字是红色经典著作，占比都在三分之二以上，说明您对红色经典创作情有独钟啊。

作家：你用“情有独钟”一词概括我从事红色经典文学创作是没错的，但可能还不够，何止是“情有独钟”啊。

记者：此话怎讲？

作家：回顾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前二十年虽有小时候埋下的“作家梦”，但始终徘徊在“零打碎敲”的“羊肠小道”上，直到组织上安排我为贺龙元帅等老首长撰写传记，才使我真正踏上文学创作的“康庄大道”。可以说，前面的努力只能算是一个铺垫，红色经典文学是我创作的起始，也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记者：二十年铺垫也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就是俗话说的“厚积薄发”吧。先请您谈谈“铺垫”的情况吧。

作家：可以。很小的时候我萌生了一个“文学梦”。这与家乡天津宝坻黄庄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很大关系。黄庄是个大镇子，文化人也很多，唱戏、说书的人不少，逢年过节镇上都搭台唱评戏，农闲时节还常常搭台唱皮影。耳濡目染的民间艺术让我着迷。那时我想：如果自己也能编出一些剧本来该多好。我爷爷是个业余的风水先生，他还会中医和兽医，也喜欢看一些评词影卷。我家中曾存有几十册《三国演义鼓词》，还有《三侠剑》等，这些书我经常反复看，其中一些精彩段落，如《三国演义》里的“温酒斩华雄”等，我甚至能背下来。村里有个叫吴珍的，家中藏书较多，但向他借书看却不容易，我为了借书，经常帮他干活。除了看戏、看书，我还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戏剧人物。我曾经依样画葫芦地画了许多画，贴满了家中四壁。小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皮影人儿，并且很认真地搜集了许多，自己也亲手制作了许多。记得我家对门的三叔有几个皮影人儿，我非常喜欢，为了要这几个皮影人儿，我跟着他下地打草，帮他抱草，最后终于要到了手。当时我收集的皮影人儿和自己制作的有数百个之多。镇上还有许多造诣很深的文化人，其中有一位袁四爷，当年曾在北京城中王爷府教书，古文功底很深。还有一位“大先生”，曾在沈阳开过买卖，也有很深的学问，且打得一手好算盘，他与袁四爷经常谈古论今。我的姥家与袁四爷家住对门，我和袁四爷的孙子袁庆颐是同学，这样，我经常到他家串门，后来干脆住他家中，每天晚上听袁四爷、“大先生”讲古文。在读书上得到袁四爷和“大先生”的很大帮助。

宝坻黄庄

1958年，我上六年级，村里大办食堂，学校要学生们写诗赞扬。我一气写了很多顺口溜，其中一首至今还记得：“公共食堂真美哉，蒸炒炖炸离不开。佳肴美味如酒菜，农民喜得笑颜开。”我的班主任周儒老师对我的顺口溜很欣赏，给予了表扬，并对我的作文也给予鼓励。这使我“诗”兴大发，顺口溜不断编了出来，内容也是方方面面。现在想来不免幼稚可笑，但这却是我最初的文学创作。

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在林亭口中学上学，学习成绩很好。那时的班主任韩老师对我十分信任，让我担任班长，不料后来换了陈老师，我俩就不对眼了。在一次冬天割红篷时，他无故批评了我。我当时不服气，后来有许多事情我们看法不一致，一恼火我找到王校长提出退学，王校长、陈老师毫不阻拦，那年我15岁。中途辍学后，回村又上了半年民办中学，后来民办中学停办，我就成为一名社员。这一年是1961年，我那年虚岁16岁。

由于年龄太小，在生产队里顶不上整劳力，只能算“半劳”。分不多，但苦活累活没少干。挖河、打冬网、打包网、耪地、拔麦子，我都干过。特别是拔麦子和挖河，真能把人累得吐血。但这一切我都坚持下来了。小时候吃的这些苦，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在离开家乡后，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都不畏缩。我觉得，以后的苦远不能和家乡的苦相比。

家乡虽苦，但苦中依然有乐。在和乡亲们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他们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赋予我许多乐趣，而且为我以后创作积累了不少民间俗语。村里有个叫瞎屈玉的，爱说顺口溜，张口就来。我在写《杨三姐告状》一书时就曾用过一段，恰到好处。

