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小山村

葛春光

50年来，每年清明时节期间，我或与当年一同插队的好友福郞，或带领我不同时期的同事和好友，或一人独行到1969年4月6日被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农民的大布村下坂自然村去怀旧，追寻在那里失落的青春岁月。

今天，趁着雨季中难得的一个晴天，中午再次骑自行车造访大布村。

在下坂村遇到老房东余富生的上门女婿郑贤良，几年不见，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老葛，老葛柴。他还说不记得了。岁月催人老，老的有些糊涂了，不由令人泪目。当我摘下眼镜抹泪时，他才想起来，热情的要留我吃饭。我问他过的怎么样？他说，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了，整天都在玩。贤良是位非常勤奋的人，一人撑起一个大家庭。如今，5个儿女都已各自成家，家中只有老俩口。

遇一位几十年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子，问我还认识她吗？我还记得到她孩时的模样，当我说她是某人的二女儿时，她竖起了大拇指夸我记性好。

当年的小孩子赤米子如今也60多快要奔七的人了。

遇与我同龄的陈祖田。

遇到下坂串门的四角井的水金，也七十多岁了。

灯伍仔也67岁了。遥想当年插队落户后第一次上山砍柴火，就是他带我们去的。

灯伍仔正在庙里帮忙明日三月三庙会的准备工作。

当年住的上坂玉封富庙已旧貌换新颜。

当年玉封富庙旧貌。

当年玉封富庙旧貌。

各路神仙齐聚庙內。

虽然我是无神论者。见有功德箱，也投入了几张纸币。

遇柯如细的儿子柯华宝。当年我们在这庙里住时，他还只是个6岁的孩童。

当年的饮用水井已污秽不堪，不能饮用了。

上坂居住的人少。

詹荣华与柯如细虽早已做古，老屋还有人居住。

鸡鸣山，又称鸡前山。据说古时候人们常闻山上有鸡叫，故此得名。鸡鸣山是我们为它取的名。

春茶发芽。采几叶嚼了嚼，苦涩。

爬上高速公路拍摄，背后是下坂村。

80年代拍摄的下坂自然村旧照。

左边是房地产开发商新开发的楼盘。

一条南北贯穿的高速公路从田地上把上坂与下坂两个小村庄分隔开。只得从这个桥洞通过。

原来的烂泥田如今被栽上了园林苗木。沒人种粮食了。

新的大队部。

徐履峻故居还是当年我们在这里时的老样子。

当年我在大布村住的余进祥家已无人居住。5个儿子都另择地盖了小楼房。

大布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崇安县第一个党组织诞生地。徐履峻是创始人。

徐履峻（1897－1928），字蓬仙，曾化名徐崇德，福建省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大埠头村人。1922年初春，徐履峻和学友徐淮、张子良一起前往南京，入金陵大学读书。这时的南京，在王荷、邓中夏等的领导和推动下，罢工斗争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头，愤怒声讨反动军阀和洋奴买办，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广东迅速推向东南各省。这年10月初，徐履峻到了福州，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下旬，徐履峻从福州回到崇安，在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县农民协会里工作。这期间，他日夜奔走于星村、吴屯、程墩、五夫、上梅、下梅等区（乡），创办夜校，组织农会。

1927年4月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运动大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在福建的地方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徐履峻的革命活动已为反动派注意。他机警地躲过警察的追捕，乘船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国民党右派全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崇安的形势问题。

7月下旬，党中央为了继续开展福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派徐履峻随同党中央秘书陈昭礼及其爱人潘超人返回福建，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继续领导革命。经过紧张而严密的准备工作，7月底徐履峻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徐履峻被选为特支书记。

为了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徐履峻决定首先恢复和改造崇安农民协会，他自己担任顾问，直接领导农会工作。为了培养农会积极分子，徐履峻回家变卖了田地、茶山，筹集经费，并派人到汕头、福州等地购买了几百本比较通俗的进步书籍以及许多学习文具，在兴田、枫坡、南岸、大际、大埠头办了6所农民夜校，派工作得力的共产党员在夜校兼课，组织几百个农民进校学习。他还在自己家乡重点培养20多名农运骨干。

在徐履峻的积极活动下，崇安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同年12月4日，根据党中央指示，闽北临委和闽南临委在漳州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福建省临委，会议表扬“崇安一带农民运动有急剧的进展”，决定把建瓯、建阳、崇安列为全省暴动的第四区，同时决定中共崇安特支发展为中共崇安县委，徐履峻为县委书记。

1928年4月，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昭礼秘密巡视崇安。他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在闽南闽北布置一个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的指示，要求闽北党加快步伐，组织农民暴动，以配合闽西以及全国的斗争。徐履峻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和同志们决定用“民众会”的名称代替农会，并把原来的抗捐抗税改为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扩大了斗争内容，同时积极筹备武器，准备举行暴动。

暴动准备工作很快在各地开展起来。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打倒国民党政府”，“实行武装暴动”，“工农武装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并依各村人数，成立民众会基层组织——甲，大甲20人，小甲10人，民众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崇安东、西、北乡近百个村庄和浦城西乡20几个村庄农民都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民众会以“防土匪”为名，迷惑敌人，秘密开展练武活动，并组织了不脱产的武装力量——民众队。不久，一年一度从赣东北来崇安的采茶工人又带来了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领导弋横起义的消息，群众的斗志更加高昂。

随后，徐履峻以教书为掩护，在上梅一带吸收袁赤㬳、丁细弟等 [1]农运骨干入党，发展了党员组织，加强了民众会的领导。1928年9月10日，徐履峻在大埠头家中召开了全县党团负责人会议，到会50多人。会上决定先在上梅举行暴动，其后各地响应，形成总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 ，正值上梅墟期，街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民众会员们带着武器，打扮成赶集的模样，三五成群，等候暴动信号。

当天上午9时许，一声枪响，徐履峻发出暴动信号，随即带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民众队员，冲进上梅街日商“南华公司”在崇安的买办牛柯子的松木厂办事处。他一挥手，两个民众队员便冲上前去，把无恶不作的松木厂经理陈光盛捉住了。其余民众队员也一拥而上，砸烂了松木厂办事处。

