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郎官第”

里文

清代的“大夫”和“郎官”为官衔称号，即无实职，也无俸禄。根据实际职司，概授相应的官衔，如五品及以上授“大夫”，六品及以下授“郎官”。同时，古代奉行“显扬先祖，子孙之孝思也”，如恭逢覃恩，各级职司依例可以请封官衔给自己的祖父，经核准后敕文。历代封赠名单会详细记载在县志和各自谱牒中。其中生者称“封”，殁者称“赠”。

考清同治《新昌县志》，仅清一朝，得到封赠“郎官”的就达四百余人。对于正途出仕的人来说，并不看重这些虚衔。而对于援例出仕的人来说，则特别重视，毕竟家境也丰裕，当得到恩敕“郎官”时，往往是大兴土木营建宅院，额题“郎官第”，向世人彰显身份。故在民间，名为“郎官第”的建筑遍布各地，数不胜数。今人对“郎官第”建筑的关注，更多的是其规模和形制，而对其“郎官”身份来历则不去过多的考究。

图为清同治《新昌县志》记载的部分封赠名单。

在宜丰县城北垴上路有座“郎官第”，与“涉趣园”为邻，建筑规模并不大，仅有二进，因其讲究的空间布局引得古建筑爱好者接踵而至。至于由谁所建或建于何时？则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座“郎官第”是典型的对称式赣派建筑。采用悬山式，外无马头墙，半墙之上穿斗结构裸露在外。原南面有院落，院门朝向东南方，现已不存。

图为“郎官第”侧面。

建筑群坐北望南，二进以中轴为基线横列，公共区域从北到南依次为享堂、上厅、天井、下厅，而东西两侧区域的面积和结构完全相同。上、下厅两侧不采用板壁，用竹夹泥粉饰白灰，上绘墨线纹饰，朴素规整。地面高度从南至北依次递增，突显享堂的庄严肃穆。天井又称天心，在赣派建筑中主要功能用于采光，宽大的屋檐将雨水引入其中，又喻为“四水归堂”。围绕天井的三面，上下均有廊柱和倘廊，其中二层倘廊设有木制围栏，妙趣横生。在普通的赣派建筑中，每间內室上都会有半人高的隔层，一是用于通风，二可用于放物。而将隔层加高，建成可供人居住且可在倘廊游览的阁楼较少见。置身其中，整个建筑的文人雅气扑面而来。

图为“郎官第”平面布局示意。

图为“郎官第”内部现状。

从建筑物上残留的油漆看，主要用红、黑两色交相搭配，精细处使用描金，再加上白壁和青砖，乃是红、黑、黄、白、青五行色，与北方建筑繁复的彩绘不同，属于赣派建筑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

图为“郎官第”残留油漆。

上栋面阔十一间，进深五间，明间和次间组成上厅，梢间及以下是内室。十四根立柱笔直挺拔，榫接立柱的扇饰剥腮板枋用料宽厚规整。上厅吊顶用整木榫接成大小不一的巨型方格，中心为一圆饰。顶铺隔板，上可立人。前廊为船篷轩。上厅与享堂之间有道门坎，曾安装长窗隔扇门（今不存）。整个上栋气度不凡，足见主人殷实的家底。

图为“郎官第”上栋现状。

下栋面阔九间，进深三间，建有两层后廊。明间较上栋窄些，但廊柱间隔与上栋相同，用弓背形圆额枋榫接一起。明间使用八块木板门，将下厅与天井隔开，夹板精雕人物图案。次间以下是封闭的內室。

图为“郎官第”下栋现状。

关于这座建筑群的来历，笔者曾多次咨询世居在此的蔡延庆先生。据他说，他的先祖来自花门楼的东侯翁祠，具体名字不知晓。该房屋的主梁大部分封闭在阁楼或隔板之中，通过观察上栋大厅露出的一段主梁，并没有发现记有文字。仔细审视建筑群正面外沿墙体，尽管发现有铭文，但文字较杂，可见经过了改造，使用的是其它建筑的旧砖，对考证没有帮助。凡事皆有巧合，与考证“涉趣园”时一样，旁边也有一位妇女说，在另外一处的墙体上也有铭文。于是带我们去看。果然，一堵砌缝整齐的清水墙面上有规律地分布着同一铭文，即“蔡德圃”三字。为证实这是堵老墙，于是又转到墙的另一面继续观察，同样的铭文赫然在目。由此可确定，这组建筑乃是由一位名称“蔡德圃”的人建造。