1963年，同村的高中生马学敏和王长发二人毕业回了村。他们二人喜欢文学创作，我也喜欢，大家一拍即合，随即自发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进行业余创作，相互评点。文学小组还有刘亮、马志刚等人，最多的时候发展到20多人。当时，我们订阅了一些文艺刊物，还买了些书，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灯下学习、讨论，开阔了视野，熟悉了各种文学体裁、流派，我尤其喜欢“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乡土气息很浓的作品，还养成了多写多练的习惯，提高了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我们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我们每个人似乎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对生活和未来增添了自信。后来，王长发当了全县最年轻的公社书记，刘亮当了教师，马学敏当了粮站站长，当然这是后话。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写作的一些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发表，但这段时间的努力对我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和入伍时黄庄公社武装部唐部长合影

1965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1964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那时全国上下都在学雷锋，解放军的形象深入人心，也使我产生了参军入伍做一个雷锋式战士的念头，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当时，到黄庄带兵的干部叫李生，他个头不高，笑眯眯的，因为我上了一年的初中，并积极愿去服役，他很高兴，对同去的带兵干部李恩义说他挑了一个初中生（当时农村里上初中的很少）。12月20日，我被批准入伍。这年全公社共走了十五人，我家左邻右舍走了五人，除我外有马志泉、王振起及袁泽森、袁泽亭堂兄弟。

1965年2月8日，我们离开家乡，踏上了从军的道路。黄庄到宝坻县城不通公路，公社安排了十几辆自行车驮我们。自行车队沿着潮白河堤的土路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才到了宝坻县城。这时恰好有一列火车开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稀奇的不行。在县城换军装前带兵干部把我们“轰”到澡堂里洗了个热水澡，这也是我第一次进浴池。这个澡洗掉了出生以来的身上的泥污。夜里我们乘汽车到了杨村车站，登上闷罐火车，大约凌晨3点到达河北元氏县63军炮兵团的营区。

63军炮兵团当时代号是4589部队，这是我当兵的第一站。在这里我得到老首长、老领导和老战友们的亲切关怀、耐心教育，使我从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人民军队干部队伍中的一员，点点滴滴终生难忘。

新兵班长苗绍锋

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兵班长苗绍锋。他是河南人，1963年入伍的老兵。在军事科目训练时，他一丝不苟地纠正我们每一个动作，在政治教育课上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和蔼可亲的大哥，教我们迭被子、洗衣服，虽然只是相处了两个月，但他那笑眯眯的圆脸至今记忆犹新。令我最难忘的是他一直关注着我，没几天，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刘秉荣同志：你的日记写得很好，内容很丰富，有阶级斗争，有读书感想，有雄伟远大的志向等。希望您能在今后的生活中，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好毛主席的著作，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培养自己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及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让美丽的青春，在党的事业中放射出瑰丽的光彩，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战友苗绍锋1965年2月23日。”我刚到部队，一切都是新鲜的，每天我写日记，记录所见所闻以及感想和豪迈的决心。他的鼓励让我非常激动。苗绍锋于1969年复员，复员后没回老家，而是到了内蒙古海勃湾市的一座煤矿工作，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但战友之间的情谊依然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中。

刚入伍时列兵军衔

在我成长路上给我帮助最大的是时任政治处宣传干事丁正国。两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到了2营部，在有线班当一个一名电话兵。在炮兵部队，除炮手外，还有侦察、计算、无线、有线等兵，侦察兵和计算兵是计算出火炮的射程，再通过无线和有线传达到炮阵地。有线兵在单兵收放线时要背着50斤重的电话线，还要手提50斤重的线拐子，再背上小镐、电话单机、脚扣，非常辛苦。我训练了不到十几天，练收放线把手都磨成了血口子。但由于在农村里已经苦惯了，所以这点苦也就不在话下。此外，每天我都主动打扫卫生、挑水。老兵们见我把院里的水缸都挑得满满的就说：“我们怎么感谢你这新兵呀。”营副教导员庄玉和对人说：“这个刘秉荣可以培养个班长。”

四月，我根据电话兵的生活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秘密》。写好后我送到了团政治处，宣传干事丁正国接待了我。他看了小说后找到我说我写得挺好，并鼓励了我一番。后来我知道丁干事还将我的小说打印了一份送给团首长们传阅。也许是这篇小说让丁干事看到了我的特长，到六月初他把我调到了团政治处俱乐部工作。

