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大榆树滩（上）

张凤枝

家在大榆树滩

纪实长篇

序言

正如我在《村中老井》一文中所言，自己是一个吃农家饭，喝老井水长大的后山人。

说来惭愧，由于早年读书在外，我所干过的农活儿实在是少得可怜，暑假回来，不论锄地还是收割，都和别人差一大截，为此很是难堪。后来，索性加入“跳农门”一族，远远地离开家乡，“弃农从教”了。

客观地说，我也曾经是个热爱习作的文学青年，从上中学起，我就迷上了文学作品，回乡任民办教师的两年间，也曾尝试过文学习作，甚至还做过一段乡土作家的黄粱美梦，可最终还是登上三尺讲台，从事初中语文教学工作了，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退休。

随着时光流逝，岁月推移，渐渐地，我的头发白了，皱纹深了，最要命的是萌生了一种悠悠的故土情结，平添了一段浓浓的乡愁乡恋。

闲暇时，我常常会想到那些儿时的玩伴，想到住在隔壁的叔叔婶婶、大娘大爷。睡梦中，我一次次回到故乡的老屋，静静地聆听住在屋檐下那对燕子的呢喃，细细地观赏房前屋后那一幅幅如诗如画般的乡村生活画面。

于是我拿起笔来，一桩桩，一件件，记下许多往事，它们就发生在故乡，发生在老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一转眼，已经过去六十多年的漫长时间。

闲来打开看看，抽空盘点一番，虽然都是乡村往事，尽管只是家长里短，但是经年累月，它沉淀了，发酵了，厚重了，于是有了滋味，有了分量，有了年代感。

今天，当它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清晰地、真切地、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那将是怎样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生活画卷，那将是怎样一种人文传承、怎样一种心灵震撼？

此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们那个家还在，我们那个村子还在；原来我们并没有离开，或者说，我们并没有走远。是的，我们心依旧，情依然，我们矢志不渝，初心未改。

但愿这些拙作能永远留住那个年代的印记，留住我们那一代人未泯的童心。

但愿清香的墨迹能永远留住我们这个大家庭所独有的那份勤勉、励志与温馨。

但愿我们的桑梓之地——那个由南草地衍生而来的小山村，那个由走西口人艰难创业并代代打拼的百年故乡，能够永远昂扬奋进，永远焕发青春，永远美如画卷，永远如史诗般厚重。

在此，我想把最美好的祝福遥寄故乡，并且真诚地道一声：

谢谢你啊，生活在大榆树滩这片高天厚土的我每一位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

张凤枝

写于2024年3月

一、南草地的垦殖开发

打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这个村叫三城仁壕，我家后面那道沟叫刘家沟，据史料记载，到2026年，三城仁壕建村整整100周年。

不过，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村子与这里的沟呀壕呀并无一丝关联，它有一个叫得响的大名——南草地。

怎么样，这个称谓够气派吧！寥寥三个字，不仅方向明确，而且还有绿草芬芳生机盎然之意，还真是今天的人们所向往所推崇的那种原生态景观。

据老人们说，那时候的南草地天蓝蓝的，水清清的，草长得很高很高，牲畜在草丛里自由自在地吃草，微风吹过，绿波荡漾，展现出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

因为水草丰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还因为后面有一条穿山而过的文圪气大路，所以这片南草地成了大圐圙（外蒙的乌兰巴托）到达五当召、喜桂图（石拐）、土右旗沙尔沁、包克图（包头）等地驼马商队的必经之地。

根据2021年8月4日《包头晚报》刊登周涛的文章《“南草地”往事：大后山的百年垦荒记忆》一文，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一、从清朝开始，就有晋陕民众走西口，来塞外垦荒，绥远地区也成为全国农垦开发的热点。

二、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东南大学农科组织学生赴绥远省调查农垦，随行人员吴国栋在《绥远游记》一书中对固阳县呼吉尔梁的调查尤为细致。

三、呼吉尔梁位于固阳大榆树滩，民国时期被当地人称为“南草地”，是大青山和色尔腾山之间的一片狭长川地，地势平坦，是理想的垦荒之地，由西北垦殖协社经营。

四、1923年，时任山东省议会长王鸿一与直隶、河南三省议会同僚组织成立中华垦殖公司，意欲开发西北，调剂移民。

五、中华垦殖公司成立后，先期派农专人员来绥远调查农垦事项，农专人员遂与在京的同行联合成立了西北垦殖协社，并购买了5000顷呼吉尔梁地区的垦殖权，从此与中华垦殖公司脱离关系。

六、民国十三年（1924年），西北垦殖协社开始招收壮丁垦殖，先期招入100名，全部为山东人，壮丁们初至大榆树滩，天寒地冻，饮水住宿都成问题。时值冬日，冻土如铁，钻不及寸，山东移民以为石田，深感失望，有急躁者想卷席而返，直到土地解冻后，人们才知道是膏腴之地。

七、1925年，又移来山东垦民400多人，500多名垦荒者分居三处，相距里许，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房屋都为临时建筑。

八、1925年，冯玉祥入住包头，力谋开关富源，移民实边，以固疆域。垦荒者络绎不绝，协社开始着手新村建设。新村是否建成不得而知，但今固阳县金山镇的一社、二社、新民村大概与此有关。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大后山（南草地）的百年垦荒线索：

地名：绥远——呼吉尔梁——大榆树滩——南草地

时间：清朝——民国——解放

垦殖公司：西北垦殖协社——中华垦殖公司——西北垦殖协社

据老人们讲，当年，我们这里垦殖公司的老总叫王连珠，村公所设在我村的苏国厚住处，当时的乡长是大水卜洞的方四秀，办事人员是大水卜洞的李五，解放后，村公所迁往忽鸡沟。

收公粮地址在现在的石明山家树园处，每年秋天，各村的村民都来交公粮，送来的有小麦、荞麦、莜麦等，都存放到储粮窖里。

二、大榆树滩名称的由来

民国时期的“南草地”，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称道的大榆树滩，它是大青山和明灯山（一说色尔腾山）之间的一片狭长川地，地势平坦，是理想的垦荒之地。

要说大榆树滩，就得说说大老虎店。

随着大榆树滩土地的陆续放耕，从山西、陕西涌到后山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叫张大老虎的人便在大榆树的东面一里多处盖房、打井，开了一个车马店，那个有店的地方叫做“大老虎店”，就是现在的新建。

大老虎店村西有一棵大榆树，这棵榆树身高不足而肥胖有余，树杈很粗，高度仅有五米多，遮荫着地面五六十平方米的地方，“远望是好多树，近看就是一棵树。”

因为人们对大榆树的神化与朝拜，结果给这棵古老的大树招来了横祸，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颗大榆树竟然被锯倒，被砍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二榆树和三榆树。

这两棵地标式的大榆树巍然屹立于路边，不仅古老苍劲，挺拔伟岸，而且还充满了神奇，充满了迷幻。它们原本生长在宽阔的马路一边，彼此相隔甚远，但是横生的枝叉蓬蓬勃勃延伸开来，久而久之，二者居然搭着背，勾着肩，盘根错节，叶茂枝繁，相互连成了一片，为车辆，为行人，撑起一片足以遮天蔽日的绿油油的大伞，那形貌，那气势，实属罕见。

根据种质资源普查，这两棵古榆树大概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推测是由清朝早期旅蒙商人沿途所种植。

要知道，大榆树对于当地人的意义，不亚于洪洞县大槐树对很多华夏儿女的寻根意义。不同的是，大槐树是寓指曾经离开的“根”，而大榆树却是艰辛奔走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心灵驿站”。

山西陕西老家、西口路、大榆树滩，众多走西口人的离乡惆怅，就像那些红布条一样被系在树上。倘若没有经历过，或是不知道那一段历史的人，也许会把这里当成一个旅游意义上的驿站，只有那些背负沉重行走过此地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大榆树带给他们的希望与慰藉，才能理解在那条拓荒路上的风餐露宿、凄苦辛酸。

古榆的“古”不仅仅是树，而且还有大榆树滩人亘古不变的乡土之情，古榆象征着西口人背井离乡的迁徙生存，象征着他们的顽强意志与抗争精神。

在这里，神就是树，树就是神，神和树早就合二为一了。

还有一种解读：大老虎店村西的那棵大榆树，树干粗大，枝叶茂盛，树龄长，显神灵，此为第一大榆树。二榆树在三城仁壕大圐圙村西，传说也是神树。三榆树在武当召苏木乡爬榆树村，此树生长似爬行一般，因此叫爬榆树。

有榆树的地方风水不错，人丁兴旺，那时候，人们有灾有难就会到树下磕头祈祷，并且给榆树披红挂彩，祈求年年风调雨顺，家人平安健康。这三处大榆树现在只剩下两处，大圐圙村西的二榆树在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中被造反派砍掉了，生产队把它做了喂马槽。

由于这三处大榆树来历非凡，故此，人们将此地称为大榆树滩。

三、百年故乡三城仁壕

解读三城仁壕，和解读大榆树滩所有村子一样，永远绕不开一个话题——走西口。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来到口外，背井离乡，艰苦创业，给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从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从而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认同感。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啊！

一首《西口情》，唱出了西口人的血泪辛酸，唱出了拓荒者的无尽苦难：

“走西口的眼泪，流不尽祖辈的柔情，黄土坡驼铃传来的时候，口外的哥哥牵挂着故乡的亲亲……，大黄风吹来流浪的沙蓬，吹断了归途，吹不断大榆树的根……”

好凄美的歌词，好悲催的曲调啊！每每听来，都让人唏嘘不已，泪流满面。

再过两年，三城仁壕建村就整整一百年了，毋庸置疑，我们都应该是当年那些走西口移民的后代。

据老人们讲，解放前的大榆树滩，可谓地广人稀，荒滩一片，靠山的村落更是寥寥无几，大都分布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榆树滩上。

也许在滩上安家比较省事，比较简单一些，反正从老人们的叙述中我没有听出太多的辛劳与艰难，好像只要放下行囊，在那些沟沟洼洼里打出个窑洞来，就可以居住了。之后不外乎搂柴、担水、烧火、做饭，一切的一切，说起来和我们凑在煤油灯下，听做针线的妈妈所讲的那些故事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当年，这些村子有的只住着一家，有的是同姓的几家，之后外来的人渐渐多起来，不是走西口的山西人，就是拖着浓重乡音的神木、府谷人，但不管怎样，村还是那个村，名还是那个名，并没有因为大批外乡人的涌入而发生太大的改变。

就拿我村来说，早年只住着武三城仁一家，于是这个壕就叫三城仁壕，这个村就叫三城仁壕村，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自然而然，至于南草地嘛，也就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在大榆树滩，类似的情况多了去了，如赵宝壕，葛五壕，段家壕，又如石家渠，蔺家渠，陈家渠，等等。

再者就是按地形特点命名的，如城湾，沙湾子，红崖湾；又如三岔口，大圐圙，南窑子，大水卜洞，河楞，等等，这些地名形象得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后来，村里入住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习惯用老户和新来户加以区分，在我村，老户除了武三城仁一家，还有王大、王三兄弟两家、石心宽家、石四保（大姑父）家和我家。

土改时，大姑父家是贫农，我家是中农，其它几家老户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全都成了被改造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自己挨整不说，就连子女们都受到牵连，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那时候我家日子过得不错，搬出窑洞，盖起了两间土坯房，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从石拐买回来的那个三揭盖儿的红躺柜，往后墙根儿一摆，顿时满屋生辉，要知道，这可是全村独一无二的物件，在当时的乡村，这样的摆设很高档，很时尚。

正因如此，土改那年有几家新来户私下合计，如果能把我家打成地主，那么谁家分房，谁家分柜呢？争来夺去，还真浪费了不少唾沫。

几十年过去了，祖辈、父辈那两代人早已先后辞世了，在古老苍凉的明灯山下，在广袤无垠的大榆树滩，留下的只有讲不完的故事，和道不尽的感怀与思念。

四、爷爷奶奶那代人的故事

我出生时，爷爷、奶奶、姥爷都已去世了，我一周岁那年，姥姥也去世了，妈妈抱着我去奔丧，因照顾不周，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

虽说四位长辈我还见过其中一位，只可惜自己仅仅一岁，见与不见其实没什么两样。

爷爷叫张和小，在五位兄弟中排行老四。我记事时，老一辈中硕果仅存的只有五爷爷一人，老人家住在伊盟，离我们很远，不过每次看到他的照片，仿佛见到了本人，感觉那么慈祥，那么可亲。

那张照片是哥哥在北京给冲洗放大的，摆在我家大相框最上面最醒目的地方，只要有人来家，我们都会炫耀一番，巴不得让全村人都知道，在远方，我们还有五爷爷这样一位备受爱戴的巍巍尊长。

大约在我五六岁时，父亲将五爷爷接到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老人回去的那几天，我们姐妹几个爬在三揭盖儿的红躺柜上，将五爷爷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个心心念念，泪水涟涟。

那时候，每年冬天，父亲一准会背二十斤莜面，带十多斤猪肉去看望五爷爷，他从大后山风尘仆仆走到包头，去二里半五爷爷的二女儿银娥姑家吃顿饭，歇一歇，然后抄近路过了黄河，再走二十多里就到了。

寒冬腊月，封冻后的黄河海海漫漫，一眼望不到边，太阳一照，明晃晃的，特别刺眼。一路上，你得绕开大大小小冒气的“亮子”（尚未封冻的河面），选颜色深冰层厚的地方下脚，结冰后的河面“嘎嘣嘎嘣”乱响，仿佛随时都会裂开一样，听得叫人胆战心惊，两腿发软，好在父亲行走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每次过河总算有惊无险。

那个年代，媳妇在婆家是没有地位的，无端的被打骂受虐待那是家常便饭，可妈妈不然，十五岁过门儿，爷爷奶奶不仅没有苛责，还把这个家交给了她，大事小情随她说了算，而奶奶倒落了个清闲，心安理得地玩她的纸牌去了。

奶奶叫赵花女，生在大户人家，为人善良，性格随和，只是不善领家过日子，不会做针线，而且特别不爱整洁。好好的鞋，她偏偏踩倒后跟趿拉着穿，新新的衣服，她总是穿一只袖子，另一侧披在肩上，全然不管这样的穿着好不好看，保不保暖。

奶奶每天什么都可以不干，但是不能不玩纸牌，最经典的故事是，几个小脚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没完没了的起牌、翻牌，时间一长，好端端的毡子竟被她们抠得漏洞百出，遍体鳞伤。

那时二爹三爹、大姑二姑还小，妈妈除了操持一大家子的生活外，还得关照住在沙湾子的娘家，光针线活儿一年四季做个没完，更别说烧火做饭，养猪养鸡，种地锄地，推碾子围磨了，论年龄，她毕竟只有十几岁，还是个孩子啊！

不过妈妈并没有半点怨言，她觉得能遇上这样的公婆是自己的福气，因此尽心尽力，克勤克俭，就连二爹三爹娶亲，大姑二姑出嫁的诸多大事，都没用老人过多操心，全是她亲自张罗，一手操办，并且考虑得细致周全，操办得妥贴圆满。

五、妈妈的童年

妈妈出生于一九一九年，那是一个连年灾荒民不聊生的年月。

妈妈三岁时裹脚，但并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姥姥裹得紧，姥爷拆得勤，虽然没裹成小脚，但也是严重的扭曲变形，四个脚趾全压在脚掌里，走路多了照样疼痛难忍。

妈妈八岁那年，家乡遭了灾荒，人们把附近的野菜、草籽都吃光了，为了活命，姥爷、姥姥带着大舅、二舅到很远的地方搂绵蓬、搂“灯香”去了，八岁的妈妈和年幼的三舅、四舅就寄居在逃荒途中的一个破碾坊里。

三舅、四舅是妈妈一手带大的，他俩从小营养不良，头发枯黄，因此叫作三黄毛，四黄毛。

白天，妈妈背着四舅，领着三舅到野外掰“胡芽芽”充饥，晚上，姐弟三人蜷缩在破碾坊一角，又冷又饿又怕。三舅比四舅大几岁，已经懂事了，每到黄昏，他就会恳求妈妈说：“二姐，咱们去侯娘娘家睡吧，我害怕。”

侯娘娘是附近唯一的住户，蒙族，人很厚道，每当害怕得不行，姐弟三人就去人家地下铺点柴草对付一夜，白天继续到野外寻找一些野生植物充饥。

这期间，大舅会隔三差五地回来看看，当他看到上次送回的草籽还放在那里，几个窝头都长毛了也不舍得吃，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他责怪妈妈太傻了，一再关照她，一定要好好吃东西，不然会饿死的，之后，放下些草籽，又匆匆忙忙地走了。

大舅一走，三舅哭，四舅闹，妈妈的心里没着没落，更无助，更揪心了。

这天，妈妈带着两个舅舅又来到地里，忽然觉得四舅有些不对劲儿，一摸，额头好烫！赶紧返回碾坊，将他抱在怀里，时不时摸摸他的额头，摸摸他的小脸，不停地摇着，哄着。眼看天越来越黑了，可四舅的病却没有好转的迹象，怎么办呢？这一夜该怎么熬啊！不管怎样，妈妈也得强忍着，硬撑着，如果让三舅看出来那就更麻烦了。

不幸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夜里妈妈出去小便，看到碾坊墙上蹲着一个长着獠牙的怪物，那两只长长的獠牙向上翘着，把人着实惊吓得够呛。半夜，不足两岁的四舅一连喊了几声：“妈妈——”，“妈妈——”，之后竟凄凄惨惨地死了，悲痛欲绝的妈妈将他瘦弱的身子紧紧抱在怀里，从夜晚一直抱到天亮……

每当说到这里，妈妈的声音总是颤抖着，哽咽着，听得让人鼻子发酸，后背发凉，我们赶紧用被子蒙住双眼，任由心底的泪水悄悄地，悄悄地流淌。

妈妈八岁时的这段经历啊！实在是太凄惨，太可怜，太悲伤！

六、在大姨家度过的三年

十二岁那年，妈妈来到包头二里半的大姨家，大姨是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快生了，她过来一则伺候大姨坐月子，再者就是照看两个年龄还小的外甥女儿。

大姨早年丧母，后嫁入有钱人家，有吃有穿，生活很富足，她生性要强，冷漠孤僻，喜欢玩纸牌，整天与牌局为伍。

妈妈来到大姨家，看孩子，打扫家，养猪喂鸡，洗衣做饭，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当起了全职保姆，就这样，也少不了被大姨呵斥、责骂。

一次，妈妈只顾埋头干活儿，没留神让两个外甥女跑到了赌场，这下可闯祸了，大姨撂下纸牌，拽着两个孩子怒气冲冲地回来了，一进门，用指尖点着妈妈的脑门就是一顿臭骂，骂完了，气消了，一扭头，又返回了赌场。

中午，利用大姨全家睡午觉的时间，妈妈和几位邻居到离家很远的黄河边打猪草，妈妈手快，不一会儿就打了满满一大笸箩，邻居们帮忙抬起来，往她头上一搁，她两手一托，顶着笸箩就走了。这一路上，再热再累也不能歇，不敢歇，她知道，这么重的一大笸箩猪草，一旦放下，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顶不起来啊！

回家后也不能歇呀，大姨家那些杂活儿还等着她去干呢。

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她们偷偷告诉妈妈，大姨并不是她的亲姐姐，可妈妈不信，姐姐就是姐姐，还分什么亲不亲呢？她们又问：“你姐姐对你咋样？”妈妈说：“挺好呀！”

邻居们相视一笑，明白了，原来这孩子只会干活儿，不缺力气，缺的可是心眼儿啊！

大姨的衣服很多，全寄存在城里的铺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取回来清点一番，晾晒一遍，大姨的衣服很时尚，颜色各种各样，款式有长有短，其中不乏昂贵的绫罗绸缎，这一来，还真让妈妈开了眼。

在大姨家待得时间久了，妈妈很想念姥爷姥姥，也很想回家，但是不敢说。那一天，她终于盼来了背着褡裢，从后山风尘仆仆走到前山的姥爷。

见到自己的父亲，大姨很高兴，因此对妈妈也和言悦色了几分，但是姥爷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看到妈妈像大人一样整天不得闲，晚上熬粥时，她在灶边累得直打盹，姥爷很是心疼，再看看她身上那件打补丁的旧衣衫，心里就更不是个滋味了。

晚上，妈妈挨着姥爷睡着了，姥爷摸摸她的头，又抓起她的手，反复摩挲着那一排硬邦邦的茧子，长叹了一声，赶紧背过脸去，偷偷擦了把眼泪。

然而这一切全被大姨看在眼里，她认为妈妈在姥爷面前故意做样子，装可怜，因此姥爷走后，又把妈妈责骂了一顿。

就这样，妈妈在大姨家住了整整三年，十五岁时才被姥爷接回家，回来后不久，她就出嫁了。

七、哥哥二哥的出生

哥哥出生于一九三七年。妈妈生哥哥时，我家的狗“汪汪汪”叫个不停，并且发疯似的往门上扑，还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奶奶很迷信，她说孩子的名字应该带个狗字才好，就叫“狗扑子”吧，顺口，也好记，可妈妈不乐意，于是就改为“狗小子”了。

后来听说，在哥哥出生的前一夜，有人看到一个红红的火球落到我家院子里了，老人们说，哥哥绝不是凡俗之人，将来肯定会出人头地，成就一番大事的。

不管传说的话是真是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哥哥的出生的确不同寻常。

那时候，常常有兵匪进村骚扰，因此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听到狗叫，人们拖儿带女，赶紧往村后的大山里跑。

一次，妈妈背着不满一岁的哥哥，随着大伙儿往北山跑，一路上哥哥哭个没完没了，妈妈担心哥哥的哭声暴露目标，生气极了，心想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整天东躲西藏，大人能不能活下去还说不准，何况孩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想到这里，妈妈彻底绝望了，她一狠心将哥哥丢在山脚下一个僻静处，头也不回地跑了。

邻居发现后责备她说：“要死那也全家人死在一块儿，怎么能扔下孩子不管呢？”妈妈也后悔了，她赶紧返回去将哥哥背起，猫着腰，一口气跑进了山里。

二哥比哥哥小两岁，三九年出生，那是一个灾荒连年兵匪横行的动荡年月，襁褓中的二哥在妈妈的后背上就开始了逃荒、避难，真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

那时候，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听到狗叫得厉害，人们赶紧拖儿带女往后面的山里跑。倘若父亲不在时，妈妈背着两岁的二哥，领着四岁的哥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里跑，夏天，后背和裤子被二哥尿得湿湿的，冬天，后背是湿的，裤腰下面冰冷冰冷的，不过逃命要紧，其它的谁还顾得了？

二哥小时候特别爱哭，妈妈活儿多，根本没时间哄他。有一次，妈妈正在赶针线活儿，忙得不可开交，二哥又哭开了，并且哭个没完，妈妈烦极了，她赌气地说：“想哭就使劲儿哭吧，今天索性让你小子哭个够。”说完丢下二哥，端了个针线笸箩，坐在凉房顶上纳鞋底去了。

那一年，有种传染病在乡间蔓延开来，人们管它叫“出水病”（大概是伤寒），这种病的特点是患者不停地出汗，严重虚脱后导致死亡，更可怕的是，只要一人感染，全家几乎不能幸免。

我家第一个病倒的是父亲，接着便是五岁的哥哥和三岁的二哥，妈妈说，两个孩子每天大汗淋漓，像从浴盆里捞出来一样，没几天就瘦得皮包骨了。

当时穷得连一条毡子也没有，两个瘦弱的孩子整天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真是受大罪了。难受得不行他们就翻个身，以为换个地方会好点，可惜把整个炕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个软和的地方，哥哥每翻一次身，都要喊一声：“哎呀，年（硌）死我了！”

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受罪，妈妈却没有一点办法，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要多心疼有多心疼，用她自己的话说，那真叫一个泪淹心！

八、我的姥爷姥姥

哥哥二哥很小的时候，妈妈顾不上回娘家，倒是姥爷姥姥经常过来，姥爷帮妈妈割大烟（罂粟），累了，父女俩坐在地头吸两口，提提精神，接着干。

回家后，姥爷看着活蹦乱跳的哥哥二哥，不无愧疚地对妈妈说：“我不敢想你小时候的那些事，想起来难受得不行，你打小就把罪受遍了，现在有了这两个孩子，总算熬出头了。”

姥姥满头白发，脸上还有不少的痘印，高挑的个头与三寸小脚很不相称，妈妈怕她累，不让她干家务，不让她做针线，姥姥想，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干脆给女儿搓麻绳吧。

晚上，娘俩坐在煤油灯下，边干活儿，边聊天，聊着聊着，姥姥落泪了，在妈妈的追问下，老人家第一次向自己的女儿敞开心扉，吐露了一段伤心的过往。

原来姥姥和姥爷一样，也是早年丧偶，也有一个女儿，名叫赵引引，姥姥改嫁后，只能把她留在赵家。

赵家是当地的大户，当初他们将一个本家侄子过继给姥姥，目的是不让她改嫁，姥姥这一走，关系就闹僵了，但是为了女儿，姥姥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几次，每次回去，迎接她的除了女儿，还有赵家养着的那几条大狗，它们“呼”的一下扑上来，不停地舔舐着姥姥的手背和衣服，姥姥一手搂着女儿，一手抚摸着大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伤心地哭。

后来姥姥好说歹说，好不容易将赵引引带回来住几天，可姥爷全家都拉着个脸，谁都不待见，吃饭时，姥姥给女儿盛一小碗饭，吃完后，姥姥不敢再盛，孩子也不敢再要，只能天天饿着，如果摔了碗，撒了饭，就会遭到众人的白眼，没办法，姥姥只好把她送回了赵家。

几年后，姥姥搬到了沙湾子，从此群山阻隔，这母女二人再没有相见。

过了很多年，赵引引想方设法给姥姥捎来一双绣花鞋，鞋底三寸长，很精致，很好看，姥姥一试，正合脚，但是她用一块花布包起来，一直没舍得穿，什么时候想女儿了，就拿出来看看。

姥姥说，她心里有个一直解不开的疙瘩，年轻时曾把仇恨转嫁到妈妈身上，家人对妈妈越好，她越发冷落妈妈，不亲妈妈，以此来报复姥爷全家。

妈妈做梦也没想到，天上居然掉下个姐姐来，按理说，应该喜出望外非常高兴才是，可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同情姥姥，体谅姥姥，但是不等于她不怨恨姥姥，恨她什么呢？恨她太窝囊，恨她太善良，恨她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恨她面对姥爷一家的无理阻挠只是一味的顺从，却不敢奋力反抗。

然而，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的小脚老太太，面对这位悲苦无告的老人身心所遭受的一处处硬伤，她除了心疼得落泪而外，还能说什么呢？

不管咋说，妈妈总算知道了一个秘密，原来自己居然有两位姐姐，可遗憾的是她与这位赵引引大姨一直无缘相见，而另一位大姨呢，却在三十七岁那年就早早去世了。

九、大舅的命运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乡间灾荒连年，瘟疫蔓延，流离失所的人们一次次陷入苦难的深渊。

那一年，大舅患了一种疫病，其症状是意识模糊，不停地出虚汗，人们管它叫“传头子病”，这种病传染性很强，致死率很高，一人患病，全家都有可能受到感染，要想判断这家人是不是还活着，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早上起来看看他家的烟囱是不是在冒烟。

最幸运的是大舅，他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大舅病重期间，只有姥爷一人陪着他，看到他整天昏睡不醒，水米不沾，姥爷急得团团转。这天，姥爷刚出门，家里就来了一帮穿白袍的小客人，他们一进门就忙乎开了，生火的，做饭的，还有给大舅端水的，喂药的，跑得满地都是。过了一会儿，从外面跑进同样的一个小人，大声喊道：“快走，快走，老乔回来了！老乔回来了！”

老乔就是姥爷，不用问，一定是姥爷回来了。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过去，那帮穿白袍的小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姥爷果然回来了，他带回一些草药，煎好后给大舅服下，大舅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这是妈妈津津乐道的一件往事，她认为是神仙显灵才救了大舅一命，并反复强调，神鬼不是没有，只不过凡俗之人看不见罢了。

究竟是神仙显灵，还是姥爷带来的草药起了作用，或者说是大舅的自身免疫力战胜了疫病，这些谁也懒得去考证，我们所关注的是故事本身，它的神奇，它的生动，它的画面感，它的趣味性，居然把我们带到《七个小矮人》那般空灵那般唯美的童话意境。

这大概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唯一一个不让人毛骨悚然的神话故事，妈妈讲得那么生动，那么逼真，给人的感觉亦真亦幻，似梦非梦，每每听来，无不妙趣横生。

但是，像这样逢凶化吉的好事毕竟不多，姥爷家很快就降临了两大灾难。

首先是姥爷的猝然离世，人还没出殡呢，大妗也病故了，一个原本不大的院子里同时摆放着两口棺材，那情景令人惨不忍睹，心惊胆战。按山里人的说法，家里一定是冲撞神灵了，得赶紧请神官，讲迷信解破，全家人方可转危为安。

没几年，三妗也丢下一儿一女病故了，两个孩子整天哭哭啼啼，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竟先后夭折了，三舅伤心欲绝，此后再未娶妻，以致度过了一个贫病交加，孤苦伶仃，凄凄惨惨的晚年。

至此，这个多灾多难的娘家成为妈妈心中最大的忧患，她悉心关照年迈的姥姥，竭力资助每一位舅舅，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分担苦难，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十、用粮食换来的大妗

那一年，住在沙湾子的大舅和村里人进城粜粮，听说城里大户王炮匠家卖童养媳，大舅丧妻，一直未娶，经人撮合，大舅就用几石粮食将大妗换了回来。

这是一桩典型的买卖婚姻，大舅比大妗大了整整十四岁，不过解放前像这样以粮食换媳妇的事，在贫穷闭塞的山区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因此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大妗的衣裤又肥又短，走起路来，那双大脚十分碍眼，再加上不会干家务，不会做针线，满口普通话，山里人实在是听不懂，也看不惯，于是风言风语便出来了，大家笑话大舅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看走了眼，居然用那么多粮食换回来一个啥也干不了的“侉侉”。这一来，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大舅还真的有些懊悔，有些尴尬了。

从此，大妗的名字便在沙湾子周边传开了，那就是 “侉侉”。

让人们颇感意外的是，这个“侉侉”虽然年龄不大，但是说话办事很在理，很得体，人也很机灵，没用多长时间，就学会领家过日子了。有了孩子，才不叫什么“丑女子”呀“二拨浪”，老大叫“桂花”，老二叫“月儿”，叫得亲昵，叫得美丽，感觉就像城里人一样的称谓。

解放后，村里办起了扫盲班，大家惊异地发现，说话慢条斯理的大妗，原来还是个文化人，懂的东西多着呢，这就奇怪了，她不就是被卖掉的童养媳吗？莫非城里的大户人家连童养媳也全都有文化？

不过，住在穷山沟里的人们习惯了那种简单明了的生活，谁也不喜欢多事，更懒得往深处猜想了。

这一天，从石拐沟里走来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穿着一身合体的黑衣服，戴一顶精致的无沿儿小帽，一路走，一路问，后来径直走到了大舅家。

大妗正跪在炉台边拿着铜瓢淘米呢，几个孩子都在炕上玩耍着，猛然间看到一位老人走进门来，老人打着短短的一截绑腿，背上背着一卷叠得四四方方的行李，站在那里盯着大妗看。

大妗把老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最后盯着老人那双深邃的眼睛，用颤抖的声音轻声问道：“您……您……您是爸爸？

听到老人答应后，大妗激动得把铜瓢一扔，跳下炉台，于是父女俩人站在地下抱头痛哭起来。

生离死别几十年的父女终于见面了，此刻说不清是喜还是悲，大妗和她的爸爸只顾抱头痛哭了。打这以后，大妗的身世之谜才渐渐揭开了。

十一、大妗的身世之谜

原来，这位老人是大军阀张作霖的表弟，是张的贴身侍卫长，当年，他带着大房来到北京，后来又到了天津，住进小洋楼，因此，大妗生在北京，长在天津，应该是官宦人家的阔小姐。

那时大妗还小，在一家教会学校上学，天天有轿子接送，家里人口不多，但是佣人不少，面案、菜案分工明确，什么活儿都有专人去干。

日本人打进来后，大妗她们娘几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准备到内蒙去。大妗不想走，她想继续上学，于是询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去内蒙，去内蒙干什么呀？

爸爸说：“去内蒙能看马、牛羊，还有骆驼呢。”

爸爸给她们每人买了块手绢，给了大妗一些钱，大妗买了礼物，送给了要好的同学。

大妗清楚地记得，那天，她们是半夜离开的，除了皮箱，其它的东西全都留在了家里。

下楼后才发现，扶老人的，抱孩子的，到处都是避难的人群，日本人侵占了天津，顷刻间，老百姓全都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老人就在专列上，张作霖被炸死，老人也被炸成重伤，断了三根肋骨，从此以后就和大房失去了所有的联系。

大妗她们娘几个没了经济来源，又打听不到父亲的一点音讯，以为他已经死了，眼看日子撑不下去了，母亲只好领着几个孩子到处乞讨。

来到包头后，有一家人家相中了大妗的妹妹，于是妹妹就留在了包头，大妗和弟弟跟母亲一起去了固阳继续乞讨，她们住在一个大店里，后来，母亲和那个开店的结了婚。

为了逃个活命，母亲把大妗卖给城里的大户王炮匠家做童养媳，希望能混口饱饭吃。

大妗到了王家，什么活儿也不会干，说的是侉侉话，长着一双没缠过一天的大脚丫，因此受到了全家人的虐待。

起初，母亲还时不时地过来看她，后来好长时间都没有来，原来母亲带着小儿子随那个开店的继父到大后山去了，之所以不告诉大妗，就是怕她难过。

大妗在王家吃不饱穿不暖不说，白天还不许回家，整天待在糜子地里，举个木杈跑过来跑过去追赶成群的麻雀，后来即使让她早回来，不到天完全黑了，她绝对不敢回来，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是衣不蔽体了。

大舅到固阳粜粮，听说王家卖童养媳，于是用几石粮食将大妗换了回来。

大妗骑着毛驴走了大半夜，这才来到位于深山中的沙湾子，迎接她的是白发苍苍的婆婆（我的姥姥）和同样白发苍苍的小姑子（我的妈妈）。

晚上，姥姥给大妗一块山羊皮，让她当被子盖，枕头是个包裹，硬邦邦的，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搓好的麻绳，一绾一绾打成结，难怪那么生硬呢。

窑洞不大，又没有窗户，对面就是一座黑压压的大山，即使白天出门也只能看到个天，大妗很不甘心，也很不习惯，于是她骑到墙上往远处看，然而眼前除了大山还是大山，其余的什么都看不见。

不管咋说，嫁到大舅家后，大妗并不感到有多么委屈，终归有个安身之所，再不用挨饿受冻了。再说大舅人品不错，虽然没文化，但是记性好，口才好，每次进城粜粮都喜欢去听书、看戏，回来就能滔滔不绝地讲出来，倘若论起理来，大舅就会搬出戏文里的说辞，一套一套的，直说得人们心服口服才行。对大妗来说，能嫁给一个正直善良并且精明能干的山里人，那也是一种福分了。

那时候，山区的人们全都住着窑洞，这个坡上几家，那个沟里几户，分散得很，遇上办事宴，客人来多了，窑洞里住不下，大舅就往煤油灯前一坐，开始说书了，要么是“呼延庆打擂”，“穆桂英挂帅”；要么是“狸猫换太子”，“包公断案”；要么是“劈山救母”，“白蛇传”等等，简直好听极了。这时，大妗总不忘熬上一大锅砖茶，给大家解渴解乏。

老人来了以后，大舅在自家房后向阳的山坡上打了个窑洞，将他安置下来。

老人不仅很精明，而且很勤快，虽然只是一个小窑洞，但是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像模像样。墙上掏个长方形的空档放衣服、放被褥，炕沿下挖个小窑窑放鞋袜。被褥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袜子呢，折叠起来，搁在鞋子上，听三表姐说，那是长腰子的布袜。

哦，袜子还有长腰子的，第一次听说，好稀罕。

小窑洞的院子不大，但是铲得平平的，扫得净净的，墙上钉着几个木头橛子，可以挂扁担，挂锄头等农具，墙角挖了几个窑窑，这个放水桶，那个放箩头，全都整整齐齐摆进去。一点也不占小院的空间。

这且不说，老人还做了个栅栏门，他将向日葵杆裁得一般高，再用布条将它们一根一根紧紧地缠起来，分上中下，一共缠了三道，栅栏门就做成了。之后，一边固定在墙上，另一边的边缘留着三根不算很长的布条，关门时，将布条系在靠墙的木框上，这就算“上锁”了。

平时栅栏门总是关着，所以小院显得特别神秘，特别幽静，平添了几分山水田园的画意诗情。

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院门都大敞着，好像从来就没有安院门一说，更何况还是用向日葵杆编的漂亮院门，我们稀罕得不行，家里瞅瞅，院里看看，再摸一摸那个精美的院门，好新奇啊！

说到小窑洞，我们见得多了，至于农家小院，那就更不陌生了，我们就是生在农家院、长在农家院的一帮人，但是这里的一切却是那么别致，那么幽静，那么有情调，那么与众不同。

每到过年，老人会为全村人研磨、写对联，大舅没文化，家里每个孩子的学名都是姥爷给起的。

年三十这天，老人给每个外孙都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叠得齐齐整整的红纸包，里面装着两块糖，几个钢镚，红包上面写着孩子们的学名，礼物不算厚重，但是足以看出老人的一片爱心。

后来，老人带着村里人办起了养鸡场，过了两年，别的村子都办不下去了，只有沙湾子这个村仍然办得红红火火，有模有样，因此，老人受到全村人的信任和尊重。

沙湾子虽然荒凉、贫穷，但这里的人们憨厚朴实，真诚善良，所以，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这个僻静的小山村躲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并且在自己营造的那个“安乐窝”中得以善终。

十二、姐姐二姐的出生

生下姐姐后，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全家人自然很高兴，因为是第一个女儿，妈妈稀罕得不行，就叫“爱花儿”吧。她想，名字是好听了，如果相貌长得袭人点儿，那这个女儿就更依心了。

要想有张好看的圆脸，睡平后脑勺是关键，于是妈妈又在枕头上下起了功夫。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好办法，说只要给孩子枕个鞋底，很快就把后脑勺枕扁了，妈妈急于求成，如法炮制，结果没几天，姐姐的后脑勺就被磨破了，又是脓又是血，姐姐哭得连奶也不好好吃了，妈妈慌得手足无措，心里全然没了主张。

妈妈怀姐姐那年正赶上闹灾荒，全靠野菜度日，基本上没吃过粮食，所以姐姐骨骼很软，体质很弱，是典型的营养不良，现在又受了这么大的伤害，那简直是雪上加霜。

然而，最凶险的事儿还在后面呢。

姐姐五六个月时，父亲在后炕用簸箕簸米糠，居然把一个糠壳煽到姐姐眼里，不偏不倚扣在了黑眼球上，怎么也蹭不下来，从此姐姐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后来发现眼球上蒙了一层灰皮，并且在一天天扩大，眼看就要把整个眼球罩住了，父母急得坐卧不宁，但是却想不出一点办法。

那天，愁云满面的妈妈下地干活儿，她边种葫芦边看自己的银戒指，心想，反正是个瞎，索性用这枚有凹槽的戒指冒一次险吧。种完葫芦赶紧回家，先磨戒指，感觉边缘锋利了，然后不顾姐姐的哭闹，将她肿胀的眼皮翻开，用戒指边抠住那个灰皮边缘，一连抠了几次都没成功，姐姐哭得很厉害，因此只能作罢。

姐姐睡着后，妈妈再次将她的眼皮翻开，用巧劲儿“噌”的一拉，终于把那层灰皮揭下来了，姐姐眼里流出一些血，哭得脸都发紫了，父亲一看，慌了，连夜赶到包头，一去一返，两天走了二百多里路，总算买来了“退云散”，但是好多天过去了，姐姐始终都没有睁开过眼。

就在人们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姐姐的眼睛居然睁开了，父母亲高兴得看了又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再看看那块被揭下来的灰皮，摸上去硬硬的，一个月牙形的糠壳牢牢地粘在上面，好险啊！多亏妈妈有胆识，下手利落，否则，姐姐的眼睛就被这半个糠壳给彻底毁了。

农家孩子皮实，命大，姐姐竟然在一个个灾难中顽强地活下来，并且一天天长大了。

二姐生于一九四七年，因为就要解放了，兵匪的嚣张气焰好像也收敛了一点，再加上年景不错，所以积贫积弱的大榆树滩人总算能够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吃上了饱饭。

那时候，因为姐姐的一波三折，有了心理阴影的妈妈再也经不起这份折腾了，二姐一出生，就擅自把她送到油坊壕姓牛的一户人家，谁知父亲回来后，二话没说，扭头去了油坊壕，又将白白胖胖的二姐抱回来了。

二姐体质好，胖乎乎的，平时连个头疼脑热的毛病都没有，因此给父母省了不少心。

十三、建大庙与开荒放垦

解放前，三城仁壕建起一座大庙，那是周围十里八乡的第一座大庙。

这座大庙由蔺家渠的李二乡长领头，动员当地有名望的长者王三、吴应世、贺二奴及大水卜洞刘计锁的父亲等人共同集资修建。

大庙里供奉有青，黑，白，黄四色龙王彩塑，东西两壁绘有飞天仙女等图像，整个建筑雕梁画栋，颇为壮观。庙里住着一位姓张的老道，专门负责香火延续和清理卫生，那时上供的人多，香火很旺，遇到干旱之年，村里会请来戏班子，一连唱几天大戏，祈求神灵护佑，天降大雨。

那一年，燕京大学的五名学生向五当召庙购买了其管辖下的二社村、蔺家渠村以及三城仁壕村等地，这个“垦殖公司”雇用山东籍的马新斤负责所购土地的出租和收租等事宜，办公地点选在三城仁壕西滩到二社的圪梁上。

马新斤为人比较善良，娶我村刘氏为妻，对本村的人照顾有加，到年底上报公司帐目时总会以各种理由搪塞上司，让当地农民尽量少交租子，因而深得人心，解放后虽被划为二地主，但是却从未被批斗过。

由于开荒放垦，人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听妈妈说，当年我家种了不少地，养了不少羊，基本上能吃饱饭了。

因为山里有狼、有狐狸，所以我家还养了两条猎狗，一只叫“楞虎”， 一只叫“小虎”，说到这两只“虎”，父母总会面带微笑，交口称赞，夸它们通人性，尽职守，用父亲的话说，那就是“从没见过那么好的狗，可君子呢。”

过去没饲料喂猪，天刚冷就把猪杀了，白天冻不了猪肉，只能依靠晚上。猪肉摆在院子的高处，这两条猎狗守在那里，整整照看一晚上，别说吃了，就连闻都不过去闻一下，就那么听话，能不招人喜爱吗？

那个年代，狼吃羊，狐狸吃鸡，那是经常发生的事，因此基本上家家都会养狗的，不过，像我家这两条“猛虎”那么尽职尽守的应该不多。

倘若晚上有狼来了，还没等它靠近羊圈呢，这两只“虎”就一齐扑上去了，在奋不顾身的搏斗中保住了羊群，而它们却是鲜血淋漓，经常负伤。

父亲讲过一件事，既让人惊恐，又让人欣慰，所以至今难忘。

那天夜里，狗叫得厉害，并且听到了撕咬声，父亲不放心，拿了把铁锹走出来，果然看到了“楞虎”“小虎”正和两只饿狼撕咬着，而这两只饿狼眼里泛着特别瘆人的绿光，根本没有退却的意思。

父亲知道狼最怕火，于是扔下铁锹，点燃了柴火，狼这才逃跑了。这次打斗得很惨，两只猎狗都负了重伤，正因为它们的奋不顾身，才保证了这一圈羊都安然无恙。

狐狸呢，狡猾，敏捷，魅惑，人们叫它“鬼狐子”， 它有一个奇怪的行为，晚上偷偷潜人农家的鸡窝，叼走一只小鸡，但其它小鸡也被它全部咬死。

我从小就听说狐狸是鬼魅，一旦跟上谁，那这个人就会病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神魂颠倒，半死不活，特别吓人。

好在我家有“楞虎”和“小虎”，什么狼呀、狐狸呀，那就不是个事儿了。

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壮”，狗也一样。

在一次交流会后，楞虎丢了，家里人找遍周边村子也没找到，就在人们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楞虎一瘸一拐地回来了，此时的它两眼无神，瘦弱不堪，身上还带着伤。尽管妈妈尽心尽力地服侍它，可没几天，这个可怜的楞虎还是死了。

楞虎死了，带着它离家后的悲惨遭遇，带着一肚子的委屈死了，全家人都掉泪了，妈妈更是心疼得放声大哭，没办法，父亲和二爹只好将它抬到山顶上埋了。

要知道，那时人们除了吃狗肉，还会用它们的皮做狗皮褥子呢，可我家不会也不忍心那么做。

小虎死后，也是这种悲悲戚戚的场面，和楞虎一样，父亲将它也葬在高山之上。

这应该是我们全家对它们的回馈，也是我们能为它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十四、云飞哥的出生

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在我家排行第五位的云飞哥出生了。

那时，妈妈已经有了两儿两女，因此说什么也不想再要孩子了。

怀上云飞哥时，妈妈就四处打听抱养孩子的人家。这时，住在赵宝壕的崔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从我家门前经过，结果从院里蹿出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蟒蛇将她的双腿死死缠住，可把她吓坏了。后经人解梦，说她要有儿子了，妈妈生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她家的。

就这样，云飞哥一出生便被崔家抱走了，崔叔崔婶把他当宝贝一样捧在手上，亲切地叫他“云飞”，“飞飞”，那种喜爱之情完全可以想见。

起初妈妈每天都去赵宝壕给云飞哥喂奶，后来还接到家里带了一段时间。云飞哥小时候又聪明，又帅气，他刚会站时，喜欢靠着窗台，用小指头捅窗户纸玩儿，回头还“妈妈”“妈妈”地叫着，妈妈禁不住落泪了，事已至此，就是再心疼也不能反悔了。

这一来崔婶不放心了，接走云飞哥后，他们很快搬到十几里以外的孤山，因为离得太远，想见一面都很困难。

那些日子，妈妈一直留着窗户上的那几个小洞，有空就想看看，恍惚间，她看到云飞哥用小指头捅窗户纸的影子，并且还时不时地扭过头来，冲她笑笑，用稚气的声音喊“妈妈”，“妈妈”，作为生身母亲，那个伤心劲儿就别提了。

为了不打搅人家的生活，妈妈尽力克制着，在云飞哥三岁那年把他接回来住了两天，此后好多年再没见面。

云飞哥上学后，每天都从我家门前路过，一次，妈妈拿着两颗煮鸡蛋，拦住一帮放学的孩子，不住地打问：“哪个是云飞？”“谁叫云飞？”大家的眼睛一齐转向云飞哥，这一来，云飞哥的脸“刷”的一下红到耳根，他背着书包拔腿就跑，从此宁可多绕路，也不从这里走了。

后来云飞哥索性不上学了，哥哥假期回来听说此事，赶紧来到赵宝壕，把云飞哥从头到脚好一顿数落，临走时关照崔叔崔婶，绝不能让孩子自由放任，一定要让他上学。

云飞哥当然不爱听了，哥哥走后，他愤愤不平地说：“哼！从哪儿来了这么一个戴眼镜的人，他骂我算什么，我上不上学与他有什么相干？”

崔叔告诉他：“你可不能小看这个人，人家在北京上大学，可不简单呢！”

云飞哥反驳道：“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多戴了一副眼镜？”

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和他一母同胞，是长兄，是他的亲大哥！

十五、我们最小的姐弟仨

云飞哥送人后，我们姐弟三个也相继出生了，那么，等待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排行老六的三姐一出生就受到非人的虐待，用妈妈的话说，儿子都送人了，还要女儿干什么？

起初妈妈想在便盆里把她溺死，结果未能如愿，后来在她张嘴大哭的时候，妈妈随手抓起一把黄土，支在嘴边，慢慢地往里滑溜，听不到哭声了，赶紧用棉裤盖住。

这个举动被寒假回来的哥哥从窗户上看到了，他大喊道：“不许残害孩子，这是犯法！”妈妈瞪了他一眼，气呼呼地说：“寡不寡，娃娃是我生的，我想咋处置就咋处置，犯的哪门子法？”

就在娘俩争执的时候，父亲已经将三姐口中的黄土掏出来了，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但从此给三姐落下了病根，声音沙哑不说，严重时还有过失声，痛苦得很。

三姐如此，排行老七的我也没好到哪里去，从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旅程。

农历二月，正是乡村最寒冷的月份，我被大南窑子村一个陌生人抱走了，就在妈妈暗自庆幸时，我又被人家冒着大雪，坐着牛车遣送回来了。人家说，那个母亲一看到我就想到自己夭折的儿子，哭得更凶了，我待了三天，她哭了三天，没办法，只好退回来了。

