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珍藏 ‖ 我们兄妹仨

彩云朵朵

我们兄妹仨是解放初的五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有一本老式相册。我家最早的相册是本32开大小、绿色塑料皮黑色芯子的册子，那些黑白相片，被四个小相角粘到相册里。首页当然是全家合影，后边则是按时间一张张排列。老相册里的照片在一次次动荡和搬家中渐渐变少，颜色也慢慢泛黄，保留下来的都有了年代，其中我们兄妹最早的合影已有69个年头。老相片是一根亲情的纽带连接在我们兄妹之间，从我蹒跚学步到步入古稀之年。 我的双胞胎哥哥早先双胞胎还是挺稀罕的，那时习惯把双胞胎叫双生。大哥比二哥早出生了5分钟，被冠以老大，从此身上无形中多了担当和责任。二哥仅仅晚了5分钟，又因身体弱一些，名前被父亲加了“小”字。小时候两人除了性格有些不同，其它都像复制的一样。老大犟牛一些，老二活泛一些；老大做事细致主意正，老二稍有毛糙点子多。在我记忆里俩人从没有吵过嘴打过架，甚至都没有变过脸，总是同进同出形影不离。他们穿的一样、个头一样，连神气都很像，大院里家长、小孩们总是分不清他们谁大谁小，索性喊名字时就把俩人名字联到一起叫，碰上哪个是哪个。上小学期间，因为俩人的一模一样不好分辨，给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添了不少麻烦。只有我有辨认秘笈一眼能认个准，这点连父母亲都觉着奇怪。关于他两人的辨识度一直是个话题，他们先后结婚成家了，还有嫂子们的同事认错闹出笑话的事情。 我们的幼儿时光下边这张照片是在我们小时候住的平房前拍的。我两岁前，我们一家住在后宰门的陕西省立女子中学的后院（文革中改为东方红中学，后改为西安市第八十九中学)。省女中是一所解放前的老学校，西安刚解放，母亲便到这里教书，主带高中数学，一干就是近五十年。母亲课讲的好，对学生好，深受学生们爱戴，并在教学岗位上获得了很多荣誉。听母亲说，两个哥哥小时候活泼可爱，学校里老师、女学生们都喜欢逗小哥俩，每次先要猜哪个大哪个小，然后再让他们自报名字，俩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博得夸赞和笑声。好多年以后，母亲从前带过的女学生们也成了老太太，逢到教师节来家看望时，还会问起我双生哥的情况。 小时候我被俩哥的风头遮盖住，很不起眼。那时玩具少，身上这件布帘帘的口袋里装着拾来的羊屎蛋也成了玩物。母亲总说我打小眼泪就多。落单的我费力地跟在他们身后，一不留神就被甩掉，被他俩孤立后我经常是鼻涕眼泪一串串的，母亲见不得我哭，免不了要说他俩，尽管俩人不服嫌偏着我，但有时也还会给演个双簧哄我高兴。我们三小虽时有不合总归是内部的事，对外哥哥还是很护我的。住进家属院后，我们一天天长大，哥俩也从可爱型变的调皮倒蛋起来，还成了大院里的孩子头。大错不犯，小错常有，比如拿个棍子在院里打打杀杀，把别家捏好的煤球捣碎再重捏，拔人家自行车的气门芯……，弄的院里家长小孩找上门告状，他们自然少不了挨一顿父亲的巴掌。 图片是我们在家属院的托儿所，那时我家已从校内搬到西七路的学校家属院。这张照片之后，从58年到63年很长时间我们很少有拍照，应该是家庭的变化所致。1957年反右开始后，父亲因为顶撞原单位人事干部，言论过激，被下放到旬邑县马栏农场劳动改造。我那时也就三、四岁，也不知为啥突然家里就看不到父亲，再见到时已是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带着严重的胃病落魄回来。母亲是个话不多事业型的人，平时很少提及这些事情。直到2004年父亲病逝后，我把母亲接到我们的小家，和她一起生活了五年。空闲了我会和母亲聊一些往事。我曾问过反右运动的事，她一人即要忙教学，又要带三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母亲说那段时间确实很难，负担很重，她经常夜里睡不着觉，人一天天消瘦。但想着两个哥哥生下时加起来体重也就六斤多，在暖箱里放了好几天，像小猫一样瘦小也都慢慢带大了，日子再难也得过，为我们三个孩子熬下去。我想这个信念就是让母亲支撑下来的力量！ 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仨同在后宰门小学念书，哥哥比我高两级。我在学校少先队里担任大队委戴着三道杠，二哥二道，大哥一道，依次递减，这时哥哥们也不再小瞧我了。还清楚的记得，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三人同台演出一个活报剧，哥哥把脸涂成黑的，扮演受欺压而反抗的非洲黑孩子，他们背上背着大大的纸箱，弯着腰在台子上卖力的表演，我在台后配音朗诵，节目受到表扬，我们仨兴奋了好几天。那时，是我们少年时代最快乐的几年，我们成绩优异，爱好运动，学雷锋做好事，整日无忧无虑、阳光灿烂。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们刚刚进入中学，在省女中的隔壁西安市第四中学读书（市四中的前身是一所男子中学)。红卫兵造反后，运动或多或少会波及到很多家庭，我们也开始提心吊胆，我和哥哥有时会趁天黑人少到学校去看给母亲贴的大字报多不多，会不会挨批斗。哥哥似乎一下长成了小男子汉，试图去保护自已的母亲。学校停课后，我们呆在家先是各种各样的疯玩，夏天去公园小池子游泳、冬天堆雪人；我们可以从院子小门进入女中操场，打乒乓球、踢足球，钻防空洞是我们的最爱，肚子不饿不回家。我在大哥的训练下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几十年后，我问过老哥，他还记得教我骑车子把我撂到操场的事。那时家里都是28的大车子，大哥开始在后边给我扶着推着，看我骑稳了就撒手不管一边玩去了。