　　2008年 成都看望老领导丁正国夫妇

调到俱乐部工作当“广播员”，主要任务是每天放广播（放部队作息时间的号片和播放央广的新闻节目）、定时开放图书室、接待每周来团里放映电影的军部或地方的电影队，还要负责团里召开各种大会时的会场布置、音响保障等。这些活都不重，但要求却极高，尤其是播放部队起床、出操、上课、开饭、熄灯等号片，时间上不能出一丝一毫差错。我竭尽全力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保证零失误、零差错。让我最开心的是图书室的书很多，许多书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除了做好各项工作，剩余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了，我感到非常充实。

根据广播员的工作职责，团里召开大会要布置会场，但写会标我却不在行。开始时我请二营营部的马殿喜帮忙，他是从北京入伍的计算兵，美术字写得好，因为我们比较熟悉，总是有求必应。但我想总不能老麻烦他，就留心他的写法，两三次后，我就自己写了。此后，竟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当时搞“红海洋”，到处都写美术字，我就被派去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石家庄的一栋大楼上还有我写的毛主席语录。

在广播室当广播员

按照过去的惯例，大礼堂的卫生保洁都是通过司令部值班室派差，由各连来人打扫。我接手后，我想打扫个卫生，比起在家干的挖河、筑堤等农活就是小菜一碟，所以我就自己动手，每天把礼堂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每当元氏县电影队到部队放映电影时，团里都要派卡车去拉，我觉得几件放映设备也用不着大卡车，从团部到县城也就是七、八里路，就从连里借个小排子车到县城把放映机拉来，第二天再送回去。冬天，机关里各屋都生炉子，每天都倒很多炉灰渣，我和公务的战士孙凤庭等机关兵一起拣炉灰渣里的煤核，一个冬天拣出两吨多煤，受到了领导的表扬。此外，我还抓紧时间写稿子。我于1965年9月间写了一组新兵生活的稿子，石家庄广播电台还来到团里给新兵们录了音，播放后反响挺好，电台还给我寄来了稿费。我把稿费买了毛主席著作乙种本，送给了驻地民兵。团司令部分管民兵工作的田副参谋长还为此表扬了我。我还写许多广播稿、幻灯词等，幻灯词由军电影队画成幻灯片在电影放映前播放。幻灯词主要是表扬连队里的好人好事，播放后效果很好。

我的这些的努力，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一天，丁正国找我谈话，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真的不敢去想，因为当时的领导大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入伍入党的，还有不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和中印自卫反击战。我这个入伍仅10个月的新兵怎么敢写入党申请书呢？但在丁正国的鼓励下，我还是递交了入党申请。万没想到，我的申请竟被批准了，介绍人除了丁正国外，还有一名是叫朱福起的机关协理员。1966年1月8日，丁正国同我谈话，说我的入党已经批准，时间从去年12月9日起。我很激动，在当天的日记这样写道：今天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从此以后，我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渴望已久的事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以后，我将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毕生精力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

转眼1966年春节快到了，团里准备组织新年联欢晚会。这段时间我经常到各营各连督促检查各单位排练演出节目情况，也帮着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因为我对戏曲比较熟悉，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都比较认同，使各单位参演节目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如三营8连老兵董梦虎和另一个兵合演的节目《你比雷锋还雷锋》很感人，随军家属的表演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更是把晚会推到高潮。春节期间，我还在丁正国的指导下组织了“灯谜”、套圈、毛主席诗词填空等等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此外，各地来部队的慰问演出我也都组织得很周密，首长们很满意，对我评价也很高。

