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弄 堂 旧 事</b></p><p class="ql-block"> 邵 志 强 </p><p class="ql-block"> 翁家支弄终于从上海的地图上被轻轻抹去了。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了几十年的老邻居们,大都将由市区人转变为郊区人,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家长里短和喜怒哀乐的故事,将成为过眼云烟而尘封于历史。然而,那些熟悉的人、过往的事、弄堂的景、故土的情,已深深印刻在我的心头,萦绕在我的脑海,成为再也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p><p class="ql-block"> 本篇所述,全凭记忆。我的记忆主要分为二个时段:一是十七岁之前成长生活在这里的记忆;二是从江西调回上海后,至父母搬离约十来年时间的记忆。而我在江西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对弄堂内的事关心不多知之甚少。旧情往事,有亲身经历的,有耳闻目睹的,也有偏差或遗漏的,还有以已之见作选择性点评的。所谓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大概正是这个意思。</p> <p class="ql-block"><b> (一)上海之根</b></p><p class="ql-block"> 上海市区南部临黄浦江西岸,有一片老城区,亦称老城厢,即老上海县城。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这片区域筑建起了城墙,并开有城门六座:小东门(宝带门)、大东门(朝宗门)、小南门(朝阳门)、大南门(跨龙门)、老西门(仪凤门)、老北门(晏海门)。1866年增辟了新北门(障川门)。1909年又新建了小西门(尚文门)、小北门(拱辰门)、新东门(福佑门)。辛亥革命后,城墙连同十座城门,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先后拆除,如今仅在小北门人民路、大境路口保留了一段遗垣残迹和一座寺庙“大境阁”,现已被列为沪城八景之一:冠名:“江皋霁雪”。1913年,民国政府在原城墙走向的位置上铺建了二条马路,一条自小东门至老西门的方浜中路,叫中华路,一条自方浜中路至小东门,叫法华民国路,解放后改为人民路。这两条半圆型的马路,其路头与路尾相连接,呈现出一个环园型,在这个环园型的中心,即是上海著名的“老城隍庙”和古典园林“豫园”。这片面积约200公顷的老城厢是我们真正的“上海之根”。</p> <p class="ql-block"><b> (二)老城之魅</b></p><p class="ql-block"> 1845年底以“上海租地章程”为标志,上海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块租地即英租界,之后又相继出现了法租界、美租界、德租界、日租界和公共租界,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列强的租界总面积,已达上海市区面积的近半,并占据了上海最好的地理位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老城厢成了旧上海市区里唯一的一块华人自治区域。这里较少洋腔洋味,而多传统习俗,较少高楼别墅,而多石库门建筑,较少大型企业,而多商铺作坊,较少买办大享,而多平民百姓。这里的路弄婉延弯曲不成规则,这里的居民鱼龙混杂参差不齐,这里的环境烟火味浓热闹混沌,而这里却更真实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同时,这里保留了众多具有中华传统的名园名宅、会馆公所、文物古迹以及富有文化内涵和行业特色的路名街名弄名。解放后经过多次行政区划的变更,这里成为南市区核心区域。