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解放的艰苦岁月（李文辉口述）

田东无界道

［1995年5月25日与郑展鹏一起采访原温州地委副书记、地区专署专员李文辉同志，记录了李老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历的翔实史料，作为《温州日报》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系列报道。4月12日是李老仙逝13周年，特根据当时的采访素材，加以整理，全面复刻了李文辉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与敌人开展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在温州这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上，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温州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谨以此文对李老表示深切的哀悼！］

我1918年出生在缙云县普化乡稠门村，在小学堂里读了两年书后，家里养了几头牛和羊，就改为半牧半读，上午放牛放羊，下午读书，能有书读就已经很不错了，自己还能为家里做点事，心里也有些宽慰。在村里读完初小，高小只有到县城去读，12岁到缙云县城五云镇上读的高小，后来又进师范讲习所读了两年。

1934年暑假在讲习所毕业后，在当时也算有点文化，普化小学校长就叫我去当教员，开始时自己怎么也不想当教员，非常想参加红军，帮穷人打天下。缙云县曾经是红十三军活动频繁的地方，1930年8月，陈文杰、雷高升率红十三军第一团打下缙云县城，并在县城驻扎过三天，在缙云县留下光辉的足迹，许多有关红军的故事激励着年轻人。当时，在乡里像我这样一从学校出来，就有事情做，已经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别人眼里我也算个知识分子了，可自己深受红军的影响，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有一颗报效国家的心，总想干一番大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大家逐渐对国民党的腐败、横行乡里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那时候粟裕领导的挺进师正战斗在浙西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建设厅、教育厅也迁至丽水地区。丽水地区一度成为浙江省的后方基地，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心。我们这些学校教员的思想都很活跃，当时有志向的热血青年都想出去报效祖国，大家通过各种门路参加抗日救国，同乡青年有的加入共产党，有的去找红军，有的去了延安。

我的同乡李言，就是在1937年底去了延安，当我听到这消息后，更加激发了我抗日救国的热情。但去延安需要一笔不小的盘缠，一下子又筹不起来，最好在就近能找到红军那是最理想的。我们几个一起在乡里教书的老师，也东打听西打听，千方百计去找红军，都想加入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1938年3月，粟裕领导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带领大部队经景宁、云和、丽水县的大港头镇和松阳、遂昌等地，奔赴皖南抗战前线，我参加红军的梦想落空了，最现实的就是找到地下共产党组织。

一次，听人说书店里有共产党员，于是，我一有空就往书店里跑，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共产党。共产党没找到，书店里的一些进步书籍倒读了不少。但是，书店里对进步图书的限制，满足不了我的求知欲望。我就偷偷地读了从外地回乡的进步青年带来的《西北特区特写》、《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书。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坚定了我走出去加入共产党，参加抗日的决心。

因为自己不安心教书，经常与一帮青年教员到处打听共产党。有趣的是，青年教员还偷偷模仿书中描述的共产党员的言行，以期引起真正共产党员的注意，早日找到党组织。而家里人却认为我不安分，叫我不要太出格。为了这，我曾经跟家里人闹过别扭。

193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也从温州迁到丽水，成为浙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得知当时有许多共产党员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于是我准备在当地找党的组织。这年我参加了国民党浙江省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在所里学习了半年，随后参加战时政治工作队。战时政治工作队缙云工作组的组长叫雷克坚，后来才知道，雷克坚就是共产党员。自己所在的战时政治工作队，其实就是我要找的共产党，可见当时党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随后，我被分配到云和县小顺经济建设实验区，在这里当指导员，实验区和国民党的机构不一样，驻在村里，组织歌咏队，在经济上办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垦植合作社。那时候，大家都穿草鞋深入农村，发放贷款，发展油桐林。我那深入基层的工作习惯，就是在那个艰苦年代中锻炼出来的。

1940年国共合作破裂，战时政治工作队撤销，指导员也取消了，一部分人调到大学，一部分人转入地下工作，大家都分散到各地去了。就在离去之际，由于自己平时的进步言行，也引起指导员李瑞玉的关注，当时她化名叫李霖。

一天，李霖找我去一个店里吃点心，问我怕不怕死，我说：“这要看是怎么死，为国家为人民利益而死，死得有价值，这有什么可怕的？”她又问我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我说“共产党好呀！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经过一番试探性的交谈，她悄悄地问我：“你想不想加入共产党？”我一听非常激动，立即说：“当然想加入，我找党组织已经找了3年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她听罢便压低声音告诉我说，会想办法帮我入党的。