图为旧墙中的“蔡德圃”文砖。

回到家中，笔者迫不及待地翻阅《蔡氏族谱》，在厚达600余页的文字中仔细翻找“蔡德圃”。人丁谱中（P180）果然有一位“谱名仪祥，名人骥，字兼才，号德甫”的人，但无法确定“德甫”和“德圃”是否为同一人。好在《蔡氏族谱•人物传》中（P376），又有“蔡人骥”记载，列出了其行名仪祥，字兼才，号德圃。原来人丁谱中将“圃”错成了“甫”。故可确定“蔡德圃”即是蔡人骥，“郎官第”乃是蔡人骥营建。由此笔者得于在此展开叙述蔡人骥的世系和“郎官第”的历史。

蔡人骥的曾祖父蔡辅周（1718-1785年），谱名尚信，字树屏，号东侯，大学生，乃是北门外“花门楼”东侯翁祠的营建者。其正室是城东廪生漆晟之女漆柔贞（1718-1788年），生有五子三女，其中第三女嫁给了营建凤冈书院的漆开泰。妾室李添贞（1755-1831年）生二子一女。因其孙蔡学川的司职，获赠从三品中议大夫。

蔡人骥的祖父蔡大烈（1743-1799年），谱名荃用，字逊武，号澹溪，武举，为蔡辅周次子。当时蔡辅周家境颇裕，食指近百人，因长子性情简略，不乐治理家业，其他的儿子又都幼小，遂命蔡大烈佐理。蔡大烈把家族琐事和社会关系打理的妥妥贴贴，却在科举上无任何建树。在族人的强求下，不得已弃文从戎，始得骑射，补博士弟子。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尽管获中武举，终归非其所愿。后又试兵部，却铩羽而归。当看到父母年老，萌生捐资买官的想法，被父母制止后，便效力于兵营，争取博得一官，以告慰父母。

蔡大烈生有五子，因恨自己无功名，决定即使倾尽财产，也要造就诸子登科。后因随兵营效力，无暇顾及家业和诸子的学习，平时由妻子陶橘贞打理和侍奉父母，上下皆和睦和安心。陶橘贞（1743-1815年）乃秀溪（今宜丰澄塘镇秀溪村）贡生陶良杰之女，陶渊明的后裔，资质甚敏，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且又能融会贯通。她每天傍晚给围坐在身边的儿子们讲述历史传记，平时又雅重文字，看见有字的纸遗弃在地上，就检起洗净，用盒子装起，待到积累一定量时，恭敬地焚烧掩埋。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五子蔡学川（1781-1842年）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考中进士，先后官至翰林院编修和两淮盐运使司。因子蔡学川司职，蔡大烈获赠从三品中议大夫。其他四子中，两人为副贡，两人为补博士弟子员。

蔡人骥的父亲蔡鸿升（1770-1813年），谱名启康，字逵吉，号渐亭，副贡生，为蔡大烈的次子。清同治《新昌县志》载有：“蔡鸿升，字逵吉，号渐亭，县治人。嘉庆九年副元，考取厢黄旗官学教习，历任河南荥阳、内黄、永城知县。”蔡鸿升于1804年副贡，时年三十四岁，曾在河南三县任知县，且又以司职，为叔父蔡凌云（蔡辅周第三子）获得与他司职相应的正七品文林郎。蔡鸿升生有一子四女，其第三女和一位孙女均嫁给了笔者老家南田（今宜丰芳溪镇南田村）的李氏族人，可见南田李氏与蔡鸿升家庭渊源颇深。

蔡人骥（1790-1851年）为蔡鸿升的独子，仅比叔父蔡学川小九岁。清同治《新昌县志》载：“蔡人骥，字兼才，县治人，监生。任广东西汇关批验太使。”尽管有监生身份，但其记载被列在“援例”中，故可知蔡人骥乃通过纳捐获得功名和职司。广东西汇关批验太使乃是盐官，或与他的叔父蔡学川任两淮盐运使司有关。谱中记载，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五岁的蔡人骥被敕授与他司职差不多的正八品修德郎，其妻子漆氏也同封孺人，然而在清同治《新昌县志》中找不到其“敕授”记载。

综上所述，蔡人骥是蔡辅周的后裔，与蔡延庆先生所述“其先祖出自东侯翁祠”的信息相符。所在的家族不仅丰裕，而且在县内名声远扬。可以确定“郎官第”最早是在蔡人骥敕授“修德郎”时所建，即1835-1851年间，距今约有一百八十年左右的历史。

凤凰台是古代宜丰科举祥地，学宫、考棚、凤冈书院等围绕其而建。自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起，全县所有学子都是在凤凰台下开始人生的第一场县试，从此跋涉于府试、乡试和会试征途。“郎官第”卜基在凤凰台，又处在学宫与考棚之间，与“涉趣园”的建造目的一样，希望能利于自己的子孙顺利登科，以求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