这下妈妈没辙了，怎么办呢？正好村里骡驹嫂家的孩子也在不久前夭折了，据说还有奶水呢，于是妈妈又把我送给了她家。

姐姐二姐瞒着妈妈偷偷跑到后壕，看到骡驹嫂正给我喂米糊糊呢，原来骡驹嫂已经怀孕了，根本没有奶水，就这样我又被二爹给要回来了。

眼看第八个孩子就要降生了，对妈妈来说，这不是喜悦，而是绝望。

这天，妈妈借口去我家废弃的马圈里提柴火，却待在那里迟迟不肯回家，姐姐一看不妙，赶紧跑去村东头叫来了大姑。

妈妈一见大姑，把脸一沉，生气地说：“你风风火火跑来干什么？”

大姑笑嘻嘻地说：“我住娘家来了，咋了，不行吗？”说完将妈妈的手一拉：“嫂嫂，快点回家，我有话要和你说呢！”

妈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着大姑回来了，结果刚回家就生了，好在姐姐早已铺好了黄土，烧好了热水，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大姑一看是个男孩儿，别提多高兴了，她一边包裹孩子，一边和妈妈商量：“嫂嫂，你是个明白人，现在我二哥只有爱叶子一个闺女，没有儿子，你能把云飞送给别人，总不会不舍得把这个孩子送给我二哥顶门立户吧？这样吧，这个孩子我和你一起帮衬着带，现在我就把四闺女接走，你安心坐月子，好吗？”

大姑的这番话让妈妈好为难啊！说实话，妈妈十五岁过门儿，到现在已经八个孩子了，和爹爹姑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现在大姑说得那么恳切，几乎到了恳求的地步，自己能不答应吗？

就这样，大姑总算把弟弟留下了。

十六、爱叶姐和挨挨

我家还有两位重要的成员，一位是温柔善良的爱叶姐，一位是三爹家的挨挨。

娶过二妈后，我们和二爹仍然在一个锅里吃饭，从来没有分家另过。

生下爱叶姐后，二妈就一直病着，爱叶姐比云飞哥大几个月，因此妈妈还给她喂过奶，为了照顾起来方便，她几乎天天都待在我家。

每天晚上，二爹都要把爱叶姐接回家，二妈常年闹病，家里邪气很重，三岁的爱叶姐总能看到窑洞里有好多好多人，她用小手推着他们说：“你们快点去哇，别挤我们了，我们睡觉呀！”

二爹二妈很奇怪：“你瞎说什么，哪有人呢，家里就咱们三口人呀！”

就在爱叶姐四岁那年，二妈去世了，二爹经常外出打工，爱叶姐就住在我家了。

有一年，二爹牙疼得厉害，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拔牙，没成功，村里人就用去土豆皮的木头擦子硬给敲打下来了，结果二爹得了破伤风，早早去世了。

那一年，爱叶姐仅仅九岁。

二爹患病期间，哥哥买了一箱水果从北京匆匆赶回家来，他每天守在病床边，将各种水果喂到二爹口中，许多水果人们连见都没见过，更别说叫得出名称了。

二爹病重的那天夜里，妈妈让爱叶姐和我们在大屋里睡，她和父亲、大姑彻夜陪着二爹，二爹临终时一直在喊：

“哥哥——，爱叶子——！”

“爱叶子——，哥哥——！”

一声声，一句句，好不悲怆，好不凄惨，听得人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二爹去世后，家里穷得买不起棺材，只好把二哥家那个两揭盖儿躺柜的横档去掉，将二爹入殓了。

为二爹守灵时，九岁的爱叶姐发现她的孝和我们的不一样，而且所有人对她都那么怜爱，那么关心，居然很高兴，在她看来，二爹去世就像外出打工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因此小小年纪的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哀伤与悲痛。

老人出殡时，孝子是要扛大材头的，可弟弟刚刚三岁，显然不可能，于是二哥担起了为二爹顶门立户的这个重任。

二爹二妈都走了，可怜的爱叶姐成了孤儿。

当年，妈妈苦于子女多，将二姐、云飞哥和我都送了人，结果呢，父亲抱回了二姐，二爹要回了我，为此妈妈很生气，没少抱怨。

但是在二妈二爹相继去世后，她二话没说，将年幼的爱叶姐收养回来，给她一个温暖的家，绝不能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一丝一毫的孤单。

妈妈说，她不敢回想二爹去世时那副痛楚的模样，他多么不放心自己年幼的女儿啊！尤其是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喊：

“哥哥——，爱叶子——！”

“爱叶子——，哥哥——！”

一声声，一句句，听得人心如刀割，泪如雨下，不用说，那是可怜的二爹在临终托孤啊！

有这样一句话：生活就像剥洋葱，一片一片地剥开，总有一片会让你流泪。

盘点缺失的亲情更是如此，不仅仅让人落泪，而且很扎心，很悲怆！

一九八六年，二哥家张小平结婚时，我们拍了张全家福，这是最圆满的一张，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这次，送人的云飞哥——我的亲三哥和嫂子来了，三爹的独生子挨挨也来了。

我和挨挨同岁，小时候我们姐弟常在一起玩耍，每到清明节，我们每人胸前都挂着十几个寒燕燕，而挨挨却戴着满满的一长串儿，让人好羡慕，好眼馋！

三爹去世后，年仅八岁的挨挨随三妈离开了张家，分开二十多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挨挨握着父母亲的手，喊了声大爹、大妈，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有谁知道，这个八岁就失去父亲飘零在外的孩子，心里装着多少凄楚，多少辛酸！

这次聚会，我们为老张家娶回第一个孙媳妇而高兴得笑逐颜开，也为挨挨的身世唏嘘不已，泪流满面。哥哥曾不无感慨地说道：“那时候我还年轻，因为挨小子改姓这事很生气，现在想想，三妈作为年轻寡妇，带着挨小子嫁人，给孩子改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哥哥言犹在耳，让人无限感怀，难以忘却！

十七、哥哥的求学之路

一九五七年，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他是我们那个村乃至整个大榆树滩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哥哥的求学之路究竟有多么坎坷曲折，多么困苦艰辛，说来不能不叫人唏嘘，不能不让人动容。

解放前，哥哥和二哥这两个放羊娃同时上了私塾，那一年，哥哥八岁，二哥六岁。

解放后，哥哥二哥在村里上了四年小学，之后，哥哥连跳两级，直接考上固阳中学，二哥考上了五当召高小，当时家里困顿得很，实在无力培养两个孩子出去上学，何况一个农村孩子能识几个字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能去外地上学呢？

哥哥知道此事后，眼睛急得通红，他腾地一下从后炕蹦起来，冲妈妈又哭又闹，非上学不行。

热心的杨老师闻讯后赶紧来到我家，他劝妈妈说：“他婶子，凤鸣是个人才，可别耽误了孩子，就让他继续上吧！”妈妈为难地说：“家里只剩这么一小罐粮食，他去固阳吃什么？”杨老师说：“这样吧，我要调到固阳教书了，就让凤鸣跟我走吧，等秋天打下粮食再送来，怎么样？”

妈妈还是不同意，两个孩子，该让哪个上，哪个不上呢？这样的家境实在是供不起两个孩子同时上学呀！

看到妈妈这样为难，懂事的二哥爽快地说：“让我哥上学吧，我放羊呀！”

后来，每当忆及这段往事，哥哥总会动情地对我们说：“如果当年兄弟俩都争着上学，那咱家只能多两个放羊娃。我今天能走到这一步，一靠老人，二靠你二哥。没有你二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时二哥确实是尽力了，但哥哥还是不能走，因为父亲不同意。

这天，趁父亲不在家，母亲和二爹一合计，决定让哥哥上学去，并且赶快走，哥哥一听，二话没说，撒腿就跑，姐姐二姐跟在后面，兄妹三人一口气跑上西梁，哥哥边跑边回头张望，负责望风的姐姐二姐用手语告诉他父亲并没有追来，尽管放心去吧。哥哥示意她俩赶紧回家，然后朝着明灯山方向一溜烟地跑了。

就这样，身无分文的哥哥只带着妈妈的几句叮嘱匆匆地离开了家。

妈妈说：“顺着这条路，绕过明灯山，一直往北走，到固阳后赶紧去找杨老师。”

那可是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啊！当时哥哥只有十四岁。

过了好长时间，二爹去看哥哥，一见面，二爹愣了一下，忍不住掉泪了。

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哥哥戴着捡来的大檐帽，穿着捡来的破军装，袖子和裤腿分别向上挽起几圈，包着瘦弱身躯的旧衣服被风吹得来回晃荡，再看看他的手和脚，全是通红的冻疮，二爹问他吃什么，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些焦糊的锅巴，原来，食堂里的大师傅看他可怜，每天都会铲一块锅巴给他。

不识字的妈妈只知道让哥哥去找杨老师，哪里知道，杨老师一个人的口粮怎么够两个人吃啊！

二爹回来和父母一说，三位老人坐在炕上，一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想办法弄些粮食送到学校，交了粮食，哥哥这才在食堂里开伙了。

三年后，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包一中。五十年代的包一中是内蒙西部地区唯一的一所高中，学生来自内蒙西部各个盟市，有两千多人。进校后，哥哥很快就从那些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不久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十八、兄妹放羊

哥哥去了固阳中学后，十二岁的二哥既是姐姐二姐的玩伴，又是她俩最大的依靠。

那时候，二哥常常到后面的大山里放羊，路太远，中午回不来，只能“一出坡”。如果在附近的山上，中午不仅能回来吃饭，还能歇一歇，可二哥从来不喜欢歇晌，利用中午“照羊盘”的时间，他领着姐姐二姐不是掏鸟窝，就是玩儿“过家家”。

二哥从小做事认真，不论干什么都很有一套，就拿“过家家”来说吧，他先在门前的空地上选一块凸起的地方，然后盘炕，掏炉灶，垒烟囱，一切就绪后，用茶缸当锅，倒上水，往炉灶上一放，然后点上柴火，这时，你看吧，茶缸里冒着热气，烟囱里冒着青烟，特别中规中矩，像模像样。

二哥掏鸟窝更是一绝。我家屋后有一口废弃的老井，井壁用石块垒砌而成，呈直筒形，二哥打小就在这里玩耍，早已轻车熟路，攀爬自如了，每掏完一窝，他把鸟蛋送上来，赶紧下去接着再掏。

那时候，为了省布，姐姐二姐夏天只穿个红肚兜，鸟蛋多了，将肚兜底边一撩，放在里面，保证一个也磕不着摔不破。

一次，二哥不留神，“扑嗵”一声掉到井里了，水面上只看到圆圈儿却看不到二哥的人影儿，姐姐二姐吓坏了，她俩爬在井沿上一边喊二哥，一边大哭起来，就在这时，二哥的头探出了水面，他一把抓住旁边的石头，大声喊道：“不要哭，不要哭，让妈妈听见打咱们呀！”

二哥上来后，全身湿漉漉的，他关照姐姐二姐赶紧回去照看羊群，自己则跑到没人的地方晒衣服去了。姐姐二姐毕竟还小，看到二哥安然无恙，居然将眼泪一擦，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样，兜着十几个鸟蛋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当年，后面的大山里有狐狸，还有狼，二哥每天都会带着猎狗去放羊，倘若觉得寂寞了，他会好言相劝，将姐姐二姐也一起领上，为了哄她俩高兴，二哥用各种鲜花编织两个精致的草帽给她们戴上，花团锦簇的草帽既遮阳，又漂亮，这姐俩自然是美滋滋的，特别开心了。

不过，二哥也不会让她俩白白跟着，他给姐姐背个书包，里面装着一小袋炒米，还有一小袋狗粮，给二姐背个水壶，再挂个磕了皮的搪瓷旧茶缸。

中午，二哥挤来一茶缸羊奶，之后，招呼姐姐二姐往山坡上一坐，将炒米一泡，兄妹三人的午饭就这样解决了。

吃喝完，二哥拿着羊杈，吹着口哨，悠悠然走在羊群前面，姐姐和二姐则漫山遍野地跑着去采摘山花，大山深处的花开得好鲜艳啊！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不一会儿就能采摘满满一大把，此刻即使羊跑了，自有猎狗去追，根本用不着她俩，所以姐俩玩儿得很爽。

十九、哥哥上大学

哥哥是五七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

当时，建国不到八年，高考还在北京举行。临走时，哥哥回了趟家，跟妈妈商量说：“我要是考上大学，就得把咱家这头大猪卖了，就这样也恐怕不够安鼓呢。”妈妈不明白“安鼔”是怎么回事，不过同意卖猪。

就这样，哥哥和他的同学们跟着老师到北京赶考去了，一走就是一个月。发榜时，当同学们看到哥哥榜上有名时都非常激动，于是，大伙儿将他托起来，在一片欢呼声中，将他托出了人群。

那时候我还小，根本不知道上大学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哥哥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总是等不回来。

爱叶姐告诉我，哥哥在北京，得坐火车，走好远好远的路才能回来。我问她北京在哪？她用手指了指，神秘地说：“可远了，在天边。”我又问火车什么样？她说：“不知道，反正比汽车大，跑得可快了。”我有成堆的问题想问，可是爱叶姐实在是无法回答，只能等着问哥哥了。

然而，哥哥一进门，我们只顾吃各种各样的稀罕食品，早把那些问题忘到脑后了。

哥哥回家后，摘下眼镜，换上父亲的中式衣服，领着我和弟弟去挑水。看见有人从远处走来，哥哥担心认错人，赶紧询问我们，之后便主动迎上去，热情地打招呼。

哥哥很勤快，每当妈妈做饭时，他总会在一旁帮忙。妈妈搓莜面，他伸不上手，于是站在灶边端着勺子炝油，他一边揉着“扎蒙”一边唱道：“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哥哥唱得那么动情，那么好听，把我们都迷住了。一次，我拉着哥哥的衣襟，缠着他说：“哥，给我们教教洪洪（湖）水，行不？”一句话，把哥哥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哥哥在北京上学，家里再穷也得给他穿得像个样，冬天，妈妈给他做了一套崭新的中式棉衣棉裤。过年回家，哥哥为难地对妈妈说：“妈，能不能把裤腰做小一点，你看，这么肥大的棉裤腰一打折，肚子鼓得老高，人家都笑话我呢！”

妈妈一听，不高兴了：“唉，你这娃娃知道甚了，裤腰小了咋穿呢？你看看弟弟妹妹的衣服，都是粘了又粘，补了又补的，给你做的是蓝市布里子，黑花达呢面子，新棉花，三面儿新的棉衣，还嫌不好，你还想穿甚了。”哥哥一听，只好不作声了。

不难想象，那件古老的中式棉裤在当时的人大校园有多么扎眼，哥哥在北京那种尴尬的局面完全可以想见。

再次回来，哥哥的穿着有了一些变化，原来是哥哥最要好的同学将自己的旧衣服送给了他，回家后，哥哥将那些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放起来，干活儿时仍旧换上了父亲的打补丁衣服。

哥哥特别爱惜同学送的衣服，在他的心目中，那些衣物凝聚着同学间最真挚的同窗谊，最无私的兄弟情，这情分，他看得比什么都要重。

从上大学到毕业工作，哥哥和杨老师一直保持书信联系，每次回家哥哥都会专程去探望他，不论学历多高，不管走得多远，树高千尺忘不了根，哥哥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恩重如山的老师，永远都在感念着这位求学路上的领路人。

二十、二哥参加工作

就在哥哥进入大学校园的同时，二哥也去石拐煤矿当了会计。二哥的工资除了补贴家用外，其余的全都接济了哥哥。

二哥打小就很懂事，很要强，当年因为家贫供不起两个孩子外出上学的情况下，二哥主动说：“让我哥上学吧，我放羊呀！”

二哥虽然没有走进学堂去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与梦想，即使是放羊也从没间断过学习。

五一年，年仅十二岁的二哥到乡里搞农业税核算，互助组成立后，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

五三年，十四岁的二哥去固阳旧城参加了会计培训，系统学习了农业合作社会计核算的专业知识，成为解放后从乡村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财务人员。

二哥喜欢珠算，也喜欢书法，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左手打，右手记，几乎同时到位，被大家交口称誉为“铁算盘”。

二哥的书法在周边的十里八乡堪称一流，逢年过节为全村人书写春联被看做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

村里人穷怕了，过年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春联里，什么“抬头见喜”，“米面如山”，什么“骡马成群”，“牛羊满圈”，从房梁，躺柜，面瓮一直贴到外面的凉房，炭房，马圈，羊圈……

每逢过年，二哥的书法作品比比皆是，可以说，家家户户的欢乐祥和都有他的一份耕耘，大大小小的春联都寄托了他对家乡父老的诚挚祝愿。

是金子终究会闪光的，十八岁那年，二哥凭着扎实的功底到石拐煤矿当了会计，用家乡人的话说，那就是靠文化，靠笔杆子吃上了公家饭。

这一年是我家最值得庆贺的一年，二哥参加了工作，成为我家乃至周边十里八乡第一个吃皇粮的人，哥哥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为整个大榆树滩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个遥远的一九五七年吧，那是一个值得我们一生引以为豪的年份，它记录并见证了我们这个大家族令人瞩目的一段荣耀，一段辉煌。

妈妈常常愧疚地说，她的八个孩子中，最亏欠的就是二哥，他还没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凭借自己的努力找到一份工作，而他的工资呢，除了供哥哥上大学外，剩下的还要补贴家用，留给自己的则所剩无几了。

可不是嘛，当时建国仅仅八年，哥哥远在北京上大学，所需费用自然不在少数，除了国家给予的补贴而外，剩下的全靠二哥了。

不过没什么，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的学业，二哥即使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二哥从小就是个重情义有担当的人，他的顾家那是出了名的。

弟弟三岁以前常常闹病，只要听到一点消息，二哥就会连夜赶回来。黑黝黝的山路上，夜风发出怪怪的声响，听得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更可怕的是，这些山里经常有狼和狐狸出没，行人不得不防。为了壮胆，二哥买几个麻雷，害怕了就放一个，然后撒腿往回跑，几十里的山路就是这样连夜跑完的。

要知道，二哥当年只有十八岁，贫寒的家境过早地给他背上同龄人所难以承受的负担，艰苦的环境让年纪轻轻的二哥经受到超乎寻常的历练。

二十一、老照片的故事

我家最早的一张照片，是哥哥五七年考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站在天安门广场拍的，这张照片一直都被富刚哥珍藏着。

二零一五年夏天，我和《包头老年》专刊的潘复生、康向文、康向华三位老师来到富刚哥家，临走时，富刚哥将照片交给我，说：“四四，你把这张照片保存起来吧，这是你哥哥考上大学那年拍的，我保存了整整四十八年。”

富刚哥和哥哥不仅是同学，还是结拜兄弟，所以干妈家就是我们在固阳唯一的亲戚。哥哥上大学时，每个假期都是先回干妈家，然后和富刚哥一起回到我们家。

我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就是富刚哥给拍的。

五九年暑假，已经上了大三的哥哥与富刚哥一块儿回来了，中午，等父母收工回家后，富刚哥用借来的照相机，给我们拍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这就是“全家福”吧，可惜在石拐煤矿当会计的二哥没能及时赶回来，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后来我们将他的照片补在里边，这一来，全家十几口人就齐全了。

这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面对镜头，中规中矩拍下的一张照片，也是迄今为止在村里拍摄的唯一一张全家合影，其意义确实不同寻常。

要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人根本没照过相，更别说全家合影了，这一切，自然得归功于富刚哥了，是他，为我们留下一个合家欢聚的美好瞬间；是他，给我们留住一段乡村人家的悠悠岁月。

照相时我们坐在自家门前，背景是两间新建的土坯房，旁边还有一孔窑洞，当时能从窑洞搬到土坯房的在我们村仅有三家，因此，尽管我们饿着肚子，穿着打补丁衣裳，但在人们眼中，那也算得上这个穷乡僻壤的一户殷实人家。

其实最让村民羡慕的也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还是哥哥，他叫张凤鸣，是建国第八年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农家子弟，是从一望无垠的大榆树滩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在当时成了家乡的一大新闻，可以说，在苍凉的明灯山下，在广袤的大榆树滩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今天，真想用这份崇敬的心情为远在天国的父母点个赞，他们确实太伟大、太有远见了，尽管老两口大字不识一个，是地地道道的“睁眼瞎”，但是在那个艰难困苦的年代，他们居然懂得培养子女上学，这该是怎样的大智慧，大手笔啊！

看到这张老照片，时光仿佛又回到了一九五九年，真让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六十多年的光阴啊，好似流水匆匆，弹指一挥间。

我们的另一张老照片拍摄于一九六三年。

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三姐比我早两年入学，这不，人家已经戴上红领巾了，瞧瞧那副美滋滋的模样，谁不羡慕啊！

当时姐姐在本校任代课教师，她的工资只有二十九元，除了给我们交学杂费，买学习用品外，还得补贴家用，挣钱不多，花钱的地方不少，所以每月都是紧巴巴的。

那天摄影师来学校，她特地把我们最小的姐弟四人召集起来，弟弟在前，后面依次是爱叶姐、我和三姐，我们一字排开，留下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虽说建国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但在我们这样贫穷的小山村，已经办起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即“高小” （一至六年级），多不简单啊！

最让人欣喜的是，我们最小的姐弟几人在本村就能顺利地读完小学，再也不会像二哥那样，没钱去五当召上高小，被迫中途辍学，只好拿起了放羊鞭;更不会像姐姐那样，为了求学四处奔走，在城湾住校时还遭遇了煤烟中毒的凶险。

妈妈曾多次说起这些悲催的往事，于是，农家孩子求学异地的艰难成了我们早期的励志篇。

我们的校园就是过去的庙院，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翻建，两排低矮狭小的土坯房，一个凹凸不平的小操场，正方形的窗户很小，糊着泛黄的白麻纸，黄泥垒起的桌凳有序地排列在教室地上……

别看这些手工垒起的土桌子泥板凳，尽管土得掉渣，尽管不太规整，但是，那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们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今天想来，犹闻泥土的芬芳，犹感乡情的厚重，那创意，那格调，无处不用心，无处不关情，实在是独具匠心的了不起的校园泥塑作品。

感谢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缩影，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一种淳朴厚重的民俗民风，还有那份浓浓的亲情与乡情，让人回味绵长，并且永远感动在心。

同时，它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个建在庙院里的简陋校园，那间低矮狭小的教室，那个糊着麻纸的窗户，还有那些像模像样的土桌子泥板凳，尤其是那只手摇的铜铃，每天上下课时，值周的老师摇着它走过每间教室门前，“叮铃，叮铃”，响个不停，给我们的小学生活留下一串特别美妙的和声……

二十二、人民公社办食堂

父亲平时言语不多，但是说到当年在村后大山里剿匪的往事，却讲得有声有色，滔滔不绝，讲完，他老人家总会用十分赞赏的语气总结道：“那些剿匪的战士可不是一般人，他们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双手开枪，从立峥峥的大山上，“嗖”地上去了，又“嗖”地下来了，追得土匪没处跑，没处藏，那才真叫一个痛快，真叫一个厉害呢！”

剿平匪患后，五零年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大水卜洞村就在后面的大山里，尽管和我们隔着十几里路，但是当年两个村子还在一起闹过土改呢。

一九五五年，我们村成立了互助组，五六年初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由于要体现其“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做法。

当时，新建和下湿壕是一个公社，由于三城仁壕村地处固阳至武川公路边，因而全公社所有过往马车人员的草、饲料及口粮全部由本村无偿负责供给。这样一来，没过多长时间，村里的粮草饲料就被消耗殆尽。尽管公社紧急调配，怎奈各地粥少人多，加之不厢情愿，所调物资寥寥无几，因而我村成了全公社第一个受重创的村子。

在大办食堂之前，村里召开男社员大会，要求全体村民“入社”，把所有的粮食都入社、归公，以后去食堂吃饭，女人们再也不用烧柴打炭生火做饭了。会后，队长叮嘱与会的社员做好保密工作，回家后别和家里人说。

父亲是个实在人，人家不让说，他回家后果真一句也没有说。

第二天早上，队长领着一帮人挨家挨户收粮，最可气的是，他们光顾的第一户就是我家，搞得我家猝不及防，结果所有的粮食，以及满满的一窖土豆，居然被收了个精光。

因为村民居住分散，我村办了两个食堂，前壕一个，后壕一个。后壕的食堂设在贾世华父亲的大窑洞里，而前壕则把旧小学中排靠西的一间教室改成了食堂。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两个食堂变着花样做饭，让人们放开肚子吃饱，吃好，后来大队部在新盖的会议室里添置了桌子板凳，大伙儿在窗口打饭，然后可以体面地坐下吃饭了。

那时候我四虚岁，已经记事了，开饭时，以家为单位，一圈一圈围坐在食堂那盘大炕上。如果吃莜面，人们还会端来自家腌的酸菜和炝了“扎蒙”的盐汤，闻一闻，好香。

食堂吃饭很热闹，不过闹出的笑话也不少。就说那次吃荞面饸饹吧，人们也许是吃着新鲜，做多少，吃多少，不够，那就和面再做，结果成了流水待客。

早吃的那拨人倒好，跑出去溜达得差不多了，返回来接着吃，并且是暗中较劲，你行我效。这一来可苦了那几位大师傅，起初，压饸饹的付三师傅还用胳膊压，后来干脆爬在饸饹床上用肚子摁，你猜怎样？居然给大师傅的肚皮挤出一溜水泡。

笑话虽然经典，可笑过不久，烦恼就来了。首先，大锅饭很快就吃空了生产队那点微薄的家当，紧接着又遭遇到全国性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此时，饥肠膔膔的人们有谁还能笑得出来呢？

食堂新开了几个窗口，开始打份儿饭，人们只能各自回家去分着吃，大人两个窝头，两勺胡萝卜汤，孩子减半。每到开饭时，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总是早早来到窗前，端着小盆，提着带耳子的小罐，在饥饿难耐中等啊等，盼啊盼……

尽管这样，还是没能维持下去，没过多长时间，食堂盆干瓮渴，锅底朝天，彻底“倒塌”了。

为了充饥，人们只好用无粮面代替，顾名思义，无粮面那就是没有粮食的面，即用晾干的山药秧子和荞麦秸秆随风扬一下，再到石碾子上加工，而后箩成面食用，吃得人们都浮肿了。

二十三、我家的饥荒

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可是这次却让这个守口如瓶的老好人吃了天大的亏。

食堂没了，我家的粮食土豆又被“没收”了个精光，那些私存粮食的人家暂时还不至于挨饿，可我们家却彻底揭不开锅了，全家十来口人眼睁睁地往死里饿，这总不是个事儿吧。

于是妈妈找到了队长，质问他两点：第一、当时收走的粮食全村就数我家的多，现在为什么你们的烟洞冒烟，偏偏让我们一家人挨饿？第二、我家住的既不靠前也不靠后，收粮时为什么第一户就来我家，把理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那个队长素来眼红我家过得不错，又嫉妒哥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二哥在石拐煤矿工作，因此总是处心积虑地算计我家，现在让妈妈一问，自知理亏，无话可说，只好给了几筐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土豆，妈妈当然不同意了，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不同意又能怎样？

每当说到这件事，妈妈就会一边做针线，一边生气地埋怨，煤油灯下，我们看到妈妈气得脸色煞白，而且手在抖，泪在流，于是姐妹几个陪着小心，一句话也不敢说，赶紧睡觉了。

父亲也真实在，队长不让说，他真的没说，可事关性命，哪家男人不说呢？因此别人家都早早地把粮食藏好了，只有我家像被清剿过一样，颗粒不存，一点不剩，全家人每天饿着肚子，哪里还有什么好心情。

妈妈说，那是解放后过得最艰难的一年，父亲饿得两眼直冒金星，耕地时双手无力，把不住犁，常常是一跤跌倒，半天都爬不起来。

村里人看到妈妈做的衣服又合适又好，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妈妈即使再忙再累也不会拒绝，她整整熬一个晚上就能做好一件男式布衫，看在乡里乡亲的份儿上，一件布衫仅仅收五毛钱，以此补贴家用。

在那些饥肠辘辘的漫漫长夜，我们饿得睡不着，妈妈坐在如豆的煤油灯下做针线，有许多悲催的故事就是在那时听来的。

因为饥饿，积贫积弱的大榆树滩活活被饿死人的事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说来真是惨不忍睹啊！

妈妈说，有一个讨吃要饭的女人，眼看儿子快被饿死了，没办法，只好把儿子卖了，买主给她一点钱，又给她吃了顿饱饭，就把她打发走了。

可是这个女人并没走远，经常来村子里转，起初只是远远地看，后来索性来到人家门前，想乘机把儿子领走，结果被买主发现了，撵走了她不说，还把孩子藏起来了。

从此，一到晚上，这个女人就来到对面的山上嚎啕大哭，妈妈说，那女人的哭声要多悲伤有多悲伤，要多凄惨有多凄惨，听得石头人都会掉泪的。

我们着急地问：“最后怎么了，这个女人见到孩子没？”

妈妈哽咽着说：“最后听不到哭声了，人们猜测那个女人大概死了。”

妈妈的故事常常是讲着讲着声音哽咽了，讲不下去了，我们呢，听着听着便走进了故事，不知不觉间已是泪流满面，忘不了啊，那一个个悲催的乡村故事，忘不了啊，那打着饥饿印记的漫漫长夜。

二十四、姐姐的求学经历

姐姐上小学时已经解放了，她先在村里上了四年，然后考到万胜壕读高小，因为是第一次出门，特别想家，每到周六放学，她和村里的几个同学搭伴儿回家，天黑，路远，实在走不动了，就用两手拽着贾世华和韩培仁的后襟，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一边偷偷地掉眼泪，对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来说，要走完三十多里的崎岖山路，那该多么不容易啊。

妈妈生我时，姐姐请假回来伺候月子，再去上学时，学校已经撤了，在那里只上了一个学期的姐姐只能休学了。

时隔不久，二姑所在的村子白银合套办起了高小，二爹将姐姐送到二姑家，让她和改月儿姐一起上学，令人好笑的是，当她看到二姑担水做饭，二姑夫坐在炕上抽烟时，很是不平，气呼呼地指责二姑夫不说，还夺下了他的饭碗，从此，这件事成了笑话中的经典。

很快，白银合套的学校也撤了，校址迁到城湾，于是姐姐和改月儿姐又一起来到城湾上学。

每个周末回来，二姑总会给她们做好吃的饭菜，临走时给每人带一个烙饼，去学校做干粮，这倒好，还没出村子呢，姐俩就立马开吃了，没走多远就吃完了，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路上“咯咯咯咯”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姐姐把给三仁买的小衣服带回去，二姑想让玉小子穿上看一看，姐姐说什么也不干，她担心二姑悄悄拿去给玉小子穿，所以连晚上睡觉都将衣服抱在怀里，后来这件事成了笑话中的又一经典。

因为是新盖的学校，住宿条件很差。那个周末，宿舍里只留下三个人，晚上睡在毡子上冷得厉害，于是姐姐她们三人把自己的被子折起来当褥子铺，然后将别人的被子盖上，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好香甜。

半夜，学校的工勤大爷出来方便，看到女生宿舍窗户直冒烟，赶紧过去将门打开，结果浓烟呛得没法进去，大爷跑去叫来老师，将昏迷不醒的三个人背到工勤的小炕上，用土办法施救，灌了不少酸菜盐汤，折腾了好长时间方才苏醒过来。

原来是土坯炕板子塌了，姐姐的被子铺在毡子上，都快烧穿了，放在旁边的棉裤烧得只剩下裤带上的铁掺子，多险啊！幸亏那位工勤大爷发现得及时，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高小毕业后，姐姐考到固阳中学。又是一个周末，住校生都回家了，贼人趁虚而入，将二哥给姐姐刚刚换来的一沓饭票连同衣物洗劫一空，为了应对这次集体性的灾难，继续来之不易的学业，大家只好转到师范就读，因为那里不要钱。

姐姐在师范上学时，有一位大辫子女老师曾给她上过两周数学课，几年后，那个憨乎乎的女老师居然成了我们的大嫂。

师范伙食不错，每天中午能领一个大馒头，姐姐每次吃半个，留半个，周末带三个大馒头回来给三仁晾干馍片吃。

六二年师范毕业，正赶上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根本无力顾及她们，于是一句“待分配”就把这帮人打发了。

六三年村里成立了高小，姐姐考上了代课教师，工资二十九元五角，而她那帮同学大都没走这一步，结果呢，在“待分配”的期盼中，从黑发熬到白发，一辈子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二十五、古老神奇的明灯山

我们这个村虽然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但是在当时那已经是周边最大的村子了，村后十几里处便是明灯山，这座山巍峨挺拔，东西走向，据说是大青山山脉的一个分支。

传说宋代名将杨六郎当年在此戍守边关，每到傍晚，他总会牵着坐骑下山饮马，于是一串串硕大无朋的马蹄印便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山顶，也正是那些圆圆的印迹，为这座荒凉的塞北关隘营造了一个个美丽的黄昏。

想想看，那该是怎样一段旷世传奇？那该是多么壮美的塞北一景？

直到今天，当地的老人们还执着地认为，只要诚心诚意地站在山下，就一定能看到山上的那条小路，还有几枚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只不过年代太久远了，看上去有些影影绰绰，模糊不清。

至于山下这口井呢，那也是大有来头啊！据说当年杨家将行军到此，人困马乏，口渴难耐，只见六郎的坐骑飞起前蹄，往地上一刨，“呼”的一声，一股神泉便冒了出来……

倘若真是这样，好家伙，那该是怎样一匹骁勇善战威猛无比的神马啊！

于是一代代后人不断地去揣摩，去探索，并且乐此不疲地讲述着那些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演绎着撼人心扉的历史传说，就这样，古老苍凉的明灯山在人们敬畏的目光中变得仙气缭绕，高深莫测，故而远近闻名了。

其实这座山并不神秘，也不富庶，只要看看那浑黄的格调，那光秃秃的山体，你就知道它是何等的单调、贫瘠与荒凉，至于绿色植被呢，全都隐藏在山脉的纵深处，好像被严严实实包裹起来一样。冬天，村民们可以进山打些沙蒿，柠棘儿之类的柴草御寒，春秋时节，山里花红草绿，鸟叫虫鸣，倒也不失为一个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

在这里，人们习惯于夜间牧马，白天放羊，虽然没有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却也蕴含着山乡人家所独有的那份质朴恬淡，宁静与安详。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气候多变，大山的背阴处依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但不论怎样，春天还是大步流星地走来了，这一路上，它迎着寒风，冒着积雪，一刻也没有停歇，为我们童年时代那段富有诗意的乡村生活掀开崭新的一页。

每当清晨，我们儿时的美梦总会被一阵阵奔腾激越的马蹄声唤醒，那声音由弱变强，由远而近，时不时还夹杂着牧马人大声的吆喝，以及骡马浓重的鼻息与高亢的嘶鸣，然而不论多么凌乱多么庞杂的声音，始终都淹没不了马蹄踏踏的那份激昂与亢奋。在微微晨曦中，它像一曲狂野的器乐协奏，不断敲击着人们的耳鼓，为这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带来了喧闹与欢腾。

在我的记忆中，夜牧归来的马群每天乘着霞光踏着露珠浩浩荡荡地下山、进村，那实在是乡间令人振奋的一景。

马不吃夜草不肥，这点常识人人都懂，但是夜间放牧的那份甘苦却只能装在牧马人自己的心中。其实牲畜也是通人性的，每每夜牧归来，它们非得整出一些动静，不然的话，好像不足以表达那份凯旋之后的愉悦心情。

你瞧！马群回来了，劳累了一夜的马倌也来了精神，他们像炫耀战绩似的，不是甩出一串响鞭，就是捧出一把山丹花来吸引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等我们团团围上来，喊叔叔，叫大爷，一个比一个喊得甜，一个比一个叫得亲，这才将山丹花一枝一枝分开，挨个儿递到我们手中。

看看手中的山丹花，你就会走进“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美妙意境，更何况花瓣上还挂着露珠，散发着清香，让人愈加喜爱几分。

此刻一帮孩子笑着，抢着，追逐着，打闹着，玩得好不开心，好不尽兴，在我们心中，大山里自有采不尽的春色，夜牧时一定有赏不完的美景，想想看，那场面，那阵势，万马奔腾，气势恢宏，怎能不令人神往、不令人感奋？

夜牧啊，却原来就是一次又一次披星戴月别开生面的踏春，真是太美妙、太有诗意了，故而，又让人多了几分期待，添了几分憧憬。

二十六、我家的两间土坯房

五四年，我家搬出窑洞，住进了“大正房”，所谓的“大正房”不过是两间土坯房，土墙土炕，一门一窗，大屋住人，小屋放粮，再普通不过。

当时村里的人们大多居住着窑洞，住土坯房的全村仅有两三家。我家位于村子最前面，平整整的院子，亮堂堂的两间大正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算得上乡间的“殷实人家”。

记忆中，我家的那盘土炕永远浆洗得溜光溜光，后面有叠着的被子卷起的毡，棱角分明整洁大方。地下虽然只是几个粗瓷大瓮，但是一字排开，擦得油黑明亮，盛水的、腌菜的、装面的，全都派上了用场。

因为家大人多，大屋的锅台特别大，炉坑也很深，为安全起见，妈妈特意在上面盖了一块长方形的薄石板。这下可好，趁大人不在，我们就踩着它当跷跷板玩儿，只要双手托着炉台，脑袋和身子就可以随意地去晃啊晃，晃啊晃，感觉特别刺激，动作也十分夸张。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那个三揭盖儿的红躺柜，往后墙根儿一摆，顿时满屋生辉，假如盯着它看几眼，你会发现，自己的脸也变得红扑扑的，似乎还忽闪着丝丝缕缕的亮光。要知道，这可是全村独一无二的物件，在当时的乡村，这样的摆设很高档，很时尚。

不过，我倒觉得后壕里那些土窑很有意思，土崖很高，壕很深，走着走着，便分成“丫”字形状，而后弯弯曲曲，曲曲弯弯，一直延伸到后面的大山上。

在那两面参差不齐的土崖下，一些大大小小的窑洞，一些简陋的小院，顺着土崖的走向，渐次铺展开来，给人一种既幽深又神秘的感觉。

住在窑洞里的人们，倒也活得简单朴素，轻松自在，对他们而言，只要有土，那就什么都难不住。不信你看，墙上一挖，就可以放衣物，炕下一挖，又可以塞鞋袜。走出门来，母鸡卧在半墙上掏开的一溜土窝里下蛋，汪汪叫着的大狗呢，牢牢地拴在门旁边的那面土崖下，至于垒猪圈垒羊圈的，不用说，全是那些不起眼的土坷垃。

站在高处一看，家家户户的窑顶上，都有一个堆放柴草杂物的平平整整的小场面。每到炎热的夏夜，有些人家还会搬着铺盖到窑顶上睡觉，我觉得好有意思，也曾跑进后壕和最要好的玩伴板仁、金凤和林凤姐在窑顶上睡过觉。

说实话，这样的居所对儿时的我来说，很有些吸引力的，同样的鸡鸣狗叫，同样的炊烟袅袅，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它有多么寂寞冷清，多么枯燥单调。

不过，当时的社员大会从来不去后壕开，基本上圈定了我家，理由是房子大，坐得开。驻社干部派饭也十有八九吃在我家，他们知道，不论粗粮还是细粮，妈妈都会做出精细可口的饭菜。

开会时，炕上坐的是纳鞋底的婶子大娘，麻绳“嘶拉嘶拉”不停地响，地下蹲的是叔叔大爷，“吧嗒吧嗒”不停地抽旱烟，尽管开着门，家里也是乌烟瘴气，那味道特别难闻，也特别呛人。

最可气的是那位生产队长，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每次开会，他都会翘着二郎腿，坐在我家锃亮的红躺柜上，先装模作样地干咳两声，之后才拖着冗长的调子开始讲话，开场白不外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叫人难以忍受，又十分无奈。

我当时好担心啊，那么大一个人坐在上面，万一把我家的红躺柜压坏了，那可咋办呀？

二十七、我的二哥二嫂

二嫂十九岁嫁到我家，而弟弟只有几个月大，论年龄，应该和她的孩子一样。

那时二哥在石拐工作，二嫂和我们住在一起，一有空她就会抱着弟弟，亲他，哄他，弟弟长大一点，二嫂走到哪都喜欢领着他。

二嫂搬到石拐矿区后，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去了趟他们新安的家，当时我五岁，弟弟只有三岁，第一次出远门，真是长见识了。

我们坐着拉煤的“二饼子”牛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下石拐，木制的车轮“吱纽纽，吱纽纽”一路响个不停，真有些忍无可忍。拉车的老黄牛呢，生来就是这副德性，任凭你响鞭也好，吆喝也罢，它永远都走得不急不缓，四平八稳。

走着走着，吱纽声变了调，愈加刺耳了，车倌儿赶紧下车，往轴心抹点黑乎乎的润滑油，之后，斜着身子坐在车辕一侧，挥挥拴着红缨的皮鞭，有一搭没一搭地唱起来。

好单调好无聊的旅程啊！快进山时，我的眼皮不由自主地打起架来，往妈妈背上一靠，睡着了。

忽然从斜对面的高山上传来一阵高亢悠扬的歌声：“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好光景……”接着便是美妙动听的口琴声，循声望去，没看到人影，却看到高山之巅的郁郁青青，满目葱茏，俨然一派美轮美奂的山区风景。

再往前看，巍巍高山耸立两旁，犹如刀劈斧削一般，简直险峻极了，叫人好一阵晕眩，好一阵惊悚。

而我们的牛车，在这幽深狭长的山谷中依然不紧不慢地摇啊，晃啊，车倌呢，抱着那把拴着红缨的皮鞭稳稳坐在前面，百无聊赖时，不是粗声大气地吆喝牲口，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唱几声，一路上，任由长长的鞭梢扫过来扫过去，在我们的眼前来回飘动。

深深的山谷中，清风习习，流水潺潺，再加上“吱吱纽纽”的车轱辘声，仿佛在与高山之巅的歌声琴声应和一般，那情景实在幽美极了，也神奇极了。

在我的一生中，这大概是刻在脑海里最美的景致，最美的歌声，几十年后的今天，每每想来，似乎还能听到那婉转悠扬的歌声琴声，似乎还能看到那高山流水的亮丽风景，说不上为什么，心底总会泛起那么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总会萌生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与感动。

这份感伤缘何而来？也许与当年下石拐的经历有关吧，因为在矿区，我们亲眼见证了二哥二嫂的生活有多么的清贫，多么的困顿。

石拐煤矿建在幽深的山沟里，二哥二嫂住着简易的土坯房，虽说是职工宿舍，其实和村里没什么两样，一间陋室，一盘土炕，家里除了被褥，就是简单的炊具，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像样的家当。可以说，家徒四壁这个成语用在此处，那真叫一个恰当。

二哥是挣工资的干部，可他既要供哥哥上大学，又要接济家里，留给自己的钱能有几个？那日子过得特别窘迫，特别恓惶。

好在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从苦难中走来的，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梳着两个大辫子的二嫂并没有一点怨言，她特别爱笑，“咯咯咯，咯咯咯”，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爽朗。

二哥很忙，中午回来吃饭没时间上炕，只是一只脚踩在地下，另一只的脚尖支在炕沿上，端起碗来，胳膊肘往腿上一靠，权当桌子用了，二哥吃饭很快，胡乱扒拉几口就急匆匆地上班去了。

收拾完碗筷，二嫂便领着我们到矿区转转，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骆驼，起初我和弟弟盯着骆驼看，不一会儿就转到喂骆驼的蔓菁上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好馋啊！

二嫂一看，笑了，她走过去和饲养员说了说，人家就爽快地送了一个大蔓菁，二嫂将皮剥去后，把它切成两半递给我们，我和弟弟吃得那个香啊，好像从来就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似的，简直狼吞虎咽一般。

当年的石拐矿区就是一个繁华的城镇，村里人一说下石拐，就像现在外出旅游一样，一个个喜不自禁，笑逐颜开。

石拐是蒙语“喜桂图”的音译，其意为“有森林的地方”，过去乃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解放后探明的煤炭储量7.2亿吨，所以开发大石拐成为当年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煤炭开采量很大，矿区除了山就是沟，山上是矿，沟里是路，煤窑多，采煤工人多，拉煤车更多，矿区的山沟里整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因此显得十分繁华。

记忆中的石拐城区建在半山坡上，二嫂领着我们逛了商店，去了照相馆，并且和我们一起照了相。我和弟弟站在前面，二嫂和妈妈坐在后面，前面摆着艳丽的鲜花，后面挂着花花绿绿的布景，那陈设很漂亮。

因为从未照过相，除了新奇之外，我还真的有些不安，有些害怕，坐在后面的二嫂也觉得别扭，在摄影师摆布我们的同时，她又“咯咯咯，咯咯咯”地笑起来。在二嫂的笑声中，我们紧张的心情最终还是有所放松，有所缓解，相总算照成功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商店，第一次去照相馆照相，二嫂领着我们一边走一边介绍，给我们开眼了。

那时候，村里人每年都要拉一车石拐炭过冬。石拐炭的特点是易燃烧，火苗旺。生火时，妈妈总会拿起一块左看看右看看，笑眯眯地说：“多好的炭呀，黑黝黝明溜溜的，一点就着，火苗旺旺的，颜色红红的，可好看了。”夸着夸着就转到二哥身上，夸他做事想得周到，夸他从小到大总是想着这个家，接济这个家，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想当年，我们特别盼望过大年，因为只有过大年，我们才能吃到哥哥买的罐头，榛子和牛奶糖，还有二哥买的海蜇皮和冻柿子。二哥将满满一箱冻柿子扛回来，把它们往冷水盆里一放，不一会儿就结成一整块儿冰疙瘩，除冰后一吃，甜莹莹，冰冰凉，那真叫一个爽。大年三十早上，二哥将泡发的海蜇皮切成细丝和黄豆芽调在一起，咬起来嘎嘣儿脆，又鲜又香。

只可惜那时我们太小了，压根儿不知道哥哥二哥在家背负得多么重，在外打拼得多么难，因此根本不可能体谅他们的苦衷，更谈不上为他们去分忧解难。

二十八、艰辛的岁月

后来，二哥调到固阳窝儿沁壕煤矿，生活依然很拮据，有了小平和小仙兄妹俩后，这个四口之家曾经靠二斤肉过了大年。

那一年，二哥骑自行车带我从固阳返回煤矿，路上他和同事闲聊，无意间说到此事，我当时愣了一下，妈妈给他带东西，他总说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原来全是谎言。

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知道此事后，一路上心里很不痛快，很不坦然。

二哥有担当，肯吃苦，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这一点全家人都知道，即使是哥哥也拿他没办法。

文革期间，为了整垮哥哥，妈妈被那个臭名昭著的“群专”带到新建公社关起来了，硬说妈妈是庚子案件反革命。我和二嫂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宏去看望妈妈，妈妈胸前挂着一个写名字的小牌子，正在给车马大店做饭。

看到我们，尤其是见到孙子，妈妈高兴极了，她把小宏抱起来，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然后急切地询问了哥哥的情况，分手时宽慰我们说，她那儿没事，让全家人尽管放心。

离开新建，我们往二嫂的娘家二脑包壕走去，一路上，姑嫂两个边走边哭，边哭边走，感觉心都被撕碎了。

几年后，二哥从窝儿沁壕煤矿调到固阳县水泥厂，由会计升为厂长，在杨圪楞的水泥厂家属房一住就是几十年。

哥嫂搬走后，我和三姐便住到二哥家上学，三姐毕业后，弟弟也来了，当时二嫂在家属厂当工人，干的是体力活儿，每天很劳累，很辛苦，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一点，家务活儿自然不少，我们的到来，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给人到中年的二哥二嫂增加了不小的负担。

后来，粗粮供应达到百分之七十，二哥家的生活更加艰苦了。好在二嫂厨艺不错，别人家吃硬邦邦的棒子面窝头，可二嫂给我们蒸出的却是又软和又筋道的棒子面发糕，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同样的供应粮，经二嫂的手一做，就让人从粗粮中吃出了细粮的滋味，真是值得称道。

二哥每次到县委开会，总把招待他们的餐证硬塞到我们手中，他自己却回家吃棒子面，那时，二哥常常闹胃病，他这样做叫我们于心何忍？因此，在香喷喷的饭菜中，我们居然品出了难言的酸楚与苦涩，尝到了生活的无奈与艰辛。

两年中，二哥先后给我发过两次脾气，一是因为裁纸，那时候每到开学，我们都要买十几张大白纸回来，裁开，钉住，当作业本儿用，二哥没想到我笨手笨脚，居然连纸都叠不齐，裁不好，他一把将纸拉过去，一边叠，一边生气地数落着：“多大的人了，连个纸也裁不了，这么多年莫非你没裁过个纸，没钉过个本儿？”