我还不会上下，在操场上转着圈圈不敢下来，实在骑不动了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后来我们又学会了自已刻蜡版，在电光纸上印毛主席语录；到西大街城隍庙买来大塑料扣子，把各种扣子加热按到模子里制作出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我们就像社办小厂的工人，每天热衷于生产一批批产品。两个哥哥是老三届的初六八级，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大串联。他们是初中最低的一级，（进了中学，两人被有意岔开分到不同的班)因为上学早，那会儿也就是13、4岁。年龄虽小热情很高，也组成战斗小队先后去了延安、四川等地。最有意思的是他俩和父母亲说要去北京了，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坐上几天等着毛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他二人带着几斤全国通用粮票背着一个斜挎包出发后，好不容易从列车的车窗爬进了车厢，结果稀里糊涂哐当了两天被拉到了上海，错过了天安门广场的第三次接见。看着他们失落的回来，答应给我带纪念章的事也不敢再问。 我们的青年时代这张照片是在华清池拍的，没有标具体时间，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背着二哥的相机盒子。二哥下乡插队返城回来后，爱上了摄影，业余时间拍照后就在小暗房里显影定影冲洗放大，把学徒每月工资基本花在这上边了。后来就玩上了单反。 1969年，哥俩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积极报名下乡插队，分配到了陕西省富平县东上官公社。走的时候敲锣打鼓的坐着大卡车还在钟楼绕了一圈，父母亲和我把他们送到学校，他们高兴的唱着歌出发了，那时的哥哥年龄是16岁。下到插队点后，他们四中的6个同学是一个小队，同吃同住。刚下去生活上不习惯，劳动强度比较大，又正是能吃的时候，没有啥油水，分配的口粮往往不够。过段时间就让家里给寄些挂面和炒面，父亲有时会想办法买些腊牛肉捎去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富平虽然离家不是太远，但哥哥们也不愿请假回来，偶尔给家里来封信，也就几句话报个平安，不说苦不叫累，说的多点的就是馋了想吃啥。后来父亲去村里看过一次，回来就说俩人又黑又瘦的，母亲听了愁的在一旁唉声叹气。哥哥他们一帮知青，不仅扎扎实实干着队里分配的农活，还帮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实际的事情。时间长了，和村里的乡亲处出了感情，返城后多次回到富平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插队几年后，知青招工开始了，陆陆续续的返城搅得人心惶惶。父母亲考虑两人在一个地方一起招工回西安的可能性很小，就托人把大哥转到了乾县农村。这是俩人从小到大第一次的分开，一对双不得已被分成了两个单。哥俩招工的路也走的很艰难，最终二哥进了西安一家工厂，之后又转到省上的一个公司当了部门经理。大哥从乾县招工到了汉中的012基地，技术好，还担任了大厂的团委干部。结婚以后，为了照顾家才调回西安。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着一定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1972年，我们71级在中学学工、学农、学军四年后毕业，新一轮下乡从我们71届又开始了。按当时的政策，我属于一个家庭可留下照顾的对象，我招工进了工厂，后来又上了学，进了事业单位。我想是俩哥在前边顶着，我才得以留在父母身边。我们仨工作都稳定以后，就到了人生结婚生子阶段。我结婚时大哥送了一部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二哥送的是一个海鸥120照相机，这在当时都是即时兴又实用的东西。红灯和海鸥一直跟着我，现在成了压箱底的老物件。 我们的老年生活我们从中年进入老年，这是一个大跨度不轻松的时间段，忙了子女我们又一起忙老人。如今我们都成了爷爷奶奶，这期间也和众多爷爷奶奶一样有接送孙孙、做饭的任务。老哥俩还是老习惯，一起出行，一块锻炼，坚持着每周游泳五次，一次最少1000米。二哥每周有一次骑行，和他的骑友进过秦岭很多峪口、今年又增加了登山，他们生活地潇潇洒洒。小时候哥俩不怎么爱带我玩，年轻时我们又各忙各的少有时间，退休了、老了我们仨约着一起游山玩水。 2008年和老妈我们陪伴老人家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2010年6月我们在拉萨 2011年2月我和二哥在悉尼 2016年9月北疆禾木村 2022年6月我在泸沽湖 2024.3二哥登秦岭72峪之天子峪 感恩父母亲给了我们一个快乐的童年，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扶助我们踏稳每一步，用他们的善良、正直和坚韧影响着我们。我们仨一起经历了困难时期的瓜菜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和社会的改革变迁，我们也曾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我们变了模样，倆哥成了老哥俩，我也成了老妹儿。但不变的是我们兄妹仨之间的亲情，这是我心底最美的珍藏！ 谢谢收看！ 2024.4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