接着，民众会在大庙前召开群众大会，斗争陈光盛。赶集的群众纷纷涌来，大家看到人人痛恨的坏蛋被抓，无不拍手称快。许多人争先发言控诉牛柯子、陈光盛的罪恶。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通过罚款一千元。同时派出民众会员到各乡捉拿反动地主豪绅。

1928年10月1日，县委在上梅召开各乡民众会代表大会，到会者三四千人。在会上徐履峻宣传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反动联首、地保制度，实行平田废债”，并宣布成立“民众局”，徐履峻任局长。

正当徐履峻在上梅一带领导、发动武装暴动的时候，同年9月在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上，他同罗明及闽西革命领导人张鼎丞等5人一起，当选为省候补委员，并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徐履峻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恨，反动政府贴出告示：“凡活捉徐履峻赏洋一千五百元，打死的赏洋一千元”，并派出暗探，企图暗害徐履峻。10月间，敌人送来劝降书和恐吓信，威胁说，“夫东北一隅之地，既非独立国，又无后援兵，一旦大军麇集，四面围剿，如火燎原，玉石难分……”徐履峻看完信鄙夷地一笑，他对同志们说：“敌人威胁我们，想让我们放弃革命成果，说什么我们起义区‘既非独立国，又无后援兵’。我们就是要在反动统治的地区开辟出一个‘独立国’，一个红色的苏维埃独立国，直到全中华的解放。我们的后援兵多得很，广大劳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后援兵，我们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1928年10月25日，敌卢兴邦一个团和驻浦城的吴鼎年部，配合反动民团近千人，从崇安、浦城兵分数路向上梅、岱后、际下等起义区大举进攻，徐履峻组织民众队据险抗击，用土枪土炮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缴获20多支枪，保卫了革命根据地。

1928年10月31日破晓前，天空阴沉沉的。连续几天劳累的徐履峻想派人到省委汇报情况，请赣东北红军来支援，便来到民众局办公室。忽然，敌人乱哄哄地从村外涌来，他急忙躲到墙边。但回头一看，村这头也晃动着人影。原来，被释放的首阳村的反动土豪带领浦城的反动军队和民团，从东北边抄小路偷袭来了。

这时，上梅民众会武装主力都在东南面防守要隘，村里只有妇女小孩，组织反击已经来不及了。徐履峻想找人通知民众会，便迅速翻过几堵矮墙，准备冲出村外。敌人见到有人，马上包围上来。徐履峻立即躲进一个谷仓里。由于反革命分子突然间向敌人告密，徐履峻立即爬上屋顶。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包围上来。徐履峻伏在屋脊上，掏出“白郎宁”手枪，击毙了几个敌人，他知道已无法脱险，决心履行入党誓言，永不变节。便将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他庄严地向自己的口腔射击，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血肉之躯。他牺牲时年仅32岁。

节选我的自传《与共和国同行 》片段

10、被迫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

 

1

 

1969年春节过后不久，崇安县革命委员会就发出《关于举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班的通知》，通知原崇安一中、崇安二中所有在册的、有城镇户口的学生于三月下旬到崇安一中参加“崇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班”。同时，并通知学生家长的所在单位把闲散在家的学生送到学习班。与此同时，县革命委员会从森工局的下属单位抽调了一些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崇安一中。进驻崇安一中的工宣队成员主要是来自森工局桐木伐木场的工人。负责工宣队的是桐木伐木场山东籍的工人张成明，几年来，他是森工系统所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森工总部”的头头，他是主张打倒我父亲的“森工总部”的头头。

果然，星村林区养路段造反派的头子、星村道班的刘麻子也闻风而动。一天，他通知我说：“葛春光，你不能在养路段工作了，你要去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当农民。”

我辩解说：“我早就没在学校念书了。我是1966年8月经森工局劳工科介绍到养路段工作的，1967年3月养路段还给我上报了编制内长期固定临时工，县劳动局都批准了。我是正式的固定职工，怎么还要去插队？”

刘麻子蛮不讲理地说：“不管你是什么工，凡是念过中学的都要去插队。”

我说：“你拿文件来看。”

他说：“你不要管什么文件不文件，反正你要去插队。”

我说：“那不行，我还要在这里干工。”

他说：“你干也白干。干了也不给你记工。”

我说：“我要去养路段找刘炳正。”

刘麻子说：“你找谁都没用。”

我找到养路段革委会代主任刘炳正。他说：“没有办法，我这个代主任说话是不管用的。养路段的事都是刘奎吉说了算。”

也就在这时，县城制材厂以刘广荣为首的工人子弟欧孝民、欧宝金、刘俊安也在学校多次给工宣队的头头张成明反映说：“我们制材厂还有走资派葛洪吉的儿子还在星村林业养路段上班，没来学习班报到。”同时，他们又到制材厂找到造反派头头杨光耀、郭立泉等人，强烈要求勒令走资派葛洪吉把我送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班。张成明也多次亲自和制材厂的造反派勒命我父亲立刻把我送到学习班。否则，他们将采取强烈的革命行动。

被迫无奈，在多方压力之下，3月下旬，我在星村道班九公里处，出了最后一天工，修补好这里的路面后，便离开了星村道班。

离开养路段时，他们还扣发了我3月份的工资，说我到养路段工作时已提前领了半个月的工资。我告诉他们，1966年8月，我到曹墩道班干的是临时工，是干满一个月才付工资的。1967年3月，县劳动局批准我转为正式固定工人时，没有提前拿工资。1969年4月到农村插队以后，我多次到养路段要求补发我3月份的工资。养路段的会计王国宾查了那几年的会计凭证才给我补发了3月份的工资。

当时，我还找到在县革委会在实验小学举办的教师学习班的崇安二中的老师，请他们证明我早就不是二中的学生了。当时的校长卢时金说，我们都知道你1966年暑假后就把户口迁回去不上学了，原来没有把你列入上山下乡名单。但是因为有制材厂的几个学生多次到进驻学校的工人宣传队反映，工宣队的领导叫我们把你的名字列入动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名册，我们也没有办法。卢时金告诉我，凡是列入名册的学生都是必须上山下乡的对象，一定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卢时金原是崇安二中的校长，这时也靠边站了）

这时，我才得知，崇安二中已经不存在了。

1969年3月，新生的崇安县革命委员会根据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下发文件取消了崇安第二中学和崇安第一中学的建制，把两所中学合并为一所中学，全称是：崇安县中学。

