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历史上的上海大学

三闲杂谭

说起中共早年历史，有一所大学是绕不过的，那就是上海大学。

此上海大学非今日211上海大学，它俩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同名而已。

为了有所区别，这里且将早年的上海大学称之为“老上海大学”。

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学也是如此。

1931年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讲时说过一段金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意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名大师。

老上海大学配得上梅先生所说的大学称号。

老上海大学前身是一所不起眼的“弄堂学店”，改组于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孕育期，停办于腥风血雨的“四一二”政变之后，只存续了不到五年。时间虽短，但不可否认老上海大学曾是翘楚云集、藏龙卧虎之地。“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是对该校历史地位的最高评价。

一

从“弄堂学店”

一跃成为“沪上名校”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都知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是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此项计划酝酿的时间，则从1922年就开始了。

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的第二年。7月16-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提出。

当时中国革命不仅缺钱财，更缺人才，国共双方急需培养和聚集一批有志者。上海大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酝酿合作的大背景下，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所文科大学。

△1922-1924年的上海大学青云路校舍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位于上海青云路315弄(原青岛路青云里323号)

1922年的初春，当满怀读书热望的各地学生来到大上海，走进学校后大跌眼镜。学生发现学校的现状与报纸所登的广告以及其他相关的宣传、承诺相去甚远。这哪里是大学啊，校舍是五六幢弄堂房子，教学设备也极其简陋，遂被人们称之为“弄堂学店”。

被招生广告忽悠还不算，更让学生气愤的是校长王理堂、校务长陈绩武、会计汤石菴等竟然置学生于不顾，卷携了学生的学膳费，跑到日本东京去留学了……

太欺负人了，必需讨个说法。当时入学的青年许多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消息一传开，学生忍无可忍，遂引发学潮，强烈要求校方进行改组。

提议“改组”容易，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找谁来牵头改组呢？

在酝酿校务改组过程中，学生们拟邀请三位文化名流之一出任校长：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但陈独秀行踪不定，政治色彩太浓；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好在天顺人愿，此时于右任恰好在上海，并于1922年10月10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教育改进的要义》一文，提出“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的主张。看来这三人中于右任最靠谱。

学生代表动用人脉，设法找到了当时具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请求邵力子邀约于右任担任校长。

邵力子与于右任是知交，尤其在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邵力子继任《民立报》主笔，跟于右任关系甚密，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和短论，大都出自二人之手。

当邵力子转达学生愿望，请求于右任出任东南高师校长时，于右任犹豫再三，他深知如果接手，自己面对的将是一个烂摊子，弄不好一世英名有可能毁于此。

此时，另一股力量也在背后支持着这些学生。据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茅盾（沈雁冰）的回忆，“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学校，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师范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

在多方朋友的力劝下，尤其是为学生代表的殷切恳求所动，于右任最终还是同意出任校长，并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简称“上大”)。同时决定由邵力子担任副校长，共同担负起改组学校、发展教育的责任。

△1922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头版刊登的《上海大学启事》

1922年10月22、23日，《申报》连续两日刊登《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

这则启事向社会宣布了当时位于闸北青岛路的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这个原先教学设备简陋、师资力量薄弱的“学店”，被改组为全新的上海大学。

二

大学声望关键看两点

一看走进去的老师是谁

二看走出去的学生有谁

△孙中山1922年底在上海留影

于右任出任校长后，自认为是“不学之身”，力不从心，便主张发动国共两党力量共同办学。

于是，国共两党的重量级人物出场了。

1922年8月，因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由广州转赴上海。此时，恰逢位于上海闸北青岛路的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发生驱逐校长事件……

改组后的上海大学立马发出邀请，聘请孙中山为名誉校董。国民党大佬也给足面子，张继、柏文蔚、章太炎、简照南、王一亭、张静江、孙科同意出任校董。

舞台搭好后，谁来唱戏很关键。

校长于右任、学务长叶楚伧、教授邵力子以个人的威望与人际关系，加上国民政府极度重视该校发展，因而聘请不少学、政界著名人士来校讲座，如廖仲恺、章太炎、胡汉民、戴季陶、孙科、胡适等人。

△《孤星》是由上海大学出版的。1923年初，孙中山为上海大学孤星社创办的旬刊《孤星》创刊号题写了刊名

中共方面对上海大学同样鼎力支持。

1923年4月15日，上海大学迎来了一位贵客。只见此人身着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既浓又密，炯炯目光之中透着睿智与坚毅。他正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这天李大钊应邀在上海大学发表演说，讲《演化与进步》。《申报》与《民国日报》均于4月16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据党史专家考证，李大钊一生12次出入上海滩，在黄浦江畔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其中1923年“二七”惨案后，李大钊于3月自武汉赴上海，与孙中山的数次会面最为重要，共同商讨推动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事宜。