蔡人骥有两子：长子蔡腾杞、次子蔡腾梗。按清同治《新昌县志》载，蔡腾杞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岁贡，时年四十七岁；蔡腾梗于清同治六年（1866年）岁贡，候选训导，时年四十六岁。县志和谱牒中没有他们的出仕记载。尽管两兄弟年近五十岁才得岁贡，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但他们课读和居住在“郎官第”，延续着书香世家的传统。

“郎官第”的结构除去公共区域，仅有东西两厢房的封闭区域，适合两家人居住。天井东西两侧为廊道，建有两层，上层为倘廊，下层通过八块长窗隔扇门进入厢房区域。长窗通透，图案简约，夹板上刻有花草纹。厢房区域内各有一天井和六间内室，正面最里处的飞罩之下是一间小客厅。厅顶有阁台，通过雕刻精美斜撑和廊川向外伸出。阁台明亮清静可供课读，凭栏俯视，厢房内动静尽收眼底。

图为“郎官第”西厢房内部和入口。

图为“郎官第”西厢房客厅和阁楼。

通过对《蔡氏族谱》世系分析，蔡腾杞居住在东厢房，蔡腾梗居住在西厢房。如此布局，蔡人骥或许是为其两子营建“郎官第”，让他们及其子孙在覃恩的沐浴下，课读起居于此。

特别要提到的是江西同盟会主盟人蔡突灵。在清末民初，蔡突灵与弟妹一起变卖家产，在宜丰组织光复军，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其弟蔡锐霆、蔡康国、蔡怒飞和侄子蔡炳闾先后献出生命，被孙中山誉为“一门忠烈，古所难能”和获民国省政府褒赠“一门义烈”匾额。蔡突灵曾任第一届国会议员、江西教育司长。平时喜好作词，有《变风遗操》存世。

1939年3月，日军逼近南昌。蔡突灵随民国省政府南迁吉安时，派人将母亲刘大慈和妻女送回宜丰躲避战火，居住在县城南的“谦斋翁祠”。9月，日军飞机轰炸县城，损毁房屋一百八十余栋，其中包括“谦斋翁祠”。致使刘大慈等避难在一起的妇幼十余口人无处安身，遂寄居在“郎官第”后面狭小的书院。

1944年10月，民国省政府又准备迁往宁都，已六十二岁的蔡突灵便告老还乡，与家人团聚，仍寄居在书院，直到1949年8月去世。“郎官第”后墙中发现大量的“张卓斋”和“蔡大宗祠”字砖。这些字砖显示，当时蔡突灵的居所称为“张卓斋”，和与之相连接的花园应属于蔡氏众会管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们在宜丰得到蔡氏宗亲的安置和善待。

图为“郎官第”后墙“张卓斋”文砖。

图为“郎官第”后墙“蔡大宗祠”文砖。

一百余年的历史并不遥远，风雨侵蚀造成的损坏远不如人类的战火。“郎官第”现状显露出的部分痕迹说明它经历过浩劫。

如“郎官第”的正面形制和用料非常简陋，甚至不如普通民宅，与内部精致的构造方式相去甚远。大门开在东侧，而不是正中，有悖于传统赣派建筑的左右对称的营造法式。经仔细勘察，原来是下栋建筑有过大幅度改动，不仅进深缩短，而且原有大门不知何因被封。结合材料风化程度分析，应与发生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屠城事件”有关。当时城内的财物被掠夺一空，房屋几乎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郎官第”下栋建筑也应遭此厄运。修复时，东厢房增加了占地，又在自己的东侧开一大门。而西厢房没有改动，仅在西侧留有小门。

图为“郎官第”正面。

图为“郎官第”东厢房大门，其工艺与内部存在明显差别。

又如“郎官第”的东厢房曾被日军飞机投弹炸塌部分，这样的遭遇被清晰地记录在墙体和结构上，其后墙中有一半的砖体和勾缝与原墙对接不上；其东西厢房的结构存在差异；其东西厢房长窗隔扇门的工艺不同等等，这一切都是修复时导致。

图为“郎官第”东厢房花窗，其工艺与西厢房不同。

“郎官第”在不到两百年的时光里，从瑰丽绝伦到凋零破落，烙下时代变迁的印迹，隐藏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郎官第”是县城留存的为数不多的赣派建筑之一，它是那个时代工匠们的智慧结晶，代表那个时代文人们的思想追求。如今大部分世居在此的家庭已搬离，仅有数人坚守在此，只因心中那份对“郎官第”的不舍和留恋，做些力所能及的维修和防止不法分子偷盗构件。

甲辰农历三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