 

2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我只好被迫到一中学习班报到。工宣队里也有一些成员是我同一观点的，山东老乡刘建业私下里给我说，你不要来报到，报到了就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当一辈子农民。我说被逼得没办法，不来不行。当时，他们工宣队员拿着毛泽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当令箭，个个趾高气扬，自命不凡，他们还装模作样找我谈心，说什么要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到学校报到那天，制材厂的工人子弟刘广荣等几个同学见我被叫到上山下乡学习班报到，个个都表现得异常兴奋，还手舞足蹈地朝我做鬼脸，嘲弄我。我也不示弱，在崇安一中学校的教学楼前，与他们对阵争执了一番，破口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当时，在一中参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班学习的大致情况我记不清了。那几天，有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掠过这里，我因患了流感，几天没去学习班。至于当时是怎么分配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插队落户的，我不清楚。刚到学习班时，他们叫我填一个表格，我在表上填的是要求分配到武夷公社天心大队插队落户，至于最后他们把我分配到什么公社、什么大队只得听天由命了。后来听说，好像是把我安排到武夷公社，至于是哪个大队我就不知道了。

四月五日中午，我在制材厂大门口遇一位约四十多岁的阿姨，一直在朝城关方向张望，像是在等什么人。我便与她搭上话。她说她是综合农场的，说是在等她的孩子。并说她的孩子明天要到武夷公社去插队。我问她她孩子叫什么名字。她说叫陈福郎。当时，综合农场与制材厂只有一河之隔，制材厂中间的道路是进出综合农场的交通要道，农场的人到城关乘渡船过河后从制材厂上岸，再从厂区中央的道路到大马路。当时，我想：听说我也分配到武夷公社插队，如果能和她的孩子分配在一个大队就好了。

四月六日，是上山下乡学习班的学生们到学校集中，一起到农村去的日子。学习班的工宣队怕学生们闹事，没有把学生们集中往各公社送，而是采取了往每个生产大队分散送的方式，给沿途的每个大队都派了一辆林业车队运输木头的货车，把学生们分别送到各大队去。当时，我得感冒很严重，发冷发热，咳嗽不止，根本就不能下去。几天都是躺在家里休息，我没有到学校去集中。也没有看到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烈场面。

谁知，学校的工宣队并没有忘记我，也没有放过我。

四月六日上午，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拉木头的汽车在制材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跳下几个学校的工宣队员，伙同制材厂的造反派一起来到我家，叫我马上起来上车去农村插队。我父母亲说我病得很厉害要求过几天再去。几个凶神恶煞的工宣队员说：“不行，今天就得去！汽车还在大门口等着呢。”一位身材高大、粗壮的、只有一只眼的山东籍工宣队员，斜楞着一只眼还语无伦次地破口大骂我父亲：“你们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想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想把孩子送到农村去插队当农民，想逃避、对抗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想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工人阶级绝不答应！否则，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

被逼得没有办法，在他们急迫地催促下，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准备跟他们去。父母亲赶紧为我将昨天已准备好的行装拿出来。父亲还把他穿了多年的中山式呢制服从身上脱下来，叫我穿上。（这件旧的呢制服我一直穿了十多年。）我糊里糊涂地被他们推上停在制材厂大门口的拉木头的货车。货车的上方的木架上用旧篷布盖着，货车里面坐满了人，模糊不清，也看不清到底是些什么人。爬上汽车，我仔细扫视了一番，居然没认出一个同学来，都是些沉默不语的陌生面孔。汽车像是等的不耐烦了，我一上车便加大油门在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上飞奔起来，车后卷起的飞扬的灰尘铺天盖地的卷进车厢里，不一会我们个个都是满身尘土，满头灰尘、蓬头垢面，只有一双双眼睛在车厢里闪动。车厢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说话。

谁知，汽车没开多久，过了新阳村的汽车渡，就在一个小小的岔道囗停下来。从驾驶室里跳下两个工宣队朝车厢里喊：“到了，到了，大埠大队的到了。”只见两女一男三位学生从车上忙乱地提着行装跳下来。有个工宣队点了点人数看了看手中的一张纸，又朝车厢里看看叫道：“还有一个葛春光。葛春光，你怎么不下来？你也是大埠大队的。”这时，我才知道我被分配在武夷公社大埠大队。我慌忙提着行李从车上跳下来。汽车又卷着尘土拉着其他同学又朝前开走了。

下了汽车，我们见几位农民正在路口等我们。我拍拍头上、身上的尘土，朝已下车的几位学生仔细一看，发现一位胖胖的女学生好像还是我崇安二中初一（1）班的同班同学，不知她叫什么名字，因为在学校时从没和她说过话。

这时，另一位清瘦的女同学把我们环视了一会，惊喜地说：“刚好四个人，正好两男两女。”

一位大队干部模样的农民说：“还有一位叫彭泽，他昨天已经来过了。”几位农民分别接过我们的行装挑起来。他们告诉我们说，大布大队是武夷公社最小、最穷的大队，不通公路，沿这条小路走几里路就到大布大队了。  

这张相片是我们纪念到大埠插队两周年的合影。

（后左：聂妹仔、叶静明。前左：我，中：彭泽，右：陈福郎）

                               3

 

当年进入大布大队的路是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狭窄山路。一路上，他们告诉我们大布大队是一个很小的大队，只有五个生产小队，人口不足500人。这里离公社所在地的赤石村有十多里地，进出大布的物资只能靠社员们的双肩挑。这里不通电，而且没有河流，水源缺乏，十年九旱。

没走多少时间，就到了大布大队。我们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很小的大队，大队部所在地只有几十户人家，散落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山坡上。背后是一片高高的大山，大山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斜坡上是成片的高低错落的造型各异的块块梯田，大队部是一座很破旧的房子，一边是办公室，一边是个小会场。大队部周边和下面的山坡上散落着十几栋平房。村旁有两条石板路，通往南北的四个生产小队。

中午他们安排我们到一家女社员家吃饭。我们发现这家农民的餐桌上的菜很多，很好，很丰盛。就说“这里的农民生活很不错吗，这么多菜？”女主人说：“好什么？昨天是清明节，我才买了一斤肉。大队昨天说，安排你们今天在我家派饭，我才多煮了一些菜。”吃饭中，我们了解到，这位女主人是大队妇女主任，名叫陈冬菊。

