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承恩三春雨 千淘万漉出深山——邹栋章回忆录之一、二

水源邹梁章

　　父母生养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最有权威的还是大哥邹栋章。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他人已不在江湖，江湖还久久地流传他的传说。

大哥乳名叫丑山，这源于我不识字，却非常固执古板的父亲。从我识得几个“狗脚板”（乡里人对刚刚发蒙的小学生的戏称）且听到长辈呼叫丑山时，我都认真地纠正他们，“我哥叫楚山，是楚国的楚！”大哥有大名，而我后来才知道父母也请人给我起了派号。现在大哥赋闲在家，在我们兄弟姐妹们极力劝说下，写下长篇的回忆录，现摘要敬抄。

——邹梁章

一 家族历史背景

俗话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花已过，七十古来稀！我已过77岁生日，一个人到了这样年龄阶段，也就是生命延续是不多了。留点什么好呢？回想给后人留下几行文字吧，有用无用，让他们自己去理会。

我高祖父学钢，曾祖父承凡，凡生四子，先方、先湖、先圆、先桥。后先湖、先桥过继近族，承凡家产先方、先圆续承。据说，其家产甚丰。居住房屋是前后两重院落，中间是丹池流水，左右两厢房，楼上如平地转动自如，门窗雕花福字隔板，前门是座高大照墙。很气派，数里之外都能看到，有一副财主派头。庄外有水白良田一佰多亩，牛马成群，人丁兴旺，逢年过节八只木质雕花跑马灯，远照四面八方。

但好景不长，先是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后军阀混战，再遭日本鬼子入侵，老百姓没有安居落业的太平日子，好一座高大的住宅庄园被日本军阀份子一把火烧光，砖头瓦砾充作飞机场的垫料，邹先方被当成抗日份子捉拿，他拖着病体东躲西藏，不久便一命呜呼死于湖边芦苇丛中，时年二十八岁。幼子德福靠叔父先圆抚养成人。

我祖父德福也无长寿之福，二十多岁就生劳火病（肺炎）而死，丢下幼子文安撒手人寰，后由继父德义抚成人。

文安就是我的父亲，他从小未进过学堂门，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认写，但为人性格刚强，尊信重诺。好与人争，和继父关系很僵，肢体语言经常发生，为此继父请动族长、门长到祠堂整父亲的家规，將其捆绑吊打，因此，父子关系很不好，早年分家自过，形同路人。

母亲高氏，为人善良。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积德行善，深信佛教，总是奉行为人不做亏心事，头顶三尺有神明。总是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一辈子都在养儿育女，40多岁还生的小幺弟。前后抚养了五子二女成人，中途还夭折了4个儿女。试想，生养这么多儿女，身心该受到多么大的摧残？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一辈子吃的最差，穿的最差，住的最差，茅草土砖房，加上三年两水，兵荒马乱，拖儿引崽，到处逃荒讨饭，受尽了人间苦楚。说也奇怪，母亲一辈子这么辛苦，居然能活到八十七岁，只是后来几年耳聋耳背，又失去了记忆，到二零一二年二月去世。

父亲是性格粗放的人，一生劳碌忙里忙外，生产队里抓一把风，回到家里抓一把雨，不顺心事常有八九。在外面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到家中发脾气，我和母亲就成了出气筒。尽管父亲脾气大，但母亲仍然体贴父亲，经常还跟我们兄妹说:“你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良心是好的，他口恶心善。他也很不容易，白天在田间劳作一天，夜晚又出去打鱼捞虾，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为的是一家老小的生活，为的是你们几个孩子不挨饿。”

父亲还有一个致命的毛病——抽烟无度。白天在田间劳作烟不息火，晚上睡在床上也要抽几支烟才倒下，只要一醒来又接着抽。床上的被子烧得大眼小洞，有几次床被被点燃。母亲哭着求着也没用，每天三到四包，烧坏了不少被子衣服，母亲也不敢多言，只能一针一线来缝补。

后来父亲得了肺病，又转为肺癌，几年当中都是母亲全心全意护理，母亲没一丝一毫的怨言。问他想吃什么，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烧制，父亲那时脾气更加不好。父亲去世后，母亲抱着遗体哭得天昏地暗，哭诉父亲所经历的磨难，哭诉父亲的好处，斥令所有儿子孙子们跪着烧纸，要让爷爷到了阴间不再受穷。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母亲每天吃饭时都给父亲插筷叫饭，有鱼有肉时还不忘给父亲倒一杯酒，恩情无比深厚。

