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大杂院（原创）

优雅（拒私聊）

大半年没有看电视的我，最近迷上了好剧《南来北往》。剧中的情景设置、人物刻画，将大杂院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也勾起了我记忆中的大杂院。那一幅幅、一帧帧的画面，仿佛是从魔术师手中抛出的扑克牌，飞出脑海，映入眼帘…… （一） 1975年夏天的某一天，父亲带着妻儿老小，乘着县政府的一辆大卡车，载着所有家当，告别了工作、生活了17年之久的靖边县，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心心念念的神木县。那时的我12岁，已有了不少记忆。常常听父亲跟同事、院邻和母亲谈起“叶落归根”的话题，说实在的，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意义，以及情愫。听说父亲要调动工作，并且举家搬迁，我们姊妹仨颇有抵触，父亲便开始给我们集体洗脑，说神木县如何如何的好。最后我们还是妥协了。父亲在靖边县算得上是德高望众、有影响的一个人。记得搬家那天是个星期天，来送行的有上百号人，有同事，有朋友，有院邻。我看到大家都依依不舍，挥动着手和我们告别。我还发现，人群中有人悄悄的在抹着眼泪。其实，当时的我心情也是难过的，但也仅限于离不开小伙伴儿而已……汽车拉着全家人行驶在回家的路上。那时的路况很差，车辆一路颠簸，二姐、二哥和我坐在敞篷车里嘻戏打闹着，不觉得晒，不感到累，瞌睡了就躺在父亲打造的行李窝里，眯着眼睛睡一会儿。此刻不知二姐二哥的心情怎样，反正我早已从伤感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并向往着早日来到父亲口中“美丽的神木”。用父亲的话讲，“走了两天也不知道个儿熬！” 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们仨情绪沒有太大的变化，而父亲母亲的情绪则由昨天惜别时的难过、不舍，转化为灿烂、祥和。这分明就是在告别过去、畅想未来嘛…“到神木了！”看着闪过的一排排的白杨树、一片片的庄稼地，车子来到了正在建设一排排窑洞而且乱七八糟的院子里。父亲指着已完工的一排西窑最靠北的两孔窑洞说，“就这儿！”当时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心里直犯嘀咕，这跟父亲描述的一点儿都不一样呀？父亲说了很多，但我记住的是“有两座神奇的山”、“房子都是石头建的”、“路面都是石板铺的”。可现在除了那两座山，其它的在哪里呢？说实在的，我很失望、很难过，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以至于躺在卸下的堆在坑上的行李堆里慢慢地就睡着了。后来听母亲说，家人们找了我一下午……那两座山到是没让我失望，但也没少让我操心。每天我都会注视着＂香炉山”看半天，担惊受怕，＂会不会掉下来呢？”“砸伤人咋办呀？”至于这个新家，我真的是一点都不喜欢，这么个破大院、这么个房子！小孩子看问题的视觉、认知真的是好天真！其实，父亲说的一点儿都不假，神木县历史悠久，是古代边关前哨，是杨家将的故里；神木县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明长城遗址，有明未清初的四合院，被陕西省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等等。 （二） 这个院子座落在城外的一块庄稼地上，周围没有太多的建筑物。据说这是县房管所修建的比较有规模、设计有特色的大型公租房（房子里面是窑洞，外型是现代风的窗和门），很独特，很气派。站在东面看，是四排窑洞。站在西面看，又是一幢二层的楼房。大院共有南北朝向的窑洞四排，东西朝向的窑洞一排。从大路上看，有四个大门，好像是四个独院，其实里面是连通的。只不过我们基本上前后院子不来回串，心里、眼里只认自家住的是几排和这排的人们。我家住在第四排的两孔西窑里。听父亲讲，这是建在城墙上的房子，干净！父亲的心思很细腻，知道母亲胆子小。