下午，张支书给我们开会，介绍了大埠大队的情况，说两个女同学安排在大布小队，我与另一位男同学安排在下坂小队。那位叫彭泽的同学自己要求到铁岭下小队插队落户。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同班同学叫聂妹仔。另一位清瘦的女同学叫叶静明，男同学叫陈福郎，他们分别是县一中初中、高中的“老三届”的学生。陈福郎就是昨天我在制材厂大门口碰到的那位阿姨的儿子。昨天，我把“郎”听成是“兰”，当时，我还以为是位女同学呢。

图为：一九七七年春节前，我与陈福郎重返下坂村时与老房东余富生合影。

13、一年又一年

 

1

 

1969年3月，我21岁时被那些造反派逼迫离开我工作的星村林区养路段的工作单位，4月被送到大埠大队插队落户当农民，在农村整整度过了七个春秋与冬夏，直到1976年3月又重返林业部门工作，整个大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农村度过。虽然在农村我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如火如荼生活，有学习文化、学习文学创作的艰辛与收获。但是，一年又一年漫长地、没有希望的农村生活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烦恼与苦闷占据着我的精神生活。

1969年4月，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时，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做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当时，我们也就死心塌地地准备在农村干一辈子了。到农村后，我们虚心向农民学习，挖地、铲田埂、做田埂、犁田、耙田、插秧、中耕、收割我们都学会了，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我们确实是脚踏实地参加生产劳动，很快我们与农民没有多少区别了。

下坂小队有一百多亩烂泥田，差不多都没过了膝盖，有的到大腿根那么深，有的齐腰深。有的烂泥田还是漂浮着红锈的沼泽地，农民称它是“洋滚田”。这些烂泥田底下埋着一根根千年不朽的滑溜溜的松木，作业时必须用脚探索着污泥中的松木，脚踏在松木上才能在烂泥田里作业。如果稍微不小心一脚踩空，就有可能陷入深深的沼泽，淤泥就会没过胸脯或没过头顶。烂泥田不能犁耕耙，我们与农民一样在这些烂泥田里劳作，只能脚踏在杂草和上年残存的稻根上用锄头挖、耘、平整。在烂泥田里劳动作业特别要注意蚂蟥，稍不留神蚂蟥就会吸附在我们的腿肚子上或大腿根部。等发现它们时，它已经吸饱了肚子，紫红紫红地挂在腿上，像一个熟透了的桑椹子。农民朋友告诉我们，发现蚂蟥吸附在腿上不能强拉硬拽，否则它的头会断在你的腿上，它会钻进你的身体里去。得用手掌轻轻拍打，这样它就会缩成一团自己掉下来。蚂蟥的生命力很强，你就是把它碎尸万段，它都不会死，反会又自然生成一条条新的生命。为了彻底消灭它，农民朋友就教我们抓住它找一根草棒从它的屁股插进去，把它的内脏翻转过来插在田埂上暴晒才能致它于死命。或找一位抽旱烟的农民，把旱烟杆里的烟油用草枝掏出来涂抹在蚂蟥身上，蚂蟥就化成水了。

虽然这里劳动的条件很差，我们都克服适应了。七、八月份的“双抢”，更是艰辛。所谓“双抢”，就是在短期内抢收抢种双季稻，一般在7月中、下旬收割早稻，在8月8日前完成晚稻的抢种。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在生产队匆忙吃过“大锅饭”，就到田里割水稻。头顶上烈日炎炎似火烧，脚下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一个上午，每人要割一百五六十斤的谷子。临近午时，还要赤着脚踏着只有二十多公分宽、软乎乎、杂草丛生的田埂把谷子挑到晒谷坪上过磅摊平晾晒。吃过午饭，顾不上休息，又顶着烈日踏进发烫的稻田里继续收割早稻。一整天，身上没有一块干的地方，浑身上下都是汗水和泥浆。为了缓解劳动的艰辛，我常常手把着割下的稻把，脚踏着打谷机，一边脱谷粒，一边伴着轰隆隆的打谷声一边引吭高歌，把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我的歌声常常回荡在下坂的田野上。

“双抢”后要立刻投入中耕，把早插到田的晚稻秧苗耙开，让秧苗的根部疏展开，以便生长。当时提倡密植，耙田的工具耙子派不上用场，只得用双手在稻田里耙。那时常看到一伙伙农民在酷热的太阳底下撅着屁股，头朝下，四肢趴在稻田的水中用十个指头耙田（中耕 ）。一天下来，常常是腰酸背疼，四肢发胀，头昏眼花。

那时候，下坂小队只有一条五里多的小路到公路，沿公路再走五里多路才到武夷公社的政治、文化中心——赤石街。买化肥、交公粮、卖余粮都要靠人的肩膀挑。记得1969年春天刚到下坂小队时，小队要到赤石买化肥。我们见社员们都挑了伍拾斤一包的两包，我们也挑了两包。谁知过了赤石的渡，我就挑不动了。虽然我有两年多的养路工人的劳动锻炼，但是很少用肩膀挑。一百斤重的担子压得我的肩膀火辣辣地痛，两条腿直打颤，腰也直不起来。走不了几步就得放下担子歇一下。我眼看着社员们左肩右肩不停轮换着扁担，一路小跑挑着化肥“咯吱、咯吱”地远去了。陈福郎一开始还陪着我慢慢走，后来他见我实在走得太慢，也先挑着化肥走了，他说他挑到小队仓库再来接我。陈福郎没插队前在家有多次到高山上为家里砍柴火的锻炼，练就了一副好肩膀，挑着担子行走如飞，一会儿就拐进山路没了踪影。我只得硬撑着走几步歇一会儿，像乌龟一样慢慢往前爬，一路上停了一百多次，真是度时如年，不知何时才能挑到小队的仓库。在离下坂还有三四里地的时候，看到陈福郎快步赶回来了。我像是看到了大救星，差一点晕倒。陈福郎二话不说，接过我的担子迈开大步向前走了。我狼狈地追着陈福郎远去的背影，跌跌撞撞地赶到小队仓库。