还有一次，二哥送我一个很精致的黑色墨盒，尽管我不会书法，但还是十分喜欢，可打开一看，奇怪，里面怎么有一团棉花呢？于是连脑子也没过就随手扔了，二哥知道后，真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唉！那是丝绵，放在墨盒里起储墨保湿作用的，亏你还念了这么多年书，怎么连最起码的常识也没有啊！”

二哥曾送给我一支深蓝色的“包尖笔”，这种笔班里不曾有人用过，金贵得很。我舍不得用，当宝贝一样，拿出来看看就放起了，结果有一次看完就忘了，跪在床上取东西时，只听“咯嘣”一声，硬生生地将笔压断了，唉！那个可惜那个生气呀，简直没法形容。

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孩子们都很小，二嫂在家属厂上班，三班儿倒，干的是体力活儿，为了生活，为了孩子，每天忙里忙外，没明没夜地干，那份辛劳可以想见。

一次，我不小心把袖子蹭到炉筒上，烧了个洞，那是姐姐刚从北京给我买来的一件粉红色丝的确良衬衫，结果刚穿几天就烧了，真是可惜得要命，整整一上午，我都无心听课，中午回家来，边拉风箱边掉泪。

二哥悄悄问二嫂这是怎么回事，二嫂笑笑说：“大概是早上烧了衣服，中午才想起来哭啦。”

吃完饭，二嫂把这件衣服拿起来，翻翻这，看看那，终于从衣兜里面拆下一小块布料，比划了半天之后，站在窗前，用最小的针脚，一针一针，居然严丝合缝地补好了。

平时，二嫂忙工作、忙家务，很少出门。那年秋天，水泥厂组织职工到包头旅游，二哥二嫂都走了，谁知他们刚走就降温了，冷风嗖嗖地刮，天也阴沉沉的，可把二嫂急坏了，她担心我找不到衣服，冻着孩子，连游玩的心思都没有了。

回来后一看，孩子们都穿着棉衣，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二嫂高兴极了，她原以为我不懂得照顾孩子，也不会给孩子们加衣服，没想到我都做到了，二嫂夸了我几句，赶紧询问我是怎么找到这些棉衣的。

原来，二嫂把缝好的棉衣包好，放在凉房的架子上。降温后，我准备给孩子们换衣服，可翻箱倒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不对呀，我明明看见她给孩子们做好了棉衣，怎么就找不到呢？

于是我进了凉房，果然看到一个大包裹搁在高高的架子上，于是踩着凳子取下来，按照大小给孩子们换上，一个也没冻着。

这也许是我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因为我打小找不见东西，办事靠不上，这一点，二嫂领教过，所以对我这次的良好表现，二嫂夸奖了多遍。

有一年暑假，我和弟弟领着小平小仙这帮“小兵张嘎”在旁边的砖厂脱了一架土坯，别看活儿干得不怎样，参与的人可真不少，大的呼，小的叫，比周围脱坯的哪一家都要热闹。

然而，土坯码起来晾干后，砖厂根本不要，因为不会脱，我们的土坯歪歪扭扭，很不规格，为此，二嫂多次找人，软缠硬磨，最终还是将这架土坯推出去了，为我赚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人民币七块整。

记得一个星期天，二嫂上班时间跑回来，告诉我，有个卸水泥的活儿，正好缺一个人，问我干不干。我一听高兴坏了，赶紧跟着二嫂来到厂区，二嫂安顿好后，急匆匆地上班去了，我和那位女工俩人卸了一车水泥，每人挣了五块钱。

那时候，每个学期学费二块五，而我一上午居然挣了五块钱，因此，我的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了，真有一种天上掉馅儿饼的感觉。

二十九、上大学的哥哥回来了

小时候我真不明白，哥哥为什么总不回来，好不容易听说哥哥要回来，可是等啊等，还是不见人影。

终于接到哥哥的来信，回来的日子确定了。

这一天，我们早早来到村口，守在路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西边固阳的方向，和我们一起焦急等待的还有不少玩伴。

不知谁的眼尖，最先喊了一声：“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

此刻，大卡车已经下了西梁，开进了村，我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哥哥熟悉的身影，于是一齐跑过去，拍着手，乐得直蹦：“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哥哥给我们买好吃的了！”

卡车刚停稳，哥哥便麻利地跳了下来，径直奔向父母身边。我们赶紧追过去，争着拉哥哥的手，抢着拽哥哥的衣襟，“哥，哥！”亲切地呼唤个不停，然后，欢天喜地，前呼后拥跟着哥哥，一路小跑回到家中。

那时候，我们盼望哥哥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哥哥每次回来，总会给我们买许多好吃的稀罕食品。

一进门，我们的视线就从哥哥身上移开，一个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大提包。哥哥赶紧打开提包对我们说：“别着急，先坐好，大家都有份儿。”

我们急忙盘腿坐在炕上，围成一个半圆形，一眼不眨地盯着哥哥。哥哥先抓几块奶糖递在我们手里，然后撬开几个铁皮包装的罐头，用筷子将果肉夹起来，分别放到我们的碗里。

我那时只有四五岁，实在记不得那些罐头的名称，只是清楚地记得果肉的形状、颜色，有圆片儿，有块儿，有瓣儿，颜色各异，特别好吃，尤其是汤，香甜极了。之后，哥哥给我们抓来大把榛子，并教给我们怎么个吃法。他不时地把磕了皮的榛子喂到我们嘴里，问道：“怎么样，好吃吗？”我们赶紧说：“好吃，真好吃！”

哥哥进门的第二件事，就是摘掉眼镜，脱下制服，换上父亲的旧衣服，领着我和弟弟去挑水。

远远看见有人走来，高度近视的哥哥一时难以辨认，就赶紧询问我们，之后，主动走上前去，跟人家打招呼。遇上叔叔大爷，他总要关切地问候好一阵子才肯离开。因此，村里人都夸哥哥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大家都很喜欢和他交谈，自然，来家唠嗑的婶子大娘就多了起来。

哥哥很勤快，妈妈做饭时，他总是站在灶边帮忙，并且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哥哥唱得那么深情，那么动听，教我们姐妹几个唱这首歌时又显得那么认真，那么耐心。

一次，哥哥撩起我那些乱蓬蓬的头发，皱皱眉说：“看看你有多脏。”我以为他会给我扎小辫，就把头伸过去，没想到哥哥不会扎，他只是随手拢了拢就放下了。

哥哥要去方便，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跟在后面，我们怕他偷偷地走了，非要跟。没办法，哥哥就让爱叶姐领着我们，站在房后的小山包那边等他。我们眼瞅着哥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一直绕到山后面去了，心里很没底，只好追问爱叶姐，爱叶姐笑笑说：“哥哥不会走的，他去解手了。”

奇怪，怎么会“解手”呢？哥哥到底去解什么手，为什么非要绕到山后面去解手，对我们而言，“解手”这个词汇太陌生，这个问题太深奥，一时半会儿还真破解不了。

一次，哥哥给三岁的弟弟买了一支白色的玩具冲锋枪，刚进门，他就蹲在地上，把枪给弟弟背好，然后一字一句教我们唱起来：“我爱我的枪，枪在我身旁，……枪啊枪，你要瞄准敌人的方向。”

那情景，至今难忘，那声音，犹在耳旁。

三十、哥哥的家书

哥哥思乡心切，有时，汽车开到西梁上，他就急匆匆地跳下车来，抄近路回家。

那一年，我们在西梁上接到哥哥，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边走边没话找话说：“哥，咱家就用黄米吃粥呢。”哥哥一愣：“什么，怎么能用黄米吃粥呢？”我虽愚笨，但从哥哥的反应判断出，一定是说错了，急忙改口说：“不是，就用吃粥的米吃粥呢。”

我猜想这大概是六零年，听妈妈说，那一年，外出读书的哥哥都饿得浮肿了。

哥哥每次回家，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大的喜讯，那是我们童年生活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在六十年代初的乡村，能吃上奶糖、罐头、榛子的孩子们，只有我们，能感受到浓浓手足之情的，也只有我们，那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浓郁，越来越芳醇，让人至今甜蜜，甜蜜至今。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哥哥又要走了，这不，他提着包，携着母亲的手，边走边安慰着她。母亲撩起衣襟不停地擦眼泪，我们呢，紧紧跟在后面，不住地用手背抹眼睛，那脸一个个脏兮兮的，别提有多忧伤了。

哥哥坐上卡车，扶着栏杆，反复关照我们说：“回去吧，快回去吧，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然而，车一开，我们全都大哭起来，哥哥又说了些什么，我们一句都没听清，只看见他的手向我们使劲儿挥着、挥着。

汽车渐渐走远了，除了烟尘而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我们姐妹几个还呆呆地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

每逢想哥哥的时候，我们总是缠着母亲追问：我哥还有多长时间才会放假？我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尤其是哥哥临近回来的那几天，我们姐妹几个急得不行，整天往路边跑，村里人逗我们说：“梳个朝天辫，坐在房檐上，你哥很快就回来了。”

朝天辫究竟梳过没有，我记不清了，但是房檐上是万万坐不得的。

那时候，隔一段时间，二哥就回家来看看，而哥哥和我们的联系就只能凭借书信了。

最感人的画面是捧读哥哥的来信，因为远隔千里之外，哥哥的信件一来，全家人很激动，很振奋，颇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番意境。

姐姐读信的画面很生动，很感人，每次读信都有一种仪式感蕴含其中，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这可是我们全家最凝聚、最欣喜的时刻，你瞧！全家人像开会似的团团围坐在一起，一个个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句话，一个字，全都在那里耐心地等待，静静地聆听。

姐姐呢，用她那柔美动听的声音有声有色地朗读着，一封信，常常是读了又读，听了又听，怎么读也不满足，怎么听也不尽兴，读到最后，姐姐的声音哽咽了，妈妈撩起衣襟抹开了眼泪，我们几个也抽抽搭搭地哭出了声，就像刚刚还和哥哥面对面交谈呢，可一转眼哥哥就走了，看不见了，我们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呢，感觉空落落的，心里真的好痛，好痛啊！

哥哥想家时，就编些顺口溜，把我们一个个写出来。他写三姐是：“三三是个好娃娃，人人见了人人夸。”写我则是：“四大胖，脾气古，要吃好的无其数。”

我虽然听不懂意思，但从姐姐读信的语调以及大家的笑声中明白了一点，肯定是说我的不好呢。真有些搞不明白了，我那么亲哥哥，他怎么在信里说我的坏话呢，心里好不是个滋味啊！

在当年的乡村，书往信来，这也许是专属于我家的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远程的亲情互动，以致今天想来依然历历在目，不能不令人潸然泪下，感怀万分。

三十一、移民进村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村里来了一帮拖儿带女衣衫褴褛的异乡人，于是各家各户都行动起来，收拾空房子，清理旧窑洞，忙乎了一通，总算把他们都安置在各自的家中。

我家的小屋本不是很大，但是却住进十几个人，妈妈将他们安顿好，回到大屋后表情凝重，长吁短叹了好一阵。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奇怪，赶紧跑过去想看个究竟，这一看不要紧，全都傻眼了，眼前的这些人不是衣不蔽体，便是打着赤脚，而且一个个面色黧黑，形容枯槁，女人们耷拉着眼皮抱着孩子坐在炕上，男人们则苦着个脸蹲在地下，显得那么沮丧，那么苍老。

这不是一帮地道的叫花子吗？为什么把他们全都安排到我家呢？对此我们真有些愤愤不平了。

后来发现，住在邻家的也都是这个模样，他们操着外地口音，说起话来叽哩哇啦，一句也听不懂，根本没办法去沟通。

这些人究竟住了几天，有过什么样的故事，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是河南人，再者就是那个共同的名字，一、侉侉，二、移民。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面对那样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全国各地饿死的人不在少数。那么眼下这帮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会大规模的长途迁徙呢？这一切还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然称之为移民，而且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那就绝对不是个人行为了。

比起他们，我们应该是幸运的，最起码不用颠沛流离，远走他乡，不过每天饥肠辘辘，以野菜度日，那日子也过得特别艰难，特别凄惶。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所吃的那些野菜，如蒲公英、甜苣、苦菜，以及泛着绿色的河箅梳稀粥、粘乎乎的荨麻烩菜，尤其是沙蓬窝头、绵蓬炒面，那简直是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当然，童年的记忆中也不乏大自然所馈赠的各种美味，如绿茵茵的沙葱，白生生的蘑菇，黑白相间的糜霉霉，开着小白花的“扎蒙”，暗绿色的“地皮菜”，还有“沙奶奶”，“酸溜溜”，“辣麻麻”……

最扛饿的要数榆钱钱了，可惜全村只有数得见的几棵榆树，垂下来的枝条早被人们捋得精光，高处的又够不着，站在树下，我们除了咽口水，剩下的也只能是望“榆”兴叹了。

然而你别忘了，爬墙上树那可是男孩子的强项，他们将鞋一脱，照手心吐口唾沫，蹭蹭蹭几下就爬上去了，枝条扔下来后，我们赶紧捋一串儿塞到嘴里，那真叫一个香甜，一个清爽。

三十二、走村串户的货郎

小时候嘴馋，常常缠着妈妈要这要那，妈妈总是说：“等货郎来了再说吧。”

因为这句话，我们每天都喜欢到公路边去玩耍，只要有人从路上走过，不管是背篓子的，还是挑担子的，我们都要满心欢喜地迎上去，更可笑的是，明明知道人家不是货郎，却也懒得较真，非要执着地跟在后面，一直爬上东坡，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居然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

终于有一天，一个阳光帅气的异乡人从公路上过来了，他挑着两个沉重的货箱，拿着红红的拨浪鼓，正一步一颠地向村中走来，大家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那个真正的货郎吗？

“货郎来了——！”

“货郎来了——！”

大家一边喊，一边跑过去，将货郎团团围起来。

货郎把箱子往地上一放，取下毛巾擦了把汗，乐呵呵地举起拨浪鼓，冲孩子们的脑门“咚咚咚，咚咚咚”，好一阵敲打。

这不，大姑娘来了，小媳妇来了，小脚的婶子大娘也来了，不一会儿，两个货箱边就围了一大帮人。

货箱不是很大，但是货物样样俱全。那些零七碎八、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然而那可是女人们最感兴趣的物品，纳底针，绣花线，小镜子，花手绢，还有什么木梳，头绳，雪花膏之类，全都是她们关注的焦点。

而我们喜欢的则是那个红红的拨浪鼓，一帮人团团围在货郎身边，听啊听，看呀看。货郎呢，索性把拨浪鼓伸在我们这帮孩子的脸前抑或是耳边，咚咚咚地敲，来来回回地转，像个大男孩似的逗我们玩，这一来，孩子们乐了，大人们笑了，送货的场面显得更红火，更热闹了。

其实，围过来的不仅仅是小媳妇和大姑娘，那些扛着农具的男人们，也会好奇地走过来，侧耳一听，驻足一看的。在这些朴实的村民眼中，货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一个个能说会道的，随口聊几句，说不定还能聊出些新鲜的名堂，了解点外面的情况呢。

有这样一首歌在当时的乡村，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很快流行开来：

“山沟里，忽然一阵货郎的鼓儿响，有一个陌生的货郎下了山岗，白草帽，红货箱，天蓝的裤子，黄脸膛……大姑娘，小媳妇，来了一大帮，看一看这陌生的货郎有什么花样。”

因为这首歌太好听，太具象，所以我曾困惑过，并且质疑过，眼前的货郎为什么和歌里唱得一点都不一样？莫非他不是真正的货郎？

三十三、饿并快乐着

我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六零年，我五周岁。熬过了漫长的春荒，野外的食物渐渐多起来，刨沙奶奶、辣麻麻可以充饥，掰糜霉霉、捋榆钱钱能够果腹。晚上饥肠辘辘，睡不着，顺手从菜缸中捞几块酸萝卜酸蔓菁，姐弟几个每人一块，咬一口，直酸得吡牙咧嘴，倒吸冷气，赶紧舀冷水咕噜咕噜喝下去，牙也不酸了，肚子也不空了，觉也睡得香甜了。

冬天将土豆片烤在炉盘上，不停地翻，不眨眼地看，稍一泛黄就动手吃起来，就这样,烤熟的、半生不熟的一炉盘土豆片，不一会儿，就如风卷残云一般，被我们吃得一干二净了。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稍稍长大一点的我们就开始“祸害乡里”了。大白天，常常趁看园老人不注意，三五个小伙伴一起，猫着腰钻进菜园，拧白菜心，拔胡萝卜，一阵忙乎后，赶紧跑开，躲到一个僻静处，用鲜嫩的缨子将萝卜一拧，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遇到看园人盯得紧，一时无法得手，我们索性往田埂上一站，扯着嗓子喊起来：“二老汉，穷光蛋，不长胡子不好看。”见老人追来，我们就四散跑开，一会儿再喊，直气得老人吹胡子瞪眼睛，我们担心他到家告状，这才嘻嘻哈哈跑开了。

有时，我们壮着胆子到离村子很远的豌豆地里，摘刚刚成熟的豆角，吃得心满意足之后，还要装满满两兜回来。或者干脆钻进玉米地里拔玉米穗，青的、绿的、红的，每人拔一大把，然后四平八稳地往地头一坐，将辫梢解开，接上玉米穗，一绺一绺地辫起来。

回村时，人人都拖着两条花花绿绿的大辫子，心里美滋滋的，幸亏大人们终日忙于农活儿，根本不在意我们，否则，不吃巴掌才怪呢。

饥饿的记忆本来是辛酸的、苦涩的，不过今天想来，那种不加雕饰、原汁原味的田园生活，那份纯朴自然，天真烂漫的童趣童乐，反倒让人品出了香醇，品出了甘甜。

那时候，我家应该是全大队人口最多的大户人家。

从我记事起，大哥在北京上大学，二哥在石拐当会计，除了过年过节，他们平时很少回来。姐姐、二姐读书在外，家里就由爱叶姐领着我们一起玩耍。

不过，农家的孩子有的是好玩儿的地方，疯玩起来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尤其是几个小伙伴凑到一块儿，便会漫山遍野地奔跑，从这个村转到那个村，再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饿了，捋些榆钱钱刨点辣麻麻充饥；渴了，去井边吊水喝，那水清凉爽口，简直甜美极了。

夏天，大人们午休，又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自由空间，我们姐弟四人就在自家门前玩“过家家”，而且非要垒锅弄灶，请人待客，玩得像模像样才行，颇有些“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味道。

最好笑的是捉迷藏，为了不被人发现，三姐藏在柜子里，还用衣服包了头，我呢，有次竟藏到炒莜麦的炉坑里，弄得浑身是灰，满脸是黑，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最惨烈的一次是“抓兔子”，我被爱叶姐抓住，要关起来，那是一个地窖，下面有几块石头，爱叶姐抱着我的腰往下放，说：“我放手了，你自己跳下去。”可我天生惰性，假装没听见，结果“嗵”的一声，我摔在石头上，顿时，额头血流如注。爱叶姐赶快跳下来，用袖子给我擦。姐姐闻讯跑来，将我抱回家，用火烧棉花把伤口按住，好不容易才止住血。

等一切过去后，才发现九岁的爱叶姐和八岁的三姐不见了，二爹上了南梁，顺着两行小脚印，一直追了二十多里，来到二合公爱叶姐的姥姥家，一看，两个人正坐在炕上，像没事人一样大吃大喝呢。

而我呢，为了玩耍，竟然付出惨痛的代价，把一块三角形的伤疤永远留在额头上。

三十四、故乡的雪

小时候贪睡，父母不叫，我们是不会早起的。

冬天，父亲在火炉旁把衣服烤热后才会叫我们起床，父亲烤衣服很耐心，他先把棉衣里子翻出来，转着全部烤热，然后翻出面儿，招呼我们快点穿，先叫大的，后叫小的，顺序不变。一个一个叫起来，才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

父亲招呼我们的内容几乎天天一个样，语调又总是那般平常而又平常，久而久之就让人有些不耐烦了。

那天清晨，父亲带着一身冷气从外面回来，他往火炉边一站，一边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一边大声说：“还不赶紧起来，看看，外面都下雪了。”

这句话可真管用，我们姐弟几个几乎同时爬起来，向窗外一望，嗬！白茫茫的一片，天和地都连在一起了。我们赶紧穿好衣服，急着要出去玩儿，却被父亲厉声喝住，没办法，只好乖乖吃早饭。

农家的早饭再简单不过，不是莜麦糊糊拌炒面，就是稀粥拌炒面，要么就是谷米粥。最好吃的是土豆糜米饭，但是不常吃，通常是稀粥拌炒面。我们不爱吃，又不会拌，粥多就成了糊糊，粥少又干得呛人，因此父亲总是先给我们拌，然后才给自己拌。

看我们吃得那么勉强，父亲生气了：“这么好的饭还不好好吃，不知道你们想吃甚了。”要不就说：“一个个吃得肚皮白了，哼！还是没把你们饿上。”

吃完饭，父母又关照我们说：“不要到处乱跑，小心把鞋弄湿了。”我们随口答应一声，赶紧跑了出去。

院子里的雪早被父亲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院子外面的路也扫出来了，一条条小路通向房前的柴房、山药窖、猪圈、羊圈，还有房后的菜窖，可谓曲里拐弯，四通八达。

我们姐弟几个新鲜得不行，顺着这些小路走上一圈又一圈，时不时还在雪地上踩几脚，听听那种嘎吱作响的声音，简直惬意极了！更绝妙的是，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掬一把雪吃，那雪凉丝丝，甜津津，似有满口余香，给人一种清清爽爽的感觉。

太阳出来了，雪光晃得人们几乎不敢睁眼。

此刻村子里早已人欢马叫，一片欢腾。从每个农家小院延伸出来的小路，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像随意画出的一条条弧线，点缀着皑皑白雪，勾勒出农家狭小而又宽阔的生活空间。

我家住在村子最后面，然而父亲扫开的那两条小路，又使我们和全村人息息相关，紧紧相连。一条通往最近的邻家，一条通往村东头的老井边。水桶是七八户人家公用的，一家用完，往门口一放，谁家担水，只管来取。

父亲担水时，我喜欢跟在后面，走过一条长长的河槽，爬个坡，下个坎，再走几步就到了。为了让大家吊水时安全一些，父亲将水井四周的雪扫干净，再用镢头把井口突起的冰砸开，然后掬一把土撒上去防滑，这样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吊水了。

结冰后，井口变得很小，成了一个白花花的冰窟窿，我想凑过去看看，但是父亲不让，他吓唬我说：“站远点，井口可滑了，掉下去看你咋上来呀。”这一来，吓得我连井边儿都不敢挨，赶紧跟在父亲后面乖乖地回家了。

等父亲再去担水时，我们姐弟几个急忙爬在水缸边，用勺子，铲子，水瓢捞冰吃，咬一口，嘎嘣脆，再捞一块，吃得更带劲儿，以至于连母亲站在旁边都没察觉。结果呢，识相的跑了，发呆的再吃两笤帚疙瘩。

最保险的办法是等父亲担完水，将水桶放在院门外，我们就可以蹲下来，放心地咬桶边的冰了。起初不懂，嘴唇一挨桶就粘在了冰上，急忙站起，好家伙！一块皮就留在桶上了。

后来摸出了门道，粘住嘴唇不要急，呵几口热气立刻奏效，只可惜咬下的冰块儿太小太小了。再后来，我们干脆用石头砸，能砸下挺大的冰块，往手里一拿，吃起来那真叫一个痛快，一个舒爽。

三十五、大雪有痕

下雪后，户外的活儿少了，父亲就坐在地下的小凳上给我们钉鞋。孩子多，鞋也多，一干就是一整天。每钉好一双，父亲总不忘抓些粘掸子剩下的碎鸡毛塞到鞋里，好让我们御寒。

每当父亲拿起被我们踢破的鞋子时，就会生气地说：“那么结实的实纳帮子鞋硬是给踢破了，不知道每天疯死佯活地瞎跳甚了。”

对于父亲的责骂，完全可以充耳不闻，因为父亲脾气好，从来没打过我们。

比较复杂的活儿是扎笤帚，成捆的糜穗都得挽成小把，先用麻绳扎紧一把，再往下面加一把，两把合在一起扎紧后，再找一把。就这样，从上到下，依次扎上五六把，觉得差不多了，就用铁丝把结口拧紧，再用刀将参差不齐的笤帚把削成锥形，一把笤帚就做好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梳理糜穗，需要用木梳将残留的糜粒和空壳清理干净，我们姐妹几个抢着梳，那哪里是干活儿，纯粹是在闹着玩儿。

最好玩的莫过于跳方方和踢毛毽儿了。为了做个漂亮的毛毽儿，我们追着公鸡满院跑，非得把相中的鸡毛拔下来，简直搅得鸡鸣狗叫，四邻不安。

正在院里干活儿的父亲看到后，把眼睛一瞪，气呼呼地说：“成天甚营生也不做，就知道疯死佯活地瞎蹦，要不，那么结实的实纳帮子鞋咋能踢破了。”

每当鹅毛大雪下过之后，我们准能吃到沙鸡肉。白茫茫的雪地上，沙鸡无处觅食，冻死饿死的不少，还有一些在高压线上撞伤的，捡回来还直扑腾翅膀呢，父亲把它们拾掇干净，往锅里一炖，顿时满屋飘香。

想吃猪肉羊肉，早着呢，全储存到冰封的“肉仓”里了，不到过年那是绝不会开仓的。

农家乐，莫过于农历十二月，快过年了，人们又推碾子又围磨，家家户户忙成一团。

推碾子本没什么新鲜可言，套上牲口，用黑布把它的眼睛蒙起来，这时，你只需吆喝一声，它就在磨道里乖乖地转起圈儿来。最让人新奇的是那个木制的扇车，当人们把碾过的谷物倒进去，再将摇柄使劲儿一转，顷刻间，米糠被煽得飞出好远好远，扇车前呼啦啦地堆起一座黄灿灿的金山。

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时，曾经让我们猜过这样一个谜语：“远看一匹马，近看没尾巴，肚里哗哗转，嘴里吐黄沙。”没想到的是，这些生活中近在眼前的东西竟把我们给难住了，猜呀猜，总是猜不着，那谜底是硬缠着母亲说出来的，原来就是扇车。

吃的有了，穿的也不能马虎。母亲没明没夜地给我们拆洗棉衣，纳底做鞋，鞋帮一大捆，鞋底一大摞，粘了纳，纳了绱，麻绳是早就搓好的，打了结，一绾一绾的包在一起。

绱鞋的顺序由小到大，老规矩，急也没用，不用问，弟弟的鞋绱好后，就轮我了。母亲把鞋帮和鞋底对齐后，先把头和尾固定好，然后用锥子使劲儿扎个孔，从两面来回扯着麻绳绱起来，一针一针，绱得好慢、好慢，但不敢催，母亲说，吃针不匀，绱出的鞋不周正，不好看。

每绱好一双，父亲就会接过去，蘸湿鞋帮，用木制的鞋楦将鞋楦起来，再用小锤子敲打敲打。等晾干后将鞋楦取出，鞋头圆圆的，真好看，一试，挺合脚，我们高兴得跳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最终还是乖乖地脱下来，等年三十再穿。

我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我们能吃到父亲炖的沙鸡肉，母亲蒸的白面馍。

我盼望过年，因为过年，我们能穿上拆洗一新的棉衣和千层底的新实纳帮子鞋。

我喜欢下雪，只有下雪，乡村那幅不太平展而又略显呆板的宣纸上，才能显现出农家人有意无意间踩出的那些不太规则的几何图案，其中有直线、曲线，还有三角和圆。

我喜欢下雪，只有下雪，才能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张、王、李、赵，祖祖辈辈的生活之所以那样和和睦睦，相依相伴，原来，就是因为那么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的雪中小路紧紧相连。

我渴望再次走进皑皑白雪中的那个农家小院，那融满亲情的乡间路，似彩笔一般，勾勒出我如诗如画的金色童年。

我渴望再次踩出一串串嘎吱作响的雪地音符，也许正是这种天籁之声，谱就了我儿时如歌如梦般的悠悠岁月。

有父母关爱的日子，我从没觉得冬天有多寒；有父母相伴的日子，我从没感到生活有多难。

漫步雪中，我重温了发生在这座农家小院的历历往事，深深地陶醉在农家院特有的那种平和简单、温馨恬淡的氛围中。

伫立雪中，我仿佛听到父母的谆谆教诲、再三叮咛，感受到那段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同时也深深领悟到父母之爱的博大与深沉。

好希望故乡洁白的瑞雪，能抚平我纷乱的思绪，能沐浴我归来之后那疲惫的身心。

好希望温馨的农家小院，能和从前一样将我拥入怀中，让我酣畅入梦，让我一醉不醒！

三十六、叫魂

大概在六七岁时，我和几个小伙伴盯上了往地里送农家肥的那辆毛驴车，一则驴车比马车低，走得慢，我们能够追得上，再者车后那两个拐角攀爬起来特别好玩儿，因此，每当驴车打我家门前走过，我们几个便跟在后面，趁车倌不注意，纵身一跃爬上去，头枕着胳膊，双腿向上一蜷，随着车身的颠簸，去感受那种晃晃悠悠的美妙感觉。

谁曾想，只要有人爬车，这车辕就会翘起来，为此，我们没少被车倌大声呵斥过，也没少被扬在空中啪啪作响的皮鞭威胁过，不过没什么，有铁皮囤巴挡着呢，即使再长的鞭梢也奈何不了我们。但是倘若车倌气势汹汹地走过来那可就另当别论了，惊慌失措的我们不记得怎么跳下车来，更不记得怎样远远地跑开，只记得心脏“咚咚咚，咚咚咚”跳得那叫一个厉害。

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便跟上去故伎重演了，这让车倌很生气，也很无奈，他知道，这帮熊孩子是吓唬不住的，后来他索性跳下车来，一手拉着缰绳吆喝牲口，一手“啪啪啪”地甩着响鞭，并且不住地回头盯着，这一来，我们推推搡搡，谁也不敢近前了。

很快就知道什么叫乐极生悲了，因为偷偷摸摸爬车，我把腰给扭了。

那些天，只要坐下吃饭，我就会摸着后背喊腰疼，妈妈知道小孩子是不会说谎的，一定是出毛病了，于是请来邻村的“神官”给我看看，那时农村很落后，没条件看病，大家把一切希望都托付于神，神官呢，那当然是神的化身，只要经过他的手，那绝对没有治不了的疾病。

说来好笑，自从神官看完后，我就不再喊疼了，妈妈直夸神官灵验，啥病一看，立马见效。

殊不知，十几岁时锄地、收割，我的腰就出问题了，直到今天都留着病根儿。

遭报应了吧，这一切都是当年爬车惹的祸啊！

不过，说到那位神官，我不但不想质疑，反而还有些感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过去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让父母那代人在精神上有了寄托，在忧患中得到了慰藉，这难道还不够吗？

小时候，我特别害怕牲口，有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把我着实吓坏了。

那年秋天，父亲在场面劳动，我到那里玩儿，忽然间，我被牛角顶起，并且端着向前走去，吓得我哇哇大哭，父亲举着木杈赶紧跑来，那头牛脑袋一晃，将我扔到麦秸上，然后调头跑了。

那几天，我常常做恶梦，夜里不是大哭就是大喊，惊恐极了，妈妈说这是惊吓过度把魂丢了，于是张罗着给我叫魂。

叫魂是乡村常见的事，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

妈妈先找了一件我常穿的外衣，用别针把一块儿红布别在衣服后背上，再将衣服往箩子上一蒙，然后一手拿着箩子，一手拿着新笤帚，从大门外一边空扫，一边往回走，边走边拖长声音，高声呼叫着：“四四回来，四四回来！”姐姐赶紧应和：“回来了，回来了！”如此做法，要重复三次，据说只有这样丢了的魂才能叫回来。

妈妈进门时的那一幕更是至今难忘，她一手抓着上面的门框，身子向前弯着，一边空扫，一边继续高喊，连喊三声，然后来到炕沿边，将衣服给我披上，口中念念有词：“真魂上身了，真魂上身了！”姐姐赶紧应和：“上身了，上身了！”

说实话，她们的表情越严肃，越认真，我越是害怕，甚至不敢回头，生怕看到那个不知长得什么模样的真魂，但很快就消除了恐惧，变得得意起来，因为妈妈给我披上衣服后，还将一小块冰糖塞到我的嘴里，要知道，这一次给我吃的可是独食，就连最受宠爱的弟弟也没有份儿啊！

等妈妈又出去叫魂时，平时呡着吃冰糖的我，这次将它咬碎吃了，我知道妈妈再回来时还会赏我一块的，此刻这冰糖不仅甜在嘴里，同时也甜在心里，美在心里。

好笑的是，我很庆幸自己丢了魂，不然的话，自己这个排在第七位的不起眼角色，地位怎么能“蹭蹭蹭”地提上来呢？

这件事发生后，我胆子更小了，就连饲养院也不敢去了，不仅害怕牛，更害怕性情暴躁的骡马，生怕被伤着了。

大约十二三岁时，父亲去碾坊加工粮食，让我去饲养院牵牲口，饲养员大叔拉出一匹马，关照我说：“这马挺老实，你只管拉去吧，别怕！”

我硬着头皮将马牵出来，然后抓着缰绳的末端，紧盯着马的眼睛，一路倒退着走，下坡时，马小跑了几步，我也扭头小跑，结果马误会了我的意思，跟着大跑起来，吓得我变脸失色，丢开缰绳自顾自跑了，为此没少挨骂。

父母亲常说，牲口是通人性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伤人的，但是我不大相信。不过父亲讲的那件事倒是让我挺感动的。

父亲说，他八岁那年，从萨拉齐的老舅舅家骑着一头毛驴往回走，从前山到大后山，中间要穿过二架子山，路途很远，也很险，何况还是个第一次独自行走的孩子，人们怎能放心呢？可老舅舅却说：没问题，这头毛驴走过多次，认得路呢。果然，这头毛驴将父亲平平安安地送回来了。

感动归感动，但是对我这个被惊吓得失魂落魄之人，直到今天也没有拂去笼罩在心头的那片阴影。

三十七、迎喜神与送“穷媳妇”

在五六十年代的固阳大后山，村民有不少讲究，逢年过节那讲究更是多了去了，而且是越穷的地方讲究越多，也许是穷则思变吧，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乡俗民风了。

这些民俗活动中，最隆重的当数大年初一的“迎喜神”了。

初一早上，刚吃完饺子，村里的长者三爷爷（付三）就站在当村的空地上吆喝开了，这是一位爱热闹的老人，村里所有的红火事都由他来张罗，并且一手操办，所以很有人缘儿。

不一会儿，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来了，大家穿戴一新，脸上洋溢着愉悦的笑容，见面后彼此又是问候，又是祝福，特别喜庆。

等饲养员把牲畜都赶出来后，大家在三爷爷的带领下，吆着牲口，说说笑笑地爬上了西山，这一路上，骡马嘶鸣，羔羊咩咩，大人喊，孩子叫，好热闹啊！

上了西山后，老人们虔诚地烧香、祈祷，祈求上天保佑，年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年轻人则燃放爆竹，像和邻村竞赛似的，劈劈啪啪响一通。

尽管山上风很大，雪很厚，人们的脸冻得通红，但是谁也不愿离开，大家坚信，只有虔诚，诸位喜神才能迎进村，请进门，不用说，今年准是个好年景。

庄户人实在，对祭神的事真是桩桩件件办得细心，办得认真，这不，年三十晚上奉上“枣山山”供品，大年初一再将诸位喜神迎进村，请进门，如此这般虔诚，神灵岂能不感动？

正月初一迎回喜神后，正月初五就要送“穷媳妇”了，因为是不祥之物，自然是送得越远越好了。

先剪个小纸人，放在盛满垃圾的旧盆里，然后走得远远的，把垃圾倒了，把小纸人“穷媳妇”烧了，再放个响亮的二踢脚，嘴里还得念叨念叨，这样“穷媳妇”就被远远地送走了。

当年，我家的“穷媳妇”是姐姐和二嫂去送的，她们两个人都爱笑，走一路，笑一路，我跟在后面，还没走到河槽那边，我就不敢走了，只是远远地望着，随时准备捂着耳朵逃跑。

再看姐姐和二嫂，她们将拽出火药捻子的麻雷插到垃圾里，然后将纸人烧了，接着划火柴点麻雷，点完两个人扭头就跑，结果呢，等了半天也没响，回头一看，原来太心急，没点着，只好返回来再点，这次点着了，两个人也顾不上笑了，捂着耳朵赶紧跑，这一来反倒把我逗笑了，心想，难怪我害怕呢，原来她们也那么胆小。

对穷乡僻壤的农村人来说，送走了“穷媳妇”，心里就踏实了，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尽管解放了，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乡村，送“穷媳妇”的封建习俗还一直保留着，更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家的“穷媳妇”都是由姑娘和媳妇出去送的，送完之后，姑嫂嘻嘻哈哈笑着回来，仿佛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大事，一个个笑得那么爽朗，那么甜美，那么开心。

现在，迎喜神的乡俗还在，但是送“穷媳妇”被视为封建的迷信活动，所以早就被淘汰了。

三十八、二月二“转九曲”

童年不仅给我刻下饥饿的印记，同时也留给我一段段最甜蜜的回忆。

“二月二，龙抬头”，过了这个节，年的喧闹就该画上休止符了，新一年的农事活动从这里正式开始了，庄户人家选在这个节日吃猪头，显然，就是希望为新的一年开个好头。

乡间一年之中动静最大的莫过于二月二“点灯灯，转九曲”这项民俗活动了，几乎是人人参与其中，村村汇聚一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办得隆重极了。

在我们附近的村子中，陈家渠的灯会办得最为有名，虽然地处深山之中，但是它规模大，历史久，照样吸引了不少的人。

你看吧，这天傍晚，方圆十几里乃至几十里的人们，都会赶着马车从四面八方涌来，有拿手电的，有举火把的，远远望去，宛如一股股细流汇入灯的海洋，在那个靠煤油灯照明的年代，这种人山灯海的场面，实在壮观极了。

不知为什么，这么隆重的灯会，我只去过一次，又没有父母陪伴，只记得和村里的孩子、老人们挤在两辆马车上，后面跟着不少人，一路走，一路说笑，好不热闹。

快到陈家渠时，远远望见通明的灯火，隐隐听到了嘈杂的人声，我们高兴得不得了，老人们却在一旁反复叮嘱起来，什么转灯时千万不要离开大人，否则容易走丢；什么转九曲有讲究，转不对，即使是整整一夜，你也别想转出来，等等，等等，直说得我们玩兴大减，恐惧倍增。

转灯时，我们一个个紧紧拽着老人们的后襟不敢松手，因此，不论转到哪里，首先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再就是一个个黑糊糊的背影，然后才好不容易从人缝中看了几眼一晃而过的忽闪忽闪的明灯。

这些灯尽管零零星星，但是排列得很有规律，几尺高的杆子上，顶着一个小碗似的容器，里面的火苗一闪一闪，随风摇曳，简直好看极了。

就这样转啊转，我们一直转到了最里面，看到一块比较大的空地，中间立着一根杆子，名为老杆，俗有“抱老杆，生儿子”一说，所以吸引来不少围观的人。

我们跌跌撞撞地转了大半夜，费了很大周折总算转了出来，于是松了口气，坐上马车，一个个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不一会儿就打起盹来。一直等到人们都到齐了，马车这才“吱纽纽、吱纽纽”地上路了，我们又冷、又饿、又困，一路上直抱怨车走得太慢，太慢了，心里真是懊悔极了。

现在想想那夜转灯的情景，实在想不起更多的内容，但不知为什么，儿时的这段经历，不仅不能忘记，反而让我时时牵挂在心。

后来听说，这些灯盏全是用黄泥捏的，里面倒些胡油，将棉花搓成的灯芯放进去，为了美观，再往灯盏边沿粘些五颜六色的花纸条，图个好看，仅此而已，并没什么奥秘可言。

然而，我总是不大相信，也不愿相信，这灯果真是黄泥捏成的吗？为什么会那么耀眼，那么明亮，它不仅照亮了黑夜的乡村，而且照亮了一个个农家孩子的童心。

那段美妙神奇的“九曲”，又会是怎样的造型，它的百转千回，千回百转，难道不正是向人们预示着未来，预示着人生？

当然，我更忘不了的是家乡父老憨憨的笑容，浓浓的真情，以及转灯时表现出来的过分虔诚。

留住这段记忆吧，留住它，就等于留住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留住它，就等于留住了一颗纯洁无瑕的童心。

三十九、县长下乡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常有干部下乡，当年的驻社干部不论到谁家吃饭，都要付钱付粮票的，一天两顿饭，也就是几两粮票几毛钱，即使推让半天，你也得收下，他们会坦诚地告诉你，口粮人人一份，这是组织纪律，这是执行规定。

听父母亲说，当年康通宝县长下乡，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轮着到各家吃饭（派饭）。每次来家里吃饭，总是盘腿往土炕上一坐，嘘寒问暖，拉着家常，给人的感觉又随和又亲切，就像自家人一样。

一次，康县长来我家吃饭，刚刚端起了碗，弟弟就拉了，怕妈妈尴尬，康县长赶紧打趣地说：“他婶子，没什么，常言说得好，炕上得有个拉屎的，坟里得有个烧纸的，这可是自古以来留下的。”

这番话说得那么朴实，那么真诚，让人觉得县长和咱老百姓真的很亲近，很贴心。

到我记事时，常来村里的是孟和巴彦县长，孟县长是蒙族人，个子很高，腰板很直，穿着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走起路来“嘎噔、嘎噔”特别精神。

孟县长真行，下来几次，竟然把社员们的名字全都记住了，和大伙儿谈话时，他常常微笑着，一边说，一边摸摸我们的脑袋。

这一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真有些飘飘然起来，你看吧，不论县长大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紧跟到哪里，一会儿摸摸光溜溜的小汽车，一会儿瞅瞅亮锃锃的黑皮鞋，真可谓大饱了眼福，也大开了眼界。

跟我们充当同样角色的，还有村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傻子，孟县长每次来村都很关照他，并且能给他带来一些实惠，所以这个傻子也亦步亦趋，跟在了孟县长的后面。

傻子说话结巴，平时很难听清他说些什么，可最要命的是，有一次，他竟清清楚楚地说了一串混话，什么“皮鞋一蹬，我和孟县长老婆结婚。”怕听不清，又凑到孟县长跟前重复了一遍。

孩子们不懂事，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社员却面面相觑，偷偷瞅着队长，看他如何反应，队长呢，一惊之后一愣，竟然僵在了那里。好在孟县长依然憨憨地笑着，不嗔不恼，全然没当回事，人们这才放了心。

你别说，几任县长这么一来二去，我村还真的发生了一些改变。

首先，住在后壕里的人们终于走出窑洞，陆续搬进盖在村子前面的土坯房，新房的格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一门一窗的单间，还有里外间，窗户呢，有夹耳窗，有满面门窗，那真叫一个气派，一个亮堂。

最大的变化是村里办起了高小，原来只有一至四年级，现在是一至六年级，也就是说，孩子们在这所学校就能完成小学学业了，在荒僻的小山村，这的确是件震撼人心的大事情！

说到县长下乡，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

三年级时，班主任菅老师把我和张二喜叫到办公室，要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县长下乡”，歌词是：

“老两口同年呐，五十八呀哈，越活觉得我劲头越大呀哈，新人那个新事呀哈，.叫咱开了眼啦哈，手拉着手儿唱一唱心里的话呀……”

菅老师照着歌本教一句，我们站在旁边唱一句，趁他不注意时，我赶紧扭过头擦一把眼泪，然后接着再唱，那声音都拉着哭腔了，可菅老师愣是没发现，仍然一句一句地教着。

那个年代的同学很封建，同住一个村的男女同学，一进校门就像不认识一样，谁也不敢和对方说话，想想看，一旦我和张二喜扮成老两口演了这个节目，那得让多少同学编排、多少同学笑话啊！我当时胆子很小，不敢向老师说不，只能委屈得偷偷抹眼泪。

这个节目究竟演了没有，我不记得了，但是却牢牢记住了这首歌。六十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我还能一字不差地唱下来，什么原因呢？究竟是歌词感染了我，还是情绪左右了我，我想，大概是因为那位县长吧。

记得当时唱到“县长前头走哇，穿着粗布的褂呀，扛着一样的锄哇，说着贴心的话呀，地里把活儿干真是个老行家呀哈”时，我觉得这位县长就是父母口中的康通宝县长，那么朴实，那么亲切，和村里的叔叔大爷没什么两样。

四十、哥哥参加工作

六一年，哥哥大学毕业，当时我只有六岁，全家人满以为他能分回来，谁知竟分配到青海，这一来离家更远了。从哥哥的来信中得知，那里刚刚发生过叛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哥哥他们公安分队上街，还得全副武装，很少单独行动。

哥哥刚去，闷得慌，就到附近的山上随意转转，一上山，竟然惊奇地发现了不少奔跑着的盘羊，于是他赶快返回单位取枪，没想到大家正为找不到他而着急呢，哥哥的这次单独出行，在单位里着实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恐慌。

那一年，哥哥领着女朋友姜桂兰回来了，妈妈在灶上忙乎了一通，用香喷喷的炖鸡肉炸油糕招待客人。

姜桂兰是位东北姑娘，个头不太高，梳着两只“吊辫儿”，特别精干，特别漂亮，我们全家人自然是很高兴了。

当时，哥哥患了重感冒，临走时似乎好一点。然而，在长长的旅途中，哥哥竟晕了过去，等他醒来后，发现身边围着医务、乘务人员，却不见了自己唯一的皮箱。

据乘客讲，在某一小站，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拎着一个与其身份很不相称的皮箱下车了。乘警立即与沿线各站联系，极力找寻，但失物已如黄鹤一去，永不复返了。

巧的是，哥哥在昏迷中恍惚觉得自己正在洗澡，那水热乎乎的，让人洗得好不痛快！谁知，自己所有的粮票、钱，所带的衣物，都被这一澡洗劫一空了。

当他两手空空回到单位，说他的皮箱丢了，现在的自己乃是身无分文，人们还以为他开玩笑呢，因为在这位年轻人脸上，并没看到一点沮丧的神情。

极度困境中，哥哥在同事的帮助下，靠自己顽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终于度过了难关，压根儿没把这事告诉家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接到姜桂兰的来信，信中说，她此时正坐在东去的列车上，离咱家越来越远了，越远她越想念咱家，从老人到每一个弟弟妹妹，都特别好，感觉特别亲。遗憾的是，哥哥和她分手了，她无心继续待在这里，只好含着眼泪返回东北去。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家人都哭了，读信的姐姐更是泣不成声。妈妈气得声音都变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说等哥哥回来，非和他算账不可。

哥哥回来后，任妈妈责骂、数落，数落、责骂，后来妈妈哭了，哭得很伤心，哥哥却笑了，他对妈妈说：“小姜对你们挺好，是吧？可她跟我结婚的条件是调到东北去，断绝和这个七狼八虎的大家庭的一切往来。你说，容不下咱家的媳妇，我能要吗？”

哥哥择偶的重心、砝码，始终都是这个家。

第二年，哥哥调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保卫处工作，回来探亲，经富刚哥介绍，哥哥认识了嫂子，并很快确定了婚事。

四十一、哥嫂结婚

哥嫂于六三年结婚，那年我八岁，妈妈领着我和弟弟坐着胶轮马车去固阳，车上拉着几捆麦子喂牲口用，还拉着一捆葱。

四十里的漫漫路途，实在让人闲得无聊，于是，我就剥麦粒吃，结果让一根麦芒卡在嗓子眼儿上，妈妈吓坏了，硬逼着我吃葱叶，我不干。好不容易路过一个马车店，妈妈要了一碗烩菜莜面让我大口大口往下咽，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因为富刚哥和哥哥是最要好的同学，是结拜兄弟，所以进城以后，我们就来到干妈家，那时我既新奇自来水，又稀罕电灯，走在街上，只觉得两只眼睛不够用，看看这，再看看那，不知不觉中竟给走丢了，我吓得大哭，一栋房一栋房找，总算找回来了，真是又添忙，又添乱。

晚上，参加哥嫂婚礼的亲友都陆续来了，我和弟弟不停地爬上桌去抓糖果，没办法，哥哥只好把我们领出去，在校园里来回转，我们很高兴，可他却一边走，一边叹着气。

仔细想想，真的很无奈，哥哥和弟弟相差整整二十岁，年龄的悬殊，阅历的差异，使我们之间有一段永远也无法拉近的距离。

晚上，我想去看新媳妇，可哥哥不让，他把我和富兰姐留在新房看门。说是新房，其实只是嫂子在学校的一间单身宿舍，床上放着两套被褥，仅此而已，就连锅碗瓢勺，都是二哥后来给添置的。