刚住下时整个大院廖廖几户，大家相互不往来。院子里时常充斥着工地上男女工人们边劳动边戏闹的声音，还有打夯时的号子声。说实话，我虽说不太喜欢这个院子，但非常爱看他们＂打夯”。由一个人领唱一声，十多个人齐心合力拉起来一块正方形的大石头，“嗨、嗨，拉起来，依呀嗨！”真的，歌声很好听、很美妙，最重要的是歌词都是即兴编的。记得当时照看工地的人是个老头，腿有点瘸，大家叫他＂闫瘸子”。领唱的人便将他走路的姿势编成了歌，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老头被气的脸憋得通红。这也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的一个印证。那时工人们在施工中也常常挖出一具具白骨，很恐怖、很可怕… 第二年，院子里陆续搬进来8户人家。有老干部，有中学校长，有转业军人，有新婚夫妇，还有“落实政策户”，等等。这几户人家的到来，使平静的院子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我不再感到孤独，也慢慢地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大杂院。 　　我家就住这儿 打夯 （三） 住东边第一家的是个女的，叫刘某梅，离异，带着两个儿子生活。听说在文革期间吃了些苦头，落实政策分了此房。她性格孤僻，喜欢独来独往，总是低着头走路。嘴里经常念念叨叨，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清楚。她曾经是我父亲任牌界区长时的老部下。听父亲讲，那时的她有文化，能写会讲，很优秀。她从来不跟院子里其他人家往来，最多也就是到我家给父亲“汇报工作”。母亲对她待别照顾，只要遇到我家吃饭，便盛一碗给她。别人都觉得她古怪，说有神经病，不愿和她说话，只有我父母懂她、可怜她。 过来的这户是一对新婚夫妇。丈夫性格好、人长得帅气，在县政府开车。什么时候出车，什么时候回来，好像他自已说了也不算数。女的叫常云，性格开朗，贤惠、漂亮，爱看书、爱干净。她留着乌黑的两条长辫子，时而齐屁股蛋下面，时而又盘在了头顶，很好看。夫妻俩工作很忙，很恩爱，情商也很高。她俩非常尊重我父母，父母也很疼爱他们。那时男的经常出差，一走少则一周，多则半月二十天。每次回来都会带很多当地的土特产，总要分出一些送给我父母尝尝。他经常说我母亲很像他的母亲。记得有一次他北京出差回来，给我母亲买了一双黑平绒面的老太太布鞋。那时我们基本上都穿妈妈手工纳的鞋，哪里见过这么洋气、这么好看的鞋。母亲自然是最高兴的那一个人了。她手捧着鞋，斜看顺看，上看下看，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男的一旦出差，父母便派我去给常云姐和她一岁多的儿子照怕。她爱看书，记得有一次停电了，她便点了几根蜡烛继续看书。不知是太困还是咋的，人迷糊，蜡烛倒了也不知道，瞬间纱布帷幔燃成了一片。我抱起一岁宝宝吓得躲在后炕墙跟处，常云姐两把扯下纱幔扔在了地下，并倒了一脸盆水。火灭了，我俩笑了……常云姐在机械厂上班，时间把的很紧。上早班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便用被子裹着熟睡的儿子，一路小跑到我家，边放宝宝在炕上，边说“杨婶婶，给我照看一下。迟到了、迟到了……”她做这一切都那么的有理、那么的自然。当然母亲也是乐意帮忙的。 常云和儿子 常云一家四口 常云的诗赋部分作品 我最爱穿常云姐的时髦衣服 接下来这家是转业军人，女主人叫彩花。她家虽说孩子多，但日子过得是全院最殷实的。不知真假，听说光转业费就八千多元。七十年代末，八千元是什么概念？那可是一笔巨财呀！她家小南房的炕上垛的粮食有几大麻袋，不知是米还是豆，应该是大米吧。她夫妻俩为人热情，待人大方，来的亲戚多、朋友也多。她家喜欢豪吃，一到星期天就会拌一大盆饺子馅包饺子吃。每当这时，就会听见彩花姐扯着噪子喊“晓夏，帮忙擀皮皮来！”（我的擀皮速度估计是那时练出来的）饺子煮好，她会东家送一碗、西家送一碗，但送给我家的永远是不绣钢一盆盆。父亲下班比较晚，每当经过她家时，常常会遇上她夫妻俩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吃饭。