到了这年冬天，我的肩膀也磨炼好了。我跟社员们一起挑着谷子到赤石街交公粮、卖余粮，一担可以挑一百二十斤，一天可以挑三趟，一路上扁担不断地在左右肩上交替着，一路小跑，途中只歇一两次脚就挑到了赤石粮站。那年挑一百斤谷子到赤石粮站可以挣得9个工分，我一天可以挣得30多个工分。但是，一年的辛苦劳作，年终分到的收获却是很少。有一年搞政治评分，每天的最高工分只有12分。那年又是减产的年份，每个工分值是二分九厘八毫，每天只有三角伍分柒厘陆毫人民币的收入。如果出工少，除扣下了交大队集体的“三金”，连一年的口粮钱都赚不到。1973年，我在悲观失望、寻死觅活中懒散度日，出工很少，到年终反倒欠了生产队近百元的口粮钱。

1971年春天，大队组建耕山队，他们选中了我。当年耕山队在崇阳溪综合农场果园小队下的一块沙洲地上开垦了一大片荒地，种了花生、地瓜、小麦等许多农作物，还种了一大片的西瓜。西瓜收获的季节，晚上我们要轮流在西瓜地的地头上通宵达旦地守看西瓜。尽管我们在草棚的两头点了两堆野艾之类的野草熏蚊子，在烟雾弥漫的草棚里，我们穿着长袖衣服和长裤，都挡不住数百只蚊子的轮番攻击。早上走出草棚，满头满脸全身都是被蚊子叮咬的红疙瘩。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被蚊虫叮咬，半夜二、三点钟从瓜地摸黑走三四里路，又在湖桃农场渡口自己撑船过河回到制材厂的家里。

那年夏天，流行疟疾病，又称“打摆子”病，许多人感染上这种病，我也不例外也被传染上了。几乎一个星期就要犯一次这种病。得了这种病实在难受，大热的天，一会儿就高烧四十多度，满身似火烧，口干舌燥，一会儿又寒冷无比，像是掉进了冰窟窿，冷得浑身打颤，穿着棉袄，盖了两床棉被都不管用。打过几埸“摆子”，身体被消耗得没有一点力气。那个年代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更谈不上弄点有营养的东西补补身子了。那时候，医疗条件极差，没有什么特效药，只有一种名称为“奎宁”的西药可以治“打摆子”。这种药极苦，为了治病只得强吞下肚。后来，又有赤脚医生发现一种叫“马鞭草”的草药可以治“打摆子”，又喝了不少用“马鞭草”熬制的苦药汤。

又有一年冬天，又流行“疥疮”病，我又被感染上了。“疥疮”奇痒无比，忍不住地使劲抓挠，抓破了还浑身流淌黄水，被传染上“疥疮”除了抹雄磺膏，没什么药医治。老房东余富生说他有土药方，从山上挖了一种树根捣烂，拌上火硝、雄磺、猪油用布包成一团，叫我在屋里升上一炉火，脱得一丝不挂，让我把药包放在炉火上烤得火烫流油后往身上涂抹。一连涂抹了半个多月，浑身的疥疮才痊愈。这年，治好“疥疮”以后，我体内的毒性大发，屁股上又接二连三地长了十几个“疔疖”。这种“疔疖”疼痛无比，发作起来大腿根部的神经一跳一跳地痛，令人坐立不安，寝食不宁、夜不能寐。“疔疖”始发时，屁股上红肿发硬一块，待成熟后就溃烂流脓，伤口里有一个深深的洞，要塞进一条长长的浸过黄药水的纱布，经过数次更换才能痊愈。十几个“疔疖”一直折磨了我两个多月的时间，不知打了多少针“青霉素”。

我要感谢当时制材厂医务室的徐医生和后来的汪医生、卫生员周明英，虽然我父亲在“文革”中从1966年末开始被批判、斗争，1972年初才获得“解放”。父亲“解放”后调到位于星村镇的曹墩村通徃四新伐木场公路的两公里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生产建设兵团3师14团3营12连”任职。制材厂医务室的徐医生、汪医生和周明英仍然把我视为制材厂的职工家属，还是免费帮我治疗“疔疖”。他们先是对我屁股上的“疔疖”打“青霉素”进行消炎，待“疔疖”熟透后又操刀对每个“疔疖”进行脓血引流，排尽脓血后又把一条长长的用黄药水浸泡后的纱布用钳子塞进“疔疖”的深洞中，隔天塞一次，直到“疔疖”痊愈。

在下坂我们的生活更是艰辛，劳动了一天，收工后我们还要做一日三餐。有些时候来不及做饭，我们就吃冷菜冷饭。由于我们种的青菜供不应求，我们常从家里带一些咸菜、咸鱼干下饭。刚下乡时，我们像农民过日子一样，早上起来用沸水捞出一天的大米饭。早上用米汤煮稀饭，中午和晚上蒸着吃捞饭。后来我觉得这样做饭太繁琐 ，就放弃了大灶改用小炉子，花伍角钱向农民买一箩筐他们做饭时从灶膛中取出的“炭子”。早饭后放一炉子“炭子”，点燃后座上铝锅，里面用饭盒蒸上大米，中午回来米饭早已蒸熟，而且还有余温。我便就着咸菜或鱼干，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一顿饭。这一创举，解决了爬到高山上砍柴火的艰辛。

 二十年后，我的一个创举，还被陈福郎写进他的获奖作品中。

 

附：陈福郎的作品              炊烟袅袅

 

在静谧的山村，层层的梯田上人们在集体劳作，乡间小道偶有路人经过，引来一阵的狗吠声，也激起劳作中的农人一缕兴奋，对路人评头品足一番，打破了长时间劳作的沉闷。太阳开始偏西，散落的农舍升起袅袅的炊烟，人们在等待着收工，话慢慢多起来，无非是相互交流着菜地里蔬菜生长的情况，茄子开花了没有，芋子培土了没有，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提神的话题。队长一声令下“收工了”，人们这才提起精神，有的往自家菜地里跑，也有的往山上砍柴，梯田上集体劳作的农人顿作鸟兽散。这种山村画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其中扮演了五六年的角色，一个插队知青的角色。

炊烟，是山村里最有生命力的景象。人们一年忙到头，为的就是吃一口饭。那是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除了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还有“崇高”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年轻人总需要理想的滋养，虽然是乌托邦的理想，但年长者对此却嗤之以鼻，他们看着炊烟，想的是一家人吃什么，用什么下锅。