这样一穷二白的家境，的确是太难为嫂子了。

后来，嫂子去了趟洛阳，为了省钱，她带了许多干馍片路上吃。过年回家时，嫂子给我们讲了洛阳拖拉机厂五分钟生产一台拖拉机的盛况，她讲得那么绘声绘色，令我们既难以置信，又无限神往。要知道，建国仅仅十几年，这样快速的发展，怎能不让人如闻天方夜谈一般。

年后，生产队第一次开会，嫂子也主动参加了，她落落大方地站在那里，给乡亲们拜过年后，唱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春耕夏锄全想到，问寒问暖问辛苦……”

嫂子长得憨憨的，唱起歌来深情款款，很有磁性，她的音色既甜美婉转，又不失醇厚圆润，是标准的女中音。

乡亲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一个个使劲儿拍着手，交口称赞道：不愧是张凤鸣的媳妇，能和咱想到一块儿，说到一块儿，跟村里人没什么不一样，这样的好媳妇，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哇！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说嫂嫂，道嫂嫂，我家来了个胖嫂嫂……她广播，她读报，国家大事咱知道。大哥总算有眼力哟，给咱们找了一个好嫂嫂。”

我们觉得这首歌简直是给嫂子量身定做的，所以特别爱唱，真是百唱不厌。

四十二、憨憨的嫂子

暑假期间，嫂子第二次回来，下车时，锄地的人们刚好进了村，和大家打过招呼后，嫂子从二姐手中接过锄头，笑呵呵地往肩上一扛，欣然走进这支灰头土脸的劳动大军中，她朴素的衣着，亲和的态度，往人群里一走，和村里人几乎是一模一样。

大伙儿想听歌，嫂子也不推诿，边走边大大方方地唱起来：“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劳动的热情高万丈。”

听着听着，人们的脚步放慢了，甚至不走了，不知不觉将嫂嫂围在了中间。嫂子很高兴，也很激动，她清了清嗓子接着唱起来：“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东坡唱起人民公社，西坡唱起银水河，河水淙淙流不断，东坡西坡米粮坡……”

嫂子的歌唱得固然好，不过最叫人感动的是，她的每首歌都讲农村的事，都离不开庄户人的生活，听她的歌，不仅是听觉的享受，还有一种视觉美感，歌中展现的一幅幅新农村的美丽画卷，那不正是咱村里人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吗？

嫂子的歌啊，不像出自口中，倒像从心底流淌出来的甘泉一般，甜美，清纯，质朴，自然，听得让人好亲切，好感动，好舒坦。

嫂子生下莉莉后，妈妈过去伺候月子，结果城乡观念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妈妈按农村习惯，认为生完孩子这个月，产妇就该喝稀粥，吃面条，肉呀菜呀统统吃不得，嫂子实在饿得不行，就偷偷地找东西吃，结果肚子疼痛不说，全身都很不舒服，她又委屈，又伤心，暗地里没少掉眼泪。

初为人母，嫂子自然是很溺爱襁褓中的小宝宝了，孩子哭闹时，她想抱一抱，可妈妈不让，说这么娇惯下去，娃娃会很累人的。哄孩子睡觉时，嫂子唱起了《摇篮曲》，妈妈很生气，大声抱怨道：“这么吵，娃娃咋能睡得着？”

一个月终于熬过去了，妈妈临走时，嫂子将本月的工资硬塞在妈妈的包里，并且送给妈妈一件她在月子里亲手编织的新毛衣。

这下该妈妈掉泪了，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媳妇一个人带孩子持家很不容易，再说刚刚成家，经济并不宽裕，这些钱物带在身上，好像胸口压了块石头，心里沉得慌。回村后，妈妈整天念叨的不是自己憨厚的媳妇，就是那个牙牙学语的小孙女，一度时期，好像顾不上牵挂她的大儿子了。

两年后，大晶出生了，而立之年的哥哥终于盼来了儿子，那份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后来，妈妈让爱叶姐去嫂子家帮忙，不久哥哥也调了回来，两地分居的哥嫂终于团聚了，用妈妈的话说，她这个当妈的这下总算心圆了。

那时候，哥嫂都没有分到单位的房子，他们只能租住在固阳县交通科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属房里，外观看似平房，进去却是个窑洞，最多十几平米，空间狭小不说，其简陋程度也令人难以想象。

后来他们又在与之隔着几栋的后排租了一间平房，那是为家里人住宿方便而特意准备的，哥嫂的房在坡上，我们的房在坡下，所以就称之为“上房”，“下房”。

这个“下房”在当时为人们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条件，也招来不少的闲人，从此哥嫂家不光亲戚朋友来，村子里的人来，还有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过来，因此家里常常闹粮荒，经济十分拮据紧张。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出在嫂子身上，她待人实在是太真诚太宽厚了，不管谁来家，她都能容得下，有时候连我们都烦了，但嫂子还是那个样，问及原因，她一脸认真地说：“谁来了都是客，人家可是奔你哥哥来的啊！”

可不，哥哥于五七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建国后从大榆树滩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因此他不仅是家族的荣耀，而且让所有的家乡人都引以为豪，现在回到家乡，人们来家里吃吃住住，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嫂子这个人向来识大体，明事理，自然不会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了。

四十三、交流会

小山村是不甘寂寞的，这不，拨浪鼓刚刚响过， 赶交流的人们便从这条路上走来了。

一年一度的交流会远比过年热闹，今天请来晋剧团，明天迎来马戏班，还有杂耍、商贩，样样不缺。

那时的乡村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商贩进村后将行李放在村民家，一门心思做生意去了，晚上过来，炕上没地方那就睡在地下，在村民看来，买卖人不容易，晚上留宿在家那不算个啥。

晋剧团的戏台就搭建在老屋东边的那个大场面，鼓乐响起的时候，就是坐在家里也听得真真切切。

那天，妈妈和三舅领着我们几个去看《铡美案》，结果非常失望。我们先捂着耳朵熬过了那一阵锣鼓的敲打，而后又忍无可忍地听着那些慢悠悠的一句也听不懂的唱腔，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心烦，一个个脑门儿上直冒虚汗，真有些坐不住了。

就在这时，忘恩负义的陈士美被推了出来，要开刀问“铡”了，人群中立刻出现了一阵骚乱。

天哪，我们哪里见过这样凶险的场面，看看怒气冲冲的黑脸包公，再看看躺在铡刀上的陈士美，还有铡刀溅起的那一滴滴鲜血，赶紧闭上了眼睛，尽管紧紧攥着妈妈的衣襟，我的心还是“咚咚咚，咚咚咚”跳个不停。

中午吃饭时，我忧心忡忡地说到铡人一事，想不到全家人都笑起来，三舅告诉我说：“自古以来，说书唱戏那是比世劝人的，再说演陈士美的是戏子，真的杀了，谁还敢再演？”但不论怎样解释，铡刀边那一滴滴鲜血，最终还是让我恐怖了好长时间。

杂技团来了之后，让我们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刺激，什么叫惊险。

年仅十五岁的双兰兰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还是团里的顶梁柱，她盘着两条小辫儿，戴着两朵小白花，往台上一站，熠熠生辉，气质非凡。

双兰兰的两项表演令人大开眼界，其一，在一个高台上，她口含一枝铁花，全身倒立，双腿渐渐向后弯曲，最后蜷成一团，将腿搭在脸前，令观众拍手叫绝。其二，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她能潇洒自如地行走在晃悠悠的钢丝上，进行着各种高难度的表演，看得人们一个个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她的技艺的确很精湛，不过在大声喝彩的同时，善良的村民们不能不为她的安危悄悄捏一把冷汗。

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噩耗，双兰兰在走钢丝时出事了，这件事真让人心痛不已，扼腕长叹！

至于马术表演，更可谓花样百出，前所未见。

晋剧团走了，马戏团也走了，热热闹闹的交流会落下了帏幕，最终也免不了曲终人亦散。然而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它竟然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舞台和最宽阔的表演空间，让我村那些像着了魔一样的孩子都能一展身手，尽情地模仿，刻意地演练，并且乐此不疲，疯狂了好长好长时间。

不信你看，即使是几个小不点，只要凑到一块儿，不是踩着炕沿儿走钢丝，就是靠着被子学倒立，玩得开心，玩得认真，而且像模像样。

稍大一点的孩子，却成排地倒立在南墙根儿下，“裁判员”走过来走过去，看看谁的身子立得直，谁坚持得时间长，从而做出最后评判。这且不说，他们常常还会瞒着大人翻跟头，攀双杠，学骑马。跟头翻得最好的是二继子，起初他还是双手着地，到后来单手着地，并且能一连翻好几个跟头都不会脸红气喘。

再大一点的则学着“喊大戏”，品一品还真有些“阳春白雪”的味道。找一块破苫布，往两堵土墙上随便一搭，就是一个不错的戏台了。三后子（白玉明）当包文正，气昂昂地往那儿一坐，招儿姐演秦湘莲，她随手一拉，我们就成了那一双可怜兮兮的小演员的最佳人选。

让人想不到的是，我们要和“秦湘莲”一起跪在地下，一边哭天抹泪地叙述缘由，一边大声向包公喊冤。我们觉得好玩，跪在那里，不住地偷看招儿姐边诉说边抽抽答答假哭的模样，一个个捂着脸偷笑，后来实在装不住，索性哈哈大笑起来，为此还差点儿被罚下台。

说不上为什么，我始终认为，这出冒牌戏要比那些真正的大戏演得精彩，看得过瘾。也许是三后子、招儿姐的演技确实到位，也许是在根本看不懂戏剧的情况下，自己居然还有那么一次“粉墨登场”的搞笑经历，以致今天想来，那情景、那场面依然历历尽在眼前。

四十四、乡村往事

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很少惹是生非，更别说与邻家孩子吵架打架了。

说不上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居然和白女子姐弟仨在场面里打起来了。

对阵人数三比三，一方是三姐、我和三仁，另一方是白女子、武小平和武小双，本来是在场面玩耍呢，可不知为什么，耍着耍着就打起来了。

三姐是我方主力，她在冲锋陷阵之前冲我大声喊道：“好好保护住三仁！”

三仁打小体弱多病，何况只有五六岁，留在这里能不挨打吗？再说我也害怕这种打架的阵势，巴不得早早离开，现在三姐一喊，正中下怀，拉着三仁赶紧跑了。

一路上，我不住地回头，很为三姐的处境担忧。我知道，论打架，白女子不是三姐的对手，可她还有两个弟弟呀，三打一，三姐能不吃亏吗？不过，她让我保护三仁，我不跑又能咋地，于是心安理得地回家了。

一会儿，三姐“呜呜呜，呜呜呜”哭着回来了，进门后指着我的鼻子就骂，说我只顾自己逃跑，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结果让白女子姐弟仨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她越说越窝囊，越说越生气，后来索性嚎啕大哭起来。

我自知理亏，蜷缩在下炕一角，想安慰一下三姐，但是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怎么说。

前些天，我在家乡的微信群里见到了武小平，五十多年不见，感觉分外亲切，没聊几句，他就说：“四姑，我三姑在哪呢？你把她的号码给我，我想和她说说话，我和我三姑还是同学呢，多年不见可想她呢。”

奇怪的是，他一提三姐，我居然想起打架的那桩往事了，于是，在电话里原原本本讲了一遍，之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没想到武小平居然认真起来，他不无愧疚地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四姑，都怪我当年不懂事冒犯了你们，现在让我说一声，对不起！”

这下，我反倒忐忑不安起来，想想看，我们都是当年“跳农门”早早离开故乡的那帮人，一别五十多年，今日好不容易在微信群里相见，那该是何等激动，何等亲切？电话里回忆这些陈年往事，无非是想笑一笑，乐一乐，压根儿就没有谴责之意，更何况哪有追责十来八岁孩子的道理呢？

在我看来，发生在我们童年时代的那些琐屑往事，喜也好，忧也罢，不管是哭，还是笑，不论是吵嘴，还是打闹，经过几十年的封存、沉淀、发酵，今天啊，它们全都变得那么清新自然，那么感人肺腑，并且那么芳醇而美好。

大约十二三岁时，我们跟着贾世芳装神弄鬼去吓唬既胆小又善良的毛小嫂，结果反倒把自己吓得够呛。

这次行动选在毛小哥赶车外出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个个用炉灰抹了脸，再把衣服反过来披上，贾世芳用红纸染了大红嘴唇，嘴里含着一个长长的白纸条。

来到毛小嫂的院子后，贾世芳往窗前一站，“嘘”，“嘘”，将白纸条吹得上下乱飞，而我们这帮人呢，一个个张牙舞爪，拿腔作调，在院子里跳起了大神。

折腾了半天，这才发现，毛小嫂根本不在家，被惊吓的是聋大娘和几岁的小玲玲，见势不妙，大家撒腿就跑。

满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村东头就传来“玲玲——回来！玲玲——回来！”的呼叫声，原来聋大娘认定昨夜看见鬼了，正在给孩子讲迷信叫魂呢。

这一来可把我们吓坏了，大家意识到这次的祸真的闯大了，一旦被父母知道，不用说，少不了又是一顿胖揍，因此赶紧去给聋大娘作解释，之后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好话说得真不少。

可聋大娘偏偏不吃这一套，一、听不见，二、不想听，她认为自己看得没错，昨晚来到她家院里的肯定是一群魔鬼，你就是磨破嘴皮她也不会相信，依然给孙女又背红布又叫魂，一连几天都没消停。

这下可惨了，那几天我们天天背负着自责与惶恐，一个个魂不守舍，心神不宁，说实话，倘若需要叫魂的话，那么真正应该背红布的绝对是我们。

四十五、我和秋花

虽说是山村，可我村的土山包并不高，真正的大山在村子后面，离我村大约十里之遥。

每年深秋，村民都会到大山里打柴，早上出发，傍晚回来，每个人都背着一大捆理得齐齐整整的干柴，尤其是“柠棘儿”，引火快，烧得旺，耗得时间又长，因此成为人们进山打柴的首选。

那时候，有不少孩子随大人进山，我也想去，可妈妈就是不让。

大概十来岁时，邻居四姨夫要领着秋花上山了，我实在忍不住，瞒着妈妈一起走了。

在通往大圐圙的山路上，四姨夫系着绳子扛着镢头走在前面，我和秋花跟在后面，两人光顾嘻嘻哈哈地说笑，以致于把包在笼布里的玉米面窝头丢了个精光也不知道。

幸亏发现得早，赶紧原路返回，还好，那几个窝头不远不近地散落在石子路上，阳光下，黄黄的颜色显得分外打眼，分外招摇。我们将它一一捡起，吹一吹，拍一拍，往笼布里一包，接着就是一阵百米速度的奔跑。

终于追上四姨夫了，秋花庆幸地说：“多亏羊群还没过来，否则咱们中午就没的吃了。”

我笑了笑，心想，地上捡起的窝头，我才不会吃呢。

进山后，我们本想和四姨夫一起爬上去，可这里的山实在太陡了，刚爬了一截我的腿就不听使唤了，头也晕得厉害，因此只好两手着地，真的爬了起来，秋花看到后笑得前仰后合，她将我一把拽起，宽厚地说“我上去吧，你在这里接应就行了。”说完就奔山顶去了。

“柠棘儿”枝枝桠桠的，打柴时必须连根儿刨起，这种干柴刨得不容易，抱起来也很吃力。

秋花是个很懂事能吃苦的姑娘，为了照顾我，她一次次往返于山上山下，尽量把“柠棘儿”抱到相对平缓之处，结果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

太阳偏西时，四姨夫和秋花一起下山了，秋花打开笼布，将一个窝头硬塞到我的手里，闹得我真有点左右不是，进退两难。

说来好笑，从打接住这个窝头，我的肚子就“咕咕咕咕”地叫起来，口水也好像要流出来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拿起窝头就是一口，嗬，太好吃了！不信你尝尝，发酵后微微发酸的玉米面，夹杂着糖精丝丝缕缕的甜味，真是要多爽口有多爽口，要多香甜有多香甜。

返回时，四姨夫将“柠棘儿”分成大中小三捆，不用说，最小的那捆是分给我的，当时我非常气愤，什么四姨夫啊？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谁知走了一段，背上的干柴就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压得我几乎连腿也迈不动了，要知道，出了山还有好几里路呢，像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啊！

还在抱怨四姨夫吗？当然不会了，看着他们父女俩背着大捆干柴走得那么艰难，那么缓慢，我的心中顿时泛起了一种莫名的庆幸与释然。

说来好笑，当年有人给秋花介绍了对象，家住油坊壕，不知为什么，秋花不同意，但是大人说了算，压根儿就由不得她，两家大人连订婚的时间都说好了。

这天中午拔完麦子后，秋花约我和她一道去趟油坊壕，她要瞒着家人把婚退掉，我当然不含糊，满口答应了，于是俩人拍打拍打身上的泥土，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这样，十六岁的秋花领着十五岁的我一同来到油坊壕，几经打问终于找到那户人家，结果三言两语就把这门婚事给退了。

正是吃午饭时间，那家老人执意留我们吃饭，我俩当然不肯，彼此将手一拉，赶紧出了门。

路上刚好经过一个作坊，几位大师傅都出来了，他们好像知道点什么，对我们评头品足，指指点点，我俩很窝火，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然而这一眼却把我们看懵了，这究竟是什么人啊！一个个光着膀子，打着赤脚，身上系一条黑黢黢油亮亮的大围裙，男不男女不女，怪吓人的，该不会穷得连衣服都穿不起吧。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座多年的老油坊，人们管那些系围裙的叫“油大师傅”，他们干的是苦力活儿，加之油坊像蒸笼一样闷热，所以榨油时是穿不了衣服的，一般只系个油渍麻花的大围裙，这就足够了。

返回的路上，我俩有说有笑，感觉十分轻松，但是快进村时我忽然有些担心。要知道，秋花的父亲是个羊倌，平时凶巴巴的，一不高兴就用鞭子抽人，一旦知道秋花自作主张退了婚，又会怎样呢？

真不知秋花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居然不惧皮鞭的恐吓，果断了结了此事，好有胆识啊！

我呢，当年只有十五岁，竟然敢怂恿秋花抗婚，还真是个不怕惹事的主啊！

那是我第一次去油坊壕，一路上，没少报怨秋花的父亲不讲理，太蛮横，并且为秋花的包办婚姻打抱不平。

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其表现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

四十六、耕读之家

六三年，普师毕业的姐姐考上代课教师，被安排到三城仁壕小学从事教学工作了。

姐姐和二姐的性格大相径庭，姐姐温柔，二姐威猛，对我们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姐姐喜欢好言相劝，二姐主张武力搞定。

我打小就爱睡懒觉，二姐对此深恶痛疾，早上叠被子时，她先是凶巴巴地喊一声：“赶快起！”然后从后炕开始，一床一床地叠，到了我这儿，看我还在装睡，更来气了，“噌”的一下，将被子拽走了。

我是谁啊！想当年家里人都管我叫“死牛头”，这可不是浪得虚名，咱也是有名的“窝里横”，二姐来硬的，我偏偏不买账，索性将胳膊一抱，蜷缩在毡子上与之抗衡。

二姐真沉得住气，她把被子叠完，就开始卷毡，对付我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只需将毡子猛地一提，“嗵”的一声，我就被重重地扔到炕席上了，爱哭爱闹，随便你。

可姐姐不然，她总是和颜悦色地说话，柔声细语地哄我们，让人听了很贴心，很受用。

姐姐喜欢唱歌，尤其是那首《美丽的哈瓦那》，唱得那么深情，那么动听：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

爸爸爱我像宝贝，邻居夸我好娃娃，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亲爱的妈妈……”

唱着唱着，姐姐的声音颤抖了，听着听着，我们的眼泪便掉下来了。

姐姐捧读哥哥的来信，那画面很生动，很感人，每次读信都有一种仪式感蕴含其中，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一封信，常常是读了又读，听了又听，怎么读也不满足，怎么听也不尽兴，读到最后，姐姐的声音哽咽了，妈妈撩起衣襟抹开了眼泪，我们几个也抽抽搭搭地哭出了声，就像刚刚还和哥哥面对面交谈呢，可一转眼哥哥就走了，看不见了，我们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呢，感觉空落落的，心里真的好痛，好痛！

感受过如此的氛围，接受过这样的陶冶，我们好像忽然间长大了，也懂事了。

比如，从哥哥深情歌唱的《洪湖水》中，我们悟出了无比深沉的游子思乡。

从二哥用一把放羊鞭成就哥哥学业的故事中，我们读出了那份励志与担当。

从姐姐《美丽的哈瓦那》那优美的歌声中，我们听出了一种莫名的愁烦与淡淡的忧伤。

从二姐《幸福不会从天降》中，我们懂得了二姐的心迹与志向，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她要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用辛勤的汗水去改变去建设自己的家乡。

在我们兄妹八人中，这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出生在解放前，他们比我们吃的苦多，受的罪多，但是他们一个个有理想，有志向，从小就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担当，成为我们做人的标杆，学习的榜样。

四十七、三城仁壕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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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年，我村成立了高小（一至六年级），普师毕业的姐姐考上代课教师，被安排到我们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了。

学校建在村里的庙院里，前面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小操场，后面是两排低矮狭小的土坯房，破庙虽然被拆除了，但是半截大钟还挂在那里，上下课时，值班老师“当当当，当当当”敲几下，那声音好浑厚啊！就连村子的角角落落也能听到它的回响。

教室的窗户是个正方形，很小，没有玻璃，窗棂上糊着一层白麻纸，倘若破了，用麻纸打一块“补丁”，小小的窗户乃是补丁摞补丁，和我们的衣服没什么两样。

桌凳呢，全是用黄泥垒起的长方形土台，为了把这些土桌子泥板凳做得有棱有角，像模像样，村民们真是费了不少心思，这不，“桌面”下边有放书包的“窑窑”，最下面留有伸腿放脚的空档，这些桌凳一排一排整齐地伫立在教室地上，坐上去让人感到那么舒坦，那么稳当。

别看这些手工垒起的土桌子泥板凳，尽管土得掉渣，尽管不太规范，但是，它出自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之手，确实不容易，不简单。

想想看，这些村民没上过学，根本不知道桌凳长得什么模样，这一切的一切，全靠智慧，全靠想象，但是却做得有棱有角，像模像样，无处不用心，无处不关情，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啊，以致今天想来，让人犹闻泥土之芬芳，犹感乡情之厚重，那创意，那格调，活脱脱就是一尊尊别具匠心的校园泥塑作品。

当时我们一门心思等着下课，铃一响，你看吧，蹭了一身黄土的同学们赶紧跑出教室，女同学则是踢毽子，跳方方，踢毽子是石素林的拿手绝活儿，她的一双白毡靴将红鸡毛毽子踢得上下翻飞，“噔噔噔”作响。

男同学呢，要么将一个膝盖弯成直角“碰拐拐”，要么就靠着南墙“挤扛扛”。

最好笑的是“挤扛扛”，那帮男生往南墙根儿一靠，使劲儿挤啊挤，扛啊扛，兴致勃勃地玩儿起来，这下可好，黄泥巴不仅蹭在了身上，而且还涂抹在人们的手上脸上，可大家在意的是怎样去玩儿，至于身上脸上嘛，蹭点土又能怎样？

一次，当我们拍打尘土准备进教室上课时，贾世民跟在后面慢条斯理地说：“拍打甚了，咱们庄户人还怕尘土吗？”

接着，他像背诗一样振振有词地说道：“老祖先说了，吃土穿土指土过，离开黄土没法活，老婆全靠土娶过，死了还得土打落（掩埋），你们忘了？”

哈哈哈哈，这个活宝把我们都逗笑了，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

我常常想，之所以那么怀念那片故土，还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土里生，土里长，刨着黄土长大的吗？

那时候，黄泥巴蹭在身上，还涂抹在手上脸上，几乎天天都是这样，但是大家谁也不觉得脏。

也许正因为这样，长大后便会深情地眷恋那片热络的故土，便会执着地怀念自己的家乡，那份乡土情啊，却原来早已融入血脉，并且与日俱长。

几年后，清脆的手摇铜铃声取代了古老的半截大钟，本色的木制桌凳取代了土桌子泥板凳，原本逼仄的教室一下子宽敞了许多，而且生源也广了，周边村里的孩子都来我们学校就读，如大水卜洞、生机图、油坊壕、一社、二社等地，最远的村子离得十几里路呢。

当年放学要排路队，各队清点人数，值周老师讲话，之后，远路的先走，本村的后走，出了校门后，往南走的那一队是回油坊壕的，往东北方向走的是回生机图的，大水卜洞的学生从我家门前路过，他们翻过我家房后的小山包，一直向后面的大山走去。

因为好奇，我曾不止一次地目送他们远去，也曾想象过那些村子的模样，不用问，油坊壕肯定有个油坊，大水卜洞一定有个水卜洞，不然怎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呢？

对我们这些守家在地的学生来说，根本不知道这些跑校生每天要走多远的路，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寒来暑往的那份辛苦。

说到排路队，还有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放学时，我们背起书包赶紧跑到办公室门前排路队，那时候我们最大的理想是打排头，只要打一次排头，那么“头把交椅”就是你的了。

为了这份“荣耀”，我和康永明争来抢去，互不相让，有一次还差点动了手，以致几十年后相见，我俩还不忘打一次口水官司，清算一下当年留下的那本陈年老账。

2

学生多了，办学条件也改善了，于是我们学校新建了几间教室，并且为远路的学生安排了住宿。

因为有住校生，晚上总有人在教室里上自习，后来本村的学生也来了不少，大家都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三姐也做了一个，我跟着她去过几次，看到教室里每人脸前都摆着一盏自制的煤油灯，那小火苗一闪一闪，宛如烛光一般，把寂静的校园之夜渲染得神奇而梦幻，好美啊！

一次，我到校后，看到几个住校生不进教室，七歪八斜地靠着土墙晒太阳，一问才知，是煤气中毒了，据说给喝了不少酸菜盐汤才救过来的，可看上去他们和平时并没什么两样呀！

那两天这帮人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继续晒太阳，据说头疼得厉害，所以学校给予了特殊照顾，而我们根本不知道煤气中毒是怎么回事，又听说给他们改善生活，吃面条，不用说，那就更羡慕了。

结果你猜怎样，这样的馅儿饼竟然也掉到了我的头上。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我也不想起床了，起来后又不想上学了，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嗯，脑门儿热乎乎的，就是病了。”

这一来，我不但不用上学，在白面稀缺的情况下，妈妈还给我开了小灶，煮了面条，我的待遇居然和住校生一样了，心里别提多么激动、多么庆幸了。

尝到甜头后，我总想装病，但是真病假病，妈妈一摸脑门就知道，我这点小伎俩，又岂能骗得了？

那年冬天，油坊壕买回一台小钢磨，它预示着推碾子围磨的“石器”时代就要结束了，“电器”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对荒僻落后的小山村来说，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一件大事啊！

利用周末，学校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前去参观，我们排着队兴冲冲地走到油坊壕，参观完走回来，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鼻涕直流，腿疼得几乎迈不动了，这才体会到跑校生的艰难。

相比之下，我们守家在地，条件真是太好了，而自己还萌生过逃学的念头，多不应该啊！

第二年夏天，我们去新建公社参加运动会，拉着东西的马车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李鲜梅最小，中途坐上了马车，其他人都是靠脚板走完的，要知道，那可是三十多里的砂石公路啊，对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真是一次长途拉练了。

别看三城仁壕小学只是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小学，但是它却倾注了所有老师的心血，寄托着全村人的希望，至于我们呢，那是一方启蒙之地，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要隆重推出一位长者，一位为乡村教学呕心沥血、乃至付出一生的人，他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建校元老——贾忠老师。

就我家而言，贾老师教过哥哥二哥，教过姐姐二姐，后来又教我们姐弟几个，那是怎样的一份功德啊，让人永远感恩在心，没齿难忘！

记得那天，我和贾世芳没完成作业，放学后被贾老师留在教室，我吓哭了，贾世芳也跟着哭，我问她：“你哭啥呀，贾老师是你爸，他能不让你回家吗？我才真的回不了家了，这可咋办呀！”话没说完，又“呜呜呜”哭开了。

每每想到这件事，我不禁哑然失笑，其实贾老师并不严厉，但是我们很怕他，那种怕，应该就是敬重，或者说是敬畏吧！

可不，从教几十年，贾老师一直坚守在家乡这所小学校的三尺讲台上，他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把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把满腔热情都倾注在家乡的教育事业上，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仅是恩重如山的老师，更是一位让人永远怀念、永远敬仰的巍巍尊长。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我校还增加了一门文学性很强的故事课，就当年的农村小学课程而言，那可是绝无仅有的一大创新，一大变革。

说到这门功课，就不能不夸夸姐夫了。

姐夫叫杨化林，出生在一个诗书之家，他的父亲毕业于燕京大学，由于家庭学术气氛的熏陶，姐夫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西斗铺学区，后来调到我村当了教导主任，没多久就当了校长。

姐夫看到乡村太闭塞，孩子们知识面太狭窄，于是顶着压力把故事会搬进了课堂，从此我们这帮幸运儿就能坐在教室里听小说连播了，那可是我们早期的文学启蒙啊！即使是今天的小学，要做到这点，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奢望。

印象最深的是长篇小说《红岩》，姐夫讲得抑扬顿挫，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如狂，一节课像眨眼一样很快就过去了，而我们的心依然留在白公馆、渣滓洞，依然沉浸在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杨等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中，那真叫感动不已，欲罢而不能。

从那时起，我们就萌生了一段英雄情结，并且和文学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乡村教育工作者的姐夫，在为学生打开一扇门的同时，又执着地推开了一扇窗，使我们这帮农家孩子有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并且坚定了人生的信念与方向，那该是怎样的大格局，大手笔啊！

四十八、姐姐的教学生涯

说来有趣，我和姐姐是同时进校的，我上一年级，她当老师，不过姐姐没教过我，我的班主任是张玉萍老师。

最有意思的是，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姐姐和张玉萍老师组织我们围坐在一起“丢手绢”，或者排成一行跳“安代舞”，小小的校园处处欢声笑语，热闹异常。

每年开学，我们是不用为学杂费犯愁的，有姐姐挑大梁呢，当时，姐姐的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开学时除了给我们交学杂费、买学习用品外，她那点微薄的收入就所剩无几了。

为了节约纸张，每到开学，姐姐就会买大白纸给我们钉作业本儿，用她的教案背面做练习本儿，平时姐姐是不允许我们随便撕本儿的，直到现在我也很少从本儿上撕纸，总感觉就像搞破坏犯错误一样。

记得那次，我的算术做得一塌糊涂，常文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将打着红X的作业本推到我面前，批评我写作业不认真，相同的错误一犯再犯。

我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常老师生气了，顺手将蘸笔一甩，笔尖不偏不倚扎在我的作业本上，而后，那支蘸笔歪歪斜斜立在了上面，我的本儿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红点，顷刻之间，红点变成了圆圈，并且很快扩散开来，晕染成红红的一大片。

当时我吓坏了，看到受了重创的作业本，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心想，好端端的一个作业本就这样作废了，这让我怎么向姐姐交代呀。

在学习上，姐姐对我们的确付出不少，生活方面也关照得十分细致周到，不过在姐姐眼皮下做事，那叫丁是丁，卯是卯，你休想钻空子，耍花招。

小时候没钱，买东西用鸡蛋去换，一次，姐姐给了现钱，要我去供销社买东西，并慷慨地答应剩余的钱给我们买红枣。

当年我大概七八岁，但论起偷鸡蛋换蜜枣的小把戏属实经验老到，只是从没用现钱买过这些食品，有些不知深浅，所以红枣到手后首先装了两把，相信这一切做得很巧妙，谁也发现不了。

谁曾想，姐姐只看了一眼就追问起来，并且不依不饶，我一看不妙，赶紧撒谎说红枣涨价了，并且主动提出让三姐和三仁分吧，我不要了，三姐三仁也不客气，果真两个人瓜分了。

起初我还装着，玩着玩着就忘了，他俩吃，我也吃起来，三仁还小，他以为我会变魔术呢，瞪大眼睛问：“四姐，你没分，从哪变出来的红枣？”

我知道自己这叫不打自招，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我甚至觉得，有个当老师的姐姐一点也不好。

姐姐体质虽弱，但是有恒心，有韧劲儿，只要认准一件事，她就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因为是代课教师，姐姐的工作地点经常变换，那一年，她被调到离家很远的下湿壕学区索儿图小学，妈妈只好让我跟去作伴，并且在那里上学。

说来好笑，我和二姐能够冰释前嫌，还是因为去索儿图小学，还是因为去“投奔”姐姐。

那年我只有十一岁，说到出门，自然是喜不自禁了，但是当二姐用自行车带着我一路向东，愈走离家愈远，愈走感到愈陌生时，我有些后悔了。

第二天早上，二姐就要回去了，她推着自行车爬上村边那个高坡，回头向我和姐姐挥了挥手，然后将车子一蹬，很快就走远了，看不见了，我忽然觉得那么不舍，那么依恋，心里空落落的，眼泪都出来了。

要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二姐，平时凶巴巴的，在家里我可没少领教过她的拳脚，然而就在这分别的一瞬间，我却感到她那么美丽，那么亲切，平日积攒的那些恩怨全都烟消云散了，我甚至觉得，在这把保护伞下，你不仅有一种安全感，而且还会有一种幸福感，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远离父母所尝到的分别的滋味，体会到异乡的孤独吧。

索儿图小学的条件很差，姐姐调去没地方住，只能住在教室里，教室后面有一个很小的棋盘炕，白天当教室，晚上当宿舍，时间一长，自然有诸多不便，于是寄居在高老师女儿毛女子家。

为了领取救济粮，毛女子家不是高粱米就是棒子面，努力打造成贫困户的模样，尽管姐姐交的钱不少，但是伙食天天都是那么差，实在没办法，姐姐只好每天买个月饼给我补贴一下，可我倒好，每天眼巴巴地等着那个月饼，干脆不好好吃饭了。

在索儿图上学时，有两件事让我大开眼界。

首先是剪纸。这里是山区，村里的姑娘媳妇都喜欢在做针线之余聚到一起剪纸，她们将花样缝在折叠好的红纸上，然后支在煤油灯上来回转着用烟熏，熏完取下样子，用小剪子将黑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剪下来，这样一个精致的图案就出来了。

其二，这里有一群黑不溜秋的成人，他们的衣服黑乎乎脏兮兮的，头盔上顶着一盏贼亮的矿灯，手里还拿着一根小棍儿，特别吓人。

后来才知道，这是被当地人称为“窑黑子”的采煤工人，出于好奇，我和同学还到过半山上的煤窑井口，亲眼看到他们猫着腰，拄着棍，将煤从幽深的矿井里背出来的那幅情景，出来后，除了转动的眼球有半拉白色，其余的和煤一样，全都黑黢黢的，特别瘆人。

“背炭弯腰四腿走，掏炭不见红日头，四面石头夹活肉，性命握在阎王手”。这就是那些采煤人的真实写照。

至于那倾斜的井口呢，更像一个阴森森的无底洞，看一眼都会让人惊悚几分，为此我还做过好几次恶梦。

四十九、美轮美奂的“黄河谣”

后来姐姐又调到离家更远的电报局小学，那里学校大，学生多，条件比索儿图小学好了许多。

起初我害怕那些老师，不敢去食堂吃饭，每顿都让姐姐送回来，秦师傅听说我不喜欢吃莜面，于是就做一块蒸饼，也算给我开小灶了。

一次，姐姐打蒸饼烩菜时还带回点凉菜，我把凉菜吃完，剩下的半碗盐汤不知咋办，只好把蒸饼泡在里面，硬着头皮吃了。姐姐知道后问我为什么不倒掉呢，我说：“那是你花钱买来的呀，我没舍得倒”。姐姐一听，真是哭笑不得，她告诉我，我和她花一样的伙食费，以前没打菜是因为我不吃莜面，并不是不花钱啊！

当时我在班上学了点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唯一的收获是记住一首歌：

“排着队，唱着歌，旅行真快乐，树儿绿，花儿多，暖风吹着我。走过石桥，爬上山坡，咱们一块儿来玩儿吧，旅行真快乐。”

歌是会唱了，词也记住了，但“旅行”是什么意思，具体说是一项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同学们也没人知道，为此我们揣摩了好长时间。

当时学校里有三位女老师，姐姐和她们相处得特别好，所以尽管我傻了吧唧，她们也从不嫌弃，郭润莲老师到附近村子家访时领着我，翟秀莲老师回老家也领着我，每到一处，又吃好的又看风景，我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翟老师的老家在白菜沟，那里的山很高，沟也很深，还没等你进山呢，远远就飘来了山果的清香，并且听到当地人最拿手的山曲儿。

令人新奇的是，看不到打樱桃的人，却能听到宛如天籁般的美妙歌声：

“阳婆婆上来丈二高，风尘尘不动天气好，哎嗨哟，叫一声哥哥去打樱桃……”

“樱桃好吃树难栽，朋友好交口难开，哎嗨哟，满肚肚的心事难说出来……”

《打樱桃》应该是众多山曲儿中最好听的一首吧，尤其是让打樱桃的那些村民唱出来，更是情真意切，韵味悠长，美得没的说。而我们呢，此刻正置身于樱桃树下，吃着随手采摘的红樱桃，听着原汁原味的山曲儿，不用说，那真叫一个风光，一个够味儿！

到了山顶才发现，后面的大山不仅高峻巍峨，而且重重叠叠，翟老师告诉我，倘若爬上后面那座最高的山峰还能看到黄河呢，不过因为离得太远，所看到的黄河细细的，弯弯的，犹如一条柔美的曲线。

啊！登上高山就能看到黄河，这是真的吗？简直太意外，太震撼了！

关于黄河，我以前只在课本里看过，现在好想上去见识一下，然而抬头看看那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瞬间头发晕，心发慌，两腿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我的那个天哪，别说翟老师没那个意思，就是领我去攀爬，我也没那个胆儿啊！

从此，美轮美奂的黄河谣为我留下童年时代一份殷殷的期盼，留下一个幽美而遥远的梦幻，好希望长大后能够俯瞰黄河，看看它到底是多么飘逸、多么妙曼、多么神奇的一条曲线。

五十、成立供销社

那时候，整个大榆树滩只设了五个供销社，即下湿壕，电报局，新建，城湾和我村。

而我村是西部地区硕果仅存的一个，所以每到农闲时，住在远处的人们会一拨一拨接踵而来，购买的东西大到铁锅瓷盆、镰刀锄头，小到咸盐黑酱、煤油火柴，还真够三位销货员忙乎一阵的。

临近过年，供销社不算很大的房子里简直像开了锅一般，男人们不外乎打烧酒、买纸烟；女人们买棉花、扯市布，还不忘再加上几袋煮黑煮蓝，几绾白线黑线，还有色泽鲜艳的窗花对联；孩子们呢，一会儿要一挂小鞭炮，一会儿又要瓜子、黑枣、糖蛋蛋。买东西的人本来就多，再加上说话的声音都那么大，销货员简直应接不暇，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

供销社的出现宣告了货郎时代的结束，从此货郎的身影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那拨浪鼓的敲打声却依然回响在耳畔，让人挥之不去，要知道，它敲打出的乃是我们整整的一个童年啊！

因为供销社，我家多了不少客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三舅从南梁大步走来的那个情景，说实话，在我们幼小的心目中，那简直就是一幅画，一个梦，让人好激动，好振奋。

三舅又高又瘦，常常闹病，加之早年丧妻失子，一直孤身一人，实在是个苦命的老人，因此，妈妈对三舅的事情特别关心。三舅一来，除了改善生活而外，妈妈对我们的政策好像放得特别宽松，甚至在管理上也会留下不少漏洞，因此，对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除了怜悯，除了浓浓的亲情，我们又萌生了一种被关照被庇护的感激之情。

三舅来时正好路过供销社，他偶尔也会走进去，给我们买一把没有包装纸的糖蛋蛋，或者是一包香甜可口的“槽子糕”，不过由于妈妈的干预，这样的好事后来就变得少之又少了。

那时候，款待三舅的大都是腌猪肉烩酸菜，上面再蒸一笼卷着胡油的层层叠叠的厚蒸饼。妈妈好身手啊，尽管那一小块腌猪肉分散在一大锅烩菜中，但是她只要把勺子来来回回转几转，那些肉基本上全挑到了三舅的碗中，我们吃到的也只能是一些零零星星。

不过没什么，那粘着荤腥的烩菜真叫一个香喷喷，那卷着胡油的蒸饼同样也是一个香喷喷，我们姐妹几个围成一圈儿，你一碗，我一碗，一个个笑得美滋滋的，肚子吃得圆鼓鼓的，这且不说，吃完饭临出门，我们还会转回身来，每人再掰一块让人实在是肚饱眼馋的油蒸饼。

然而，遇上欠收的年景，普遍的做法是给客人另开小灶，这一来，别说油蒸饼，就连油花花你也很难尝到了。

五十一、蜜枣的诱惑

上小学时我常到石素林家玩，她父亲是生产队长，家里有一台留声机，俗称“洋戏匣子”，在当时这实在是个稀罕物，因此招来不少孩子和大人。

石素林家住在村东头，旁边紧挨着供销社，我们每次过去总要先到供销社转一圈，看看货架上五颜六色的食物，一个个馋得直流口水，尤其是蜜枣，颜色金黄金黄的，吃起来又脆又甜，谁不眼馋？

可是既不过年也不过节，哪家舍得买啊？馋得不行，孩子们就想出一招，那就是想方设法从家里偷一颗鸡蛋出来换蜜枣吃，一般来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是不会引起大人注意的。

不过在我家偷一颗鸡蛋出来实在很难，一是妈妈管教严，让人底气不足，二是放鸡蛋的炭房门是整块木板做的，推起来很费劲，何况门后还挂着一个大铜铃，碰一下“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无异于自动报警，怎么办呢？

琢磨来琢磨去，有办法了。趁妈妈忙着做针线活儿时，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炭房前，慢慢将门推开，再慢慢地关上，里面黑乎乎的，摸索着往前走几步就取上鸡蛋了，赶紧装进衣兜，然后再如法炮制走出门来，定定神，往窗前一站，乖乖地说：“妈，我去石素林家写作业了”。

得到允许后，一阵小跑来到供销社，先把蜜枣换上，然后往石素林家地下一站，边吃蜜枣边听留声机，感觉自己吃的是天下最香甜的食物，听的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心里别提多美了。

有一次和爱叶姐聊天，无意间提起儿时偷鸡蛋听留声机的事，她“扑哧”一声笑了，说：“我们没进炭房偷过鸡蛋，我和你三姐听到母鸡叫唤，赶紧跑到鸡窝前把蛋直接偷走了，握在手里鸡蛋还热乎乎的呢。”

我一愣，啊？你们也偷过鸡蛋？

说实话，要不是出自爱叶姐之口，我怎么会相信呢？我只知道自己“独自行窃”，殊不知她俩胆儿更大，居然是“联手作案”，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吧。

父母当年养猪养鸡操持一大家人的生计，没日没夜地干活儿，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却不知在暗中竟遭到我们的算计，此时想来，蜜枣留给我童年时代的香甜顿时消失殆尽，一种深深的愧疚润湿了眼眶，一种难言的酸楚沉沉地压在了心中。

五十二、有客远来

当年的乡村，家家户户的调味品都是野生的扎蒙，除了逢年过节，平时人们是不会去供销社买花椒、大料、黑酱之类的。

那年冬天，住在前山的二爹背着一大袋子花椒来了，二爹是父亲的叔伯弟弟，他们知道后山出产莜麦，于是背着花椒到后山换莜面来了。

当时，倒贩东西这叫投机倒把，搞不好会受到惩罚的，好在村里人憨厚，没人向上面反映，又赶上过年，所以在周边村子转了几天，很快就换完了。

这之前，二爹给我们留下满满一大碗，这一大碗花椒比我们在供销社买的不知多了多少倍。

二爹回去后，夸妈妈为人好，待人很热情，夸大后山的人忠厚老实，还夸大后山吃得好，不是莜面就是糜米饭，这一来，我家的客人就多了起来，几乎每年都有亲戚来大后山转一转，看一看。

有位上了年纪并且有点耳背的姑夫过来后，居然还闹出一段笑话。姑夫第一次来后山，误以为荨麻是普通草，结果把手扎得通红，姑夫好奇怪，问妈妈：“他大妗，你们后山的草怎么还咬人呢？”妈妈赶紧拔了一把茼臭蒿给他擦，边擦边开玩笑说：“二姐夫，我们后山的草认生，不咬后山人，就咬你们包头人，你可得皮实一点啊！”

哦，原来是包头人，我只以为翻过门前那座山就是前山，原来父母所说的前山就是包头啊！

玉凤姐和三凤姐来的那年正好是灾荒年，我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绵蓬炒面，两位从包头来的姐姐吃不下去，于是去供销社买了一包白糖，拌在绵蓬炒面里吃，我们跟着沾了大光，加上一小勺白糖，慢慢嚼，居然从苦涩的绵蓬炒面里吃出甜甜的味道。

经常走动的除了给我讲神话故事的那位慈眉善目的大姨，还有一位老奶奶，她是我家唯一一位任你怎么讲都理不清关系的远亲，也许真是八竿子打不着吧，但是彼此却走得很近，老奶奶因为年事已高，腿脚不便，独自回去，父母不放心，因此每次回家时，母亲总会给她装几碗莜面，父亲帮她背着包裹，再远远地送上一程。

关于老人到来的真正原因，大家早已心知肚明，说是婆媳关系不好，出来走走亲戚散一散心，其实是为了给家里节省口粮，硬撑着瘦弱的身子走了出来，这样的境遇说来很让人同情。父母体谅她的难处，因此对她很热情，就像对待自己的老人。

路过供销社时，老奶奶也给我们买过糖蛋蛋，老人很勤快，很精明，自己有眼疾，又闲不住，见妈妈拆洗被子，于是就坐在炕上撕开了羊毛，那些用得年长的旧羊毛，都滚成硬邦邦的小球，没有一点弹性，撕起来很费劲儿，可老人一点也不含糊，她一边撕，一边和妈妈说这说那，住几天说几天，感觉总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

逢年过节，购物的人络绎不绝，供销社一忙，我家的客人也就多起来，住在周围的亲戚、熟人只要过来，就会到我家来串个门儿，顺便歇歇脚，聊聊天，遇到这种情况，妈妈总会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赶紧烧火做饭。

五十三、唠不完的家常

印象最深的是住在邻村的大姑夫，尽管只隔二三里，但只要到供销社来，肯定会来家看一看。

大姑夫每次过来，不是拎个“油葫芦”，就是背个布褡裢，进门后把东西往墙角一放，然后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和父母拉家常，一边“吧嗒，吧嗒”地吸旱烟，起初说的是孩子们的事，无非是哪个很懂事，哪个不听话，接着又谈到自家养的那些鸡狗猪羊，说着说着，便扯到了收成，扯到了庄稼，莜麦如何，糜黍怎样，全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自然不爱听，于是都撤了。

大姑夫喜欢喝点烧酒，妈妈特意炒几颗鸡蛋，烙几张油饼给他下酒。大姑夫说话实在有趣，他喜欢拖着冗长的调子，话说得很慢很慢，而且每句话都要从中断开几次，句与句之间又会间隔一定的时间。

更叫人无法理解的是，吃东西时他也是那么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先慢慢抿一口烧酒，然后使劲儿把嘴“吧扎”一下，这才夹起一小块鸡蛋送到嘴里，随手把筷子放下，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和父母说那些永远唠不完的家常，看得我们一个个口水直流，心里干着急，却什么也不能说。

那时候，招待客人的饭菜是不允许孩子们吃的，只有客人走了，我们才能吃到那点让人早已垂涎三尺的美食，因此，一看大姑夫摆出的架势，大家的心不由得凉了半截，我的那个天呀，像这样唠叨下去，还得再等多长时间？说实话，这一次，我们等得真是又扫兴，又无奈，并且很生气，很不耐烦。

几十年过去了，父母那一代人也早已离我们远去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是不是还和生前一样，走走亲戚，串串门子，彼此之间亲亲热热，常来常往？

好想知道，大后山的荨麻草是不是还那么认生，专咬包头过来走亲戚的客人；好想知道，老奶奶还会不会坐在炕头，将一个个硬邦邦的羊毛球撕得那么绵软、那么蓬松；好想知道，大姑夫是否还会抿着烧酒，吸着旱烟，和父母有唠不完的家长，叙不完的亲情？

他们走了，但影子还在，那些憨憨的音容笑貌让后人永远铭刻在心中。

他们走了，但真情还在，那种淳朴的待客理念让世俗永远也无法取代。

有客远来，美食款待，那简直就是一首远年的诗，一幅旷世的画，一曲童年的歌谣，怡情养性，美轮美奂！

那里谱就了一段乡间生活的悠悠岁月，那里记录了父辈的真诚善良以及生活的苦辣酸甜，那里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那里存留着我们童年时代最美丽最纯真的憧憬与梦幻。

