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城——参谒重庆周公馆（曾家岩50号）

侗族大歌

尽管早就知道重庆在抗战时期是中国的陪都、战时首都，不过，如果不是导游小帅给我们来了次“科普”，我还真不晓得重庆在历史上有过3次建都的经历，因此被誉为“三朝古都”。小帅说，重庆的第一次建都是在战国时期，第二次建都是在元朝末年，第三次建都就是民国时期的抗战期间喽。

上网一查，果真如此。战国时期，巴国从汉水流域南迁至长江上游，先后在枳（今涪陵区）、江州（今渝中区）和垫江建立都城，这就是重庆第一次建都的记载。第二次建都是在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在重庆这块儿建立都城，当时的国号叫作“大夏”，只不过这个大夏政权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没过多久就被朱元璋给灭掉了。

重庆第三次成为国都，相对来说距现在很近，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距今只有七八十年时间。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再次点燃战火——“淞沪抗战”爆发。在“淞沪抗战”败局已定，首都南京受到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乘船抵达重庆，部分军政机关留武汉、长沙等地办公。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13日，10余天的保卫战终告失败，南京陷落，凶残的日寇兽性大发，制造了骇人听闻、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我30余万无辜同胞惨遭屠戮。

1938年下半年，随着战事吃紧，留驻武汉、长沙、桂林等地的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陆续移驻重庆。12月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迁都行动。由于重庆成为陪都和战时首都，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战前持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全国各地的社会名流也相继聚集重庆。重庆由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捐弃前嫌，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在南方八省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全民族抗战随之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就是陪都和战时首都重庆不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常驻重庆的历史大背景。

由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等机构在重庆的存在和活动，因而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在特务横行、鹰犬密布的险象环生、杀机四伏中，重庆诞生了著名的“红色三岩”。“红色三岩”，是指以红岩嘴（1945年改为“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曾家岩（周公馆、桂园、特园）和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为主的革命遗址群，因为这3处地名中都含有一个“岩”字，因此得名“红色三岩”。迄今，“红色三岩”共有28处革命遗址，含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一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红岩本是一处地名，位于距重庆市区十余里的西北郊嘉陵江边。这里的地质结构主要由侏罗纪红色页岩组成，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子，因此最初得名“红岩嘴”。上世纪30年代初，一位叫饶国模的女实业家买下这片地方，将其开垦为花果农场（后董必武为其题名为“大有农场”），满山遍野都种上桃树、梨树、苹果树、海棠和月季等。至抗战前夕，红岩嘴山谷已是花果绿树满山。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因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中央南方局最初秘密设在机房街70号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由于住房不敷使用，加上日机不断轰炸，环境十分恶劣，周恩来到重庆后马上指示在城区近郊为南方局另觅新址。有关同志选来选去，左右权衡，最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选中了饶国模的花果农场。

当中共方面提出想在果花农场建立机关时，饶国模“欣然延纳”，当即划出地皮，并积极帮助筹建工作。1939年5月，机房街70号被日本军机炸毁，董必武等率领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部分同志迁到了红岩嘴，散住在农场工人宿舍和堆放柴草杂物的几处茅草房里。当年秋天，由八路军办事处同志自己设计、自己修建的办公兼住宿大楼竣工，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迁此办公，从此有了稳定的立足之地。重庆地方当局将这里的门牌号编为红岩嘴13号（1945年改为红岩村13号）。从此，红岩村这片土地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和历史使命。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有6名常委、13名委员，常委是：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委员是：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再加上6位常委。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领导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及香港、澳门等13个地区的党组织，共有10万多名党员。

据史料记载，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城市共设立了17个公开的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统称为“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曾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武汉失守前，周怡等就在重庆市机房街70号设立了八路军重庆通讯处。1939年1月，改称为“办事处”（兼新四军办事处），钱之光任主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有电台及经理、文书、运输、总务、机要等科；出版了《新华日报》。中央南方局和国民参政会中共代表团均在办事处机关里办公。

