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追思

朱子

　　《平凡的足迹》一书是张志勤叔叔一生经历的记述，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回忆录。

他把自己生活背景，“童年记忆、校园生活、工作起步、社教运动，文革时期、清泉八年、董家湾二年、主政城关镇、县人大、涉及税海，改革开放、退休天地”的各个阶段阅历和经验，用平实朴素的语言进行回忆总结。内容厚重、饱满、大气，有思想，有个性，有风骨。

尤其是关于政治运动的细节（第六章）、主政城关镇（第九章）、涉足税海（第十一章）等章节，写的是很精彩而且很有文学性，如话家常一般娓娓道来的文字让人真切感触到当时的历史原貌。从他亲身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倍感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互交织，相互融入，读后让人收获良多、得益匪浅。

张志勤叔叔的一生说不平凡，也平凡，说平凡，也不平凡。他说：“写这些东西的目的,一是记载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最主要的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在艰难困苦中将自己扶养成人的长辈,工作道路对自己有过教诲、提携、帮衬及荣辱与共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同时,也让我们的下一代从侧面去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人们为改变生活环境而奋斗的历程。就拿今天来说，有很多人早已过起了应有尽有的小康生活，但也有为交不起孩子读书钱而愁眉不展的大有人在。因此，对社会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什么。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是永远存在的客观现实，它不是那一个政党，那一个组织或那一个领袖人物所能改变得了的。我们只有依靠和平的环境，社会文明进步来逐渐改变和缩小它的差距。作为沧海之一栗的平常人，将自己的行为规范于大众的行为之中应该说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点贡献吧！”

张志勤叔叔从政三十多年，经历过无数的岗位。无论是清泉公社、董家湾公社，榆林城关镇、榆林县人大，还是榆林地区税务局、榆林地区地方税务局，在每个岗位上，都留下了辉煌的业绩。他一生高风亮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情操和谦虚谨慎的胸怀，是我心中永远不灭的光辉。

《平凡的足迹》一书是张志勤叔叔对自己的一生作的交代，书中所记述他生平的经历和高尚的人品，是他的思想结晶，是给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好友，儿孙们留下的最后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是永恒不朽的！以下，就是张志勤叔叔回忆录的部分内容：

我在文革时期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揭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国各地迅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榆林全区的中小学以家庭出身、父母背景，把学生划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大力宣扬唯成分论。红卫兵凭着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的特点，紧跟形势，誓做敢闯，敢干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小将，纷纷走向街头，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演讲，游行。他们平祖坟，砸墓碑，铲神龛，查抄焚烧古书，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有一群红卫兵爬上钟楼、凯歌楼、鼓楼、新明楼、万佛楼，将楼上的古物，匾额等统统砸碎。

为了表明自己是最彻底的革命积极分子，掀起了一场改人名和改地名的热潮，很多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红卫、永革、卫彪、继红”等带有“革命”意义的字眼。并且，把钟楼改名为“东方红楼”、万佛楼改名为“文革楼”、南门的镇远门改名为“红卫门”。榆林城99条巷，有81条改了名，芝圃巷改成了“反修巷”，胜利巷改成了“反帝巷”，四方台巷改名为“抗美巷”，普济寺巷改为“工农巷”等等。

1967年3月，榆林县工人联合组织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机关联合组织成立了“红旗造反司令部”，两个组织发表联合通告，形成一个大型的群众性革命组织，简称“二红”。4月，榆林县以学生、工人、机关职工、城关镇市民、城关镇农民分别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公交造反司令部”、“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居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相继成立。这五大司令部简称“红工机”。至此，观点和立场相互对立的“二红”和“红工机”革命组织成立。这两大派组织对榆林县的文化大革命起主导作用，并且对全区的文化大革命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我所在的清泉公社也形成了两大派，对公社所有领导开始揭发批判。逢集进行一些脖子上挂黑牌，低头式弯腰的批判。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章，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表态，要求明确支持左派。于是两派分别找每个领导谈话，要求支持自己一派。若支持自己的一派，就对我们明批暗保。若站在对立面就真批狠斗，甚至羞辱打骂。我当时从心底里不满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总怀疑他们革命的真实性，更由于吃不准中央的精神，未表态支持哪一派，所以受到了双方的批判。 记得第一次批判我们时，每人脖子上挂一个用烟箱子做的牌子，将名字颠倒写，并打上叉叉。会后我将牌子压在自己的毡条下面，公社书记却不知把牌子丢到了什么地方。第二次批斗时，由于找不到牌子，造反派就顺便从院子的墙上摘了一块铁的语录牌，挂在书记脖子上，左右两个彪形大汉，架着双臂压着头，押到会场。从公社到会场有一段下坡路，由于腰直不起，将铁牌子碰的叮当响，真像将犯人押向刑场。会后我苦笑着问他：“你以为一次批判就过关解放了？”他无奈地说：“我太没经验了”。 每五天一次的批判大会，我们都深弯腰90度，腰困了两只手也不能在双腿上托一下，难受的大汗淋漓，回到宿舍，首要任务是将汗衫脱下晾晒，然后才上土炕休息。我想不通：“自己是贫苦人家出身，党培养我上了大学，参加了共产党，提了干，怎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呢？我怎么就成了清泉公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呢？”。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各大报纸大肆鼓吹夺“走资派”的权。清泉公社的造反派闻风而动，乘势也夺了公社的权。宣布我们领导班子人员都“靠边站”，不得再参与公社的领导工作。