过了两天，李霖果真写了一张便条，让我和另一名也想入党的同事项熊拿着她的信，去丽水华祠岭浙江工业合作办事处，叫去找我一个外号叫“油车”（车草匠）的人。于是我就和项熊去丽水华祠岭，见到“油车”后，他将我们安排在丽阳门附近的遂昌火柴公司里住下。个礼拜后，我们终于得到消息，说是安排我和项熊去遂昌合作实验区，其他却一概没说，我们也不敢问。那时候国民党省政府也搬迁到金华、永康，遂昌这边的政治空气也不大一样，一批从杭州上海等地来的进步文化人士、爱国青年汇集到这里，与国民党政府、军队中的爱国人士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爱国热情极为高涨。各界人士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日宣传活动富有生气，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黄河大合唱》、《雷雨》等抗日救亡节目和大型现代话剧；在集镇、乡村的墙壁上，绘制大幅抗日图画和标语，还举行时事图片展览等等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这里也深深感受到抗日的激情。

在遂昌等了一个多月，我们既没找到党组织，也没有遇到熟人，眼看入党的事情一拖再拖，我和项熊决定主动行动。当时我们听说一个叫陈觉的已经在缙云县人党，于是我决定回缙云县找陈觉，而项熊则继续留守遂昌等待机会。可当我回到缙云县时，陈觉却已经调到仙居合作实验区当指导员，我又步行100多里路到了仙居县，终于见到了陈觉。可陈觉否认他已入了党，对于我提出的人党要求并不作答，只说会帮我找人通消息，让我先回缙云县等候。

我后来又去普化乡当小学教员，教书只是个名义，学生只有十六七名。一个月后，我接到陈觉写给我的信，说他即将回缙云县。1940年9月，党的缙云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几经周折，我终于在当时任教的普化小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发动群众，参加地下游击战；组织青年加入共产党，壮大革命队伍的力量。缙云县曾经是红军活动过的地方，老百姓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革命感情，群众基础很好，加上日寇入侵后，税收多，又常抽壮丁，群众生活很艰难，参加革命的意愿很强烈。1941年1月、我担任中共缮云县委直属区委宣传科长，一面做好开明士绅和中间派乡保长的统战工作；一面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孤立顽固势力。皖南事变后，国民觉掀起反共高潮，形势开始恶化，党员的活动更加隐蔽，有时候我们都是通过联络员进行联系。临近春节时，我想回家过年，也只能偷偷地回去，要是被国民党知道了，一回家，国民党就会来抓人，只能偷偷地和家人一起东躲西藏，没有固定的住所，也不敢长住下来。就这样躲东家避西家，过了一个不安稳的年。

1941年的农忙时节，组织上安排我去省委训练班学习。为安全起见，并没有告诉我准确的地址，让我拿一封缙云县党组织的介绍信，到丽水高井弄找一个名叫任百年的联系人。找到乔装成钳工的任百年后，他又带我去找《东南日报》的排字工人徐仲植，徐仲植将我带去见当时的特委书记顾春林，最后商定第二天出发。那天一早，徐仲植带着我和我一起去学习的钱钟仪、阿毛和阿竹，在丽水县的大水门渡头会面后，就跟着交通员坐船去温州。到了温州西门，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分成两组。省委的交通员在前面带路，阿毛和阿竹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些，就乔装成农民走前面，钱钟仪和我看起来比较年轻，则乔装成学生跟在后面。交通员带我们到了温州三角城头的一家盐店，这是省委的一个交通站，我们就在这家盐店里住下。次日一早，省委秘书来了，给我们每人5块钱路费，叫我们晚上坐船出发，至于去那儿他也没有说。天黑之后，我们在现在的华侨饭店旁边坐上一艘去瑞安县的小船。一路上大家都只知道跟着交通员，不知道去那里，也不知道走多长时间，因为语言不通，又不敢问，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的。翌日早上我们到了瑞安县塘下镇，吃了早饭，我们四人还是分两组，跟着交通员走。开始，便绕开县城走一条偏僻的小路，翻过两座山到了陶山乡，再渡过飞云江，过马屿镇，出了村后，我们终于跟两个裁缝师傅模样的人接上头，他们也是交通员。之后，其中一个交通员返回马屿镇，我们四人则跟着另一个交通员继续往前走。在经过曹村时，我们遇到保安队正在清乡，到处都是头戴钢盔气势汹汹的保安队队员。我心想这下完蛋了，给我们领路的交通员让我们沉住气，随机应变，结果有惊无险，保安队并没有盘问我们。