炮团政治处战友，前排左一、刘林文，中、丁正国，右一、袁济泉，后排左一、于步宾，左二、刘秉荣，右二、邸鹏程

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我正在熟睡之际，突然俱乐部的礼堂剧烈地晃动起来，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忙拉电灯，停电了，我摸着黑穿上衣服跑下楼，这时，许多人都跑到了院子里，我这才知道是地震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地震。而电子表的指针指停在5时29分14秒。地震中心在邢台地区，由于我们部队距地震中心很近，当天部队即开赴邢台地区的隆尧县耿庄桥参加抗震救灾。我想抗震救灾一定有许多好人好事可宣传,便向丁正国请示后到耿庄桥进行了采访，并写出了两篇报告文学，其中一篇内容是记述二营副教导员庄玉和的事迹，另一篇的标题和内容记不住了。政治处郭培忠干事看了稿子后，说写得不错，应该交给《解放军文艺》。当时我按郭培忠的吩咐把那篇稿子寄到《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还给我来了信，说稿子内容很好，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我也进行修改。但再寄去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解放军文艺》随之停刊，我那篇稿子也就没了踪影了。稿子虽然没发表，但我的写作情况在团里和军里都挂上了号，《战友报》也聘我为通讯员。

　　正当我在炮团俱乐部工作顺风顺水的时候，1966年5月初上级的一纸调令差点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被调到军电影队工作。那时候很少能看到电影，我对放映电影的工作充满了好奇，且能到军机关工作，我很兴奋。到电影队后，很快就学会了放映，除了每天为军机关和军直部队放映电影外，还编写幻灯词，发挥了我写作的特长。电影队人虽不多，但人际关系却很复杂，人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各自的心思，还互相“使绊子”，使我很头痛。电影队有7人，队长叫张祖流，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同志，估计这么老资格的同志当个电影队长是亏待他了，因此他也懒得管事吧，我们也很少能看到他。下面分为两个组，我分在二组，组长杨金生，是1962年入伍的老兵了，但却还没有入党。矛盾就发生在杨金生的入党问题上。电影队7个人中只有队长张祖流、一组组长曹庚田是党员，再加上我一个预备党员，共3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据说杨金生与文化处赵双启处长关系很好，赵处长早就想解决他的入党问题，但由于杨金生特别爱表现自己，与大家伙都合不来，每次讨论都通不过。我到电影队后，又遇到讨论杨金生入党问题，在党小组讨论时，张祖流、曹庚田都不同意他入党，我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在支部表决时也未能通过。但传到杨的耳朵里说只有我反对他入党，于是对我十分生气。恰巧还遇到另一件事，就是文化处的图书员也参加我们电影队的学习等活动，因一次我当面对他提了点意见而产生了隔阂。于是他们两人不断在赵处长面前说我的坏话。工作上挑不出我的毛病，于是将我一次在电影队学习会上的发言说事。当时全军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电影队的一次讨论中，我说了不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会饿死人的话，他们就说我是诬蔑社会主义。1966年12月初我的党员预备期满了一年应该转正了。我向党小组提出了申请，但曹庚田老是哼哼唧唧不正面回答，在我再三追回下，他才说赵处长不同意转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一个预备党员不能按时转正就相当于给了处分，还有可能取消预备资格，这一点我很明白。我要他向赵处长反映我的意见，但拖拖拉拉直到1967年1月10日还没头绪。于是我就去找赵处长，问他我为什么不能转正。他说我思想有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敌视情绪，应该继续考验。我说饿死人的情况是事实，讲这话是在讨论认识问题时举的例子，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意思。他大声说：“你还胡搅，你的思想深处就是有问题。”我当时的情绪也控制不住，指着他说：“你不实事求是，你派人去我家乡调查，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见我敢顶他，更火了，劈头盖脸的就骂起我来。如果按常理，我见到他时，先低三下四的做个自我检查，再虔诚地恳请处长帮助，事态就可能会向另一面发展。可我见他骂人，再也忍不住性子，大声说：“你看我不好，你就让我回炮团好了！”赵处长指着我大声说：“你明天就走！”第二天，曹庚田通知我回炮团，并要我去文化处找吴运培干事办调动手续。我到了文化处吴干事的办公室，一推门，听到吴干事正在给炮团打电话：“刘秉荣是反革命分子，军保卫处要他回团，不能安排他在机关工作，让他下连队。”我一听头就大了，吴干事放下电话后我马上问他：“吴干事，我怎么是反革命分子？”吴运培说：“是处长说的，你去问他吧。” 我知道，赵处长是入伍二十多年的“大官”，自己一个入伍军龄不到两年的小兵再争辩也是没用的，不如早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坚信自己没做错什么事情，时间一定会还我清白，我想起炮团信任、关心我的那么多领导和同志们，相信他们也一定会客观公正对待我的。当天傍晚，没人送行，也不需要告辞，我背起背包乘火车回到元氏炮团驻地。