1939年5月，办事处被日军飞机炸毁，办事处主要机构迁至红岩嘴饶国模的果花农场内，开始自行设计、自行修建房屋。同时为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设立了办公点，对外称“周公馆”。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曾住在该办事处。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人员迁至南京，3个月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撤销。董必武、叶剑英都曾领导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重庆红岩村因成为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驻地而扬名天下，当地的女房东饶国模无疑功不可没。邓颖超曾经说过：“没有饶国模，哪里有红岩！”饶国模，1895年生于四川大足县农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是被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之胞妹。1912年，她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1915年毕业并与同学刘国华结婚，后到川东任小学教员。1922年随夫携子到重庆，因不愿在家当官太太而创办三友实业社，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

1930年，饶国模买下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农场。1938年，任重庆妇女慰劳会的劳动部长。1939年，将红岩村的土地和房屋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为掩护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初，被中共重庆地下党批准为秘密党员（后因故失去关系）。1949年重庆解放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1954年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迁居北京。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

虎头岩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西北部，紧接大坪，下临化龙桥，是渝中半岛山形脊梁轮廓线的制高点和分界点。虎头岩被人熟知，是因为《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是中共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毛泽东同志为《新华日报》3次题写了报头。“新华日报”这一报名，含有“反对压迫，建设新中华”的意思。

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中共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在南京公开发行中共党报《新华日报》。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延宕至1938年1月11日才在武汉创刊出版。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恢复出版发行。1939年5月，因遭遇日机轰炸，损毁严重，《新华日报》从5月4日起停刊，报馆迁往与红岩嘴毗邻的虎头岩下化龙桥新村165号。同年8月13日，《新华日报》在这里复刊，一直战斗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无理查封为止。

那时，《新华日报》总馆位于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占地面积约950平方米，由5栋竹木、土木结构楼房组成。这些建筑群依山而建，沿山势自下而上依次为医务室、职工服务区、排字房、记者办公室、铸字房、印刷编排室，最高处是社长室和总编室。在这里，《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出版发行近3000个日夜，报道时政新闻，传播革命真理，向全国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及作为，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真实情况和卓越战绩，同时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和谬误，揭露社会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不道德的现象，成为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

在重庆8年多的峥嵘岁月里，新华报人展开了艰苦卓绝又功勋卓著的斗争实践，使她成为了全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被人民群众誉为“茫茫黑夜中的一座灯塔”，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工具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说她“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

1940年1月6日，因国民党当局强令删去一篇社论﹐《新华日报》被迫第一次开了“天窗”。此前，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惩罚办法》等法令，规定所有报纸于出版付印前，其内容都必须经新闻检查机关审查、通过。是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

为了反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当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8个大字：“抗日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新华报人浑身是胆，处变不惊，不畏强权，有勇有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充满了革命的智慧。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有预谋地大举围袭新四军，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军长叶挺在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全军仅约2000余人分散突围。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宣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惩处叛变。

周恩来得知上述消息后，义正辞严地恕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坚持照常出报，并部署了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对策。18日，《新华日报》登载了周恩来的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诗上首赫然地写着另外9个狂草大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当日清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当天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在这次重庆之旅中没能去红岩魂和虎头岩拜访，只拜谒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坐落于渝中区中山四路的周公馆，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重庆的居所。1938年冬天，中共中央代表团由武汉迁至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考虑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住房甚是紧张，而曾家岩地处市区，靠近国民政府，会客访友和与各界人士接触都很方便，有利于周恩来开展工作。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便以这一身份和名义，于1939年初公开租用了渝中区中山四路曾家岩50号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3间房屋，对外称作“周公馆”。实际上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等等都秘密设在这里。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都是周公馆里的常客。

1961年3月，国务院将包括周公馆在内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旧址，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曾家岩50号，原为重庆地方人赵少龙和赵佩珊夫妇的房产。为了躲避日本军机空袭，赵氏夫妇一家迁往乡下，将房子租给了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陈长蘅。1939年2月，邓颖超以周恩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从陈长蘅手中租用了部分房间，作为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关在城内的办公地点，对外称“周公馆”。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重庆工作了8年，从红岩嘴到曾家岩80号来来往往，经常徒步走路，他从来都不辞辛苦，毫无难色。