2000年,南市区划入黄浦区版图,南市区没了,老城厢依然存在,且在新时代的催生下,其魅犹丰,其韵尚浓,并焕发出日新月异的勃勃生机。</p> <p class="ql-block"> (三)<b>老西门</b></p><p class="ql-block"> 城墙和城门早无踪迹,但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而老西门是这十座城门中最热闹的地段,也是文革前上海仅有的二个六岔路口的繁华商圈之一(即复兴东路、中华路贯通于老西门中心,方斜路、方斜支路交汇于老西门中心)。从老西门步行至大世界和准海东路仅十几分钟时间。老西门有环中华路和人民路的11路公交电车终点站,有14路、24路公交电车的终点站,还有17路、18路、23路、73路公交电车的过站点。在老西门六岔路口中心,曾经耸立过一个大时钟,在中心北侧曾经有一个建造于民国中期的标志性建筑“陈英士纪念塔”。老西门附近有市区唯一的儒家书院“文庙”、香火盛行的“关帝庙”、“慈修庵”和道教圣地“白云观”;有久负盛名的“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以及上海市第21中学、敬业中学、求知中学、复三小学、仪凤弄小学。在老西门中心和周边,各类商贸和文化店铺鳞次栉比,有中华大戏院、西园书场、新华书店、邮电局、第八百货商店、万春堂药店、全泰服装店、宝大祥布店、大富贵饭店、乔家栅点心店、冠生园、合作社、老同盛南货店、野茡荠食品店、白玫瑰美容院、美丽华理发店、菊花理发店、西门浴室、钟表店、寄卖行、五金商店、纸品、一飞照相馆、救火会、曹家街菜场、酱园等,还有许多小门面的家用修理店、杂货铺、熟食店、面食店、早点滩等。老百姓的生活和出行十分方便。</p> <p class="ql-block"> (四)<b>翁家支弄(1)</b></p><p class="ql-block"> 老西门中心地段上的第八百货商店北侧旁,有一条由西往东的小马路叫翁家支弄。从中华路进入这条毫无知名度的小路,宽度不足五米,长度仅一百来米,过去是碎石铺就的弹格路,文革后期改成水泥路面。翁家支弄的尽头是一个呈丅字型路口,向右走,是一条S型弯曲小路,叫翁家弄,这里有一条弄堂叫“来发里”和一个居民区叫“大众二邨”。从丅字路口向左走,进入一片呈井字型的石库门居民区,叫金家坊,这里有家街道工厂“大鹏卷笔刀厂”和一个蜗于居民区内的道教小道场。金家坊东侧是孔家弄、贻庆街、红拦扞街三条南北走向与方浜中路交汇的小路,沿方浜中路向东走过河南南路,即抵达老城隍庙的正大门,由此直通大东门。</p><p class="ql-block"> 由中华路进入翁家支弄约二十米是个十字路口,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路,叫肇方弄。由此往南走,右边是市百八店后门,左边是面向复兴东路的“宝隆里”弄堂式居民区。由十字路口向北走,左手边路口拐弯处是一幢有翁家支弄29号、31、33号三个门号、外墙饰有矾石的三层楼房,接着是民国时期“大公报”报馆大楼旧址,之后连着一排四间平房和一堵金属仓库的围墙。肇方弄的右手边,是一片由南向北排列四条弄堂的石库门建筑群,为肇方弄65弄。由肇方弄向北走,第一个路口是金家坊路,第二个路口是方浜中路,再向前直抵大境路和小北门。</p> <p class="ql-block"> (五)<b>翁家支弄(2)</b></p><p class="ql-block"> 翁家支弄南边有双号30号至2号15个门号,北边有单号31号至1号15个门号(33号大门在肇方弄上,门口正对着我家后弄堂弄口)。进入翁家支弄走过肇方弄后,右边,是一排联体式混合结构的二层楼房,楼房后面连着“宝隆里”。左边,是一排联体式混合结构的假三层楼房,自西向东有27号至1号共13个门号。翁家支弄的前门,是一条四通八达呈干字型的小路,而后门却是一条断头弄堂(原来弄底有一口水井)。弄堂南边,是翁家支弄27至13号八个门号的后门,弄堂北边,是一排有高大黑漆双开木门并带有小天井的老式石库门二层楼房,门牌号为肇方弄65弄1至6号。翁家支弄和肇方弄这片石库门弄堂建筑群,始建于1931年,过去四条弄堂口都装有大铁栅拦双开门,大炼钢铁时被拆卸。