假如静下心来，去读一读品一品，去听一听看一看，也许你会心存疑惑，也许你会大为感叹，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在那个荒僻的乡间，人性的美啊，居然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

五十四、“寒燕燕”，一串精美的项链

三月三，清明节，每个孩子的脖子上都会挂一串“寒燕燕”。

别看妈妈满手老茧，指关节已经弯曲变形，可干起活儿来依然那么麻利，那么灵动。就拿捏“寒燕燕”来说吧，一个小小的面团儿，被她往手心一放，揉一揉，搓一搓，再用剪子一剪，梳子一摁，嗬！就像变魔术似的，小燕子翩翩飞来了，十二生肖摇头摆尾走来了，还有什么茄子呀，花朵呀，蛇盘兔，面鱼鱼，佛手手，一个个小巧玲珑，活灵活现，直看得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其实妈妈的道具很简单：一双筷子，一把剪子，还有一把干净的木头梳子。她的动作也并不复杂，好像只是随意那么一夹，一剪，一摁，模样有了，图案也就出来了。

我家姊妹多，因此捏的“寒燕燕”也很多，妈妈负责捏，姐姐负责蒸，每蒸出一笼，我和三姐便会一齐上阵，用枳芨棍儿往它们背上、尾巴上点几个红红绿绿的小点点，我点绿，她点红，分工协作，有条不紊，非得把这些小东西打扮得花花绿绿，漂漂亮亮，谁看了都满意，都喜欢才行。

一切就绪后，妈妈将这些“寒燕燕”分成几份儿，用针线一个一个穿起来，不一会儿，几串儿漂亮的项链就做成了，早已等不及的我们赶紧凑过去，期待着妈妈给我们戴上那份节日的馈赠。

戴上这些珠光宝气的“寒燕燕”项链，我们姐弟几个总喜欢相互比一比，看一看，然后站在窗户玻璃前将自己尽情欣赏一番，这才乐颠颠地跑了。先到最近的邻居家炫耀炫耀，再到每个小伙伴面前显摆显摆，时不时地摸着垂在胸前的那一个个小玩意儿，美滋滋地快要找不到北了。

可不是嘛，在我们的童年时代，那的确是最精美的装饰，是最昂贵的挂件，试问人的一生中，这样的“项链”能戴几回，这样的饰品能有几件？

其实，那时的生活很困难，只是妈妈不想委屈她的孩子们，她力争把年过得红红火火，像个年，把节过得热热闹闹，像个节，绝不给孩子们的心灵投下一丝阴影，留下一点缺憾。

当然，我们那么喜欢“寒燕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住在我家屋檐下的那两只胡燕儿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它们犹如吴侬软语般的呢喃。

从记事起，我家屋檐下就有一个用泥巴垒成的鸟窝，妈妈说这是燕子的家，冬天太冷了，燕子去了很远很远的南方，开春后一准儿回来，因此，无论是谁都不可以动它们的老窝。

正因如此，我们特别喜欢这串儿“寒燕燕”项链，我们知道，只要戴上它，燕子很快就会回来啦。

“寒燕燕”，一个多么亲切的称谓啊，只是那个“寒”字，道出了候鸟无奈的选择与艰难的迁徙。

积雪初融时，历尽艰辛的燕子果然飞回来了，它们一路呼朋引伴，上下翻飞，不断地展示自己灵巧的体态以及那身裁剪得体的黑色新衣，在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为故乡的人们带来浓浓的新春气息。

燕子的记忆力真好，它们能准确地找到各自的旧居，冲房主人亲呢地叫几声，权当问候过了。燕子是堪称一流的设计师、建筑师，它衔来黄豆粒似的泥巴垒窝，用小柴棍、干草叶铺床，终日飞来飞去，营造自己的新窝。

燕子很勤快，一粒一粒的泥巴，都是从很远很远的井边衔来，不厌其烦，不辞劳苦，好在乡村天地开阔，一任燕子往来穿棱，自由飞翔。

不几天，新窝筑成了，这个用泥巴垒成的燕窝，宛如一只悬挂着的竹篮，装饰在农家屋檐下，其工艺之精湛，令人惊叹。

一个月后，窝边探出两个小脑袋，它们新奇地看着院子里正在玩耍的孩子们，并摇头晃脑地为他们浅吟低唱，这一来可忙坏了燕妈妈，它终日奔波，四处捕食，一次次地衔回小虫，用嘴喂它的孩子们。

小燕子好调皮，它们整天在窝里玩耍嬉戏，一不留神就会从窝里掉下来，不过你别担心，妈妈早就做好了防护工作，在屋檐下铺了一些柴草，它们是摔不坏的。

平时，父母亲不论有多忙，只要听到小燕子惊恐的叫声，他们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赶紧走过去，将它小心翼翼地救起，然后踩个凳子，再把它轻轻地放回窝里。

燕子好可爱，它和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相处得那么融洽和谐，那么自然亲切，虽说农家独门独院，但是，只要听到燕子呢喃，憨厚朴实的庄稼人就不会感到寂寞，感到孤单。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忆及故乡的老屋，我总会想起屋檐下的鸟窝，总会想到那一串充满温馨、充满希冀的“寒燕燕”，这颗漂泊的心啊，终于找到可以依托的那方热土，可以栖息的那个家园。

乡愁啊！

你是慈母手中的丝线，缝缝补补的岁月永远那么好看。

你是老家屋顶上的炊烟，远远近近的呼唤依然那么温暖。

你是故乡门前的那条小河，活奔乱跳的童年在心中撒欢。

你是老家树冠上的鸟窝，岁岁年年的梦里总能孵化春天。

五十五、童年的“滋味”

生我那年，妈妈三十六岁，到我记事的年龄，妈妈已经四十出头了。妈妈个子很高，宽盘大脸，浓眉大眼，长得又大气又好看。

妈妈的头发又长又密，可惜全白了，为了干活儿方便，妈妈总是把头发盘得高高的，用一块黑色的方头巾罩起来，看上去很精神很利索，既有乡下女人的朴实无华，又不失家庭主妇的干练与威严。

妈妈的性格很开朗，又爱说又爱笑，妈妈一笑，那两排洁白的牙齿就会露出来，“咯咯咯咯”的笑声永远那么清脆，那么爽朗。因此，听到妈妈笑，正在一边玩耍的我们也跟着笑，看到妈妈哭，我们也跟着哭得一塌糊涂，至于妈妈为什么笑，为何事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好像压根儿也没必要知道。

小时候矫情，每晚睡觉前，姐弟几个都会让妈妈给我们挠挠后背止痒，妈妈不给挠，只是在我们后背上来回搓两下，我们的后背就不痒痒了。

妈妈的手干干的，涩涩的，手背上突起的是一个个变形的关节，手掌心突起的是一层层厚厚的老茧，就连每根手指都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

然而，就是这双粗糙的大手做出的活儿，竟会那般精细，那般奇巧？

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坐在炕上，看妈妈在地下忙忙碌碌地干活儿，干起活儿来，妈妈的手总是那么利索，那么灵巧，活儿呢，干得又快又好。

平时，妈妈喜欢戴一副明晃晃的银手镯，和面时，亮闪闪的镯子轻轻磕在面盆上，发出一阵“叮当、叮当”的声响，那么清脆，那么和谐，宛如欢快的音符一串，让围坐在炕上等饭吃的我们，多了一份欣喜，多了一份期盼。

做莜面时，妈妈银白色的镯子又磕在那块淡绿色的推窝窝石头上，那段美妙的音符啊，又一次在我们的耳边奏响，我们坐在那里，静静地谛听，默默地遐想，可以说，这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动听的歌谣，那清脆悦耳的音响，时时刻刻都会唤起我们对生活、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与无限的向往。

妈妈推莜面窝窝推得又快又薄，只见她用右手托那么一推，左手指一揭，一绕，一个个小圆卷便摆在了蒸笼里。蒸笼里呢，每个窝窝的头上都顶着那么一根小毛刺儿，它们一队队、一行行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俨然列队的士兵，严阵以待，声势夺人。

有时，父亲也来帮忙，他推的“刨渣”，比窝窝厚一些，口感比窝窝差远了，我们不爱吃，这时父亲总是宽厚地笑笑说：“你们不吃算了，我自己吃，行了吧？”

村里不论谁家办事宴，总要请妈妈去擀豆面，妈妈的豆面擀得薄，切得细，长长的豆面一把一把放在那里，看起来舒服，吃起来筋道，吃过后，人们总是赞不绝口。

夏天，妈妈常给我们做荞麦“生糊子”凉粉，凉粉摊在盖帘上，由我们姐妹几个先后端到外面，晾凉后再轮番端回来，接着摊。

摊到最后，锅里还剩一点面糊，妈妈就用勺子、铲子、擀面杖等，粘上面糊递给我们，作为对我们的犒赏，我们站在外面晾一会儿，粘在上面的凉粉就能剥下来了，于是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

开吃的时候，妈妈把盖帘上的凉粉一层一层剥开，卷成卷儿，切成条，提起来一抖，唰啦啦地响，这让围坐在炕上眼巴巴地看着、等着的我们，听得好耳热，心里好敞亮。

不急，只见妈妈将凉粉条一把一把码到那些带蓝边的海碗里，然后用炝了扎蒙的烂腌菜酸盐汤一浇，这才一碗一碗递过来。

我们赶紧端起碗，大口大口吸溜起来，没多长时间，一大碗凉粉就快见底了，好香啊！那种原汁原味的农家饭，爽滑细腻又筋道，的确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鲜美味道。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儿时的我们，特别爱看妈妈干活儿，也特别喜欢帮妈妈干活儿，这样既可以受到妈妈的表扬，又能得到妈妈的爱抚与奖赏，可谓一举两得。每当妈妈高兴时，总是笑眯眯地伸出手来，不是摸摸你的头，就是抚抚你的肩，给人的感觉那么亲切，那么温暖，那么舒坦。

尤其是晚上，我们都喜欢凑到煤油灯下，让做针线的妈妈用那只粗糙的大手给我们挠挠背，妈妈不给挠，只是在我们后背上来回搓两下，我们的后背就不痒了，这才睡去。

不过，一旦老鹰抓走了小鸡，因贪玩而失职的我们，着实激怒了妈妈，收工进院，她边放锄头，边气呼呼地责骂我们，越骂越来气，越看越不顺眼，随手一拽，照我们的屁股“啪、啪、啪”就是一顿饱揍。

妈妈的手劲儿好大，下手好重啊！不用看，几个红红的巴掌印就算奖赏你了，摸一摸，生疼。唉！怪谁呢？权当妈妈给我们留了点纪念，让我们多长点记性，今后，看看谁还敢把大人的话当作耳旁风？

但是这种情况毕竟不多，一般说来，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咋呼咋呼了事。有时重责了我们，妈妈还会偷偷地抹眼泪，难过好长时间呢。

五十六、端午鸡带来的烦恼

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转眼就到了端午节，这个节农家最大的特点是：一窝端午鸡，两只“黄老虎”(剪纸）。

两只黄老虎让人贴到木板门上，一动不动，乖巧极了，也可爱极了，可一窝端午鸡却闹腾开了，它们一蹬出蛋壳，就不安分起来，起初只是在母鸡的翅膀下钻进钻出，玩捉迷藏，玩腻了，不过瘾，后来索性跳出鸡窝，满炕乱跑，你看吧，白的、黑的、黄的，像一个个毛茸茸的绣球，在刚刚浆洗过的土炕上来回滚动，倒也新鲜了几天，好玩儿了几天。

小鸡给我们带来乐趣的同时，烦恼也跟着来了，随着它的天天长大，人们操的心也渐渐多起来，最叫人受不了的是褪毛后的小鸡变得奇丑无比，再加上特别好动，到处乱跑，跑丢了，害得我们满村找。

每当妈妈到南边的菜园里劳动时，总把照看小鸡的事交待给我，并再三嘱咐，要格外提防老鹰抓走小鸡，发现老鹰飞来,只要大声一喊,小鸡就会找地方藏起来的。

可妈妈一走，我和小伙伴们就玩起了“瞎子抓人”的游戏，我们被蒙住眼睛的“瞎子”追得满院跑，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哪里顾得上照看小鸡。

老鹰飞来后，任凭菜园里母亲和所有的婶子大娘扯着嗓门儿怎样喊，我们楞是没听见。老鹰在村后的空中盘旋了好一阵，瞅准目标，一头栽下去。母亲一看，坏了，抓走的肯定是我家的小鸡，无奈离家太远，只能干着急。

我们玩得正高兴，忽然听到老母鸡惊恐的叫声，赶紧往房后跑，可是太晚了，俯冲下来的老鹰正伸出两只利爪，将一只小鸡抓起，然后拍打着翅膀，径直向村后飞去，任我们怎样呼喊也无济于事。

孩子毕竟是孩子，竟然以为老鹰飞走后，“警报”也就解除了，于是又接着玩起来。谁知没过多久，老鹰又一次飞来，继续盘旋在我家上空，结果呢，一连抓走两只小鸡，给我换来的自然是一顿胖揍，最要命的是，气咻咻的母亲用哆嗦的手指着我说：“今晚你别想吃饭，我让你玩个够。”

天哪，没饭吃那可麻烦大了，那种饿肚子的滋味我们领教得还不够吗？唉，怪谁呢，怪自己贪玩儿，怪老鹰凶残，也怪这群该死的小鸡，得，不给饭吃就饿着吧，反正这些无名火也把肚子气鼓了，现在哪有心思吃饭？

母亲永远是慈爱的，开饭时，她照例给我们盛好了饭，然后，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又到灶上忙乎去了，大家都低着头吃饭，谁也不说话，要知道，在贫困的农家，一头猪，一窝鸡，那可是全家人一年的生计啊！

五十七、鲜花盛开的村庄

妈妈喜欢养花，因此，我家窗前的大花池里从春到夏，清香四溢，花开不败。有一窜老高的大出奇、小出奇，有郁郁葱葱的洋沙蓬，更多的是色泽艳丽的菊花、牡丹，还有海纳花等。

春夏时节，不论早晚，只要你踏进我家的院子，就会有一阵浓浓的芳香扑面而来，再围着花池走一走，转一转，细细观赏各种花卉，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了。

那个年代，村里的女孩子时兴用海纳花包手，海纳花十分好看，红杆儿，红花，绿叶，特别水灵、鲜艳。妈妈经不住我们的磨缠，于是拔几棵，捣碎，晚上，均匀地抹在我们攥着的手托上、指甲上，然后用布包住，捆好。

为了不污染被褥，这一夜我们只好将两个拳头高高举起，拉开鬼子投降的架势睡觉了。躺在被子里，我们姐妹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咯咯咯咯”笑个不停，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们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睁眼，赶紧把布解开，嗬！不出所料，一个个指甲染得红红的，手托呢，红中带黄，黄中带绿，简直好看极了。我们每个人都举着两只手，左看看，右看看，怎么也看不够。你瞧！就连妈妈也停下手中的活儿，站在那里笑眯眯地端详我们呢。

那时候的生态环境真好，山坡上，地埂畔，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鲜花，为了采摘漂亮的花朵，有时候我们一帮人能跑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

对馋嘴的孩子来说，夏天的野外充满了诱惑，“沙奶奶”甜，“酸溜溜”酸，“辣麻麻”辣。挖苦菜，挖甜苣，刨沙葱，采蘑菇，不仅如此，下雨后，一帮人还会大呼小叫地爬上山来，争抢着采撷一丛一丛绽放着小白花的“扎蒙”，或者蹲下来捡拾暗绿色的“地皮菜”……

我们漫山遍野地奔跑，咯咯咯地大笑，随意地追逐、打闹，心血来潮时往高处一站，将双手拢在嘴边，向着对面的大山：“哎——”“嗨——”，使劲儿喊起来。

大山呢，永远那么慷慨，那么热情，你喊一声，她应一声，并且还随着你的发音变化而调节频率，把握音准，从而让你的声音变得更加浑厚，圆润，动听。

好神奇的自然现象啊，亦幻亦真，似梦非梦，让我们都沉迷了，陶醉了，毋庸置疑，大山是通人言有灵性的，从那一刻起，家乡的自然山水在我们眼中全都活泛起来。

恣情山水，远离了大人们的视线，宽天阔地便统统属于我们。更何况各种各样的山花就开在脚下，一任我们去采摘。花色不同，香味各异，闻一闻，就让人深深陶醉其中。

挑最鲜艳的几朵，插在头上，别在胸前，就让我们大大方方地去美吧，不指望有谁欣赏，不在乎谁会指责，只要自我感觉不错，那就足够了。

山花不仅美艳，还能编织草帽戴，编织农具玩。

当年，我跟着父亲和五京哥上山放羊，在向阳的山坡上，父亲和五京哥坐着说话，我去追赶乱跑的山羊，等山羊归队了，羊群也吃稳了，我就放心地釆摘山花去了。

大山深处的野花好多啊，叫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姹紫嫣红，馥郁芬芳，往往是采着眼前的，望着远处的，边采边跑，边跑边采，不一会儿就能釆来一大把。

有时能遇到狼毒花，一丛一丛的，那就挑花朵鲜艳的，并且长得高大的，连根拔起，然后将细碎的叶子捋掉，只留下长长的茎秆和圆圆的花朵，捋上满满两大把后回到父亲身边坐下，开始给自己编玩具了。

编什么呢？编耕地的犁，编种地的耧，这些玩具几乎每个乡村孩子都编过，编完后，我还要模仿父亲耕地、种地时的样子，抓着这些“农具”的手柄，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演示一遍，颇有“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那般意味。

山花烂漫的时节，各种农作物的花也争奇斗妍竞相开放，你看吧，玉米吐穗，芫荽飘香，山药花、荞麦花白，葫芦花、向日葵花黄，豌豆花、连豆花紫，油菜花、胡麻花蓝……

花丛中，绿草间，“嗡嗡嗡”，“嗡嗡嗡”小蜜蜂飞来飞去采蜜忙，蝴蝶、蜻蜓抖动着华丽的翅膀，翩翩起舞，溢彩流光，七星瓢虫伏在宽大的绿叶上，像打秋千一般自得其乐，晃晃荡荡，堪称跳高健将的蟋蟀们，那两条又细又长的“之”字腿，在无边无际的田径场蹦过来，蹦过去，终于派上了大用场。

繁花似锦，五彩缤纷的原野啊，那里不仅是农家孩子们的乐园，原来还是各种昆虫的天堂。

夜深了，当辛勤劳作一天的社员们在队部的土炕上谋划下一步农事活动的时候，他们所勾勒出的那一幅幅山村未来的美景，却好似彩绘一般，一直铺展到孩子们甜甜的梦乡。

五十八、村中老井

我是一个吃农家饭，喝老井水长大的后山人，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口老井的水啊，永远那么清澈，那么甘甜。

当年，我家门前的菜园里有一口“撑杆井”，所谓撑杆井，那就是在井边立个三角架作为支点，撑杆末端绑一块大石头，扬起的另一端挂着一个黑色的胶皮水斗，正好对着水面，因为采用杠杆原理，所以既省时又省力，成为乡间最普通不过的一种汲水方式。

水井呢，也很直观，井多大，井口就有多大，呈直筒形。井壁用大大小小的石块儿砌起来，比地面还高出一截。它的设计很有特点，井沿儿向里突出一块平平的大石板，打水时，人们可以放心地站在上面，先将挂着水斗的杆子拽下来，等斗里盛满水，再抓住杆子慢慢往上升，而后将水倒进长长的石槽，任由它断断续续流入菜园。这样浇地，比人工汲水方便了许多。

平时，我们从不敢到井边玩，只是蹲在石槽边打“水溅溅”，有别人打的，也有自己溅的，直打得满脸是水，衣袖湿透方才罢手。

一天，我不知从哪个姐姐的书包里翻出一幅“猴子捞月”的图片，看得眼睛都直了。画面上，老猴子拽着小猴子，一个接一个，从井边的大树一直吊到井里面，它们捞啊捞，捞啊捞，总也捞不着，一抬头才发现，原来月亮还完好无缺地挂在中天……

恍惚间，我觉得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口“撑杆井”边，于是趁二姐到井边打水时，我壮着胆子，拽着她的后襟往下看，天哪，哪有什么猴子捞月的画面啊！在深不可测的水井里，在那层蓝汪汪的水面上，清晰地映出二姐抓撑杆的影子，后面还有我那张由于惊恐而扭曲了的脸，一阵昏厥之后，我好像真的掉下去一样，紧张得半天都缓不过神来，从此说什么也不敢靠近井边了。

过了两年，我家房后废弃多年的那口老陈井安了“水车”，那么大一个十字形的木架往井口一挡，让人觉得安全了许多。浇地时，只要套上牲口拉着水车一转，那水就会“哗、哗、哗”地冒出来，一股脑儿涌进大石槽，而后飞溅着雪白的泡沫，喧嚣地挤进宽宽的垅道，拐几个弯，潺潺流进菜畦，很快就变得悄无声息了。

每当水车转动时，我们禁不住那种喧闹的诱惑，一齐跑到井边，有的蹲在垅道边，用双手掬水喝，有的干脆爬在垅道上，伸长脖子用嘴吸，然后再将袖子一绾，撩些水，洗洗胳膊洗洗脸，那水喝着甘甜，洗着清爽，简直纯美极了。

当时，我家的“自留地”就在老陈井旁边，妈妈在地头种了玉米、大豆、连豆、葫芦等，还在田埂上点种了不少向日葵。

每天中午或傍晚，利用生产队收工的间隙，我们赶紧推水车浇地，二姐在前面拉，我们在后面推，围着水车不住地转圈儿。

水车好陈旧好笨重啊！“嘎吱、嘎吱”响了好一会儿，也没看见冒出水来，就在我们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水终于上来了，只见一股股清冽的泉水变成一串串洁白的浪花，从我们眼皮底下飞溅出来，涌到井口，流进垅道，而后一路欢歌急急向前，拐个弯，绕过那棵苍劲的大榆树，径直向我家地头的蓄水池奔去。

这下妈妈忙乎开了，只见她将水一桶一桶拎起，然后艰难地爬上地头，一畦一畦浇起来。中午，头顶火辣辣的烈日，挥汗如雨；傍晚，忍着腰酸背痛，饿着肚子继续劳作，着实辛苦，不过，看看水灵灵绿油油的庄稼，这点苦呀累呀又算的了什么。

田埂上，红绿相间的玉米穗正从绿茵茵的玉米杆上一咕嘟一咕嘟地冒出来，阳光下，那么鲜艳，那么耀眼。葫芦花和向日葵花一色的金黄，更绝妙的是，它们高低错落，相映生辉，俯仰之间，让人领略到一种别样的田园情，动态美。

你瞧，大豆、连豆也默默地开了花赶趟，连豆花虽小，但颜色不单调，红的，兰的，紫的，各种各样，这些花最大的特点是悄悄地开，悄悄地长，不招摇，不张扬。倒是山药花粗犷、奔放，你顶一簇白花，我顶一簇兰花，开得遍地都是，开出勃勃生机，时时刻刻都向人们昭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啊！这哪里是菜园，分明是妈妈带着她的子女们浇灌出的一个大花园。这里，色彩斑斓，花香扑鼻；这里，蜜蜂嗡嗡飞来，彩蝶上下翻飞；这里的水车声一改往日的单调与沉闷，一任哗哗流淌的溪水，漾开一层层美丽的波纹，缓缓地流着，流着，流出一路欢歌，流出一道风景。

我的童年是推着笨重的水车走来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水车的声响，泉水的清冽，以及印在心中的那片神奇美丽的绿色田园。

五十九、诗画黄昏

小时候，尽管连年饥荒，食不果腹，但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农家孩子来说，有的是充沛的精力，有的是美妙的心境，一旦玩起来，便会疯得昏天黑地，不管不顾，甚至忘记了回家，也忘记了吃饭。

留在记忆中的那个小山村啊，原本是那样静谧，那样恬淡，不过到了黄昏时分，当乳白色的炊烟从家家户户不算很高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时，它和灶上那口大锅里的水一样，渐渐地，渐渐地沸腾起来。

第一个音符呢，来自关在圏里那群嗷嗷待哺的羔羊，它们敏感极了，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拼出吃奶的力气，前拥后挤地堵在圏门口，一个个扯着嗓门儿大吼起来。

此时牧归的牛羊正从南梁、从北山急匆匆地往村里赶着，一路上，它们高一声低一声不停地叫唤着，好像在与这群羊宝宝们应和一般。

最忙的就是饲养员了，他往井口的那两块大石头上一站，双手拽着一根不算太粗的井绳，等黑黑的胶皮水斗下到水面时，将绳子猛地一甩，水斗就沉下去了，吊起来之后，轻轻一翻，清粼粼的井水就哗啦啦地流进那个长长的石槽里边。

饮牲口也是有程序的，先饮的往往是刚刚卸了套的骡马，它们劳作了一天，的确够辛苦的。别看这些畜生干起活儿来肯吃苦，不惜力，可卸了套后，脾气却大得出奇，这不，为了抢占水槽，它们互不相让，又是踢，又是咬，在愤怒的嘶叫声中，居然还抖出十二分的精神比试开了拳脚。

对这些，饲养员已经见怪不怪了，偶尔他也会呵斥两声，然后埋下头来继续干自己手中的活儿。常言道“驴圏里踢不死驴”，自然，马群里也不会踢死马的，因此他有的是耐心。

比起骡马，绵羊和山羊全都温顺多了，加之羊群回村较早，饮水时理应排在其次。羊的本性敦厚善良，从不穷争饿斗，所以它们绝对是最让人省心并且最叫人偏爱的一个群体，只是数量不少，走了一群又一群，饮了一拨又一拨，所以，井水得多吊一些，时间也耗得长一些。

当那些老牛拽着鼓鼓的大肚子慢慢腾腾走来时，天色已经不早了，这些老牛啊，永远都是那么胸有城府，永远都是那么四平八稳，好像从来都没有着急的时候。可不是嘛，有什么可急的呢？水还是一样的水，槽还是一样的槽，能喝就蛮可以了，谁先喝谁后喝又能怎样？

“耕牛是个宝，生产少不了，我们队里有耕牛，生产搞得好。”

这是建国初期在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校园歌曲，那时的人们喜欢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表达最朴素的情感，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歌词，但耕牛在当时所起的重大作用却也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当机耕取代牛耕之后，人们又为拖拉机这个庞然大物戴上“铁牛”这样一顶响当当的桂冠，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庄稼人对牛那种难舍的依恋，以及那份执着的情感。

其实，牛的工作量在日渐减少，留给它们的工作面也只是一些拖拉机触及不到的狭窄边缘，但老黄牛吃苦耐劳的本色早已定格在人们心间，毋庸置疑的是，它永远是庄稼人心中的一块宝，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

老井边“流水待客”的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饲养员把水槽灌满后，随手把水斗搁在石槽边，伸了伸腰，擦了把汗，然后往地上一蹲，便“吧嗒，吧嗒”地抽起了难闻的旱烟。

此刻，下地干活的人们也都陆陆续续进了村，远远近近的炊烟正悄无声息地消融在那片灰蒙蒙的暮色中。为了省油，不到完全黑下来，庄户人家绝对不舍得提前点灯，其实那盏被熏得黑乎乎脏兮兮的煤油灯实在照不了多远，但在没有星光月色的沉沉夏夜，它照样能给人们带来喜悦，带来希望，带来光明。

牛羊入圏了，鸡狗进窝了，一切的一切似乎又回归于宁静。

当家家户户锅碗瓢勺磕打起来时，村中便会传来一阵又一阵冗长抑或尖利的呼叫声，不用问，这是妈妈们正在争相呼唤着自家孩子的乳名。

在农家孩子的一天中，最闲暇最放松的时刻莫过于黄昏时分，此时，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说啊，笑啊，追逐啊，打闹啊，玩得好不起劲，好不尽兴，以致于连回家吃饭这等紧要的事情都得让母亲来提醒。

母亲呢，大概都是这样，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好听还是不好听，即使你年龄再大，长得再高，她啊，永远都喜欢喊当年硬塞在你襁褓中的那个随口取下并且俗不可耐的乳名。

就把它当作乡村夏夜的一曲前奏吧，别不耐心，那可是童年时代最美妙的旋律，那可是黄昏时分最悠远的天籁之音。

六十、妈妈的养殖业

妈妈不仅把家里、地里的活儿打理得井井有条，像模像样，就是在养殖方面，也照样无人可比。

有一年，我家宰了一头三百六十斤的大猪，这在方圆几十里的乡间，创下了新高，引起了轰动，乡邻们人人乍舌，个个称赞，一时间，妈妈养猪的事情被传得很远很远，成为乡间一大美谈。

说来好笑，妈妈养过的猪虽多，但个个都有名，不是黑黑，就是白白，要么就是大花、小花，叫起来特别顺口，特别亲切。

妈妈喂猪从不马虎，猪食要用手指仔细地一点一点捻碎，并且随手将饲料中粗糙的根茎捡出，尤其是冬天，猪食都要冒着热气去喂，饲养得很精心，想得很周到。

喂猪时，不论天好天坏，妈妈总是蹲在一旁，不是给它们挠耳朵，就是给它们搓脊梁，还不时地和猪讲着话，像哄孩子似的哄着它们吃食。

也许蠢笨的猪也懂得给主人撒娇，这不，端来好好的食不吃，大猪小猪却一起冲着妈妈叫，妈妈猜着了它们的心思，赶紧回去抓把莜面，往猪食上轻轻一撒，这下，几头猪都争抢着吃起来。

有时，那些食本来质量挺高，可这几头猪存心捣乱，又耍开了老一套，妈妈呢，一点也不急不躁，她抓把莜面，在盆上虚晃几下，大声说：“看看，又给你们撒了不少，还不快吃？”那些猪竟然信以为真，痛痛快快地吃开了。

不过时间一长，猪脑子也变得聪明起来，妈妈的手晃过之后，它们闻一闻才肯吃，而且是只吃那层皮，不动里面的食，而后抬起头来，再哼哼几声，像催促妈妈似的，妈妈又生气，又好笑，拍拍它们的脑门儿说：“别不识抬举啦，我看是把你们惯得没个样子了，这么好的食不吃，那就挨饿去吧。”嘴上这么说，可莜面照样撒，是啊！妈妈怎么忍心让她的猪挨饿呢？

夏天，饲料没了，全靠打猪草喂猪，妈妈起早贪黑地去捋花麻，剪“荨麻”（一种带刺儿的草），拔绵蓬、沙蓬、苦菜、甜苣等野菜，照样把猪喂得一个个又肥又壮。

秋天，每晚煮一大锅山药，妈妈用小木杵将这些山药捣成泥状，第二天拌饲料喂猪，这活儿很累，每次爬在锅边儿捣山药时，妈妈的脸上、脖子上全是汗，总也擦不完。

杀猪这天，我们围着看热闹，妈妈却躲在家里，边流泪，边做饭，吃饭时，她只给别人盛，自己连筷子都不动一下，起初我们很纳闷，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记得那年，我家养了一口大猪，人们担心不好抓，就让妈妈装作喂食，把猪叫到花池边，猪很听话，果然过来了，结果藏在花池那边的人们一拥而上，将猪按倒了。

这下可好，猪在外面吼，妈妈在屋里哭，她哽咽着说：“黑黑相信我，我一叫它就过来了，哪知道我是哄骗它呢？”又说：“其实牲口和人一样，心里头甚也知道，只是不会说话，我平时对它好，它才一点也不防备我，结果……”说到这里，哭得更厉害了。

养鸡和养猪比起来，可以说是省事不省心。孵鸡二十天，妈妈真是劳心又劳神，鸡窝放在后炕，为了防止母鸡翻蛋时把蛋碰破，她每晚都要起来照看几次。

小鸡出窝这一夜，妈妈端着灯，彻夜坐在鸡窝旁，她不时取出一颗听听，凡是“噔、噔、噔”响的，说明小鸡有能力破壳而出，于是再放进去。那些声音微弱的，就将蛋壳轻轻打开，把小鸡脑袋小心翼翼地揪出来。

这些“早产”的小鸡，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憋屈在半截蛋壳里，得放在箩子里，用厚厚的棉花包起来，精心喂养才行，等慢慢将蛋黄吸收完才能去壳，很费心的。妈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否则，小鸡就会闷死在蛋壳里的。

小鸡长大一点，就变得不安分起来，到处乱跑，不是跑丢，就是被老鹰抓走，妈妈在房前屋后的菜地里，倒放着几个旧箩筐，老鹰来了，好让小鸡能有个躲藏的地方，并且一再嘱咐我要提防老鹰，好好照看小鸡。

一旦老鹰抓走小鸡，因贪玩失职的我们必然会遭到一顿胖揍，所以我小时候最不喜欢干的工作就是照看小鸡，挨打最多的也是因为小鸡。

那些年，我家养的鸡多，下的蛋也多，这样日常开销就有了指望。

好笑的是，每当妈妈扛着锄头、挎着箩筐收工回家时，人还没来得及进院，猪就在圈里粗声大气地吼起来；鸡呢，从四面八方涌来，自觉排成方阵，赳赳雄鸡在前，母鸡摇摇摆摆紧随其后，一步不离地跟着妈妈，“咕咕咕咕”直叫唤。

妈妈赶紧挖一碗沙粮，边撒边说：“行了，哪一次不是先喂你们，还叫什么？就你们矫情。”把鸡安顿妥贴，这才将箩筐里的草倒进猪圈：“快吃吧，不信这么多吃的就堵不住你们的嘴？奇怪了，我不在，你们一个个好好的，怎么一听见我的脚步声，你们就像饿了几天似的，吼个没完没了呢？真是的。”

妈妈一边说，一边提着箩筐，到场面装麦秸去了。那时候为了省炭，做饭全烧麦秸，每次把鸡呀、猪呀安顿好之后，妈妈才能给我们这一大家人烧火做饭。

六十一、妈妈的针线包

记忆中，乡村的夏夜总是黑乎乎、静悄悄的。我们一个个无事可做，只能早早睡觉，可妈妈不然，她夜夜坐在油灯下，没完没了地做针线。

一觉醒来，我们准能看到妈妈的背影，也准能听到纳底的麻绳“嘶拉、嘶拉”的响声，随口说一声：“妈，快睡吧！”妈妈回头看一眼，低低地说一句：“你们睡吧，还剩几针，缝完就睡。”

妈妈做针线时，身旁总放着一个用黑头巾包裹起来的小包，包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布头上，搁着一本厚厚的书，别看妈妈不识字，那些学问可统统藏在了这本书里面。

你瞧，前几页夹着的是大大小小的鞋样，后几页夹着的是五颜六色的丝线，里面呢，既有绣鞋的花样、剪纸的图案，又有花花绿绿的桃疙瘩、扣绊，还少不了染衣服用的煮红、煮黑和煮蓝……

有些燃料用了一半，剩下的半袋夹在书里，将纸张都晕染了，这些东西，妈妈是不让我们乱翻的，但是越搞得神秘兮兮，我们越要翻腾个够，排查个遍。

平时，我们最忍受不了的是，妈妈在我们的小腿肚上搓麻绳，一旦搓开，那就没完没了，非把腿肚上的肉搓得通红才肯罢手。起初，我们疼得嗷嗷叫，可妈妈不理，照样搓着说：“皮实点，搓一会儿就不疼了。”

再者，就是拿我们的脚当袜楦，我家孩子多，即使钉鞋补袜也不是小事一件，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袜楦，妈妈就会让我们穿着袜子，把补丁按在上面，一边缝，一边咋呼说：“别动，这针可没长眼，动了扎着你，那就别抱怨。”不过，妈妈是谁，她怎么会扎着人呢？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妈妈做针线时，偶尔也会唱几句爬山调，那曲子很悲凉，很感伤，常常是一边抹泪一边唱，听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就怪了，唱歌本应高兴才是，妈妈怎么会伤心地落泪呢？

妈妈子女不少，但是守在身边的能有几个？不是在外上学，就是在外工作，包括她照看的孙子、外孙，长大后也一个个都走了，这的确让她尝遍了离别的滋味，吃尽了那种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苦头。

尤其是三晶，从七个月接回来，一直没离开，到了入园的年龄,被哥哥接回去了。刚走的那几天，妈妈的心像被掏空一样,根本无法待在家里，她整天到外面干活儿，有事没事，总想往公路那边瞭一瞭，要不就坐在大门外的那块石头上，手里做着针线，边唱边哭，边哭边唱，整个人都变了个样。

邻近的几个婶子大娘知道后，赶紧过来好言相劝，谁知说着说着，她们也陪妈妈抹开了眼泪。这些做母亲的人啊，永远都那么真诚朴实，那么敦厚善良。

那时候，生产队开会的常态是，男人们蹲在地下抽旱烟，女人们坐在炕上做针线，人们头上飘着一缕缕蓝烟，耳畔发出杂乱“嘶拉、嘶拉”的声响，确实是混乱了一些。

不过不要紧，队长完全可以控制得住这种局面，队部的大屋里，两盏马灯分别挂在两面墙上，照得满屋通亮，队长一边大声讲话，一边留心观察与会者的动向：人群中，谁在嘟嘟哝哝，谁在小声议论，谁躲在墙角打瞌睡，谁坐在门口没有认真去听，这一切的一切，只有他的心里亮如明镜。

至于妈妈和那些婶子大娘，队长大可不必费心，对她们来说，能够做针线已经给足了面子，还怎么好意思不认真去听、不仔细去记呢？听归听，干归干，放心吧，她们是哪一样都不会拉下的。

当年，村里的婶子大娘很多，哪个都会做针线，但是妈妈的针线活儿则是无人可比的，她白天不误家里家外干活儿，晚上坐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一熬就是大半夜。为了赶活儿，妈妈一晚上能纳一只大人的鞋底，一晚上能缝制一件中式男布衫，活儿做得又快又精细，但是手指却扭曲变形了。

因为妈妈的手工好，村里娶媳妇的“妆新衣服”大都来找妈妈，妈妈绾的桃疙瘩很小、扣绊很细，缝得立立整整，特别精巧，特别美观。

我上师范时穿着妈妈做的棉袄，那一排漂亮的桃疙瘩，曾经给同学看，给赵维珍老师看，赵老师还用手捏了捏，连连夸赞呢。

说实话，在村里那些婶子大娘中，就数妈妈的活儿最多最累了，你想想看，别人家的闺女一大，就能帮妈缝衣做鞋、烧火做饭了。可妈妈不然，她把儿子闺女全送去上学，所有的活儿都得自己干，她的这双手啊，实在没有一时一刻的空闲。

说来也怪，粗茶淡饭，经妈妈的手一做，就有了新鲜的味道，吃起来那么可口，那么香甜；破旧的衣服，让妈妈拆洗、翻色、缝补一番，就好像新衣一件，穿起来那么得体，那么舒坦。

煤油灯下，妈妈锥底纳帮、缝新补旧，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针线，有谁知道，她老人家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针线包里，除了一本大书，就是大大小小的布头，以及不起眼的针头线脑，有谁知道，这本大书里记录了怎样的生活艰辛，珍藏着多少亲情往事？

倘若铺展开来，那可是我们整整的一个童年啊！

六十二、山里人家

小时候，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沙湾子大舅家。

每年一过正月初五，大舅家的三表姐就会牵着一头毛驴过来，接妈妈“住娘家”。于是妈妈抱着弟弟，我在后面抱着妈妈，娘仨骑在驴背上，随着“得得得”的蹄声，一颠一颠向沙湾子走去。三表姐牵着驴走在前面，不时地回过头来，笑盈盈地跟妈妈拉着家常。

刚过“油坊壕”，一座大山便横亘在眼前，因为骑着驴，走山路不便，我们就只能顺着山脚下的石子路，兜一个大大的弯子，慢慢地往山里走。

进山了，妈妈指着对面向阳的山坡对我们说：“你姥爷和姥姥的坟就在那里。”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你两岁那年，你姥姥就去世了，从此说是回娘家，可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了。”说完就抹开了眼泪。

“吧嗒”，冷不丁，一滴眼泪掉在妈妈的手背上，低头一看，弟弟的眼睛红红的，见妈妈看他，就使劲儿揉揉眼睛，不好意思地说：“风真大，吹得我眼睛都流泪了”。妈妈回头一看，我像没事人一样，正晃着脑袋，傻乎乎地乐呵着，好没心没肺呀，从此只要一提这事，“贪吃”“不懂事”便成了妈妈对我最大的褒奖。

夏天再去沙湾子时，就没必要绕那个大弯了，我们跟着妈妈抄近路直接上山了。

刚进山，路还比较平坦，我们一个个争着往前跑，抢着采摘路两边的鲜花。渐渐地，山路变得弯弯曲曲，坑坑洼洼，难走了许多，一抬头，突然发现上面有几块突兀的怪石，好像要掉下来似的，吓得我们尖叫起来，扔掉花，赶紧向妈妈跑去。

妈妈一边安抚我们，一边领着我们慢慢往前走。就这样，累了，歇一歇，让山风一吹，来精神了，接着走。

一路上，我们没看见一个人影，直到快要走到大山的尽头，才看到对面半山坡上有两孔窑洞，不一会儿，就有一大一小两只哈巴狗冲下山坡，迎面向我们跑来，冲我们“汪汪汪”“汪汪汪”地叫个不停。我们一个个大惊失色，赶快往妈妈背后藏，妈妈笑着说：“别怕，山里的路看上去很近，走起来远着呢，放心，它咬不着你们。”

就在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位颤巍巍的老人，他朝着狗大喝了几声，然后，双手交叠，摁着拐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打量天外来客一样仔细地打量着我们。

已经走出好远了，回头看时，那两条狗的影子也渐渐模糊起来，但是那不依不饶的狂叫声仍然回荡在空旷的山谷中，让我们一路上好不新奇，好不惊恐。

几十年后的今天，每每想到这段往事，那幅“深山犬吠”的画面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它宛如远年童话般清幽、神秘，空灵而又旷远，细细品来，便会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浸润在心间。

走出大山，视野顿时开阔了许多，山脚下住着两三户人家，这是下石拐打尖住店的地方，所以叫“店塔”。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远处斜对面山坡上大舅的家了，中间隔着很宽很宽的河槽，一条清粼粼的小河，宛如飘带一般，从河槽中央潺潺流过。

妈妈一见娘家人就亲切地问候起来，并让我们管这位叫姥姥，那位叫舅舅。从那种融洽的交谈中，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沙湾子的犄角旮旯还住着这么多亲戚，心里自然是暖融融的。不过那条小河早已吸引了我们的视线，趁妈妈不注意，我们三步并作两步，兴冲冲地向小河奔去，等妈妈追来，我们已经绾起裤腿，提着新做的实纳帮子鞋，蹚进河里了。

河水清澈见底，特别凉爽，也不太深，刚刚没膝，下面是松软的细沙，还有一些光滑滚圆的小石子。我们低着头边看边走，不一会儿就感到头发昏，腿发软，站在那里不敢动了。

妈妈赶紧踩着“踏石”走到河中央，告诉我们：“抬起头，往前看，只看脚下会头昏的。”我们照妈妈说的那样，盯着前面的大舅家，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地蹚过了河。虽说那种感觉不错，但总觉得不痛快不尽兴，于是把鞋往沙滩上一扔，返身蹚下小河，去尽情享受河水带给我们的那份新奇与欢乐。

冬天，小河结了厚厚的冰，河床变得宽阔了许多。太阳一出来，河面上反射出万道金光，晃得人们不敢睁眼，每当中午，溜冰的孩子三五成群点缀其中，欢笑声、尖叫声时时传来，给宁静的小山村带来一阵阵喧闹与欢腾。

当积雪覆盖河面时，那无垠的天然冰场就更加滑溜了，即使再健壮的小伙子，走在上面也得像裹脚女人那样，摇摇摆摆，扭扭捏捏，否则走不了几步就是一跤。不服，再走，也许刚一抬脚又是一跤，不由你不笑。

不过这一切都难不倒山里的孩子们，他们有踩雪橇的，有坐冰车的，轻松自如，自得其乐，溜冰的速度更快了，姿势变得更优美了，俨然舞者一般，真让人赞叹不已。

是啊！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博大的怀抱中，一生一世都有享不尽的清幽、静谧、恬淡与温馨，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不论玩什么，不管怎么玩，永远都那么欢欣，那么尽兴。

爬上山坡就是大舅家，院里拴着一条狗，但是不咬我们，用大舅的话说，那是“好狗不咬上门的外甥”。

山里人养狗实在平常，也许是害怕寂寞吧。就说大舅家，偌大一个山坡，只住着三户人家，况且住在大舅和刘生舅两家中间窑洞里的，还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头。不过此人不可小视，唢呐吹得一个响，远近的红白事宴不能没有他，因此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沙湾子的鼓匠——体面又吃香。”

大舅家斜对面有一座沙山，山下只住着马栓舅一家

六十三、刻骨铭心的亲情

大妗是东北人，识文断字，通情达理，这在闭塞的山区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每次来家，大妗总要给我们做黄米糕，糕的确好吃，不过捣黄米可是个力气活儿，你得会用巧劲儿才行。

听大妗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位石匠在山顶上选了一块平整的大石头，费了不少时日，终于凿出一个石臼，从此这里的人们吃糕再也不用发愁了，为了看看这个石臼，我们和表姐一起，端着黄米，扛着木杵，兴冲冲地跟着大妗爬上了房后那座大山。

果然远远就看到一块大石板，走近了，大妗上前揭起一块薄石片儿，那个约半米多深的石臼便露了出来。大妗用笤帚扫去周围的尘土，再用湿抹布把石臼擦干净，然后倒入一些黄米，跪在那里，举着木杵捣起来。木杵举得越高，捣下去的劲儿就越大，“咚、咚、咚”，一声重似一声。那些金黄色的米粒“唰、唰、唰”，溅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溅起来，简直好看极了。

置身高山之巅，领略那种独特的山区风光，真是别有一番情趣，远处，群山起伏；脚下，沟壑纵横。远远近近的山坡上，这儿一片金黄，那儿一片碧绿，俨然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格调清新，随意挥洒，一如山里人的性格，粗犷、奔放、率真、坦荡。

下山时已近晌午，只见一缕缕炊烟，从前前后后的山坡上、山沟里袅袅升起，啊！原来山里住着不少人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可不，山里人大多住窑洞，再加上住宿分散，平时你是很难看清它的本来面目的。

吃罢午饭，我们表姐妹几个兴冲冲地跑到沙山上玩儿，一回头，才发现那条狗正摇头摆尾地跟在后面，我们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抓把沙粒一看，黄灿灿的，又细又匀，踩在上面，又滑溜又松软，经太阳一晒，热乎乎的，给人的感觉特别舒坦。我们干脆把鞋一扔，光着脚站在山脚下，随口喊道：“一、二”，就开始爬山比赛了。

爬呀爬，费了好大劲儿才爬到半山腰，可一不留神，脚下一滑，又滑下去一截。越急越上不去，越上不去心里越急，这时如果看到哪个表姐超过我们，心里很不服气，咋办？瞅准机会，把她们的脚一拽，让她们也一个个滑下来，然后，大家躺在沙坡上放声大笑起来。笑过之后，憋足劲儿再爬，这次耐住性子，一个拉一个，总算爬到了山顶，大家松了口气，爬着、躺着、坐着，边说笑，边休息起来。

没想到的是，大舅家的狗很是尽职尽责，我们休息了，它却依然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俨然卫士一般。

一会儿，不知是谁提议，再来一次下山比赛，于是我们又一骨碌爬起来，狠命地往山下滑。就这样，滑下去，爬上来，爬上来，再滑下去，一玩儿就是小半天。

晚上，全家人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大舅讲故事。大舅算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民间说书艺人，什么“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什么“呼延庆打擂”、“穆桂英挂帅”啦，他都能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听得人一个个着了迷。不过山里人特别迷信，大舅也给我们讲过不少鬼怪故事，说得很逼真，特别吓人。

大舅家墙上每年都会贴那两张“劈山救母”的故事画，画面上有许多方格，方格里是各种各样的插图，大舅指着插图曾不止一次给我们讲过，故事本来很感人，可是一到晚上，那种粗糙泛黄的纸质，经昏暗的煤油灯一照，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让人不敢多看一眼。尤其是半夜醒来，看到对面墙上黑乎乎一片，仿佛有许多黑影在晃动，吓得我浑身冒汗，脑袋直往被窝里钻。

晚上，每当妈妈和村里人偷偷玩儿纸牌时，大妗总要点两盏煤油灯照明，这一来，屋里亮堂堂的，我不必害怕了，倒是大人们提心吊胆的，怕被村干部发现，把窗户堵得严严的，说话声音低低的。

玩儿牌时更有意思，四个人盘腿坐在炕上，每人前面摆着几十粒黄豆，起牌、出牌轻拿轻放，尽量不发出声音。玩儿输了，数几粒黄豆推过去；赢了，再把它点清楚拢回来，就这样，一圈一圈，周而复始。