记者：在军电影队的这段经历对您打击确实是很大的。

作家：是的。在回炮团的路上，想到8个月前满怀热情去石家庄，如今却这样不明不白地回来了，我后背阵阵发凉，心里难过极了。对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战士而言，要扫除这样的阴影也确实不容易。回到团部天已经黑了，我找到在团招待所当公务员的老乡战友赵润志，他给我开了一间房。一个晚上我思绪纷乱，我一边写日记，梳理这几天发生事情的经过和原因，一边看《毛泽东选集》（四卷），看着看着，一股清泉立刻流进我的心房，我顿时增添勇气和信心，我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想到毛主席在战争年代受过多少委屈和困难，而我这点挫折又算的了什么，我要坚持信仰，勇敢地开启新的生活。

第二天，丁正国等政治处领导见了我，他们也不问我在军电影队发生的事情，就告诉我暂时安排到指挥连电话班，嘱咐我在连队好好锻炼。指挥连是个大连队，电话班有两个班，我被分到了2班，十来个人。下到班里后，班长跟我谈了次话，问我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把在电影队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他听了眉毛一扬，说：“1960年就是饿死人了么，我们那里就死了不少人呐，这算什么反革命？”又针对给我戴帽子的赵处长说：那些人官当大了，耳朵坏了。最后班长说：“咱们电话兵又苦又累，你要有吃苦受累的准备。”我告诉他曾在2营部当过电话兵，还说这点苦累比起干农活来差的远哩。当时，指挥连担负着“支农”和种水稻的任务。我和大家一起训练、劳动，参加“支农”。插秧时，我的插秧速度在全团第一，大家都特别佩服，说：刘秉荣能写会画，干农活还是一把好手，不简单哪。在“支农”中我写稿子，表扬好人好事。在连队宣传方面出黑板报，搞“红海洋”（即写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标语）、教唱歌曲等等，搞得红红火火。到年底时为连队写总结报告。当时，班长、副班长有什么事都同我商量，在我的推动下我们班成了先进班。排、连干部也不拿我当外人，副指导员张福起负责连队的文化娱乐活动，他经常与我商量连队的文化工作。刘指导员、郑连长对我也非常好，半年后推选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次我同郑连长说起转正的事。郑连长说：“他们不给你转正，我们按期转，什么反革命？好同志么！”郑连长的话使我很受感动。那时我的档案还在军文化处，郑连长让我抽空去把档案拿回来。此时军里召开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就在我曾经呆过8个月的军部礼堂召开，让我百感交集。在会场，我遇到了赵处长，他十分惊讶地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回答他我是参加大会的代表，他十分尴尬。顺便我说还要取回档案的事，他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好好，你去找吴干事。”又说了一句：“学毛著积极分子么，应该按时转正。”

记者：这场风波有惊无险过去了。

作家：大会结束后，连队党支部按时为我转了正，当然为我的转正，连队请示了营党委和团党委，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遇到挫折千万不能气馁，更不能自暴自弃，只有坚定信心，踏实工作才能赢得最好的结果。当然，这件事总的是过去了，但后面还有些余波。

这时，“文化大革命”正轰轰烈烈，“红海洋”大批判专栏到处都是。当时团里搞了个“大批判专栏”，团里知道我能写美术字、还能画几笔画，于是把我抽调去布展，又住到了礼堂里。借调到团机关不几天，团里要画一幅毛主席的巨幅像，以便在召开大会时使用。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但还没画过油画，更没画过领袖像，于是请元氏县文化馆的老吴来画，我给他打下手。老吴画了有半个多月，我天天跟着他学，怎样做框子、绷白、刷清漆、打草稿、调油画色……把各道工序的要点记在心上。因为各营各连都要画毛主席像，我就开始自己画，老吴看了夸赞我画得不错，大家看了都说比老吴画的还好。各营各连也需要巨幅的毛主席像，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甚至军直的高炮营、通讯营等也来求援，还曾在石家庄街心画了十几米高的毛主席画像，我还组织全团家属绣了一幅6米多高、2米多宽的毛主席像。我粗算了一下，我前前后后画的毛主席像有近百幅。