这片建筑历经了新旧二个时代的变迁,犹如一个百岁老人,在上海改革开放和一轮又一轮旧城改造的推动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寿终正寝,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p> <p class="ql-block"> (六)<b>故土情深</b></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母亲,于1942年从天潼路搬迁到翁家支弄21号,搬入时是二楼前后楼二间房,1951年因父亲的工厂资金短缺,便将前楼转让了出去,自此到2000年父母进养老院,我的家即是二楼后楼的一间房。我出生于此,成长于此,直至1969年去江西插队落户。上海是我的故乡,但真正为我所熟悉的,是老城厢中的这片繁华之地——老西门,是镶嵌在这片繁华之地中的这条小马路——翁家支弄。这里有我爱恋的亲人、儿时的玩伴、熟悉的邻居和让我记忆深刻的旧情往事。这片故土和我的家庭,熏陶养成了我许多再难改变的所谓上海人的性情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特性,比如为人处世要正派大度,要知分寸懂礼仪,衣服可以破旧但要整洁,坐要有坐相,立要有立相,吃饭不要狠吞虎咽、不能叭叽叭叽,进而做人要有责任心,进取心、感恩心、侧隐心等,正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p> <p class="ql-block"> (七)<b>曾经繁华</b></p><p class="ql-block"> 翁家支弄,这条窄窄短短的小马路,过去两旁底层的住户,几乎家家都开着小店小铺,弄外的老西门是大市场,弄内则形成了一个小市面。从弄口向弄内走,右手边第一家是早点店,再是铁皮店、酱油店,走过肇方弄后,第一家是煤球柴木店、依次是鞋子铺、煤球店、裁缝铺、机械加工坊、粮油店、面店、老虎灶(即开水店兼茶馆)。弄口左边,第一家是伤科门诊部,过了肇方弄,接下来27号是泰和烟纸店(亦称胭脂店)、25号是大华理发店、23号是炝饼店、21号是箍桶店、17号是机器厂、13号是裁缝铺、11号是面条加工店、9号是铅皮店、5号是布偶店、3号是连环画小书店、1号也是烟纸店。公私合营尤其是大跃进后,这些店铺大都关门歇业,文革开始后,除大华理发店(此时已是集体单位)、箍桶店和裁缝铺还继续开业外,其他店铺全部关闭。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个体私营经济已没了生存的理由。翁家支弄渐渐冷落了,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由偏外转为偏内,随着时代变化,一个新的生态环境渐浙形成。</p> <p class="ql-block"> (八)<b>路边菜场</b></p><p class="ql-block"> 翁家支弄连接翁家弄直至复兴东路口,这条三弯二拐的小路上,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一个大集体性质的规模颇大的路边菜场,路两旁的摊位一个连着一个,每天凌晨四点多就有送菜车辆进出,五点过后热闹起来,买菜的居民熙熙攘攘、叽叽喳喳,持续到上午十点钟后才收滩安静下来。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匮乏,许多的生活必需品都须凭票供应,尤其是菜篮子里一些紧俏食品,有时既使有票也未必买得到,因此,那时主妇们买菜大都要起早去排队,如当天要买二个以上需要排队的菜,通常的做法是在某个摊位前,摆上一只竹篮或放下一块砖头以示先来后到,等买好这边的莱再去那里,后面排队的人照样认可不算插队,一般不会为此而争吵。而且那时买肉很多人都要买肥多些的。弄堂里2号周家和6号曹家的邻居,都是菜场卖肉的职工,对邻居一些特珠要求时有关照。