他们每次见面时，宋庆龄都陪在一边。后来每当提起这段往事，她仍记忆犹新：“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当然，李大钊去往最多的还是上海大学。作为上大的常客，从1923年4月到11月，短短半年时间里，李大钊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

此外，李大钊还参与了上海大学的改革事宜，与于右任、邵力子共商校务，特别推荐邓中夏任总务长，并建议开设社会学系，由瞿秋白任主任，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等到校任教。

李大钊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借鸡孵蛋”，将上海大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培养干部的基地。

△一九二四年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合影

对于李大钊推荐的总务长人选，于右任极为高兴。当然，对于邓中夏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于右任不一定很清楚，他也无意多打听。他只知道，邓中夏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是李大钊的学生，无论在学识、人品和能力方面，都很出众。与李大钊淡妥以后，于右任即发布任命，特聘邓中夏为上海大学总务长，同时担任历史学教授。为了表示诚意，又特派代表程永言到宝山路寓所迎接邓中夏到校履新。

4月23日，《民国日报》和《申报》都报道了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为整顿校务起见”，特聘邓中夏就任上海大学总务长的消息。

△《上海大学章程》

1923年4月，有着丰富开展工人运动经验的邓中夏，来到上海大学担任总务长和历史学教授，标志着上海大学完成了维持与过渡阶段，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那年邓中夏29岁，可谓年富力强，信心满满。他到上海大学任职以后，即以充沛旺盛的精力投入到上海大学繁杂的行政工作中去。可以说，邓中夏是上海大学名副其实的“大管家”。

上大工作的两年时间里，邓中夏制定了《上海大学章程》，鲜明地提出了“传播革命理论，培养建国人才，推动革命运动”的办学宗旨。

上海大学初设文学（分国文、英文两组）、美术（分图音、图工两组）两科，并设普通科；经过改制，设有社会科学院（含社会学系）、文艺院（含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美术科，另外还附设中学部和俄文班。

在邓中夏的领导下，这所看似“貌不惊人”的学府，聚集了一批名师贤达，如朱自清、田汉、俞平伯、周建人、郑振铎等。精良的教师队伍使上大迅速声名大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社会学系更是其中的红色阵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都曾在此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学生参加革命实践。如聘请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任弼时、萧楚女、蒋光慈、田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教授”任职任教，成为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镇，为革命培养了无数青年人才。

当年上大学生关中哲回忆瞿秋白上课的情景：“他的讲授方法与一般人不同，象唱吃本戏(注:即拿手戏)那样，又象在大会上演讲，滔滔不绝，一讲便是一、两个小时，中间并不下课休息。他的讲课很受同学欢迎，除了教室里原有的五十多个同学，还经常有临时来听课的外系学生。”

这所横空出世的“红色学府”，吸引一大批革命青年前来求学。据陈望道回忆道，“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右任校长也是挂名的，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摘自邓明以《陈望道传》）

两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大学在校生人数从16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成为培养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进入革命队伍的摇篮。

下面是一组名单十分亮眼：

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博古）、关向应、李硕勋、王步文、刘华、何秉彝、阳翰笙、丁玲、戴望舒、匡亚明、杨之华、张琴秋、钟复光、施蛰存、王一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烈士、知名学者、作家等都从这里走出。

自1922年10月改组立校至1927年4月被迫停办，上大虽然存续时间总计不到5年，而且办学条件艰苦、设施简陋，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汇聚、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有骨气的国民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约两千多人)。1939年延安，毛泽东同志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上大成功实践的客观评价。

三

"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名不虚传

△1923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军军官学校”，校址指定在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从此这所军校就以“黄埔军校”而著称。

△1924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拟呈的《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旧址位于环龙路44—46号，现南昌路180号（图）。

△1924年2月因校务发展，上海大学迁至公共租界内的西摩路132号(今陕西北路342弄位置)

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中，就有7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于右任出任校长，工人农民部秘书邵力子为副校长，邓安石（邓中夏）任总务长。在这种形势下，上海大学很自然成为上海执行部为黄埔军校招生设立的考点。

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招生，1924年3月12日和3月23日在此进行了两次考试。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

陈望道：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学务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上海考点两场考试监考之一。

施存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24年，接替瞿秋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指导干事，负责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第一场考试监考。

恽代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上海考点第二场考试监考。

叶楚伧：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黄埔军校第一期3月23日招生考试负责评改算学卷。

何世桢：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兼学务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秘书。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上海考点第二场考试监考。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左起：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

