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仇英

三拜斋主

明朝有个小伙子，出身卑微，读不起书，十二三岁就做市井油漆工去讨生活，他不善诗文，更不精书法，却能夹缝中求生存，取百家之所长，成为五百年难遇的绘画大家。一个只活了五十来岁的小漆匠，绘画落款都有点怯弱的底层小人物，竟能与诗书满腹的沈周、博雅多才的文徵明、风流倜傥的唐寅齐名，成为画史上人人都知晓的“明四家”之一。他就是仇英。在仇英不长的生命里，创作了大量流传后世的精美画作：人物、花鸟、山水；青绿、浅绛、水墨；工笔、白描、设色；无所不工、无所不能。天道酬勤，力耕不欺。“实父（仇英）作画时，不闻鼔吹阗骈之声，其术亦近苦矣。”相较于“明四家”中的其他三位，仇英一生劳碌辛苦，谨慎克制，既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亦少见言论于世，惟用和寂的笔墨以匠心致初心，证明了自己不负丹青凌云志，翰墨长留梦归处。

明代中期（约1435~1572年），社会整体经济的日趋繁荣昌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品生产、交换买卖观念，逐渐渗透到了当时文化艺术界的领域当中，并积极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直线繁荣。这一阶段的绘画很多一部分都是沿袭之前宋元的传统艺术文化，再加入一些欧洲传教士和优秀商人们带来的有关文艺复兴阶段所富有的绘画思想精神，让这一时期的美术整体发展变得更加有生命力、更加活力无限。作为“吴门四家”里的“另类”，仇英是以文人所敬而远之的“工笔人物”收获盛名的；他几乎没有书法作品留下，没有诗词歌赋留下，也没有什么八卦供人津津乐道。这个出身卑微、自学成才的漆工，愣是靠自己的才华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代大家。仇英年轻时以善画结识了许多当代名家，为文徴明、唐寅所器重，后又拜周臣门下学画，并曾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中见识了大量古代名作，临摹创作了大量精品。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划入微。仇英最为今人称道的便是其“青绿”技法，他也将这种颜色运用于长卷人物场景中，他的配色总是很好看，这种敏感得益于其早年漆工的出身。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仇英在鉴藏家项元汴家作画，得以目睹项氏家藏宋元名家画千余幅，经潜心观赏和刻苦临摹，画艺大进，终以精湛而全面的才能蜚声画坛，跻身吴门四家之列。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仇英卒。仇英精研“六法”，人物、山水、走兽、界画俱能，临古功深，落笔乱直，“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在继承唐宋以来优秀传统基础上，吸取民间绘画和文人画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对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尤有建树。存世代表作有《桃源仙境图》《右军书扇图》《秋江待渡图》《人物故事图》等。他的画风对明代晚期的尤求和清代禹之鼎等画家均有深刻影响。

仇英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既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妍而不甜的新典范，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擅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趋宋人室，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