</p> <p class="ql-block"> (九)<b>弄堂风情</b></p><p class="ql-block"> 老式石库门的住房格局和改革开放前的蜗居窘境,形成了当时弄堂内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我家21号这栋楼内,一楼二搂三楼大大小小共八间房,文革前最多时居住了八户人家三十来个人,大家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到了盛夏季节,多数家庭没有电风扇,手里摇着大蒲扇,身上常是汗滋滋的,有些孩子身上和臂上生痱子,头上长热疖头,真是又痒又痛很难受。邻居大都住房小人口多,弄堂就成了大家赖以撒开“做市面”的公共场地,一到傍晚,底楼住户就在自家门口泼水降温,晚饭后洗完澡,各家各户都搬出竹躺椅和木铺板放在家门口,或选择弄堂外马路边有风囗的位置,大家坐在一起天南地北的嘎山湖,聊家常或看报下棋打朴克。微风中飘荡着评弹嗲嗲的吴浓软语,传来越剧糯糯的悠扬唱腔,更有大华理发店的小师付,用纯正的淮扬话引颈高唱“高梁好调酒,玉米把糖熬”。一眼望去,弄内路旁或坐或躺的全是人,正享受一天劳累后最舒适的纳凉时刻,并伴着清风明月,迷迷糊糊睡到半夜才回家。后来市百八店有了中央空调,有些老人有事无事的往那里跑,以偷享一刻闲,借得一时凉。每逢休息天,弄堂里一早就热闹起来,洗滌衣服的、晾晒衣被的、擦修自行车的、打扫卫生的,弄堂半空中挂满“万国旗”。这就是弄堂生活的风情与特色,这亦是老城厢一道别有韵味的风景线。但那时没人占用弄堂公共部位,底楼住户也都自觉打扫家门口卫生,因而整条弄堂显得空旷且很干净,弄堂境况变得面目全非,那是文革以后的事了。</p> <p class="ql-block"> (十)<b>邻里和睦</b></p><p class="ql-block"> 那个年代国家穷,百姓更穷,但穷归穷,好在大家一样穷,邻居中只有双职工孩子少的家庭条件好些,所以人们少有攀比心和忌妒心,反而因此促发了相互间穷帮穷,抱团取热的主动性。有段时间我家“厨房”借用在底楼汤家的客堂间,母亲一面在客堂间里做“市面”,一面悉心照料他们的家。也因家里房小,我与我弟弟曾借住在汤家一个弯腰才进得去的阁楼上多年。凉晒在外的衣被,如突然下雨,邻居一定会帮了收回,哪家包了馄饨饺子,做了酒酿,会与相好的邻居分享,条件好的家庭,会将半新不旧的衣服送给孩子多的家庭,哪家碰到需要有人帮忙的事,上下左右热心的邻居都会主动相助。文革前弄堂里暗行着一种互帮自助的信贷形式即“来会”,十几个家境困难自愿加入的邻居,一、二个月一次或遇到急难之事,与会者拿出一些钱给其中某个人,以后用钱的人再逐次“来会”如数归还而不算利息,这种民间信贷形式,帮邻居们度过了生活上的难关,促进了邻里间相互依存的凝聚力。而今,住在一幢楼内多年的邻居,不知姓甚名谁,见面点个头一笑而过,如遇有急难之事要打110。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的留恋过去的弄堂、过去的邻居、过去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热情。</p> <p class="ql-block"> (十一)<b>苦乐相融</b></p><p class="ql-block"> 别看上海人出门整洁光鲜,其实平日的生活也有诸多难言的苦。那时平民百姓信息闭塞,很少奢求,所思所忙的,全围绕着生存和生活这个主题。通讯方式靠写信和打电话(翁家支弄和肇方弄公用传呼电话的号码是281733)。每天清晨,各家各户都要生煤球炉,家家有一只马桶,但男人们大小便通常会去公厕。自来水是几户共用一个笼头。小青年夏天洗澡常在水笼头旁冲一冲,女人冬天洗澡则在浴盆上挂起浴罩自己烧水洗。六十年代初,国家提倡多生孩子,生孩多的称为光荣妈妈,孩多的家庭,衣服是老大穿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衣服上有补丁是平常事,缝缝补补、拼拼改改,是主妇们的基本技能,家家离不开一个针线盒,大人小孩一年到头难得添件新衣服,那时流行的假领即是老百姓穷则思变的发明。早餐一般吃泡饭,上班的人午饭要自带。抹脸涂手的是百雀灵、雪花膏、蛤蜊油。