造反派负责人向我们宣布：一、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每天必须把院子，厕所打扫干净，种好机关的菜园子;二、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书，继续写出交代罪行材料;三、不准随便乱出门，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批斗;四、要早请示，晚汇报。 我想就这四条好办，打扫卫生种地，对已经有煤矿工人经历的我，这点苦算不了什么。谁想就劳动这一点，差一点出了乱子。 公社窑背后，是机关的一块菜园，有一天早晨，我们给菜园浇水施肥，到下午过去一看，部分蔬菜叶子开始下垂，主干弯腰低头像我们认罪时的样子，我们仔细观察后明白了，化肥上多了，烧根了。我们连夜提水浇灌，总算救活了，一顶走资派破坏生产的帽子，才未戴到我们头上。至于写交代材料，挨批斗，我已接受了大半年的“专业培训”，顺利完成任务。学毛著，更不成问题，“老三篇”我已能从头背到尾。早请示，晚汇报，这也好办，只是跳忠字舞，还有些为难。我想不通中央为什么要这么搞，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的乱哄哄的，好人受气，坏人当道......

主政城关镇

1972年底榆林县委组织部派人找我谈话，对我的工作要进行调整，到城关镇任副书记兼副主任。

我到城关镇后，分管农业和贫协工作。1973年，是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时代。这期间城关镇也开展了“批林批孔”，“批陈整风”、“评法批儒”，学习天津小靳庄经验等一些务虚的工作。这些表面的工作，只是做给领导看、交差性质的，而实实在在的工作，则是学习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城关镇随即开展了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几项工程。

一是对插花地进行调整：西门滩的地分三等九级，队与队之间插花地很多，这既不利管理，更不便机耕，在互相协商的前题下，进行了统一调整，做到滩、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规划了南北直通的四条机耕路，东西八条机耕路，路宽6—8米，路两边植杨树，一米一株，并配有南北大干渠和东西支渠。南北大干渠从红石峡起水到南五段计5300米，东西配有11条支渠；对盐碱地和沙地进行改造，沙地垫土710亩，碱地垫沙390亩，规定人力车每亩垫240车，手扶拖拉机每亩垫40车。经过两个秋冬的大会战，使西门滩的土地成了渠端、路端、树端、地平的“三端一平”的标准化农田，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二是全民动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城关镇组织了有600人参与的农田基建专业队，开始全面的农田基建建设。同时动员全城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广大居民协助治理。刚开始以架子车，铁锨为主要工具，后来在陕北建委的资助下，利用北郊抽水站水渠，以引水拉沙为主。经过八年的综合治理，修平大山沙丘400多座、填沟10余条、平整黄土山丘10多座，沙丘平整后用黄土覆盖，田、林、路得到统一规划。建成三级抽水站一处；建成长150米、宽60米，深10多米的蓄水池一个；兴修渠道4条，总长达8.5公里；修通田间公路13条，长达18.5公里；池畔路旁栽种紫穗槐40多万株、红柳若干株。建成果园500亩、营造速生用材料3500亩；栽植油松200亩、种草1300亩。修成“三田”3700亩，仅1982年种植农作物2700亩，生产粮食100万斤。城关镇先后办起了农牧场、林场、砖瓦厂、养鸡场等。昔日黄沙滚滚，沙进人退的局面得到彻底改变。

三是城关榆溪河堤的治理。城关镇组织城内10个大队，成立移河造田指挥部。从榆溪桥至南桥采用筑堤逼水，引水拉沙、淤沙成田的办法，将原来河西高达数十米的巨大沙丘让洪水冲塌卷走，使河水向西移去。然后在上游筑坝，将沙子引入旧河床，再填土、施肥变为良田。经过几代人的创新实干，艰苦奉献，团结拼搏，西门滩的地由原来的不足五千亩扩大近六千余亩。加上农业学大寨以来战南川，会战红山，使城关农民人均达到二亩良田，一改人多地少的局面。同时科学种田，选用良种，彻底解决了城关镇农民靠天吃饭，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的时代。

从1972年11月到城关镇工作，到1982年4月调离，算来整整十年半的时间。在这十年半的时间里，正是农业学大寨工作抓的最紧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我35岁—45岁的黄金年龄。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这十年半的时间里，我曾在1974年至1980年既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又任革委会主任，所谓党政重担一肩挑。其间既经历了文革后期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也经历过农业第一线的艰苦锻炼。凭心而论，我为榆林城关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土地，为广大城关农民和市民，吃过苦、流过汗，贡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在《平凡的足迹》一书编写的过程中，我对书稿的结构和部分文字的表述给张志勤叔叔提出了建议，经他同意，后将部分口语化，以及对某些人的评价内容进行了删改。并帮助打印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等部分内容，通读校对了全部书稿。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是最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