说来好笑，一旦玩儿起纸牌，大人和孩子也没什么两样。你看吧，谁和了，脸上笑盈盈的，和不了，总免不了低声抱怨几句，如果和被别人截了，那说不定还给人甩脸子看呢。我觉得既神秘又好笑，便坐在妈妈旁边看起来，可是怎么也看不明白，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也许是担心妈妈输钱吧，没过多久又醒来了，揉揉眼睛，赶紧看看妈妈前面的黄豆有多少，一数，还好，不算少，这下才放心地去睡了。

大舅家表姐多，每次来沙湾子，我都要跟着她们满村跑，这里地处山区，偏僻、闭塞，家家户户烧香拜佛成风，但是山里人朴实憨厚，真诚热情，着实让人很感动。

逢年过节，谁家来了亲戚，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全村人都会把他们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土炕上，铺开一条新擀的羊毛毡，请客人上座；条盘里，摆上各种油炸食品，让客人品尝。一家办喜事，乐坏全村人，你看吧，男女老少，穿戴一新，像赶会似的全来了。礼多礼少没人计较，大家在乎的是众人营造的那份喜庆气氛。

沙湾子——一个留下我童年印记的小山村，在那里，青山巍巍，犹如一道道天然屏障，为人们终年遮着雨，挡着风。勤劳朴实的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享受着那份恬淡，那份安宁。

这里曾经流传着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静静谛听，就会有许多难解的谜，让你去猜想、去探寻；细细品味，又会有许多甜甜的梦，让你去体会温馨、体会亲情。

那条绕村而过的小河啊，你百转千回，一路奔腾，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是否依然清澈见底，流水淙淙？但愿这位阅尽沧桑的苦吟诗人，在演奏新作的同时，还能把那些古老的歌谣一遍遍地传唱至今。

那座黄黄的沙山啊，定然掩不住几十年来岁月留下的仆仆风尘，但愿你风采依旧，永远年轻，让年轮镌刻在沙坡上的那一道道波纹，清楚地记录下更多跋涉者的脚印，存留下更多孩子们的笑语欢声。

今天，那些勤劳朴实的山里人，早已告别了简陋的窑洞，他们的后人有不少已经走出大山，来到城镇。但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浓浓的乡音，带着浓浓的乡情，更带着一种朴素淳厚的民俗民风。

沙湾子，也许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山村，但是在那里，却封存着我童年时代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甜甜的梦，一个融满亲情感人肺腑的梦，一个今生今世常说常新的梦。

但愿永远能够活在这样的美梦中，好让我酣畅淋漓地去表现童年时代的稚气纯真，好让我尽情地去感悟和享受那份浓浓的骨肉亲情。

六十四、“稻草人”

我家自留地的地头有一棵大榆树，紧挨着生产队的菜园子，旁边就是老陈井。

在这里，我们掰过糜霉霉，拔过玉米穗，摘过金黄色的葫芦花和淡蓝色的连豆花。在这里，我们不仅听到糜黍拔节时所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而且还亲眼见证了葵花一日之中随着太阳旋转，小蜜蜂“嗡嗡嗡嗡”采蜜的辛劳奔忙。

那时候，大人都在生产队劳动，只能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去自留地干活儿，孩子们倒是有时间，可是除了打猪草，再什么也干不了。

大概是那棵苍劲挺拔的老榆树过分招摇过分显眼的缘故吧，那年秋天，不知从哪儿飞来那么多麻雀，真是飞起一群，落下一片，所到之处，沉甸甸的糜穗全变成轻飘飘的空壳，如果任其下去，那么一年的辛勤劳作只能是颗粒无收了。

稻草人不起作用，那就让孩子们上阵吧，于是我们被安排到各家的自留地里赶麻雀。

我家自留地旁边就是贾三叔的地，就这样，我和贾二女被派到这块地里，整天围着麻雀打转，成了一对“稻草人”玩伴。

麻雀虽小，但是打食却很勤奋，这不，天刚亮就倾巢出动了，你得赶紧下地，扔着小石子，一边喊，一边赶，从这边追到那边，再从那边赶到这边，就那么大一块地，来来回回，跑了一遍又一遍。

更好笑的是，这个期间，我们俩人谁也不敢偷懒，被她赶走的麻雀很快就会落到我家的地里，被我赶走的又会飞到她的那边，总之，这群麻雀是不会离开这块糜子地的。

等到中午，大人来了，我们方才可以回家吃饭，下午接着再赶，天天如此，叫人又气又烦。

黄昏时，麻雀飞走了，充当稻草人的孩子们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了，同伴一多，感觉哪儿都特别好玩儿，起初大家只是聚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后来索性跑到老屋后面的半山坡，在那块一直通向后壕的庄稼地里，逮蚂蚱，抓瓢虫，捉金黄色的“打灯牛牛”。

就这样，我们一边说笑，一边追啊、跑啊，猛然回头，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平日不起眼的小山村，原来竟像童话世界那般神奇而又美妙，袅袅的炊烟，朦胧的暮色，丝毫也遮不住它特有的那份喧嚣，那份热闹。

你听，对面山坡响起一阵“哞——”“咩——”的吼叫声，牧归的牛羊，此时好像演奏着一曲和谐动听的二重唱，前面一群，后面一片，正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

那些刚刚卸了缰绳的骡马，像撒玩儿似的，随意往地上一躺，来来回回打几个滚儿，站起来后，先痛痛快快打几声响鼻，然后使劲儿扬扬鬃毛，抖抖身上的皮肉，甩甩长长的尾巴，将粘在身上的尘土抖落得干干净净，这才扬起脖子，长长地嘶鸣一声，向着村外那片开阔之地“得得得得”撒蹄而去，给暮色苍茫的小山村留下一幅有声有色的奔马图画。

对卸套的骡马来说，大都是这样，好像不把这些功课做足，就不能消除每天辛勤劳作的那种压抑与疲乏。

村东的老井边，饲养员在不停地吊水，随着那只黑色的胶皮水斗一翻、一翻，洁白的水花四下飞溅，一股股清泉水便“哗拉拉”地流进了那个长长的青石水槽里边，等着饮牛羊，饮骡马。

往日寂静的后壕，此刻显得异常热闹，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水沟旁，青蛙像比赛似的，卯足了劲儿“呱、呱、呱”叫个不停。庄稼地里也不平静，各种昆虫闻风而动，地垅旁，庄稼叶上，到处都能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

看，长腿蚂蚱蹦来了，“嗵”的一声，恰恰就落在你的脚旁。一逮，“嗵”又一声，顿时蹦得无影无踪。此时你可千万别灰心，这家伙机灵，即使是抓捕高手，它也总会让你三番五次地扑了空。

最会享受的是七星瓢虫，一个个爬在庄稼叶上，悠然自得地摇一摇，晃一晃，即使伸手去抓，它们也懒得理睬，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惊恐。

“打灯牛牛”太狡黠，它凭借那层又厚又硬的金黄色包装，故意卖弄一些小伎俩，不是在你眼前绕，就是往你耳边撞。有时，听见一阵“嗡嗡嗡”的声响，循声而去，却没了影子，哪儿去了呢？这时你不妨看看脚下，也许它已经悄悄收起了翅膀，正在那里和你玩开了捉迷藏。

玩得正高兴，逮得正起劲，忽然听到村东头聋大娘冗长的呼喊声：“挨京子哎——，捉上打灯牛牛喂鸡来——”。

这下更开心了，大家先拿腔作调地模仿几声，笑过之后，赶紧炫耀自己的战利品，逮住蚂蚱的，别忘了往腿上系根小绳；瓢虫呢，一律放生；至于打灯牛牛嘛，就让它们在瓶里使劲儿扑腾吧，要知道，再怎么折腾那也不过是无谓的抗争。

六十五、父爱如山

小时候，一大家人坐在炕上吃饭，我总是挨着父亲，因为挑食，我遭到众人的白眼，尤其是二姐，凶巴巴的，那拳头打来，让人简直无法招架。

可父亲不然，他知道我不爱吃肥肉，总把自己碗里的肉用筷子夹开，一分为三，把瘦肉和肉皮夹到我的碗里，我呢，也把肉夹给父亲，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有时肉皮上还有一点肥肉，我又给他夹过去，父亲很耐心地再夹一遍，递给我说：“这回行了哇。”

父亲的性格特别好，很少发脾气，从来不舍得打我们。有一次，我不知为什么惹父亲生气了，正在扫院的父亲气呼呼地提着扫帚走过来，我当时吓坏了，赶紧抱住脑袋，站在那里不敢动，心想：这下完了，非打死我不可，然而偷偷一看，父亲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后来发现，父亲虽然气呼呼地责骂我们，有时还摆出要打我们的架势，把手举得高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打下来，用妈妈的话说，那是“干打雷，不下雨”，此话不假，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挨过父亲的打。

父亲虽说不打我们，但绝不允许我们洒饭、睡懒觉，每当他捡起我们洒下的饭粒，总会边往嘴里放边数落：“唉！这么好吃的东西给洒了，真该好好地饿你们几天。”见我们睡懒觉，又数落我们：“一个个好吃好的不怠要动，终究咋活成人呀！”

吃谷米粥时，父亲喜欢把碗颠一颠，这样粥就成了光光的圆圆的一团。我们觉得好玩儿，也模仿着颠，可总是不成功，于是就让父亲颠，父亲就给我们一个一个地颠，颠完之后的谷米粥变成一个椭圆形球体，金黄金黄的，真好看，这一来，我们左瞅瞅，右看看，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筷子了。

起初，我们以为父亲是为了好看，后来才明白了，原来父亲是怕米粒粘在碗上才这样做的。

喝莜麦糊糊时，父亲先将碗沿儿舔干净，喝完，又将碗底舔干净，我们吃完没吃净，他拿来舔了，冲我们一瞪眼睛说：“遇上灾荒年，看咋饿你们呀，再让你们造孽。”

每逢村里唱大戏，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商贩，各种各样的食品看得让人眼馋。跟母亲要钱吧，有点不敢，可父亲身上好像从不带钱，怎么办？还是先问一问再说吧。没想到，父亲二话没说就递给我一毛钱。我赶紧跑过去买了根麻花，让父亲吃，他咽了下口水说：“你吃吧。”我想也是，大人们有钱，想吃什么自己不能买？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吃起来。

父亲和五京哥上山放羊，我曾经多次跟着“打伴”（跟在羊群后面赶羊），在向阳的山坡上，父亲和五京哥坐着说话，我去追赶乱跑的山羊，等山羊归队了，羊群也吃稳了，我就放心地釆摘山花去了。

当年山坡上的野花很多，叫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姹紫嫣红，馥郁芬芳，往往是采着眼前的，望着远处的，边采边跑，边跑边采，不一会儿就能釆来一大把。

有时能遇到狼毒花，一丛一丛的，那就挑花朵鲜艳的，并且长得高大的，连根拔起，然后将细碎的叶子捋掉，只留下长长的茎秆和圆圆的花朵，捋上满满两大把后回到父亲身边坐下，开始给自己编玩具了。

编什么呢？编耕地的犁，编种地的耧，这些玩具几乎每个乡村孩子都编过，编完后，我还要模仿父亲耕地、种地时的样子，抓着这些“农具”的手柄，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演示一遍，颇有“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那般意味。

中午回来，把羊群往河槽里一赶，父亲就放心地回家吃饭、歇晌去了，而我们姊妹几个则利用照羊盘的机会，玩起了请客人、过家家，每逢这时，村里的小姐妹也来得不少，一帮人忙忙碌碌，嘻嘻哈哈，玩得特别起劲，特别热闹。

六十六、饲养员

那时候，我应该是父亲的一个小跟班，父亲当饲养员时，我跟到场面看父亲和刘生叔铡草，那么一大堆莜麦秸都要铡成寸段，一干就是小半天。

刚开始不习惯，眼看刘生叔的铡刀下来了，可父亲为了固定那一大束一大束的莜麦秸秆，更为了保证铡出的草都能成为寸段，好像双手就在铡刀的旁边，吓得我都变脸失色了，但是久而久之就不再担心了，再后来反倒觉得有意思，有看头了。

因为特别熟悉这个场面，所以当妈妈给我们出了“一个鹰，一个鹞，一个圪蹴一个跳”的谜语时，生性愚笨的我居然一下就猜出来了，铡草刀呗！

一次，母亲领着弟弟去段家壕走亲戚，我知道后哭着跑上东坡去追，可是没追着，又不敢往远处跑，因此只好来到场面找父亲。此刻父亲正和刘生叔铡草呢，他放下手中的活儿，摸着我的头哄我说：“不要哭，锅边儿烤的馍片儿是给你吃的。”

那个时候家里穷，锅边儿烤的馍片儿是给弟弟吃的。每当弟弟吃馍片时，我总是坐在一旁，一眼不眨地看啊看，并且，不知不觉把一只手支过去，接住掉下的细渣，然后将其拢在手心，慢慢倒在弟弟嘴里。在我看来，最好吃的东西，应该全给弟弟才对。

现在听说这馍片儿是给我吃的，我马上就不哭了，好不容易等到干完活儿，父亲这才把我的手一拉，走回了家。

当饲养员时，父亲白天在场面铡草，黄昏时吊水饮牲口，晚上住在饲养院里，一晚上得起来几次给牲口添草加料，因此睡觉的时间很少，尤其是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半夜起来喂牲口，那可是遭大罪了，但是为了多挣工分，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所以每到夜深人静时，总能听到父亲的阵阵咳嗽声，听惯了，谁也不以为然，岂知父亲此时已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以致终生难以治愈。

最难忘的，也是最受累的，应该是秋日傍晚饮牲口那一幕了。

父亲办事实在，还没等牲口回来，他就给那个长长的石槽里蓄满了水，井是直筒形的，井边垒着几块大石头，抓着石头往下一看，水面蓝汪汪的，深不见底，就像张开的大口，怪吓人的。水斗子是胶皮做的，圆圆的，黑黑的，看上去很笨重，很有分量。

父亲饮牲口时，我就坐在水井不远处的土圪塄上，看父亲不停地晃动绳子往上吊水，一会儿饮骡马，一会儿饮牛羊，尽管是一拨一拨的“流水待客”，但水槽里的水始终都是满满的，甚至还不住地往外漾呢。

那些刚刚卸了套的骡马，干活儿时肯卖力气，自恃功劳不小可以为王霸道，饮水时，明明下面的水槽有空档，可它们偏偏争抢上面的水槽，而且一个个脾气见长，这不，挤过来，挤过去，鬃毛倒竖，互不相让，一来而去之后，又是踢，又是咬，在愤怒的嘶叫声中，居然还有抖出十二分的精神比试开了拳脚。

对这些，父亲已经见怪不怪了，偶尔他也会呵斥两声，然后埋下头来继续干自己手里的活儿。

然而这一幕可把我吓坏了，水槽本来离井口很近，而父亲就站在井口边吊水，万一它们踢着父亲呢？或者说，在父亲弯腰吊水的情况下，它们把父亲挤得掉下去呢……

我的那个天啊，我都不敢往下想了！

可父亲一点也不在乎，只管站在井沿上一个劲儿地吊水，饮完了骡马，接着饮牛羊，要知道，生产队那可是成群的骡马、成群的牛羊呀，那得吊多少水才算个够啊！

直到下地干活的人们陆陆续续进了村，直到远远近近的炊烟都消融在那片灰蒙蒙的暮色中，老井边“流水待客”的工作方才接近了尾声。

终于饮完牲口了，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家家户户陆陆续续点亮了煤油灯，尽管灯光如豆，但是在没有星光月色的乡村夜晚，同样可以辨识方向，同样可以照明。

只见父亲把水斗搁在石槽边，伸了伸腰，擦了把汗，然后向我走来，我赶紧跳下土圪塄，将父亲的手一拉，在沉沉的暮色中，父女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走去。

几十年后，《外婆的澎湖湾》成了我的最爱，尤其是与外婆挽手前行的那个情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间，它让我看到了童年的自己，看到了父亲挽着我的手行走在回家路上的那个画面，不觉已是泪水涟涟！

六十七、麦收时节

秋收之后，收割的庄稼都陆续拉进了场面，你看吧，偌大的场面左边一座金山，右边一座银山，一天一个变化，越变越充实，越变越好看。

打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连枷打，另一种是用碌碡碾，打连枷那是晚上加班的事，白天只有几位老人在用碌碡碾。

别人碾场时，会扬着皮鞭先“啪”打一下牲口，然后放开嗓门儿唱几声爬山调解闷儿，尽管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但是从劳动中发出的歌声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悠扬。

可父亲不然，他一手拽着缰绳，一手轻轻地晃动着马鞭，虽然不时地吆喝着牲口，却很少让鞭子落下来。有时他也会哼两句，但是声音很低，究竟唱了什么，根本听不见，父亲的低调做人曾让儿时的我有过一些不解，有过一些失望。

就这样，父亲牵着牲口一圈一圈地碾过去，再一圈一圈地转回来，碾完后，用长长的杈子将麦秸一抖，然后挑到别处，此刻，一层铺得厚厚的胀鼓鼓的麦粒就呈现在眼前了，庄稼人从心底漾出的那个乐呀，不仅仅写在嘴角，写上眉梢，就连皱纹间也都洋溢着澎湃的激情，洋溢着酣畅的欢笑。

为了多挣工分，父亲晚上又去“照场”。下工后，人们把粮食堆起来，像一座座圆锥似的小山，稳稳地立在那里。保管员在粮堆四周盖满了长方形的粮印后，也离开了，此时，寂静的场面里只留下父亲一个人了。

天一黑，父亲就穿着那件白茬皮袄，拿着手电，绕着场面转起来，确定没什么情况后，这才回到麦垛下面，拽出几捆麦子，腾出一处空地来，弯着腰钻进去，以此遮遮雨，挡挡风。

时值深秋，天气已经很冷了，深夜，母亲还在灯下做着针线活儿，我们也睡不着，就缠着她讲故事，这时总会清楚地听到父亲一阵阵的咳嗽声，时而远，时而近。我们不明白，粮堆全打了粮印，父亲还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什么不歇歇呢？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向来办事认真，不时地转转，既防贼偷，又怕牲口糟蹋粮食，几乎一晚上都不敢打盹。

白天我们到场面玩，总想钻进麦垛下的那个洞里看个究竟，可是父亲眼一瞪，就是不答应，趁他低头干活儿时，我们偷偷钻进去，没想到四周的麦芒一齐扎来，扎得我们没法坐，更别说躺了，于是便连滚带爬地跑出来。在这里，父亲是怎样熬过那一个个漫漫长夜，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法想见。

记得当时看过一部影片《丰收之后》，内容忘了，但是片名永远也忘不了，要知道，在那些饥饿困顿的年月里，大家多么盼望能够获得丰收之后的那份欣喜，那份慰藉啊！

当年的生产队，每年秋收之后首先要交公粮，剩下的除了留足来年的籽种，再给生产队留一部分，以备驻社干部配饭之用，然后才能估算出社员的分粮情况。遇上丰年，每人能分三百八十斤粮食，麦子最多分过七十斤，剩下的就是糜黍谷物与莜麦荞麦了，倘若还有余粮，那就统统卖给国家，绝对不能私分一斤一两，在粮食问题上，国家有明确的规定，生产队要绝对执行，没得商量。

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丰年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只要听说能分三百八，不，哪怕是三百六，你看吧，大人孩子一个个都激动得脸上放光。

六十八、连枷声声

抢收麦子那些天，生产队把定量为一斤的大面棒送到地里，不论大人还是孩子，每人一个，并且送来了开水，大家在地里吃喝了，稍事休息，接着干。拔麦子虽然很辛苦，但是又能多挣工分，又能白吃生产队的大面棒，何况大家一起干活儿，一起在“露天餐厅”里聚餐，怎么说，这种机会也并不多，这笔账也是很划算。

我的家乡素来靠天吃饭，春天很少下雨，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而麦收季节常常是阴雨连绵，天不放晴，如果不及时打场，收割回来的小麦很容易发霉生芽，因此只要遇上晴天，白天拔麦，晚上肯定就会加班打场。

每到这样的夜晚，全村的孩子一准都会聚来，不让进场面不要紧，大家就趴在场墙上往里看，场墙不是很高，趁看场人离开的间隙，我们爬上去跳下来，跳下来再爬上去，只管嘻嘻哈哈地笑，疯疯癫癫地跑，感觉场墙外比场里面还要忙碌，还要热闹。

当然吸引孩子们的远不止这些，最重要的原因是凡加班打场的人，都会分到一碗炖羊肉作为犒赏，可辛勤劳作一天的家长哪个舍得吃呢？即使不看也知道，自己那几个孩子正在场墙外眼巴巴地等着盼着呢，为了他们，苦点累点没什么，只希望快点把场打完，尽早把这碗炖羊肉端回家，好让孩子们尝尝鲜，解解馋。

记忆中，平展展的场面，齐整整的麦垛，明晃晃的马灯，“噼噼啪啪”的声音，家乡星夜打场的这一幕啊，就像一部徐徐展开的情景剧，如诗如画，美轮美奂，而“噼噼啪啪”的连枷声恰是一组悦耳动听的协奏曲，听得让人心潮起伏，看得叫人激情奔放。

不过真正打起场来，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轻松，别的不说，光准备工作也得大伙儿忙乎半天，这不，在闪烁的马灯下，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又接着干了起来，他们先将成垛的麦子一捆一捆取下，而后铺展开来，场这边麦穗一律向里，铺成一个又一个圆形的图案，场那边麦穗对麦穗铺成长方形，一排接一排，几乎占了多半个场面，等一切准备停当了，方才开始打场。

摆成圆形的用碌碡碾，不用说，碾场始终都是父亲他们几位老人的专利，你瞧，他们拽着手中的缰绳，吆着拉碌碡的骡马，在一个个圆形图案上不断地转着，转着，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答话，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领地上，悠悠然地转着，爬山调唱着，各忙各的，互不相干。

而长方形的呢，则要用连枷打，打连枷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并且还是集体行为，需要通力合作才行。

打连枷的场面特别有趣，你看吧，几十个人自动分成两行，面对面站好，双手举起用红柳条编成辫状的连枷，你拍一下，我拍一下，边拍边走，边走边拍，随着“噼噼啪啪”有节奏的声响，一步一步整体横向移动，那场面，那情景，动感十足，情趣盎然。

这哪里是打场？分明是在跳集体舞啊！瞧瞧马灯下的身影，一个个那么轻盈，那么优美，那么矫健，那么洒脱，直看得人眼花缭乱，如痴如醉一般。

等一排连枷打过去，秸秆上的麦粒已经所剩无几了，再用杈子将秸秆挑起抖一抖，下面铺着的就是金黄色的麦粒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姐弟几个总会在场墙外坚守到伙伴们全撤了方才回家，但谁也不肯先睡，看看窗外渐近中秋的月色，听听场面噼啪作响的连枷声，再想想父亲将要端回的那碗香喷喷的炖羊肉，那种感觉亦幻亦真，似梦非梦，简直美妙极了。

可孩子毕竟是孩子，等着等着还是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耳畔传来一阵亲切的呼唤声，睁开朦胧的睡眼，只见昏黄的油灯下，父亲端着碗站在炕沿边，正挨个儿往我们嘴里喂着肉，这个爱吃肥的，那个爱吃瘦的，不偏不倚，一人一块。

我们迷迷糊糊吃完一块，并没吃出什么滋味，再吃一块，嗯，挺香！几个人一骨碌坐了起来，可是碗里只剩一点汤了，见我们还盯着看，父亲说了句：“别看了，再看也没有了。”说完一扬脖子把汤喝了，抹抹嘴，赶紧照场去了。

后来才听说，父亲打上肉以后，生怕凉了，赶紧用衣襟遮住碗，快步往家里赶，有时，我们睡得正香，怎么也叫不醒，父亲就揪我们的耳朵，可我们还是困得睁不开眼睛，没办法，父亲就只好把肉硬塞到我们口中。

那时候，除了过年，平时几乎是吃不到肉的，很难想象，那一串串欢快的连枷声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美好的希望，又让我们产生过多少美妙的遐想？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打场，原本是乡村平常不过的劳动场景，但在诗人笔下却写得那般质朴清新，那般生动传神，让人感受到一种璞玉般的自然趣、田园情。

这哪里是诗？它分明是一个梦，一段情，我的乡愁啊，早已抒写在故乡的麦收时节，抒写在那片“噼噼啪啪”的连枷声中。

六十九、供电

因为这条公路的不断养护、拓宽，交通便利了，高压线也架起来了，一根根高高耸立的水泥电杆，一排排日夜吟唱的高压电线，为沿途的每一个村落，为广袤无垠的大榆树滩，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弹奏着欢快的琴弦。

高压线架起来后，供电部门的有关人员也被请来了，村干部有个大胆的设想，那就是恳请上级部门尽快给村里通电。人家考察了一番后给了答案，那就是必须在离高压线不远的地方打一口机井，这样才具备了通电的条件。

好在村子南边有一个废弃的井坑，当年只打了一半，担心泉水不旺中途搁置了，位置就在高压线旁，于是全村人齐心协力，说干就干，没用多长时间，一口大井，一汪清泉就呈现在人们眼前。

那几位电工很快就进村了，他们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栽杆的，架线的，安插座的，每天都会搞出一些新鲜的名堂。

为了尽快通电，生产队真是下了血本，他们选派妈妈和毛小嫂到队部给工人们做饭，今天炖羊肉炸糕，明天烙油饼炒鸡蛋，每天好吃好喝的，就像过大年。

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时，我们这帮小不点儿也没闲着，他们干活儿，我们跟着到处转；他们吃饭，我们站在外面盯着看……

最好笑的是，当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时，这帮人一个个眼睛直勾勾的，看得那真叫一个馋，再听听不争气的肚子吧，此刻“咕咕咕，咕咕咕”，吼得那真叫一个欢，让人好无奈，好难堪！

还傻楞在这里干什么？赶紧拉着同伴离开吧，让人家看到这副狼狈的样子那才叫丢人现眼。

线路终于接通了，小山村也像城市一样能够电灯照明了，只不过多了开闸、合闸的程序，为此，电工每天都得爬两次电杆。

傍晚时分，已经娴熟地掌握了电工技术的挨京哥会准时来到村南的机井旁，他先穿上带锯齿的半圆形铁鞋，再系上那根儿又宽又长的皮带，之后双手抓着电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上攀。

早就等在那里并且被冻得变脸失色的我们，一个个捅着袖子，跺着脚，头扬得老高，一步一步地数着，一眼不眨地盯着，一分一秒地盼着。

挨京哥终于爬到很高的地方了，他首先小心翼翼地用皮带把自己的腰和电杆系到一块儿，然后伸出手来，用力将闸一合，只见“哗”的一下，全村的灯都通亮了。

“来电了——！”

“来电了——！”

一阵欢呼雀跃后，才发现自己的眼泪鼻涕一齐淌下来了，哎哟！这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们确实有点等不及了，于是撇下挨京哥，嗷嗷大叫几声，向着那片耀眼的灯火，向着那个被灯火点亮的家，一溜烟儿地跑了。

七十、拖拉机进村

小时候，我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虽然还没上小学，但是我却学会了一首校园歌曲：

“三匹骡子三匹马，拉来了一个大冬瓜。你的冬瓜有多大？

五百八。

呀，那么大，那是个啥？

一个冬瓜五百八，挖上个窟窿能住人家。

哎嗨哎嗨哟，哎嗨哎嗨哟，

共产主义的冬瓜，冬瓜长得大。”

大跃进时期，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农村开始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并且盲目地办食堂，吃起了大锅饭，鼓吹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一时间，人人头脑发热，处处浮夸成风。

人们竟然天真地认为，一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会像歌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冬瓜五百八，一根萝卜，一棵白菜也都是五百八，这且不说，粮食产量也可以随着想象任意往上翻，这样的光景，还用得着愁吃愁穿吗？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所有的梦幻都破灭了。

后来呢，我们又以为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但是这个目标仍然很遥远、很遥远呀，给人的感觉就像现在读科幻小说一样，只是凭空想象，恍如梦话。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我七八岁时，我们村居然拉起了电线，安上了电灯，一到晚上，全村上下一片通明。

电灯有了，电话也应该离我们的生活不远了吧。

其实，我最早感知的电话，是来自一篇课文，课文大意是：父亲进城买东西，顺便给家里打来了电话，村子离县城四十多里，但是女儿却真真切切地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这是真的吗？如果说隔着大山吼一声对面能听见，那肯定是真的，但是相隔四十里之远，凭借一根细细的电线就能把声音传过来，那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但是很快就见证了这个事实，我村通电不久，大队部就安上了电话。

后来，表嫂赵玉梅去城湾当了接线员，趁大队部没人的时候，我们几个偷偷跑进去学着打电话，那时的电话不用拨号，一拿起话筒，接线员就会询问：“你好，要哪里？”

我们第一次打电话，又是偷偷摸摸进去的，又紧张，又害怕，根本不知道这电话该怎么打，该说些什么，总觉得应该是很正规的官样文章，因此，心怦怦怦直跳，像抓了个烫手山芋似的，赶紧放下。

但是出于好奇，又不甘心就这样一走了之，于是探头探脑地往外面瞭瞭，看见没人，赶紧再打，还是表嫂聪明，她居然猜出来了，并且叫出我们的名字，这样一问一答，终于打出了第一个电话。

不过这不算什么，还有更稀奇的事情呢。

记得当时的年轻人说，将来的农村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可是有几个人会相信呢？老人们撇撇嘴不屑地反驳道：耕地不用牛，那是人拉了，点灯不用油，那是黑摸呢，哼，这些娃娃们净瞎说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姐姐的同学付世文从县拖拉机站学习毕业，成为县里第一代拖拉机手，他起初在固阳县拖拉机站工作，后调到公社机耕队，最后被大队抽回村里，在此期间给年轻人教技术，带徒弟，为我村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拖拉机手，云飞哥就是其中的一个。

很难想象，当电灯照亮黑暗的乡村之夜时，当拖拉机开进寂静的小山村时，那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也许人们会说，这是真的吗？该不会是做梦吧！

最让人感动的是拖拉机那份吃苦耐劳的精神，它白天干，晚上干，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停歇，真是一头名副其实的“铁牛”啊！

最让人惊奇的是它的耕地效率，简直是太夸张了，这不，短短几天，就把生产队所有的大田翻了一遍，真是霸气十足“牛气冲天”啊！

不过，拖拉机也有不够尽善尽美的地方，比如说，有些狭窄的地方它去不了，即使是大田，它因为“尾大不掉”，回头拐弯的地方往往照顾不到，这就得老黄牛上阵了。虽然牛的工作面很有限，工作量也在日渐减少，但老黄牛吃苦耐劳的本色早已定格在人们心里，毋庸置疑的是，它永远是名副其实的“金不换”，是庄稼人心中的一块宝。

因此，在机耕取代了牛耕以后，人们并没有冷落那些耕地的牛马，老人们对牲畜实在是太有感情了，那种感情是与生俱来的，是根深蒂固的，是机器所取代不了的。

孩子们也不例外，因为这些牛马曾经为我们这个小山村带来了活力，带来了欢腾。更重要的是，那幅老井边流水待客的饮水画面，为我们的童年时代营造出一个个美轮美奂的诗画黄昏，所以它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里，永远存留在我们的梦中。

七十一、二姐

二姐生于一九四七年，比姐姐小四岁，小时候像个小跟班儿似的跟在姐姐后面，别看她们年龄不大，居然还办过几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姐俩一起护送哥哥离开家乡，去固阳中学上学。

当年二哥为了哥哥主动放弃了学业，确实是尽心尽力了，但哥哥还是不能走，因为父亲没答应，趁父亲不在家，母亲和二爹决定让哥哥赶快走。

哥哥一听，二话没说，撒腿就跑，姐姐领着二姐跟在后面，兄妹三人一口气跑上西梁，哥哥挥了挥手，示意她俩赶紧回家，然后朝着明灯山方向一溜烟儿跑了。

姐姐二姐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哥哥奔跑的样子，她们说，那时哥哥又高又瘦，腿很长，跑得很快，一会儿就跑远了，看不见了。

当时八岁的姐姐、四岁的二姐怎么也不会想到，哥哥此去山重水复，路途遥遥，他所踏上的那可是一条坎坷一生的文化苦旅啊！

第二件大事，就是亲眼看到掏鸟蛋的二哥掉到井里，在她俩的哭喊声中浮出水面，那情景至今想来依然让人惊恐几分。

姐姐二姐干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将已经送人的我要了回来。

农历二月，被送到大南窑子的我又被人家冒着大雪，坐着牛车遣送回来了。正好村里骡驹嫂家的孩子在不久前夭折了，据说还有奶水呢，于是妈妈又把我送给了她家。

十二岁的姐姐和八岁的二姐不放心，瞒着妈妈偷偷跑进后壕看我，发现给我喝的竟然是米糊，回来后就告诉了二爹，这一来，我又一次被遣返回来了。

照理说，将我解救回来应该善待才是，可二姐却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妹妹不顺眼，好像从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

就拿起床来说吧。

我打小就爱睡懒觉，二姐对此深恶痛疾，早上叠被子时，她先是凶巴巴地喊一声：“赶快起！”然后从后炕开始，一床一床地叠，到了我这儿，看我还在装睡，更来气了，“噌”的一下，将被子拽走了。

二姐来硬的，我偏偏不买账，索性将胳膊一抱，蜷缩在毡子上与之抗衡。

二姐真沉得住气，她把被子叠完，就开始卷毡，对付我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只需将毡子猛地一提，“嗵”的一声，我就被重重地扔在土炕上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时，灶边做饭的妈妈就会扭过头来气呼呼地数落二姐一顿，之后边做饭边哄我，你猜怎么着？二姐气得脸色都变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呀，因此这事也就算摆平了。

二姐看不惯的还有一样，那就是我的挑食。

说不出为什么，打记事起我就不吃肥肉，不喝羊奶，可能是小时候太贪吃，吃伤了吧。对此二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挑来捡去，那还不是让父母给惯坏了，对此，二姐当然不会手下留情。

我也算识相，每次吃饭总是远远躲开二姐，最佳的位置是挨着父亲坐下，父亲知道我不爱吃肥肉，总把自己碗里的肉用筷子夹开，一分为三，把瘦肉和肉皮夹到我的碗里，我呢，也把肉夹给父亲，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有时肉皮上还有一点肥肉，我又给他夹过去，父亲很耐心地再夹一遍，递给我说：“这回行了哇。”

这个举动再一次证明，我是让父母惯坏了，二姐所表现出来的那绝对是零容忍。

过去村里穷，哪家的孩子也不少，即使像我们这样在邻居看来的“殷实人家”，晚上铺着毡睡觉，被子呢，两人合盖一床，已经很不错了，还有人家的孩子没被子盖，晚上盖一件破皮袄过冬呢。

我最不喜欢和二姐合盖一床被子了，不仅仅因为平素积怨很深，主要是忍受不了冬夜的那份寒冷，起初我还有被子可盖，可二姐一翻身，将被子一裹，这下我连个被角也够不着了，没办法，我就使劲儿去揪三姐和爱叶姐的被子，这一夜，我们揪来揪去，姐妹几个就只能蜷着身子轮流当“团长”了。

七十二、吃苦耐劳的二姐

二姐打小就有一大把子力气，从来都不怕吃苦受累，照“全家福”那年，她只有十三岁，但看上去就像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那时候哥哥姐姐全都读书、工作在外，所以里里外外拿轻扛重的活儿就落在她的肩上。

二姐不喜欢刻意打扮自己，不喜欢做针线，却喜欢挑水，打柴，干大田里的农活儿，就像男孩子一样。

别看我们生在农村，姐妹几个连马都不敢拉，更别说骑了，二姐不然，每年开春时，她牵着马，拉着“二圪蛋”，天天给父亲帮耧种地。

帮耧这个活儿劳累不说，要求还挺高呢，你得牵着马直直地走过去，再直直地返回来，始终保持一条直线。

不仅如此，帮耧时还要拉那个笨重的石头“二圪蛋”，其作用就是将散落的种子归拢，压实，要知道那可是“石打石”（实打实）的分量啊！

拉一天“二圪蛋”，肩膀都能勒出深深的血印，整个胳膊都麻木了。但是收工后，二姐依然精神不减，她将僵绳一提，十分麻利地骑在马背上，然后“驾、驾”吆喝几声，兴冲冲地向村子方向跑去，田埂上留下一串马蹄扬起的烟尘。

当时我家人口多，分的粮食也多，而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压根儿就派不上用场。秋天分粮时，二姐和父亲用麻袋背，从场面到家，左一趟右一趟，着实累得够呛，尤其是大西滩分土豆的经历，令人至今难忘。

农忙时节，白天起土豆，傍晚才分，分着分着，天就快黑了。

我家分得多，住得远，来回一趟就得好长时间，眼看着天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少，最后偌大的地里只留下看土豆的我和三姐，别提多害怕了。

当年大西滩住着一窝白狐狸，我家的白留地（自己开垦的荒地）就在那里，姐姐和二嫂去开荒时亲眼看到过，当时的情景是，她们看着狐狸，狐狸看着她们，彼此都吓得够呛，后来才反应过来，狐狸哪里会害怕她俩呀，原来害怕的是她们手里的铁锹啊！

更可怕的是，人们传说这里夜晚还有“鬼火”呢，远看闪闪烁烁，走近什么也没了，可就在不经意间，这闪烁的“鬼火”又在别处出现了。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传说中“鬼火”闪烁的地方，能不害怕吗？万般无奈之下，姐俩只好硬着头皮，直直地站在那里，冲着村子方向看啊看，盼啊盼……

远远看到了两个黑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看清了，前面是二姐，后面的是父亲，我俩“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二姐胆子大，对鬼呀怪呀才不当回事呢。后壕曾经埋过死人，所以鬼故事不少，可二姐不怕，收工后，她独自去后壕看自己安下套鸟的“煞”，后来发现，她的“煞”安得不牢，竟让鸟给带走了，于是就在马尾巴上打起了主意。

后来，她和付世贵一起用马尾毛做“煞”，马尾毛纤维长，拉力强，不易折断，只是不好拔，搞不好很容易被马踢着，二姐是谁，这样的事自然难不住她。

做“煞”时，她先将马尾毛卷起来，做成环，一个个固定在拳头大的泥球上，然后将它们整整齐齐摆放在簸箕里或者木板上，晾干后，放到后壕鸟雀经常出没的地方。

第二天过去一看，不仅套住了一些颜色好看的飞鸟，而且还套住了百灵，二姐把它们抓回来关在笼子里，让我们近距离听到了小百灵的歌唱。

二姐十六岁时身高蹿到一米七六，再加上性格开朗，豪爽，还留着分头，走到哪儿，人们都以为是个男孩子呢。

其实二姐和姐姐一样，也上过师范，但是她不喜欢教书，她想，凭自己这把力气干什么不行，偏要和一帮小孩子婆婆妈妈地纠缠，多麻烦，于是就心安理得地回乡务农了。

二姐个子高，力气大，担水时喜欢将扁担横挑在肩上，顺手将两只水桶一拎，一边走，一边晃；一边晃，一边唱：“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这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插曲，二姐唱得那么深情，那么动听，此时的她已经完全沉醉在优美的歌声中，沉醉在对理想、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之中。

我家住在村子最后，那条铺满石子的河槽是担水的必经之路，满满两大桶水，在二姐肩上好像并没有多重的份量，她走得轻松，走得潇洒，那情，那景，简直是一幅写意的诗画，令人赏心悦目，回味绵长。

不过这件事也误导了我们，十六岁时我第一次担水，也想模仿一下二姐的动作，结果一个踉跄之后，水洒了不少，人还差点摔倒，从此再也不敢冒失了。

每年正月，二姐总会送爱叶姐去二合公姥姥家住一段时间，姐俩步行十里路来到沙湾子，接下来要走的是盘绕在山沟里的一道大冰滩。

原本是条小河，结冰后的河床变宽了许多，海海漫漫，特别晃眼，从沙湾子到二合公，足有十来里长的冰滩上，二姐和爱叶姐一边溜冰，一边玩耍，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就到了。

七十三、多才多艺的二姐

二姐喜欢唱流行歌曲，同时还热衷于追星，她特别崇拜李双双和邢燕子这两位劳动模范，在生产队她自己就多次当过劳模，还当过财务保管，即使再苦再累的活儿，她也从不惜力，从不退却。

秋收结束后，生产队要选派一些壮劳力到县里交公粮，在我村，二姐年年都是最佳人选。那可是繁重的体力活儿啊！各村前来扛麻袋的全是男青年，女的只有二姐，所以很打眼，二姐才不在乎这些呢，二百多斤的麻袋被她“噌”的一下扛上了肩，单单这一举动就让在场的人们都看傻了眼。

从此，她的吃苦耐劳精神，她的女汉子名气便在周围的十里八乡传开了。

二姐为人豁达，激情奔放，她毕业回村的终极目标，就是希望在不懈的努力中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家乡，因此，什么样的重体力活儿她都干过，修大渠、筑大坝、打机井、搬石头，送公粮，凡是男青年能干的活儿，她都跟着一块儿干，至于大田里的农活儿，那更是手脚麻利样样在行。

遇上灾荒年，我们没少喊饿，可二姐什么也不说，每天除了干活儿就是干活儿，好像不饿似的，即使有点吃的也是推着，让着，全留给了我们，她自己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长期的体力透支，二姐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不过她太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了，一干起活儿来就把疼呀痛呀忘到九霄云外了，有时皮实得让人没法理解。

那一年，二姐咳得特别厉害，起初没当回事，后来痰中居然出现了一些蒿籽状的黑色颗粒，家里人都很担心，可她却依然不当回事，照样忙碌着，乐呵着，一天也没休息，一个工也没耽误，过了一段时间，听不到咳嗽了，这个病居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好了。

在那个年代，二姐也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了，她爱文艺，爱体育，尤其喜欢打篮球，因为个子高，投篮准，上初中时，她还曾经是新建中学让大家引以为豪的“女篮五号”呢。

二姐不仅喜欢打篮球，而且还喜欢拉二胡，起初在家里拉，“吱吱扭扭”的，家里人不懂乐器，烦极了，父亲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后来二姐索性上房顶去拉了。

二姐虽然喜欢热闹，但有时也愿意独处，只要有空，她就会找个僻静之地往下一坐，手拿一把二胡，像着了魔似的，拉啊拉，拉啊拉，不是《李双双》，就是《草原晨曲》，要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主题曲，直拉得摇头晃脑，旁若无人，如痴如醉如狂。

那时候没钱，弦断了，二姐就地取材，用马尾毛续上，然后调一调音，接着拉。

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喜欢坐在自家窑顶的围墙上，把琴弦调一调，把手柄拧一拧，接着就响起了悠扬的二胡声，它时而舒缓，时而激越，时而婉转，时而深沉，在皎洁的月色下，在宁静的小山村，这声音从村后一直飘到村前，再从河槽一直飘上山顶，为静谧的乡村夏夜营造出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

说起来，二姐应该是很早的那批回乡知识青年，她有抱负，有志向，时时处处都以李双双、邢燕子为榜样，凡是生产队的事，不论大小，她都要走在前，干在前。

为了活跃乡村文艺生活，二姐凭着一腔热情，为生产队筹办了一个文艺演出队，逢年过节，大队的文艺汇演也由二姐来担纲，她既是组织者，又是演员，不过，她不爱演文文弱弱的女性，喜欢女扮男装登台亮相，她的嗓音浑厚圆润，形象帅气、俊朗、阳光、因此很受大家的追捧。

二姐当年不仅负责剧目的组织、编排，而且还得处理相关的许多事情，每次演出，大家既喜欢听她拉二胡，又喜欢看她女扮男装的表演，总之，只要二姐一登台，下面肯定是掌声叫好声不断。

二姐是个十足的乐天派，好像忧愁烦恼与她无缘似的，她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带去歌声，带去笑声，更带去满腔的热情。

那一年拍戏，二姐给三姐也安排了个角色，我也想去，可二姐不搭茬儿，追问得不行，一向秉公办事的二姐不冷不热地撂下一句：“你不是那块料，总不能进来白挣工分吧。”说完头也不回，继续拍她的节目去了。

二姐做事向来认真负责，公私分明，她在生产队当了几年现金保管，那账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家里有急用时，父母宁可向邻居借也不敢动用集体一分钱，一则是父母开明，再者，即使要借，二姐也绝对不肯，这一点，单看她对那些钱的重视程度就知道了。

我清楚地记得，二姐像对待宝物一样，把那些钱和账本锁在一个小木箱里，放在后炕最里面最隐秘的地方，钥匙随时都带在自己身上，别说她不允许我们动一下，即使让动，相信领教过二姐拳脚的人谁都没那个胆量。

七十四、童年的歌谣

我家那座老屋，西靠巍巍青山，东边紧挨着一条铺满石子的长长的河槽。

每当雨季来临，经常有洪水打这里流过，即使是朗朗晴天，只要北山浓云密布，雷声大作，你看吧，过不了多久，便会有一股山洪从屋后的小山包那边涌出来，浑浊的洪水裹挟着柴草树叶掀起重重巨浪，在平缓的河槽里翻滚着，咆哮着，不一会儿就涌到我家门前的空地上，它们积聚着，旋转着，很快就形成一个美丽的漩涡，并且越旋越大，喧嚣好一阵之后，方才顺着树园的墙根流走了。

久而久之，我家门前就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回水湾，原本整齐划一的村落，也被这条河槽随意切割成两个不太规则的版面，一个叫东头，一个叫西湾。

我的家乡常年干旱少雨，大家辛苦劳作一年，到头来也很难吃上饱饭，为此人们修渠筑坝，而且还拦截洪水去浇灌大田。

每当山洪下来时，全村人都忙乎起来，大人们赶紧引水浇田，孩子们则站在河槽边，耐住性子，等洪水小了些，这才将裤腿一挽，鞋子一提，蹑手蹑脚地走到河槽中间，在浑浊的流水中，一个个兴高采烈，呼朋引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啊走，走啊走，从村后一直走到村子的前边。

水流渐渐变得温和舒缓了一些，但水质依然浑浊不堪，不过这并不影响玩耍的情绪，多少年来，孩子们一直抱有这样一种信念：说不定哪一年哪一天，肯定会有一条清粼粼的小河，宛如飘带一般打村中缓缓流过，耳畔时而涛声阵阵，时而水声潺潺，仿佛天籁一般，让辛勤耕耘的人们有了丰收的希冀与企盼，让洁白的浪花永远飞溅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间。

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在干旱少雨的大后山，哪个村子会有河流呢？那只是长期以来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一个梦幻，一种情结。

记忆中，我家旁边的河槽中间有一块高地，就像一座突兀在那里的孤岛，上面还长着一丛一丛的野草。大姨每次来我家总喜欢到上面坐坐，尤其是闷热的夏夜，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陪大姨坐在那里纳凉，聊天，一起看星星，赏明月。

大姨是妈妈的叔伯姐姐，她个子高高的，脸庞圆圆的，白白的，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紧不慢，给人的感觉永远都那么慈祥，那么亲切。

大姨穿戴得很利落，很整洁，印象最深的是那双黑绸子面绣花鞋，上面有红花，有绿叶，特别好看，大姨平时从不脱鞋，只是在纳凉的时候才会转过身子将鞋脱在一边，然后揉揉凸起的脚面，搓搓那双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还不忘回过头来关照我们离她远一点，再远一点。

大姨哪里知道，那点秘密早被我们看在眼里了，尽管她用白布条将那双畸形的小脚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那高高凸起的脚背，那锥形的脚尖，看得人心里疙疙瘩瘩，别提有多么别扭了。

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我和大姨又坐在“孤岛”上，和往常一样，大姨一边揉搓着脚脖子，一边又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大姨说，阳婆婆长得可丑呢，满脸都是麻子，为此她随身带着一包银针，谁盯着看就扎谁的眼，究竟有多丑呢？谁也说不清，因为根本看不见。

月亮就不同了，她长得可好看呢，所以从来都不会遮遮掩掩，不过看归看，绝不能用手去胡乱地指指点点，否则你的指甲就会烂掉，人们常说的“害指甲”，那就是月亮的一种惩戒。

这些故事好新奇啊，只是听过之后感觉有些不自然，赶紧摸摸指头，捏捏指甲，看看有无痛感，要知道，指点月亮对我们来说那可是家常便饭，万一受到惩戒该怎么办？

接下来的故事就更有趣了，大姨讲到月宫里的金蛤蟆和白玉兔，讲到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讲得津津有味，活灵活现，听得人像着了魔似的，不知不觉间，我已站了起来，面对着东山，面对着那轮明月，细细地找，痴痴地看，找寻着嫦娥，找寻着玉兔，恍惚间，宛如走进一个充满迷幻的神话世界。

说来遗憾，几次特大山洪造访之后，我家旁边那座“孤岛”就渐渐地被夷为平地了，不仅如此，山洪的频频到来，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与忧患。