黄埔军校建成后，孙中山启用了上大师生担任要职。上大教员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高语罕等先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邓中夏、施存统等到黄埔军校作讲演；上海大学还输送了很多学生投考黄埔军校。

"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名不虚传，并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认。

四

“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

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

上海大学是最早拥有党的基层组织的，也曾是中共上海区委最重要的活动据点。

1924年下半年，中共以上大师生为骨干，在上海各工人集中地区开办工人夜校，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10月13日，上海大学学生会成立。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党内建立支部一级组织，上海大学是全市第一个建立中共支部的学校，当时在上大的共产党员数量占了全上海市的四分之一之多。

上海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坚强堡垒，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冲锋陷阵，尤其在“五卅运动”中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

1925年2月初，为抗议日商内外棉纱厂无故开除40余名工人，中共中央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斗争，邓中夏任委员长，刘华、杨之华、郭伯和等参加。

２月9日，上海日资的22个纱厂4万余名工人共同参与“二月罢工”，上海大学学生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宣传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事实真相。在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的刘华被选为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长，杨之华、张琴秋等上大女学生向工厂女工宣传革命思想。

2月25日，三万多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迫使日本资本家与工人谈判并签约。

5月15日，日本纱厂的日本浪人枪杀了中共党员、纱厂工人顾正红，点燃了上海工人的怒火。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5月30日组织全市工人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大学师生肩负起了这一重要的任务。

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下午，作为示威宣传的联络员何秉彝组织大批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印度巡捕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镇压，仅在当天，上大受伤的学生就有13人，被关押的达131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上大五卅特刊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上大师生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奔走呼号，举旗冲锋，血洒“五卅惨案”中。据《上海学生运动史》载：“上海大学学生在准备五卅演讲示威的同时，还组织13个决死队，计180多人，作为演讲示威的先锋。”

陈望道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也就是当时上海大学校址，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5月30日那天，队伍就是在这里集中而后出发到南京路去演讲。”

当时中共上海地委领导人之一刘锡吾回忆：“游行示威时，群众也把上大的队伍看成是党的队伍。上大的队伍未到，大家都要等上大的队伍；上大队伍的旗帜未竖起来，大家的旗帜都不竖起来，反之，上大的旗帜一竖，大家的旗帜都竖起来了。当时的全国学生会，也是以上海大学为旗帜的。”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称赞“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五卅反帝传单

何秉彝烈士纪念雕像

在5月30日的游行中，上海大学的旗帜也位于前列，成为整个队伍的核心。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主任、共产党员、上大学生何秉彝奋斗在革命的一线，担任示威宣传的联络员。当天下午，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公然朝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10余人，逮捕150余人，年仅23岁的何秉彝被当场击中，英勇牺牲。11月初，在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中都任指挥工作的刘华遭租界探捕拘捕，于11月17日在龙华监狱刑场牺牲。

刘华烈士纪念雕像

五卅运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继五四运动之后，唤醒了全国人民的革命觉悟，开启了从1925年至1927年这段风云跌宕的历史，史学界称之为“大革命”。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退学的学生纷纷前来投考。此外，有志于革命事业而进“上大”的各省各地都有，“甚至有老远从南洋、日本、台湾等地负笈求学的。同学以社会学系最多，约三百人之数。”（见：姚天羽关于上海大学的回忆）

五

红色血脉赓续有新篇

1926年3月22日，民国日报刊登了《上海大学为在江湾购买地基通告》，准备在江湾建一所永久的校舍。

1927年3月24日，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主席陈望道、中学部主任侯绍裘联合署名发布公告，定于四月一日起在江湾新校舍正式上课。

上海大学几经搬迁，最终于1927年4月1日迁入江湾新校舍（今圣堂路奎照路），然而新学期开学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称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随后，上海大学被强行查封，新校址被“国立劳动大学”占据，导致在校700余名学生被遣散。上海大学的名字就此沉寂。

可以这样说：上海大学因国共合作而成，又因国共关系破裂而散。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悲哀。

关于上海大学的历史评价，如同于右任所说的，“上海大学致力于社会文化运动的历史虽短，可是其在中国革命过程上影响实大，固不能无传，亦不能无赞”。

1983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复办上海大学。将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外国语学院分校、华东师范大学仪表电子分校、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校、上海市美术学校等六所学校合并成为原上海大学。

1994年5月27日，在上海解放45周年纪念日，新上海大学合并组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钱伟长教授担任新上海大学校长。

百年前的老上大与现在的新上大或许没有血缘上的直接联系，但通过“上海大学”这个共同的校名，将有助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上海大学生生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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