她俩便会捧着手中的饭碗说“杨叔叔，吃我们饭不？”父亲永远都是和蔼可亲、笑眯眯的说“不吃、不吃”。 彩花姐的婆婆是个乡下小老太太，没文化，性格还很轴，遇事不太好沟通。彩花姐随军十几年，刚回来时婆媳关系有些紧张。她妈妈去世的早，旦凡遇到不高兴的事，便像女儿一样给我母亲诉苦。这时候的母亲都会耐着性子认真听着、劝着……彩花姐丈夫心底善良、性格爽朗，做事勤快，说话风趣幽默，遇事不较真，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是个妥妥的暖男。他知道彩花姐性格要强，又爱钻牛角尖，便常常说笑话给她解闷，逗她开心。他俩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热闹，她家的两孔窑洞，就是院子里男孩子们的活动场地，乱成怎样，他俩都不会训斥。他俩很宠幸三个儿子，有时甚至到了无原则、无底线地步。彩花姐有文化，又见过世面，跟院子里年龄相仿几个媳妇儿相处得非常好。后来，不知咋回事，在慢慢的相处过程中，背地里大家会说她＂有时不太正常”。起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遇了一件事，便验证了大家的说法。记得那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天，举国悲痛。学校组织学生去大礼堂悼念毛主席，大家哭我也哭。悼念完回到院子后，看到彩花姐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头倚在墙上，脸上流着两行泪，但嘴角却是微微向上的。这是什么表情？是在哭吗？我凑上去看，被她一把拽住了手，掀开门帘，拉进了她家里。她显得很紧张，低下头跟我说“明明我心里很难受，不知咋了就想笑，控制不住自已。你说我咋来了？咋办？”13岁的我自然是回答不上来。现在回想起这事，才知道那时的彩花姐抑郁了，而且抑郁的不轻。 彩花姐随军照片 彩花夫妇跟小雨（左一）、儿子在一起 校长夫妻是知识分子。夫人姓马，大家叫她“马老师”。生活在大杂院里的他俩，不清高，也没有酸腐味儿，跟大家相处的很和谐。他俩举案齐眉，有共同语言，听说夫妻俩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他俩也很辛苦，下班回来才开始烧火做饭。他俩对儿女管教的很严，可能是职业的缘故。马老师好像不怎么会做家务活，平常里边做家务边训斥一女两子。子女们也不爱和她交流思想，总会跟我们讲，他们仨都有“奶妈"。但马老师跟院子其他媳妇儿们处得很好，常请教大家怎么做饭。校长性格很好，家里的事不多管也不多问，常见他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拿着几张报纸，边翻来翻去的看，边跟院子其他人拉家长。他很尊重我父母，说话总是杨叔叔、杨婶婶不离口。他常常跟我父亲谈时事政治，谈教育。院子里我们几家吃饭都很早，唯有校长家例外，他家吃饭大都在掌灯时分…… 娥子姐是个实足的家庭主妇，贤惠、善良、勤劳，她言语不多，人很漂亮。每天一日三餐无怨无悔侍候着自已的男人和孩子们。在我的印象中，他家男人很懒，不是躺在炕上，就是盘腿坐在炕上。每餐都是娥子姐一碗一碗的盛好，然后双手再递过去。这个男人很大男子，唯我独尊，娥子姐在他面前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我常常纳闷，他既不是单位技术骨干，更不是领导，咋就这么牛呢？彩花姐曾当着他的面说“你是这个院子里最享福的男人，找上娥子你家祖坟真是烧高香了！”他爱耍酒疯，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小孩就会破门而入，劝架、指责他的不对。娥子姐做饭很好吃，熬的豇豆稀饭红红的、糊糊的，全院第一。稀饭好喝是有原因的，每天早晨娥子姐都会顶着夏天的大太阳，站在春灶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扬着稀饭，直到熬好。说实在的，这般操作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的。