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是如何把共产国际的援助款平安送到延安的？

至简

1937年初，毛泽民奉中央之命到上海，专门采购一批印刷机器，用于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之后辗转奔波两个月才回到延安。

从后来结果来看，毛泽民此行任务办的很成功，他不仅成功从上海运回了一批印刷机器，还动员了一批印刷工人来延安参加革命。

以至于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博古夸赞毛泽民：

“你的功劳很大很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印刷厂，自己的工人，自己的报纸！”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根据《寻找毛泽民》的记载，毛泽民此行回到延安后不久，并没有长时间停留，而是很快又到了上海。

毛泽民此行赴上海，执行的是机密任务，以至于很多方面都没有公开记载，甚至于就连同行的毛泽民夫人钱希钧也不清楚。

根据多方面的资料记载，毛泽民很有可能接受了赴上海取回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款项，而且办的很成功。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后，决定在陕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尽管陕甘宁根据地的革命形势日渐好转，但中央仍然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是陕北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换言之，陕北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帮助中央红军发展壮大。

之前我们曾聊过陕北根据地的困难，包括后来西北野战军的发展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资源问题。

另外还要加上一个重要因素，即国民党当局封锁。

中央红军在陕北面临极度的困难，以至于毛主席甚至都考虑到要进行“二次长征”（根据徐向前回忆录）。

好在后来爆发了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这才改变了根据地的现状。

可见经费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根据地发展、制约红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后，在陕北建立起来一个大功率电台，在双方取得联系后，中共中央迅速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援助的申请。

当时红军最缺的就是粮食和衣服，事实上一直到当年冬天，许多战士们还没穿上棉衣，即便是有张学良、宋庆龄的支持，也很难解决大部分困难。

不过，在当时中央正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计划打通同苏联的关系，以便就近获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不过很可惜的是，因为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向北取得苏联援助已经不可能。

所以在当时，苏联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即从新疆提供援助，为此苏联方面筹措了2000多吨的武器装备运抵安西。

据莫斯科派去接应西路军的滕代远同志回忆，他和陈云等从莫斯科前往新疆前，斯大林曾专门接见过他们，表示如中国红军想要什么可以尽量满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辆坦克及90门大炮。

甚至还包括50名在苏联接受过炮兵、装甲兵训练的中国同志回国。

显然，如果这批物资能够到陕北，无论是对于未来抗战，亦或是对抗国民党顽固派均有很大作用。

可惜的是，从新疆接受苏联援助，根本不现实，因为路上交通太远，运输不便，中共方面后来也放弃了这一想法。

宁夏战役计划失败以后，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当时中央急电共产国际，希望能提供援助各类款项，无论五万十万均可，以缓解燃眉之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共执行打通与苏联联系通道的计划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已经筹措了大约十几万美金，准备提供给我们。

早在1936年10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

“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

至11月12日，共产国际又致电中共中央：

“已决定向你们提供55万美元的帮助，第一批15万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庆龄处，由宋转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

1936年冬，共产国际第一笔援助的款项送抵延安，极大的缓解了延安当时的困难。

鉴于宁夏战役的失利，共产国际也意识到，中共直接获取苏联物资支援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很清楚，在陕北的红军所遭遇的困难，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军事援助就能解决的。

1937年3月2日，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表示：

“苏联已经决定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以后还将进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约与此数目相同的另一笔援款。”

不过，这笔钱显然不能直接送到延安。

尽管当时中共已经与国民党当局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决定，但蒋介石仍然很敌视中共，对中共中央、对红军、对陕北根据地极尽可能的打压，这样一笔巨资想要到延安，无疑也困难重重。

根据之前经宋庆龄转交给延安那笔钱的逻辑顺序来看，这笔80万美元的巨款显然应该先到上海，交由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经潘汉年之手送到延安。

可国民党当局那时对流动资金的管理特别严格，稍加不注意，就很容易被查扣。

显然，这笔钱想要到延安，就只能采取另外的办法。

当时，毛泽民刚刚回到延安，他作为苏区国民经济部部长，又是刚从上海完成任务回来，显然取钱这个重任，交给毛泽民最合适。

不少文章信誓旦旦的称，毛泽民当时是接受毛主席亲自布置任务到上海去取这笔钱，但从当事人回忆文章来看，显然不是。

据当事人之一的钱之光同志回忆，这项秘密任务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亲自向毛泽民交待的。

据《钱之光传》记载：

“这次任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交待安排的，由毛泽民负责。毛泽民当时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协助他执行任务的，除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外，还有绥德分行行长任楚轩、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危拱之、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钱希均。”