七十五、河槽边

那一次，我们正在河槽里闹着玩儿，妈妈急匆匆地走过来，指着北边的大山说：“看看吧，那边黑乎乎的肯定下大雨了，一会儿山洪就下来了，赶紧回家。”

我们当然不相信了，明明是大晴天，怎么会发洪水呢？但是没过多久，咆哮的山洪便倾泻而下，溢满了河槽不说，还滞留在我家门前那个半圆形的回水湾，这一来，险情出现了，汹涌的洪水漫进院子，接近了花池，眼看就要从门框流进来了。

此刻大人们守在门口，我们姐妹几个则爬上窗台，面对满院的洪水，不知该怎么办。

看来房子是保不住了，还是赶紧逃命吧！父母一合计，决定先去旁边的桂女姐家避避。

于是妈妈抱着弟弟走在前面，姐姐提着包裹跟在后面，包裹不大，装的只是一些做衣服的华达呢、市布之类，别看东西不多，那可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家当。二姐力气大，她走在最后，专门负责我们这几个小不点的安全，只有父亲一人在家，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离开的。

我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地走在房檐下，以花池为屏障，走过小房，走过炭窑，沿着西边的通道爬上了坡，一路上不住地回头，看看满院的洪水，看看飘摇的老屋，心里好担心，好恐慌。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轰隆、轰隆”几声巨响，顷刻间满院的洪水“哗”地一下退去了，向前一望，门前的树园里已是“水漫金山”，一片汪洋，撑杆井全然没了影像，只有撑杆还孤零零地立在水面上。

原来门前树园子那面厚厚的围墙全部坍塌了，洪水呼地一下涌进园子，身处险境的老屋这才得以安然无恙，我们全家人呢，也只是虚惊一场。

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一些，总算能帮大人做点事了，当时干得最多的活儿就是“照羊盘”。父亲给生产队放羊，每天中午回来后，他把羊往河槽里一赶，就放心地回家吃饭、歇晌，剩下的事情全交给我们了。

一群羊还真不少，大概有二百来只，好在羊是温顺的动物，即使再多也没什么，我们只要挥着羊鞭围着它们转上几圈，它们就会乖乖地卧在河槽中间，即使有捣乱的，四处蹦跶一会儿，也会安静下来。

羊是消停下来了，可我们姐妹几个却又忙乎起来，玩什么呢？当然是“过家家”，你看吧，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玩得热火朝天，常常能招来村里的不少玩伴。

乡村孩子做事认真，就是玩也毫不例外，大家各自在河槽边选一块高一点的地方，铲出一个比较平整的土炕，炕沿边再挖个像模像样的炉灶，捡一个破碗，打磨一下，往上一搁，锅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接着开始做饭，先蹑手蹑脚地回家舀些水来，和一块泥，揉光滑之后开始捏面食，扁的是糕，圆的是馒头，捏得越多越好，就像过年过节一样，请人待客时显得丰盛富足，热情大方，这可是乡间世代相传的民俗民风，这可是祖辈沿袭的待客理念，自然马虎不得。

不过时间一长，难免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一次我去爱叶姐家串门儿，爱叶姐埋头干活儿，压根儿顾不上理我，我悻悻离开后，往后面的土坡上一坐，边唱边说，边说边唱，把刚才的事情数落了一遍。

没想到，这种随意发挥的说唱形式还挺奏效，爱叶姐听到后赶紧跑过来，一边乖哄我，一边连拉带拽把我请到她家，又是“馍馍”又是“糕”，好一番热情的犒劳。

七十六、伤痕

弟弟小我两岁，我们是真正“挨肩”长大的姐弟俩。

一次，我们姐弟俩在哥哥家打架，我打他几拳，他反手打我几拳，我一把将他的头按在炕沿上，一连打了几拳，然后，返回身抱住脑袋准备挨打。忽听弟弟喊道：“四姐，快过来!”我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弟弟的额上直冒鲜血，就连炕沿也被染红了。

原来，弟弟的衣兜里装了几个小药瓶，我打他时，衣兜正好压在额下，扎了几个口子，多险啊！莉莉和大晶吓得大哭，哭声惊动了周围的人，几位邻居跑过来一阵忙乎，好不容易才止住血。大家提醒我到医院看看，于是我用上衣包住弟弟的头，拉着他的手走到医院，清洗、包扎了伤口。

返回的路上，弟弟对我说：“四姐，哥哥要问，就说我自己碰的，要不然他会骂你的。”说实话，我正犯愁怎么向哥哥交待呢，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谁知哥哥一听，气坏了，又把弟弟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顿。弟弟因失血太多，脸色煞白，躺在炕上难受得厉害，但是却一直没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

从此，两道伤痕永远留在了弟弟的右额上，也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上。

小时候，弟弟长得特别漂亮，一张白白净净的小脸，两只毛乎乎的大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十分招人喜爱。只是他的体质很弱，常常抽风，闹得全家人终日悬着个心，有事没事，总要摸摸他的额头才放心，稍一发热，你看吧，不出半天，弟弟一准又会发病，那情景实在吓人。

五十年代的乡村，医疗条件很差，没办法，母亲只能随身带几根针来应对不测，只要弟弟一发烧，眼一瞪，就迅速地在他鼻子下面、手虎口上扎上针，并拉着哭腔大声喊道：

“三仁，你回来——”

“三仁，快醒醒啊！”

这时，几个姐姐已经四处跑开，分头到村子里找人，她们只顾没深没浅地跑，常常连跑丢了鞋子都不知道。我们几个小一点儿的却在家里放声大哭起来，一会儿喊妈妈，一会儿喊三仁，简直慌作一团，乱作一团。

过了好长时间，弟弟才渐渐苏醒过来，只见他长长呼了一口气，眼睛慢慢睁开，目光呆呆的，先看看守在身边的家人，再看看那些匆匆赶来的婶子大娘们，然后，把那张煞白的脸转过去，紧紧依偎在母亲怀里，一动也懒得动了。

有几次，父亲从邻村请来“神官”，讲迷信驱妖避邪，那神官用草灰将弟弟围在里面，自己手提一把菜刀，又是念咒语，又是烧黄纸，搞得家里乌烟瘴气，一片狼藉，折腾半天，弟弟的病也不见好。没办法，只要弟弟发病，还得去请那些婶子大娘，不为别的，人来多了，能给我们全家壮胆。

在我的记忆中，三岁以前，弟弟是轻易不出门的。

有一回，趁母亲不注意，他偷偷地把小脑袋探出门外，又赶紧缩回来，慌慌张张跑到母亲跟前，大声喊道：“妈，外面有昏（风）了。”一句话，逗得全家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一位乡村医生安慰母亲说，过了三周岁，弟弟的病就会好起来。

弟弟真争气，三周岁后，果然不闹病了。

有一次，妈妈将麦秸塞到炉子里，出去光顾做营生，把这码事忘了，结果麦秸燃到炉口，前轻后重掉出来，一下子把地下的麦秸燃着了。

看到呼呼窜起的火苗，我和弟弟吓坏了，我从炉灶前下地，因为鞋子脱在那里，结果被火困住了，趴在炕沿上大哭，弟弟很聪明，他绕到后炕，从躺柜边下地，连鞋子也没穿，赶紧跑出去哭喊，妈妈回来了，旁边地里劳动的二姐也跑回来了，这才把火扑灭。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小我两岁的弟弟是多么聪明，多么机灵。

弟弟不仅聪明伶俐，而且动手能力很强。

他很小就玩过哥哥给他买的玩具冲锋枪，哥哥蹲在地上，给他背好枪，并手把手地教他怎样拉栓，怎样射击。那子弹系了绳，射出去又弹回来，安上再射，弟弟玩得特别开心，哥哥也很高兴，他一字一句教我们唱起来：“我爱我的枪，枪在我身旁……枪啊枪，你要瞄准敌人的方向。”

那情景至今难忘，那声音犹在耳旁。

弟弟七八岁时，给自己做了不少玩具：大大小小的弹弓，花花绿绿的风车，还有用铁皮、木头做成的小手枪等。

一旦有麻雀飞过，弟弟只需侧着身子把弓一拉，“嗖”的一声，小石子飞得老远，你看吧，此时准有一只麻雀会应声落下，让人不得不服啊！

他做的小手枪还挺像模像样，长大后，曾做过一支较大的木枪，装上石子玩，村里有位老人看见后，赶紧告诉了母亲，弟弟听说此事害怕挨打，偷偷地把枪拆了，这支枪究竟什么样，可惜家人谁也没看见。

到了十二三岁，弟弟的个子比同龄人都高出一截，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他瞒着家人做了许多冒险的事，听罢让人直冒冷汗。

例如，他不顾同伴阻拦，偷偷地骑毛驴，结果多次被摔；他光着脚爬到树上掏乌鸦窝，哪怕是不很粗的旁枝，他也敢往上爬，整个人摇摇晃晃，像荡秋千一般。

最险的是在废弃多年的枯井壁上掏鸟窝，他嘴里衔一根小木棍，手脚麻利地顺着井壁下到中间，等把脚尖伸进石缝，站稳后，就一只手抓住石头，另一只手将棍子插到较大的空隙里，向一个方向转呀转，等棍子搅住鸟窝边缘的茅草后，才轻轻拉出来，有时端出几颗鸟蛋，有时竟端出一窝小鸟来。

刚刚孵出的小鸟，皮肤红红的，光光的，连站都站不稳，看见人，吓得喳喳喳喳叫个不停。弟弟看着可怜，赶快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回原处，而掏出的鸟蛋呢，早被趴在井边的伙伴接走了。

据说，有一次鸟蛋没掏着，却勾出一条小蛇，多险呀！

七十七、乡村少年

弟弟很擅长“扎耗仓”，秋收结束后，所有的庄稼都拉进了场，空空荡荡的田野一下变得寂静起来，这时，弟弟和他的伙伴们忙乎开了，他们每人背一个小布袋，提一把“耗仓剑”（顶端锋利的细铁棍）在这个梁上走走，到那个洼里转转，仔细找寻着老鼠藏粮食的地方。

弟弟自制的“耗仓剑”特别好使，再加上他肯动脑筋，所以，同行的好几个人，只有他能准确地找到耗仓。有时一上午能挖两三个，之后背上半袋粮食，兴冲冲地赶回家来。

冬天，鹅毛大雪覆盖了大地，天地间变成白茫茫一片。此时人们大多呆在家里，守着炉子取暖，可弟弟不然，一吃完早饭，就担着两个箩筐出去了。他顺着高压线一直往前走，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坎儿，雪地上留下两行深深的脚窝。走啊走，不觉已经走到明灯山下，这时他才担着捡来的沙鸡，顺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返。

一进村，弟弟立刻被一大帮孩子团团围起来，大家看着满满两箩筐沙鸡，眼珠都顾不上打转了，他们一边询问，一边簇拥着弟弟往家走。弟弟的脸冻得红红的，不时地呵口热气暖暖手。回家后，他来不及烤火，像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一样，把沙鸡统统倒在地上，让大家尽情观看。

那些沙鸡，冻死的不少，还有一些饿晕的、折翅的、断腿的，最好笑的是那几只饿晕的沙鸡，刚一醒过神来就想飞，弟弟眼疾手快，随手将翅膀轻轻一别，他们立刻老实了许多，这一招让所有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孩子们七嘴八舌询问起捡沙鸡的经过，弟弟便得意洋洋地讲起来。

原来，大雪一下，成群的沙鸡为了觅食，就会随着高压线往前飞，太阳一出来，雪光分外耀眼，沙鸡看不见，很容易撞上电线杆，撞伤的、冻死的，几乎都在这条线上。沿途，只要发现小雪坑，或者有黑影，你就赶紧走过去，肯定不会落空的。

走到明灯山下，沙鸡捡了不少，人也累得够呛，于是弟弟拖着双腿，开始往回返。当他看到又有大片的沙鸡迎面飞过，立刻来了精神，尽管走的还是那条路，但是照样又捡了不少。就这样，担着满满两箩筐沙鸡的弟弟，在不知不觉中，独自一个人走完四十华里的崎岖山路，说来让人简直难以置信。

那一年，他不过十四岁。

小学毕业后，弟弟也来到固阳中学就读。我们在二哥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离学校太远，就搬到爱叶姐旁边的一间小土房里住下来。

每天一放学，弟弟拉风箱，我做饭。吃的呢，几乎天天一个样，中午黑面馒头，晚上谷米粥。记忆中，晚上的谷米粥做得最糟糕，总要糊厚厚的一层锅巴，洗锅很费劲儿。

我那时在学校住宿，总想快点吃完饭，收拾好锅灶走人。可是弟弟吃得很慢，等不及，我就在地下来回走，弟弟猜出我的心思，宽厚地说：“四姐，你早点走吧，我洗锅。”

这一来，洗锅刷碗的事就全交给弟弟了，当时的我只想着自己，哪里会顾及到第一次离家外出的弟弟，独自一人蛰居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的那种感受？好像让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洗锅刷碗操持家务，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一天，弟弟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昨天晚上，他出去找同学玩，那孩子叫郭雷锋，人和名字一样好。回来时，遇见一帮孩子打架，打得特别凶，他俩吓坏了，赶紧往回跑。

我听后，又生气又担心，数落了他一顿，看到弟弟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的心软了，弟弟生来胆小，外面受了惊吓，只能向我诉说，我怎能一味地指责他呢？于是我语调平和地叮嘱他，晚上别再出去了，咱来城里上学，可不是来惹事的，再说白天和同学一块玩，晚上就没必要再去找了吧。弟弟觉得是这个理，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最期盼的就是过周末。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六下午放学，我和弟弟赶紧背起书包，兴冲冲地跨出校门，连跑带颠地往家赶，要知道，等着我们的，那可是整整四十华里的山路啊！

走不了多远，太阳就落山了，到了万胜壕，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没有月色的乡村夏夜，到处是黑黢黢一片，好在我们走的是一条再熟悉不过的公路，又是姐弟作伴，还算踏实一些。

走着走着，隐约看到一个黑影正向我们慢慢走来，我的心“咯噔”一下，坏了，该不会撞见鬼了吧！从小听过太多太多的迷信故事，不外乎夜行人撞鬼之类，听得人毛骨悚然，今天的情形又是那么相似，该怎么办呢？我们姐弟俩对视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硬着头皮自顾自地往前走。

近了，更近了，弟弟眼尖，喊了声：“四姐，快看，是个人。”不错，他个子很高，脚步沙沙响，单单这一点就足以确定他是个人，因为传说中的鬼走路是没有声音的，当他从身边走过时，还好奇地打量了我们一眼，天哪，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就这样，姐弟俩跌跌撞撞来到明灯山下，我的腿有些不听使唤了，只好使劲儿甩着胳膊跟在弟弟后面。我知道，在前面的山路上，存留着弟弟儿时顶风跋涉的足迹，还有那些冒雪捡沙鸡的乐趣，有了这种经历，路再远，人也不会疲惫。

前面的村落渐渐清晰起来，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不，塞不路壕、马路壕，下了坡是大南窑子，爬上梁便是石家渠、蔺家渠……

家愈来愈近了，心情也愈来愈急切了，我们不知从哪来的力气，大步流星地走完大西滩，下了坡，抄近路进了村。

村里黑乎乎、静悄悄的，人们大都入睡了，只有我家的灯还亮着，不用说，母亲正在等着我们呢，此刻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妈妈，我们回来了，我们终于走回来了。

就这样，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走了四十里夜路，终于回到家中，那种欣喜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依偎在母亲身旁，说着贴心的家常话，睡着温馨的热炕头，连做的梦都是那般香甜、酣畅、愉悦。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得走了，尽管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不过走不了多远，总会有胶车赶过来，赶车的大都憨厚朴实，看到两个孩子步行，即使你没张口求他，他也会吆喝你搭车一道进城的。

七十八、妈妈的“吻”

小时候，我有好多挨打的经历，究其原因，一、贪吃贪玩。二、性格倔强，做事不动脑筋。

大概五六岁时，有位大娘来我家串门，看见妈妈做针线，忙得顾不上给我梳头，她就帮着给我扎了个小辫，大娘先把红头绳在辫根绕了几圈，然后将头绳编在辫子里，我发现后，还没等扎辫梢呢，气呼呼地将头绳一把拽下来，这下可好，妈妈顺手抄起笤帚疙瘩就打，大娘赶紧就拉，连声说：“不要打，不要打，她是个小娃娃，知道甚了。”

再后来，妈妈忙于针线活儿，跑个腿呀，去凉房找个东西呀，总是嘱咐我去办。跑腿不在话下，可找东西就没那么简单了，找啊，找啊，总也找不到，该不会把妈妈说的地方弄错了吧？

于是我面朝东站好，用手指点着四面墙壁：“东、南、西、北”，一边念叨，一边转弯，把方位又确认了一遍，但是依然找不见。

怎么回事呢？原来凉房墙上挂的东西多，我只用眼睛来来回回看，压根儿就没动手翻一翻，怎么能找到呢？

这样的错误偶尔犯一两次也就罢了，如果是一而再，再而三，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又如，妈妈到南边的菜园里劳动，临走时反复叮嘱我要提防老鹰来袭，千万要看好那群刚出窝的小鸡。然而，妈妈前脚一走，小伙伴们后脚就到了，我们一个个玩得昏天黑地，哪里还顾得上照看小鸡。

不出妈妈所料，老鹰果然来了，它在我家房子上面盘旋了好一阵，终于瞅准机会，一头扎下来，伸出两只利爪将小鸡一把抓起，然后忽闪着翅膀，旁若无人地径直向村后飞去。

听到老母鸡惊恐的叫声，我赶紧跑到房后，眼睁睁地看着老鹰抓走我家的小鸡，并悠悠然向后面的小山包飞去，任凭我怎么呼喊也无济于事了。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房前一帮人嘻嘻哈哈玩“瞎子抓人”游戏的同时，房后正上演着老鹰抓小鸡这样一幕触目惊心的悲剧。

我知道这次的祸闯大了，妈妈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究竟是气咻咻的责骂，还是噼里啪啦的一顿痛打，或者说干脆就不给饭吃的惩罚，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呀！

想想也是，妈妈整天忙里忙外，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每年全靠养猪、养鸡来解决全家人的生活用度，所以一旦让老鹰抓走小鸡，对贪玩儿失职的我们，妈妈不仅骂得凶，打得也特别狠，让人打心底惧怕几分。

更添堵的是我和三姐一起下地打猪草的事情，三姐拎着四系大箩头，我拎着两系小箩头，三姐的猪草一把挨着一把，密密实实地排了一层又一层，没多久就塞了满满一箩头，我呢，在庄稼地里顺着麦垄走，边走边扒拉开麦苗寻找猪草，眼又拙，手又慢，因此拔得很少，回家时也只能勉勉强强地装满一小箩头。

回家路上，早已对我深恶痛绝的三姐独自走在前面，我悻悻不乐地跟到后面，忽然觉得不对劲儿，你听，三姐每走一步，她挎着的箩头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而我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如果让妈妈发现，或者是三姐回去再告一状，奏一本，那可就麻烦了，于是急中生智，将手伸到箩头底部，慢慢地往上扶，轻轻地往虚抖，力争把猪草扶得高些，抖得多些，好回去交差。

不过，这一招既好使也不好使，蒙混过关的时候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情形是被妈妈抓个现行，逮个正着。

七十九、白发鬓鬓的妈妈

妈妈对我下手最狠的一次，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老井边。

那天，我一点猪草都没有拔，转出去玩了好长时间，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等大人们都歇晌了，这才想到回家，刚走到井边，正好遇见满脸怒气的妈妈，我装出没事人的样子问：“妈，你去哪？”妈妈说：“去哪？我请你这个小祖奶奶来了。”说完，抬起那两只戴着明晃晃银手镯的大手，劈头盖脸打过来，一边打，一边骂，越打越狠，越骂越气，顺手将我拖到井边，威胁说不要我了，干脆推到井里算了。

我当时吓坏了，心想，这下完了，非让妈妈塞到井里不可，赶紧抓住井边的一块大石头，始终不敢松手，这时，正巧王维叔打这儿路过，他一边劝阻，一边赶来拽妈妈，他是个瘸子，拄根拐杖，行动很不方便，妈妈见状，也只好作罢。

因为害怕，那天我迟迟不敢回家，我想，妈妈肯定是不要我了，如果不是这位瘸子叔叔出手相救，我今天恐怕是彻底玩儿完了。

好笑的是，爱叶姐来叫我时，我还不敢回家，哭着说：“妈妈不要我了，我回去她又打我呀！”

那时候我很奇怪，我们都叫妈妈，爱叶姐为什么偏偏叫大妈呢？不过叫大妈挺好，从来都不会挨打呀！

细细想来，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在我们兄妹八人之中，能够得到妈妈的宠爱妈妈的亲吻的，好像只有弟弟一人，对我而言，妈妈的“吻”，就是戴着明晃晃银手镯的大巴掌，就是打你没商量的硬邦邦的笤帚疙瘩。

不过没什么，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即使被妈妈“大刑伺候”之后，疼过，哭过，生气过，也后悔过，但没等泪水擦干，贪玩儿的心情就自动修复了，这不，前脚刚跨出家门儿，后脚就跑得没了踪影，哪里热闹哪里去，哪里红火哪有我，闹得妈妈也没了辙。

妈妈的家教在村里是有名的，但是对我有时也是没有办法，用妈妈的话说：“七八个子女就数她不省心了，蔫眉兴眼，记吃不记打，你说，我是个当妈的，总不能天天打她哇！”

的确，我虽然很怕挨打，也没少挨打，不过她老人家的棍棒教育在我身上好像作用不大，但是情感教育却生效了。

那时候，妈妈夜夜坐在煤油灯下做针线，并且给我们讲她那苦难的童年与悲催的经历，听着听着，我们都掉泪了，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就用被子蒙住脸，低低地抽泣，偷偷地抹泪。

半夜醒来，看到墙上那个熟悉的投影，听到纳鞋底时“嘶拉、嘶拉”拉扯麻绳的声音，睡眼迷蒙的我总会说一句：“妈：快睡吧，明天再做吧。”

更有意思的是，妈妈气呼呼地打我时，我哭了，可打完我以后，妈妈却坐在那里哭了，这一来把我吓懵了，哭得更厉害了。

妈妈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她也哭了？这让我好担心、好害怕啊！那一刻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一门心事心疼妈妈了……

若干年后的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在不管不顾的疯玩儿中居然长大了，懂事了，并且要外出求学了，这时才真正感悟到，家是那么温暖，温暖得让你不愿离开；妈妈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慈祥，让你临走时泪流满面，以致不敢回头一望……

当你告别了满头银发的父母，远离了生你养你的家乡，这时，你也许会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冷静地反观曾经的过往，哪怕勾起的只是星星点点的回忆，哪怕萌生的不过丝丝缕缕的牵挂，但从此以后，那一段浓浓的乡愁便会刻进你的脑海，装进你的行囊，它将与你相伴一生，一生相伴，走天南，闯地北，走过春秋冬夏，走遍海角天涯。

八十、与羊为伴的童年

因为属羊，又因为小时候经常给放羊的父亲“打伴”（跟在羊群后面追赶乱跑的羊），所以在所有的牲畜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绵羊，尤其是那些幼小的羔羊，一旦“咩咩咩”“咩咩咩”地叫起来，宛如童声大合唱，真是好听极了。

绵羊温顺，和善，没有攻击性，真正的童叟无欺，倘若它们成群结队地跑过来，只要看到有人，哪怕只是三岁的小孩站在那里，它们也会分成两拨，主动绕开，绝不会带来一丝一毫的伤害。

绵羊喜欢扎堆，喜欢随大流，不像山羊，单打独斗，调皮捣蛋，离群掉队乃是家常便饭，因此不论是上山放羊“打伴”，还是中午在河槽里“照羊盘”，我总得追着它们跑，围着它们转，不免惹人心烦。

绵羊绵善，连女孩子都敢骑，而山羊性子急，跑得快，既灵动又敏捷，自然不敢冒犯。可男孩子不然，再高大的山羊，只要将两只羊角抓到手，一蹁腿就上去了，最好笑的是，他们还要模仿一下牧马人的动作，双腿一夹，腾出一只手来，在空中挥舞两下：“驾，驾，驾”跑上一段，居然能在山羊背上骑出几分英武，几分彪悍。

羊群出村后，小羊羔爬在羊圈栅栏门上“咩咩咩”“咩咩咩”，叫得好凄惨，好可怜。每当这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跑到羊圈，将闹得最凶的几只小羊羔抱起来哄一哄，逗一逗，然后追着它们满羊圈跑，看着它们到处撒欢，心里好不快活，好不喜欢。

嘻嘻哈哈笑过之后，就开始给它们捉虱子了。

小羊羔的毛白白的，绒绒的，而且是自来卷儿，一层一层分开，总能看到几个黑点点，要知道，正是它们在噬咬着这些幼小的羔羊，我们当然不会手下留情了。小羊羔很懂事，乖乖地卧在我们腿上，任由我们摆布，这哪里是羊羔啊，分明是我们的玩伴，是最需要呵护的生产队小成员。

中午要给小羊喂料，算是“辅食”吧。先将炒过的黑豆嚼碎，之后掰开小羊羔的嘴，把豆泥塞进去，随手将嘴巴一握，让它闭着嘴去慢慢地咀嚼，这样做一点也洒不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可是一份难得的美差，名义上是替小羊羔咀嚼，可实际呢，嚼着嚼着，反倒让我们偷偷咽下去不少。

我相信，饥不择食这个成语对我们来说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注脚，试问，从那个年代的乡村走过来的人，哪个没有过贫困的窘迫，哪个没受过饥饿的煎熬？

我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剪羊毛，总觉得太冷面，太残酷了，你看吧，人们将羊摁倒后，捆住四蹄，在“咩——”“咩——”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举起那把足有二尺长的剪刀……

尽管剪羊毛的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者，每一剪子下去自然都很精准，都很老到，但是看看那把硕大的剪刀，仍然叫人提心吊胆，顾虑不少。

最不理解的是“啖羊”，父亲将指头大的盐粒撒在河槽那些比较平整的石板上，羊群回来后，你争我抢地大吃起来，吃到嘴里，非要抬起头来，嚼啊嚼，嚼啊嚼，那样子不像吃盐，倒像小孩子吃糖，吃得那么甜，那么香。

因为看惯了羊儿低头吃草的模样，现在呈现在眼前的居然是一幅昂首嚼盐的“英雄群像”，说不出为什么，总觉得那吃法有些不可思议，那动作有些过分张扬。

八十一、熏羊

最惨不忍睹的一幕就是熏羊，今天想来，那场面，那情景，依然让人毛骨悚然，后背发凉。

场面南边有两孔窑洞，那就是当年熏羊的地方。先将一些羊赶进窑洞，随后用土坯把门口堵上，上面留一个小孔，土坯间有空隙的地方都塞上草，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还不行，外面再挂一个厚厚的棉布帘，一切就绪后，这才将药草点着，那药味好浓好呛啊！赶紧塞到小孔里，熏羊的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

那时候生产队有两群羊，父亲放一群，五京哥放一群，而熏羊的窑洞只有两孔，熏完一拨再一拨，因此这样的工作得持续几天。

熏羊那几天，人们像看大戏一样都来了，孩子们更是天天必到，一个个爬高就低，大呼小叫，红火得不得了。

刚熏的时候，受了惊吓的羊们还在扯着嗓门儿叫着、吼着，渐渐地声音低了，弱了，听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呼哧、呼哧”的喘息，这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粗，越来越急促、越沉闷……

里面究竟是什么状况，或者说，这些羊到底被熏成什么模样，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此刻，我只知道自己好恐惧，好难受，仿佛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要多沉重有多沉重，要多憋闷有多憋闷，几乎快要窒息了。

过了好长好长时间，仿佛是整整一个世纪，药草终于变为灰烬，再没有浓烟可冒了，这才将帘子取下，将草捆抽出，将土坯搬开，我们赶紧凑过去，探着脑袋往里看。

羊们好可怜啊！你瞧，它们一个个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前后簇拥着走出来了；羊们好可爱啊！尽管出尽了“羊”相，历尽了苦难，但是重见光明后，你听，它们又“咩——”“咩——”叫了起来。

直到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了。

后来才知道，药草熏羊是用来消除疾病的。

这一来，更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在这两孔“熏蒸”窑洞里，不仅仅是熏羊，而且开始熏人了。

那些从旧社会一路走来，且常年病病歪歪的婶子大娘，在这大热天，戴着棉帽，穿着棉袄棉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地坐了进去，据说是用药草熏一熏，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就能去除顽疾，减轻病痛，所以她们相互搭伴儿，坦坦然然地坐在那里，准备和羊们一起熏蒸，共渡难关。

这些婶子大娘虽说都是自觉自愿，但是从她们步履蹒跚相互搀扶着走进窑洞的那一刻，却让人读出了太多的无助、无奈，太多的苦涩与辛酸。

熏蒸结束后，全身湿漉漉的羊儿陆续出来了，可那几位婶子大娘却依然坐在土坯上，直到把汗晾下去，这才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出来，她们的脚步那么迟缓，走得那么艰难，更悲催的是那张煞白的脸，白得让人头皮发麻，白得让人毛骨悚然，简直太瘆人了。

那一年，我大概只有七八岁，本来是凑过去看热闹的，谁知这一幕却把我惊着了，也吓坏了，尽管不敢想，也不愿想，但却时不时地出现在眼前，让我的心一直都在憋闷着、恐怖着并且困惑着。

倘若说美好的童年也曾留下过阴影的话，那么，最大的阴影莫过于这一幕了，可以说，它在我心底压抑了几十年，也困扰了几十年，成为我多少年来都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

后来在微信群里邂逅了几十年未曾见面的邻家二姐，聊天时，我询问她记不记得当年发生的这件事，没想到，这位二姐不仅记得，而且还是一位亲历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二姐说，她在十五岁那年生了一场病，不思饮食，每天昏昏欲睡，一直不见好转，又没条件看病，只能天天拖着。熏羊时，她妈妈给她穿戴好，把她送到熏羊的窑洞里，挨着几位婶子坐下。

她清楚地记得，堵住门后，里面黑咕隆咚，她害怕了，想出去，但是出不去了，只好抓住婶子的手坐在那里。起初是羊身上散发的难闻的气味，后来是呛人的药草味，还有汗臭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又呛人，又憋气，胸闷得特别厉害，呼吸特别困难，不论是羊还是人，都得仰着头，大张着嘴出气，到后来，脑袋昏昏沉沉，感觉快要被闷死了，那份罪简直让人想象不到。

不过，熏完后，她的病渐渐好了。

经二姐一说，我总算有了些许宽慰，不管咋说，这种用药材熏蒸的疗法总比请神官讲迷信强一点吧，不过实在是太残酷了，想起来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

八十二、挑水走出的诗画

我家住在村子最后，每天挑水必须从河槽经过，平日出行我们也喜欢选择河槽，在村中的几条道路中，它不失为一条最为宽敞最为便捷的通道。

二姐的性格特别潇洒，她个子高力气大，挑水时喜欢横着扁担，把两只水桶拎在手上，边走边晃，边晃边唱：“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

这是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插曲，在当时很流行。二姐喜欢唱流行歌曲，同时还热衷于追星，她特别崇拜李双双和邢燕子这两位劳动模范，在生产队她自己就多次当过劳模，还当过财务保管，即使再苦再累的活儿，她也从不惜力，从不退却。

二姐成家后，三姐就接过了挑水的扁担，三姐梳着两条大辫子，挑水时怕扁担挂着头发，于是将两条辫子拢在一起，用手绢绾起来，让它自自然然地垂在胸前。她是个不愿服输的人，起初还在河槽中间歇歇，后来硬是坚持着一路挑回来，水缸挑满后，还要浇花，一想到那些心爱的花花草草，她往返几趟也不怕，就连挑水的样子也显得那么优雅。

三姐从小就喜欢养花，我家花池里每年都种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有金黄的菊花，粉红的大出奇，绿茵茵的洋沙蓬，还有娇艳的海娜，以及珍贵的牡丹，花开时节，姹紫嫣红，香飘满院，只要闻一闻，看一看，就会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三姐喜欢打乒乓球，她用土坯在西墙根下垒起一个球台，中间支个网，闲暇时总会叫来弟弟打几局，球台是用黄泥抹的，球拍是用薄木片做的，尽管十分简陋，但玩起来照样很开心，很尽兴。

三姐也喜欢乐器，不过她不像二姐那样“吱吱吜吜”拉二胡，而是弹手琴，那是一个很精致的淡绿色手琴，琴键是指甲盖儿大的圆片，上面标有音符，总共两排，弹起来声音清脆极了，她弹得最拿手的莫过《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还有《英雄儿女》《地道战》《苦菜花》等影片中的插曲。

三姐生性要强，并且特别能干，那一年，当地驻军把村里的基干民兵组织起来，利用劳动之余进行打靶训练，在一次实弹演习中，三姐一连打出两个七环、一个九环，在众多的参赛者中可谓名列前茅，成绩斐然。

到了十五六岁时，我也尝试着沿着河槽去挑水，直到这时才真正掂出了那副扁担的分量。说来好笑，即使现在我也不会忘记自己挑水时的那副狼狈模样，既不具备二姐那样的潇洒，也学不来三姐的那份优雅，尽管两臂伸直搭在扁担上，但仍然保持不了平衡，走起来摇摇摆摆，三颠两晃，走不了多远，水就飞溅出一大截，更来气的是让河槽里的石子绊了脚，一个趔趄过后，人虽然没被摔倒，但桶里的水却泼洒出不少，好扫兴啊！

这时我不仅领教了挑水的艰难，同时开始憎恶这条铺满石子的河槽，河槽啊河槽，你怎么这样漫长呢，漫长得叫人难以忍受，漫长得让人备受煎熬。

几十年后再回故乡，总想看看那间巍巍而立的老屋，总想走走那条铺满石子的河槽，然而老屋已是风雨飘摇，破败不堪，河槽也是泥土覆盖，不复往日模样，转一转，看一看，满心的热切期待变成满腹的失落与惆怅，打心底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辛酸与凄凉。

临走时总喜欢站在河槽里，背靠老屋拍几张照片，以此寄托我们对故乡那份永远牵扯不断的感怀与念想。

八十三、南方来的养蜂人

山花烂漫的时节，各种农作物的花也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家乡广袤的原野上蜂飞蝶舞，色彩斑斓，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

这样绝佳的花期，敏锐的养蜂人是绝不会错过的，那几天，满载蜂箱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公路上驶过，很快，公路沿线的地头地畔就摆上了一排排木制的黑褐色蜂箱。

因为有大片的花海，再加上便利的交通，所以每年都会有养蜂人光顾我村，来者大都是浙江人，要想打理好这几十个蜂箱，至少得两个人，一般来说，合伙养蜂的并不多，征战蜂场的不是亲兄弟，就是父子兵。

有一回，我们一帮孩子来到蜂场，准备探个究竟，谁知还没到跟前呢，蜜蜂就嘤嘤嗡嗡地飞来了，大家赶紧用上衣包了头，只留一条小缝儿，远远地窥视着那两个忙碌着的养蜂人。

养蜂人呢，戴着像斗笠一样的宽沿儿纱帽，以及包着胳膊的防护手套，在蜜蜂的团团包围中，专心致志地割着蜜，根本顾不上搭理我们。

刚割到桶里的蜜我见过，颜色黄黄的，粘稠极了，里面有死去的蜜蜂，还有一些白色的颗粒，看得人心里疙疙瘩瘩的，因此打消了品尝的念头。倒是那整袋儿整袋儿的白糖挺招人眼馋，养蜂人不仅做菜放糖，天阴下雨还会给蜜蜂喂糖吃呢。

蜜蜂可不是好惹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佩剑将军”，厉害着呢，一旦发现“敌情”，它便利剑出鞘，痛下杀手，分分钟就会赏你一个红彤彤的大礼包。

一次，有个调皮的孩子去追打蜜蜂，结果被螫了，好家伙，不仅那张脸增宽增厚了，连脑袋都肿得变了形，从此，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谈“蜂”色变，异常惊恐。

因为追逐花期，养蜂人需要不断地迁徙，几十个蜂箱被捆绑在一辆卡车上，重重叠叠，一层高于一层，而养蜂人则坐在高高的蜂箱上面，这一路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苦辣酸甜尽在其中。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公路两旁的通讯电线居然成了他们迁徙途中的一大隐患。

那年一连出了几起事故，原因是卡车严重超载，养蜂人坐在摇摇晃晃的蜂箱上面，不巧被横穿公路的通讯电线勒住了脖子，可司机不知道，继续往前开，结果把人给活活勒死了。

事故发生后，大家都非常同情，也非常痛心，人们常说养蜂是个甜蜜的事业，一年四季都行走在愉快的旅途中，追花期，赏风景，那日子过得真叫逍遥滋润，殊不知这些乐呵呵的异乡人，却原来是如此的风云变故，如此的苦涩艰辛。

八十四、中秋望月

麦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乐趣是七月十五蒸面人，八月十五打月饼。

我的家乡素来干旱少雨，靠天吃饭，即使是丰收年，交完公粮，留下籽种，每个社员只能分三百八十斤粮食，其中小麦最多分七十斤，其余的都得卖给国家，如果私分粮食那是犯法的。

那时候，除了过节，除了来客人，平时我们几乎是吃不到白面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对这两个“十五”特别重视，特别期待。

地里的“个子”拉进场以后，孩子们就可以捡田了，因为是拔的麦子，洒下的并不多，所能捡到的只是麦笼子下面有限的一点，所以，一帮人跑进地里，你争我抢，生怕被别人抢了先，扫荡完麦笼子，这才分散开来。

妈妈说，捡来的麦子在小磨子上用手工磨成面，给我们蒸面人人，因此，我们一穗一穗捡起来，整成小把，和衣服放在一起，接着再捡，捡得很认真、很卖力。

好笑的是，捡田时你争我抢，互不相让，返回时几个小伙伴又和好如初，还要相互比一比，夸一夸。

八月十五准备得更是充分，尤其是打月饼，那简直是一次“全民运动”。和好面，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揉的揉，包的包，擀的擀，烙的烙，一干就是多半天。之后，亲戚朋友，邻里之间，便开始互赠月饼，家家户户，可谓其乐融融。

中秋夜，吃罢团圆饭，孩子们带着月饼聚到打谷场，有的在场中央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有的绕着谷堆跑来跑去玩捉迷藏，累了，一个个抢着爬上高高的谷堆，往软软的谷穗上一躺，边品尝月饼，边欣赏月亮，心情特别舒畅。

你看，今夜的月亮多么圆、多么亮，仿佛近在身旁，想想课文“弯弯的月儿像只船”，不禁纳闷起来，是啊，月亮为什么会时明时暗，时圆时缺？它究竟离我们有多远？那传说中的玉兔、金蟾蜍此刻会躲在月球哪一边？

想到这儿，我们立刻蹦起来，奋力爬到最高处，踮起脚，仰着头，看啊看，好像真看到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不过并不失望，相信自己长高的那一天，再登上这高高的谷堆，一定能看个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啊！歌中描绘的，不正是我童年生活的一幅剪影：寥远的星空，莲花般的白云，如银的月色，习习吹来的晚风，最让人陶醉的，还是那从打谷场上传来的一阵阵笑语欢声。

多想再尝尝当年那种香甜的月饼，多想再有那么一次谷堆探月的稚气与天真，多想再聚谷堆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而不像现在这样，总把自己过去的事情一遍遍地讲给孩子们听。

八十五、我的大姑

大姑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子，她家在村东头，我家在村子最后，水井在大姑家的房后，担水时经常能见到大姑。

大姑有三个孩子：有哥，莲姐，存哥。大姑和父亲一样，干活儿从不惜力，她勤劳，善良，为人很实在，很热心，谁家有困难，只要她知道就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大姑不识字，但是她说话有条理，处世很公道，是位很有见地的老人，在我的记忆中，村里选劳模，大姑总是榜上有名，可见她的威信有多高。

大姑劳动回来，先去井上担水，然后生火做饭，天天如此，别人也许习以为然，可是母亲却看不惯，起初埋怨大姑“没心眼儿，没调数”，后来就数落开大姑夫了，久而久之，我听出了一些端倪，知道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解放前，大榆树滩那是灾荒连年，民不聊生，日本兵，国民党，土匪，过了一拨又一拨，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最难熬的是日本鬼子打过来的那年冬天，刚刚生下有哥的大姑也只好骑着牛，和大伙儿往山里跑，跑啊，跑啊，从北山一直跑到南山，总算能歇一歇了，于是大家用树枝扫开一块雪，将老人和孩子安顿好，然后捡些干柴生起火来，后来饿得实在不行了，就派几个胆大点的男人摸黑下山，到附近村子里讨来几盆粥，粥很稠，冻成硬邦邦的盆托，用袋子背上山来，人们用石头把它砸开，然后用小棍夹起来，支在火上烤着吃。

大姑这是坐的什么月子啊！她是抱着有哥，骑着老牛，啃着冻成盆脱的粥块，从北山跑到南山，没日没夜熬过来的，那份惊恐不安，那份煎熬与苦难，现在的人们又怎么能够想象得见？

莲姐出生后，一儿一女，应该很圆满了，可是不然，大姑夫又吸大烟又赌博，把家搞得一贫如洗，这还不说，后来索性将大姑也卖了。

那时大姑已经怀孕了，她带着莲姐来到离我村十几里的河楞，进了高家的门，这位大姑夫叫高来有，笛子吹得很好，一家人待大姑、待莲姐都不薄。

不久，存哥出生了，高家人特别高兴，把存哥当做心肝宝贝捧着，惯着，这应该是最安稳，最美好的一段日子，可是大姑却高兴不起来，她的心上时时刻刻都像压了块大石头，泪水啊，夜夜都往肚子里流，她割舍不下有哥，她知道，她的有有受大罪了！

可不是嘛，大姑离家时，仅仅九岁的有哥一夜之间变成了没娘的孩子，虽然有父亲，用妈妈的话说，那是“输耍不成”的一个人，哪里会关心照顾孩子呢？

小小年纪的有哥给人家放猪，放羊，穿着露脚趾头的鞋，衣服破破烂烂，回家吃不上一口热乎饭，饥一顿饱一顿的，就像个流浪儿，特别可怜。

妈妈看不下去，给有哥做过鞋，缝补过衣衫，有哥放羊回来路过我家门前，妈妈就让他把羊赶进圈后过来吃饭。

每当讲到这些往事，妈妈不停地抹眼泪，父亲在旁边长叹一声：“唉！你有哥小时候太可怜了，要不你大姑在高家待得好好的，咋能丢下你存哥又回来呢，还不是因为不放心你有哥？”

原来，解放后有条规定，凡是被卖掉的妇女，只要愿意回到原来的夫家，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就这样，大姑抛下存哥和莲姐，毅然决然地回来了。

八十六、慈祥的大姑

大姑走后，高家人待莲姐仍然很好，不久，高家姑夫又成家了，高家奶奶摸着莲姐的头说：“莲莲，回家找你妈去吧，谁好也不如亲妈好啊！”就这样，莲姐也回来了。

大姑回来后，有哥总算有人心疼，有人关照了，解放后第三年，十五岁的有哥才有机会上学，他努力认字识数，获得一些知识储备，为后来到银行工作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机会。

莲姐也出嫁了，嫁到很远的补拉河，因为婆婆当家，再加上孩子多，很少回来，好像只有正月才领着大女儿外芳子回来住几天，倒是姐夫经常过来，要么背个搭裢，要么牵头毛驴，驴背上驮着大包包，小袋袋，你看吧，姐夫又“住娘家”来了。

要知道，从补拉河到我们村，要穿过明灯山中的文圪齐便道，这条便道就是一道狭窄的沙石河槽，坎坷曲折，山高路遥，一走就是十几里，一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那份孤寂艰辛完全可以想到。

要知道从补拉河到我们村要穿过明灯山，这条便道不是崎崎的山路，就是山脚下狭窄的沙石河槽，山高路遥，一走就是几十里，一路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那份孤寂艰辛完全可以想到。

但是姐夫却乐呵呵地进村了，看到我们，老远就打招呼，我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一个人瞎跑甚了，咋不把外芳子领上？”

外芳子比我小两岁，她性格好，口才好，长得又漂亮，是十里八乡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一位好姑娘。

外芳子一来，我和石素林都去大姑家住下了，石素林是莲姐的叔伯妹妹，我是莲姐的姑舅妹妹，外芳子三姨、四姨叫着，特别亲我们，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总是外芳子说，我俩听，外芳子很聪明，口才又好，会讲许多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讲累了，我们不尽兴，还想听，外芳子问我：“四姨，你还想听甚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听甚呢，抬头一看，大姑家墙上挂着一幅年画，上面有两个边防战士骑着马在冰天雪地里巡逻，题目是“风雪铁蹄”。

好啊！有了，我指了指年画说：“就讲这个吧，风雪铁蹄。”外芳子一楞，为难地说：“这个故事我不会讲呀！”

什么，不会讲？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怎么就不会讲了，在我看来，外芳子哪有不会讲的故事啊！

早上，大姑给我们端上烩菜，主食是馍馍和米窝窝，馍馍上点着红点点，真好看，黄黄的米窝窝加了糖精，生甜。

大姑舍不得吃馍馍，全吃米窝窝，说米窝窝可好吃了，这一来我也不好意思先吃馍馍了，只好掰一小块米窝窝，吃完后，心安理得地拿起馍馍，大口大口吃起来。

要知道，那时候白面很少，过年蒸几笼馍馍，剩下的全是米窝窝。

比我小两岁的外芳子就不然了，在我家一连吃了几顿饭后，看见妈妈做饭，她跳下地就走，妈妈以为我惹她生气了，赶紧拉住，她却说：“口粮人人一份儿，我不能总在老妗妗家吃饭。”

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笑了，妈妈摸摸她的头说：“亲死了，这么大大的一个小人人，还知道口粮人人一份儿，口粮再少，也不缺你吃的那一口呀，唉，真是个懂事的好娃娃。”

当年，大姑夫被抓了壮丁，后来部队改编，他成了八路军战士，学了文化，受到党的教育，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回来后一直担任生产队的队长。

我那时又能说又能笑，在场面切谷穗（用镰刀将谷穗切下来）时，活儿没干多少，废话倒是一箩筐，为此，没少让大姑数落。

记得第一次下地锄谷子时，我傻眼了，这哪里叫锄地啊，那是拿着小锄蹲在地上间苗呢，我手太慢，干不了，自然是落在最后，这一来更没耐心了，索性直起腰来，隔一段锄一下，偷奸耍滑，把速度提高了。

我自认为干得漂亮，没人知道，结果还是让组长发现了，没说的，在大姑的谴责下，在那么多不友好目光的直视下，我只能红着脸返工了。

这天中午，人们都收工回家了，地里只有我和大姑，大姑把我锄的那两垄地从头梳理了一遍，完工后，我猜想她一定会骂我的，结果没有。

那天我才意识到，别看大姑平时数落我，其实她还是很亲我的，要知道，大姑忙里忙外，即使回家再晚也得生火做饭，就连担水也是她干，正因这样，妈妈心疼大姑，也常常抱怨大姑，对大姑父呢，不用说，那是满肚子意见。

八十七、红卫兵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给这条村中公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腾。

那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有扛着红旗，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列打公路上走过，他们的衣着和解放军没什么两样，清一色的绿军装（只是没有帽徽领章），绿挎包，绿水壶，只是腰带上挂了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人称“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假如围观的人多了，他们就会停下来，喊口号，唱红歌，背语录，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帮学生军一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讲起话来，铿锵有力，慷慨激昂，俨然整装待发的士兵。

我村距固阳县城四十里，那段时间列队行走在这条公路上的全都是固阳中学的师生，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就要开始一次新的长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北京，走到天安门。

什么？走到北京？这是真的吗？在我们眼里，这条公路只有固阳武川，武川固阳的概念，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它居然还连着北京，连着天安门，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激动。

时隔不久，便传来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听到这样的广播，我们非常激动，不禁想起从我村路过的那帮老师和学生，推测一下时间，估摸一下行程，想象着他们被毛主席接见时的美好情景，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心也沉醉在那片沸腾的人海之中了。

我村是大队所在地，与大队部一墙之隔的是一个车马大店，两边是大炕，中间是过道，中午打尖的，晚上住店的，人欢马叫，特别热闹。

车倌儿聚在一起，说正话的不多，说荤话爆粗口的不少，那种环境确实“少儿不宜”，因此，家长是不愿意让孩子们到那里玩的。

不知是学校的要求，还是受了那些红卫兵的影响，我们村的同学组织起来，每天晚上都要到车马店搞宣传活动，大家排好队往地下一站，不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就是唱歌、跳舞，感觉这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因此一个个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口号喊得震天响。