我所在的山村，穷固然穷，但还不至于无米之炊，知青一人吃过就等于全家吃饱，还是有米之炊的。最令人头痛的还是如何解决满足灶膛的柴薪。当地的贫下中农真可爱，为了欢迎我们知青的到来，给我们每个人切了灶，灶台可以安放一大一小两口锅，和他们家的一模一样，好个插队落户，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接受“再教育”可是得和他们一样过日子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就无师自通地就学会了做饭煮菜，日子过得有模有样，那时候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自己面对人生的能力，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同日而语的。

每天从田野带着一身的臭汗回到住处，面对冰冷的灶膛，小心地把点燃的油柴放进灶膛，干柴燃起了火焰，青春的热血也点燃了，不由得嘴里哼起了歌声。最爱哼的是《国际歌》，那悲壮的旋律，可以催发人的豪情。哼起《国际歌》，我就会联想到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台词：“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对前途就充满信心。

把火生着得小心翼翼，而上山砍柴则考验着我们的身心，它比所有田地里的活都来得辛苦。我们的山庄，背靠着大山，虽然满目青翠，在近处只有矮矮的灌木丛，要想砍柴，得进到大山的腹地。脚穿草鞋，腰系刀夹，在羊肠小道上攀登，渐渐湮没在绿色的海洋里。在山中小径上独个攀登，四周的每一个微小的响声都令人心惊胆战，寂静之中，最会让人想入非非，不是害怕出没的野兽，而是想着会不会有孤魂野鬼显现，在热闹的去处人们不会有这种担忧，而独自在大山里，在周身被树林包裹的超寂静中，这种莫名的恐惧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的。进入山中，左寻右觅，寻找着干柴。好不容易来一趟，总想多担些柴回去，于是上下攀缘，寻找着枯枝，每发现一丛枯树，就心生狂喜。寻找藤条捆束柴枝，用小树干把两个柴捆穿插起来，这得使尽浑身解数，真叫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下山时，肩上挑着重担，腰功、腿功、脚趾功，缺一不可。草鞋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它不仅摩擦力大，而且脚趾可以自由使劲，否则担着重担，在随意踏出的小径上下坡，如何吃得住力？从早晨出发上山砍柴，一般都得中午才能到家。由于负荷过重，到后来肩上越来越沉，猛走二百米左右，就得歇一下，把柴担放下，挥汗如雨地坐在路边，俯身手捧山泉，一股清凉暂时消解了疲乏，这时，似乎人间的所有幸福都汇聚到身上。

如此得来的柴薪，我们对它是多么的宝贝啊！看到炊烟，我们就想到砍柴，就想到生活的艰辛。我们对着那两口大锅，不敢想象什么美味佳肴，只觉得它在吞噬着我们的青春，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如此过了三年，终于对生火做饭的模式进行了革命，革命是由一同插队的葛春光首创的，他放弃了大锅大灶，而改用炉子。他向农民以每箩筐五角钱买来做饭剩下的小炭，用钢精锅在小炉子上炖饭，早晨出工之前把饭炖上，一炉子小炭烧完，饭也自然熟了，中午回来时饭还有点余热，很像现在的电饭煲。我也如法炮制，此后，再看见炊烟，就有种得风气之先的革命者的感觉。农民们却因此看不起我们，觉得我们懒，说我们连砍柴都不愿意，不像过日子的样子。但我们还是我行我素。当然，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得分因此被打了折扣。革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进城之后，再也看不到炊烟了，生火做饭越来越便捷，先是用蜂窝煤，后来用上煤气，煤气灶有两个灶头，可以同时煮饭和烧菜，我见人就说，这是生活的革命性变革。如今，更可以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一齐上阵，可是人们却对做饭感到很烦。生活如果便利到不费一丝力气，那还有意思吗？山村里的炊烟，我生命中的景观，它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永远不会忘怀。

初到农村时，我们曾无数次爬到上坂自然村后面的大山上砍柴火。记得，有一年端午节那天上山砍柴时遭遇大雨，当时又舍不得放弃那两梱费了好大的气力砍的柴火，从大山上挑着 一担一百多斤的柴火艰难地在湿滑的、灌木丛中的山路上往下走，山陡路滑，落差很大的乱石山路撕裂了脚上在赤石街上赶墟时花一角五分钱购买用稻草编制的草鞋，我只得甩掉草鞋赤着脚板颤颤悠悠一步一步地往下走。下山时全身都浇透了，分不清是雨水、泪水，还是汗水，历尽千辛万苦把柴火挑到山下时，累地趴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

当然，我们要比福州来的知识青年要好一些，隔三差五我们还会借着去县城买菜的机会跑回家改善一下生活。

2 

由于下坂村处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窝，村中没有河流，只有一条从山上往下流淌的浅浅的小溪流，几乎没有什么水，最深处也只能没过小腿肚，根本不能在里面洗澡。无论春夏秋冬，我们劳动了一天，浑身汗水泥浆，我们只得端着脸盆到村边唯一的水井边用冷水冲洗。

我们搬到上坂庙里以后，住宿条件虽然宽敞了许多，但是由于古庙历经百年风雨，有许多地方破烂不堪，到处漏雨。1970年初夏，连续数日的暴雨把我们的住房淋的湿漉漉的。谁知，屋漏反遭连夜雨。1970年6月的一天，在倾盆大雨中我发现屋顶上的瓦沟里可能被什么物品阻挡造成流水不畅，有一个缝隙往下漏水。我用竹竿顶了一下瓦片，想把漏水的地方堵住，谁料反而越捅洞越大，一股碗口粗的雨水直往我屋里灌。顿时，我的屋里汪洋一片，鞋子和其他物品随着灌入的雨水在屋里打转转。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堵住这股雨水，万般无奈之时，我只能望着屋顶天井中如注的大雨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生存而斗争……。用歌声来鼓励我战胜艰难困苦。右图：为上坂古庙中的天井。当夜，我写了一篇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970年6月27日   夜     上坂庙