实际上，周公馆条件艰苦，开饭时，桌凳、碗筷都不够，然而所到的客人都不以为意，反而谈笑风生，相聚甚欢。这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更险恶的是，南方局仅租赁了部分楼层和房间，二楼的大部分房间和一楼门厅旁的房间，都由国民党人士居住，他们无不是暗中监视中共人士一举一动的眼线。特别是在周公馆外，距大门右边百米之遥，便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为了监视曾家岩，军统特务在路口开了一个小茶馆和修鞋铺，从早到晚轮流坐在这两间房屋中，做不做生意不重要，目光却牢牢锁定在周公馆的大门上。

在内外环境都非常险恶的情况下，革命先辈们依然从容不迫，泰然自若，风雨兼程，不辞劳苦地为党的事业奔忙。在曾家岩50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襄抗日救国大业，并巧妙地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揭穿了反动势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和行径，创造了非凡的业绩。面对复杂而险恶的内外环境，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在敌人的眼皮下纵横捭阖、巧妙周旋，有力领导了国统区的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示出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这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成员，经常邀请党外人士来商讨时事，介绍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方略，竭尽一切力量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心系大局、大智大勇、团结奋斗、折冲樽俎，默默地践行着人间大道，诠释着人生大美，用刚毅、英武和智慧奏响了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战斗旋律。当时的周公馆成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诬蔑和谣言，让社会各界了解和接触中共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平台。

周公馆是一栋中西合璧式带有大小两个天井的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364平方米，建筑面积882平方米；共有3层，通高约13米；二楼有房间17间，三楼有房间10间，并有阁楼5大间。主楼的一楼有两个房间分别作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宿舍，二楼和三楼为南方局其他同志使用。周恩来常在主楼一楼会议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1939年5月4日，曾家岩50号毁于日机轰炸，之后重建。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胆略和睿智，力排众议，于1945年8月28日亲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以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让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于一楼会议室举行过记者会，广泛接触中外各界人士。 1947年3月，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曾家岩50号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在重庆的中共人员全部迁至延安。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他这样简单地概括，"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

如今，周公馆门前已经丝毫看不出当年那条狭窄而幽静的石板小路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宽广宏敞的曾家岩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周恩来风雨兼程、辛勤奔走的全身铜像，只见他嘴角挂着微笑，面容和蔼而坚毅，炯炯有神的双眼注视着远方，挽着风衣的右臂抬到右肋下方（这是他因右臂受伤而终身保持的标志性动作），正大步地向我们走来。游客来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抬起头来向他投去景仰的目光，并举起手机为他拍照。追寻往事，缅怀伟人，人们心中都会掀起情感的波澜。周公馆内部也进行了全面修缮，以修旧如旧的原则，既保持了当年的风貌，又给人整洁清爽的观感，不啻为一个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周恩来的革命生涯中，有8年的峥嵘岁月是在重庆度过的，周恩来在这8年光阴里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他和他领导的中央南方局的同志们一边团结国内国际的友好人士，一边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不斗争。如今我们常说的“红岩精神”，就是以他身上的革命精神为主要代表和特征的。周恩来同志不愧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面不朽的旗帜。他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写照和形象缩影。

最后简略地说一说桂园。桂园坐落于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是一个独立的砖楼小院，大门临街，距曾家岩50号仅约200米。它原是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的公馆。1939年张治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时租下了这个小院，迁居入住时，张治中亲手种下了几株桂树，并用父亲“桂徵”的名字将小院命名为“桂园”。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为了毛泽东会晤谈判的方便，张治中将桂园让给毛泽东使用，并派宪兵负责警卫。毛泽东与周恩来白天常来这里办公、会客和休息。经过43天的艰难谈判，1945年10月10日下午6时，著名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仪式，终于在桂园客厅里举行了。

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后来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并再次发动了内战，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1977年桂园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于2024年4月19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镇坡月村百魔屯）

（本美篇图片，系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