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写过一篇《教师要学点教育史学》,提倡教师读点教育史,不懂教育史,很难真正读懂教育学,因为教育史与教育学是史与论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关系。本文拟从中西互鉴的角度,谈谈教育史上几种重要的教育思潮及其对当下的启示,希望对读懂新时期的教育学有所裨益。</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span><b style="font-size: 22px;">一、国家主义教育</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早在古希腊时代,斯巴达的教育就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斯巴达人认为,儿童属于国家所有,因而对儿童的教育也是国家的职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家的重要保证,为此,国家应控制教育,他甚至提出取消家庭教育、实行儿童公育的主张。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提出不分男女贫富,所有儿童一律要入学接受教育,“即便没有灵魂,没有天国和地狱,只有世俗的事务需要考虑,也必须设立良好的完备的学校”。法国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属于国家的事业,强调由国家举办世俗教育、培养公民,拉·沙洛泰在《国家教育论》(1763年)中就指出“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事务,因为这个国家对教育自己的成员有不可剥夺的权利”。19世纪德国强调教育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手段,国家应对全体国民实行全民教育和全面教育,培养民族精神。简言之,送子女入学受教育,是家长的义务;举办学校、保障教育供给是国家的义务。最早在欧洲国家实施的强迫的义务教育就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联想到中国,传统观念是“儿童为家长所有”,如鲁迅所批评的只把孩子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1986年《义务教育法》刚实施时,很多家长抱怨“孩子是我生的,送不送他上学关你什么事”?时至今日,仍有少量家长拒不履行送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第五场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教育部长陈宝生将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列为教育领域三个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可见传统观念之强大惯性。今天看来,从家庭的角度,应进一步强化“儿童是家长的子女也是国家的小公民”的观念;从国家的角度,应进一步强化“为国民提供基本的教育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的观念。需要指出的是,称呼关涉人的身份认同,如果天天称“小老百姓”“群众”,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小民一个,国家于我何干?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建议多用“国民身份证”、“国民小学”、“国民中学”这样的称谓,让“民”更多地跟“国”联系起来,以建立“国民”荣誉感,强化“国民”意识,增强“国民”使命。</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span><b style="font-size: 22px;">二、自然主义教育</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自然主义教育主张遵循自然法则开展教育。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首次提出“教育遵循人的自然发展”原则。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们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价值,要求按自然生活,维多利诺就强调“我们必须跟随儿童的自然本性前进”。夸美纽斯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所以万物生生不息,枯而复萌。教育一如自然界那样,教育的秩序一旦为人们所掌握,教学艺术的进行立刻便会同自然的运行一样容易,一样自然,所以他竭力主张遵循自然的“秩序”来进行教育。卢梭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强调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杜威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体系,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推向了实用化。在《明日之学校》中,他认为“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他一句“教育即生长”道尽了自然教育的几多美丽。</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反观我们的教育传统,人为干预过多,如蔡元培指出的:“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铁之脆者煅之;如花匠编松柏为鹤鹿焉;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如凶汉之割折幼童,而使为奇形怪状焉;追想及之,令人不寒而栗。”松柏本来可以自然、自由地生长,或直直向上,或旁逸斜出,但园丁按照自己构思好的造型,这剪那砍,这捆那绑,果然是好看了,但是枝枝叶叶的生长全部都扭曲变形了。当然,教育完全“顺其自然”、不加如何规范肯定不合适,但过于捆绑、束缚、干预、限制也不行,教育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在收与放之间把握好一个“度”,按照陶行知“五大解放”理论,给儿童合适的舒展时间和空间,适性生长。</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span><b style="font-size: 22px;">三、和谐教育</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和谐教育就是从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受教育者自身发展需要的统一出发,优化教育教学结构中的诸要素,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协调的生动活泼发展的教育。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教育就注重身心的和谐发展,最早全面阐述和谐教育的著作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他提出“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根植于儿童心灵中”,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之后,亚里士多德提出适应自然的和谐发展思想,使和谐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此他为学校设置了“百科全书式”课程。