大约是1968年春天，北京军区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表彰大会。要求各单位的代表必须抬着毛主席像进入大会会场。可能是通知不到位的缘故，我们炮团接到通知时仅剩了两天的时间了，政委齐东岳非常着急，他问我能否完成。我算了一下时间说：“只要木工制画框不误事，我一定完成。”当时，齐政委把木工也找来，下了“死”命令。这样木工连夜做成画框，我连夜绷布刷漆，因为画像必须要在画布上涂的漆干了才行。当漆干了的时候，只有一个夜晚的时间了，我一夜没睡，当第二天齐政委带着代表们出发时，毛主席画像已摆在了礼堂前，他见了非常高兴，说：“小刘立了功，这才像个军人呢。”

这次突击完成画领袖像任务，齐政委非常满意。后来他听说我还能写文章，从军区开会回来带着我去连队蹲点。齐政委的双腿在战争年代落下风湿病，但他有小车不坐，背着背包走了一天路，来到正在河北省赞皇县执行“支农”任务的1连蹲点。齐政委这次蹲点是按照军区的统一部署进行的，是要调查总结“怎样用毛泽东思想建设连队”的典型经验。当时，63军政治部组织了三个联合工作组，分别到187、188、189三个师，作为调研的重点，像炮团这样的小单位，只是作了一般性的布置而已。到1连以后，齐政委召开座谈会，还分别找了大部分干部战士谈话。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我们开始写材料，在讨论题目、提纲时，我认为齐政委的题目太大，建议缩小口子，突出依靠群众发展党员方面的经验，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按这个主题写出了《依靠群众发展党员，永远保持党组织的血液新鲜》的草稿，写好后又组织营连干部和战士们进行了讨论，作了进一步修改，尔后报到军里，军政治部田荫东主任看后评价很高，认为这份材料主题突出，有骨头有肉，写得很好，并当即指示上报军区。估计军组织的三个工作组的材料也是上报军区的，但军区却只转发了我们炮团的经验材料，齐政委十分高兴，多次对人讲：“刘秉荣能干。”

1968年底，团党委拟提拔一批干部，其中也有我。赵双启不知怎么知道了这消息，竟然打电话给团政治处，进行阻挠，这次我提干的事就搁浅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余波”吧。这时齐政委指示政治处了解一下情况，政治处了解了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齐政委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讲了几句实话，这算什么反革命？1960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中央都承认嘛！”1969年3月，团党委又从决定战士中选拔一批干部，这次名单中又有我。一天，我在宣传股写材料，突然听到隔壁的干部股刘昌干事在打电话，由于房间的隔断是木板隔成的，他打电话的声音我听得非常清楚，他说：“刘秉荣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我们团党委作了调查，认为不存在，这是我们党委的决定。”说完他又对同屋人说：“这个赵双启，死死地咬住刘秉荣不放，没水平，不像个抗日老干部。”

1969年3月，我的提干命令终于下了，被任命为63军炮团司令部保密员，但仍然在宣传股工作，负责新闻报道工作。不久，部队开赴内蒙集宁地区执行紧急战备任务，之后调防到阳曲县，我即集中全力抓新闻报道工作。为加强新闻力量，团里抽调五名战士成立了报道组。这一年，炮团的新闻报道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先后在报纸电台发表了上千篇稿件。这是炮团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我为此受到了军里有关部门的通报表扬。

1972年的春天，军里的文艺宣传队借我去写节目，此时全国各地的文艺期刊都相继复刊。这时，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宣传处副处长王敏看后认为写得不错，遂推荐给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后来，《解放军文艺》张文苑社长打电话给王副处长，要我去编辑部进行修改。后来，这篇稿子在《解放军文艺》1972年的复刊号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团结胜利的凯歌》一书也收录了该文。这篇稿子的发表奠定了我在军、北京军区的创作地位。

是年底,北京军区宣传部举办了创作学习班，我被军推荐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的负责人是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胡可。我在当放映员时放映过他创作的《槐树庄》、《战斗里成长》等电影，感到特别亲切。在学习班，我还见到了老作家刘伍、杜烽、白艾等，特别与来授课的著名作家浩然相识了。浩然听说我是宝坻人，遂说：“咱们是老乡啊！”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军区宣传部留下编《连队文艺》。这期学习班的作品共编了两期《连队文艺》，我写的《和当年一样》、《竹枝》两个短篇小说编入1973年出版的《连队文艺》第八期上。