时间差不多应该是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电文后不久，即1937年3月2日以后。

1987年4月29日，毛远志采访钱希钧时，钱希钧也提到了这一任务：

“1937年初，我从红大调出，准备去上海取款。我们3月到达西安，先是想在西安筹建一银行，便于汇款，但蒋介石政府不准。我们便于3月底4月初到了上海，以后便采取分批秘密携带的办法，将这笔巨款运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如何在国民党当局重重封锁的情况下，悄无声息的取回这笔巨款，无疑非常困难。

有意思的是，毛泽民最初想在国民党当局眼皮子地下，利用“合法”方式，将这笔钱汇到延安。

1937年3月，毛泽民一行人抵达西安，计划在西安开一家“钱庄”，甚至于毛泽民当时已经找好了地方，搭建好了班子，可在向国民党当局申请时，却没有获得批准。

第一个办法就此失败。

毛泽民一行人无奈，只好奔赴上海，另外想办法。

在最初几天时间里，毛泽民确实毫无办法，毕竟如此大的一笔钱，而且还都是美元，想要用这笔钱，先要汇兑成法币（国民党当局发行的法定货币），但这笔钱仍然很庞大，如果直接带去延安，可能出不了上海，就会被国民党当局稽查。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民去纸店买纸，从店里的伙计得知一个情况：

“想要买大批量的纸，不需要到店里，去纸行直接买就行。”

店伙计这句话，无疑打开了毛泽民的思路，如果成立一个货栈，专门经营批发业务，无疑给大笔的资金来往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且还可以借此隐藏身份。

征得组织同意后，毛泽民在上海市中心泥城桥附近开设了一个申庄货栈，化名周彬，充任老板。

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我党当时还故意放出风声，说要在南京接受这笔援助款项。

当然，对于此时的毛泽民而言，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笔如此庞大的美元兑换成法币。

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尽管人们有所好奇，但毛泽民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始终不为人知，而且据后来资料记载，毛泽民确实将这笔巨款运到了延安，甚至还超额完成，因为延安收到的钱不止80万美元，而是100多万美元。

后来还是《钱之光传》揭开了这个谜底：

“毛泽民主要负责将美元兑换成国内当时通用的“法币”。20年代，他曾长期在上海，以“大老板”的身份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对十里洋场颇为熟悉。他身穿毛哗叽西装或者毛料长衫，出入交易所很有派头，一般是不会引人怀疑的。但他还是十分谨慎，做事考虑周密，不留痕迹。他有时用外汇兑换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有时买西安银行的汇票；有时上午买了公债，下午再兑换成钞票。因为每次兑换的金额不宜太多，有时一天他要跑几次交易所。换来的钞票，集中到一定的数量，由钱之光、危拱之、钱希均分批送往西安，交给红军联络处。”

显然，毛泽民并没有直接到银行去兑换这笔钱，因为如此大宗的货币交易，必然引起国民党关注，而且据说银行兑换法币，必须要说明美钞的来源。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银行规定，每人兑换美钞每天只有5000美元。

要是每天5000美元去兑换，不等80万美元换完，毛泽民也就暴露了。

也是阴差阳错之下，毛泽民才了解到，可以通过购买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公债、汇票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国民党当局通过中央银行发行公债，本质上就是为了掠夺民财，之前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追风者》大致上也讲述了这个故事。

为了鼓励人们购买，对于购买公债的资金来源，国民党中央银行通常不会问的那么仔细，所以在当时，不少存在问题的黑钱，都通过这种方式洗白。

唯一的缺点就是，公债的价格每天都不同，有可能涨、有可能跌。

不过，对于毛泽民来讲，这些都不是事儿，他化妆成商人后，一方面不断地通过小额兑换美元，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外汇买公债，然而第二天再换成法币，当然毛泽民兑换法币的方式很多，从来不局限于一种。

兑换的法币被收集起来后，毛泽民与工作人员小量得、分批的经西安送到延安去。

在毛泽民的领导和严格要求下，秘密兑换和运送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

差不都至1937年秋，毛泽民在上海的任务基本完成，随后陆续撤离，不过毛泽民的身体这时已经出现了问题，中央安排他赴苏联养病，但到了乌鲁木齐后，因中苏边界发生鼠疫，暂断交通线，未能成行。

毛泽民后来就留在了新疆工作，直至牺牲在那里。

参考文献 ：

【1】《钱之光传》

【2】《寻踪毛泽民》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