可是，当我们上了山不过几百米，经过一颗大树时，在树底下站着两个保安队员，前面一组人过去后，也没关系。我们一组经过时，却被拦住了。问我们干什么的？去哪里？事情也凑巧，下来问话的人是缙云人，于是我和他拉上了老乡关系，用缙云话告诉他我们是老乡，在温州学裁缝的，前面过去的那个是裁缝师傅。日本人来了城里生意不好，只能到乡下来。问话的保安队员一看碰到老乡了，也热情起来。他说前面大南乡是土匪窝（其实是共产党游击区），很危险,不安全，叫我们不要过去。我装作无奈地跟他说不行，离开了师傅我们就没饭吃了。看我们并无可疑之处，他便同意放我们过去，可另一个保安队员却要搜我们的身，好在他们并没有搜出什么，只从我们口袋里搜出半条毛巾和一个牙刷，后来终于放我们走了。前面3个人和我们会合后，交通员在前面走，他穿过一个村的一条小巷到了一个交通站，到了接头地点，却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联系人，交通员只好带我们往回走。这时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那天晚上就在山上过夜，山上有一个坟墓，我们晚上就在坟边过夜，大家语言都不通，睡也睡不着，思想也紧张，蚊子多，蚂蚁也多。因为一晚上在山上过夜，裤子都弄脏了，只得前后翻过来穿，才遮住脏处，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到了桐岭头时，交通员告诉我们过了山岭就是温州了，我们又回到了三角城头的那家盐店，休息了几天，再次出发，还是向那个方向走，这次只有一个交通员带路，很顺利，只花了一天就到了瑞泰分界地和郑梅欣同志接上头，他说只能两个人两个人走。可是第二天局势发生变化，交通员回来说我们不能走了，我们要求再等一等可以不可以，他说不要等，让我们先回去，交通员又把我们送回到温州三角城头。经历了这么多，好在有惊无险，但遗憾的是无法联系到组织，学习不成，我们只能打道回府，这样前后经过个把月。

回到缙云县不久，因自己党员的政治身份已经暴露，组织上决定让我撤离缙云县。1941年9月，我就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调任中共青田县万山区区委书记。万山是我省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1930年春，万山就建立了党支部和红军连，万山村成为红军一处主要活动地点，是抗战时期我党在浙西南地区重要的咽喉要塞。在革命斗争时期，万山村曾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整个村子先后三次被烧为灰烬，尽管如此，万山村的革命斗争都没有因为这些挫折而停歇过。

我到青田后，发现散落在民间的武器较多，而我们自己的组织却没有武器。我们深深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就发动党员想办法，先是买了两挺机枪，有了武器装备，大家对武装斗争就充满了信心。

1941年年末，共产党员、万山抗日救国宣传队的潘文星同志在给缙云县岭后村吴士英秘密送信时，得知这个村有好几户人家都藏有枪支，因为我是从缙云县调过来的，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这事引起了我的关注。在经过一番打探后，得知这些枪支是仙居县的一位铁匠师傅造的，于是，自己就通过关系从仙居县请来了5位造枪支的铁匠。铁匠师傅来了，他们带来了造枪的工具，可是没有造枪的原料，这把大伙给难住了。有人曾去过石平川钼矿区，知道那里还有许多用剩的钢铁原料，提出去石平川钼矿弄些原料来解决燃眉之急，这个想法得到了大伙的支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组织10多名党员摸黑来到了钼矿区，趁守护人员不备之时，进入矿区，背回了一些钢材，解决了造枪原料的问题。我们就在村中的祠堂里生炉点火，以打造农具为名闭门造枪。到了1942年初秋，前后为万山村造了13支枪，另外又仿造长短枪数百支，成为当时青田县一带有名的“兵上厂”，有力地支援了周边地区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2年2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遭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4月18日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浙江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在国统区这样一个特殊条件下工作，没有了党的直接领导，我们就改变党的活动方式，半公开，改为地下工作，不急躁，以防暴露。这时，地方武装斗争进入了低谷。上级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我们这里，我们完全靠自己从国民党报纸上获取一些消息。