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养成了人们勤俭的习惯,丰富了人们的创造力,激发了人们的动手能力,毛衣毛裤自己结,物件坏了自己修,家具沙发自己打,收音机自己装,平常衣服自己做,连女士们的头发也是自己卷自己烫,爱美的女士自制一把火钳,在炉子上烤热后将头发烫卷成型,常因火候掌握不当而将头发烫焦。许多家庭是“螺丝壳里做道场”,想方设法将苦涩的日子过得舒心些,比如每年过年前,我家一定会买来花式墙纸,姐弟们一起动手,将除了北面一堵白墙外的其他板璧贴上新墙纸,“总把旧桃换新符”,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p> <p class="ql-block"> (十二)<b>儿时欢快</b></p><p class="ql-block"> 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加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常搅得大人们不得安宁,但我们却年少无知不谙世事,日子照样过得无忧无虑。学挍组织春秋二季的游园活动,是我们最为开心的盼望。那时课外很少有作业,更没有升学和补课的压力,放学后家门口的弄堂,就成了我们尽兴撒野玩耍的小天地,女孩们跳绳子、跳房子、跳橡皮筋、踢键子、抛沙袋翻牌子等,男孩们刮香烟牌子、打玻璃弹子、盯橄榄核、抽贱骨头、跳山羊、斗鸡、扠玲、滚铁圈等,常玩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不亦乐乎。年龄稍大的孩子打朴克、下军棋、斗蟋蟀等。还有一些有文艺气息的小青年,他们拉小提琴、弹琵琶、吹笛子、吹口琴、敲扬琴,给平淡的生活添涰了点点色彩。那时的孩子大都是散养的,不骄气,少依赖,野性大,委屈咽下,吃亏认帐,且囗袋里大多没有零化钱,夏天能常吃上一拫冰捧,早上能吃一副大饼油条加一碗咸浆,平时能吃一碗油榨汤、来一份排骨年糕,算是很心满意足了。还有一件开心事,既在弄堂口一位叫“老乌龟”孤身老头的滩位上,化一、二分钱去转圈中奖,以换得一点盐津枣、盐水片、酸辣菜、桃板、橄榄、咸罗卜干等零食,以解一时之馋。与共和国同龄的这一代人,文革前的岁月就是这样过来的。这种天真这种野,在现在孩子身上已难看到,而这种开心这种馋,他们更是难以体味得到。 </p> <p class="ql-block"> (十三)<b>青葱岁月</b></p><p class="ql-block"> 17号亭子间的吴鹤良,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19号二楼的冯雅君是我小学同学。69年“一片红”时,弄堂里很多青年上山下乡奔赴边疆,我插队江西,鹤良去了宁波,雅君到黑尤江军垦农场,后来就读于上海科技大学,成为参与卫星上天重大项目的科技专家。那时常在一起的玩伴有:周伟明、林香港、林香海、林香弟、林香河、戴玲宝、周成山、袁君、宋华强、宋万强、宋宝强、周荣卜、毛游泳、毛游根、毛游星、汤黎明、曹国龙、宓林坤、潘兴富、潘兴康、小苏州、阿兔、铁锅子、大嗽叭、乡下人以及汤黎萍、冯雅琴、冯雅芳、周成毅、沈佩丽、张亚珍、小苹果、小六妹。小七妹、小凤英。年龄稍大些的有:郑雪君、马兴海、扬志明、秦兰、毛弟、成根、成良…。还有我的兄弟姐妹毛毛、国虎、七弟、六妹和我的侄女佩娟、外甥阿清、外甥女咏咏。</p><p class="ql-block"> 1968年夏,我与伟明、成山、小玲宝子、香港等人,去老闵行的电机厂学工,返回那天,不知谁弄来了一辆破旧三轮车,我们几人从老闵行踏着这辆车至深夜才回到家。记得我们经常在成山家门口举钢铃练身体;在香港家打康乐球;在后弄堂秀自行车技;游淮海公园翻围墙入内;夏天晚上去外滩华侨饭店(即东风饭店)门口看外国人;晚上爬在中华大戏院后台外的墙头上看演员们化妆;与伟明一起偷偷撕小人书销毁四旧罪证;在外滩市政府门口现场见证“上海市人民公社”的挂牌仪式。还记得我在老西门人行道旁的铁围拦上转圈玩,结果磕掉了自己一个大门牙。回想起懵懂而激情的青少年岁月,那桩桩件件的旧情往事、钻地拆天的玩耍场景、老邻居和小伙伴们的音容笑貌,常唤醒我的童心童趣,激起我的无尽遐思而流涟其中不愿离去……。