从前天晚上开始下雨，一直是稀里哗啦下个不停。因为下大雨，我们都没出工，整天连大门都难得出去，在家读书、学习、睡觉。

下午四点钟，狂风大作，居然下起大暴雨，暴雨比书上形容的倾盆大雨还要来得大，来得猛，甚至无法形容它的有多大了。北面的“高仔”上的山垅田上泄下的大水像一个巨大的瀑布，把整个山垅田都掩盖住了。

我们住的“玉封富庙” 的天井上也泄下四面小瀑布，飞溅的雨水柱打湿了我们住房的木板墙，天井里积满了来不及向外排泄的雨水，开始向外流淌。我住的屋顶上八处漏雨，只听到屋顶上的搁楼板上的漏水像撒豆子似的滴滴嗒嗒，屋内更是四下漏雨，哗哗啦啦，水漫金山，搬东西都来不及了。东西搬到这里，这里漏，搬到那里，那里漏。由于屋顶上的瓦沟处有个地方漏雨，我用竹竿捅了一下瓦沟的一块瓦，想把那片瓦顶正一下，谁知，不但没止住那个地方漏雨，反而漏的更厉害了，一股水柱正对着我的屋门直冲下来，屋里的鞋子之类杂物也随着积水的增多，开始漂浮在水面上打转，简直没有避雨的地方。最气人的是以前我床铺的位置上不会漏水，今天却漏的非常厉害，把被子、棉袄、衣服、裤子都淋湿了。唉！这一切得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得仰天望着雨柱高声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天下受苦的人！……”，再无别的任何办法了。

我们住的“玉封富庙”房屋漏雨，我们多次到大队向大队长陈孔千反映过，要求他派人帮我们修理一下。但是，他一直没理睬我们的要求。因为，他不把我们当人看，认为我们这些连狗都不如的知识青年还配住什么好房子，只配住这样的房子。

“对知识青年的安置不妥当，使他们不安心农村就是反革命的行为。” 但愿陈孔千受到制裁。因为他是一贯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农村干部。                

                    （摘自《我的插队日记选抄 》）           

3

 

在农村不论劳动强度有多大，生活有多么艰辛，我们都挺过、熬过来了。但是最难熬的还是精神上的煎熬和政治上被歧视的困惑。由于我父亲迟迟得不到“解放”，被“挂”在那里批判斗争。大埠大队党支部和县上派来的工作队都把我列为被批判斗争的“九类人”中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所谓“九类人”是指：家庭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人和“文化大革命”中从革命队伍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被称为“臭知识分子”的上过大中专院校的知识阶层的人士，还有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这“九类人”中，我就占了二“类”。一、家庭成分是“地主”，二、父亲被诬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然，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招工、招兵、招生（工农兵大学生）、入党、入团、当大、小队干部都没有我的份了。插队头两年，我虽然被评为“五好知识青年”，许多知识青年都拿到了入团志愿书，而我却没拿到。我到大队找到工作队的队长章琛，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入团？他说，你父亲现在还没被县革命委员会“解放”出来，还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判斗争，还弄不清他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还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你的政治身份不能确定，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暂不发展你加入共青团。

后来，他还调侃说：你父亲当年真神气，当年刚从福州空军转业到我们县时穿着空军军装、黑皮鞋，戴着眼镜，一个月还拿着一百多钱的工资，真派头。言外之意是说，没想到你父亲也有今天的下埸。那天，没能拿到加入共青团的志愿书，我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后来我回家问我父亲可知道章琛这个人？我父亲说1962年他到洋庄公社搞 “社会主义运动教育工作组”时，章琛在洋庄工作。那时，章琛还是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当时，他对我父亲非常好。我想起当时曾有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还到带我去电影院看过电影，他还问我会不会告诉我父亲他带我看电影的事。这样看来，章琛可能就是当年的那个小伙子。

大埠有某些工作队、大队干部经常在一些场合动不动就说“我们大队知识青年里那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与家庭划清界限，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争取怎么怎么……”。我知道他们是在说我。至于“争敢怎么怎么……”的话，我知道那些都是官话套话，有他们给我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我再怎么表现都是徒劳的。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先来后到的插队知识青年们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一个又一个招工、招兵、入党、入团、上大学，一个个上调离开了大埠出去工作。最后，大埠大队的知识青年只剩下我和两对已结婚的、1965年上山下乡的老知识青年，还有一个福州郊区来插队的社会青年。而我还要经受“家庭出身不好”的冷嘲热讽，精神备受煎熬。岁月漫漫，没有希望、没有前景，只有心灰意懒。

当然，我不能就此沉沦，也不能就此等待。在经过一个时期的苦恼和痛苦地寻死觅活以后，我又挣扎着振奋精神，对命运进行了长期的抗争。我不管他们怎么看待我，我以“阿Q”的姿态 “满腔热情”地活跃在大埠大队的舞台上。我自告奋勇、自作多情地多次为新当选的、识不了多少字的、说起话来语无伦次的、与我同龄的大队党支书林永森写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稿。还找人刻蜡纸，到县里单位找油印机印刷我为大埠大队编写的简报。我还经常给县广播站等新闻媒体投稿，争取能有篇稿件被采用，想博得武夷公社和大埠大队的干部们对我的好感和欣赏。由于我经常给县广播站投稿，1972年5月还参加了县革委会召开的全县宣传报道工作会议。

1974年初，我积极地、自发地在下坂小队办起了大埠大队的第一个政治夜校，带领社员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和文件，开展“批儒评法”活动。这年五.四青年节，在大埠小学的支持下，我还冲破阻力带头在大埠大队组织了一台史无前例的“五·四”文艺晚会。由我编排的两个节目还参加了武夷公社的文艺汇演。

对那些经常冷嘲热讽、含沙射影地把我视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我坚决给予反击。我甚至与他们展开辩论，力争把我自己列入“革命干部”的子女行列。凡是大队叫我填的各种表格上，我都自作主张地在“家庭成份”一栏中填上“革命干部”。与此同时，我还给有关领导机关写信，要求给我“革命干部”家庭成分的待遇。

附：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第十四团领导的信

 

尊敬的团首长：

我是崇安县制材厂原书记葛洪吉的儿子葛春光。我1966年8月参加工作，在星村林业养路段工作，是计划内临时工，1969年4月被迫上山下乡到武夷公社大埠大队插队落户当农民。