1944年春节过后，温州的交通员来说他们已和四明山的浙东特委联系上了，处属特委与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取得联系，在四明山党组织支持下，处属党组织逐渐恢复活动。这个时候主要跟浙东、浙南两区联系，从他们那里得到组织上的支持。4月我任中共处属特委委员。6月，党的县、区级领导机关恢复工作，我担任中共缙云县委书记。那时脱产干部很少，缙云县委也只有两三个人。这期间，处属特委为了方便与四明山的联系，将机关转移到缙云县，特委常驻东俞村，对缙云县的抗日战争给予更多直接的支持。

1945年5月上旬，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我们在陈坑与胡景瑊、徐寿考率领的第九、第十一中队会合，组建处属特委特工队，开始领导地方武装斗争。那个时候，正值春荒时节，为有效解决部队给养，帮助农民渡过难关，我们决定联合浙南、处属武装同时行动，开仓放粮。我当时正在黄连坑指导工作，就组织去打仙居县安仁村国民党伪政府的粮仓，李庆伫同志率武工队和黄山农民一起冲进安仁村，将几处粮仓全部打开，进行放粮济贫，把7万多斤粮食分给农民。这一次虽然提高了党的威望，却使以后的斗争更严酷了。5月15日，安仁自卫队听到粮库被我们袭击后，火速出动，准备追回粮谷，却遭到特委武工队和民兵的迎头痛击。那一仗上宕村有10多人参加战斗，我们取得了胜利，人员全部安全回来。由于敌人不甘心丢了粮又被打的局面，过了两天，又集结了曹店、安仁的自卫队进犯黄山，我们组织武工队在黄山岭进行伏击，打退了自卫队的进攻。“开仓放粮”和武装斗争的获胜，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巩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28日，为了满足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赴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共产党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浙江游击队执行上级命令，主动北撤。国民党借机宣传“共产党没力量了，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为“隐蔽精干”，重新开展独立斗争，中共浙东区党 委派刘清扬、应飞等到浙西南，恢复巩固党组织。处属特委派林艺圃到丽水各地联系失散党员，着重联络丽（水）青（田）松（阳）等地区，又派陈仿尧到北乡地区联络失散党员，使广大党员重新看到光明和希望。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和谈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党中央在毛主席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是年入冬后，为进一步扩大武装斗争作准备，特委全部力量到了青、丽、云交界地筹款，丽水的联络站，想去买些武器装备，筹到款后就派人去丽水，在联络站的小樊同志听说有两挺机枪待卖。于是，又专门派出一个交通员去丽水弄清那批机枪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两挺机枪是丽水第九区保安副司令凌九霄的，凌九霄的这两挺机枪是在日本人入侵，国民党撤退时凌九霄的两个部下捡来的。当时，日本鬼子从北边来，国民党部队南撤，日本人兵临城下，南边的团在浮桥边架上机枪，北边的团准备南撤，被南边的团的架势吓住了，以为南边的路也被日本人切断了，就丢下重型装备跑了。凌九霄在调离丽水时，以还赌资为由要卖两挺机枪。消息传出来，被我们武工队获知。在弄清楚了机枪的来历后，我就决定买下这两挺机枪，就这样以83万元法币买了这两挺机枪和两箱子弹，武装力量得到加强，装备也得到充实。

党中央指示在蒋管区农村要趁国民党实力空虚之机，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税、抗粮”活动，还要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这为浙西南党组织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46年8月，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扩大游击战争规模和范围，后来与浙东取得联系，我们打算搞一个大的军事行动。是月中旬，处属党的负责人和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副书记马青在缙云、永康边界的缙云县西青头村联合举行会议，会上大家分析了全国和浙江革命形势，决定联合开展“抗丁、抗税、抗粮”斗争，金华、处州、台州三支武装队伍联合成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宜思金为总队长，傅振军为政委，我为政治部主任，处属武装为第二大队，由我兼任大队长，当时缙云县就有100多人，遂昌县有10多人。各个大队自成独立系统，但军事上相互配合开展活动。“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成立后，我们还在雪峰开会集训，发了告同胞书，印刷了许多标语。