</p> <p class="ql-block"> (十四)<b>难忘情谊</b></p><p class="ql-block"> 弄堂里几十户邻居,可谓五湖四海,我们上一辈的老人,大都来自宁波、苏州、绍兴、无锡、太仓、湖州、天津、南京、山东、广东、苏北等地,他们是真正的第一代的新上海人。几十年来,邻居相处有远近、交往有深浅,其中几位邻居与我家的走动较多、关系较近、感情较深。</p><p class="ql-block">1,23号亭子间的袁彩珍,人称二宝阿姨,是我母亲最好的姐妹,也是我儿时的“过房娘”,犹如家人。她情商高,有文化,聪明能干,开朗热情,见过大市面,说话做事都很有条理。邻里口碑很好。</p><p class="ql-block">2,前楼宋家,前楼伯伯是住家裁缝,前楼姆妈叫徐秀英,家庭妇女,但长期在家加工鞋子以补贴家用,她相貌淸秀,吃苦耐劳,为人和颜悦色。宋家与我家隔板而住几十年,始终相互关照,和睦相处。</p><p class="ql-block">3,底楼汤金财,人称汤老板,入赘女婿,却早已当家作主,他是远近闻名的箍桶师傅,一个不循规矩的聪明人。我曾跟他学了些手艺,插队时派上了用场。其妻陶玉妹。多年来汤家对我家的帮助很多。</p><p class="ql-block">4,19号三楼的朱凤珍,人称伟明姆妈,她相貌漂亮、性格爽朗。伟明爸爸原是纸品厂老板,很有品味。她家殷实,加上独子双职工,经济条件较好,且从不傲气,曾对我家有过不少帮助。 </p><p class="ql-block">5,3号毛家,其父原是浙江路汤园店老板,为人豪爽。其母姓席,家庭妇女,处世低调,不管闲事,与邻居和气相处,从无矛盾。席太与我母亲,是能坐下来说开去不设防的好邻居。</p><p class="ql-block"> 弄堂也是个小社会,各家各户各具生相,有的谦和礼仪,有的爽快热心,有的内向沉稳,有的灵珑乖巧,有的清高傲气,有的张扬计较。然而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称,能获得邻居们敬重的,总是那些人品优好、热心大度、乐于助人的长辈。记忆中小孩调皮打架倒常有,而大人争执吵架很少见。整条弄堂的生态,总体上是平衡和谐的。</p> <p class="ql-block"> (十五)<b>时代印记</b></p><p class="ql-block"> 文革高潮时,弄堂墙上用红漆写滿了毛主席语录,居民们每天对着弄堂底墙上的毛主席头像早请示晚汇报。邻居中多数成份不好,在那个政治色彩很浓的时代,他们低调处世,谦卑为人,不敢乱说乱动。但遭难的邻居还是有好几家,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尤其是4号吴家,其父母和大儿子阿兔被遣送回了太仓老家,21号三楼后楼的董姓母女俩被遣送回了无锡老家。印象较深的还有27号二楼亭子间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妻,每天清晨推着一辆小车出门,小车下部是木拒,上部是玻璃罩子,罩内放着黄松糕、条头糕、赤豆糕等点心,到老西门去兜售,总是轻轻出门、默默回来,与邻居很少交往。料想俩位老人一定有不为人知的身世和无处诉说的故事,但在那个年代,有谁去怜悯,又有谁来相帮?</p><p class="ql-block"> 所谓时势弄人,弄堂里也有几个成份好且又趋炎附势的人,一时神采飞扬,讲话声音响亮了,走路抬头挺胸了,特别是21号三楼这家,丈夫因病早逝,其妻姓顾,苏北人,文革开始后,她从里弄生产组的普通工人变成了居委会干部,就这么一个没斤少两的居委干部,那些年里照样熙指气使,仗势欺人,还与人暗通款曲,做了不少令人不齿的龌龊事。然而人在做天在看,后来她的二个儿子都犯事被判刑,文革结束后,她成了没人搭理的孤家寡人,每天以结锡箔度日,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报应呢。</p> <p class="ql-block"> (十六)<b>忆海拾贝</b></p><p class="ql-block"> 本篇已近尾声,但这几天脑海里又时而蹦出了几件旧事,跳跃着挤冲冒泡,似乎在对我说:怎么不把我写进文章?好,写吧,不吐不快,就算作为忆海中几个小贝壳,为平铺直叙的本文增添一点趣昧。