娥子夫妻俩关上门过得是一种日子，出了门跟大家也很友好。谁家的灯不亮了，锁坏了，收音机不响了，男主人都会很高兴的上门去修理。他跟院子里的人相处时，脾气好、有说有笑，言语也不伤人，也算是人们囗中的好男人。 　　塞娃姐跟公婆、小叔子一个家住。塞娃的公公是个老干部，文革前是县法院院长。文革期间没少受迫害，后来走路腰都挺不直，听说因挨批斗挂牌子所致。这个我相信，因为我父亲在靖边也遭过这罪，给我幼小心灵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塞娃姐公公思想较为解放，不封建，对老婆特别好，对俩儿媳妇也很关心。塞娃婆婆是个小脚老太太，很会拿腔作调，说起话来拿板拿眼的，在家里地位排第一，有绝对的权力，大家说这老太太就是天生当领导的料儿。后来我问塞娃姐，她婆婆是不是出身名门、大家闺秀？塞娃姐说她婆婆是地地道道的贫苦出身，家里穷得要甚没甚。我愣住了……塞娃姐出身书香门第，人精干且漂亮，夫妻俩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大家都说他俩是才子佳人。塞娃姐能歌善舞，老公琴棋书画。夫妻俩伉俪情深，琴瑟和鸣，相濡以沫，仕途顺遂。那时塞娃姐已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老公在县委部门任主要领导职务，是人们公认的一对好夫妻、好干部。她老公还会裁缝活儿，给两个女儿设计、裁剪、缝制的衣服，放在现在都不过时，那时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塞娃姐妯娌关系正常，弟媳妇儿嘴甜，很会讨婆婆喜欢。塞娃姐真的是个好女人，工作出色，生活中吃苦耐劳，一点都看不出她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塞娃姐下班回到家，立马系上围裙开始做饭。收拾完碗筷，就挑起一副水桶去水井挑水。尽管这样，那时的塞娃姐就是不讨婆婆喜欢，用她的话讲“我婆婆咋看我都不顺眼”。有一天，塞娃姐对我母亲说，她想生第三胎，生个男孩儿。那时还沒有计划生育这一说。记得在一个下着毛毛细雨早晨，放学的我推开家门，母亲不在。揭开锅盖，没有饭。这是咋了？我妈咋不做饭呢？我便扯着噪子“妈！妈！”的大喊。不一会儿，母亲从塞娃姐家出来，悄悄的对我说，塞娃在生小孩呢，别乱叫喊，会惊生的！然后又回去了。虽然我不懂“惊生”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生小孩有多么的可怕，但知道那肯定是一件大事。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床儿上，伸长脖子焦急的望着塞娃姐家拉着窗帘的窗户，等着母亲再次出来。时间一分分的过去了，母亲终于面带微笑走了出来。这时门外已站了彩花、娥娥还有几个男人。母亲对大家说“生了，小子！小子！”母亲很激动，双手还在不停的微微颤抖着。 父亲知道母亲接生的事，不断夸母亲厉害。母亲告诉我们，塞娃前几天面带愁容地来求她接生了，她答应了。母亲生性胆小，遇给往常，我断定母亲不会答应。塞娃姐告诉母亲，她一连生了几个女娃，就怕这个再是个女娃。她不愿找婆婆，也不愿找外人接生。母亲很理解塞娃，也心疼塞娃姐。母亲说她虽说答应的很爽快，其实接生过程中吓得腿和手一直在抖，甚至有点尿失禁。现在想起来，那是何等重要的一份信任呀！当然也很危险。塞娃姐生的男孩，取名“小雨”。全院人都非常的高兴，连父亲都一样。 小雨很恋我父母，一天嚷着叫“杨爷爷抱抱，杨奶奶抱抱”，父母亲也很享受这种快乐。两岁不到的小人，从不把自已当外人，来我家翻箱倒柜找吃的。最可笑的是，母亲说放在门箱里的燷的一盆盆羊肉，发现每天都会少一些。母亲说会不会有老鼠？直到有一天，发现小雨跪在地上，打开门箱，小手手正在抠肉丁丁偷吃。顿时大家哈哈大笑，原来大老鼠是小雨！ 塞娃姐 塞娃夫妻俩 塞娃老公的画作 还有一户人家，县外贸局长范某，外地人。家里没有小孩，夫妻俩很和善，半年后便搬回老家了。 （四） 父亲回到了神木县，先后任县林业局局长、文革后第一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县委委员。