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得知第三总队成立的消息后，赶到丽水布置“清剿”，妄图把我们这支刚刚诞生的人民武装扼杀于摇篮里。面对敌军进攻，总队决定趁敌尚未形成包围圈之时，离开集训地，主动出击。部队兵分两路行动：一路由马青、应飞率领第三大队回到武义、永康地区活动；一路傅振军。宣恩金和我率总队部及第二大队进入丽水。我们向南走，开头很顺利，到了碧湖区，缴了国民党碧湖兵工厂仓库50多条枪，部队的装备得到了改善。新分配到枪支的同志们非常高兴，一路走，一路唱。这时天下起了雨，我们部队就隐蔽在山上。到了晚上再上路，没东西吃，就吃生米，地瓜干。8月31日，行军到离大港头五里地的小山村宿营，遭遇到前来围攻的国民党部队。自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与敌激战。敌军被压在低洼处，始终冲不上来。战斗持续两小时后，敌军被击溃，各自逃下山去。后来我们又转战到了龙泉县边界，这时金华、衢州的国民党部队也上来了，于是我们就抓当地的乡、保长让他们给我们带路，找东西吃，留下60多名自救军战士的精悍部队，在遂昌、龙泉两县边界阻击敌人，100多人分散活动，一晚上从遂昌到松阳赶了70多里路撤出来，直到9月才回缙云县。这次与国民党展开面对面的武装斗争，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锻炼了自救军队伍，也总结出开展游击战的基本经验：游击队不能离开自己的根据地，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就没办法生存，出去就不行，没有了群众基础，就没有自己队伍的根基。

1948年革命形势有了转机，成功地策反黄岩伪县长朱焯。1948年缙云人徐琮辞职回故乡投身于革命不久，同是缙云人的朱焯调任黄岩县长，电邀徐琮去黄岩工作，徐琮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其实我们闻知朱焯被任命为黄岩县长时，正合我们的意图。于是我当即同意徐琮去黄岩，并要他争取朱焯起义，有事直接和我联系。经过徐琮的努力，朱焯逐步转变了思想，同意配合共产党在黄岩起义。不久就收到徐琮的来信，说“朱县长意欲出资合伙经商，你意如何？请速回音。”我马上回复说“欢迎朱同我们合伙做生意，希照常安心工作。”从此，朱焯下决心弃暗投明，等待适当时机起义，跟共产党走。4月，南京国府已危在旦夕，局势非常紧张，迫于形势的压力，朱焯终于同意投诚起义，要求我们派部队去黄岩接收五个自卫中队，六百多支步枪和机关枪，全部都交给我们。对此我与支队傅振军政委等商讨后，考虑到黄岩县属于台州，与缙云县距离又较远，不便派部队去接收。但我们党承认朱焯起义，通过组织通知台州游击队与朱焯联系接收事宜。

由于解放战争胜利捷报频传，我们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给国民党反动政府沉重打击。共产党威信越来越高，根据地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我们也公开了身份。1948年9月，特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将“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番号改为“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将四个大队整编为五个中队，为将来真正打大仗做了充分准备。但我们对给养、装备估计不足，人多了后供养不起，初起只有10多人的武工队，后来发展到有千把人，靠抓土豪劣绅来获取革命经费，开始时得不到支持，后来也慢慢理解“抓土子”筹款，解决给养不足的困难。但是究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办法用多了影响不好，于是在1948年改向地主派粮，逐步改善了军需经费来源。

在“自救军”发展壮大成了人民解放军后，还要解决好地方武装势力的队伍收编。长期以来，缙云县内地方绅董和国民党县党部两派势力，分别拉帮结派，成立各自的武装队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积怨很深。到了1948年11月，维新乡樊、杜两派的冤冤相报已经无法收场，双方都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表示愿意靠拢共产党。受支队领导的委派，我带领中共雅江区委书记江设贵等亲临雅江，召集两派骨干进行调解，樊、杜两派都表示愿意交出枪械，不再进行武斗。特委、县委都认为彻底解决樊、杜两派之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记得在1949年初，我和处属特委宣恩金、傅振军带三百余名指战员到达胡源茶川村，并通知维新乡樊、杜两派头目、地方绅士一起到茶川开会。到会的樊、杜两派头目同意共产党从中调解，通过调解双方自愿签订了和解协议书。协议书由我起草，三方代表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两派交出枪械250余支，子弹2万多发，手榴弹7箱。至此，维新乡樊、杜两派的多年争斗终于得到圆满解决，我们又得到了这批武器的补充，战斗力又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1949年5月缙云县解放，我兼任县军管会主任。7月底庆元县解放，因没有接管人选，我奉命率部接管庆元县，建立县人民政府，任庆元县县长。一个月后，接到通知去省委开会，在途中受到土匪的袭击，因受伤没去成，留下养伤。成立中共浙江省第七地委（后改称丽水地委）时，我任地委委员、民运部长，1960年1月出任温州地委专员。

（李石泉记录整理，原文载中央党史出版社《李文辉纪念文集》P97-105）