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上海活

和平

曾几何时，一句“阿拉是上海宁”，显得何其高贵。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乡每个村里都有几个上海亲戚，过年过节他们来到乡下走亲戚，穿着时髦的服装，操着满口听不懂的上海话，随手给我们抓几把大白兔奶糖，让我们好生羡慕。

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上海是我们这里许多人做梦也想去的大城市，而我们则是苏北（后来改叫苏中）的小乡村，好像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上海人是看不起我们江北人的，是被他们称为“缸北佬”的。而家乡人也不争气，听到讲上海话的“上海宁”，自觉矮了三分。

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牛攀，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别看香港和现在的广州牛逼哄哄，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是叫＂小上海＂。

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标志，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是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其实，犯不着骂人家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高等华语“，起先人家也是被人瞧不起的。

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小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那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但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沒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的老板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乐意去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说＂我伲＂，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厉害得多了，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这就叫谁财大，谁气粗，谁嘴大。那时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沒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

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吳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吳语中很特别。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海人原来也都是外地人，可以说是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的。她的周边有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的话等等，而上海话在这些话中都有。比如＂小鬼（读如居）”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就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老）、赫等好几种说法。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吳语中没有的。

解放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丶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其他地方何曾有过？所以什么拿摩温（工头）、康白度（买办）、披霞那（钢琴）、梵哑林（小提琴），都是闻所未闻的。还有嘎斯（煤气）、司必灵（弹簧锁）、水门汀（水泥地）等，被弄得云里雾里。过去几十年，上海话一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上海户口讲上海话总是高人一等。

改革开放后，广东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带头先富了起来，一段时期内，粤语、闽南语、香港话渐渐成为追捧的语言，上海话不再“一话独香”。随着大批“新上海人”进入上海，上海话也有了一些变化，现在的上海话，渐渐被普通话和其他语言所溶合，年轻人口中的上海话也不再那么纯正。在外地人听来，上海话也不象“鸟”语一样完全听不懂了。

中国之大，各地有各地的方言。方言又是“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的，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说上海话的上海人，虽然这次新冠疫情下遭受了如此磨难，但我仍然坚信：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它必将迎来美好的明天。

（ 原文转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