胡可部长

1973年春，北京军区政治部举办了全区文艺宣传队汇演。我被宣传部继续留下帮助工作，负责汇演办公室的工作。我的工作得到胡可副部长和文化科同志们的认可，汇演结束后，即把我留在宣传部文化科当干事，主要负责基层文化工作、编辑文艺刊物，还参加了全区小戏评奖等，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1972年我还在63军炮团时就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得到团领导的支持，专门给了创作假，经过半年日夜奋战，终于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秋水涛声》。这部长篇以1960年前后我的家乡黄庄大洼为背景，描写农村的发展和变化。由于我那时把握长篇的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受当时“高大全”的创作模式影响，写得很不顺手。后来我调到军区机关后，我将书稿交给了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在回想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要出版这样一部长篇，确实也很难把握吧，责编一次次提出修改意见，弄得我改来改去，仅草稿就写了有300多万字，结果到“文革”结束也没能出版。我把精力投入了这部长篇的创作上，而迟迟不能发表，身心俱疲，我得了很严重的胃病，一下子瘦了20公斤。医生动员我手术，亏得我没听，最后靠自练的气功和针灸治好了病。这部长篇直到1986年在老作家苗培时主编《中华文学》丛书时，以“反思文学”在内部出版，更名为《北大洼》。

杨白冰同志

1980年，军委批准成立《贺龙传》编写组，设在总参谋部政治部，并由曾长期在贺帅身边工作的军区老作家刘伍同志担任组长。到宣传部工作后我与刘伍同志关系一直很好，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参加贺帅编写组，很快得到军区政治部领导的批准。6月26日，我和刘伍同志到总参政治部报到。临行前，时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杨白冰同志召集刘伍和我谈话，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叮嘱我要照顾好刘伍同志的身体。当天到编写组后，时任副总长的迟浩田同志接见了编写组全体同志。

能参加贺龙元帅传记编写组工作，我特别兴奋。贺龙元帅是开国元勋，也是我自小崇拜的偶像，我一个农家子弟，如今能走近元帅，为元帅撰写传记，这是组织的信任，也是个人的荣幸，一定要鞠躬尽瘁，披肝沥胆地去工作。

进入编写组后，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贺龙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我党、我军的大量史料，有机会采访了许许多多当事人亲历者，我震撼，我感动，我亢奋，促使我在完成编写组规定任务以及后来调到武警部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撰写了数量较多的红色经典作品。

在电影队合影（右一、陈好礼，右四、杨金生）

记者：您的这段经历跌宕起伏，但实际上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您的红色经典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作家：您说得对，在成长的道路上坎坷磨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因有了坎坷和磨难，更能激励我们奋发向上。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赵双启处长的有关情况。我提干后一次去军里办事，在路上遇见赵双启处长，他格外热情，说：“小刘哇，你提干部了，很好！”我也向他问好，他却主动说：“我误听了别人的话，上了当。”后来他又问起团里电影的情况，我说了团里因为没有放映组，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时几乎看不到电影。赵处长想了想说：“把军里的放映组给炮团一个怎么样？”我说：“那当然好啦。”赵双启还说办就办，没多久就将一个放映组放到了炮团。后来，赵双启出任63军后勤部政委，一次我在军文化处搞创作，抽空到他家里看他，他向我表示了对我的处理的歉意。大约是1989年，赵双启已离休，我到石家庄办事时去干休所看了看他，他正在院子里种菜。听说我已经出了5本书后他“啊”了一声，稍停他说：“小刘哇，你太自信了。”我告诉他我已经调到武警部队，他很高兴，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临走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似有许多话要说。至于电影队一起共事过的战友，其实大家原本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时间的车轮麿去了误会和隔阂，现在还都保持着联系。唯有我同时入伍的同村战友王振起，在我离开电影队后不久被以精神病押送回家，回家后真的精神失常，终身未婚，生活困难，现在成了孤老。王振起的悲剧应该与当时电影队的不良风气是有很大关系的。赵双启每次见面时都问及王振起的情况，我觉得他的内心是有愧疚的。

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某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7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著述总字数5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

图文:刘秉荣

编辑: 李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