纵观仇英的山水画，大致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境界上不一味追求富丽堂皇或空漠冷寂的气氛，而在“秀雅纤丽”中有一种飘逸优雅的气息。所作山水多为表现士大夫林泉诗酒生活和清新旷远之自然景色。由于仇英出身贫寒、读书不多，其画作中也少有诗文题跋，一般仅于画幅边角落款，未有诗画结合之面貌。但是所画丘壑泉石、烟云竹树、亭台楼阁、人物景色皆精描细染而又不失清秀雅逸的气韵。特别是他描写文人高士隐遁生活的作品，如《桃源高隐图》《蕉荫结夏图》《月下吹笛图》《园居图》《春夜宴桃李园图》等，无时不流露其隽秀飘逸的情怀，画卷气溢于笔墨之中。其次，仇英的山水画虽隽逸优雅，“士气”十足，却少有一般文人画家笔下那种冷寂空疏的情调，而总是流溢出清新明丽的气氛，有的作品还充满蓬勃欢乐的意趣。如《莲溪渔隐图》中平远山水、溪岸水畔、房屋堂轩、茅舍鱼罟、田亩葱郁、小桥相通、行人往来，画面布局清旷，一片江南夏日情景，极富生活气息，给人以可游可居之感。再看描绘四川剑门关景色的《剑阁图》，画面峰峦重迭，远处是皑皑的雪崖雪峰，近处是重彩辉映的山峦，陡峭的绝壁上树木茂密，残雪覆盖，在崎岖的栈道上，人马众多，或隐或现迎面而来。人马动态各异，行人身着各式冬装，无不具体生动。此画画风工整，色彩浓艳，丰满壮观，可谓仇英青绿画法的代表作。仇英作品中这种浓艳而清新、壮阔而平朴的审美意趣与明中期整个美学思想的世俗化倾向相一致。第三，仇英的山水画风格虽源于传统青绿和“院体”画法，但并不拘于一家一派的面貌。就其整个山水画而言，在技法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较为纯正的大青绿山水，山石勾勒后不用细皴，山脚以赭石分，以青绿重色染石面，然后每一块面再加染石绿，或分以石青，使各山色协调而有分别，树木云岫勾勒精细。其《九成宫图》《桃源仙境图》等属此类典型之作。二是青绿画法与水墨画法相融合的一类。通常近处山石用小斧劈细细皴成，用青绿法以绿与石青相间染出，色不凝笔。远峰不作皴笔，以花青或石青、石绿和墨渍染而成，似有董源或沈、文画法之精神。《秋江待渡图》《莲溪渔隐图》《仙山楼阁图》等为此类代表作。三是以水墨皴染为主的画法，此类画法得到刘松年、李唐院体家法，山石用细笔小斧劈法，分面细，然于阴暗处和墨淋之，立即又以清水接染，绢地不吸水，故能产生含混融和的意趣，略见吴派绘画之影响。树法中增强转折趣味，衬以夹叶，叶叶分明，一枝一叶无不与实景契合。《松亭试泉图》《松溪论画图》等均属此类画法。

仇英——关于这个名字的记载，即便查遍画史方志，得到的几乎都简单到可有可无，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都记录不详。出身漆工的他，总被当时的士大夫精英视作画匠。但另一方面，文徵明又赞其“异才”，董其昌更是推其为“近代高手第一”。后世将仇英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吴门四家”、“明四大家”。仇英所在的时代，圈子里受人尊敬的画家必然同时拥有另一重身份——文人。画家们不再单纯注重技艺，转而追求画外意趣，这就需要文人擅长的书法和诗文来实现。所以，如果文采风流而略通画理，便不失为“游于艺”的文人画家，但如果画艺精湛而拙于诗书，则难免受到“匠人”之讥。这对仇英来说，可说是致命的缺陷，即使他受贵人提携，与一众文人大家打交道，却自知题赋咏诗并非自己的强项。于是，他便将二十多年的精力全部注于绘画之上，独树一帜。这也是为什么仇英的绘画中只签名盖章，无一款题咏。仇英因文化水平较低，故款题均很短，一般只署名款，从未见他有题诗或画论的，署年款的作品也很少。倒是文徵明和唐寅，非常乐于为仇英题字，从不吝啬，也为仇英的佳作增色不少。无论如何，在吴门四家中，仇英的绘画风格最有特色，也最多样化。他笔下的人物、山水、花卉等题材，无不匠心独具。就连门户偏见极深的董其昌也在《画眼》中推其为“近代高手第一”。简单而言，仇英其实是吴门画派甚至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一位极特别的人，一位不会写书法而位列大家的画家。

文徵明评论仇英道：“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实父虽师东村，而青绿界画乃从赵伯驹胎骨中蜕出。近年来复能兼二李将军之长，故所画精工灵活，极尽潇洒绚丽能事。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也。”董其昌也赞许说：“盖五百年而有仇英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若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也。”身世凄苦，家庭算不上富贵，一辈子勤奋工作却始终得不到圈内大佬认可，被边缘，被排挤，仇英的苦即便放在今天，也很难让人承受。当我们翻看一幅幅仇英奇美绝伦、辉煌夺目的作品时，我们再一次将质疑的目光投向那个年代和整个绘画史，可以说，仇英的极不公正遭遇源于他寒苦的出身，他薄弱的教育背景，他怯弱的书法功底...…但他精致的设色，清新、妍丽的画面，画中女子的嬉戏、笑容，则使仇英在那个派别丛生、群体献媚于“文人画”的年代里显得鹤立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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