人要知来路去处，善思善祷，不忘祖恩，方得善始善终。

二 回忆童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从有记忆已来，就觉得不是好光景。我出生於1946年7月。1949年10月建国，48年戊子年，49年已丑年，历史记载连续二年我地连淹两年大水，庄稼基本无收，老百姓流离失所，去外地谋生，四岁左右的我，没有什么记忆。51年52年我地区进行土改、反霸。首先共产党领导土改划定成份。如恶霸地主、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雇农六个级别，凡属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家中的家具，包括桌椅板凳、床柜被子等等用具全部集中禾埸当中，然后由土改工作队及贫农代表作主分配给贫雇农。地主的房屋全分到贫农家，就是所谓填穷坑。地主富农的高大瓦房全部分配给贫下中农，贫顾农的草房让地主富农来住。真是翻天复地，让人不可思义。我儿时胆子也很大，每天跟在后面看热闹，尤其是翻身队斗地主、打经济，将他们埋在地里的黄金白银全交出来。有的是在房底下石板中挖出，有的是在坟头田角挖出。如有不交则捆绑吊打，逼其交代，所得银圆、金条用罗筐装。有本村的恶霸地主刘尚普就在朱家圢枪毙，脑浆洒在了陪刑地主们的身上，很多地主经不起拷打，就自己上吊死了，如我们本家的湖爹、桥爹都是自己上吊去了。地主富农每天提心吊胆，哪里还要什么财产！

公元1954年，非常难忘的一幕。长江中下游平原，打破有记录以来的特大洪水，淹没中下游平原。当时我地最高的地面就是长江干堤，在干堤上一时人满为患，为了平息哄抢，政府出面按人头划分堤面。人们在堤面上用竹杆、木棍、浪渣、芦蓆等搭起密密麻麻的窝棚。整个堤面只留一条窄细的人行道，遇到刮风下雨，棚顶大多被掀开，呼爹喊娘的声音，呈现一片凄凉。

我当时清楚地记得，大水围困墩台，几天就淹齐房屋楼阁，这时候洪湖当中的蒿排被风浪打来，蒿排上被困的好多小动物蜂涌而至，尤其是大大小小颜色不同的蛇爬上树梢、房顶，甚至缠绕在房屋的横梁上，非常恐怖。也有乌龟、脚鱼、青蛙、老鼠涌向堤面，遍地皆是。鱼虾特别多，夜晚捞虾，就用竹筲箕，一会功夫就有一担，这些小虾成群结队，捞之不绝。

后来水势越来越大，先是小屋倒，后来就轮到木瓦结构、排架屋也垮掉。我们墩台100多座房屋，最后只剩下4个房子未倒。水浪里到处漂流着房屋架子还有各色各样家俱，人们的脸上非常麻木，也不去捞取这些，任其漂流而下，果腹保命要紧。水面上也时不时漂流动物和人的尸体，臭不可闻，附近的楊林山，螺山，从上到下，都搭满逃灾的棚子，人群的密度特别高，人死多了都找不到地方埋，疾病开始流行起来。

不久，政府采取强制手段——移民外地！根据省政府安排，我地灾民转移至浦圻县的洋楼洞、土成乡、倒嘴等地后，住房十分紧张，很多人挤在一个屋场。生活解决就是轮流着给当地人收稻子、挖红薯混口饭吃。很多迁移灾民由于生活困境，疾病得不到急时医治，客死异乡。后来回到家乡，每个家庭都折损了一至二人，一家齐返回的少之又少。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虽然成立不久，各级政府还是大力救助灾民，发了大量的救济粮款、棉衣、棉裤、棉被，甚至联合国都伸出救援之手，送来很不错的大米。不然的话，对于刚刚渡过兵荒马乱的人民又遭此大灾，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感谢共产党人民政府，挽救了灾难中的人民。

回想起我的童年是懵懂的，也是记意犹新的。公元一九五五年，我九岁，父母才想起我该读几年书了，按他们的话说，就是要认识倒顺，因为他们缺少劳力，很多事要人去打杂。如放牛，捡柴，割猪菜，挑水等等，有时还要帮母亲去田里锄草，反正有做不完的事，经常受到叔伯长辈的好评。大家夸我是个勤快趁力的好孩子，并对我父母送去很多恭维的话。有说“八字好，修得好儿女。”有说“人穷盼崽大，崽大好享福。”我勤恳劳动，很少到别的地方玩，没有要好的朋友。与人交谈时，别人问一句才答一句，还未开言脸先红，见了亲戚都不知道怎么喊，就是一个只知道做事，不会讲话的半哑人。说起来令人无法相信，那时候50以外的数字也算不清，10个数也不会写，连阿拉伯数不认识（我们那时候叫洋码子），没有人教过我呵。隔壁的阳春姐给我一组数字，她说:7十8，8十7，9十11共多少？可我抱着手指头数了半天也没算清楚，在场很多小朋友拍掌哄笑，我当时是无地自容。但我赶拖子，挽轭缆子比他们要行很多。那时用牛拉拖子，运灰糞，运农田里的棉杆、芝麻杆、柴草等，我是行家里手。九岁前，我虽然没有上过学，讨鱼摸虾，采蓤角，抽藕尖，摘蒿巴样样都比同龄人强。九岁就能扛起車水的手車，所以，很多小朋友愿意跟我搭伙做事，成果大家均分，我从来没有端过满碗。所以，小伙伴都很敬佩我，夸我讲义气，要我做他们的头，我说的话他们基本都照做。