当然，搞宣传是严肃的，认真的，事先是要做功课的，那位高年级的女生告诉我们，要注意她的提示，她说“毛主席语录”，我们就背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她说“最高指示”，我们就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每每背完一段语录，我们都很激动，很振奋，紧接着跳一段自己胡编乱造的“忠字舞”，那种感觉，简直美得无法形容。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有一帮意气风发的学生军沿着这条公路踌躇满志地走来了，这一次他们可不是带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高喊革命口号的匆匆过客，而是带着草帽，背着行囊，到农村，到边疆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帮包头知青。

从红卫兵到知青，这条路看似不长，但是却承载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整整一代人的万丈豪情与狂热梦想。

八十八、部队休整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积极备战时期。

那一年，公路沿线的村子里驻扎了一支部队，一阵阵嘹亮的军号声，一片片美丽的橄榄色给寂静的山村带来了青春的活力，蓬勃的生机。

战士们住到老乡家，扫马路，担水，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这且不说，谁家老人、孩子生病了，军医会主动出诊，并且免费送药上门，这种军民一家的感人场面，以前只在电影里看过，今天却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享受了一把。

村里的基干民兵也很快组织起来了，每天劳动之余都要学习，农闲时集训，后期还进行了实弹演习，这种半军事化的训练让大家有一种使命感、紧迫感，那就是：召之即来，来则能战。

那段时间，部队经常在村里放映露天电影，放映之前，战士们列队坐在马扎上，相互拉歌活跃气氛，那声音齐刷刷的，很好听，就像唱歌一样：

“一连，来一个！”

“二连的呀，来一个呀！”

紧接着便是“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有节奏的掌声，后来，不仅连与连相互拉歌，就连基干民兵也参与了互动，整个会场都沉浸在一片欢歌笑语之中。

住在我家小屋里的是侦察班，战士们在院子里摆弄仪器时，弟弟也凑过去看了一眼，好家伙，又是望远镜，又是翻山镜，一个比一个玄乎，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当时部队以米饭为主，村里的婶子大娘就给战士们做点面食，做的最多的是糖酥饼，香喷喷的，好吃极了，这些食物村民们平时是不舍得吃的。

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唱八个样板戏，大个子教导员夸奖妈妈的拥军工作做得好，对战士们关怀备至，就像《沙家浜》中的沙奶奶一样。

而在村民眼中，平易近人的教导员就是《沙家浜》中的郭建光，他每天都到各个点儿上检查工作，之后与战士们谈谈心，和房东聊聊天，总是乐呵呵的，返回途中，他一边走，一边饶有情趣地唱起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那时候，这样的抒情歌曲统统属于靡靡之音，被打入禁区，但是教导员偏偏不信那个邪，他独自走在幽静的乡间小路上，面对可爱的战士，面对淳朴憨厚的父老乡亲，走一路，唱一路，唱得那么投入，那么动情，把大家带到了如诗如画的氛围中。

教导员唱歌的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喜欢远远地跟在后面，听啊，听啊，不觉沉溺在歌词所描绘的那片美景中，好想知道，那个跑马溜溜的山究竟是什么样的山，那个康定溜溜的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还有那看不够的弯弯月亮，飘不完的溜溜白云……

八十九、一件花布衫

回想起来，我在村里干过最多的农活儿，也就是锄地和拔麦子了，论锄地，我还勉强能随个大流，可拔麦子就不敢恭维了。

大概是十五岁那年，妈妈给我做了一件白底兰花的新布衫，本来让我出门时再穿，可我喜欢得不行，拔麦时居然偷偷地穿出去显摆了。

到了地里，我把这件布衫小心翼翼地叠好，然后裹到旧衣服里面，在地头找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平平整整地放好，这才戴上妈妈缝的指套（保护半个手掌的手套），开始拔麦了。

本来我拔得就很慢，再加上这些做法太过招摇，因此周围的人们不是私下里指指点点的议论，就是一阵嘻嘻哈哈的取笑。我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赶紧拔起了麦子，并且是一直努力追赶着前面的同伴，因为我知道，一旦被大群甩得太远，那样的局面才真的很难堪。

不过，尽管我累得满头大汗，到头来还是和大家差下好大一截，我有些泄气，索性不再追了，自顾自慢慢地拔起来。等我拔到一半时，不少人已经返回来捆个子了，当他们看到像蜗牛一样行进在麦垄间的我，都忍不住笑了，年纪大点的人们还好，他们宽厚地打个招呼干活儿去了，年轻的就不同了，见我这副狼狈模样，有的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有的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讽刺挖苦一顿，我也不甘示弱，少不了回敬几句，解解心中的郁闷。

当我好不容易拔到对面地头，站起来一看，这块地里已经没几个人了，那不，大家早在旁边的地里干开了，我于是手忙脚乱地把麦子捆好，并且让麦穗儿一律向上，一捆一捆隆起来，然后赶紧来到地头，不用问，当下头等大事就是找我那件宝贝布衫了，可过去一看，顿时傻眼了，我的新衣旧衣全都不见了，当时心里好着急啊，眼泪都出来了。

我猜想，这件布衫是不会丢的，全是本村人，没人会干那种事，一定是被人藏起来了，那这个人又会是谁呢？于是在慌乱中我把刚才取笑我的人一一梳理了一遍，最后断定，一定是康永成，论亲戚关系，我应该管他叫表哥，因为我们常开玩笑，因此也就省略了表哥的称谓，平时只叫他的外号。

顾不了那么多，赶快到旁边的地里找康永成吧。可是不管我怎么追问，得到的答复始终都一样：“不知道”，那语调简直干脆得要命，这还不算，见我跟在后面哥哥长哥哥短不住地磨缠，他居然由先前的一脸无辜立刻变得多云转阴了，这一来，我倒有些沉不住气了，莫非不是他，那么又会是谁呢？该不会真的丢了吧？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抽抽搭搭哭起来，这时组长杜锁柱发话了，他生气地说：“到底是谁藏的，快点告诉人家，像这样拖下去还有意思吗？”

这一招还真有用，康永成总算搭腔了，他含糊其辞地告诉我，好像有人把一个包裹似的东西放在地头的某一个麦捆里，不过那究竟是不是我的衣服，他可不敢确定。

经过一番翻腾，总算找到衣服了，此时我也无心劳动了，索性提前收工吧。当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觉得好饿好渴呀，于是绕了几步，到旁边的蔓菁地里拔了几个大蔓菁，顺势往地头一坐，一边休息一边吃起来。

不一会儿，人们陆陆续续过来了，见我四平八稳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于是一个个扯着嗓门儿喊起来：

“嗨，你怎么不哭了，接着哭呀！”

“嗨，究竟是蔓菁甜，还是刚才那几声哥哥叫得甜啊？”

“别光顾吃蔓菁，好好照看你的宝贝布衫，再找不到，随你哭了还是笑了，我们可是懒得去管了。”

说完，大家嘻嘻哈哈地大笑一阵，结伴走了。

此刻，不论他们说什么，也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懒得理睬，也懒得应对了，看一看那件失而复得的新布衫，品一品大蔓菁别样的水灵与甘甜，感觉是那样的满足，那样的愉悦，好像自己的心情从来都没有那么平和，也从来都没有那么坦然。

九十、露天餐厅

上初中后，我每年暑假都要回村参加一个多月的农忙劳动，前一阶段全是锄地，后一阶段就赶上拔麦子了。

我的家乡平地不多，山地不少，再加上常年天旱少雨，麦子压根儿就长不高，所以到了麦收季节，镰刀根本派不上用场，只能靠双手去拔了。

试想，当一个人从地头这边，蹲着走到老远的地头那边，那得具备怎样的体力和耐力？更何况还要双手开弓不停地拔麦，拔过去，折回来，再拔过去，再折回来，等收工时站起身来，你看吧，人们的腿都是瘸的，腰都是弯的，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几乎连路都不会走了。

要知道，在所有的农活儿里，拔麦子的劳动强度和难度，始终都排在首位。

那一年，大后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赶上了少有的好年景。到了收获季节，满梁满洼的麦子全都成熟了，放眼望去，黄灿灿一片，特别好看。

常言道：“二八月虎口夺食”，此时的麦收工作异常艰巨，刻不容缓。

生产队的举措是：一、动员全村男女老少披挂上阵，进行一次拔麦大会战。二、中午加班，队里给每人发一个一斤面的“大面棒”，同时还送来两大桶开水，吃喝完稍事休息接着干。

那时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很难吃上一顿白面，因此一听说有“面棒”可吃，那干劲儿就来了。

你瞧，大人们蹲在四垄麦子间，“噌噌噌，噌噌噌”，你追我赶，一路逶迤而前，孩子们一个个弯下腰来，有拔一垄的，有拔两垄的，尽管采用“野马揪鬃”的方式，但是也绝不甘心落到后面。

快到中午时，大家已经很渴、很饿而且很累了，但是一想到那个白灵灵香喷喷的大面棒，立刻来了精神，一个个干得特别起劲。

突然间，有个孩子大喊一声：“送饭来了！”人们纷纷站起身来，往旁边的公路一看，那个拉着七八层大笼屉的毛驴车还真的过来了，于是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分面棒的情形好热闹啊！大家将毛驴车团团围起来，大人呼，小孩儿叫，一个个把手举得老高，伸得老长，队长和送饭的贾大爷像安抚孩子似的，一边递着像小孩枕头般大的白面棒，一边高声喊道：“不要急，不要挤，人人都有份儿！”

等到大家都领到了那份沉甸甸的犒赏后，谁也顾不上说话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赶紧找地方坐下来，一边吃喝，一边休息了。

就在我们静悄悄地吃面棒时，不知是谁压低嗓门喊了一句：“嗨，你们快往那儿看！”大家一回头，发现贾大爷正翻腾那几块蒸馒头的大笼布呢，他一边翻，一边仔细地抠着沾在上面的馒头渣，抠一块，吃一块，抠得那么专注，吃得那么香甜，以至于连人们对他如此的关注都没有察觉。

在村里，贾大爷是大家公认的一位老好人，他个子不高，终日乐呵呵的，特别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看到秋花，他就笑嘻嘻地说：“这是我的三媳妇儿，等忙完这阵子，我就托媒人上门提亲呀。”见到金凤儿，他故作惊讶地说：“这不是我那个四媳妇儿吗？这娃娃真是，说翻脸就翻脸，我可是你将来的老公公呀！”

贾大爷的开朗与幽默，逗得人们常常捧腹大笑，为此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围着他，跟他开起玩笑来也显得没大没小，对这些，贾大爷既不会在意，也不会嗔恼。

贾大爷家有五个儿子，对一个老农民来说，要把这五个媳妇都娶回家来，那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因此他的勤快，他的节俭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现在看到贾大爷专心致志地抠笼布的样子，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一扭头，你一言，我一语，都冲贾大爷的四儿子来了。

这个说：“嗨，我说四小子啊，你老爹一垄麦子也没拔，却又挣工分，又白吃饭，数一数，全村就你们家最划算。”

那个说：“你看，你老爹有那些馒头渣够吃了，他分的那个面棒就算彻底省下了，像这样又白吃又白赚，你家还不是大发了。”

四小子本来就很老实，很腼腆，在众人的嬉笑声中，他低着头，红着脸，一块一块掰着吃面棒，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说到利益得失，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明镜一般，你瞧，眼前这些辛勤劳作的人们，哪个不是赢家，哪个不在稳稳地“赚”呢？且不说挣到了宝贵的工分，且不说省下了有限的口粮，就是那个万马奔腾般的拔麦阵势，就是那幅欢天喜地的聚餐场面，也足够你回味一生，并且感念一辈子了。

的确，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露天餐厅，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甜的农家白面，在这片暂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贫穷和饥饿的土地上，在这帮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憨厚朴实的人群中间，不论是你，是我，还是他，相信每一家都会过得自得其乐，平静恬淡，相信每个人都会活得真实，活得坦然，并且阳光灿烂，希望满满。

九十一、集体行窃

从后壕往东，翻过一座小山，就是赵保壕。这个村子不大，也就是十几户人家，离我村不足二里，所以颇有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意境。

这样近距离长久相处，免不了今天我盯上了你村的豆角，明天你瞅见了我村的蔓菁，说不定哪天晚上，一帮人偷偷摸去，实施一次“清剿”行动，在人们眼中，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一天夜里，我村那帮不安分的年轻人，背着包，提着袋，说说笑笑从老屋旁边的河槽里走来，不用问，一定是去赵保壕偷豆角的。我和三姐赶紧跟上，翻过那座小山包，走进一块特别大的豌豆地里，借着月色，手忙脚乱地摘起来。

就在这时，从那个小村里传来一阵笛子声，在乡村静谧的夏夜里，这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显得那么婉转悠扬，那么美妙动听，就连我们这帮偷偷摸摸摘豆角的人，也都听得入了神。

旁边的人压低嗓门对我说：“你猜猜吹笛子的是谁？告诉你吧，是你云飞哥。”

啊！是云飞哥，我的心里好一阵惊喜，好一阵激动。

云飞哥是我的三哥，从小送了人，他长得很帅，又有文化，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虽然住在邻村，彼此却并没有相认。

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这片银灰色的豌豆地里，正在偷偷摘豆角的我们，居然听到了云飞哥那么优美动人的笛声，那情，那景，亦幻亦真，宛然如梦，简直美妙极了。

那一夜，我们又到赵保壕的豌豆地里“行窃”，皎洁的月色洒在成熟的豆苗上，折射出一片银色的光芒，看上去朦朦胧胧，苍苍茫茫，还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美景，然而，我们一个个“做贼心虚”，哪里还有观景赏月的那份逸致闲情？考虑到豌豆地离村子太近，于是一帮人蹑手蹑脚地走到地里，就连摘豆角都尽量不发出太大的声音。

刚摘了一会儿，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没来得及看呢，背后便传来一声大喝：“嗨！哪个村的，干什么呢？”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顿时慌作一团，赶紧提起篮子撒腿就跑。

我们几个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而贾世芳慌不择路，居然跳到旁边的一个大坑里藏身，结果把筐里的豆角全撒掉了，就在这时，坑底传来一阵“唰唰唰”的水声，这才发现，大坑的下面是一口尚未砌起来的水井，刚才如果不是撒掉的那些豆角报警，她还准备顺着台阶继续往下跳呢，好悬啊，好险啊！

回家后，我左等右等总不见三姐回来，于是惴惴不安地走出来，往后面的山上看，就在这时，山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一看，正是三姐她们，这帮人提篮的提篮，背袋儿的背袋儿，一个个有说有笑地从后面的山上大摇大摆地走下来。

一问才知，赵保壕的人根本就没有过来，刚才吓唬我们的是我村两个放夜马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爱搞笑的挨京哥，三姐她们一听声音便知分晓，只有我们几个不明就里，掉头就跑，慌乱之中，贾世芳还差点跳了大井，说来既让人后怕，又让人好笑，真是太有意思了！

九十二、云飞哥和栓牛姐

栓牛姐比云飞哥大四岁，他们从小在一个家里长大，姐弟俩都是崔婶抱养的孩子。

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为孩子太多所拖累所困扰，而崔叔崔婶不然，他们只有一儿一女，因此把这两个孩子视为珍宝一般。

那年七月，正是豌豆角成熟的季节，妈妈和二哥准备接云飞哥回来住两天，又恐崔婶不同意，因此特意去赵宝壕请杨婶（栓牛姐的生母）一起上了孤山。

村里人出远门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毛驴，考虑到山路又远又不好走，上山时二哥特意牵了头毛驴，好让云飞哥骑着回来。

听说要接孩子们回家，崔婶自然是不乐意了，于是推三阻四找了不少拒绝的理由，可栓牛姐才不管这些呢，好不容易有人来接，那是非走不可，因此还没等崔婶放话，她就拉着云飞哥的手前面走了，崔婶拗不过两个孩子，也只好勉强答应了。

就这样，七岁的栓牛姐抱着三岁的云飞哥骑在驴背上，十五岁的二哥牵着毛驴，三个人高高兴兴走在前面，妈妈和杨婶走在后面，两个人抹着眼泪，一路上反复说着这样一句话：“再也不能把孩子送人了，那可是一辈子的心病啊！”

其实，孤山不孤，它位于明灯山脉中段，山很高，路也很长，此刻两位满脸沧桑的老人，正用裹过的双脚在这条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按理说，能将孩子接回家本该高兴才是，可两位同病相怜的老人却一边说话，一边抹泪，这一路走得那么伤心，那么艰难。

栓牛姐和云飞哥一回来，就高高兴兴地跟着二姐、爱叶姐到自留地里摘豌豆角去了。

那时候，除了萝卜蔓菁，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煮豌豆角，尤其是刚出锅的豌豆角，真叫一个水灵灵，甜盈盈，香喷喷，那可是农家款待客人的一道美食啊！

上了西梁，走不了多远就是我家的自留地，这块地非同一般，它是祖宗庇佑的一块土地，我家的老祖宗就安葬在那里。

时值七月，原野上一片赤橙黄绿的繁华景象，在各种作物中，最打眼的莫过于豌豆了，绿茵茵的豆苗缠绕在一起，一丛丛，一簇簇，犹如铺陈开来的美丽花团，胀鼓鼓的豆角挂在枝蔓上，嫩嫩的，绿绿的，一挂挂，一串串，就像风铃一样，真是养心养眼，美轮美奂。

就在二姐她们摘豆角的时候，云飞哥拿着玩具在一边自顾自地玩起来。那是一只彩色的陶瓷小毛猴，是上高中的哥哥用自己微薄的伙食费给他买的，云飞哥看到后十分喜欢。

玩了好长时间，云飞哥空着两手过来了，栓牛姐询问他瓷毛猴玩具哪去了，他一脸认真地说：“我把瓷毛猴猴放在地里，让它吃草去了。”

栓牛姐赶紧领着他去找，可最终也没有找到。

这次回来，姐弟俩仅仅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二哥又牵着毛驴，将他们送回了孤山。

尽管如此，聪明伶俐的云飞哥还是记住了这座老屋，那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这座老屋乃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更不会想到，这一大家人居然与自己息息相关，血脉相连，有一种永远都无法割断的骨肉情缘。

每年寒暑假，哥哥都要去赵宝壕看望崔叔崔婶，并且关切地询问一下云飞哥的学习情况。

那年暑假，哥哥又来到崔婶家，一进院就看到了房顶上那个凉棚，此刻云飞哥和栓牛姐正躺在里面乘凉呢，哥哥本来就很生气，因为他听说云飞哥不想上学了，现在看到他贪玩到这般境地，更生气了，于是将他叫下来狠狠数落了一顿。

说来好笑，云飞哥嫌家里闷热，他和栓牛姐一合计，将几根细椽子扛到房顶上，支起来，用绳子绑好，再把被子苫在上面，这样一个像模像样的凉棚就算搭起来了，之后将褥子一铺，枕头一放，心安理得地躺在里面乘凉了。

这种玩法实在是太新奇了，估计没几个人能想得出来，即使想出来也不敢这样做，那不是自己找打吗？但是崔叔崔婶却不以为然，只要孩子们高兴，那就随他们的便。

没想到让哥哥看到了，结果给狠狠教训了一顿，云飞哥打小被父母宠着惯着，哪里受过别人的训斥，因此很是不满。

哥哥走后，云飞哥问栓牛姐：“这人是谁，凭什么来训咱们？”

栓牛姐告诉他说：“这是咱们上学路过那家人家的大儿子，咱们叫哥哥，人家在北京上大学呢。”

云飞哥不屑地说：“哼！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多戴了一副眼镜？”

因为上学从我家门前经过，妈妈拦住他们送过鸡蛋，姐姐出去请他们来家，这对云飞哥压力很大，每次上学，他总会远远地绕过我家，并且不让栓牛姐和我们说话。

九十三、捋麻花

和赵宝壕一比，蔺家渠就显得远了一点，不过二姐就住在这个村，因此对那里的情况我们还是了解一些。

麻花是最好的喂猪饲料，所以每到麻子扬花的季节，人们都会捋上一些来喂猪的。

那一年，蔺家渠种在黑脑包后面地里的麻子长得出奇得好，为了防止人们进地捋麻花踩倒麻苗，队里派专人看管着，谁也无法靠近，想捋麻花，也只能选择晚上了。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们姐妹几个和王世锋一起，悄悄来到了黑敖包后面的麻地里。为了不撞倒麻苗，我们几人一字排开，先顺着这几行捋过去，再从另外几行返回来，就这样来回往返了若干次，最终还是借着月色，把偌大一块儿麻地，彻彻底底梳理了一遍。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准备回家，这才意识到，兴冲冲地捋下的这几麻袋麻花，竟成了我们最大的烦恼。大老远的，怎么搬回去呢？我们姐妹几个一时都没了主张。

还是王世锋聪明，他知道附近的大圐圙村里关着我村的牲畜，于是过去吆了两头牛回来，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天亮时，驮着麻袋的两头老牛慢悠悠地走在前面，我们几个说说笑笑跟在后面，从老屋后面的山坡上不慌不忙地走进村来。

村里担水的人都惊奇地站在那里，看啊看，看啊看，心里直嘀咕：奇怪，大清早从哪来了这么几个陌生人，再说，即使牲口缺乏，也不至于用又苯又慢的老牛去搞贩运吧。

庄户人实在，什么事都要闹个明白，于是有几人照直走了过来，一看是我们，再一问缘由，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我们不仅去十几里以外的油坊壕偷过豆角，还去石家渠路边的水地里掰过玉米。当然邻村的人们也不甘示弱，我们地里的作物也被“劫掠”过，何况我们成群结队几次三番地去人家地里偷豆角，确实是太过火了，为了报复我们，赵宝壕的人们大白天走进我们东坡上的蔓菁地，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拔完我村那块地里又甜又脆的大蔓菁，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谁也不敢做声。

当时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很多，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一群一伙的，闲得无聊就会找点事干，一是因为嘴馋，另一方面呢，纯粹是在起哄、撒玩。

后来村里来了放映队，一部片子转着到各个村子去演。不论放映队走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到哪里，相同的内容一看就是七八遍，熟得快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对我们这帮人来说，应该起到不可低估的教化作用。

像《地道战》、《地雷战》、《上甘岭》、《英雄儿女》、《南征北战》等，至今说来，如数家珍一般。特别是王成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让我们好感动，好震撼！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萌生了那种至今矢志不渝的英雄情结。

九十四、我和三姐重返校园

六九年，我小学毕业，三姐初中毕业，妈妈的一声令下，我俩便同时辍学了。

当年，爱叶姐住在哥哥家照看莉莉和大晶，二晶三晶这对双胞胎兄弟出生后，爱叶姐已经成家，不过妈妈女儿多，有的是解决的办法，这不，她老人家一声令下，我和三姐就一起辍学了。从此我俩轮番坐镇哥嫂家，不是干家务，就是看孩子，确实是繁琐了一些，不过闲来可以看看电影，逛逛街，照照相，自我感觉还很不错。

嫂子是大学生，她知道学习文化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该有多么重要，她又是教师，因此不甘心在自己眼皮底下造就出两个不伦不类的半文盲村姑，两年后，她四下奔波，费了不少周折，弄来两张关乎我们前途命运的入学表格，将两个农村孩子用“加塞儿”的办法硬是塞进了城里的学校。

从此，十七岁的我上了初中，二十岁的三姐上了高中。两个“大龄青年”总算有了着落，可回头一看，孩子没人管了，怎么办？也只能雇保姆了，这样一来，又增加了两项不小的支出，说实话，就哥嫂那点微薄的工资，几乎快要入不敷出了。

不过没关系，对这样的窘困，嫂子从来就没在乎过，她拥有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一份坦坦荡荡的心境，再加上自己美妙动听的歌声，已经很富有，很知足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好奢求的呢？

我们上学后，最紧张的是做午饭，大家一起围着锅台转，忙得好像打仗一般。

最让人好笑的是，当年的我们居然“来者不善”，每天中午一放学，我和三姐往院里一站，大喊一声：“莉莉——！”莉莉便急忙从小朋友家跑回来，在我和三姐圆睁的怒目下，拿起挂在胸前的钥匙，够不着，于是踮起两只小脚，费力将锁打开。

一进门赶紧做饭，三姐负责和面，我生火，莉莉拉风箱，各自分工明确，如果火烧得不旺，不用说，莉莉一定会遭到我们训斥的。

有一次，莉莉不堪忍受这种斥责，把风箱一撂，罢工了。中午吃饭时，莉莉振振有词地和我们理论起来，大晶也站在姐姐一边，怒不可遏地谴责我们说：“你们住我们的家，吃我们的饭，凭什么老打骂我们？”

哥嫂听罢都笑了，哥哥摸着大晶的头，打趣地说：“你听听，这两个小家伙还控诉他三姑他四姑呢！”一句话说得我和三姐也笑起来。

下午就好多了，吃完饭还有好多空闲时间，这时我们总要翻出一大堆问题来询问嫂子，其它科不多，主要是数学，说实话，数学、几何一直都是我们的老大难，久攻不下，以致有些厌学。

也难怪，我们中途辍学，后来半路出家来到城里上学，城乡的教育水平本来就不同，相关的知识又不能很好地衔接，所以课堂上听得越多，我们越是一头雾水，如理乱麻。

这样，嫂子给我们讲起来就显得很吃力了，一则这些知识丢开多年，再捡起来需要耗费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再者，我和三姐并不在一个知识层面，对我们这两个吃“夹生饭”的学生，必须从基础抓起，查缺补漏，分门别类地辅导才能够见效。

不过你别担心，嫂子是谁？在数学上，那可是一顶一的高手。嫂子上高中时，一个学期考了十五次数学，她居然得了十五个满分，这在班里可是绝无仅有的啊！现在她执教多年，有的是经验，有的是耐心，不论多难的题，她都能找到破解的捷径，并且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经过嫂子孜孜不倦的教诲，循序渐进的引导，我和三姐的数学终于赶上来了，在日后的考卷上，我们的成绩也由先前的不及格到及格，乃至八十、九十分。

想当年，嫂子推我们走出的那一步何其关键，我们的命运就是随着她的推移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假如没有嫂子的卓识远见，又岂能有我们为人师表的今天？

从哥嫂家出来，往前走，一路爬坡，上去就是平坦开阔的南梁，盛夏时节，梁上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秋天一到，则是满目金黄，糜黍飘香。

傍晚，我们和嫂子常常领着孩子们爬上南梁，不是指点固阳城周边秀美的景色，就是站在地头轻轻地抚摸迎风摆动的庄稼，感觉空气好新鲜，好清香，心情好愉悦，好爽朗。

晚上回来，大家都齐刷刷地坐在炕沿上，嫂子把二晶往怀里一抱，立马开唱，我们手里捧着歌本，也随着唱起来，先唱她最拿手的那首“马儿啊，你慢些走”，再唱西部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随后是高八度的“歌唱二郎山”……

唱过老歌，再唱样板戏选段，之后唱毛主席诗词，这回我们一句也唱不来了，只能坐在那里当观众，静静地去听，去品了。可以说，我们现在会唱的老歌，大都是当年跟嫂子学来的，我们所掌握的毛主席诗词，也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就这样，在嫂子美妙动听的歌声中，我们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理解了她的处世为人以及那种乐观豁达的坦荡胸襟，这一点，不仅让我们增长了见识，更让我们由衷地感激感动，可谓终生受益，受益终生。

外出求学，特别想家，在那条长达四十华里的山路上，我们徒步走过，坐胶车走过，骑自行车也走过，沿途那些山石草木、沟沟壑壑至今历历在目，那是铭刻在心底的一段乡愁啊！剪不断，理还乱，梦牵魂绕，一生相伴。

九十五、岁月留声

刚上小学时，我常到石素林家玩耍，我俩同班不假，最主要的是她父亲是生产队长，家里摆着一台留声机，老人们称它为“洋戏匣子”，尽管掉了漆皮，斑斑驳驳，但它却是我们这个荒僻的小山村绝无仅有的一个大物件。

那时候我们刚上小学，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晋剧，也根本听不懂那些冗长拖沓的戏文，但出于好奇，总想跑过去听听，有时还会跟着这个“洋戏匣子”咿咿呀呀哼几声，感觉特别开心。

石素林家住在村东头，旁边紧挨着供销社，每次去她家，我们几个总要先去供销社转一转，站在柜台前，看着货架上摆着的那些小食品，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并且放着亮光，尤其是金黄金黄的蜜枣，隔老远就闻到了那种沁人心脾的醇香，好馋啊！

可是不年不节，谁家舍得花钱买呢？

大家思来想去，好啊，办法有了！

当年供销社的食物是可以用鸡蛋来交换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呢，想方设法从家里偷一颗鸡蛋出来，先到供销社换上蜜枣，然后来到石素林家，往地下一站，边吃蜜枣，边听留声机，感觉自己吃到的是天下最香甜的食物，听到的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心里别提多美了。

几年后，外出打工的王世锋抱着一台收音机回来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全村引起了轰动，这可是人们从没见过的“洋玩意儿”，居然让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十几岁的孩子买回来了，真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王世锋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困户，不论是救济款还是救济粮，他家样样有份，现在居然花二十元钱买收音机听，岂能不受到村民的谴责与议论？

可孩子们才懒得管这些呢，为了看红火，凑热闹，每天晚上都往王世锋家里跑，先到的站在地下，后来的挤不下，只能站到门外，或者爬到窗户上去听，真是人满为患，闹得人家不得安宁。

一次，有位婶子来他家串门，也想凑过来听听，可是王世锋不停地选台，不停地变化着声音，她有些看不下去了，急忙阻止说“你这娃娃也太性急了，让人家说完唱完再拧也不迟哇，总不能刚张嘴就一把掐住人家脖子不让说也不让唱哇。”

这几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本想解释一下，可这匣子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又有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呢？

又过了几年，村里安上了大喇叭，这下好了，到哪里开会，再也用不着组长扯着嗓门去喊了，只要对着话筒一讲，家家户户都能听到，至于那些零星小事，根本用不着开会，直接对着话筒讲讲就可以了。

不过刚安喇叭那几天，村里还闹出不少笑话呢。

那天，组长在喇叭里喊贾大爷的名字，询问他今天去哪里放牛，这时贾大爷赶着牛群已经快出村了，冷不丁听到这个声音，愣了一下，很快就慌了，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进了这个匣子的，那里面的人又是怎么知道自己这名字的？越想越害怕，连放牛的心思都没有了。

原来，贾大爷把大喇叭当做魔盒了，要不然怎么会吓成那样？

村东头的二牛嫂一直都在闹病，一听广播就心慌，她央求儿子不要在喇叭里喊了，她受不了。

可她儿子是生产队长，队里的大事小情能不在话筒里喊吗？

于是二牛嫂用衣服包了头，还是不行，最后干脆搬到村后一个废弃多年的小窑洞，远远地躲开了。

这样的举动让人实在理解不了，当时乡村没有医生，人们又没钱到县城看病，所以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叫心悸，是心脏病患者的一种反应。

九十六、西口风

那时候，大喇叭是我们的最爱，它不仅能播放优美的歌曲，而且还让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第一次听到一个新颖的曲艺节目——相声。

这一来，寂静而闭塞的小山村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喧闹与欢腾，即使在很远的地方劳动，累了，站在原地擦把汗，这时只要听到从村中飘来的歌声，大家就会感到亲切，感到轻松，干起活儿来显得特别有劲儿。

最早听到的相声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大师的《友谊颂》，那简直是笑语连珠，妙趣横生。

因为只买了两张唱片，因此只能反复播放了，我们下地干活儿听，回到家里也听，扛着锄头走在路上听，端着饭碗站到院子里也听，怎么也听不够，笑不够，真正的百听不厌。

有趣的是，这个相声把做针线的妈妈也逗乐了，她摘下老花镜，笑着说：“这两个人真有意思，一个精得甚也知道，另一个愣得甚也不懂，你听听，非洲离咱们有二十多公里，多多少？结果多出一万多公里，你说失笑不失笑？”

平时，妈妈很少有空闲的时间，那天傍晚，大喇叭里播放晋剧《三娘教子》，她居然站到院子里专心致志地听起来，看到我，赶紧说：“四四，你也过来听听，这是大戏（晋剧）《三娘教子》，可好听呢。”还没等我说话，她就讲开《三娘教子》的故事了。

那时我大约十四五岁，压根儿就不爱听所谓的大戏，怎么会喜欢听剧情呢，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妈妈：“你们老年人就爱听大戏，磨磨唧唧唱个没完，不嫌麻烦？”

说完，辫子一甩，走了。

还有一次播放二人台《走西口》，妈妈又招呼我去听，我自认为是听八个样板戏长大的文化人，思想进步，见识广博，把山曲、二人台看作是糟粕，怎么可能陪着妈妈去听呢？

后来，《西口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这是内蒙古电视台以二人台为主的大型综艺节目，没想到的是，在这档节目中，我居然看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付秀莲，她是“九原歌舞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在这次采访中，她们推出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由《打樱桃》改编的歌伴舞《樱桃恋》，为此，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于是，我想起当年妈妈准备给我讲“三娘教子”的那一幕，想起妈妈要我陪她在院子里一起听大喇叭里播放《打樱桃》的那一幕，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些地方戏曲应该是妈妈她们那代人的最爱，是她们的精神食粮，她们多么盼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陪伴自己一起去倾听，一起去分享，倘若不被孩子们理解，或者干脆被拒绝，那该多么失落啊！

此刻，我有些懊悔了，不，应该说是十分懊悔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到，妈妈那代人所喜欢的二人台，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理应得到传承，得到尊重才是。

此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地方戏来自于民间，根植于土壤，不仅与父辈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自然也并不遥远，难怪听起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让人平添几分慨叹！

岁月啊！你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歌，在你温暖的怀抱中，我们收获了亲情，收获了幸福，收获了多少温馨与欢乐？

岁月啊！你是一首拨动心弦的歌，在那留声的岁月里，封存着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封存着一段多么美好的乡间生活？

好想重新走进那段留声的岁月，再听听久违的留声机、收音机、大喇叭以及有限广播。

好想回归到农家孩子的内心世界，凭着那份纯真，那份执着，我相信，生活一定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欢乐，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啊，一定还是那么多，那么多。

九十七、寻味大后山

从六零年走来的人，最早认识的一定是两个字，那就是饥饿。

印象最深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吃食堂。

起初，社员们以家为单位，一圈一圈围坐在队部的大炕上，一边说笑，一边吃饭，没有定量，如果吃莜面，人们还会端来自家腌制的酸菜和炝了“扎蒙”的盐汤，食堂里真是热气腾腾，四处飘香。

但是好景不长，大锅饭很快就吃空了生产队那点微薄的家当，紧接着又遭遇了全国性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没办法，只能打份儿饭了，大人两个窝头，两勺胡萝卜汤，孩子减半。

每到开饭时，我们姐妹几个总是早早来到食堂，端着一个小盆，提着两个带耳子的小罐，在饥饿难耐中等啊等，盼啊盼……

那时候常常饿得睡不着，实在不行，我们就从菜缸中捞几块酸萝卜酸蔓菁，姐弟几个每人一块，咬一口，直酸得吡牙咧嘴，倒吸冷气，赶紧舀瓢凉水咕噜咕噜喝下去，这一来，牙也不酸了，肚子也不“咕咕”乱叫了，慢慢也就睡着了。

冬天在炉盘上烤土豆片儿，稍一泛黄就开吃了，满满一炉盘土豆片竟如风卷残云一般，转眼间就被我们消灭得一干二净了。

春荒过后，野外的食物渐渐多起来，我们漫山遍野到处跑，摘沙奶奶，刨酸溜溜，拔辣麻麻，捋榆钱钱，几乎吃遍了这块土地所馈赠的所有食材。

夏天，趁看园老人不注意，三五个小伙伴一起，猫着腰钻进菜园，拧白菜心，拔胡萝卜，一阵忙乎后，赶紧跑开，躲到一个僻静处，用鲜嫩的缨子将萝卜一拧，而后大口大口吃起来，那真叫吃得一个痛快，一个香甜。

现在想想，当年的我们不仅仅是饥饿，而且也特别馋。

那时，供销社的食品是可以用鸡蛋来交换的，为了吃到蜜枣，我们不止一次从家里偷过鸡蛋；妈妈置办的年货藏得再隐秘，我们也照样能偷到瓜子、黑枣和糖蛋蛋。

因为贫穷，吃的东西实在有限，所以家长们防范得也特别严，比如中秋节的月饼有多少，过年的馒头有多少，都是有数的，倘若想偷一个出来，那可要冒着挨揍的危险。

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发小的妈妈扛着锄头走了，但很快又返回家来，把坛子里的炒面摊得平平的，随手画了一朵荷花的图案，这才放心地离开了，结果呢，她们姊妹几个围在坛子边，眼巴巴地看着那坛子开了花的炒面，却不知究竟该怎么办。

类似的事情见得多了，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家里“作案”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旦露馅儿，不仅仅是挨笤帚疙瘩这么简单，闹不好还不给你吃饭，再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偷小摸，远不及野外的食物吃得那么尽兴，那么坦然。

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那片绿色的田野，这不，豌豆角熟了，我们壮着胆子跑到离村子很远的地里去采摘，一个个吃得心满意足之后，再装满满两兜回来；邻村的蔓菁还没长大呢，就被我们这帮熊孩子早早尝了鲜。

说到吃蔓菁，瞧瞧！口水都流出来了，那白白胖胖的大蔓菁凉丝丝，脆生生，甜莹莹，水灵灵，说实话，那鲜香，那甘甜，就连水果都好像难以企及啊！

九十八、盐麻子炒莜麦、烧土豆

炒莜麦时又有两道美食让人垂涎，其一、麦穰火烧土豆。其二、盐麻子炒莜麦。

大后山干旱少雨，最适宜播种莜麦，不过加工莜麦的工序又耗时，又麻烦。

首先得把莜麦上锅翻炒一遍，炒锅很大，安在院子外面垒起的炉灶上，父亲只管翻炒，母亲负责烧火，炒莜麦烧的全是麦穰，得一把一把往里扬，偌大的炉膛里，火苗呼呼作响，并且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家人口多，炒一次莜麦得忙乎多半天，盐麻子炒莜麦又多了几道工序，所以排到最后。

它的制作过程是：首先把莜麦慢火炒黄，再把麻子倒进去一起翻炒，最后将盐水均匀地撒在上面，等莜麦、麻子和盐水拌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盐麻子炒莜麦是我们当年最青睐的一种小吃，它闻起来香味儿浓郁，嚼起来嘎巴儿爽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道美味。

只是父母亲太忙碌，太辛苦了，每次炒莜麦，满脸满身都是莜麦毛毛，这东西附着性很强，一旦钻到脖子里，怎么洗也洗不掉，特别痒。

炒完莜麦后，偌大的灶膛里全是尚未燃尽的草灰，我们将早已准备好的土豆一个一个扔进去，然后放心地玩去了。

半小时以后，我们领着一帮玩伴跑回来，用烧火棍将土豆一个个扒拉出来，大家你一个我一个，争先恐后地抢开了，只是太烫手，得凉一凉才能剥皮，也有等不及的时候，索性连烤得焦黄的土豆皮也一起吃了，吃完后一抹嘴，你猜怎样？嘴上、脸上、手上全是黑乎乎的草灰，像画了妆一样，于是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笑得前仰后合，连眼泪都出来了。

用这种办法烤熟的土豆特别好吃，既有浓郁的熏烤味道，又散发着丝丝缕缕的麦穰清香，干沙而不失绵软，醇厚而不失甜香，那种味道非比寻常。

等到胡麻成熟后，将胡麻籽炒熟，加上适量的盐，捣碎，做成馥郁芳香的胡麻盐，用煮熟的土豆蘸着吃，沙愣愣的土豆，香喷喷的胡麻盐，已经吃得很撑很撑了，还要夹一筷子酸溜溜的烂腌菜，和土豆泥一拌，用开水一冲，再喝上满满一大碗……

好多时候，我都在质疑自己的记忆，这些普普通通的食物真有那么香吗？是不是有些失真，有些夸张？

答案是肯定的，真的很香很香，原汁原味乃是时髦的说辞，真正的原因应该是灾荒之年人们那无饭可吃的辘辘饥肠。

那时候父母亲是不允许我们洒饭的，倘若洒了，赶紧捡起来吃到嘴里，哪怕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米粒。每次喝完莜麦糊糊，全家人都要舔碗，如果舔不干净那就再来一遍，否则就是作孽。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灾荒年所吃的那些野菜，如蒲公英，甜苣，苦菜，暗绿色的河箅梳稀粥，粘乎乎的荨麻烩菜，让人反胃的灰菜饼子，还有沙蓬窝头，绵蓬炒面，那简直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如果遇上好年景，大自然会慷慨地馈赠不少食物，如绿茵茵的沙葱，白生生的蘑菇，黑白相间的糜霉霉，开着白花的“扎蒙”，暗绿色的地皮菜，还有“沙奶奶”，“酸溜溜”，“辣麻麻”……

尤其是榆钱钱，碧绿碧绿的，一串连着一串，微风拂来，轻轻摇曳，那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可惜全村只有数得见的几棵榆树，垂下来的枝条早早地被捋光了，我们站在树下，除了咽口水，剩下的也只能是望“榆”兴叹了。

秋天的晚餐是最丰盛的，你看吧，庄户人家不是烩一锅土豆、葫芦、豆角，就是煮一锅喷香可口的软玉米，别说大豆、豌豆、毛豆这些美味佳肴，就是蔓菁、萝卜一煮，也照样能端上桌，那些简简单单的农家饭啊，吃起来永远那么爽口，那么解馋。

真该感谢大后山这片广袤的土地，是它带我们度过了难关，战胜了灾荒；是它教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懂得了拼搏向上。

真该感谢大后山这片深情的土地，是它留住了一段空灵岁月，留住了一段静美时光；是它让儿时的滋味变得那么丰富多彩，那么馥郁芬芳。

这就是我儿时的大后山，每每想来，那淳朴的民风犹如春风拂面，那原生的滋味令人回味绵长。

这就是我梦中的大后山，每每想来，那片绿色会让人沉迷其中，物我两忘，那份沉甸甸的乡愁会让人激情难抑，血脉偾张。

九十九、故土难离

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家了。

人常说，故土难离，难离故土，想想当初我们搬家时的心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终日忙忙碌碌，但是我们的心却每时每刻都挣扎在极度矛盾中，看看即将告别的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屋，以及养育了我们几代人的熟悉村落，不免又让人牵肠挂肚，依依难舍。

这一走，究竟何时回来？即使回来，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老屋已经易主，旧物荡然无存，在故乡，原本归属于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还应该有什么？恐怕一时很难说清，看来最佳的故乡之行，也只能是空洞的想象，或者托付于美妙的梦境了。

时值初冬，慵懒的阳光照着老屋，照着院子，也照着那几面凹凸不平的矮矮的土墙。西北风时时掠过，裹挟着沙尘，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让人从心底感受到冬日的寒冷、沉寂与怅惘。

抬头望去，故乡不太平展的原野上，遍地枯草败叶，满目萧索荒凉，这在不经意间又给人们心头笼上一层无法抹去的灰暗与迷茫。

多想找寻记忆中那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影像，多想看看原野上那一片片浓墨重彩晕染过的青蓝绿，赤橙黄，然而眼前除了灰蒙蒙的一片而外，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那片广袤无垠如诗如画的绿色原野，那幅人欢马叫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画面，今生今世也许只能封存在我孤寂荒寞的心底了。

东西装上车，回头一看，那头大猪还优哉游哉地来回乱转呢，赶紧去抓，不料抓捕失手，这一来，受了惊吓的大猪狂叫一声，发疯般地逃跑了，起初它还是绕着院子跑，后来慌不择路，索性跃过一道道沟坎，径直向我家斜对面的那个东山坡奔去。

二哥一看，糟糕！不容多想，赶紧大步追了过去，那几个帮忙的人也紧随其后，一直追上了东坡。年迈的父亲呢，怎么也放心不下，硬是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吃力地追着，喊着，那声音既苍凉又嘶哑，听得叫人心里一阵阵发酸。

猪总算抓回来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此时已是黄昏。就在马达响起的一刹那，就在车轮转动的一瞬间，我转过头去，不由地又看了看那个熟悉的院落，和那座巍巍屹立于寒风中的老屋，不知为什么，突然涌出一种被淡忘被遗弃的感觉。

是啊！这一去之后，老屋还会像以前那样接纳我们吗？若干年后，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遗忘老屋呢？想到这里，禁不住心头一热，鼻子一酸，此时的我早已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

载重汽车凭借着车灯的亮光，缓缓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有些无所适从，心里也空荡荡的，似有所忧，若有所失一般。一路上，我的眼前一遍遍回放着老屋的影像，那么清晰，那么真切，既让人依依难舍，又令人无限神往。

是啊！莫非挥挥手就能让我们和赖以生存几十年的老屋从此告别？难道易主之后，就能割断我们和老屋之间骨肉相连的那份情缘？

要知道，老屋和我们，我们和老屋，几十年来风雨同舟，相依相伴，共同走过怎样一段坎坷而又漫长的艰难岁月？同时又拥有怎样一段厚重而又久远的历史渊源？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此次一别，从此天涯孤旅，归来遥遥无期，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一百、寻根之旅

虽然辗转各地，四下漂泊，但是追本溯源，我们这个家依然在三城仁壕村，依然在大榆树滩。新村建设时，我们早已易主的老屋被拆了，但是根基还在，念想还在，更重要的是，祖坟还在。

虽然这个大家族的人早已离开这片土地，分布在天南地北的各个城市中，老张家的后人张伟在加拿大定居已近二十年，但是不论走到哪里，每个人都打着家乡的烙印，甚至连做梦都知道，我们来自那片南草地，我们永远都是三城仁壕人。

今天的三城仁壕已经建起了新村，三一一省道穿村而过，回去看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现代化新村的美丽图景，说实话，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至于南草地，那是一个穿越百年的美丽传说，那是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一个缩影，虽说时间相隔甚远，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它美轮美奂的影像早已铭刻在一代代村民的血脉之中。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玩耍的情景，那时候，我家老屋后面的刘家沟里住着不少人，除了桂姐家，其它人家都住着窑洞。沟里流水潺潺，草长得又高又密，旁边还有一片狭长的树林，我们常常在林中玩耍，嘻嘻哈哈的欢笑声伴着悦耳动听的鸟叫虫鸣，穿过林子，时不时地飘荡在这个小山村的上空。

要知道，那时的我们穿着打补丁衣服，饿着肚子，但是为什么会玩得那么起劲，笑得那么开心？这一点，恐怕连自己也不明白，也说不清。

记忆中，村子前面的西小沟也有一池清水在缓缓地流着，羊群回来后直接吆到这里饮水，方便得很。沟两边长着许多荨麻，枝枝叶叶上长满密密麻麻的毛刺，它的别称是蜇人草，咬人草，蝎子草，总之一句话，这个刺儿头不好惹，千万不要碰。

不过，在生活困顿的年代，妈妈总给我们做荨麻烩菜吃，每当妈妈戴着厚手套用剪刀将又嫩又绿的荨麻头剪下时，我会远远地躲在一边，生怕被扎着。

剪满一箩头提回家，往开水锅里一倒，它的刺儿就不扎人了，捞出来，冲洗冲洗烩着吃，绿油油，黏糊糊，可以饱腹。

村子周围还有一丛一丛的枳芨，长得很高，秋天，父亲将它们割回来，剥去薄薄的叶子，一根根白白的直直的枳芨棍儿便露了出来，父亲将这些枳芨在地上墩得齐齐的，然后绑在木棍上，捆成紧紧的一束，再用刀将根部修一修，不一会儿，几把扫帚就齐刷刷地摆在那里了，感觉就像变戏法一样。

至于东坡、南梁、大西滩，哪里都有我们的足迹，哪里都飘荡过我们的笑语欢声。

但是，我们最终还是离开了，一九七四年，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家乡父老，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这个美丽的村庄。

从此，归期遥遥，家乡变成了故乡。

从此，我们开始了心的漂泊，身的流浪。

从此，回乡几乎成了我们的一种奢望。

从此，那块土地成为我们梦绕魂牵的地方。

三姐的感言

直到今天，我才读完四四写的《家在大榆树滩》，几次读到哽咽，只能中途放下……

这一长达十四万多字的《家在大榆树滩》，不只是完成了我们的共同心愿，更是足以告慰逝者、明鉴后人的一封沉甸甸的家书，它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缘起何方，更让我们懂得了脚步应该迈向何处。

我们的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正是他们勤劳朴实、宽厚善良的优秀品质，在我们的大脑里生根，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才成就了我们的今天，也成就了我们的下一代。

回首当年，我们兄妹八人只是跳出了农门，走出了大榆树滩，看看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则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乃至更远更远的地方。

《家在大榆树滩》字里行间表达了四四对逝去亲人的深切怀念，对家乡故土的无限眷恋，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如她在小序中所写的那样：“但愿这篇拙作能永远留住我们那一代人未泯的童心，但愿清香的墨迹能永远留住我们这个大家庭所独有的那份励志与温馨。”

愿我们这个家族薪火相传，永远发达，永远兴旺。愿我们的后代人才辈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张凤兰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