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延川县

陶海粟

陕西省延川县，那是我曾经度过生命中九年光阴的地方。无论从距离上说，还是时间上说，都是很遥远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川”，真的不是虚话。

⬆️那时的延川县是一个只有十万人口的贫困小县。这是当年座落在黄土高坡环绕的山坳里的延川县城，县城里没有一座楼房。

⬆️我们北京清华附中四十多个同学插队落户的村庄叫段家圪塔，在延川县永坪川里。永坪川是通向县城的永坪河冲积而成的狭窄的川道，除了秋天涨水季节，这条河实际就是小河沟。

⬆️我们刚落户时住在这排窑洞的左手第一间。这是老乡家腾出来的过去不住人的“闲窑”，所以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只有一个木头框架上面钉着一块透风的破席片。

⬆️在陡峭的山地上给谷子锄草（最下面那个是我）。陕北当年水土流失严重，一锄头下去扬起一阵黄土烟尘。我们在清华附中时也到附近的四季青公社劳动过，从未见过种的这么稀疏的庄稼，这样的谷子好年景也就亩产几十斤。现在这样的山地基本都已退耕还林，山头转绿了。

⬆️那时的陕北农村缺医少药，尤其缺乏医务人才。我曾在解放军医疗队办的学习班上了一个星期的课，便被任命为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了。这是我在给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孙海胜打针。

⬆️我不是生产队正式的羊倌，但是在羊倌有事时给他顶过工。羊群散放在山上吃草，要靠拦羊铲甩出土疙瘩来保持羊群的阵形。有时要隔老远甩到沟对面的山坡上，需要一点儿臂力和准确性。干这活儿比锄地多点儿乐趣。

⬆️在村里劳动两年后，被县里征调为国家干部，在县政府（当时叫县革委会）任职，开始吃国库粮了。这是我在县里当干部时的照片，有时头上仍然会扎着农民的毛巾，毛泽东像章是那时每个人的标配。

⬆️1973年，我作为县团委书记，率延川代表团参加延安地区团代会。照片右上角举着旗角的代表团成员是当时全国知名的赤脚医生榜样孙立哲。

⬆️自1972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以来，我每年都报名，但县里因工作原因不放我走。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招生，我终于被县里放行，考取了北京大学。这是我工作的公社干部和各大队书记给我送行的合影。

⬆️时间荏苒。2009年，回到我曾作为县里干部驻队工作过的赵家河村。村民的生活比当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比城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2015年，回到原来插队的段家圪塔村，村民用秧歌舞来欢迎当年的知青。

⬆️2014年，我资助了当年我当公社书记时的全体大队书记来北京旅游。他们中有些人此前还从未到过北京。

⬆️这些当年的大队书记都是满面沧桑。在那个遥远的集体化的年代里，大队书记这个“官”是很不好当的。

⬆️2021年端午节，我给段家圪塔和赵家河两个村的每个村民家庭赠送了一个北京粽子礼盒。这些年，我还给赵家河筹款10万元帮助村庄建设；从我们公司筹款5万元帮助延川县农民养鸭事业；给清华附中延川分校捐赠了几批书籍；给我工作过的延水关镇捐助过救灾款，等等。虽然都不是什么大手笔，但能给当年共过甘苦的农民兄弟姐妹一些微小的帮助，心里感到舒坦。也算是报答“漂母之恩”吧。

⬆️2017年，延川召开知青协会成立大会期间，我的两个老朋友来看我。中间是当年我工作公社下属的桑洼大队书记，右边是延川县农民画家冯山云。

⬆️延川是个经济上的穷县，但文化上却可圈可点，除了著名作家路遥、史铁生外，还出了知名度颇高的农民艺术家高凤莲、冯山云，他们两人的剪纸、布堆画都曾在首都的艺术殿堂中展览过。这是挂在我家墙上的冯山云创作的延川布堆画《鸡与牛》。

⬆️这是延川县在文安驿镇为一千三百多名曾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建立的名录墙。

下乡知青这一代人，都已进入了他们生命的夕阳期。他们的甜酸苦辣、爱恨情仇，都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我感觉，我所属的知青群体以及延川的农民、干部，是在我生命各个阶段中经历过的所有群体中，能保持长久联系、密切关系，有共同话语、共同故事的少有的群体之一。当然，在知青内部，对往事回忆的感受并不相同，甚至多有争议。在那个红色崇拜的年代形成的一些宏大叙事语言并不可取，但每个人在那么特殊的情况下经历过的真真切切的生活，无论是极度的不堪还是些许的自足，都无疑是每个人自己珍贵的人生记忆。这些东西在知青圈子之外的人士当然难以有切身的感受，甚至可能会不理解。这些都没必要辩解和争论，我们可以采取“敝帚自珍”的态度，各自保存那些人生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