我九岁开始启蒙，去了中房小学。小学的前身是邹家祠堂，因邹氏有上、中、下、湖房四房，祠堂修在处于中间地段的中房，学校暂借祠堂教学，所以叫中房小学。学校没有课桌，一切都是学生自带，老师都是雇请的乡间佊能识文断字的老先生，校长由教育局委派。

说起邹家祠堂的选址，还很有名堂。据说那里的地势名“燕子扑巢”，两边的塘为燕子的两个翅膀，祠堂就修在燕子的身体上。现在看来地势基本没变，天知道沧海桑田，后人又会如何翻天覆地！

开始我要求读三册，老师不同意，我真的羞于同年龄较小的孩子上课，于是老师就考我书写1到100的阿拉伯数字，而我只会写1到10，所以，我只能从一册读起。因为我快10岁，老师让我当了一年级的班长。老师进课堂，我喊起立，待老师点头后我就喊坐下。这样，我当了五年班长。说起这五年当中，学生没有好好读书，老师也没有好好讲课，和社会上一样，政治运动多。大办钢铁、大跃进、赶英超美、大办农业等等都有师生们的参与。后来又是人民公社总路线、反右倾、反保守等运动，老师校长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学校原校长被打成右派后，新校长在学校门前垒起一座高高的炼钢炉，分配每个学生贡献20斤生铁，每个学生20斤木柴，凡不完成指标的就不算好学生。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炼出一堆烂铁渣。学校领导还是敲锣打鼓向政府报喜，一级骗一级，可是领导就喜欢这样的假话。

1950到1955年国家的一切都学习苏联的模式，追随苏联老大哥，农工业，国防科技等各条各线都是听苏联专家指导，连农村养猪也是这样。当时流行一首歌:“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兴国家，兴国家。”

就在这个时候，农村农民联合互助组成立，即由十几户，几十户组成，但不让地主富农加入，有种说法是“要把阶级敌人排除在外。”把打下的粮食、油料、棉花等先付政府的国税，然后再统一分配。五六年时成立初级社，接着又成立高级社。成立高级社时地主富农也可参加，在高级社时一切生产资料大家共享，个人入股的工具、耕牛根本不作价钱，除房屋外，所有生产资料都归高级社所有。

五七年、五八年又是一阵风，全民转入人民公社。所谓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每个墩台都办有食堂，吃饭不交钱，走到哪里都有饭吃。由于胡乱指挥，生产安排上漏洞百出，干部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上半年吃食堂不收钱，下半年就无粮可吃了。干部瞎吹粮食高产量，一亩地能产上万斤，几千斤。吹嘘农林牧副渔都丰收，如遇敢讲实话者，就当阶级敌人斗，随便打骂群众。对那些不听话的群众，晚上召开大会批斗，如有不服则捆绑吊打，搞得人心惶惶。

更加不堪的是，有些群众插秧密度不到位，就罚站挂水桶，站大凳。所谓挂水桶就是将担水的木桶里面装满石块泥沙，用一条绳子连接，挂在脖子上。所谓站大凳就是挂着水桶站木凳上，此刑非常难受。就是成份好的贫下中农也不敢为其求情，害怕稍有不慎将自己也带进去。社员们对干部老爷的恶劣作风恨之入骨，但也无处诉说，只好悄悄外逃。他们逃去江西、湖南，甚至有的逃到了黑龙江，谋生非常不易。更有甚者，将地方几百年的古树砍伐一空。记得童年在中房祠堂前后周围都是重阳树，大柳树，全部伐来做农具、手推车，严重破坏了地方的人文环境。

转眼来到60年，我在中房学堂断断续续读了六年书，学校给我发了一个毕业证书。由于大办农业，由于大跃进运动，我的同伴们大多数充实到农业第一线，只有少数家庭条件好，成绩优秀的同学上了初中，或者是农中。我自然去了农村广阔的天地。

我们生产小队的男孩女孩就有二十多个。每天由生产队长安排农活，最要命的是没粮食吃，全靠到湖边采野菜，扯荷梗来填肚子。人都饿得面黄肌瘦，度日如年。转眼我由一个孩童长成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子，生产队里的农活，不管是插秧割谷，还是下湖打草，或是做堤挖河，我都成为一个里手庄家汉子。

在生产队劳动的几年里，我有一个爱看书的习惯。每天晚上在小煤油灯下看小说，看报纸，看我能借到的一切书藉。如历史类的《东周列传》、《西汉演义》、《三国志》、《水浒》、《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七侠五义》、《岳飞传》、《包公传》、《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等等。近代书藉有《三千江山》、《踏遍东海万倾波》、《上甘岭》、《星火燎原》、《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福尔摩萨记》、《围城》等等。由于喜欢读书，让我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有了大至的了解，也让我认识很多生字、形容词，无形中增自己的文化素质。兴之所至也能背诵一些诗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