父亲工作很忙，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拨乱反正后，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工作量特别大，父亲便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一个案子一个案子亲自审阅。记得当时有个案子，案情较为复杂，案子主人身份也特殊。案子主人叫贾怀光，神木贺川人，是1927年的一名老共产党员，神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他组建了神府第一支革命武装一一特务队，神木第一任县委书记。就是这样的一位老革命，竟然在文革时期遭到“四人帮”党羽的诬陷和迫害，关在监狱数年……父亲接到这个案子后，带领一班人反复研究申诉材料，翻阅大量文献资料，走访群众，外调取证。经过一段时间辛勤付出，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的确是冤假错案。父亲立即汇报时任县委书记、县常委会议，并建议给予平反。但县委书记对此案态度暖昧，认为不能平反，参会人员也众说不一。父亲并没有退缩，他凭借党性原则和做人的良知，凭借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次又一次地找县委书记汇报，一次又一次地汇报县委常委会议，力排众议，据理力争，最后案子定性为冤假错案，会议以全票表决通过。期间，父亲受了很多的委屈，也流过几次泪……这个案子当时社会关注度特别高，办案阻力也非常大，平反后的影响力更是特别大。父亲上班的情景我沒见过，但下班回到家，屁股后面还常常紧跟一群上访的人。父亲边吃饭边耐心的听上访人哭诉冤情。有时候院子里邻居们实在看不下去，便会出来阻挡这些人“你哭上让人咋吃饭了？”“杨叔叔你这样会累坏身体的！” 父亲在群众中威信极高，提起父亲，大家都会竖起大拇子称赞，我做为父亲的女儿也是相当的自豪。父亲工作压力很大，但从不将坏情绪带到家里。父母很会培养、教育儿女，那时每当中期、期末考试，父亲都会安顿母亲＂炸几片糕”，谁考的好，还有奖励。这种传统延续到了我这一代。父亲脾气很好，从我记事起，我们仨都没挨过父亲训、骂。父亲人缘极好，特别喜欢孩子。每天上下班，穿过院子便听到＂杨叔叔、杨爷爷，杨叔叔、杨爷爷”的问候声，父亲也会伸出手，摸摸这个小孩子的头，握握那个小孩子的手。下班回到家，父亲习惯坐在门口的石床儿旁吃饭、看报、喝茶。这时候你去看吧，父亲的周围一定是围着六、七个小孩。大人们常说父亲是这个院子的主心骨。 父亲也是血肉之躯。记得76年1月的一个早晨，大家都和往常一样忙碌着。父亲也象平时一样，坐在炕上，边用半导体听新闻，边吃早餐。突然院子里的广播里传出奏哀乐的声音，紧接着播音员用非常悲痛的声音报道了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因病逝世的消息。一时间，大家都呆在了原地，动都不动。当大家反应过来时，几个人跑进了我家，我也跟着进去。此刻，我看见父亲手里拿着咬了一半的馍，脸上挂着泪滴……我知道父亲和大家一样，心情特别悲痛、特别悲痛……这件事我记忆最深刻。 我的父亲 父亲在会议上作报告 父亲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事 父亲待人和善，铁骨铮铮，院邻们尊敬他，有什么事都会主动帮助他。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十点多了，父亲开会回来，竟然发现自已的心头肉大孙子还没回家。父亲立马带全家人满大院扯着嗓子喊着“阳阳、阳阳！”。关了灯的人家哗、哗的窗户都亮了，人们边穿外衣边往外跑。这还了得？父亲的大孙子找不见了。所有的大人、小孩兵分几路找人，无奈那时没电话、没手机，就凭着人们的一腔热忱。父亲处理事情很冷静，判断也很准确。当大家找了一圈还没找到后，父亲便问孙孙的几个小伙伴，他们平时晚上去哪里玩？小伙伴说他们经常等电影院快散场时，溜进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始时是要收门票的）。