</p><p class="ql-block">1,我家底楼是箍桶店,过去有几个学徒,其中一个叫乾生,他老家在嘉定农村,记得63还是64年的一个夏天,他带我们几个小孩去他家玩。门口一个院子,房后一片竹林,粥是绿盈盈的,西瓜冰凉凉的,芦栗甜滋滋的,稻田金黄,麦穗飘香,农村景象对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城市孩子来说,是多么新鲜。</p><p class="ql-block">2,汤老板好赌博,一帮赌友,有男有女,常在他家阁楼上偷偷打“沙哈”至深夜甚至通宵,我也常在一旁观看,午夜过后,他会让我去买夜宵,一包猪头肉,一包油氽果肉,几个肉包子,如有人赢了,会给我几角钱。汤老板手艺高,怪路子也多,他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也曾说:玩要得法,诸如“单嫖双赌”,以谨防出事。</p><p class="ql-block">3,23号后楼天津老太的儿子杨志明结婚,不知他们是按照什么风俗习惯操办的,新婚之夜,竞叫我与一对新人同睡在新房床上,说这样就能助佑新人生个儿子,我那时大概只有六、七岁,大人安排了,我也稀里糊涂的睡。可想儿时的我,应该还是蛮讨人喜欢的。</p><p class="ql-block">4,69年初上山下乡开始,学校分配了三次(吉林,云南、贵州)我都没去。二宝阿姨出于一片好心,介绍我去她的家乡上海近郊嘉定马陆农村做上门女婿,以逃避去边疆吃苦。那时我未满17岁,似懂非懂,但也知道到将来生了儿子不姓邵,就不愿走这条路。拖了三个多月,最终在二哥的促合下,于6月初以自寻插队的方式去了江西。</p><p class="ql-block">5,文革开始,父亲的工资从128元割至72元,家里经济一下紧了起来,好多次挨不到发工资就缺钱买菜。父亲的挚友根宝爷叔,常在夜间主动悄悄的送来十元二十元钱。真是雪中送炭,难能可贵,危难见真情。交友就要交这样的朋友,这种认识在我心中扎下了根。1972年父亲平反补发了工资,亲自登门致谢并偿还那些年救急度难的钱。</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结尾)<b>梦回故里</b></p><p class="ql-block">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翁家支弄南面的二层楼房连同“宝隆里”全部被拆除,新建了几栋平顶式有外走廊的三层公房。九三年后,上海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城市的大改造启动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观,而此时弄堂里的邻居们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老的老了或已经过世,第三代亦相见不相识,有些人家搬离后杳无音讯,有些人家迁入新居而将老房子租了出去,儿时的小伙伴们,早已天南海北各奔前程,仍保持联系的几位亦很少走动。过去弄堂里烟火热闹的场景、邻里间和睦互助的氛围,已一去不复返,成为梦回故里的记忆,真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过去有过去的难,过去也有过去的好,我们一起走过的让人魂牵梦绕的过往岁月,承载了我们的青春与激情,浸润了我们的天真与纯粹,饱含了我们的快乐与情谊。如今,我们正沐浴着人生第二春的夕阳余辉,漫步于生命的有涯之年,应将过去的岁月与弄堂的情结,珍藏于心底最柔软的一角,然后,一手挽着健康、一手拥着快乐,不忘初心,活在当下,与时俱进,走向未来。未来不一定方长,而当下的幸福,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须珍惜!</p><p class="ql-block"> <b>别了,翁家支弄!</b></p><p class="ql-block"><b> 别了,我亲爰的故土!</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