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人的一生，很短暂，七十几个春秋，不知不觉就过去了。</p><p class="ql-block">人的一生，其实也很慢长，在短短的一生中，走过了许许多多的旅程。</p><p class="ql-block">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再普通不过了。</p><p class="ql-block">1951年6月，我来到了这个人世间，生肖兔。</p><p class="ql-block">我的出生地，云南东川。</p><p class="ql-block">1958年秋，我已满7周岁，与大多数人一样，开始走进学校上学了。当时，正是全国广大农村从合作化进入人民公社之时。各生产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各自开办了公共食堂。所以，我们每天放学后，就直接到食堂吃饭了。</p><p class="ql-block">原本我们村有一所建校悠久的、由文庙改建的完全小学。此时，为了方便就近上学，村里又在家门口办了一所村小。其实就是由当地聘了一个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社员当教师，此人叫胡启怀，他就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全班有学生20来人，年龄相差较大，我在班里算是年龄最小之一了。学校虽不太正规，跟过去的私熟差不多。但由于老师很严厉，所学知识也与正规学校没多少差别。两年后，食堂也取消了，我们也合并到了那所正规学校，学完了全部小学的课程。那时的入学率是很低的，中小学均不到10%。特别是越到高年级，学生越少。到我们小学毕业时，全班（也是全公社）仅剩下了十几个人，且清一色全是男生。</p><p class="ql-block">小学毕业后，要上初中必须到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城里。当年，1964年秋，我们有幸考取了本市第二中学上初中。上初中后，当然吃住都只能在学校了。每周六，中午饭后，不再上学。我们住校的农村学生全都回家一次。那时，虽然已经修了公路，但公路上偶尔会有一两张货车往来，我们每次都是几个同村的小伙伴一起步行回家。途中要经过一段四、五公里的泥石流沙坝，每次十几公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两、三个小时。第二天中午饭后又一起返回学校，一路上，几个同伴打打闹闹，也怪有趣的。</p><p class="ql-block">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所有学校的师生都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们本应该在1967年毕业，但直到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农村户口的学生，也与当时在校的“六六、六七、六八”届（俗称“老三届)的初、高中生一起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其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红卫兵，有幸两次参加了红卫兵大串联。</p><p class="ql-block">“文化大革命”从当年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开始，首先在各大、中学校开展红卫兵运动，组织战斗队，揪斗走资派。八月份以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各地红卫兵开始南下北上进行串联。当年10月，我们学校也以班为单位，组织到外地串联。目的地当然是北京，都希望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们班（不是全部)大概三、四十人，打起背包，扛着红旗，乘上火车，投入到了大串联的队伍中。当我们一行从东川出发，经寻甸塘子站转乘开往北京方向的贵阳的火车时，当天从昆明发出的火车经塘子站时，火车上已经人满为患，连车门都打不开，我们根本没法挤上火车。还好，我们都带着行李，当天晚上，就在车站打开行李露宿。</p><p class="ql-block">第二天，我们全体同学缠着火车站站长，一定要把我们送上火车，当火车在塘子站一停，其实车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隙了。但站长还是与工作人员一起，硬是把我们一个个连行李一起，从车窗里塞进去。当我们落到车上时，看到车上已经连行李架上、椅背上，连厕所里都是人，我们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分男女，全都身贴身，免强有一只脚落地，就这样，总算是乘（不是坐）上了火车。就在那样的情况下，火车还是正常地出发了。但火车上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们，身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p><p class="ql-block">为了乘载南来北往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那时所有客货列车的正常秩序，完全打乱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正点运行。有时在一个车站停车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因车上厕所里都有人，大小便没法解决，所以火车到站一停，每个人首先就是忙着解决大小便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根本来不及找厕所，而是背开人就方便了，女生们最多是几个人围成一圈，也就解决了。</p><p class="ql-block">从昆明到贵阳，也就是几百公里的路程。我们在火车上艰难地度过了20几个小时，到了贵阳火车站，已是第二天晚上了，下车后，又累又饿，当晚在车站大厅里，打开行李睡了一夜。第二天，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贵阳政法干校食宿。在贵阳活动了几天后，中央发出通知，停止乘车串联，返回各地。可以徒步串联，我们只好半途而归。回程给我们安排的是闷罐车，也就是那种没有车窗的货车，没有座椅，只能在车厢里席地而坐。返回昆明后，我们被安排到城郊小麦溪。在昆明期间，正好碰上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在东风广场检阅台作第二次公开检讨（批斗）。几个月后全国第一个省委书记、开国上将阎红彦在“文革”中含冤去世。</p><p class="ql-block">第一次串联返家后，经过一个多月必要的准备工作，于1967年1月5日，在寒冷的数九天，又开始了我们第二次（徒步）串联。这一次，我们组织了本班7个同学一起徒步串联。我们从学校开始出发，横穿贵州全省，途经遵义等地，进入湖南，向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前进。途中还经过了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的家乡，与罗盛教的父亲合影留念。当我们快走到韶山时，2月中旬，也就是当年春节，中央又发出了号召，全国再次停止包括徒步在内的串联，返回老家，就地闹革命。第二次串联，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愿望又泡汤了。</p><p class="ql-block">两次红卫兵大串联，虽然在十五、六岁的人生转折期间，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至今十分难忘。</p> <p class="ql-block">遵义会议会址留影</p> <p class="ql-block">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烈士的父亲留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