听罢，父母便带着二哥和几位男人迅速跑到大礼堂。此时，照看大门的人已经休息。他隔着窗子对父亲他们说“这都几点了，电影早就散场了，里面没人了，我们还清过场呐。”看大门的老师傅走出来估计是认出父亲是谁了，说要不打开门再看看。门开了，灯亮了，一眼望去空荡荡的礼堂全是椅子。但父亲他们还是不肯放弃，又倒回来从前往后一直找，终于发现在最后一排中间的椅子上蜷缩着睡大觉的大孙孙。“找到了！找到了！”二哥背起侄子一路飞奔……那晚整个院子的人们全无睡意，大家说着、笑着。父亲当然是感激不尽了… 父亲的大孙孙（左二） （五） 大杂院，和睦大家庭。她不是《骆驼祥子》里所描述大杂院的样子，拥挤、嘈杂的生活环境、小福子的悲残遭遇、生活在底层人的困苦和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我们的大杂院，人们心态平和，邻里关系和睦，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虽然每天吃着粗菜淡饭，但人们过的开心、快乐、充实。比如谁家乡下亲戚拿来枣、花生了，都会先挑出来些送给大家尝尝。谁家做出稀罕饭了，也会端给大家吃一点。总之，人与人之间的爱是相互的，人与人之间的好也是相互的。平时吃饭时候，家家户户门前的小板凳上都坐着端着饭碗的大人、小孩，吃着、说着、笑着。画面很和谐，简直就是一道风景！年三十这天，大家相互帮忙贴对联、挂灯笼，一片喜气洋洋景象。到了除夕的晚上，院子里便垒起了两个大火塔子。男孩子们围一个，女孩们围一个，熬夜。男孩儿当中不时有人会把小鞭炮扔进火塔里“叭”、“叭”作响，火星四溅。女孩儿们人手一根细木棍，戳火的同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随后便会哈哈大笑，因为每个人的脸和鼻孔都被熏的黢黑。奇怪的是，那时候的家长都不喊我们回去睡觉。正月初一早上，洗把脸，我们会到各家门上去拜年、说吉利话。这点真跟《南来北往》剧情相似。七月十五快要到了，家家户户开始捏面人。院子里的女人们商量，从初二开始，你家捏完再捏他家的，女人们整整捏了好几天。用现在的话讲“整合资源，统筹兼顾”。八月十五也要到了，家家户户都开始炉月饼。你送我家几个，我送你家几个，来来回回。看看家里的月饼，数量没减少，品种倒五花八门……腊月里，母亲年年做浑酒，一做就是两大坛子。母亲每次滚浑酒时，刻意滚一大锅。每家每户地送，大家喝了都赞不绝口。母亲爱生豆芽，也会生豆芽。从泼豆子、涝豆芽、簸豆芽，周期近十天。豆芽生好后，母亲就会派我挨家挨户地送，你家一盆，他家一盆，最后剩下的也没有多少了，但母亲心里高兴。 我母亲 火塔子 绿豆豆芽 月饼 　　1978年的某一天，父亲告诉我们，说他工作了一辈子，也该给家人修建个自已的房了。于是，便用攒了一辈子的三千多元开始筹建了。其实，那时的父亲已积劳成疾，身患重病。父亲对自已的病情了如指掌，但仍要坚持为我们建房子，他是怕日后的我们娘几个过得恓荒，想给家人们足够的安全感！父亲的爱真的是太伟大了，也太含蓄了…… 那年敬爱的父亲去世时，县委县政府在县人民大礼堂举行了空前规模的追悼会。天下着蒙蒙细雨，去的人很多，花圈一个挨着一个，县委张明德书记致了悼词，评价父亲“鞠躬尽瘁，是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全家人在父亲建的房屋前拍的合照，也是最后一张。 县委撰写的父亲的悼词。大哥用心保管着，纸已泛黄… 1980年，我们搬家了，离开了大杂院。我很舍不得，舍不得那里的人们，舍不得那个和睦的大家庭。头几年时常会梦见大杂院，也会隔三岔五回去跟彩花姐她们几个拉拉话。母亲后来被大哥接去了榆林居住，但每当回神木一趟，必须要去大杂院走一走，有时干脆就住在了彩花姐家里了。 老屋前和俩闺蜜 彩花和大杂院在一起 现在大杂院外观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大杂院已物是人非，破败不堪，只有彩花姐还在那里。然而往夕大杂院人与人之间那种纯朴的情感，弥足珍贵，难以忘怀，是我心目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