在农村插队落户一年多来，我与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贫下中农那里学到许多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同时，积极参加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不断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在我所在的生产大队的整顿党风的过程中，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热爱向驻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大队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他们以我的父亲没有获得“解放”为由拒绝了我的申请。同时，他们还把我列入“九类人”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对于一个积极向上，革命荣誉心强的年轻人来说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过去，在学校读书时，老师都称我为“老革命”的子女。而如今却成了“九类人”的子女，心理落差很大。使我背上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现在，我怀着迫切的希望，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团党委尽快调查落实我父亲的历史问题，还他清白。同时，将我的家庭成分改为“革命干部”。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崇安县武夷公社大埠大队知识青年：葛春光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三日

虽然这些信都是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是，我并不气馁，不停地、反复给上级领导机关写报告。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76年10月，我的报告得到崇安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相当现在的市委组织部）的重视，根据我要求改正家庭成分的报告下了一个文件，又报经县公安局批准，把我户口上原来“地主”的家庭成分更正为“干部家庭”成分。

4

  

1973年10月，陈福郎因几次招工、招生未能通过，被迫无奈，转到他父亲任职的洋庄公社大安大队插队。原因是他了解到他屡次招工、招生未能通过是武夷公社一位叫江太明的干部从中作梗。而且这位干部分管着全公社知识青年工作，掌握着我们知识青年上调、升学的生杀大权。这位姓江的干部50年代曾是他父亲的下属，因他不好好干工作曾受到他父亲的批评，现在他公报私仇故意给陈福郎过意不去。

陈福郎的调离，使我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五年来，我们俩历尽艰辛，一起劳动、生活，并肩与资本主义思想、与权贵作斗争，是一个战壕里的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特别是1971年我调到大队耕山队以后，离开“玉封富庙”，搬到大埠村余进祥家居住。他晚上经常走田埂小路到大埠找我，我们经常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切磋文学创作，畅谈远大理想，情同手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并肩战斗，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潜心搞文学创作，展望未来，对前景充满了信心。虽然他比我年少，却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使我走上了学习文学创作的道路，不再碌碌无为虚度年华。陈福郎的离开，使我的精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思想没人交流，困惑没人开导。今后，我们只能靠鸿雁传书互诉衷肠了。

现在，我感到孤立无助，前程渺茫，悲观失望。当时，我们学习文学创作正走入困境，所写的稿件没有一篇被刊登，几乎都是退稿，有的还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当时我还怀疑我到底是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子。再加上，当时我借调县林业验收队时与一位家住兴田公社的女同学邂逅，经队友李忠田撮合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仅见过一次面就断绝了关系。这些挫折几乎使我丧失了生活的信心。

曾有一天，我回家在湖桃综合农场乘渡船过河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不乘坐渡船，冒着激流泅渡过河，当时我想能游过河就游过去，如果游不过河就让激流把我卷走算了，了此一生。可是，当我游到河中央，感到浑身无力游动，随激流向下游漂流时，求生的欲望又回到我的心头，我挣扎着耗尽浑身的气力，拼命游到了对岸。那天，我在制材厂河边的沙滩上仰天躺了很久，悲痛交加，思绪万千。

终于，我又调整了悲观失望的情绪，重新鼓起了生命的风帆。在一天的日记中，我又重抄了一遍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写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又重抄了一遍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好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来秋去老将志。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要到生活中去，搏击生活，安排生活，做生活的主人！用青春的热血，最大的干劲，最顽强的毅力，事业者的雄心奋战一九七四年，让它在我的青春历史上写下闪光的一页。

 

5

 

后来，福建省森工系统被归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我父亲获得“解放”，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可是一些工作队和大队干部还是把我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那时我的精神状况几乎崩溃，我想破罐破摔了。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反击。我曾给同在大埠大队的福州知识青年陈应蛟说过这么一段话：他们这样对待我，我要给他们拼了。反正要在农村干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还怕什么？我这辈子非要和他们这帮“权棍”们好好干一干不可。我发毒誓说“胳膊非要跟大腿拧一拧，鸡蛋非要碰石头不可，就是撞到南墙也不回头，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我说，看看他们这些“权棍”能把我怎么样。

后来，驻大埠大队的工作队人员调整，新来了两位工作队的领导。一位是武夷公社的团委书记李斯南，一位是县武装部作战科的钱科长。他们一到这里，就表现出对我的态度很好，特别欣赏我和陈福郎搞文学创作的行为。在许多公开场所，他们都把我们当成革命干部的子女。从此，大队干部对我的态度也逐步转变了。李斯南他们的到来，使我看到了曙光。谁知，这时国家却冻结了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的工作，说是三年不招工。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我又一度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但是，我没有沉沦，没有一蹶不起，我又振奋起精神，挣扎着与厄运抗争，1974年，由于莆田市的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困苦生活和住房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中央开始拨款为下乡的知识青年解决住房。大队安排我负责建造知识青年的住房工作。为了建造大埠知识青年的住房，我东奔西走批指标，购买木材、砖瓦等材料，找林业局熟悉的驾驶员占圣合到上饶市买石灰等材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终于在这年十月把大埠大队的知青住房建好了。

这年，由于我的努力，我做出了很多成绩。这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大队党支部派老支书张仁保等人到下坂小队召开社员大会推荐我上大学，会上社员们对我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一致同意推荐我上大学。虽然这年我没能上大学，有众人的高度评价我也心满意足了。由于我卓越的表现和所做的成绩斐然，大埠大队党支部在李斯南的主持下评选我为1974年度“崇安县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推荐我代表大埠大队知识青年出席县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选派我参加崇安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1974年底，知识青年的房子建成后我还没来得及搬进去住，就接到出席县“三级干部大会”的通知。三干会后，我被安排到武夷公社樟树大队担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

1976年3月，我重返林业部门工作时，大队党支书林永森叫大队文书老徐给我写了一个很好的鉴定，这份鉴定高度地评价了我在大埠大队的种种表现。可是，当我到县森工局劳工股报到时，把这个鉴定交给当时的劳工股股长宣枝，我天真地以为他就是森工局的政工领导了，希望通过这个鉴定能得到森工局领导的重视。谁知，他当时却表现得不屑一顾，满脸的歧视，随便塞到抽屉里。遗憾的是后来在林业局再也找不到这份大埠大队党支部为我写的这个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