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将人放在了中心地位,主张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来施教,尤其重视儿童的和谐发展。比如,注重学校环境的营造,强调环境育人;认识到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体魄,倡导体育与德育并重;强调尊重儿童的天性和个别差异等等。进入近代以后,人的和谐发展的问题一直成为教育关注的中心。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偏向哪一方面都不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孤立地只考虑发展任何一种才能(头脑或心灵或手),都将损害和毁坏人的天性的均衡……教育要名副其实,必然是努力使人的完善能力得到圆满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中指出,教育“是在全面了解人的基础上,有目的地自觉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过程”。和谐教育集大成者、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和谐教育“意味着劳动与人在各类活动中的丰富精神的统一,意味着人在品行上以及同他人相互关系上的道德纯洁,意味着体魄的完美、审美需求和趣味的丰富及社会兴趣和个人兴趣的多样”。</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割裂德智体美劳的关系,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窄化为智育的全科发展,进而将智育等同于分数,最后干脆简写“教育=智育=分数”甚至“教育=分数”,真应验了社会上的一句“顺口溜”:分数高“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相反,分数不高“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最后导致学生身体累垮了,眼睛近视了,腰椎弯曲了;不会劳动了,学校有钱没钱都把环境卫生外包给物业公司了,几乎没有“卫生包干区”的概念了;不会审美了,甚至由“审美”变成“审丑”了;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用起来不要”了,即便是品德、人格有瑕疵,综合素质评价也是尽可能往好处写,“送佛上西天”。事实上,教育如同生命有机体,人体由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构成,只有当各个系统都以一种有益于全身的方式良性运转,人这个生命有机体才会健康,任何一个系统出问题了,人就要生病了。同理,教育的各个“系统”也不能偏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决定不能一会这个“第一”、一会那个“首位”,各部分是有机不可分割的,必须协调、和谐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健康的人。</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span><b style="font-size: 22px;">四、生活教育</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教育本来就源于生活,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渐渐分离,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体力劳动者终岁“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没有读书的机会,教育渐渐变成了“有钱”“有闲”人的专利,成了他们才能享受的“奢侈的消费品”。中国是这样,西方亦如此,虚饰大于实用,斯宾塞在《教育论》中就批评道:“从远古直到现在,社会需要压倒了个人需要,而主要的社会需要是对个人加以约束……所考虑的不是什么知识最有真正的价值,而是什么能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什么最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得最神气。”他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出发,认为真正的教育应该以个人过“完满的生活作准备”为目的,教育的任务就是教会人们怎样生活。他进而断言,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为生活作准备就是衡量知识价值的唯一标准。杜威则认为,教育不是生活的准备,教育本身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他指出,儿童本能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或者说生活就是生长的社会性表现。他说,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是生活。英国教育家雷迪1889年在英格兰德比郡创办了第一所“新学校”,揭开了欧洲“新学校运动”的序幕。在他的学校中,附设农场、牧场、果园、手工工场、运动场等,作为学生学习、劳动的基地。直到今天,欧洲很多学校都设有木工教室、厨艺教室等,让教育直通生活。在欧洲国家,你买家具,厂家一般不会“上门安装”,都是自己按照图纸自行安装;装修房屋,也是能自己动手尽量自己动手,哪怕墙面粉刷不是那么平整、美观,但那是自己劳动的成果。</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span style="font-size: 22px;"> 教育无非就是教人过日子,好好生活才是一个人的顶级能力。可现实中,我们对孩子生活能力的要求一直很低,甚至不少父母劝告孩子“你只管学习,别的事你都不用管。”所以,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很多学生连春游、秋游时妈妈准备的茶叶蛋都不会剥,怎么带出去的又怎么带回来;很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不会拖地扫地,不会做饭做菜,每天依赖外卖、速食、泡面解决问题。如果读了很多书,考了很高的分数,却不会过日子,不会生活,这样的分数高又有何用?不管是杜威“教育即生活”还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都揭示了教育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如同形影。我们欣喜地看到,“双减”之后,把儿童从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下解放出来,使儿童得以有时间进厨房“帮厨”,陪父母散步聊天;参加校内劳动、校外社会实践,即便是考试,也是“满卷都是生活味”,过儿童本该有的生活。这样,当他们进入社会的时候,便能比较快地适应社会生活,而不至于“不食人间烟火”。</span></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