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董其昌

三拜斋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明朝中后期是我国书画发展最为繁荣的一个阶段，在这些群星璀璨的画家中，自然也诞生了许多对国学艺术影响深远的流派。其中华亭派便是南宗山水画的一大支柱。华亭派，乃是因为他们主要活跃于华亭地区（今上海松江区），所以也称松江派，与江南的山水画流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特点便是笔墨洗练、简朴、清逸，很少故作追求色彩变化，而是追求生拙趣味。而在华亭派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董其昌了。

董其昌，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上海市）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2月10日）出生。董其昌17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于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松江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供职于翰林院。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不久，董其昌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一年之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董其昌借口回家养病辞官。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在世风的熏陶和影响下，董其昌对禅学的探究几乎达到了沉酣入迷的程度，他几乎一直在不间断地参禅，探究禅理，禅学已经成为渗透在他精神世界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自己也认为禅学功力甚深，做学问得力于禅学最著，常因禅学的触发而得悟，并为自己的斋室取名“画禅室”。万历十六年秋，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乡试，终以文采超群而及第。同行的有徐光启、张鼐、陈继儒等名士。万历十七年春，董其昌赴北京会试，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从而永远脱离了平民阶层，开始了长达46年的宦海沉浮生涯。崇祯九年（1636年）董其昌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后被追赐董其昌谥号“文敏”（与赵孟頫相同），因此后人也把他称作“董文敏”。

董其昌因为在书法和绘画创作上不落窠臼，广泛吸收前人的经验和技巧后，又独辟蹊径，最终创造出淡雅秀丽、飘逸空灵的个人风格，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书法、绘画风格以及艺术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书画爱好者刻意模仿他的风格。通过对中国山水画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标准不断研究、归纳和总结，董其昌首次提出了“南北宗”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青绿山水，以唐代山水画大师李思训为鼻祖，追求画法工细，设色浓艳，富丽堂皇的审美趣味。二是水墨山水，以唐代大诗人兼绘画大师王维为宗，画中设色很少，主要体现黑白对比，以追求浓淡干湿黑的墨韵层次为主，属于“文人画”的一种类型。正是董其昌“南北宗”观点的提出，给中国山水画的创作指明了方向，画家们在创作时，可以结合自己的个性气质和个人喜好，以及艺术才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作类型。同时，这个观点还推动了山水画在后来的发展，促进山水画在创作上形成以“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并驾齐驱的良性竞争局面。董其昌出生在松江华亭（今上海）一个名门望族，或许是出生在江南水乡的缘故，他对黄公望、赵孟、文征明等“南派”画家的作品，自小有一种亲近感，曾经花去半辈子时间临摹和研究他们的作品，他在他们的作品里，吸收了秀润、儒雅、俊逸的气息，并把这些气息充实到自己的创作里。同时，他又把“北派”画家，如关仝、范宽等大师雄浑、厚重、老辣的笔墨风格兼收并蓄，融合完南派和北派画家的优点，在60岁以后，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他又把“禅学思想”以及道家里的“天人合一”思想引入到绘画创作里，最终，他引领了一代风潮，被誉为自元代赵孟之后300年来最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巨匠。在艺术上，董其昌真正达到了“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实际上，在仕途上，他也是春风得意，是明代末期非常有影响力的大臣。从35岁进入仕途以来，董其昌抱着精忠报国的豪情壮志，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受到朝廷的格外器重，在仕途上相当顺利，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在70岁时，他的官职达到最高，做到了“南京礼部尚书”的位置，达到官职鼎峰。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万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董其昌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成为“华亭派”的首领。董其昌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頫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色彩。但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董其昌笔下的山水早已融会贯通并渗入己意，看似平淡无奇，但静静细观，就觉得他运笔含蓄凝练、墨彩沉静，耐人寻味。随着他的名声日隆，四方征文求画者纷至沓来，不可胜计，尺犊片楮皆价值千金。董其昌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董其昌深受禅宗思想影响，正因董其昌有禅宗的思维，才能有对中国画进行空前绝后大省减的魄力和勇气，他对文人画发展的作用，才能同苏轼、赵孟頫并列。

董其昌的后半生耽于唐宋名家之书，可谓日事翰墨，未尝稍倦。六十岁时，他的书艺渐趋成熟，真正领悟到“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真谛，从而开始进入了旺盛的创作阶段。从六十一岁开始直到临终，董其昌在不断临幕古帖，出入于钟繇、二王、颜真卿、杨凝式、米芾等诸家的同时，创作了大量的书画作品，在风格上亦渐趋平淡、率真和萧散，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境地。这正如他所深悟到的“晋人书萧散不羁，别有一种风度，绝无板刻之病。所谓字如算子，便不是书。学者握笔，便当念此，自然超乘而上。”董其昌的书法风貌与美学追求在晚明及整个清朝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董其昌的书学历程是初师颜真卿，进而学二王及宋四家，之后再入颜真卿的。因此，他的书艺有一种含筋裹骨、雍容自如的美，这个特征可用淡雅清秀四个字来概括。董其昌在用笔上汲取了虞世南的圆润、颜书的筋骨、米芾的清劲、二王的飘逸，寓刚健于阿娜之中，行遒劲于姿媚之内，点拂波捺之间，使转运行之际，似不用力而力在其中，若不经意而意在法中，使他的书法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之态。起笔时锋芒微露，收笔时劲气内敛，血脉贯注，来去分明，不著一点色相，不沾一毫习气。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生于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明朝后期杰出的书画家和大臣。他生于1555年2月10日，逝于1636年10月26日。万历十七年（1589年），董其昌考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历任翰林院编修、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湖广提学副使、福建提学副使以及河南参政等职务。他才华横溢，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更在书画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董其昌的书画作品风格独特，他擅长山水画，师法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等大师，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他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使得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他的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对明末清初的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书画作品外，董其昌的书法也颇具特色，出入晋唐，自成一格。他的作品《戏鸿堂帖》是刻帖中的珍品，被广泛传颂。同时，董其昌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学者，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等著作，颇受后世推崇。董其昌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历史人物，董其昌身上有着许多令人迷惑的地方。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所常常表现出的矛盾性。在政治思想上，他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在派系林立、党争酷烈的朝廷斗争中，他又表现出见风使舵、立场不够坚定的一面。作为明朝官僚阶层的一员，他享有明朝后期乡宦的特权，对贫寒百姓进行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剥削，在民间记载中，他与许多乡宦一样，纵容子弟奴仆横行乡里。然而，他在文化艺术上用力甚勤，是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他的见识才学卓尔不群，他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倡导“南北宗论”，翻开文人画创作的新篇章，承上启下，其成就远非同代人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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